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wei li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斩首”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情绪已经压过理性。尼古拉斯·马杜罗被美国政府捕获，阿里·哈梅内伊被美国政府击毙，无论是针对委内瑞拉的强人政治，还是伊朗的神权结构，外界都曾反复出现同一种声音：一个独裁者倒下，是否就会改变国家现状？ 在威权政体转型的公共讨论中，政治精英的突发性更迭常被赋予过度跨时代的意义。“个体清算”仅属于政治学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无法自动诱发“结构性转型”。公众对“强人政治”的瓦解常抱有一种基于“政治清算叙事”的乐观预期。 必须先说清楚一点——独裁者的灭亡，从道义上讲，永远不值得同情。长期依赖压制、恐惧与控制维系统治的人，其权力终结本身，就是历史对权力滥用的回应。强人政治本质上压缩社会空间、扭曲制度运行、制造系统性恐惧。它的终结，无论以何种形式发生，在价值判断上都不需要替它辩护。 但问题在于，肯定独裁者的灭亡，并不等于可以把那一刻当作制度重生的完成。 以委内瑞拉为例，在马杜罗执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司法与军方被深度政治化，反对派长期受压。国际社会多次预测“临界时刻”即将到来，甚至出现过短暂的权力对峙。但真正改变国家命运的，并不是某个瞬间的冲击，而是军方站位、制度安排、经济结构和社会力量对比。如果这些结构没有重组，强人离场也未必带来制度性自由。 再看伊朗，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掌握宗教合法性与宪政之上的权威。外界长期设想“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走向。但伊朗真正的核心，不仅是个人，而是“最高领袖—革命卫队—宗教监护委员会”这一整套权力体系。如果体系仍然完整，换人并不意味着换轨道。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独裁的本质，不是某个人的性格，而是一种结构安排。 如果权力结构允许一个位置同时拥有军队的最终控制权，司法的最终解释权，媒体的话语垄断权，行政的任命主导权。这样的政权无论是谁掌控，都是在制度惯性中强化集中。因而人们在庆祝独裁者的灭亡只是历史的节点，却绝不是历史的终点。 一位叫Iman Jalali的伊朗人对体制的恐怖分析尤其警醒：哈梅内伊死了，很好。但现实远没有那么简单。伊朗已经为这一时刻准备了地球上最严密的应急计划，每个关键职位都设有四级继任机制，军事打击事先获得授权，地区指挥官无需德黑兰的命令即可采取行动。 当文章被读到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诞生。政府没有被推翻，体制承受了冲击，而这一切正是体制设计的初衷。所有可信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更有可能变得更加强硬，而不是温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将更加活跃、更具威胁。对于伊朗人民而言，这种制度韧性可能带来比哈梅内伊本人更严重的压迫。 情绪让人渴望一个干脆的句号。多年压抑之后，人们自然希望看到象征性的崩塌。但政治现实没有句号，只有结构。如果结构没有被拆解，真空只会被新的力量填补。在高度集权体制中，权力真空往往引发内部重组，而不是自动民主化。历史多次证明，混乱中人们对“稳定”的渴望，反而可能为新的权力集中提供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把政治想象成一次“终极清算”是危险的。它让人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某个人”，而忽视了真正需要被改变的是： 权力如何分配。 权力如何被监督。 权力如何被限制。 真正的政治成熟，不是否认独裁者应当退出历史，而是明白制度没有约束机制，新的强人随时会出现。民主从来不是独裁者倒下的自然结果。它是一种制度设计的产物，是规则被写进法律、被执行、被普遍接受的结果。它意味着任何人掌权，也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掌权者拥有多数，也不能压死少数；即使最高领袖声称代表国家，也必须受法律限制。 在强人政治中，人们习惯等待“关键人物”。在成熟制度中，人们依赖规则。民智不是情绪高潮，而是规则意识的形成。是多数人开始理解权力必须被拆分、军队必须国家化、司法必须独立、媒体必须开放，并愿意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公民社会的成长，比任何戏剧性节点都更重要。 独裁者的灭亡，值得肯定，它象征着压迫性节点的终结。但真正值得庆祝的，不是独裁者名字消失，而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拥有那样的权力。如果权力仍然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位坐上去的人，可能只是换一种语言、换一种风格，却在同样的轨道上运行。 情绪可以推翻一个象征，理性才能建构一个制度。历史不会因为一次震荡就自动改变方向。方向取决于结构是否重组，规则是否重写，权力是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 真正的胜利，不是强人的终结，而是强人政治的终结。 前者是事件，后者是结构。 中文世界中“斩首习近平”的呼吁绝对是对个人权力滥用的一种回应，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存在。但中共的体制也早已设计得天衣无缝：权力不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深深嵌入了党、军队、宣传体系、官僚网络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结构。谁上位，国家机器照样运转。 中共不依赖个人，它是依赖制度化的权力链条。军队、公安、宣传、行政、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即便习近平倒下，继任机制、核心领导班子、应急指挥体系早已准备完毕。权力空缺不会变成民主自由的空白，而是被制度化安排的下一位掌权者迅速填补。清掉一个名字，政治也不会解放。更重要的是，这套机器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已经学习了如何在震荡中自我稳固。任何外部冲击、内部动荡，都不会让制度本身被撼动太久。军队和安全系统有明确指挥链条；地方党组织在平衡中央与本地利益中已形成自我保护机制；宣传和舆论系统能够在瞬间重塑合法性。斩首只是切掉了一个象征，却不能拆掉支撑权力的框架。幻想中有人认为下一任会更温和、会开放空间，这是典型的逻辑错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权力空缺往往促使体制强化，而不是松动。继任者必须维持党的统一和权力集中，否则体系会崩塌。 如同伊朗的哈梅内伊，核心人物的倒下并没有撕裂制度，制度反而借此机会显示了韧性和自我延续的能力。中共也同样如此。 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倒下”上，本质还是在消费强人逻辑，只是从崇拜换成仇恨。真正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司法、军队、宣传、官僚体系依然可以被新的掌权者无限扩张。斩首幻想只会让你忽略长期问题，而政治现实永远关注结构。 所以人们在幻想斩首习近平能带来自由，请先清醒：斩首只是事件，制度才是结构。前者短暂，后者长久。任何真正的改变，都必须从结构入手，而不是偶像。 对于我们来说，独裁政权必然灭亡，只是先别呼吸，路还很长，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Political Reckoning Is Not the Same a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uthor: Zhang Zhijun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作者：刘炳良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习近平总书记： 您好！ 我是一名离开中国逃亡海外的中国公民，中国民主党党员。今天以一个关心中国未来，心系国家兴衰的公民身份，向您进言。 目前的中国，地方不敢言实情，专家不敢讲真话，官员以“不出事”为最高追求，百姓生活看不到希望，社会阶层固化，上升通道不畅，经济萎靡，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各种社会隐患聚集。 ...

——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关于校园死亡、未成年人生命与被封存的真相 采访 / 整理：胡景 编辑：李聪玲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如期举行。 这一次，行动的焦点并非某一具体个案，而是一个反复出现、却始终无法被完整回答的问题——中国校园与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何信息总是迅速被封锁？同时公权力机关对家属进行全力打压？ 由于事发地在中国大陆，我们无法去现场采访受害者家属或相关学校人员。本次采访对象，均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海外民运与异见人士。他们虽不掌握现场证据，却坚持发声，持续追问那些被制度性掩盖的疑点。 “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处理模式。”中国民主党党员黄娟指出，校园与青少年“非正常死亡”案件，在处理方式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结构性特征。她表示，从公开案例与长期观察来看，多个事件中都出现了相似情形：结论被迅速定性为“自杀”或“意外”，关键证据无法核查，监控缺失，尸检、调查过程不透明，而家属及群众的合理质疑，却往往被迅速地纳入“维稳”框架。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案背后都有阴谋，但它清楚地说明，真相发现机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在黄娟看来，真正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发生意外”，而在于事后是否允许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证据是否可复核、结论是否可以被质疑。而在这些案件中，处理目标往往着眼于“降温”和“风险控制”，而非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 “为什么信息被封锁，而且几乎成了常态？”针对信息封锁与对家属的打压，黄娟直言，这并非个别失误，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果。 未成年人死亡问题高度敏感，不只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生命最健康的时期，更因为未成年人是一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一旦信息公开，极可能引发舆情扩散乃至公众问责。在权力与程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证据掌握在校方或官方手中，家属却缺乏最基本的调查渠道。当“控制后果”被置于“查明真相”之前，封锁与压制便成了惯性选择。也正因如此，这类事件不断引发公众对“活摘器官”的持续质疑。 “当遗体处理高度封闭、证据无法核查时，客观上已经无法排除最严重的可能性。”“体制拒绝透明，不但无法自证清白，反而不断强化了最严重的指控。” “如果我们不说话，这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惧。”站在领事馆前的中国民主党党员朱晓娜，从个人经历与一个母亲的视角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她说，自己之所以参加这次茉莉花行动，是因为“真的忍不住了”。“一次、两次、三次……太多生命就这样被‘处理掉’，连一个说清楚的机会都没有。”在她看来，校园本应是最安全的地方，而现实却恰恰相反。当孩子在校园里出事，却一次次在沉默中“结案”，当真相被迅速封存、讨论被迅速压制，那种冷漠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摧毁。她坦言，站出来并非因为不害怕。但更让人害怕的，是未来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时，明明知道不对，却选择了躲开、装作没看见，那是对一个人良心的摧残。但她拒绝被贴上“激进”的标签，因为“真正激进的，是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制度。如果在中国，说一句真话是安全的，那么谁还会站在这里？又有谁愿意跨越千山万水，选择背井离乡？” “我曾经也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中国民主党党员刘芳的发言，则从“无知”开始。她说，在自己还生活在中国时，自己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几乎完全不知道活摘器官的问题。新闻中只会强调“成功移植”、“医学进步”，却从不解释：器官是谁的？它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快？ 真正的冲击，发生在她来到美国之后。通过接触法轮功组织、查阅大量公开资料、调查报告、证词与医学数据，她一点一点接近了那个从未被允许知道的现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发生在我熟悉的城市、医院，发生在我曾经生活的制度里。”她曾经以为，受害者只是被标签化的“少数人”。但后来意识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中国大陆就是现实版的《一九八四》，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潜在受害者，成为待宰羔羊。 她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无法被回避的问题：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布满十几个监控，那么——为什么一个孩子在校园里死亡，真相却可以消失？为什么遗体可以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转移？监控去了哪里？记录去了哪里？责任又去了哪里？ 刘芳还从医学常识的角度指出：器官离体后的存活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而血液配型、交叉配型、运输与手术准备，并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奇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安排的这么“井井有条”的？是谁把这样的链条安排的如此“天衣无缝”？所以“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面对“海外民运没有一手证据却不断发声”的质疑，黄娟的回答直指要害：在一个证据被系统性控制的环境中，要求“先有铁证再发声”，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海外民运的意义，不在于替代司法定罪，而在于持续记录被压制的疑点，一起发声要求独立调查，防止沉默成为常态，从而尽最大的可能还原真相。“如果今天不追问，真相就会被永久掩埋，责任也会被消失，而风险则会被不断地复制。” 领事馆前的这场抗议并非为了制造对立，更不意味着对抗，而是一种坚持——在一个连追问都是有罪的社会环境之外，为那些再也无法开口的孩子发声，替那些被迫沉默的家属发声，向世界提出两个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中共何时会公开相关真相？ Questioning in Front of the Consulate —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Regarding Campus Deaths, the Lives of Minors, and the...

2025年国际人权日，洛杉矶自由雕塑公园“民主运动先驱墙”落成，各界民运人士怀着敬仰的心情前往缅怀逝者，仰慕先贤。 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慷慨陈词，几度哽咽。特别强调海外民运的根在国内，这是国内民主人士无畏不屈的精神，使中共成为过街老鼠，为千夫所指，随时面临着崩溃。 失踪八年的高志晟律师太太耿和在揭幕仪式上深情发言感人至深，令人唏嘘不已。先驱墙的建成使众多被中共刻意湮没的名字为世人所知，先驱墙是中共人权罪行的铁证。 年轻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为先驱墙献上自己的歌舞。莫使青史尽成灰，这是世界上第一块中国民运之碑，不久的将来，这块丰碑会矗立在九州大地之上。 在中共六四大屠杀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的方政长途驱车出席了先驱墙落成典礼。希望民主的火炬由年轻人继续传承下去，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建功立业。 去年虎口脱险的朱虞夫面对先驱墙上的众多战友感慨良多。高度赞扬陈维明建立的这堵先驱墙是海内外民运的桥梁和纽带。在揭幕仪式上，当亮闪闪的不锈钢铭牌展现在大家面前时，参会者掌声雷动、热泪盈眶，这里有民运先辈最详实的个人资料。 《在野党》杂志社翻译部部长刘芳博士，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与典礼嘉宾王丹合影，这是一堂最生动的民运知识课，年轻人在这里补上了中国现代史缺失的重要内容。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Dedication Ceremony of the Democracy Pioneers Wall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O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 2025, the “Wall of...

一位觉醒的共产党员的心灵重生 作者：Yongjie Guan     编辑：韩立华 在中国大陆，有“编制”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据网上流传的数据，自 2009 年以来，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始终在百万以上，2024 年更突破 340 万。就在这样一个人人争抢稳定福利与体制庇护的年代，却有人自愿放弃这个铁饭碗，即使远赴他乡只能端盘子、洗碗，也要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国度。 这个人，就是今天的受访者——高应芬（以下称“小高”）。 一、信仰与恐惧的童年：被惊醒的平静 小高 1997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近郊一座小城市，父母皆是普通工人，但虔诚信仰基督。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2022年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中共政府的过度疫情防控措施，又一次向母亲倾诉有逃离中国的念头时，母亲在惶恐不安中告诉她一个情景：在她5岁那年，一家三口在一次家庭教会聚会时，数名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她在慌乱中被推倒在装满松香（用来给动物脱毛的东西）的锅里被烫伤，母亲跪地哀求才换取带孩子离去的机会，而父亲则被带走。约一周后，父亲被释放，但已满身伤痕。本就体弱的父亲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因病离世。 那一次交谈后小高才醒悟，她身上的伤疤原来是来自那一次的伤害。其实母亲不支持她离开中国并非是不知道中共的坏，恰恰相反，她是深知中共的毫无底线，所以即使在丈夫离世家庭遭遇巨大变故后，仍以沉默、坚忍的方式维持生活，就是怕中共再次伤害家人。 二、进入大学：跟着潮流入党，却悄悄接触真实世界 2016年，小高进入武汉一所大学就读。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相信“入党有利于找工作”，于是大一便递交了入党申请。 互联网的普及让她第一次接触到墙外资讯，班上不少同学会“翻墙”，分享与官方叙事完全不同的信息。面对这些资讯，小高多选择沉默——她不敢多问，也无法分辨真假。那时的她仍相信：只要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直到 2019 年底，噩梦不期而至。 三、世界崩塌：她在武汉见证了疫情真相被掩埋 2019 年底的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无声蔓延。本应第一时间让民众知情的真相被政府刻意压下，吹哨的医生被训诫，疫情初期官方为了维稳仍在筹办春节盛会，人群聚集加速了病毒的扩散。 而小高，就是在这场世纪风暴的风眼中。她记得那座城市突然变成了牢笼：小区大门被焊死；食物供应极度短缺，劣质菜高价出售；感染者无数，但求医无门；火葬场日夜冒着白烟；网上哀号与求救贴文不断被删除……而大肆宣扬的却是各种又假又空令人恶心的正能量。 她说：“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原来生命在体制面前可以这么微不足道。”她开始对自己加入的共产党感到深深懊悔，也第一次彻底怀疑自己曾相信的一切。 四、成为老师：希望靠教育改变下一代，却再次碰壁 2021 年，小高大学毕业。疫情稍缓，中国暂时恢复生机，人们开始“好了伤疤忘了痛”。 为照顾因肾衰竭而住院的外婆，她回到家乡生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公办小学教师编制——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但她成为老师，并非为稳定，而是因为心中那个渺小却坚定的愿望：“如果不能改变国家，那至少能让几个孩子学会思考。” 她在课堂里悄悄穿插一些启发思辨的内容，希望学生能保持天性，而非只接纳标准答案、从小学习仇恨。然而，一次授课被巡堂的校长听见，随即被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 慢慢地她还发现，学校的教育是泯灭学生童真的，是鼓励告密的。即使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与官场一样，遇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终于认清了现实：“我不是在教书，而是被要求参与再生产一代顺从听话的机器。” 学校的极端防疫、僵化管理、奴化教育、仇恨灌输，都让她感到无比的恐惧。那一刻，铁饭碗在她眼里已不再是安定的标志，而是一件牢笼里的餐具。 五、选择离开：扔掉铁饭碗，换取呼吸自由的权利 尽管不舍母亲，小高仍毅然决定离开。 2024年，她抵达美国。刚落地时，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使是端盘子洗碗，也比在中国当个被体制控制的老师自由。” 初到异乡的她努力适应新生活。她说，虽然辛苦，但却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或许，这里才是我应该生长的土壤。”在美国，她能自由阅读、思考、发声，再也不用担心谁在背后监听。 走向公共行动：为还在墙内的人发声 为解救大洋彼岸那些被中共奴役着的中国人民，2025年4月，小高加入了中国民主党，积极投入旧金山华人的民主运动。 她参与集会、声援被迫害者、揭露中共谎言、向国内传播真相。“我已经离开了，但中国还有太多人还被牢笼困住。”她说：“哪怕只能唤醒一个人，也算有意义。” 七、对未来的展望：年轻一代的担当 小高感言：中国政府的种种暴行让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与思想。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我深知一党专政体制弊端重重，我们这一代必须站出来——去发声、去抗议、去推动改变。在中国，我们面对腐败的专制与错误的政策往往无法发声，更遑论采取行动；但在美国，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积极行动，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促成一些改变、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愿有一天，自由之光能照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From the “Iron Rice Bowl” to...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0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以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政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 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3、  4、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Ningbo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Prosecution Opinion No. 83 (2006) of Ningbo Public Security Bur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