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作者：张  宇                小洛熙已经离开我们半年多的光景了。 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尚未学会说话，尚未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却在一场本应救治生命的医疗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而言，当这样的悲剧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做出了关键决定？手术是否必要？风险是否被充分评估？责任是否存在？制度是否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当成为事件发展的中心。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却看到了一幅越来越荒诞的画面。围绕小洛熙死亡本身的讨论逐渐被边缘化，而围绕她父母、支持者以及发生者的关注却不断增加。那些要求公开调查的人被警惕，那些持续追问的人被质疑，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提供帮助的陌生人被贴上各种标签。原本应当面对质询的对象逐渐退到幕后，而提出质询的人却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仿佛在不知不觉之间，问题已经发生了转换。 一个婴儿为什么会死，似乎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还有人不断追问她的死亡，反而成为新的问题。 当一个社会面对悲剧时，如果焦点开始从事实转向提问者，从责任转向质疑者，从调查真相转向管理舆论，那么真正被改变的就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处理问题的逻辑。 人们会发现，在很多公共事件中，总有一种熟悉的轨迹不断重复：问题出现、公众追问、舆论升温、讨论的重心开始转移；不再是谁造成了问题，而是谁在传播问题；不再是谁应该负责，而是谁在组织关注；不再是真相是否被查明，而是声音是否被控制。于是，真正的问题被不断后移，而提出问题的人则越来越靠近风暴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小洛熙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医疗责任的讨论。 它正在变成一面镜子。 透过这面镜子，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只是一次医疗争议，而是一套更加深层的治理逻辑：当中国共产党无法迅速消除问题时，它往往会优先消除问题带来的影响；当真相可能引发更多追问时，追问本身便会被视为风险；当公众要求解释时，管理公众有时比解释问题更加重要。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想讨论的，并不是某一场手术的技术细节。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失去了生命。那么今天，究竟是谁还在害怕真相？ 从医疗事件到维稳事件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当一名婴儿在医疗过程中死亡，事件的发展方向应该十分清晰：公众关注事实，媒体追踪调查，家属要求解释，监管机构查明责任。整个社会围绕着同一个核心问题运转：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然而在中国，许多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却往往截然不同。 最初，人们讨论的是事故本身，但随着时间推移，讨论的重点却逐渐从事故转向舆论，从责任转向稳定，从真相转向控制。原本应当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的决策过程、监管机制和责任链条，反而慢慢退到幕后。而那些不断发声的人，那些要求调查真相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含糊解释的人，却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这并非偶然。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建立的治理逻辑中，许多公共危机首先被定义为“稳定问题”，其次才是“责任问题”。当一起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时，体制最优先考虑的往往不是如何公开透明地回应质疑，而是如何防止事件继续扩大影响。于是，一个原本关于生命与责任的事件，开始被纳入维稳框架之中。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体系最具争议、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能够证明自身的清白；一个真正尊重生命的政府不会害怕追问，因为追问能够帮助发现问题；一个真正相信法治的国家不会害怕公众监督，因为监督本身就是法治运行的一部分。 但当一个政权对质疑表现出本能的紧张，对讨论表现出持续的警惕，对公众形成共识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时，人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究竟是在维护真相，还是在维护权力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经常强调“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但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优先顺序：首先考虑舆情是否可控，其次考虑事件是否扩散，然后才轮到责任是否厘清。这样的逻辑之下，生命容易被抽象成为数字，家属容易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社会关注则被当成需要处置的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小洛熙事件所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医疗争议。它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痛，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治理惯性：当问题出现时，中共体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回应问题，而是如何管理问题带来的影响。 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今天讨论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婴儿的死亡，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悲剧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寻找让人停止追问真相的方法。 帮助他们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目标？ 如果说小洛熙父母遭遇压力还可以被解释为维稳体系对于“事件当事人”的惯性反应，那么更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那些与事件毫无直接关系、只是出于同情和良知而提供帮助的人，也开始成为被关注和被怀疑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当一个家庭遭遇重大不幸事件时，来自社会的支持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陌生人捐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志愿者协助整理资料、媒体帮忙传播信息，这些都是公民社会自发运转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仍然存在信任，也意味着当个体面对强大机构时，不会被迫独自承受一切。 然而在中国，这种自发的社会联结却经常被赋予另一层含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小洛熙事件，当一些陌生人从全国各地到宁波来声援家属、帮助维权、陪伴他们继续追问真相时，围绕这些支持者的质疑和警惕也随之出现。在一些官方网络舆论中，人们熟悉的标签再次出现：有人被怀疑是“境外势力企图分裂”，有人被暗示“借机炒作”，有人被怀疑是“别有用心”，有人甚至被指责是在制造对立、影响稳定。 这样的逻辑其实并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公共事件时，往往并不把公民之间的自发组织视为社会活力的一部分，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潜在风险。因为对于高度依赖集中控制的治理体系而言，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人们开始因为这个事件而形成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联接。 这正是维稳逻辑最核心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害怕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引发的社会共鸣。 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面对公众的质疑，中国体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回应质疑；面对社会的关注，首先考虑的也不是如何公开信息。相反，更多精力被投入到控制影响、限制扩散和削弱关注之中。原本应当被鼓励的社会互助，被怀疑为有组织行动；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公民参与，被视为需要警惕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维护秩序。但从更深层来看，它反映的是一种对社会自主力量的不信任。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维稳体系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当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注意力便转向那些持续关注问题的人；当公众无法被说服时，重点便转向如何减少公众之间的联系；当真相无法尽快平息争议时，管理争议本身往往会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 然而，一个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人们给予家属支持都能被视为风险；如果普通公民表达同情、提供帮助都可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如果社会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联结都需要被纳入维稳视野，那么真正受到威胁的，究竟是社会稳定，还是社会本身？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什么？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 它害怕的，是人们通过一个事件开始形成共同认知；害怕的是原来互不认识的人因为同一种愤怒而站在一起；害怕的是公众在官方叙事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判断体系。 对于一个拥有庞大宣传系统和严密社会控制体系的执政党而言，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管理现实，更是管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当一种解释能够被普遍接受时，统治成本会大幅降低；但当越来越多人开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得出结论时，中共独裁者的权力对于社会认知的控制力就会逐渐削弱。 因此，中国共产党最敏感的，从来不是单个受害者，而是受害者背后逐渐形成的公共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小洛熙事件所触碰的，其实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社会自发形成的信任与联接。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帮助；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互相交换信息；在官方控制之外，人们独立思考。这种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独立公共空间的出现。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最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不依赖中共权力授权而形成的公共力量。 对于任何权力而言，最难控制的从来不是愤怒。 而是觉醒。 一个社会是否文明，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一个政权是否自信，也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权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勇气面对真相。 如果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离世之后，最需要被管理的是声音，最需要被压缩的是讨论，最需要被警惕的是关心她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谁在害怕真相？ 因为真相从来不会伤害一个正当的制度。 害怕真相的，绝对不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不是要求解释的公众，也不是伸出援手的陌生人。 真正害怕真相的，永远是那些无法面对真相的人。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

作者：张兴贵   领导抓得细，控制一切，这是贯穿极权体制运行的血肉机制。从最高领袖到基层细胞，每一根神经都绷紧，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极权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它不满足于控制宏观权力，而是追求“全控”——全面控制人的思想、行为乃至私生活。领袖或核心集团必须“抓得细”，才能实现“控制一切”。这种“细”，体现在组织结构的毛细血管化、监控的无死角化、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管理上。 首先，看组织结构的“细”。极权体制下，权力不是松散的，而是高度层级化、网格化。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几乎都被嵌入严密的控制链条。以20世纪的经典案例为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立了从中央到集体农庄、再到每一个生产小组的垂直指挥系统。领导干部不仅要管产量，还要管思想汇报、个人生活作风，甚至家庭成员的言论。谁家来了客人、说了什么、信件内容，都可能成为审查对象。 这种“抓细”在中国历史上有深刻体现，单位制、街道居委会、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直到“小组学习”和“互相监督”，把社会原子彻底组织化。领导者要求“一竿子插到底”，村支书要知道每家每户的存粮、思想动态，甚至夫妻吵架都要调解“以阶级斗争为纲”。表面是“关心群众”，实质是消除任何可能游离于控制之外的私人空间。一个人如果想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生活，都会被视为“危险”。 其次，是监控手段的“细”。极权领导者深知，粗放控制容易留下漏洞，必须依靠技术与人力的双重细密织网。现代极权更是把这一特征推向极致。大数据、摄像头、天网工程、个人信用体系、社交媒体实时监测，让“领导抓细”有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翅膀。一个人今天浏览了什么文章、转发了什么观点、和谁私下聊天、消费记录如何、出行轨迹怎样……全部被数据化、标签化。一旦系统判定你为“异常”，细微的警告、谈话、限制就会接踵而至。这种控制不再需要大规模公开暴力，而是通过“精准滴灌”式的压力实现，让个体在无声中自我驯化。 更可怕的是日常生活被彻底政治化。极权主义不满足于你服从，它要你“主动拥护”。于是，早餐吃什么、穿什么衣服、朋友圈发什么、甚至表情包的使用，都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领导者通过反复的“学习”、表态、检查，把意识形态渗透到最琐碎的细节中。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被解读为不忠。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表演性忠诚：公开场合高喊口号，私下却麻木空虚。这正是极权想要的结果——它不需要你真心相信，只需要你彻底服从，并让服从成为生存本能。 这种“抓得细、控制一切”的现象，根源在于极权主义的核心逻辑：领袖或党必须被视为绝对正确，永不犯错的化身。为了维护这一神话，就不能允许任何不受控的变量存在。经济波动、社会矛盾、思想异见、文化多样性……所有这些在自由社会被视为正常的现象，在极权看来都是“失控”的风险。因此，必须把一切抓在手里、细到不能再细。 在全球化与科技时代，极权主义并未消失，它只是换上了更精致、更隐蔽的外衣。它可能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共同富裕”等美好名义出现，却在实践中不断延伸控制的触角：从经济决策到文化创作，从教育内容到私人言论，从生育政策到养老安排，无一不试图“抓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习惯于“领导替我们想好了”“上面会安排”的思维时，我们就离极权更近了一步。 我想借用一句哲人的话：极权主义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公开的残暴，而在于它把残暴变成了日常，把控制变成了“爱”。当领导者以“为你好”的名义抓得越来越细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思考并勇敢地发声。否则，失去的将不仅是自由，还有人的尊严和未来的希望。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No. 4: Leadership Grasping the Micro-details,...

作者：漠北独侠 漠北孤侠@baodiantimes 在极权政治的叙事逻辑中，“控制”与“渗透”永远是一体两面的核心课题。海外媒体披露关于北京计划在严密监控下，允许“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类特定人群通过官方合规通道访问国际互联网的消息，恰恰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最新的注脚：“暴力”+“谎言”治国。这绝非中国互联网走向真正开放的信号，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数字出征”。其背后折射出的，依然是这个政权赖以起家且从未动摇的治国方略——“枪杆子（刀把子）+ 笔杆子”，即“暴力”加“谎言”的现代翻版。 核心逻辑的“与时俱进”：旧瓶装新酒的数字传教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此次大幅扩大体制内人员“持证翻墙”的范围，其一贯逻辑与一个甲子前向东南亚及全球输出红色共产理论、鼓动暴力颠覆别国政权的做法并无二致。 六十年前，输出的是粗砺的阶级斗争口号； 而今天，裹挟在高效、快速、极具煽动力的互联网叙事中的，是精心包装的“大外宣”话语。 在对内筑起更高、更严密的“网络防火墙”，严厉打击普通民众使用VPN等“翻墙”行为的同时，官方却组织起一支“政治绝对可靠”的互联网正规军。这种“只许我输出，不许你流入”的策略，旨在国内形成彻底的信息真空，在国外实现精准的舆论污染。这本质上是一种披着互联网技术外套的隐密意识形态输出，其性价比更高，爆发力更强，破坏性也更具隐蔽性。 环环相扣的“大棋局”与混乱制造者 这套日臻成熟的“网络舆论战”与“混合战”战法，在近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已初显成效。从欧洲极右翼与极左翼思潮背后的网络水军推波助澜，到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认知战，再到东亚邻国的舆论分化，其终极目的清晰可见：唯恐天下不乱，趁乱谋取地缘利益。 在这盘步步惊心的大棋中，互联网舆论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整体战略紧密交织： 供应链武器化：从稀土等稀缺原材料的出口管制，到关键药品的供应链卡脖子。 灰色地带冲突：从频繁发生的关键海底光缆“意外”中断事件，到由国家背景黑客发动的针对西方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军队攻击。 终极宏大叙事：所有这些看似孤立的“点火”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将全人类的命运、数据、言论与财富都攥在极权手心的威权乌托邦。 破局之法：打破不对称，重筑自由世界的防线 面对这头兼具暴力与数字化谎言的庞然大物，国际社会与自由力量如果继续采取传统的、被动的“对等原则”，势必将在不对称博弈中节节败退。破解这套“数码极权输出”的组合拳，必须直击其痛点： 打破信息黑箱：定向精准“推墙” 既然北京最恐惧的是国内民众获知真相，那么自由世界最强有力的反制不是被动防御其“外宣”，而是主动向中国国内定向输送真实，未经过滤的信息。加大对反封锁技术（抗审查翻墙工具、卫星互联网等）的研发与资金投入，让中国普通民众能够自由连接世界，从根本上瓦解其国内的洗脑基本盘。 建立法律与技术防火墙：严惩“持证网军” 国际社交平台和西方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些在省级、国家级网信办层层政审、备案后“奉旨出征”的账号，绝非普通网民，而是由国家机器驱动的“舆论军人”。必须建立严格的身份溯源机制，对于来自特定官方通道、有组织操纵舆论的账号，应果断予以封禁和制裁。同时，在法律层面将此类行为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隐蔽干涉。 强化基础设施弹性与技术反制 针对黑客攻击、切断海底光缆、供应链要挟等物理和数字层面的混合威胁，自由阵营必须加快推行供应链重组与去风险。建立多轨制的备用网络（如低轨卫星通信网络），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免疫力，并在遭受国家级网络攻击时，保留实施“对等反击”的威慑能力。 历史早已证明，依靠暴力维持的体制，必须依赖谎言来续命。企图通过选派大量党员干部冲进国际互联网来抢占所谓的“宣传制高点”，恰恰暴露了其对自由信息和真相进入国内的极端恐惧。多披一层互联网的外套，改变不了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 自由世界唯有放弃幻想，以攻代守，方能在这场数字时代的文明攻防战中，彻底粉碎其威权扩张的迷梦。早已是惊弓之鸟的中共，妄图以互联网之“网”护其政权免于崩溃，妄想症再次加重而已。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君不见星链和美国的破墙计划歩步为营、进逼围剿，挣扎茍活的中共只能望“网”兴叹、徒唉奈何。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The "New Gate" of the Great Firewall: From Exporting Red...

作者：牛腾宇妈妈 前言 / 创作手记 这些年，我一次次来到四会，只为离儿子近一点，再近一点。每次去探视前，我都会住在龙江边的龙凤大酒店。推开十楼的窗户，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白天，它承载着我的脚步；夜晚，它映照着我全部的思念与眼泪。 儿子被关在离酒店只有几公里的四会监狱里。隔着高墙，我见不到他，只能借着这条江，寄托一个母亲最卑微又最深沉的爱。我沿着江边走，把带给他的礼物，以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一遍遍托付给江水；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面被酒店灯光碎成闪烁的光链，仿佛看见了我们被拆散的日子，也看见了未来一家团圆的微光。 《龙江边的守望》和《龙江夜·母亲的守》就是我在那些不眠之夜里写下的心声。文字很朴素，却是我最真实的痛与守候。我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作为一个母亲日复一日的思念、等待和坚持。 江水知道我所有的眼泪，它也知道我从未放弃的信念——总有一天，我要接儿子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映在水里，那时候，再也没有高墙，再也没有分离。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常常泪流满面。写完后，我把它们留在酒店的窗前、留在江风里，也留在心里。我希望有一天，腾宇能读到它们，知道妈妈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哪怕黑夜再长，哪怕路途再远，妈妈都在这里守着、等着。 感谢龙江，它成了我与儿子之间最温柔也最坚韧的桥梁。愿每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都能感受到一个母亲最深沉的爱。 【第一辑】 龙江边的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 窗外就是那条静静的龙江。夜里灯光落进水里，碎成一条颤抖的光链，像我这些年碎掉的心。 儿子，你被关在四会监狱， 离我只有几公里。每天早上我推开窗，看着江水向你那边流，我在心里一遍遍叫你的名字——腾宇。 酒店的房间很安静， 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偶尔沿着龙江走， 走过那座桥，走到能望见监狱高墙的地方。 风吹过江面，带着湿凉的水汽，我把带来的衣服、吃的、想对你说的话，都交给它，希望它能替我送进去一点点。 晚上我睡不着， 就站在阳台上看着江里的倒影。那些酒店的灯光、高楼的影子，在水里晃啊晃，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 我常常想， 如果你能站在我身边，我们母子俩一起看这条江，该有多好。 腾宇啊，妈妈在这里等着你。龙江每天都流，它知道我所有的眼泪，也知道我所有的坚持。我住在这家酒店，把日子过成一条长长的河，只为有一天，能接你回家。 江水啊， 请你替我抱抱我的孩子，告诉他，妈妈的爱从来没离开过，哪怕高墙再厚，哪怕黑夜再长。 【第二辑】 江水知我心：绥江边的母亲守望 我住在四会的龙凤大酒店，已经好几个日夜。推开十层的房间窗户，夜风带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淌的龙江。灯光从酒店、从两岸的楼群倾泻而下，在江面上碎成一片闪烁的金银碎屑，像无数细小的心愿在水里颤抖，又被缓缓流动的江水带向远方。 儿子，你就在离我不远的四会监狱里。我每天站在这里，望着江水向你所在的方向流去，心里便生出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痛。白天，我沿着龙江的岸边走，风吹起我的头发，我把为你准备的礼物，还有那些压在心底的话，一遍遍默念给江水听。希望它能穿过高墙，替我抱一抱你，替我告诉你，妈妈就在这里。 夜晚的龙江最温柔，也最残忍。酒店的霓虹、高楼的灯光、桥上的车灯，全都倒映在水里，被波纹轻轻揉碎、拉长、晃动。那些光影像我们被拆散的日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我常常久久地凝视着它们，仿佛看见了你小时候的笑脸，看见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平凡时光。 江水不说话，它只是默默地流，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等待，都卷进它的怀里，带向未知的下游。 这里的一切都沾染着水汽，连梦里都是潮湿的。深夜我睡不着，便披衣站在阳台上，任由龙江的夜风拂过脸庞。远处监狱的方向偶尔亮起一点冷光，我的心就跟着揪紧。儿子啊，妈妈知道你受苦了，可妈妈只能用这种方式陪着你——守在这条江边，守在这家酒店的窗前，把自己活成一条不肯断流的河。 龙江，你见证了我所有的眼泪，也请你见证我的坚持。总有一天，我会接你回家，我们母子一起站在这江边，看同样的灯光倒影在水里，那时候，它们一定不再是破碎的，而是完整的、温暖的，像从未被分开过一样。 江水缓缓，夜色深深。 我在这里，等你。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Diary of a Trip...

作者：张致君 2026年中共当局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党性教育，压制少数民族文化继承，进一步在体制层面加大民族撕裂。中国共产党在实际行为上在“制造分裂”和“加剧对立”，但却把“分裂主义”的标签用来指责别人。 随着流亡藏人超过9万人在世界各地做登记选民，成功进行议会选举，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达赖喇嘛荣获第68届格莱美奖，藏人的精神文化在传播慈悲与和平理念方面树立了国际上的重要里程。而中共当局却对传播藏区文化归国的张雅笛进行抓捕，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等罪名被起诉关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