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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出狱以后
——关于徐光，以及那些始终无法真正“出狱”的人
作者：胡海宁
主编审阅：朱虞夫
人物简介
徐光，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大学学运参与者。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后多次因政治言论、纪念六四及民主活动被拘押、判刑。2022年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服刑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并一度被送入监狱医院。2026年5月刑满出狱。
徐光出来了。
这句话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人坐完牢，刑满释放，回家去，照理说，不过是一件普通事情。可这些年，普通事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于是“出来了”三个字，也渐渐带上了一点劫后余生的意味。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倒不是别的，而是他还剩多少斤。
去年有人说，徐光已经瘦到八十多斤。长期绝食，长期鼻饲，后来又被送进监狱医院。家属见不到人，送进去的衣物被退回来，外面的人只能从一些零碎消息里拼凑他的情况。中国的政治犯，常常就是这样，一旦被推进高墙里面，人就像忽然沉到水底，偶尔浮上来一点气泡，证明他还没死，仅此而已。
所以这次听说徐光出狱，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欣慰，而是想知道：人还能不能站起来，还能不能说话，精神是不是还清楚？
这话听着未免有些凄凉。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偷盗抢劫，坐完牢，大家多半不会这样担心；偏偏那些因为“说话”进去的人，出来时总格外叫人不安。
去年《在野党》在美国复刊，我参与了杂志的排版工作。最开始接触这些稿件时，我对中国民主党这条线上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熟悉。后来版面做得多了，这些名字才开始在一篇篇稿件里不断重复出现：有人在坐牢，有人刚出狱，有人失联，有人长期被监控。有时候前一期还在排某个人的文章，下一期又开始出现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和狱中消息。时间久了，会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徐光是老一代民主党人了。
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知道中国民主党。即便偶尔在网上看见这个名字，也不过一划而过。短视频、直播、每天不断刷新的热点新闻，已经足够占满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至于九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如今已经像一张被压在柜底的旧报纸，颜色发黄，边角卷起，没人再翻。
可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还有不少人真相信，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们认真讨论过宪政、政党政治、新闻自由，也认真相信，一个国家不应该永远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回头看，竟像隔世。
徐光是1989年的大学生，杭州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再后来第一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坐牢、监控、传唤和长期维稳之间反复循环。
其实很多经历过八九的人，后来都沉默了。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发财，有的人进入体制，有的人干脆绝口不提。我自己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因为那场运动受过伤，后来家里也为那些事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很多年过去以后，人会慢慢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沉默。房子总要买，孩子总要养，老人总要看病，一个人总不能天天靠理想活着。于是时间久了，许多人就慢慢学会了另一套本领：少说话，多低头。
这也并不奇怪。人毕竟不是石头。
可徐光偏偏不大肯低头。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是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大网落得最沉重的地方。
那是一场真正为了争取结社自由、公开冲击“党禁”的抗争。从镇压的大网撒下至今，浙江的监牢里，就从来没有断过坐牢的民主党人。这群人身上，有一种如今已极少见的硬气——他们进了高墙，却绝不肯低下头来写一张“认罪服法”的悔过书，去乞怜什么减刑、假释。管监狱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群人的骨头却始终是硬的，没有半点奴才气。
徐光就是这个坚强团队里的一员。他们后来发现，中国有些事情，确实不写在法律里，但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也就没有再打算回头。
徐光出狱以后，也没有安静下来。这些年，他几乎每逢六四都绝食一天。有人觉得这没有意义。一天不吃饭，能怎么样呢？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西湖边照样游人如织，商场里照样灯火通明，手机里照样歌舞升平。一个人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看起来的确像螳臂当车。
可有时候，事情恰恰坏在这里。
因为许多人连“螳臂当车”也不肯做了。
这些年我时常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把人抓进去，而是让人慢慢觉得：“算了吧，别碰了，没用的。有些话，说了又能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也就真的不说了。
于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很聪明。大家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装糊涂。地铁里没人谈政治，饭桌上没人谈政治，连微信群里转发一篇文章，都得先想一想会不会出事。
这种气氛是很厉害的。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却能让很多人自己先把嘴闭上。而对于像徐光这样的人，仅仅闭嘴还不够。
政治犯在中国，最难熬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出狱以后。监狱里的铁门至少看得见，几年刑期也总有一个数字；可出狱后的控制，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无法言说。
敏感日子会有人上门，电话会被监听，出门会有人跟着，朋友聚会可能突然被“提醒”。房东会接到压力，单位会接到招呼，连身边朋友都会慢慢疏远。时间久了，一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监狱，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这才是最深的消耗——它并不总是激烈的。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拳头，没有审判，没有镣铐。可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正常社会关系里剥离出去，让你无法工作，无法安心生活，无法建立稳定关系，最后慢慢变成一个被悬置的人。
这些年的体制，对付异见者愈发精致了。它不急着摧毁你的肉体，只是长期拖着你，消耗你，让你疲惫，让你孤立，让你慢慢怀疑，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许多人最后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沉默，而是因为太累了。这一点，其实比直接的暴力更厉害。
有时深夜调版，外面的世界还在不断刷新热点，屏幕里的文章，却仍然是抓捕、监控、绝食、坐牢。
时间像没有流动过一样。
这篇稿子还没写完，群里忽然又传来消息：七十六岁的毛庆祥，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与徐光有关的视频，被杭州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五十个小时。群里的人开始紧急呼吁、联络、商量周末抗议的事情。有人提醒，超过四十八小时，通常就不只是一般传唤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
鲁迅以前写中国人的麻木，说看客。我小时候读，觉得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如今的看客换了种样子罢了。现在没有人围着刑场伸脖子了，大家只是低头刷手机。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消失了，底下偶尔飘过几句评论，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去。人们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哈哈大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想想，这甚至比怒骂还冷。
至少怒骂还说明人在意。
最怕的是无所谓。
徐光后来又不断被拘留、传唤、抄家。2014年，他因为一句“共产党能在南湖开一大，民主党也能在西湖租船开一大”的玩笑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如今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荒唐，甚至像个笑话。可这些年，荒唐事发生得太多，人们竟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再抓徐光，罪名变成了“寻衅滋事”。
这个词现在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仿佛什么都能往里面装。你举牌，可以寻衅滋事；你发文章，可以寻衅滋事；你说话不中听，也可以寻衅滋事。到了后来，连“平反六四”几个字，都足够把一个人重新送进监狱。
徐光就是这样又一次进去的。
这一次是四年。
等他再出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照片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怔了一下。不是因为认不出来，而是因为一下很难把眼前这个满头灰白、神情枯瘦的人，和当年照片里的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年被带走的，不只是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像徐光这样的人，到底靠什么撑这么多年。因为正常人是很容易疲倦的。别说坐牢，就是天天被盯着，被骚扰，被警告，被断生路，时间久了，人也会软下来。中国这些年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并不总是一下把人打死，而是慢慢磨。
磨掉你的脾气，磨掉你的朋友，磨掉你的胆子。磨到最后，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了。
可总还有极少数人，怎么磨都不肯彻底弯下去。
这种人，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徐光出狱，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从监狱里出来。至少对一些还记得九十年代、还记得中国民主党、还记得那些年发生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件事多少像是一点残余的火星。很弱，很小，甚至随时可能熄灭，但毕竟还在那里。
只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快到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游客拍照，孩子放风筝，网红店门口排长队。年轻人讨论演唱会、奶茶、股票和房价。夜里灯光照在湖面上，还是很好看。没有人会从那些热闹里看出来，几公里之外，曾经有人因为一句话、几篇文章、几张纸，被关了几十年。
世界照样往前走。
可西湖的游客不会知道徐光，商场里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大概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真正漫长的刑期，有时候是从“出狱”才开始的。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作者简介
胡海宁，1989年学运参与者，现居美国。《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长期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参与独立中文刊物的编辑与排版，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沉默、记忆与个体命运。
After Release
— On Xu Guang, and Those Who...
人物专访
“我只是凭良心做事”——陈开频深度访谈实录
记者：贾嘉
人物简介
陈开频，1963年7月10日出生，1984年毕业于浙江公安专科学校（现浙江警察学院）文艺系。毕业后曾在杭州从事服装设计工作，后下海经商，先后经营公司、娱乐业、酒店、桑拿等产业，并长期从事迪拜与伊朗之间的外贸生意。
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前夕，陈开频在杭州闹市区——杭州大厦楼顶悬挂巨型横幅，横幅尺寸约1米×10米，并从楼顶撒下两箱传单，约四百余份。传单内容包括：“不要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页”“共产党、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她杀害了胡耀邦”等文字。
事件发生后，陈开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并在杭州监狱及十里丰监狱服刑。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后，陈开频再次公开表达政治观点。他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并提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相关言论随后引发关注。
此后，陈开频曾多次公开发声，包括在网络平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以及骑自行车前往台湾，希望通过民间传播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与政治理念。
长期以来，陈开频持续呼吁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并非人民本身，而是长期缺乏正常的权力监督与制度约束。
陈开频在其自述中写道：
“高悬横幅，不断发声，不断坐牢，也是为了让人们觉醒。绝不屈服强权，是我做人的性格和理念使然。”
时代背景
这场采访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城市化、市场化与互联网浪潮迅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许多人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也对未来抱有期待。
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也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权力失衡、言论空间收缩等问题。尤其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能力，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社会公平与个人权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选择沉默，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也有少数人，选择继续发声。陈开频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经历，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一部分普通中国人对于现实、制度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
受访者：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采访人：贾嘉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很多人不理解，你明明可以过得很好”
贾嘉：陈老师，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您的经历，确实很受触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惑：您原本生活条件挺好的，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样一条路？
陈开频：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我是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学服装设计。后来做生意，做过外贸，也开过公司、酒店、歌厅、桑拿这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了。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算过得很好了。我也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东西。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明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为什么还非要去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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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同道
带疫运行
作者：郭泉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川普总统表示：“对于左媒内外的人，他们以为会在中期选举前夕引入新冠2.0（汉坦病毒）局面，大概是为了重燃邮寄投票骗局，这次不会得逞。放弃吧！”
川普总统还下令恢复8000名“良知战士”的军籍，旨在纠正拜登政府时期疫苗强制令造成的不公待遇，为拒绝接种疫苗而被强制逐出军队的“良知军人”平反。
哈德逊研究所：
“郭教授，早上好！汉坦病毒来了！一些特定国家又要封控封城了，但川普总统会让美国社会‘带疫运行’。您在攻读博士、博士后之前，曾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法学）硕士，导师张彦、宋林飞、周晓虹、童星都是社会公共政策专家。我想听听您对川普总统‘带疫运行’公共政策的社会学分析。”
兰德研究院：
“太好了，一个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博士，一个是南京大学社会学与哲学博士。‘带疫运行’是否与‘带癌生存’类似呢？很期待你们的对话！”
我说：
封城防控，其实源于14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首创的隔离制度。虽然在当时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七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高度全球化，经济衰退与失业饥饿造成的社会危害，有时甚至比疫情本身更大，也更容易快速引发社会崩溃。
有关特定国家的疫情封控，我们今天“莫谈国事”，只讨论美国社会的“带疫运行”。
所谓“带疫运行”，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适应性危机管理政策，其核心在于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的持续运转。
这一政策通过分阶段调控、资源动态配置和精准干预，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维持社会基本功能。
一、政策特点与积极意义
1. 弹性防控框架
美国采取“三级重启模式”（监测期、恢复期、稳定期），允许各州依据本地疫情数据灵活调整管控强度。
例如疫情较轻州份优先复工，重灾区则强化医疗资源配置，体现了分层响应机制的科学性。
2. 技术创新应用
美国推广“免下车检测站”（Drive-through Testing），大幅提升筛查效率，单日检测量达到百万级，同时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此外，还依托私营医疗体系快速扩容ICU病床，并调用国民警卫队建设方舱医院，以增强医疗系统韧性。
3....
中国记忆
512：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作者：金米
编辑：胡丽莉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又到512了，18年前许多家庭遭遇灭顶之灾的日子。很多时候，我已经习惯沉默。但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国家最深的裂缝，并不在山河断裂之处，而在人心终于意识到：原来连孩子伏案写字的地方，也会因为偷工减料而塌陷。而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残害孩童的社会。汶川之后，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学校。也是因为这件事，过后没多久，促使我毅然去了云南临沧一座山巅之上的学校工作。当年的言论管控还没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新闻实时播报里，我看到新修的五层教学楼，像被踩碎的苏打饼干一样塌下来，薄薄地伏在地面，竟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高。旁边那些几十年前的旧楼，墙皮斑驳，窗框生锈，却偏偏站着，像几个沉默而苍老的证人。那种对比让人心里发冷——原来真正摇摇欲坠的，从来不是楼，而是良心。废墟里几乎看不到钢筋。那不是地震能解释的事情。地震可以震碎水泥，却震不没钢筋。可那些本该像骨头一样撑住楼体的东西，稀薄得仿佛从未存在。于是整栋楼便直直地压下来，压在课桌上，压在练习册上，压在那些刚学会背《静夜思》的孩子身上。最残忍的不是死亡。最残忍的是：你知道他们还活着。一只小手还在动，一截碎花裙露在石缝外，细细的呻吟像春天快断掉的虫鸣。那个母亲已经哭不出声了，只会沙哑地重复：“她还活着啊……她还活着啊……”可没人敢进去。因为那废墟太脆了。脆得不像钢筋混凝土，倒像酥掉的灰饼。部队拦着所有人，怕二次坍塌。
于是所有人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一点点安静下去。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写过，中国人最擅长的，是“瞒”和“骗”。瞒上，骗下。骗领导，骗百姓，骗检查，骗验收，最后连老天都想骗。钢筋可以少放一点，水泥可以稀一点，签字盖章却一样鲜红。饭局照吃，笑照拍，典礼照剪彩，新闻里永远是“重点工程”、“百年大计”。可大地不认这些。大地一翻身，那些酒桌上的推杯换盏，那些文件里的漂亮数字，那些层层审批里的“关系”和“意思”，一下全露了馅。原来有些楼，从盖起来那天开始，就已经准备好要埋人了。我看着那些塌掉的教学楼，觉得那不仅是建筑塌了，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二字，早已偷偷腐烂。因为一个民族若连孩子都敢骗，连学校都敢偷工减料，那么倒塌的就不只是楼板，而是这个民族心里最后一点对天理的敬畏。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人后来居然慢慢就忘了，就像忘掉其他类似的灾难一样。废墟被清走，新闻过去，城市重建，高楼重新亮灯。有人升官，有人退休，有人继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有那些死去孩子的年龄，永远停在了那一年。他们再也长不大了。
May 12: A Commemoration Lest We Fo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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