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虞夫回望中国民主党组党历程————姜福祯访谈朱虞夫
作者：姜福祯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编者按
自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浙江首发组党以来，已有27年光景。在这段历史中，早期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身陷囹圄，或撒手人寰，或选择低调躺平，甚至有人背叛或被招安。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岁月，既是对历史的梳理，也是对勇气与信念的致敬。
本刊通过朱虞夫与姜福祯的对话，首次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浙江民主党组党全过程的细节与秘辛。朱虞夫坦言，王有才最初主张“精英政党”，但浙江组党实践最终形成了“下里巴人”的路线，即坚持实际行动、广泛唤醒民众。正是在他与王炳章、王东海、林牧等人的推动下，民主党的火种在浙江重新点燃，并逐步蔓延至全国。
组党过程中，浙江民主党人直面高压政治环境，冒着被抓捕的风险坚持行动，从上街散发传单、联络老友，到编辑发行《在野党》刊物，每一步都充满艰辛。海外势力的关注与支持，特别是王炳章的启发与推动，成为组党初期不可或缺的动力。
同时，本刊也呈现了民主党成立的复杂渊源：历史上虽有多次名为“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尝试，但1998年的组党是独立的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挑战党禁，更在于推动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与实践。浙江民主党以行动开路，不以个人职位争斗为先，而是坚持全国联络与群众动员，这种务实精神值得铭记。
这段历史中，不仅有勇敢直前的人，也有选择低调避祸的人；不仅有积极参与的文学青年与民运人士，也有至今不得公开姓名的参与者。他们的经历与选择，构成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初期真实而丰富的历史画面。
通过本刊，我们希望打捞记忆，还原历史现场，让读者理解：每一段社会进步都源于冒险与坚持，每一份信念都值得被铭记。
姜福祯：我们都是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者，27年过去了，当年组党者或沉默不语，或仍在牢里，或撒手人间，或消极躺平，甚至也有人背叛和被招安。你是浙江首倡组党的重要推手，希望你尽可能讲一下你所知道的浙江组党情况，也算打捞记忆，还原现场吧。
朱虞夫：好的，8月24日我们在刘连军、苏雨桐主持的网上座谈会上几位创党同道有机会一起回忆当年组党情况，今天很高兴继续与你谈谈这件事情。
“下里巴人”朱虞夫
朱虞夫：实际上王有才当年组党是想搞精英政治，“象牙塔”“陽春白雪”，结果被我搞成了“下里巴人”。他主张搞一个有門槛，有文化，有财产的精英政党。
姜福祯：我知道，近年他在民主党海委会当主席时，他也还是这样主张。他说：“我们这些人就算了，以后发展党员沒有几十万收入的不要”。
朱虞夫：当年通过朋友关系，王有才搞了一张浙江处级干部的“花名册”。他主张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用信件形式发给他们，劝他们参加中国民主党。我劝阻他：“这些人刚爬出泥潭，身上的泥水还沒甩干净，怎么能再跳进泥潭，这太不现实了”
精英政党我们不可能建立，唤醒民众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总要有人做。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王有才曾让祝正明印了2000多份《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有才被抓后，形势紧张，祝正明认为放我这儿比较安全。正好王炳章建议我上街去发展民主党员，“见一个发展一个”。这做不到，因为大家都害怕，不敢加入。6月30日没人与我一起上街散发传单，我一个人上街发送传单时，也是心里没底的。但是我想事情总要有人做，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我也有了让中共来抓我的心理准备。那天，我果然就被抓起来了。
“行为艺术”成真
姜福祯：98年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从浙江首发到蔓延全国成势就是一个奇跡，当时浙江的具体情形如何？
朱虞夫：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认为，注册是开玩笑的，不要理他们，过几天就没戏了。
中国民主党公开注册可能吗？一就靠那几个人可能吗？就算只有50个人的名单，也拿不出来的，就只有那么几个热心的人。在注册以前，我已经很明确的讲了，我们和这只猛兽关在一个笼子里，它欺骗国际社会，说它不吃人了，国际社会居然相信了它，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态没有改善，我们推它一把：要么它退一下，增加我们的生存空间，要么张口吃人，将它的本质暴露给国际社会。他不吃我还不放心。所以当时把我抓起来，我说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动静啊，抓了才有分量。我们是“哀兵求胜”。姜福祯：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是因为中共要搭乘全球化快车，中共已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即便如此，公开注册申请也是一个政治姿态，意在促进公民政治权利，冲击党禁，也就是李泽民认为的“开玩笑”，你说的“行为艺术”。
朱虞夫：还有，如果不是借重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借重克林顿访华，也不会有这次注册。
6月25号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发之前，我正好在王东海家。王东海的太太程云惠挺着个大肚子，马上就要生了，我问王东海如果他今天万一回不来了，他太太谁来照顾？我说把他的名字换成我的。他无论如何不肯换，他说“虞夫啊，阿惠交给你照顾，我放心”。
王有才也对我讲，“虞夫啊，如果我们进去，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们不希望他们把我们一网全部弄到里面去了。”“你们在外面发声营救、接着干。”
我们民主党6月25号去注册，王有才已经安排海外媒体予以关注了，当时王炳章及很多海外民运圈的朋友，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振奋。
6月25号注册大家全身而退，第二天王有才就被抓起来了，8个小时以后回到家里，然后国保就把他封在家里不准他出门了。有一个小警察就坐在他门口监控，阻止他出去。这个时候的民主党组党活动处于停滯状态，因为原来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朋友，几乎都避祸隐匿了，形势不明朗，谁不怕抓人啊？组党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篡党夺权”把民主党的事继续搞下去，改变了王有才的初衷，中共又将我招兵买马，撒豆成兵的“颠覆”行为强加到王有才身上，让他判了重刑。我招来民主墙旧部，群策群力，各尽其能，将火种重新点燃、蔓延，王炳章策应各地兴风作浪，一时间风生水起。要发展民主党的党员，需要到外地去，每个省市都去宣传，都去成立中国民主党，尽量地扩大影响。所以后来我判刑的时候，检控方说海外势力的介入，海外势力就指的是王炳章，清清楚楚。
“海外势力”王炳章
姜福祯：王炳章二月回国推动组党，国内外一些人也都闻声而动。浙江注册申请后海外高度关注，特别是王炳章。我们山东的情况是，我刚出狱不久，还在剥权期，所以我相对低调。听说浙江申请后有人曾计划每月都有一个省市(直辖市)去申请，上海是第二个，可是二个多月过去了，上海沒有申请。八月下旬王炳章急忙给谢万軍打电话催促并嘱庄彦与谢联糸组党事宜，谢答应9月去注册，山东9月6日去注册被允许，鼓舞了各省，引发全国公开组党潮。
朱虞夫：在注册后的第二天，王有才被抓，放回家后被国保监控在家，民主党活动停顿了，王炳章先生非常着急，每天给我来电话，催促我良机莫失。
二月王炳章来浙江时我沒省见到，王炳章是六月注册后与我联系的，当时王炳章、王希哲和林牧都知道民主党是我在实操。
王炳章是行动派，我也是行动派，我们一拍即合，就这样我担负起了浙江民主党继续筹组的工作。林牧先生担忧我的安全，写信让王东海劝我低调。
当时王炳章先生说，趁着这个时间你不要再等待，尽量把它做大做强，他说：“虞夫啊，你到马路上去，这个看到一个就发展一个，像滚雪球一样，你形成势了，他们一下子就不能消除，不能把你们消灭掉。如果你们这几个人他能回过手来把你们弄掉，就没这个戏了，做不下去，没这回事了。”他说的很对。所以我在他的启发之下，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我自己拿了传单到马路上去散发，然后我又去找到我当年就是民主墙时候的老朋友，因为杭州的民主墙1978年，1979年初，是我和我几个朋友一起搞起来。当时加入的很多朋友大家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就去把这些他们都拉进来。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公开的、理性的、合理的。当时我告诉你，没什么秘密，你共产党要知道我们什么都告诉你，我们都向你注册了，还要怎么样。
所以王炳章先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孕育者，他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奠基人，这个他是功不可没的。我非常怀念他。我和王炳章先生打交道是1998年6月组党伊始，他在二月来杭州时就提出来要求我们国内的人组党，但是国内朋友对组党有疑虑，这一点我可以讲，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他是分不开的，组党的种子是他播下的。就我个人来说，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才豁出去的。当时海外有很多人在围攻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当时赞成他这样搞，有我个人的看法：中共一贯欺骗国际社会，我们公开筹组民主党就是要撕开它们的画皮，冲击党禁，就是要冒险试一下深浅，也算以身试法吧。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犯险”而来的。
姜福祯：我们山东也是这么想，不试，怎么知道能走多远，也已做好做牢准备。
“广交友，缓结社”紧箍咒
姜福祯：我有个問題，你们浙江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筹委会，还是先后有两个筹委会？一开始是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
朱虞夫：一个筹委会。有人退出，更多的加入。我和王荣清、毛庆祥、戚惠民、李锡安、吴义龙、祝正明搭起框架，再后来聂敏之、杨建民、池建伟、来金彪、李坝根、朱伟勇等和大量热心朋友也加入了，我们进去了，王荣清、吕耿松、陈树庆等人在撑着，浙江这儿是前赴后继，自组党来浙江的监狱里没有间断过民主党人。可是，由于浙江的民运团队不善炒作，况且受到民运大佬的封杀，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更关注的是律师和公知群体。
姜福祯：是啊，是这样。浙江当年真是英勇悲壮，前后许多人勇敢投入，公开活动，不懈坚持，一直是前边抓了，后边还一直举着旗子。你们还办了一个《在野党》刊物，这个刊物办了几期？我们山东王金波几次去你们浙江“取经”，你们见过吧？
朱虞夫：见过，他还在我家住过几天。王金波是深度介入浙江民主党的，他写的回忆录关于浙江的 部分非常翔实，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在野党》由毛庆祥主编，在他手上办了九期，毛庆祥被抓后，由其他朋友又接下去编辑发行了几期，从1998年9月始发到1999年6月我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有待狱中朋友以后补充了。
姜福祯：从王有才等人6月注册民主党到我和谢万军等9月第二波组党，不仅冲击了中共政权的党禁，也打破了国内民运当年的主流语境：“良性互动，双胜双赢”。牟传珩“广交友，不结社”。徐文立当年很推崇这个理论，略做修改为“广交友，缓结社。”
朱虞夫：他也不能叫不结社了，因为我们已经结社了，这种提法起阻碍的作用，后来他在11月又急转弯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一步到位。这在当时被称为“摘桃子”。
姜福祯：记得在北京是任畹町先于徐文立成立了北京筹委会，并倡导各省一起成立全国筹委会。全国筹委会的事你可以讲一下吗？也有一个说法是全国筹委会主要在上海筹备。
朱虞夫：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连络全国大家一起做，不占山为王，浙江不当老大，在最初设计名称的时候就作了考量，王有才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从本质上讲是个好人，他没有个人野心，不心心念念做老大，他鄙夷野心人物。他多次对我说，我们是搭个平台，（让大家都来唱戏）。若浙江一步注册全国民主党，也就沒有山东组党了，更不会组党蔚成风气。也正是这样，浙江不像某些地方，一上来先抢位子，封交椅。浙江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主席”。由于我和其他人上班沒有时間，我们委托吴义龙（由姚振宪一路陪同）沿京广线到各省鼓励组党，到北京找到某大佬，某大佬首先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傻在那儿了，他沒法回答，也不能回答。因为沒有授权请一个主席。某大佬说：‘’你走吧，我不參加。‘’。吴义龙不知如何是好，拿出连络图看到任畹町的名字就给他打电话，任畹町说：你过来吧。吴义龙说了情况任畹町痛快答应了。马上就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当时有报道）。任宛町很快提出注册申请，后来他也倡导成立全国筹备委员会。
当时全国各省刘贤斌、车宏年、谢长发、傅升、唐元隽和冷万宝、姚振宪等许多人都到了杭州了解组党过程，推动了各地组党进程。戚惠民的房子借给民主党做联络站，为此，在当局出手镇压后，戚惠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宣告成立，并于8日已向国务院递交注册申请。早于全国筹委会一天，徐文立也成立了京津党部。此时，他发现身边已无人可用，啟用了二名沒有民运经历的素人。
为民主党筹备和发展，姚振宪将卖掉上海房子的20几万钱交给了吴义龙，吴将钱私下交给女友单称峰，对我说，姚遵宪出国的时候交给他一千元钱，我说你放着吧。浙江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011年，吴义龙出狱后向单要钱（单已组织新家），单不给，吴才告知毛庆祥此事，要毛去向单还钱。这大概是民主党的第一个腐败案吧，20万当年不是个小数目，倘若民主党当年有这笔钱，规模还会更大。
中国民主党渊源
姜福祯：中国民主党做大后，有人开始寻找根脉，有人说79民运他们就酝酿组党，也有人说更早，还有人把王若望看成中国民主党创党人。我觉得这有个名和实的問題，单讲民主党三个字，有过多次，但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是一个独立的事实。
朱虞夫：1906年清末预备立宪时一夜涌现出许多个党，其中就有一个中国民主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放党禁。1960年台湾雷震成立中国民主党后被老蒋判了十年（不是因为组党判刑）。香港李柱铭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严禁他与大陆有联系。王若望96年在海外建立民主党，当时他提出民主党合并，我们很意外，为他的高风亮节所感动，愿意他做领导人。除了王若望，98年组党没有根脉。
姜福祯：海外曾搞过一次民主党大整合，徐文立刚出狱不久，筹备时找过他，他拒绝了，他只做他的联合总部。此后，经一些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王有才、王军涛、王天成为共同主席，当时被称为“三王党”
。三王党沒维持多久，因为在一些問題上分岐，主要对政庇党员的不同看法，多数理事陆续退出，只剩下王军涛共同主席至今。2015年原部分理事筹组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并在荷兰注册，王有才、陈忠和任主席，王有才后来退出，前不久陈忠和也突然去世。
朱虞夫：陈忠和我知道，沒有见过。
姜福祯：当年浙江民主党组党时，有一帮文学青年，他们主张“文化复兴运动”，王有才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是否熟悉这些人？
朱虞夫：了解一些。俞心樵、林辉都是。
姜福祯：听说注册三人中有二人是这个群体的。王有才、林辉？
朱虞夫：林辉是，单称峰也是。
姜福祯：噢，吴义龙夫妇也是。
姜福祯：我在青岛见过俞心樵，说起民主党组党，他很自豪地说：当年民主党、正义党，还有一个忘了。他说三个党组党都和他们有关，你怎么看这件事？
朱虞夫：怎么叫有关？一帮文学青年，在一起高谈阔论时说起过几个名字，对组党并无行动。第三个大概是爱琴海文艺复兴党吧。
朱虞夫和姜福祯还聊到一些事，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党秘辛吧。从98民主党组党现在27年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话还是不便说。不止海外民运大佬许多都曾实际或口头參与，国内也有包括鲍彤、刘晓波等人先后不同程度介入，
在国內不同时間段，深度介入的还有杨天水、谢长发、胡石根等人，更有一些参与的人至今也不能公开姓名，一直把自己深埋在远离政治的厚土里。
Zhu Yufu Looks Back on the Founding Proces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Jiang Fuzhen Interviews Zhu Yufu
Author: Jiang...
十月洛杉矶的一面蓝旗
作者：大兵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秋天的洛杉矶带着一种加州特有的明亮。街道两旁的树影摇曳，微风吹过，那面蓝旗在风里轻轻展开：中国民主党 推翻中共再造共和。
在离家万里的异国他乡，这群人用一面旗帜、一段演讲、一场集会，追寻着中国大陆本该有的样貌。现场氛围出奇地平静，有人举着旗帜、有人抱着孩子、也有人只是静静地站在路边。阳光落在他们的脸上，混合着笑意与坚定，带有一种不屈的温柔。
他们谈论自由与民主，谈论信念，也谈论生活。一个男人举着麦克风，手里握着青天白日旗。他的声音不高，却格外清晰，叙说着今天我们因为什么站在这里。我站在人群边，一次次按下快门，却总觉得镜头还不足以承载那种情绪。
这不是愤怒的抗议，而是一种平静的呼喊——一种属于流散者的尊严。
一位父亲抱着孩子站在人群中，孩子的眼神充满好奇。那一刻，我想到一个问题：自由，是不是也要被一代一代的亲手传递？
活动结束，旗帜依然在风中飘动。阳光从树缝洒下落在地面，像是无声的注脚。我收起相机，心里有一种奇异的宁静——仿佛拍下的不只是一次纪念活动，而是一段流亡者的历史。在洛杉矶的街头，我们以这样平静的姿态，纪念着中华民国的国庆，也守着属于自己的信念。
或许，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尊严——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说、自由地记、自由地被看见。这就是我那天看到的一切。
镜头之外，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回声：离开故乡的人，也能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为故乡而活。
A Blue Flag in Los Angeles, October
Author: Da Bing. ...
穿越七国——奔向自由
作者：张娜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叫张娜，今年32岁。一年半前，我穿越七个国家，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美国。这并不是一次冒险旅行，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逃离。
我出生在江苏，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和很多普通女孩一样，我顺着社会的轨道往前走：努力上学、参加工作、买房、计划结婚。但30岁那年，我意识到，这条路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被“安排”着走的。
在国内，我一直从事外卖行业的招商工作。先后供职于美团快驴、涨客舟和优客多多等三个平台，负责平台运营和外卖品牌加盟拓展。尤其是疫情期间，工作强度极大，24小时不敢关机，客户、同事、领导随时都会联络我，这些让我疲于奔命，但真正让我感到疲惫的不是工作，而是对未来的无力感。
我开始思考：没有家庭负担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无限的精力赚钱，可是五年后呢？可能我也要面临结婚、生子的问题，那么谁来帮我承担产假期间的收入损失？孩子谁来带？如果是我全职带孩子，那么与社会脱节两年、五年甚至更多年的宝妈还能重新就业吗？现实狠狠地给我上了一课，很多公司在招聘人才时会明确标注“已婚已育优先”，大多要求“35岁以下”，互联网行业更甚，为了避免“未婚未育”的女员工不能全神贯注地工作。
因此我也曾试着转行，去学软件测试，但无论怎么努力，年龄、婚姻、生育这几张“无形的简历”始终横亘在我面前。我的性别，竟成了我无法改变的“原罪”。
我也曾被洗脑，被当做“韭菜”，2016年，我在镇江买了人生第一套房，满心期待新的开始；但到了2024年，当我卖掉房子时，血本无归。这就意味着，我的全部身家都用了买了房子，当我卖掉房子时，我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倒欠银行贷款，那么钱去哪儿了呢？年轻人本该对未来有无限向往的时候，在最美好的年华奋斗的时候，却要背上几十年的贷款，因为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就不配结婚。
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我一直被定义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一样的女性、被催促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女朋友、被压迫成一个不断奋斗的“五好青年”。是的，大家都这么说，女孩子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嫁人生孩子才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可是结婚生孩子就真的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如果一个社会害怕单身女性做自己，如果一个社会离婚需要冷静期，如果一个女人被家暴而加害者却逍遥法外，那么当《宪法》都可以被修改的时候，当《婚姻法》不再维护女性的权益的时候，我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这些问题，一遍一遍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并不是想“逃离”，我只是想“选择”，我想做自己人生的决策者，而不是一具服从命令的躯壳。
于是，我做了一个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决定：离开这个吃人的国家，去到自由民主美国。
我从南京飞往香港，进入厄瓜多尔，辗转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地，最终在墨西哥边境翻墙进入美国。这一路，充满了不安与艰难。但每跨过一个国界，我就离“自己的人生”更近了一步。
如今，我还在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不再被命令怎么活。我有选择的权利，即使代价沉重，也值得，因为沉没成本不需要参与重大决策。
这不是一封控诉信，也不是成功学励志故事。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在社会高压、职场焦虑和家庭期待之间，试图找回自我、挣脱桎梏的记录。
Across Seven Countries—A Journey Toward Freedom
Author: Zhang Na Editor: Cheng Wei Executive Editor:...
被消声的中国政治犯—消失的彭立发们
作者：葵阳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位名叫彭立发的中国公民以非凡勇气打破沉默。他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悬挂横幅、播放扩音器，公开反对清零政策与一党专制。他的六句标语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然而，这位孤胆英雄很快被警方带走，之后音讯全无。和大多数类似的政治犯、言论犯、良心犯、维权犯一样，彭立发人间蒸发了。没有亲友探视、没有律师介入、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甚至生死未卜。
...
行动与心声：我的民主之路
作者：谢晶芳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我以一名中国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回顾自己多年来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真实经历。我用一次次集会、呼吁与日常行动，见证了自由信念的力量，并呼吁更多人以勇气和行动点燃希望之光。
我叫谢晶芳，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过去的几年，我始终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与人权事业，并参与其中。对我来说，自由、平等与尊严并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在现实的中国，这些权利被剥夺、被压制，成为特权者的装饰，而不是公民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我决定不再沉默，用行动去表达信念。
在洛杉矶，我多次参加由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抗议与声援活动。每一次站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门前，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复杂的心情——愤怒、悲伤，也有坚定。烈日之下或寒风之中，我和同伴们举着标语，高喊口号，呼吁释放被关押的良心犯，关注那些被噤声的公民。每一次举牌，都是在告诉世界：真相还在，良知未死。
除了走上街头，我也尽自己所能，把民主的理念带进生活。社区的聚会、朋友的对话，都是我传播真相的机会。我告诉他们，中国的“稳定繁荣”是建立在恐惧与压迫之上的幻象；我讲述那些被捕、被失踪、被迫害的普通人，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不是新闻的数字，而是有血有泪的生命。
行动并不仅限于抗议。我通过《在野党》杂志为良心犯家属捐款，在大纪元等多个媒体发表宣传民主自由的文章，在生活中积极向身边的人传播民主思想，与志同道合的同胞交流分享我走在民运这条路上的所感所思，向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我知道自己力量微薄，但正如一位前辈所说：“哪怕只是举起一盏微光，也足以照亮黑夜的一角。”每一次参与，都让我更坚信：改变不是来自宏大的口号，而是无数细小行动的汇聚。
这些年来，我们的呼声让更多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现状，也让一些被长期关押的异议人士获得外界援助。虽然步履艰难、成果有限，但每一点努力，都是打破沉默的开始。
我常这样提醒自己。追求自由虽有风险，却最有意义。对抗不公是良知，坚持真相为人性。每一次站立、每一次呐喊，都是通往自由的步伐。
只要不放弃、不沉默，微小的声音也能汇成洪流。自由不会自己降临，它需要勇气与牺牲。
我愿继续前行，为仍在黑暗中的人发声，为真正属于人民的自由中国努力。
Action and Conviction: My Road to Democracy
Author: Xie Jingfang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u Fa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