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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守望民主未来

撰稿:王梦梦 摄影:韩立华 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洛杉矶讯】2025年9月20日上午,基督徒民主守望联盟在负责人王中伟的组织和带领下,走进六四驻洛杉矶纪念馆,举行悼念与祷告活动。 ...

在上海醒来:我为什么反共

——一个“岁月静好派”女性的自救手记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0. 序:体面与谎言之间,总有裂缝会漏风 我曾以为,人生的终极形态叫“独善其身”:学历堂皇,上海白领,周末咖啡,朋友圈九宫格——政治这玩意儿,离我远点。后来才发现,体面是临时工,谎言是正式工;你以为在风平浪静的人生里打卡,其实是在专制的气压里待机。直到风从裂缝里灌进来——裁员、封控、禁言、黑箱——我才明白:所谓“岁月静好”,只是尚未轮到你。 于是,我开始给过去的自己写一份说明书:我为什么反共。 1. 家庭起点:善良的父母,粗暴的时代 我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勤劳诚实,却在文革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青春喂了“斗”和“批”。改革以后,他们又遇到下岗潮;父亲自学成了助理工程师,却背着饥荒年代落下的病根,家计常常捉襟见肘。我们家没什么“阶级仇恨教育”,只有“谁错了先道歉”的家规。民主的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知道:权威可以尊敬,但必须可被质疑。 我也像标准答案里写的那样好学、听话:少先队、共青团,能上的都上;只不过当时不懂,红领巾和团徽并不等于道德与真理,它们只是组织关系。第一次对“正统叙事”生疑,是小学那年看 1989。堂哥去游行,回来背了处分。电视里说“有不法分子搅局”,我却只记得:年轻人的呐喊为什么要以学业和前途为代价? 2. 书本与银幕:独立的种子,被外语浇了水 中学时的政治课像快递:到课即签收,不含思考。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历史只剩一种版本。校规要求“统一短发与劣质校服”,我忽然明白:剃头与制服,常见于监狱与精神病院。 幸运的是,90 年代末到 00 年代初,世界还留了条缝给我。《简·爱》《傲慢与偏见》《飘》告诉我,做人的底线是尊严,自由和爱情都靠得住;《V 字仇杀队》《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教我:在系统性谎言面前,逃跑不是懦弱,思考才是冒险。一位室友劝我好好学英语——“真正的知识在墙外”。我没出国,但这门语言成了逃离精神版图的护照。 直到某天起,Facebook、YouTube、Google 被一键消失。空气里出现了一个无形词条:防火长城。我学会“翻墙”,像在黑夜里摸到一只手电筒。光很小,却足以看见房间里并非只有家具,还有锁链。 3. 科研现场:当“真问题”遇上“真 KPI” 我读的是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分子,从观测到机理。逐步看清一个不太体面的事实:中国科研并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在真问题上的制度。经费评审看人脉,论文数量当绩效,导师忙应酬,学生当螺丝钉。学术理想最后被六个字打包发走:发文章、要指标。 两个事件把我的“科研滤镜”砸得粉碎: 基因编辑伦理翻车:某副教授把人类胚胎当试管小白鼠,科学没跑通,伦理先失踪。最后三年牢狱出来还是教授,体制责任人“路过不背锅”。 不可复现实验的跃进:一个震惊世界的新工具,几个月后被发现“别人就是做不出来”。楼起得快,塌得更快;追问失效得最快。 科学需要时间、诚实与失败权,而体制提供 KPI、排名与宣传片。当真理被“年度汇报”衔着跑,结果往往不是突破,而是事故。 4. 职场见闻:外企的规矩,内资的魔法 博士后我留在上海。外企的第一课:流程不是摆设,合规不是口号。大家没有加班文化(至少不是996),发现不内卷也能把事情办好。但并购一来,“中国式管理”像病毒:表格宇宙、权力斗法、劣币驱逐良币。于是我转向“民族产业”,想做点真正造福病人的事,结果经历了两家“人矿工厂”。 公司 A 口号是“无边界”灵活工作,翻译成人话叫:没有边界的无偿加班。疫情爆发,他们把研发扔进疫区抢样本,“捐赠”只是 PR,合规是可选项,薪资则是闭口不谈。Apple Watch 是我健康的遗书,心率报警像上班考勤。最终产品死在审批门口——游戏一早写好,行业真正赚钱的,是早就在白名单里的既得利益者。赌徒式老板妄图抄近道,拿员工健康与性命去填坑;监管黑箱,游戏早被写好,外人只配当炮灰。 公司...

拒绝成为中共教育孕育的恶婴

作者:刘芳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中国70、8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很熟悉葫芦娃的故事。应该记得故事里有一个金刚葫芦娃,和其他兄弟不同,他不是在山上长大的,而是由妖精带回魔窟,亲手用邪恶养育的,因此一出生就带着邪恶力量。这像极了我们这代人,童年与青春期被中国共产党体制欺骗和毒害。我们本该像藤上的葫芦一样,自然成长,拥有独立的思想与纯真的心灵。然而,我们的成长却被牢牢控制在另一只无形的手里——国家与党的教育体系。从识字的第一天起,我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被刻意隔绝在真实之外,慢慢被塑造成忠诚的接班奴隶,而不是独立的人。以下事实都是我亲身所经历的荒谬事实。 一、中国式政治洗脑教育:把孩子养成驯顺的奴仆 从小就在潜移默化中变成沉默,服从的顺民。我入学的第一天,被教导就是服从,双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不说话就得到表扬。而调皮反抗就会受到惩罚。但当时的父母心中,老师地位很高。父母因为文革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非常重视教育,他们总是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否则将来会一无是处。儿童的活泼好动的天性就这样被扼杀。我所在的中学会强迫学生剪短发,穿没有设计感劣质的校服,遏制爱美天性和个性。我知道的只有监狱和精神病院才需要剃头发穿制服。有一个男生头发长超过了一寸一点点,竟然被主任强行剃头羞辱。反抗就会受到处分。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热爱祖国”,对党感恩。就像那首歌唱的是党带领中国人推翻了旧体制,打跑了侵略者,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给了我们一切。我在小学时,因政治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强制看了十多场的黑白爱国教育电影《闪闪红星》《游击队》《邱少云》等等,作为政治学习的一部分。现在想来抗日影视片段的夸张暴力与仇恨表达,其实是不利于小学生的身心成长的。中学时,也有一段唱红歌的热潮。老师为了获奖,全班同学把《黄河大合唱》唱到吐。 背诵的是被删改的历史。我从小在课堂里背诵“抗日战争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标准答案,背诵“新中国从此站起来了”的豪言壮语。那时候,我以为这些就是全部的真相。直到有一天,加入了国民党的远房亲戚回国,和我聊起那个战争年代。我在YouTube查看到了一些海外资料,才发现原来还有被掩盖的历史:国民党军队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数千万平民在饥荒和政治运动中死去,六四惨案更是从未出现在任何教材里。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我从小到大背诵的,不过是被删改过的历史,是统治者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历史从未消失,只是被隐藏,而我们却被迫在虚假的记忆中长大。 学习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标准答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下一代,被教育成了夜郎自大的样子,盲目的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周围很多孩子母亲都不止一次的谈论起现在越来越加强的洗脑教育。领袖崇拜、党史歪曲、仇外叙事全面强化。2017 年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强制写入小学、初中、高中教材,要求学生背诵。而文革,大跃进已经从历史课本中删去。曾经我们学习的古汉语诗词发音,现在也是只有老师才是唯一答案。家长和学生都无法和老师所代表的权威提出质疑。 强调国学,弱化英语教育:近十年,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词叫“国学”。其实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为主题的,“国学班”“弟子规诵读”“国学夏令营”培训和商业活动。表面是“文化自信”,本质是切断年轻人接触外部世界的通道,让他们更多停留在官方编排的文化叙事里,填补精神空白。 这与封锁互联网、限制海外信息渠道,是一脉相承的操作。 近五年英语课比例的调整、去英语化的试点、教材标准中外语比例保存或下调的规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英语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和学知识的工具。我真不敢想象将来学生还有什么可以去依仗、去了解世界的进步和中国发生着的这一切邪恶罪行?另一个讽刺的是中国权贵的孩子却无例外的选择了留美、英、奥求学。 二、努力营造的厉害国的神话和全民自嗨 首先,基础教育里反复洗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关于地大物博号称煤炭储量丰富,但大量资源被国企垄断,环境污染严重,老百姓并未因此受益。稀土储量丰富,精炼带来的环境污染也同样伤害的是老百姓。有耕地和粮食,却常常要靠进口大豆、玉米来维持供应。中国历史“最悠久”只是宣传口号,放到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中国只是众多古文明之一。看看埃及的展览就可以发现古埃及文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3100 年,比中国夏朝早一千多年。苏美尔文明更早,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与城市。 其次通过各种媒介制造强国假象。从80年代开始,中共极其重视奥运会金牌,努力提升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奥运冠军被当作国家荣誉的象征。在利益加持下使用兴奋剂已经成为中国运动员的常用手段。殊不知奥林匹克在国外最多就是个人成就。重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承办,不惜重金打造会场,奖励运动员,大肆宣传。人民未必享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通过拍摄大量自嗨的类似战狼的影片,塑造的中国特种兵几乎是“超人”战无不胜。战狼影片宣传的不是现实,而是一种“幻象”:中国无比强大,敌人不堪一击, 把爱国等同于盲目崇拜,把国家和政党混为一谈。现实中,中国军队缺乏实战经验,真正的国际军事行动远不如影片所展示的那样。观众被动接受这种情绪灌输,很容易陷入虚假的民族自豪感,而忽视现实中的问题:腐败、经济下滑、社会不公。 中国在非洲的现实影响力,主要靠资金+工程+资源换取政治支持。中共的“援助”不是平等合作,而是一种新的掠夺与控制。我们自豪的遥遥领先的民族之光公司,不过是靠抄袭、技术窃取、政府庇佑发展起来的假象。当制裁来临,芯片遭美国禁运,中国的“科技巨头”立刻显出脆弱。所谓“卡脖子”问题,本质就是几十年没有真正掌握原创技术。 当我具备了学习能力和了解了世界后,回看这一切。才清楚意识到这些都是教育的洗脑手段。一开始对于盲目的夜郎自大的爱国宣传,我是十分反感的。但是,我在国内无处表达。因为周围的造谣的人永远比辟谣的人多,盲目信任的人永远比相信真相和科学的人多。要知道中共造谣是职业的,甚至还雇用了大量的职业写手,文人,科学家,文艺工作者都一起来造谣。而说真话,辟谣的声音力量太小,从此我也不再愿意讲出来。根本没有人听。 三、宣扬仇恨,转移矛盾 我读书时美国被描绘成“霸权主义国家”,日本永远是“军国主义的潜在威胁”,韩国则常被贬为“棒子国”。国外都是流浪汉,非法枪支。在美华人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日本则是充满了辐射污染,连日本刺身也不可以吃了。同时,各类抗日神剧,把日本人塑造成愚蠢、残暴的小丑;官方媒体宣传经常用“欧美帝国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来解释社会问题。新闻联播里最不和谐的声音永远都是我们和这些国家的敌对。抹黑的真实目的有三:制造敌人:没有外部“强敌”,中共的合法性就会动摇;转移矛盾:经济、社会、腐败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外国打压”;强化控制:让人民相信外部世界充满敌意,从而更依赖中共“保护”。 四、利用欺骗手段掩盖信息,新闻早已没有自由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到政治运动是1989年,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和父亲一起关注新闻里六四学潮报道。堂哥当时在读大学,尽管他的母亲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劝说他不要去游行,可能会留下污点。但他还去了。当时堂哥的行为让我觉得那时的大学生和后来不同,他们心怀天下,愿意为了民主和自由呐喊,敢于承担历史使命而不顾个人安危。我不明白他们做错了什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演变成了恶人乘机而入的暴动。这个事件便是中国欺骗手段的铁证。当时作为远离北京的民众,听到的消息都是从新闻报道来。学生的非暴力运动被污蔑成了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从中挑拨学生和武警导致事态不可控制。请大家留意,这是共党最常用的下作手段,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手段血腥镇压。20万武装军人面对几万学生。死伤至今无法统计。而中共报道里却只有武警被学生杀害的离谱事实。最后的手段就是惩罚和掩盖。这次追求民主自由的学生潮最终被武力干预而偃旗息鼓,很多学生被通缉,而当时我信任并敬佩的堂哥也因为参与那个事件,受到了三年不能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惩处。我一个朋友的爸爸也因为这个事件中支持学生的抗议导致个人前途灰暗。六四事件第一次让我感到了阴霾,学生的非暴力正义的举动、却要以个人未来发展受阻甚至以血为代价。随后这段历史仿佛没有发生过,消失在了中国历史中,消失在中国任何媒体里。 五、高筑信息茧房,防止人民知道真相 2000年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年代,作为大学生的我天天都兴奋的在网上冲浪,我很喜欢的《v字仇杀队》和《黑客帝国》,还有《肖生克的救赎》这些电影让我有了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He crawled through a river of shit and came out clean on the other...

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的社会与政治逻辑

作者/编辑:李之洋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在极权主义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个体与体制的关系一直被视为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的重要命题。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恐怖与暴力维持统治,更通过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意识形态塑造,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阿伦特,1951)。中共体制正是此种极权模式的典型延续。 对于体制外的民众而言,中共的专制本质早已显而易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个体同样身处风险与困境之中。他们不仅是体制运转的执行者,更常常成为体制自我清洗与自我消耗的牺牲品。因此,分析中共体制内人为何更应放弃体制,不仅有助于理解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动力。 一、共产体制的独裁本质与“绞肉机”效应共产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是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职业革命家”与“先锋队党”的理论,为极权主义政党的权力垄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列宁,1902)。在这种体制下,个体必须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最终所有权力汇聚于党与领袖之手。 在实践中,这种高度集权必然导致“绞肉机效应”。体制不仅通过物理暴力清除异己,也通过政治运动、党内斗争和思想改造,周期性地吞噬自身成员。苏联大清洗(1937)、中国的反右运动(1957)、文化大革命(1966-1976),均证明了即便是最忠诚的干部,也可能在体制的自我更新中被牺牲。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的恐怖并非仅针对敌人,而是针对所有人”(阿伦特,1951)。因此,中共体制内个体的身份并非安全保障,而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其存在本身意味着时刻可能被清算,区别只在于时间早晚。 二、列宁主义模式与虚伪合法性的延续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实质上严格延续了列宁主义的政治逻辑。所谓“民主集中制”不过是“集中”的代名词,党组织权威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党要管一切”,这一原则延续至今。 从制度设计上看,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虚伪的双重结构上:一是形式上的民主与法治:宪法文本中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至上等条文;二是现实中的党治独裁:一切权力最终归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法律和宪政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 正如林茨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所言:“在后极权体制中,法律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宪法沦为政治装饰”(林茨,1996)。中共体制恰恰体现了这一特征。体制内人被要求忠于宪法,却更必须忠于党,后者才是实际的安全与升迁保障。 这种虚伪的合法性结构,迫使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矛盾与撕裂之中。他们明知制度不公,却必须以维护制度为己任;他们寄望体制保障,却随时可能被体制抛弃。 三、掘墓人的历史逻辑极权体制往往在其最鼎盛时期孕育自我毁灭的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即为典型案例。他出身体制内,却在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1985-1991)。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东欧剧变: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崩溃(1989),均有体制内改革派与思想者的作用。 这表明,极权体制的掘墓人往往来自体制内部。原因在于:一是体制内思想者更熟悉制度运作与权力结构,拥有揭示真相与行动的条件;二是他们在长期矛盾中积累了思想异化,对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更为迫切;三是当体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衰退时,体制内的背离行为将起到临门一脚的作用。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放弃体制,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关键。 四、中共体制内的权力与身份结构要理解体制内人的处境,必须分析其内部的分层结构。一是权贵阶层:这是人数极少但掌控庞大财富与资源的群体。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权力已被约一百多个家族牢牢控制,他们在经济、政治与军队中具有绝对话语权(沈大伟,2015)。这一群体与体制深度绑定,他们的利益与体制存亡紧密相连。二是庞大的从属群体:包括各级官僚、干部、事业单位人员、军警系统人员。他们是体制的日常运转者,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耗材”。党内运动、纪律检查、政治整肃,使他们随时可能失去地位甚至自由。 这一结构决定了体制的脆弱性。少数权贵的高度依附,与多数从属群体的潜在离心,构成了内在张力。一旦体制衰退,从属群体出于生存考虑选择中立或背离,政权的崩塌就会迅速发生。 五、社会逻辑:从压迫到离散从社会逻辑看,体制内人的生活状态充满了不稳定性。一是依附性与恐惧:中共体制强调上下级关系的绝对服从,下级必须依赖上级的保护,但上级本身也随时可能被清算。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普遍的不安全感;二是思想的双重性:体制外的社会,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信息与价值观,使体制内人接触到民主、法治、自由等理念。这些理念与现实中的专制体验形成强烈反差。三是被迫的自我异化:为了保全自身,他们必须口是心非,公开场合高举忠诚旗帜,私下却可能充满不满与怀疑。这种撕裂最终会推动他们在历史节点上选择离散。 正如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所言:“当人们意识到可以过得更好,而制度却阻碍他们时,革命便不可避免”(托克维尔,1856)。 六、政治逻辑:从维护到放弃极权体制的稳定有两个前提:一是核心利益集团的高度团结;二是下层官僚群体的广泛服从。当第二个条件不复存在时,政权将迅速丧失运行能力。苏联的解体说明,当体制内多数人不再愿意为体制背书,极权大厦顷刻之间便可坍塌。对于中共而言,若体制内大多数个体在关键时刻选择放弃体制,哪怕仅仅是消极抵抗、不再维护,它的统治机制也将陷入瘫痪。政治逻辑的铁律在于:统治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暴力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维持的(韦伯,1922)。一旦这种合作瓦解,独裁的根基就将动摇。 综上所述,中共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一部吞噬个体的“绞肉机”;它延续了列宁主义的虚伪合法性;它必然在内部孕育出掘墓人。体制内部的分层结构进一步揭示了多数从属群体与少数权贵之间的张力。从社会逻辑上看,体制内个体长期处于不安全与撕裂状态;从政治逻辑上看,他们的放弃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历史转折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中共体制内人更应放弃体制。这不仅是个体的理性选择,更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体现。正如历史多次证明的那样,极权体制的崩塌,往往源于体制内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击。体制内人的背离,既是他们自我拯救的出路,也可能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契机。体制内个体的放弃行为不仅是自我保护的必然选择,更可能成为推动体制瓦解的重要历史力量。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ogic of those within the CCP system abandoning the system Author/Editor: Li Zhiyang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tomorrow Abstract: Thi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