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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用车轮丈量信念——“CCP VIRUS 美东行”纪实

作者:杨长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实时报道】2025年10月7日 · 美国洛杉矶 “CCP VIRUS 美东行”巡游队伍今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星光大道中国剧院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举行盛大的抗议活动。 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驾车拉着“CCP VIRUS”雕塑领航巡游。中国民主党党员与自由志士们高举横幅,高呼口号: “结束中共!” “追究中共制造与释放新冠病毒的责任!” “赔偿全球受害者!” “释放所有政治犯!” 抗议者在中国剧院门前与总领馆外高声呐喊:“结束中共!” “释放王炳章!” “释放高智晟!” “自由中国!自由香港!”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民众与游客驻足关注。 陈维明先生与金秀红女士分别在中国剧院前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发表演讲,痛斥中共祸害人类、危害世界,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中共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罪责,并要求中共向全球受害者进行赔偿。 此次“CCP VIRUS 美东行”历时整整一个月,全程近八千英里,穿越二十个州,拜访数十个政府单位与著名景点。一路上虽历经艰辛、风餐露宿,但队员们始终秉持信念,坚持用行动揭露中共暴政、捍卫自由真理。这不仅是一场跨越美国东西部的巡游,更是一段精神的征程——他们用车轮丈量信念的力量,用呐喊唤醒良知的回响。 Measuring Conviction by Wheels — A Chronicle of the “CCP VIRUS East Coast...

“双十”精神与自由中国——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

作者:李聪玲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击碎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火种。辛亥革命并非完美,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名义推翻专制的革命,是第一次以“共和”为目标建立国家的政治实验。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主权在民”的理念,从此,“国家属于国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起点。中华民国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名称,更是一种政治信念的象征——它代表了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政府,宪法高于个人权力,言论自由不被恐惧压制的国家构想。这正是今日台湾得以成为亚洲最自由、最开放社会的根基。 然而,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篡改。中共篡权建政后,不仅摧毁了民国的制度与记忆,更用系统性的宣传机器将“中华民国”从教科书、报纸、银幕乃至集体记忆中抹去。中共以“新中国”的名义,掩盖了自己通过暴力、内战与苏联支持建立政权的事实,将“中华民国”污蔑为“反动政权”,将“台湾”诬指为“叛离祖国的一部分”。这种谎言延续至今。中共的历史叙事中,辛亥革命被“截断”,孙中山被“篡改”,民国被“抹黑”,而1949年之后的中国,被包装成“新生”的、唯一合法的中国。但事实上,中共并非中华民国的继承者,而是它的篡夺者。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从未中断,它在台湾延续、改革、发展,成为真正代表“自由中国”的国家。 任何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自由选择与公开授权。中共从未通过全民选举获得统治地位,它依靠的是枪杆子、恐惧和暴力。1949年后,它在“解放”的口号下镇压异议、摧毁民间社会,制造了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文革”中对人性的肆虐、“六·四”枪声下对人民的屠杀,以及当今对维吾尔、西藏、香港与异议公民的迫害。这样的政权,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正当性,更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共常以“主权”和“统一”作为统治的最后遮羞布,但问题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党,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一个篡改历史、剥夺公民自由的政权,有什么资格谈“国家尊严”?真正的中国尊严,不在于统一版图,而在于是否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尊严。 而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谎言最有力的反驳。在那里,中华民国的宪政精神得以延续与升华。从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到李登辉推动民主化,再到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的政党轮替,台湾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实现良治。台湾有独立的军队、政府、司法体系、货币与护照,实行自由选举,政权和平交接,这些都清楚显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共所谓“武统台湾”的威胁,不仅是对台湾自由的挑衅,更是对辛亥革命精神的彻底背叛。那些曾高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先烈,绝不会容忍一个新的独裁政党再度奴役中国人民。 七十多年来,中共刻意混淆“党”与“国”,把爱国主义绑架为对党的忠诚,把质疑政权等同“叛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说: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共产党。中国属于十四亿人民,而不是中共少数特权者的私产。真正的爱国,是希望祖国摆脱谎言与恐惧,是让中国人拥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让孩子们读到真实的历史,不再被洗脑教育所蒙蔽。中共把“统一”当作掩盖腐败的口号,把“民族主义”当作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但在信息自由流通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觉醒:他们看见台湾的新闻自由,看见香港的悲剧,看见乌克兰人抵抗暴政的勇气,也开始质疑自己长期生活的国度。 我们呼吁中国大陆人民:觉醒吧!不要再被虚假的“民族大义”绑架,也不要再被“西方阴谋论”吓倒。要问自己:为什么在中国,批评政府要坐牢?说真话要匿名?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人民却不自由?为什么一党统治要靠防火墙与审查维持? 自由不是外国的特权,它是人类的普遍权利。民主不是混乱,它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和平更替。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正是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可行。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国的国旗不仅在台北升起,也将在大陆的天空再度飘扬。那一天的到来,取决于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相、拒绝谎言的中国人。 “双十”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面旗帜。它象征着推翻暴政、追求共和的勇气,象征着自由中国仍在延续。今天,我们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日,不只是庆祝一个国家的生日,更是在捍卫一种信念——那就是:自由与真理,终将战胜谎言与恐惧。  中共可以禁言、可以封网、可以制造恐惧,但它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因为那火种,早在1911年10月10日,就已点燃。而今天,我们要让那火光,再次照亮中国的夜空。 “Double Tenth” Spirit and Free China —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心有所信,向光而行——郑存柱专访

记者:赵杰、林小龙 资料整理:林小龙 编辑校对:张致君 翻译:吕峰 在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历程中,总有一群人始终以理想为灯,以信念为路。他们或沉默坚守,或挺身而出,在历史的激流中为时代留下注脚。郑存柱,既是1989年风云变幻中的亲历者,也是中国民主转型道路上执着的追梦人。从教育岗位到街头游行,从企业家到在野政治力量的一员,他的生命轨迹既见证了时代的撕裂,也体现了思想与责任的重量。在这次深度专访中,郑存柱先生回望八九记忆,剖析民主理念的坚守与实践,坦露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期待。无论身处何地,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民族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步。 赵杰:郑老师,您好。我们在开始正式采访之前,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您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合肥教育学院英语系,后来又获得了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您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而在此之前,您曾于1989年参与并发起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率领数百名学生赴京声援天安门事件,是安徽省学校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代表之一。这样的经历十分特殊。能否请您先谈谈,当时您为何会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郑存柱:那是1989年。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思潮活跃、改革呼声高涨的时期。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有了松动,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滞后。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像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是走不下去的。温家宝总理后来也提到过,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会付诸东流,甚至文革还可能重演。八十年代后期,社会矛盾开始凸显。城乡改革推进后,利益分配不均、下岗潮、物价上涨、权力寻租等问题集中爆发。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一些掌握批条权力的干部可以低价获得稀缺资源,再以高价倒卖,从中牟取暴利。这让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陡增,也让社会充满不平。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大学生成为要求政治改革的主要群体。1988年中共十三大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让进程停滞。当胡耀邦因改革失势被迫下台、最终去世时,全国学生的悼念情绪迅速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我当时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任教。作为教师,我切身感受到教育体制的危机——教师纷纷辞职下海,教育质量下降,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日益减少。我们认为,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教育、社会、经济的问题都无法根本解决。因此,1989年合肥的学生运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些教育学院的教师与学生发起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安徽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并带领队伍赴京,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林小龙:那时的学生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毕业即意味着体制内的稳定职位。您是否意识到参与这场运动的风险? 郑存柱:坦白说,当时没有。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从小被教导“五四精神”“学生爱国运动”,认为青年学生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发声。我们相信政府会倾听理性诉求,绝没有想到会以武力镇压。在合肥,我们学生游行持续了一个多月,全程和平有序,没有一家商店被砸、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学生甚至在十字路口协助交警维持秩序。所以当后来得知北京流血镇压时,我们都极度震惊与悲痛。六四事件改变了我对国家和体制的全部认知。 赵杰:事件之后,您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郑存柱:我当时被定为学校“首要分子”,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工资降两级。相比一些被判刑的同学,这算轻的。那段时间,社会普遍陷入恐惧,许多被处分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或就业。安徽的处理还算相对宽松,因为合肥是中国科技大学所在地,当地政府对学生采取了“以教育为主”的态度。但对我个人而言,那次事件让我彻底认识到体制问题的根源,也让我走上了后来政治反思与行动的道路。 政治理念与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 赵杰:在“六四”事件之后,许多参与者都受到了处分,甚至入狱。请问郑老师,当时您为什么仍然决定继续投身政治改革? 郑存柱:那场事件让我彻底看清了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改革如果只限于经济层面,最终会陷入新的危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当年的我们,虽然年轻,但都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知识分子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哪怕冒风险,也不能沉默。 林小龙:您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能否谈谈这一决定的过程? 郑存柱:中国民主党在1998年6月25日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递交成立申请,很快就遭到镇压。但那次事件让我看到,仍有人在坚持八九年未完成的理想。我本人是在2000年秘密加入的。当时,我已离开体制,在上海经商,拥有一定自由和资源。我与在海外的民主党组织取得联系,通过他们的渠道入党。那时候,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高压,加入这样的组织意味着风险随时可能到来。但我认为,如果连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人都不站出来,那么中国就永远不会改变。 赵杰:加入后,您是否参与了党内的组织活动? 郑存柱:是的。我当时在上海,身边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有的来自教育界,有的在外企工作,也有在高校读研究生的朋友。我们经常私下讨论政治、举办沙龙,传播民主理念。那时互联网刚兴起,我们通过论坛、QQ群等方式联系彼此,比如“西祠胡同”“猫眼看人”等社区。很多人通过这些平台相识、交流、组织。后来,我的几位同伴因传播资料或制作民主党宣传品被捕判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条路不会轻松。 林小龙:那么,九八年“建党”运动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郑存柱:我认为那是对八九运动精神的延续。许多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其实都是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民运参与者。他们经历过镇压,但并没有屈服,而是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我们并不想“推翻政权”,而是希望中共能依法承认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让国家真正回归宪法框架下的治理。 赵杰:在高压环境下坚持这些理念,需要极大勇气。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 郑存柱:我始终记得天安门广场上那些牺牲的年轻人。那一夜死去的人中,很多比我还年轻,他们没有机会再为中国发声。作为幸存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活下去,并延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另外,我深信教育和法治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后来我在美国重新攻读法律,希望将来能把西方法治精神与制度经验带回中国。只有当权力被法律约束,人民才真正拥有尊严。 林小龙:所以您认为,中国的转型仍然有希望? 郑存柱:有。虽然过程艰难,但每一次思想觉醒、每一次反思,都是积累的力量。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民不懂民主,而是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去实践它。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发声、敢于思考,政治改革迟早会到来。 赵杰:您认为《在野党》复刊有什么重大意义? 郑存柱:《在野党》的复刊象征着海内外中国民主力量重新连结的契机。长期以来,海外民主组织与中国本土之间因环境、风险与交流受限,几乎失去实质性的对话与共同议题。而《在野党》的重新出版,使这种断裂的联系得以恢复:它不仅延续了当年海外民主运动与国内自由思想的精神纽带,也为被压抑的公共讨论重新打开了窗口。 杂志的设想是一刊两制——电子刊以海外为主,持续展现自由发声与国际倡议;纸质刊则以中国为重心,探讨国内现实与民众关切,使民主理念重新扎根本土。这种双线并行的方式,让《在野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第二次阻挡”,通过思想与文字把分散的精神力量再次凝聚在一起,为未来可能的民主进程保存火种与方向。 编者按: 人这一生,总要听几段沉重的话,记几件沉下去的事。风吹过历史的墙角,有些名字被灰尘掩埋,有些声音被风带走了。但真相这东西,就像老屋檐下的石头——你不去看,它照样在那儿,裂着缝,冒着水,年年岁岁。 本期采访的受访人,他不是写史书的人,虽未曾在中共政权下经历过牢狱之灾,但却亲手翻过那一页火热又疼痛的日子。他没站在权力的戏台上,却在风口浪尖上走了半生。他说的,不是煽情的段子,也不是激愤的口号,是一个读过书、下过海、扛过压的人,对命运、对体制、对良知的慢火回望。 我们刊发这篇访谈,不为制造波澜,也不为谁鸣冤。只是觉得,这个年代,该有一些不那么热闹的声音;该有一些人,不靠高声喧哗,也敢低声坚持。郑存柱的经历,不是传奇,是现实。他的沉默与不沉默之间,藏着许多人不敢说、不能说、想说又不知该怎么说的话。 你读懂多少,就带走多少。剩下的,时间会替我们记住。 Faith Lights the Way — An Interview with Zheng Cunzhu Interviewers: Zhao Jie, Lin Xiaolong Data Compilation: Lin XiaolongEditor and...

从济南到洛杉矶:一名中国普通家庭的自由追寻者

作者:李银川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我叫李银川,35岁,来自中国山东济南。在那里,我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生活,经营着一家民宿。看似平凡,却被一次次政治风暴和疫情管控,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济南,这座号称山东政治中心的城市,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压抑与冷漠的代名词。政府的效率低下、政策的僵化,让生活充满艰难。而疫情的三年,更是把这种冷酷展现到极致。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一家人亲历了几百次核酸检测,被暴力的“大白”封锁在楼里。孩子高烧七天,却被医院拒绝收治;妻子的乳腺结节疼痛无法得到救治;母亲的风湿病痛,只因没有24小时核酸证明而被拒绝就医。政府封锁的不只是楼门,而是我们的生路。 2022年12月,面对被无情困在公寓里将近一个月的客人,我忍无可忍,撕掉了封锁的绳索。当我质问警察时,他们威胁要把我关进方舱——那个“用人头换钱”的集中营。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共的防疫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利益。 抗议暴力封控的几天后,被警方以“假健康证”为由拘留。我的手机被无死角的翻阅,并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所谓DNA检测。在看守所里,我与19人挤在15平米的牢房里,食不果腹、渴不成眠,还亲眼看到狱警殴打犯人。那两天像一生般漫长,让我彻底明白:在中国,法律不是正义,而是统治的工具。 出狱后,我越发恐惧。因为我知道,我传播过真相,哪怕只是告诉朋友一些历史和疫情的实情,都可能让我再度入狱。恐惧与压抑让我彻底失去对中国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中共的统治摧毁了中国人的尊严,把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数字;它让无数像我一样的普通家庭活在恐惧中,不敢说真话,不敢追问公理。 为寻一条信仰与自由之路,我们举家踏上了最艰难的移民旅程。一路辗转十余国,历经打劫、饥饿与恐惧,几乎每一天都在奔波或担忧中度过。 穿越达连雨林时,我们因大意失去了鞋子,脚被泥泞和荆棘割得遍体鳞伤。我一度筋疲力尽,几乎放弃前行。但主没有离弃我,是祂再次扶起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在墨西哥的那段日子,充满不确定与恐惧,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继续。但主的眷顾始终同在。 2023年,我们一家人历尽艰难,终于抵达美国。落地洛杉矶的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脸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安全”是什么。陌生人的微笑、互助的分享、平等的尊重,让我看到了一个正常社会的温度。 在美国,我看到了希望——民主、自由、平等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空气。 因着主的怜悯,我受浸归入基督,成为主的儿女。那之前,我曾经历漫长的挣扎与疑惑——初到美国的艰辛,让我无数次向主呼求:“主啊,你为何让我走这条路?” 但在不断读经、祷告、与弟兄姊妹的陪伴中,我渐渐明白,一切困难都是主的带领。祂没有离开我,只是在试炼中教我信靠。 如今,我愿用生命见证:鱼因水而活,人因信而生。 我得着了主的救赎,也得着了真正的平安。 今天,我选择站出来,不仅是为了我和我的家人,更是为了告诉世人:中国的悲剧是真实存在的,中共的暴政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遭遇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能在自由的阳光下长大,不必像她的父母一样,靠沉默换取生存。 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无数中国家庭的呼喊。 From Jinan to Los Angeles: The Freedom Journey of an Ordinary Chinese Family By Li YinchuanEdited:Zhang Zhijun Managing Editor: Li...

中共病毒巡游队伍到达华盛顿国会

2025年9月18日 · 华盛顿 作者:杨长兵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程铭 “CCP VIRUS”巡游队伍在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带领下,于美国国会大厦会见了国会办公室主管 皮耶罗·A·托齐(Piero A. Tozzi)。 代表们指出,中共不仅是新冠病毒制造与扩散的始作俑者,更通过隐瞒疫情、操控信息,严重破坏全球公共卫生与自由环境,必须承担国际社会的追责与赔偿。代表们同时强调,中共还是一种“思想病毒”,通过渗透、宣传与跨国打压,不断迫害在美及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严重威胁美国社会与全球自由。 Piero A. Tozzi 在会谈中表示,将把相关情况向议员办公室详细汇报,并持续关注涉及人权与言论自由的议题。 “CCP VIRUS”巡游队伍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本质,共同追责中共的全球危害,维护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virus parade team arrived at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