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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23期(2026年4月4日)

人权观察部 张维清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彭小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高智晟,1964年4月20日出生,籍贯陕西省佳县。原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2001年被中国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律师”。他以代理底层民众维权案件著称,被誉为“中国良心”和“维权运动先行者”。因大规模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维权律师之一。 最新近况: 1、强迫失踪超 3156天:截至2026年4月4日,高智晟律师自2017年8月13日被从陕西老家带走后,已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已达3156天。中共当局始终拒绝透露其关押地点或生存状态。 2、雕像落成:2026年4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雕塑公园,多名人权活动人士为高智晟的雕像(名为《仰望星空——高智晟》)举行了揭幕,以纪念这位失踪多年的“中国良心”并呼吁各界持续关。雕塑展示了高智晟在黑暗环境下依然守望良知、追求法治的精神。 一、个人简历 1、贫寒出身与军旅:出生于陕西陕北,因家境贫寒未能读完中学,曾入伍参军,并在部队自学法律。 2、职业巅峰:1996年开始执业。2001年,因免费为底层民众代理医疗事故、强制拆迁等维权案件,被司法部评为“全国十佳律师”。 3、突破禁区:2004年起,他突破禁区代理多起政治及宗教敏感案件,包括朱久虎案、太石村罢免案,并三次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二、政治立场 宪政民主支持者:高智晟在秘密撰写的著作《2017年,起来中国》中,从人权律师与基督徒的双重视角预言了中共体制的崩塌,主张在中国建立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体制。 拒绝收买:他曾拒绝国企巨额利诱,坚持为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援助,主张“良知重于黄金”。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

大雪四百年

作者:周敏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之一:红楼梦癸酉本的浪潮是新八旗下民心的暗涌 2026年3月19日,拥有500万粉丝的网红“吃瓜蒙主”的抖音帐号被封禁。她以索隐派视角解读《红楼梦》癸酉本而短时间声名鹊起,直播间人潮汹涌。被全网封禁后,她所有的帐号包括别人搬运她内容的帐号,以及一些宣扬汉文化的帐号一并被封。她本人还现身发布了一段认罪视频,视频里表情僵硬,照本宣科地朗读。她宣读的题目是《从大一统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她被封禁的罪名就是以反清复明的角度解读红楼梦癸酉本。 她的被禁,如果仅仅当作关于清朝的新疆西藏和满洲东北的疆域传承合法性来理解,就会错过它背后真正的重量。在中国,每天都有网络帐号因为触及了中共的逆鳞而被封掉。但是这一次,动用了全套政治处理程序,包括舆论定点打压,官方媒体出面点评,当事人公开念稿,随后便全网清零,不留一点点痕迹。这套程序,通常只用于触碰到真正核心神经的案例。 一本近几年横空出世的布满争议的古典小说新版本,何以触碰到了可怕的核心神经?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来弄清楚,那泱泱五百万人,聚集在一个解读文学的直播间,究竟他们在寻觅什么? 红楼梦从来就不是没落贵族的爱情故事。书的开篇就说得很清楚:此书“将真事隐去,以假语村言”敷演。书里正面描述的繁华其实是背景,隐写的毁灭与凋零才是主题。正如书的另外一个名字: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不然就被作者骗了去。 索隐派的核心主张是,这是一部以隐语写成的亡国史书。黛玉等人隐喻崇祯与南明,宝玉是传国玉玺与汉人正统,大观园是凋零的华夏文明。那些精心设计的谐音、象形、诗词典故、草蛇灰线,是一群亡国之人在文字狱的刀口上,把真相隐藏进了另一个不相干的故事里。这套隐喻系统的深邃与复杂度,远远超过一般读者的想象。它把密码编进了汉字结构和读音、文学易经天文中医五行和人道天道的宇宙观,是把整个华夏知识体系作为密码本,实在是呕心沥血多年才能写得出来。当你意识到密码已经编进了汉字的字形本身,你就明白了作书人的绝望有多深,有多不甘心。感叹的是,这些信号穿透了几百年的封锁,还是被今天的一些人接收到了。 风月宝鉴这个名字,繁体的风字里面有虫,隐喻后金满人;月是明的右边,隐喻大明。鉴这个字,就是让读者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懂书里华夏文明最后一次的荣与辱。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把藏在字形里的刀。那句让人送命的诗——清風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杀机不只在讽刺满人粗鄙,更是那个風字里藏着的虫。在政治高压的时代,无论是满人八旗还是新八旗,连字本身都是武器。 隐喻系统之一是按五行来构建。五行里的金对应白色、肺、秋天、草木枯萎、霜冷肃杀等,书中这些元素无一不是指后金即满人,这已经不是暗喻而是明指了。人参的隐喻贯穿全书始终。人参谐音人身,指明朝军队和反抗力量。贾母早年说"人参咱家多得是"——那是明军尚有元气之时;到了后来,家里只剩陈年须末,已经失去效力——那是南明最后时刻,已经无药可救。这条线从书的开头埋到结尾,贯穿始终,每一次人参出现都是一次文明较量的隐喻,直到覆灭。 这套隐喻系统,在文化水平普遍极高的明遗民中几乎人人皆知。脂砚斋批书时写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他说的不是欣赏喜爱,而是一个"解"——这是破译密码的动作。他在告诉后来的读者,这本书有一把锁,你需要解开它,然后心领神会。作书人与批书人,几乎是在明示读者:以史书读之,知道自己文明从此在暴雪之下白骨如山的真相。 但对于今人,这套密码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接收者。不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不聪明,是因为那个培育出这种文化水位的土壤,被系统性地破坏了将近四百年。文化素养已经被降格到四百年来最低点。满清的文字狱摧毁了敢于说话的人,中共的教育制度摧毁了能听懂的人。两次打击,方向不同,结果一致。 这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失传,这是一整个文明的失忆。这片广袤土地上整体的茫然与混沌,正是满清八旗与新八旗孜孜以求的。 之二:葬花吟至今依然是现代中国人的悼词,而并非过去时 一个拥有几百万粉丝且能进行深度思考的自媒体账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网络聊天室,已经变成了一个民间的精神社区。当成千上万的人在评论区里通过癸酉本达成某种心照不宣的政治共识时,这个账号就具备了准组织化的特征。中共对任何具有组织化雏形的东西都有着PTSD。它清空账号,封口,是要强制解散这个精神阵地,让所有人重新回到孤立无援的悲观状态。 每个中国人无论有没有看过这部小说,都知道黛玉葬花。你不得不感叹这个隐喻的生命力。几百年来,葬花已经被降格为痴情,对生命无常的感伤。其实这是一帮亡国之人,在给自己的文明收尸。不让落花入水——金生水,后金之水——是最后的尊严。入土为安,是拒绝被征服者的体系所吞没。葬花词里那句"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不是少女的心事,是一整个文明拒绝被异族体系吞没的绝望宣言。 癸酉本版本真伪,学界争议未决。但真伪对于我们的论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的解读框架,在2026年的中国,为什么能引爆五百万人的共鸣。 这肯定不是一部古典小说突然流行起来,而是这套索隐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在高压环境下再一次命名现实的能力。当博主分析"内鬼开门、外敌屠城",听众想到的是什么?当她细数大观园如何从繁华走向被抄,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几百年前的隐语,与今天网络上的"毒菜"、"西朝鲜"、"两百斤"、"皿煮",是同一种语言的两个时代版本——高压之下,真相找不到直接的出口,就以隐喻的方式从地下渗出来。 几百年过去了,手法是一模一样的。这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深的悲剧之一。 那种命名能力之所以令人如此渴望,是因为在它缺席的地方,人们甚至失去了表达自身处境的语言。一个没办法用正常语言表达的痛苦,是没办法反抗的痛苦,因为它无法被承认。癸酉本给了那五百万人一套词语。 五百万人聚在一起,是在读一部古典小说吗?他们是在做一件政权最恐惧的事:彼此辨认。一起在文字中围炉取暖、剖析自己的来龙去脉,这是在备份记忆:这些关于文明、历史与风骨的激荡,在网络之洋中,感受到了一丝属于华夏魂魄的温度。癸酉本这份“雪下的底稿”,作者们在今人看不见的维度里,静静看着那场雪,也看着自己的后人。希望这些后人即便身处鱼肉之境,也始终保有那份惊天动地的聪慧。 原子化社会的统治逻辑,依赖于让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孤独的异类。但当五百万人通过同一本古书,感受到同一种疼痛——这种孤独感在一瞬间崩解了。人们发现:原来真的不止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场雪。 清朝和中共费尽心机想让民众看“正面”的太平盛世。而癸酉本的解读和对今天中国现状的联想,就是那面强制转到背面的镜子,让你看清白骨,看清真相,而且这面镜子无法被砸碎。 这是封号令真正要消灭的东西。不是那位博主,她只是不经意间拨动了最核心的红线,更不是癸酉本本身,而恰恰是那五百万人之间刚刚建立的、那条细如发丝却真实存在的共识的神经线。 之三:新八旗,一个需要被说清楚的结构 理解这次封号,需要先理解一个词:新八旗。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以血缘和军事功勋为基础的特权体系。旗人不事生产,由国家供养,在法律、经济、政治上享有凌驾于汉人之上的系统性特权。这套制度的设计逻辑,是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永久性地建立一道无法流动的身份墙。 今天的中国,这道墙换了个德国思想+苏联体制的面孔,结构如出一辙。 苏维埃、太子党、红二代、军属、高干家庭——这个群体在政治准入、资本积累、司法豁免、教育资源上的系统性优势,与旗人制度有着真正意义上的结构一致性。习近平曾在内部场合将自己所在的群体称为"红色江山的天然继承者"——这句话的逻辑,与清朝旗人援引"祖宗武功"的方式,几乎一字不差。 更深的一致性,在于两者对待被统治者的基本态度。 《商君书》说:"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部旨在像羊一样驯化人民的酷法始作俑者商鞅最终也死于他亲手织就的那张法网之中)。清朝通过文字狱和薙发令把这套逻辑刻进人的身体。而当代政权更是打压道家儒家宗教信仰及乡土宗祠等中国传统文化,尊崇商君书的法家之酷法,通过无休止的肉体消灭反对声音、经济压力榨干个人时间,通过算法推送的碎片娱乐稀释注意力,通过全景式监控制造永久性的严查。 今天的手段高级精密了,目标没有变:把聪慧变成奴性,把自己的子民变成财产。 马戛尔尼1793年访华,见到的正是这种驯化的成果。他在日记里写道,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清帝国"没有改善,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把清帝国比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之所以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幸运"。这段写于两百三十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字字都像是写给当下的。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描述中国的富庶,那个令欧洲人惊叹的东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是明朝及之前积累的底子,是那片被铁蹄踏过之前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斯密看见的是遗产。他不知道那个创造遗产的文明主体,已经换了主人。斯密心目中的中国,是1644年之前的中国。 1644年直到今天,这片土地的主人,并不是在它上面几千年劳作、生育、死去的那些华夏子民。 把清朝与中共并置,很多人会反驳:清朝再不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共是中国人建立的政权,怎么能算"外来"? 这个反驳混淆了两件事:人员的本土性与文明逻辑的异质性。 满洲人的身体从东北来,马列主义的思想从苏联来——似乎不同。但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都不是中国这片土地自然孕育出的统治逻辑。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更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动作:系统性地摧毁华夏文明的自然生长能力。 明代晚期,中国正在发生某种内生的变化。江南市民经济的勃兴,李贽的异端哲学,徐光启与利玛窦的文明对话,宋应星《天工开物》对技术世界的百科式记录——那是华夏文明第一次从内部触碰到某种类似现代性的边缘。这颗从自身土壤里长出来的,刚刚破土。 然后清兵的铁蹄踏过来,把刚刚发出的萌芽连根拔起。 随之而来的就是薙发令,文字狱,是《四库全书》打着修书名义进行的系统性毁书改书。外来破坏者的目的就是对本土文明记忆的定向清除——强迫一个民族用身体的耻辱来内化征服的事实,然后用篡改过的历史告诉他们: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祖法,不遵从的就是大逆不道。 一百五十年后,马戛尔尼来访,他记录下了治理的结果。再过了五十年,鸦片战争。那艘巨大而腐朽的战舰终于沉没了。 然后是民国——四百年大雪中唯一短暂融化的片刻。鲁迅的手术刀,胡适的温润,陈寅恪的傲骨,西南联大在炮火里守护的那一点文明的火种。一时间犹如新星爆发星光璀璨,在思想与科学的各个领域争辉。民国的诞生是中国尝试转向现代主权国家的惊鸿一瞥。虽然后来陷入了黑暗,但在亚洲播下了“主权在民”的火种。这段微光乍现的乱世却是这片土地四百年来最接近自由的时刻。 然后1949年,第二场雪来了。 批孔、毁庙、文化大革命——同样不是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对民国三十余年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文明自信的彻底摧毁。岳飞从课本里消失,鲁迅从课本里消失,先秦诸子从课本里消失,民国从课本里消失。留下的,是一片重新覆盖的白茫茫大雪。 这条线索的解读揭示的一个真相就是:文明的繁荣与权力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反比关系。每一次"盛世",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荒原。每一次威权松动的"乱世",反倒是思想与创造力最自由生长的时刻。温柔富贵乡与青枫林里鬼吟哦,盛世与饿殍,翻到背面看才是真相。 康乾盛世,是马戛尔尼眼中"半野蛮"的顶点。中共的伟大复兴,是另一种盛世叙事下的每一个普通公民的荒原。 文字狱与今天的管控体系相比,是原始工具对精密机器。文字狱是点对点的恐怖——抓一个人,杀一个人,震慑一批人,它的覆盖面有限。今天的系统是预防性的:在你开口之前,算法已经知道你想说什么;在你搜索之前,那个词已经不存在了。文字狱杀的是已经说出口的话,防火墙、禁止卫星接收、党禁报禁杀的是还没有被想到的念头。 奴役的工具精密了。奴役的本质没有变。这是外来的大雪对中华大地的无情覆盖。 之四:离岸的火种——台湾的文明备份 昨夜朱楼梦,今霄水国吟。薛宝琴的原形有索隐派认为一部分是影射郑成功。 1661年,郑成功率军渡台。 表面上这是军事撤退。本质上,这是华夏文明在满清全面覆盖大陆之后,第一次成功的离岸备份。他带走的不只是军队,是汉人的衣冠,明朝的历法,那一整套被清廷正在大陆系统销毁的文明符号。 1949年,这个结构以惊人的精确性再度重演。又一批人渡海而去,带走了故宫文物、大学教授、出版社的铅字与民国积累的文明基因。台湾在往后数十年里,安静地完成了一件大陆从未被允许做的事: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极权压迫的条件下,可以建立体面、自由、有尊严的现代社会。 这才是台湾问题的真正核心。领土的争议是次要的,致命的是作为参照系的威胁。 只要台湾这个文明社会存在,"没有中共统治就会乱套"的谎言就无法彻底成立。只要海对面的灯还亮着,大陆人就有一个坐标,知道那条被覆盖了四百年的路,并非从来就不存在。 所以必须切断。必须封锁。不能让大陆人看见那面镜子。 多少次在这片海峡的天空和水面挑衅,还有传闻中共不只一次蓄意破坏台湾海峡海底光缆,这是想凿掉镜子的冲动——一个自知形象丑陋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砸掉镜子,而不是洗脸。 清朝的迁界禁海,封的是人的身体。今天的数字长城与断缆阴谋,封的是国人的眼睛。 手段进化了,金銮殿的恐惧还是没变。 郑成功守住了台湾二十年,终究敌不过施琅的坚船利炮。但今天的离岸存储,比四百年前多了一个维度:分布在全球的华夏流亡者,用母语写作、思考、记录的人,是无数个轻量化的节点。这种文明的保存,不再依赖于某一块土地,而是依赖于共识。只要共识存在,文明就没有地址可以被查抄。 之五:暗涌的方向——从情绪到觉醒,有多远 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一个问题:这股民心暗涌,到底有多大的政治意义呢? 坦白说,癸酉本热潮目前更接近于受压抑情绪的偶然地、本能地聚焦,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觉醒。这两者确实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情绪只不过需要一个发泄出口,觉醒却需要清晰的主动性的方向;情绪会慢慢地被转移和疏散,但是觉醒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 中共非常清楚这个区别,也非常清楚两者之间转化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才不等情绪演变为觉醒,就在第一时间切断。这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外科手术——会在肿瘤还是良性的时候就抓紧切掉。 但这种切除,也产生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作用。因为每一次封号,都在向那些还没有完全觉醒的人隐晦地传递同一个信息:这里有什么东西,是政权不希望你看到的,对威权已经产生了威胁。每一次强制念稿认错的视频,都在让那些看懂了的人,对那个此账号不存在的图片背后的精神力量,产生更清晰的感知。 镇压反倒是最好的广告。恐惧是直白的语言。清朝的文字狱杀掉了无数文人,却没有杀死《红楼梦》。它以残本、抄本、口耳相传的方式活下来,然后在数百年后,一个有着五百万观众的直播间里,又掀起了让整个政治机器都紧张起来的浪潮。 这就是暗涌的力量之处。暗涌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它在水面以下,在那些沉默的、原子化的、貌似已经被驯化了的个体内部,缓慢而持续地积累着势能。它可以被压制,被暂时驱散,但依然目睹那艘战舰的船体不可逆地在天道下腐朽着。只要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还在加深,这股暗涌就不会消失。 它只是在等待,静静地拍打岸滩。 然后,是这篇文章必须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中共对索隐派解读的真正恐惧,并不是关于版本考证和关于疆域传承合法性的历史争议,而是在于:一旦那套"外来政权的大雪覆盖了华夏文明"的分析框架被接受,读者会自动完成一个思维动作——把这个框架从1644年,平移到1949年。 这个平移不需要任何人教。它会自动发生。然后那个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再也压不回去: 大清,真的亡了吗? 尾声:记录本身,就是抵抗 《红楼梦》是在政治高压下完成的巨著。作者们用一生时间,在文字狱的刀尖舞蹈,把一个时代的真相隐藏到一个伤春悲秋的爱情故事里。他们预知了这本书不能公开流传,甚至可能最终不再有人能“解其中味”。但还是一边绳床瓦灶、噎酸韲吃苦菜,一边一灯如豆一字一血地写,润色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那些在清朝密室里手抄《红楼梦》的人,也一样知道抄完之后可能无处可送、无人能解,他们还是抄了。这就是文化的传灯,明知不能而依然行。哪怕以后只剩一个人读懂,他们也甘之若饴了。 这多么像今天的一些中国人,那些举起写满愤懑的白纸的人,用谐音暗语在防火墙上凿洞的人,用VPN翻墙出来与世界连通的人。都知道账号随时可能消失,自己在严密的监视下随时会失去自由。他们还是紧紧秉持着这盏灯传下去。 记录本身,就是抵抗。不是因为它能立刻改变什么,而是因为它拒绝了遗忘。 在这个时代,聪慧是原罪。清朝杀掉的是提出“清风不识字”的诗人。中共抹除的是能读懂“末世悲歌”的自媒体。这种跨越时空的相似,想要达到的目的竟完全一致:必须让华夏民族的聪慧钝化。 它要求你只能把聪明才智用在赚钱、互害和赞美上,绝不能用在觉醒上。 一个能读懂《癸酉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它必须让这个民族不仅读不到真本,甚至连讨论真本的空间都没有。 如果网上的“大观园”也被抄没,如果那些试图记录真相的“石头”们被迫消声,这种数字化的焚书坑儒,最终会像清朝那样导致文明的长久停滞,还是会触发某种我们尚未预见到的、更高级或更顽强的文化传承? 一夜北风紧,华夏尽白头。四百年,山河冰封。这雪,一直下到了今天。 这场雪终有停下来的一天。后来者在寻找来时路的时候,会在雪下找到这些文字。他们会知道,在那段最漫长的寒冬里,并不是所有人都睡着了。 有人醒着。有人依旧在记录。有人把四百年的积雪,一缕一片地细细数来。而你,我亲爱的朋友,在那漫天的雪下,又可曾看到了什么? Four Hundred Years of Heavy Snow Author: Zhou Min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Peng Xiaomei Part...

从中国体制宣传到海外⺠主媒体

当新闻成为⻛险⸺以黎智英案为镜鉴的个⼈与时代观察 作者:Cooper Guan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 ⼀个曾在体制媒体⼯作的⼈的观察 我曾在中国体制内党群⼝从事宣传⼯作,同时为多家体制媒体撰稿与通讯。 在那个阶段,我接受的职业训练强调舆论导向、 宣传纪律与信息控制。 后来,我创办⽂化传播机构,专注创意视频制作,并逐渐转向以真实表达与创作⾃由为核⼼的职业路径。 新闻与创作让我相信:真实是职业的基础,表达是社会进步的动⼒。 然⽽,中共治下的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使这⼀信念不断受到冲击。 黎智英案,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个问题:当新闻被视为威胁时,媒体⼈还如何存在? ⼆、 从制度内部到表达受限,个⼈经历与公共现象 在中国⽣活期间,我通过⽹络逐渐接触到更多历史、 政治、 时事信息。出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我曾在社交平台纪念"六·四"等历史事件,分享公共议题观点,呼吁法治、 ⾃由与⼈权。结果,不仅内容被删除,账号被限制,最终在⼀次全国性的⽹络整治⾏动中被永久封禁。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表达本身可能已成为⻛险。 这种现象并⾮个案,⽽是信息治理体系的⼀部分。 三、 黎智英案 新闻活动如何被重新定义 黎智英案的核⼼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具体⾏为是否合法,⽽是新闻评论是否被视为政治威胁,国际交流是否被解释为安全⻛险,媒体⻆⾊是否被重新定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新闻通常被视为监督机制,⽽在⾼度控制的政治结构中,新闻可能被视为潜在⻛险源。 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个别记者,也改变整个媒体⽣态。 四、 从国内经历到海外媒体参与,表达空间的对⽐ 来到海外后,我开始参与华⼈⺠主媒体的采访与志愿⼯作。 我第⼀次感受到可以公开提问、可以讨论敏感议题,可以表达不同观点。 这种对⽐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由表达并不是抽象⼝号,⽽是每天可以实践的现实。 同时,我也意识到,海外华⼈社区中仍存在⾃我审查与沉默⽂化。 不愿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在社交媒体避免讨论敏感议题,对媒体采访保持警惕。 这不仅是个⼈选择,更是⻓期制度环境塑造的⼼理结构与⻓期的信息控制环境和中共⼴泛的海外⻓臂监控密切相关。 当新闻活动被刑事化,所产⽣的寒蝉效应不仅局限在某个地区,它将通过社群⽹络扩散到全球华⼈社会。 五、...

养活了中国的人,被中国遗弃了

——论中国农民养老困境与中共统治的道德破产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了一项所谓惠民举措: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由143元调整至163元。 163元。折合美元,约22美元。这是这个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给予1.3亿农村老年人的全部国家保障。 与此同时,另一组数字在同一份报告中赫然在目: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折合约2458亿美元;中国GDP总量超过18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习近平则在不同场合以东升西降、制度自信战略格局自居,向全世界宣扬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 这两组数字之间的距离,不是普通的贫富差距,而是一个政权对待其国民的基本态度的真实写照。一个军费一年增幅即超过千亿、却将最底层老人的养老金锁定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国家,其所宣扬的所谓“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写在纸上的谎言。 若要理解今日之不公,必须回溯历史的账单。 1953年起,中共推行“统购统销”制度,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粮食,再高价卖给城市。农民的血汗,成为工业化最初的积累。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如同一道铁幕,将农民锁死在土地上,剥夺了他们自由流动、分享城市发展红利的权利。数十年来,农民以压低自身消费的方式,补贴了整个工业体系和城市生活。 改革开放后,数亿农民工涌入城市,以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奇迹。他们建造了摩天大厦,却无权在那里定居;他们创造了GDP,却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当他们踽踽老去,返乡后等待他们的,是每月不足两百元人民币的养老金,以及政府工作报告里那句轻描淡写的“再提高20元”。 历史的债务,从未被清算。中共从未正式承认这笔欠账,更遑论偿还。 中国的养老制度,是一个蓄意设计的不平等体系。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为6099元人民币,企业退休职工月均3148元;而同期城乡居民养老金(农民为主体)全国人均仅205元。前者和后者之比,高达30:1。这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财政主动选择的再分配方向——权力庇护的群体,获得丰厚的公共资源;无权无势的农民,得到的是象征性的施舍。 地区差距同样触目惊心。上海城乡居民养老金已经超过1490元,而多省农村老人仅领取全国最低标准143元——同处一个国家,同顶一面国旗,两者相差十倍有余。更残酷的数据是:农民的基础养老金,在多数省份甚至低于当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一半,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养老金与低保标准相差两倍以上,广东省则相差逾四倍。 还有一组数据令人心酸:农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城镇居民为75.21岁。农民不仅养老金更少,还比城镇人少活约6年。在一个以“全民共济”为名的养老体系中,寿命更短、贡献更多、保障更少的农民,实际上是这个体系的净输血者。 面对批评,中共的惯常辩护是:财力有限,逐步改善。这是谎言。 2025年,中国国防预算17846亿元,增幅1200亿元。若将这一年的军费增量平均分配给全国1.3亿农村老人,每人每月可增加77元,远超政府所谓倾力惠民的20元涨幅。倘若将北京冬奥会390亿美元的耗资,或一带一路数千亿美元的海外投资中的极小部分转而用于民生,农民养老困境早已可以得到根本性改善。 2025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应将农民养老金大幅提升至每月300-500元(约40-70美元)乃至与当地低保标准看齐。浙江大学学者张翔提出“国民基础养老金”方案,建议2030年前将标准提升至每月852元。这些建议年复一年出现,年复一年被忽视。不是预算不够,是优先级的排序——军队、维稳、形象工程在前,老农民在后。 更值得深思的是:20元的涨幅如此微薄,政府工作报告却将其作为重大民生成就大书特书,新华社发通稿,央视做专题,地方官员齐声表态。难道不是一场精心演出的戏码——用廉价的姿态,换取廉价的合法性? 有人会问:一亿多农村老人,为何沉默? 答案如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核心逻辑,正是系统性地摧毁一切有组织的抗争渠道。没有独立工会,没有自由媒体,没有反对党,没有独立的农民协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农民在政治上从来不是平等的公民。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选区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是城市选区的8倍——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工人的政治权重,等于8个农民。这一不平等比例在1995年缩减为4:1,直到2010年才实现名义上的同等。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面前,许多农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权利抱怨。从取消农业税到发放养老金,每一次微薄的“恩赐”都被包装成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深切关爱”,让本应是公民权利的东西变成了感恩戴德的理由。一位山东农民的儿子这样描述他的父母:他们觉得领了这点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宣传无处不在,早已将麻木顺从解读为满意。 还有更沉重的数字。武汉大学学者刘燕舞的研究揭示,许多中国农村老人因无收入、丧失劳动力、患病、子女无暇照顾,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至2015年间,每10万名65岁以上农村老人中,有21.99人选择自杀。更令人心碎的是,在刘燕舞的田野调查中,一位老人听说政府要发钱后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这句话,应当刻在每一个谈论“中国崛起”的人的心上。 今日之中国,是一个极为奇异的存在。在国际舞台上,它以大国身份纵横捭阖,与美国并称G2,主导多边论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它对最需要保障的群体吝啬至极,每月163元的养老金,甚至抵不上一张北京地铁月票的价格。 这并不是发展阶段的限制,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晰。印度2024年农村养老金约合人民币400元;巴西农村最低养老金与城市最低工资挂钩,约合人民币1800元;即使经济体量差很远的泰国,其农村老人也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且配套医疗覆盖更为完善。中国的问题从来不是缺钱,而是选择把钱花在哪里。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近年来最高频的口号之一。然而,当我们追问:谁的富裕?答案不言而喻。中国的财富再分配,始终都在体制内循环——从国家到中南海,从城市到城市,从官员到官员。农民,始终瑟缩在这个循环之外,用沉默和忍耐,承载着这个“崛起”奇迹的底部重量。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成员。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不只是一个轻飘飘数字游戏,不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是关于尊严、关于公正、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根本性问题。 一个不愿意善待自己农村老人的政权,不论在国际舞台上如何粉饰,其所谓“执政为民”的宣称,都是对历史的欺骗,对这片土地上每一位公民的侮辱。 老农沉默,不代表没有委屈。土地上的每一条褶皱、每一颗老茧、每一行浑浊老泪,都是这个政权亏欠人民的历史账单。历史的账,终须清算。 中国农民真的等待了太久。他们等待的,不是又一次涨价20元的恩赐,而是作为公民理应得到的平等与尊严。 The People Who Fed China Have Been Abandoned by China —On the Pension Crisis Facing Chinese Farmers and the...

哈梅内伊伏法:敲响中共暴政的丧钟

作者:张维清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一、 60秒的雷霆:神权的幻灭与暴政的终结 2026年2月28日,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世界屏息凝神,目睹了一个血腥时代的戛然而止。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这个自诩“真主代理人”、统治波斯大地数十年的独裁者,在美以联军的精准斩首行动中,成为掩体下的亡魂。 ...

记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作者:司空先让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在浙江有这么一个类似当年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夫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就是中国民主党人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女士。      胡晓玲女士出生于名门之后,母亲祖上是嘉兴名门望族蒋光焴,蒋光焴,清著名藏书家。(1825—1892)当年在嘉兴赫赫有名的“衍芬堂”就是祖上在嘉兴府的府邸。     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加上性格活泼,更是受人尊敬喜爱。胡晓玲的母亲在民国时期就在杭州铁路公司重要部门工作。     1947年,胡晓玲的母亲因曾无意间被同学拉进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加上其出生成分不好,在共党掌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甚至差点送命。胡晓玲也因此从小就遭受歧视和不公,这经历对胡晓玲之后支持民主党人毛庆祥反中共政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1980年,被政治运动整怕了的胡晓玲女士的母亲当得知胡晓玲与79年“民主墙”的热血青年毛庆祥谈恋爱时,是坚决反对的。    毛庆祥,杭州人,出生于1950年。曾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毛庆祥曾参与天安门“四五”运动被判过刑,后平反)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并形成了一个部落“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起源“出自民间”“宣扬民主”故称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杰出人士之一。       正是这段时期,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有着共同志向的胡晓玲与毛庆祥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之后,进入了爱恋阶段。在世俗人的眼里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后的胡晓玲下嫁出生贫寒的毛庆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尽管受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但意决已定的胡晓玲还是将户口本偷了出来毅然决然地与毛庆祥走进了民政局登记拿到了结婚证书。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伉俪,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历了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见到了王希哲、刘国凯等民运先驱,还带回了《告各界(行业)人民书》广为应用,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81)47号以“反革命宣传罪”判刑三年。       1984年8月刑满释放后,毛庆祥不畏当局的打压继续从事民运活动。      1999年6月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次被捕,11月9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毛庆祥拒绝认罪服法,服满刑期。       浙江自成立中国民主党以来,监狱中就一直有中国民主党人在坐牢,前后坐牢的达36人,至今仍在坐牢的有3人。这些民主党人的刑期加起来近200年。      1999年,毛庆祥第二次被当局逮捕并判刑8年。就在毛庆祥被判刑的当年,胡晓玲上班的杭州棉纺针织厂,出台了所谓企业转制政策,就是裁减员工,让工人拿很少一点钱买断工龄,或提早退休每月拿很少一点退休金。胡晓玲选择了提早退休,可胡晓玲一个人这点退休金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需要营养的时候,孩子的学杂费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没办法只能寻求再去打工上班,经好姐妹的介绍,去了一家杭州邮政器材厂工作,可没上几天班就因毛庆祥在狱中申诉,并将申诉材料在探监时交给了胡晓玲…… 当时的国保为了阻止胡晓玲将“申诉材料”递交到检察院,先是威胁胡晓玲,如果递交上去的话,在狱中的毛庆祥是没有好果子吃的,胡晓玲没理会国保。可国保没过几天竟然去了“邮政材料厂”对胡晓玲进行威胁和施压……结果厂方领导一见阵势也倍感紧张,所以第二天厂领导就让胡晓玲不要去上班了。胡晓玲因此失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陷入困境的胡晓玲其生活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没办法只能不时向亲戚朋友借钱,时常打点零工艰难度日。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养育孩子,全力支持毛庆祥的民运事业。       每当看到中国民主党人被判刑,胡晓玲心痛无比。她深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被判刑的民主党人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和陪伴。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主动联系其家人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情绪安抚……在胡晓玲的带动和帮助鼓励下,不少民主党 人的夫人们也勇敢站出来,自发团结起来与当局抗争并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谴责。     在毛庆祥坐牢期间,胡晓玲不仅要照顾年老的双亲、培育孩子、上班工作,还坚持每个月去监狱探望夫君。 就探监这事,对于中国民主党人夫人这个群体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只有通过探监,才能知道丈夫在监狱里是否遭受不公或虐待,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监能安抚亲人情绪。可以想像,一个人在大牢里呆着,如果没有亲人的关心和探望,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这种痛苦有时可能比坐牢本身还受煎熬!     这里我特别提一下,民主党人吕耿松第二次坐牢11年,在浙江长湖监狱服刑期间,其妻汪雪娥每月至少一次前往探望。杭州至湖州长湖监狱为90公里,来回是180公里,刑期是11年要来回跑132次(132次x180公里=2376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大半圈还多!      由于组建中国民主党案同案的民主党人吴义龙是外地人,在杭州生活相当困难,胡晓玲时常给他送些钱物,在杭州的其他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也会伸出援助之手,让他度过艰难困苦时期。     如今胡晓玲已70多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可还经常去养老院看望照顾身陷囹圄的中国民主党人邹巍90多岁的老母亲。      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先生,在谈到胡晓玲帮助受难者民主党人家人时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当朱虞夫先生第一次坐牢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夫人性格内向懦弱,怕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朱虞夫先生托人带话给胡晓玲,希望她能帮助其夫人克服恐惧和焦虑。在胡晓玲的鼓励帮助下,朱虞夫先生的夫人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就这样,在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的夫人群体一直以来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下度过了一个个的艰难时刻。      在民主党人毛庆祥前后获刑11年多中。胡晓玲和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地过着常人不可想象的日子。      胡晓玲就靠自己的一点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到孩子念大学了,教育费很高,只靠这点退休金根本不够,还要打零工,跟朋友借点钱和亲友的资助。儿子13岁的时候,爸爸就不在身边,在性格等方面对孩子的成长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就在这样艰难日子里,胡晓玲坦然面对现实,引导鼓励孩子要坚强,不要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卑,自暴自弃;培养其积极向上的性格。儿子在母亲良好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下,非常努力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后,只身一人前往迪拜发展,历经千辛万苦和不懈努力终于在迪拜站住了脚跟:创办了网络媒体,传播介绍阿联酋(迪拜)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旅游、美食……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使者。      胡晓玲以坚韧不拔的品格和实际行动不仅默默守住了心中的信念,更是守护支撑起了一个被当局击碎了的家庭。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版的“十二月党人”夫人!       向中国民主党人夫人群体致敬!    Remembering 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