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在野党》特刊 缪青报道 公开信实名签署人：缪青、陈森锋、张继顺、关永杰、庄帆（从左到右） 【旧金山报道】 2026年9月19日下午5时（美国太平洋时间），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数名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中国民主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信发布及实名签字活动，向习近平及中共当局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释放政治囚犯、停止跨国镇压、停止极权扩张”五项诉求。 参加活动并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的民主人士包括：陈森锋（中国民主党党员）、缪青（中国民主党党员）、关永杰（北京之春记者）、庄帆（中国民主党党员）、张继顺（中国民主党党员）。 公开宣读与实名签字 活动开始后，中国民主党党员同时也是此次《五项诉求公开信》撰稿人和倡议发起人之一的缪青，现场宣读了公开信。 随后，参加者依次报出自己的姓名，并在公开信上郑重签字。完成签字后，五名参与者分别手持签名后的公开信进行视频记录。 组织者表示，通过公开报出姓名、实名签字以及影像记录，希望使这次行动不仅是一份书面声明，也是一次具有明确身份和公开责任的政治表达。 公开信提出，中国人民应当拥有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并主张建立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包括自由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同时要求保障言论、新闻、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 在政治权利之外，公开信还特别关注政治犯、良心犯以及海外中国人士的处境，要求释放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追求民主自由及维护人权而遭受关押和迫害的人士，并要求停止针对海外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及其家属的威胁、骚扰、监控和打压。 现场签字 五项诉求的现实背景 此次活动举行之际，中美关系仍处于高度关注状态。中共外交部9月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表示，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路透社报道，此次峰会预计涉及贸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台湾以及其他中美关系议题，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 在这一外交背景下，旧金山民主人士选择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发表公开信，将中国政治改革、人权以及海外中国人士安全等问题作为公开表达的重点。 其中，“停止跨国镇压”近年来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讨论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司法部2022年曾公布多起相关案件，指控中国政府有关人员或其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针对中国异议人士、民主倡导者等实施跟踪、骚扰、监控或其他压制活动。 2023年，美国司法部又宣布起诉40名中国公安部人员及其他人员，指控其涉嫌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号骚扰、恐吓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并试图压制相关人士的言论。上述案件中的指控属于司法程序中的指控，被告的法律责任须以法院最终裁判为准。 因此，此次公开信将“停止跨国镇压”列为五项诉求之一，也反映了部分海外中国民主人士长期关注这一问题。 缪青：让海外民主声音进入公共视野 作为公开信撰稿人和倡议发起人之一，缪青表示，此次行动并不只是一次个人表达，而是希望将旧金山部分民主人士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人权和自由问题的关注，通过公开信的方式集中表达出来。 他说，希望“把个人的诉求汇聚成共同的声音，把对现实的关切转化为对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公开讨论”。 旧金山是美国重要的华人聚居区，也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及海外华人政治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湾区华人社群围绕中国人权、民主、香港、新疆、西藏以及跨国镇压等议题举行过不同形式的集会、游行和纪念活动。 此次活动选择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作为公开信发布地点，也使行动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参与者希望通过面对中国外交机构的公开表达，将其诉求直接传递给中国政府，同时也希望借助美国公共空间和媒体环境，使相关议题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讨论。 关永杰：香港经历成为重要参照 近期多次发起声援香港政治犯活动的关永杰携相关声援标语来到现场。他在讲话中表示，自己认为“一党专政”及政治压制不仅影响中国大陆，也会产生境外影响，并以香港近年来的政治环境变化作为例证。 关永杰特别提到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及政治案件，并表示这些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公开信五项诉求的认同。 他同时谈到台湾问题，认为香港的发展值得台湾社会关注，并主张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等政治安排保持警惕。 张继顺：带着高智晟油画参加活动 张继顺当天特别携带一幅高智晟律师的大型油画参加活动。 他说，自己近期重新阅读高智晟有关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文字，对权力集中、制度约束以及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等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 张继顺表示，这也是他参与此次“五项诉求”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公开信提出的不同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基本问题，即权力是否受到制度约束，人民是否拥有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和保障自身权利的空间。 他说，带着高智晟的油画来到现场，也是希望让更多人重新关注高智晟及其多年前提出的相关问题。 公开信强调和平、理性表达 公开信最后表示，一个国家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而在于人民是否拥有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签署者呼吁中共当局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倾听并回应人民诉求。 从活动形式来看，此次行动没有采取封闭会议或匿名声明的方式，而是由五名参与者公开报出姓名、实名签字并面对镜头展示公开信。组织者表示，这种方式旨在强调参与者愿意为自己的公开表达承担个人身份上的责任。 随着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临近，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围绕双边关系及一系列国际问题展开会谈。与此同时，旧金山民主人士通过公开信提出的五项诉求，则将中国政治制度、人权以及海外中国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带入这一特殊时间节点的公共讨论之中。 公开信落款为“旧金山民主人士（实名）”，日期为2026年9月19日17时（美西时间） 《五项诉求》倡仪人：陈森锋 《五项诉求》倡仪人：缪青 《五项诉求》倡仪人：关永杰 《五项诉求》倡仪人：庄帆 《五项诉求》倡仪人：张继顺 《五项诉求》倡仪书原稿 活动现场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San Francisco Democracy Advocates Release and Sign Open Letter with “Five Demands” Ahead of Xi Jinping’s U.S. Visit Opposition Party...

中国民主党呼吁关注自由、民主与人权 《在野党杂志》记者 贾嘉 摄影 小舞｜美国洛杉矶报道 一、新闻稿 【洛杉矶，2026年9月24日】 9月24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抗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危害自由民主世界”活动。 活动参与者围绕自由、民主、人权、宗教信仰以及中国民主运动等议题表达诉求，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与民主问题。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主办，中国民主党发起人朱虞夫参与组织。活动人士通过现场演讲、标语以及媒体采访等方式，表达对中国政治、人权状况以及习近平执政方式的批评。 活动组织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下，海外中国民主人士希望通过公开活动，向美国以及国际社会表达他们对中国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的关注。 活动方提出多项诉求，包括反对个人独裁和极权统治、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声援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个人及群体，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其他基本人权问题。 活动组织方强调，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并表示中国人民同样拥有追求自由、尊严、法治和民主的权利。 活动期间，《在野党杂志》记者贾嘉对中国民主党秘书长房兰峰进行了现场采访，就此次抗议活动、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二、现场报道：在洛杉矶中领馆前发出声音 9月24日下午，洛杉矶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来自不同背景的参与者陆续聚集。 现场人士通过演讲、标语和接受媒体采访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自由、民主、人权、宗教信仰等词汇成为现场讨论的重要内容。 此次活动的背景，是习近平即将访美。 对于海外中国民主人士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也成为他们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窗口。 活动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在海外公开表达，让更多美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了解他们所关注的中国人权和民主问题。 在现场，参与者的诉求各有不同，但核心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人权状况以及民主自由等问题上。 活动现场也吸引了媒体和社会人士关注。 《在野党杂志》记者贾嘉在现场对参与者进行了采访，并记录了活动过程。 三、现场专访：房兰峰——“我担心的，是我的声音太小” 活动期间，《在野党杂志》记者贾嘉采访了中国民主党秘书长房兰峰。 记者：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今天举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活动？ 房兰峰： 我叫房兰峰，目前担任中国民主党秘书长。 我们今天主要是抗议习近平访问美国。 大家也知道，我们认为中共长期通过宣传和信息控制影响中国人民，同时也影响国际社会。 习近平此次访美受到很多关注。美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可能有自己的外交和国家利益考量，但是作为真正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我们认为自己有必要站出来发声。 我们希望让美国以及全世界更多人了解我们所关注的中国问题。 习近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我们认为他的执政方式以及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对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站出来，希望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四、“我并没有很大的顾虑，唯一担心的是声音太小” 记者进一步询问房兰峰，长期参与这样的公开活动，是否会有顾虑。 房兰峰表示，他个人最大的担忧并不是站出来本身，而是担心自己的声音无法被更多人听见。 他说： “我唯一的顾虑，就是我担心我的声音发不出来，我担心我的声音太小了。” 房兰峰表示，在他看来，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基本的道德底线，也应该在面对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事情时表达自己的态度。 他随后谈到了自己所关注的中国人权问题，包括少数民族政策、宗教信仰以及他所关注的器官移植等议题。 房兰峰认为，一些相关问题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我只是觉得我的声音太小了，我希望让我的声音发得更远一点，让更多人知道。”他说。 五、谈中国民主党：从1990年代走到今天 在采访中，房兰峰还介绍了中国民主党的历史。 他表示，中国民主党的民主运动渊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末期。1998年前后，包括朱虞夫等民主人士在中国国内参与创建相关民主组织。 房兰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开放空间，但随后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士陆续遭到打压。 他特别提到了朱虞夫。 房兰峰表示，朱虞夫曾因为参与民主活动而长期遭受监禁，但即使经历了牢狱生涯，仍然选择继续参与民主运动。 他说： “今天朱老先生又站出来了，继续延续民主的精神。” 在房兰峰看来，民主运动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需要越来越多普通人的参与。 他表示，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中国民主党，参与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 六、“每个人贡献一小步，整个社会就会前进一步” 当记者问及中国民主党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对民主运动的期许时，房兰峰表示，无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站出来、愿意发声，并且推动社会进步，即使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也具有意义。 他说： “只要你站出来，只要你发声，只要你做正确的事情，只要你推动中国民主社会的进步，哪怕一点点，每个人贡献一小步，那整个社会就是朝着文明进步了一大步。” 房兰峰表示，他希望中国民主党未来能够走得更远，也希望越来越多关注中国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士加入。 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自己对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内部有时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包括他所认为的渗透、诋毁以及其他形式的干扰。 因此，他呼吁参与者保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房兰峰表示，他相信，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就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力量。 七、对中国民主党的期待：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谈到未来，房兰峰表示，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不仅仅依靠少数领导者，更需要普通人的参与。 他认为，每一个人的行动，无论大小，都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一部分。 “只要你是真正关注民主、自由和人权，只要你愿意为这些事情努力，我相信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房兰峰表示，他对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仍然抱有信心。 他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中国人关注民主与人权问题，也希望海外民主力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八、活动接近尾声：朱虞夫从医院直接赶到现场 活动接近尾声时，中国民主党发起人朱虞夫来到现场。 据现场人士介绍，朱虞夫当天刚刚从医院看完病，随后直接赶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参加活动。 这一幕也成为当天活动现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对于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而言，朱虞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从上世纪90年代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到后来经历长期监禁，再到海外继续参与民主活动，朱虞夫长期坚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当天，即使刚刚看完病，他仍然选择赶到现场，与参与活动的人士见面。 现场人士对朱虞夫的到来表示敬意。 在他们看来，朱虞夫能够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依然来到现场，是其长期坚持民主理念的一种体现。 九、从一场抗议活动，看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声音 从下午的现场情况来看，这场活动不仅是一场针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也成为海外中国民主人士表达自身政治诉求的平台。 对于参与者来说，他们希望通过公开活动获得更多国际社会的关注。 对于组织者而言，能够在中国领馆前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本身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实践的一部分。 房兰峰在接受《在野党杂志》采访时所说的那句话，也成为此次采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我唯一的顾虑，就是我担心我的声音太小了。” 声音大小或许无法用简单的标准衡量。 但对于今天来到洛杉矶中领馆前的这些参与者而言，他们选择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他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的一种公开表达。 而朱虞夫在活动接近尾声时，从医院直接赶到现场，也让这场活动多了一份特殊的象征意义。 记者手记 作为《在野党杂志》记者，今天在洛杉矶中领馆前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群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人权和自由问题的人。 他们来自不同背景，对中国未来也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共同选择了一种方式——站出来发声。 新闻的意义，不只是记录事件本身，也包括记录不同人的声音。 对于今天参加活动的人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而媒体的责任，则是记录现场、呈现事实，并让不同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在野党杂志》将继续关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自由、人权和民主议题的讨论。 《在野党杂志》记者：贾嘉美国洛杉矶报道2026年9月24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Protest Held Outsid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Against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S China Democracy Party Calls...

《在野党》杂志社，黄吉洲于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时间2026年9月24日中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与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刚走出白宫正门之际，数名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蔡晓丽等人，在极近距离内大声呼喊口号： “打倒习近平，共产党下台！” “独裁者、贪污犯习近平！” 抗议发生后，示威者立即被大批中共方面安排的人员围住殴打，并被喷洒辣椒水、抢夺手机，随后在警方护送下撤离。 此事件暴露出习近平夫妇访美中共安保体系的巨大漏洞，相关人员态度傲慢、反应失控。所幸此次抗议者皆为和平表达，并无其他企图，否则若重演1970年中华民国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访美、在纽约广场饭店门口遭黄文雄枪击未遂的情形，后果将不堪设想。 视频为事发现场抗议者拍摄。 图片为在极近距离内参加抗议的中国政治异见者，从左至右依次为：杨毅杰，韩锦瑞，牛鹏飞，耿冠军，胡丕政，郭鉴鑫，匿名抗议者，李凯，牛建飞，黄明发，董新展，蔡晓丽。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Major Security Breach Discovered in Xi Jinping’s US Visit Security Detail: Dissidents Shout "Down with Xi Jinping" at...

作者：周敏 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境外敌对势力”或“西方敌对势力”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渊源和政治功能的叙事标签。长期以来，这一概念被频频用于解释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然而，从现代文明秩序与国际规则的角度审视，这种“敌对”的归因逻辑本身，揭示了特定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公认的正常秩序之间的深层矛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共抱残守缺、日薄西山，越来越孤立于国际社会，中共将自己的失败治理归咎为“境外势力”会越演越烈。 一、 话语建构：外化矛盾与维系合法性 中共将社会矛盾与治理危机归咎于外部威胁，是一种典型的内部政治动员与心理建构机制。当中国社会面临经济转型倒退、制度性失衡或公众舆论质疑时，“敌对势力”叙事能够迅速提供一种简化的解释模型： （一）转移责任焦点： 将结构性矛盾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渗透与操纵，从而免除对自身决策失误或体制弊端的反思。 （二）塑造外部威胁： 借由“受害者形态”与“危急存亡”的叙事，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强化社会内部的向心力。 （三）打压异见空间：...

作者：黄剑强 当新版《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即将施行时，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从技术细节分析，有人从法律制度切入，也有人试图从历史规律中寻找答案。然而，这些分析大多是在避重就轻。习近平政权开启“闭关锁国”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保权。 一个已经将所有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的独裁者，为何依然深感不安？独裁者的逻辑永远不同于常人：当打破规矩实现连任，终身制就成了必然，因为一旦下台必然面临清算；而当终身制成为现实，世袭制就成了唯一保障，否则整个利益集团与家族都将面临覆灭。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脆弱的时刻，往往就是权力交接的窗口期——这恰恰是独裁者最为恐惧、也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

                作者：吴字儒           当法律与良知冲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选择什么？          一个人真正相信什么，往往不是在没有代价的时候看出来的。真正能够检验一个人信念的，是当自由、职业、前途、家庭，甚至漫长的牢狱生活摆在面前时，她还愿不愿意坚持。 读完邹幸彤的陈情书，我想到的并不只是香港，也不只是六四。我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质疑权力、追求民主和自由，而付出过代价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经历林昭那个年代的政治风暴，也未必经历过上一代民运人士所经历的一切。但我们亲眼看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封锁、言论审查、权力缺乏监督，以及一个普通人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可能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 不只是“今天谁被判刑”，而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会走到这一步，以及未来怎样才能避免下一代继续重复这样的悲剧。 一、邹幸彤真正坚持的是什么？ 邹幸彤面对法庭时，没有把自己的问题仅仅理解成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国家究竟属于谁？如果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然后进一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这个政党，那么人民究竟还是国家的主人吗？如果人民不能自由选择政府，不能公开批评政府，不能要求权力接受监督，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究竟还剩下什么？ 这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政治诉求背后的核心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仇恨某一个普通人，也不意味着否定一个国家，更不意味着希望社会陷入混乱。恰恰相反，它所追求的是：让国家权力受到制度约束，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让任何政党都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这也是为什么邹幸彤的文字如此有力量。她不是在要求人民服从另一种权力。她是在追问：为什么权力不能被人民监督？ 二、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今天 上一代人经历的是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和信息封闭。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环境则更加复杂。科技进步让国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治理能力。互联网可以连接每一个人，也可以监控每一个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社会进步，也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审查和控制工具。一个现代国家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行政、科技和数据能力，本来应该意味着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但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那么，国家能力越强，权力失控以后造成的伤害也可能越大。所以，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今天有没有自由。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代中国人是否仍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今天不能公开讨论六四，那么明天是否还会有其他历史不能讨论？如果今天不能批评政府，那么明天还有谁能够提醒政府犯错？如果一个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那么这个社会距离真正的法治还有多远？ 三、但改变中国，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政府” 这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发生政治制度变化，仅仅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并不能保证中国就自动进入民主社会。民主不是换一个领导人。自由也不是换一个口号。 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长期限制权力的制度。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政党，而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正确、也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建立的，至少应该包括： 第一，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必须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性的选举获得授权。 第二，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任何政府、政党、官员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司法独立。法院不能成为任何政党的附属机构。 第四，新闻和言论自由。媒体不仅应该报道政府希望人民知道的事情，也必须能够报道人民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五，公民拥有结社、集会、宗教和表达自由。不同意见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社会纠错机制的一部分。 第六，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国家机器不能成为任何政治组织永久掌握权力的工具。 四、民主以后，怎样防止新的专制 这是比“结束一党专政”更加困难的问题。 因为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推翻一个专制者并不等于消灭专制。如果制度没有改变，新的权力中心完全可能重新成为新的专制。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并不是“让好人永远掌权”，而应该是“即使坏人掌权，也没有办法轻易把国家变成他的私人机器”。这才是制度的意义。 民主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它保证每一次选举都选出最好的人。而是它允许人民和平地把不合格的政府换掉。司法真正重要的地方，也不是法官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法官不能因为政府不喜欢一个人的观点就惩罚这个人。 新闻自由也不意味着所有新闻都正确，而是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让事实能够在公开竞争中不断被检验。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拥有纠正错误的机制。 五、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 自由、平等、尊严、法治、人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出来以后专门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制度产品。它们真正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国家的公民。一个人的尊严，不应该因为他的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而被剥夺。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也不是要求人民证明自己忠于政府。恰恰相反，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需要一个能够保护他们权利、维护公共秩序并接受监督的公共机构。 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逐渐学会：可以不同意别人，但不必消灭别人；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必仇恨国家；可以竞争权力，但不能把政治对手变成敌人；可以争论历史，但不能因为别人记住历史而惩罚别人。民主最大的挑战，不是选举，而是学会与不同意见共存。 六、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六四的记忆 一个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历史的社会，很难真正建立成熟的未来。 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它更是在提醒后来的人：权力失去监督之后，会发生什么？当一个社会只能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当人民失去表达和选择的权利，当国家机器不再接受有效监督，最终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某一个政治群体。而是整个社会。所以六四记忆的价值，不仅在于记住死难者。它还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后的一面镜子：提醒任何未来的政府——不要重蹈覆辙。 七、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未必能够亲眼看到理想中的中国。甚至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改变距离今天非常遥远。但一个社会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天完成的。林昭没有看到她所期待的时代。许多八九民运参与者也没有看到。许多香港民主人士也可能不会看到。但是他们留下的疑问仍然存在。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疑问继续传递下去。 不是传递仇恨。不是传递暴力。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而是传递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理念：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政府必须接受人民授权；法律必须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不同意见应该被允许存在；国家不应该要求人民牺牲良知来证明忠诚。 八、邹幸彤留下的，不只是一份陈情书 邹幸彤的陈情书让我想到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法律限制自由，但法律无法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良知。邹幸彤选择承担她认为正确的事情所带来的代价。她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可以做学者，可以做专业人士，可以拥有更加安全、平静的人生。 但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愿意称她为“当代林昭”。不是因为她们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而是因为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宁可承担代价，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良知。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壮，而是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答案：如何让下一代不必再成为林昭，不必再成为邹幸彤，不必再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走进牢狱。 这才应该是我们追求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敌人，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国：政府可以被批评，权力可以被监督，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历史可以自由讨论，不同意见可以和平共存，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民主的终点，不是让某一群人掌权。民主的终点，是让任何人掌权以后，都不能随意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这也许才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应该留下的答案。 烛光如海，人心成涛。 我们纪念过去，不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不再重复过去。愿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因为坚持良知而坐牢的人；愿有一天，追求民主不再是一种罪；愿有一天，自由、平等、法治与人的尊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正享有、也愿意共同守护的普世价值。 良知无罪，自由不应该是罪，民主更不应该成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