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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春宇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许多普通人并不是因为犯罪而失去家园，而是因为“发展”“规划”“城市建设”。在这些宏大的词语背后，是一栋栋房屋被推倒，是一个个家庭被迫流离失所。强拆，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心中最沉重、最愤怒的记忆。 所谓强拆，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财产权和基本人权的践踏。在很多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行政命令、断水断电、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居民搬离。补偿往往远低于市场价值，协商只是形式，不同意的人就被贴上“钉子户”的标签，随后面对的是警察、城管甚至黑社会的威胁。 许多被强拆的家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有老人被拖出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有人眼睁睁看着祖辈留下的家园在推土机下变成废墟。有人试图通过法律维权，却发现法院往往与地方政府站在同一边。申诉无门，媒体沉默，网络帖子被删除，受害者的声音被一层层封锁。 更令人痛心的是，强拆往往伴随着暴力和伤害。全国各地曾多次出现居民自焚、跳楼抗议的悲剧，这些极端行为不是冲动，而是绝望。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把普通人逼到用生命去抗议的地步。 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应当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任何公共建设都应建立在公开、公平和自愿协商的基础之上，合理补偿、充分听证、尊重居民的选择，而不是以权力压迫个体。 我们反对强拆，并不是反对城市发展，而是反对以牺牲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发展。真正的进步，不是高楼林立，而是每一个人的尊严都被保护。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人。当一个家庭为了守住自己的房子而孤立无援时，当推土机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时，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伤口。因此，我们必须发出声音：停止强拆，尊重产权，保障人权。没有正义的发展，终究不会长久。 When Bulldozers Roll into Your Home: Protesting the CCP's Forced Demolitions By Zhang Chunyu Editor: Geoffrey Jin Proofread:...

--魏晓鸣 翻译：戈冰 当表达逐渐成为风险，沉默便成为常态。本文从个人写作经验出发，思考言论空间收缩、公共讨论消失与社会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真正的自信，不在于消除不同声音，而在于能够面对它们。 表达原本是一项权利，却在现实中变成风险。因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习惯沉默，它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个体所承受的压力。 我之所以持续写下去，并不是因为情绪，而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允许人们假装看不见。一个普通人，仅仅因几段言论被约谈、被限制、被警告，这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常态。当公共讨论被视为“敏感”，当批评被轻易贴上“敌对”的标签，问题就不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言论自由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赞美，而在于质疑。赞美不需要勇气，质疑才需要。真正考验制度自信的，也不是听到掌声时的从容，而是面对批评时的态度。一个连质疑都无法承受的权力，本身就暴露出脆弱。 近年来，围绕“意识形态安全”的强调越来越频繁。官方反复提出必须维护主流舆论阵地，强调网络空间治理和舆论导向统一。在一系列治理框架下，“安全”成为高频词汇。然而，当安全的边界不断扩大，表达的空间就不断缩小。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才是威胁？理性的批评是威胁吗？对政策的不同看法是威胁吗？普通人的疑问又算不算威胁？ 如果所有不同意见都被归入风险管理的范畴，那么公共理性就会被行政逻辑取代。平台自我审查，媒体统一口径，个人学会闭嘴。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一种奇怪的共识：大家都知道问题存在，但没人公开讨论。沉默不代表认同，只代表恐惧。 恐惧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是社会活力的消退。没有自由讨论，就没有创新思想；没有思想的碰撞，进步也就失去了土壤。第二，是信任的流失。当人们无法通过公开表达解决问题，便只能在私下发泄情绪，信任便会逐渐瓦解。 有人会说，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从来不是压出来的，而是建立在透明和信任之上。如果批评者被视为破坏者，那么社会就只剩下两种人：沉默者与承担风险的人。这样的结构，本身难以长久维持。 继续写下去，并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记录。当表达需要勇气时，写作就具有了见证意义。哪怕声音微弱，也意味着社会还没有完全陷入沉默。 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应当允许人们提出问题，而不是只允许重复答案。真正的自信，不在于屏蔽不同声音，而在于面对它们时仍然能够保持从容。 如果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未来又从何而来？或许有人会问：这样写真的有用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思想从来不会因为压制而消失，只会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真正决定时代走向的，不是恐惧本身，而是恐惧之下仍然选择发声的人。 这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因为沉默的代价，往往比发声更高。 Speaking Out Despite Fear --Wei Xiaoming Translated by Ge Bing When expression becomes a risk, silence becomes the norm. Drawing from personal writing experiences, this essay explores...

作者：张超瑜 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宗教信仰，本质上属于个人良知与内心领域。无论信或不信，选择何种方式敬拜，都应当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由之一。然而，在现实治理结构下，宗教并非完全处于社会自发状态，而是被纳入严格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这种管理逻辑，在基督教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基督教组织主要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通常简称“三自教会”体系）。这一体系强调“自养、自传、自立”，并在组织、人员任命、讲道内容等方面接受统一管理。理论上，这被解释为宗教中国化与规范化治理的一部分。 ...

——Ella Wang 于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办纪念王炳章主题雕塑活动 2026年2月28日，一场以纪念中国民主运动先驱王炳章精神为主题的雕塑艺术活动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本次展出的雕塑作品由王炳章先生的孙女Ella Wang 创作，通过雕塑这一具有历史重量的艺术形式，表达对自由价值的思考，并向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努力的人们致以纪念。活动吸引了来自艺术界、人权界及社区的众多人士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艺术与历史的交汇。 作为此次展览的创作者，Ella Wang 在现场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她表示，自己从小在家族的记忆与故事中成长，对外公的人生经历有着深刻的情感认知。随着年龄增长，她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是一段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历史。因此，她选择以雕塑作为表达方式，希望通过可触、可见的形式，让抽象的历史与信念变得具体而真实。 展出的雕塑作品采用简洁而富有力量的造型语言，通过人物轮廓的延展、断裂与重构，象征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持。一些作品呈现出未完成的形态，寓意仍在延续的追求与尚未结束的历史进程。Ella Wang 表示，她希望观众在观看作品时，不仅看到艺术本身，也能感受到其中所承载的记忆与精神。“雕塑是一种可以跨越时间的语言，它让那些无法亲历历史的人，依然能够与之产生连接，”她说道。“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更多人了解那一代人为信念所做出的选择，也让记忆以艺术的形式继续存在。” 活动期间，民主运动人士王丹发表讲话。他回顾了王炳章在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并强调记忆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历史不仅属于过去，也影响着未来，而艺术正是让历史得以被持续看见的重要方式。“当年轻一代用自己的方式去讲述历史时，这本身就是一种延续，”他说。 民主运动人士、《在野党》杂志社创办人朱虞夫先生亦莅临活动现场参观，并与现场来宾交流。他表示，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促使社会持续关注自由与人权的价值。 视觉艺术家协会创办人刘亚亚女士也在现场发表了主题演讲。她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多幅世界名画，回顾了从古至今人类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她指出，无论是宗教时期的象征性绘画，还是现代艺术中对现实的反思，艺术始终在记录人类对尊严与权利的渴望。 在发言的最后，她将历史的视角带回中国，提及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事件。当时，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表达对国家未来与民族发展的理想与诉求，却遭到武力镇压。她表示，艺术与记忆的存在，是为了让真实得以被看见，让历史不被遗忘。“艺术提醒我们，自由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无数人曾真实追求的目标，”她说道。 在展览现场，观众们在雕塑之间缓步而行，静静驻足观看。不少参与者表示，通过 Ella Wang 的作品，他们不仅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也更加理解了历史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一位参观者表示：“这些雕塑让人意识到，记忆不仅存在于文字中，也存在于艺术之中。” 本次活动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使展览本身具有更深的历史象征意义。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艺术展览与公共交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并鼓励公众关注自由、人权与社会发展的议题。 在安静的展厅中，雕塑无声伫立，却承载着跨越时代的重量。通过 Ella Wang 的创作，个人的记忆被转化为公共的表达，历史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被讲述。艺术不仅记录过去，也让人们在当下重新思考自由与未来的意义。 Sculpture Carries Memory, Art Bears Witness to Conviction — Ella Wang...

    《在野党》杂志社就中共当局依据所谓“国安法”对香港传媒人黎智英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事，表示最强烈的关切与最严正的谴责。     黎智英长期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其职业行为属于正当的媒体活动范畴。在任何具备基本法治与宪政原则的社会中，新闻工作者依法行使报道、评论与监督权力之职责，理应受到保护，而非遭到刑事打压。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正常新闻活动实施重判，已严重背离现代法治精神，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我们郑重指出，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均明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当前以国安法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不仅损害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也从根本上侵蚀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基础。     《在野党》杂志社郑重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以法律工具压制良心与真相的做法，切实尊重新闻自由与公民基本权利。     我们将持续关注黎智英及所有良心犯的处境，并坚定声援一切为真相与自由发声的人士。 ——《在野党》杂志社 Statement by "The Opposition" Magazine: A Solemn Condemnation of the CCP’s Heavy Sentencing of Jimmy Lai "The Opposition" (Zai Ye Dang) Magazine expresses its deepest...

作者：周敏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东方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时，在繁华的阴影深处，一场无声的生命收割正在农村上演。社会学田野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已达到惊人的水平，部分地区甚至高出城市五倍。这并非单纯的心理疾患，而是一场由体制性排斥、经济剥削与乡土文化坍塌共同酿成的“社会性屠杀”。 绝命的理性：当死亡成为最后一次“奉献” 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学者刘燕舞等人的调查中，农村老人的自杀呈现出一种平静的惨烈。在广袤的黄土地上，8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远超每10万人中60人的心理红线。曾经，剧毒农药“百草枯”是他们通往终点的捷径。这种药剂因极高的致死率被禁，其残忍之处在于：它会引起不可逆的肺部纤维化，让呼吸器官枯竭如干透的丝瓜络，而患者在长达数周的窒息过程中，意识始终清醒。 然而，禁药治标，却治不了绝望。当药瓶被收走，老人们转向了更原始、更决绝的方式：“软自杀”。 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断食、断药、拒医。这种方式极具隐蔽性，常被计入“自然病故”，本质上是生命权的主动放弃。与年轻人的冲动不同，老人的离去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具有明确的“利他性”。他们往往避开农忙，甚至选好时间在子女打工返乡前换好寿衣，以便子女能在极短的休假期间“顺便”办完丧事后迅速返岗。这种被邻里赞许为“懂事、不拖累家人”的死亡，揭示了农村最冷酷的心理逻辑：当生命被视为家庭的“负资产”，自杀便成了他们对家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奉献”。 制度性剥夺：二元结构下的权利弃子 这场悲剧并非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深植于中国特有的资源错配与制度缺失。 福利分配的体制性歧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长期被定位为资源的输出者，却在二次分配中沦为边缘。当城市体制内的养老金保障了晚年的尊严时，农村老人每月仅有的一两百元基础养老金，在今天通胀的物价面前近乎一种羞辱。他们劳作一生支持了工业化进程，却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排除在国家安全网之外。 乡土秩序的全面溃败：随着城镇化浪潮的抽割，曾经作为宗族堡垒的农村已成为了空壳。青壮年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不仅是老弱的身躯，更是社区互助、精神寄托与医疗监护的全面真空。在这些被形容为“废土”的村庄里，老人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感。 权力者的伪善：收走了农药，留下了绝望 这种自杀潮，本质上是“无价值者”被社会主流系统抛弃的过程。一个能将巨额预算投入基建与对外援助的体制，却无法为种粮一辈子的老农们提供一份基本的临终关怀，这本身就是一场集体自杀的共犯。 权力者通过禁止百草枯来维持“治理成绩”，却不愿在老人的碗里多加一勺温热的粥、在药盒里多放几颗救命药。这种治理是典型的伪善。如果一个盛世的延续，需要靠最弱势群体以“主动退出”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运行，那么这个盛世的根基早已从内里腐烂。 老人的药瓶里，装的不只是农药，还有对时代的绝望。这不仅是农村的谢幕，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悲哀。当一个社会不再敬畏那些曾为它奠基的生命，它所引以为傲的盛世繁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蜃景。 A Curtain Call in an Age of Prosperity:The Structural Tragedy Behind the “Suicide Wave” Among Eld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