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作者：周敏 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境外敌对势力”或“西方敌对势力”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渊源和政治功能的叙事标签。长期以来，这一概念被频频用于解释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然而，从现代文明秩序与国际规则的角度审视，这种“敌对”的归因逻辑本身，揭示了特定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公认的正常秩序之间的深层矛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共抱残守缺、日薄西山，越来越孤立于国际社会，中共将自己的失败治理归咎为“境外势力”会越演越烈。 一、 话语建构：外化矛盾与维系合法性 中共将社会矛盾与治理危机归咎于外部威胁，是一种典型的内部政治动员与心理建构机制。当中国社会面临经济转型倒退、制度性失衡或公众舆论质疑时，“敌对势力”叙事能够迅速提供一种简化的解释模型： （一）转移责任焦点： 将结构性矛盾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渗透与操纵，从而免除对自身决策失误或体制弊端的反思。 （二）塑造外部威胁： 借由“受害者形态”与“危急存亡”的叙事，激发起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强化社会内部的向心力。 （三）打压异见空间：...

作者：黄剑强 当新版《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即将施行时，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有人从技术细节分析，有人从法律制度切入，也有人试图从历史规律中寻找答案。然而，这些分析大多是在避重就轻。习近平政权开启“闭关锁国”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保权。 一个已经将所有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的独裁者，为何依然深感不安？独裁者的逻辑永远不同于常人：当打破规矩实现连任，终身制就成了必然，因为一旦下台必然面临清算；而当终身制成为现实，世袭制就成了唯一保障，否则整个利益集团与家族都将面临覆灭。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脆弱的时刻，往往就是权力交接的窗口期——这恰恰是独裁者最为恐惧、也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

                作者：吴字儒           当法律与良知冲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应该选择什么？          一个人真正相信什么，往往不是在没有代价的时候看出来的。真正能够检验一个人信念的，是当自由、职业、前途、家庭，甚至漫长的牢狱生活摆在面前时，她还愿不愿意坚持。 读完邹幸彤的陈情书，我想到的并不只是香港，也不只是六四。我想到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质疑权力、追求民主和自由，而付出过代价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没有经历林昭那个年代的政治风暴，也未必经历过上一代民运人士所经历的一切。但我们亲眼看到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封锁、言论审查、权力缺乏监督，以及一个普通人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可能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越来越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 不只是“今天谁被判刑”，而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会走到这一步，以及未来怎样才能避免下一代继续重复这样的悲剧。 一、邹幸彤真正坚持的是什么？ 邹幸彤面对法庭时，没有把自己的问题仅仅理解成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国家究竟属于谁？如果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然后进一步要求人民必须拥护这个政党，那么人民究竟还是国家的主人吗？如果人民不能自由选择政府，不能公开批评政府，不能要求权力接受监督，那么“人民当家作主”究竟还剩下什么？ 这正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政治诉求背后的核心问题。它并不意味着仇恨某一个普通人，也不意味着否定一个国家，更不意味着希望社会陷入混乱。恰恰相反，它所追求的是：让国家权力受到制度约束，让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让任何政党都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这也是为什么邹幸彤的文字如此有力量。她不是在要求人民服从另一种权力。她是在追问：为什么权力不能被人民监督？ 二、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今天 上一代人经历的是政治运动、思想改造和信息封闭。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环境则更加复杂。科技进步让国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治理能力。互联网可以连接每一个人，也可以监控每一个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社会进步，也可能成为更强大的审查和控制工具。一个现代国家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行政、科技和数据能力，本来应该意味着人民得到更好的服务。但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监督，那么，国家能力越强，权力失控以后造成的伤害也可能越大。所以，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今天有没有自由。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没有边界，那么下一代中国人是否仍然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今天不能公开讨论六四，那么明天是否还会有其他历史不能讨论？如果今天不能批评政府，那么明天还有谁能够提醒政府犯错？如果一个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政治正确”，才能获得完整的公民权利，那么这个社会距离真正的法治还有多远？ 三、但改变中国，并不是简单地“换一个政府” 这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发生政治制度变化，仅仅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并不能保证中国就自动进入民主社会。民主不是换一个领导人。自由也不是换一个口号。 真正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长期限制权力的制度。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政党，而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正确、也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永远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建立的，至少应该包括： 第一，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必须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性的选举获得授权。 第二，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任何政府、政党、官员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司法独立。法院不能成为任何政党的附属机构。 第四，新闻和言论自由。媒体不仅应该报道政府希望人民知道的事情，也必须能够报道人民需要知道的事情。 第五，公民拥有结社、集会、宗教和表达自由。不同意见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社会纠错机制的一部分。 第六，军队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政党。国家机器不能成为任何政治组织永久掌握权力的工具。 四、民主以后，怎样防止新的专制 这是比“结束一党专政”更加困难的问题。 因为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推翻一个专制者并不等于消灭专制。如果制度没有改变，新的权力中心完全可能重新成为新的专制。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应该追求的，并不是“让好人永远掌权”，而应该是“即使坏人掌权，也没有办法轻易把国家变成他的私人机器”。这才是制度的意义。 民主真正伟大的地方，并不是它保证每一次选举都选出最好的人。而是它允许人民和平地把不合格的政府换掉。司法真正重要的地方，也不是法官永远不会犯错，而是法官不能因为政府不喜欢一个人的观点就惩罚这个人。 新闻自由也不意味着所有新闻都正确，而是允许不同观点同时存在，让事实能够在公开竞争中不断被检验。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不是没有错误，而是拥有纠正错误的机制。 五、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 自由、平等、尊严、法治、人权，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出来以后专门出售给其他国家的制度产品。它们真正表达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国家的公民。一个人的尊严，不应该因为他的国籍、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而被剥夺。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也不是要求人民证明自己忠于政府。恰恰相反，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需要一个能够保护他们权利、维护公共秩序并接受监督的公共机构。 因此，未来中国真正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逐渐学会：可以不同意别人，但不必消灭别人；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必仇恨国家；可以竞争权力，但不能把政治对手变成敌人；可以争论历史，但不能因为别人记住历史而惩罚别人。民主最大的挑战，不是选举，而是学会与不同意见共存。 六、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六四的记忆 一个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历史的社会，很难真正建立成熟的未来。 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纪念过去。它更是在提醒后来的人：权力失去监督之后，会发生什么？当一个社会只能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当人民失去表达和选择的权利，当国家机器不再接受有效监督，最终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某一个政治群体。而是整个社会。所以六四记忆的价值，不仅在于记住死难者。它还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之后的一面镜子：提醒任何未来的政府——不要重蹈覆辙。 七、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我们未必能够亲眼看到理想中的中国。甚至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改变距离今天非常遥远。但一个社会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天完成的。林昭没有看到她所期待的时代。许多八九民运参与者也没有看到。许多香港民主人士也可能不会看到。但是他们留下的疑问仍然存在。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疑问继续传递下去。 不是传递仇恨。不是传递暴力。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政党换成另一个政党。而是传递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理念：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政府必须接受人民授权；法律必须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不同意见应该被允许存在；国家不应该要求人民牺牲良知来证明忠诚。 八、邹幸彤留下的，不只是一份陈情书 邹幸彤的陈情书让我想到一句很简单的话：一个人可以被法律限制自由，但法律无法真正决定一个人的良知。邹幸彤选择承担她认为正确的事情所带来的代价。她本可以有另一种人生。可以做学者，可以做专业人士，可以拥有更加安全、平静的人生。 但她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愿意称她为“当代林昭”。不是因为她们拥有完全相同的经历，而是因为她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宁可承担代价，也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良知。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重复上一代人的悲壮，而是从他们的经历中找到答案：如何让下一代不必再成为林昭，不必再成为邹幸彤，不必再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走进牢狱。 这才应该是我们追求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制造新的敌人，而是为了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国：政府可以被批评，权力可以被监督，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历史可以自由讨论，不同意见可以和平共存，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民主的终点，不是让某一群人掌权。民主的终点，是让任何人掌权以后，都不能随意侵犯另一个人的自由。这也许才是我们这一代异议人士真正应该留下的答案。 烛光如海，人心成涛。 我们纪念过去，不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让未来不再重复过去。愿有一天，中国不再需要因为坚持良知而坐牢的人；愿有一天，追求民主不再是一种罪；愿有一天，自由、平等、法治与人的尊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真正享有、也愿意共同守护的普世价值。 良知无罪，自由不应该是罪，民主更不应该成为罪。            ...

——旧金山集会追问“高智晟在哪里？” 作者：吕小静 2026年8月30 日，参与者在旧金山市政厅前集会声援被强迫失踪九年的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并共同追问：“高智晟在哪里”（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8月30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办的“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高智晟声援活动”，在旧金山市政厅前举行。 参与者手持“高智晟在哪里？”、“WHERE IS GAO ZHISHENG?”等中英文标语，在市政厅前持续追问中国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下落，并呼吁美国政府、国会、媒体、人权机构及社会公众关注高智晟事件以及强迫失踪问题。 当天的现场没有复杂的布置。 一把空椅子，十块年份牌，九秒钟的静默。 却共同指向一个已经九年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 高智晟在哪里？ 九年过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仍没有答案。 活动由民主党党员李小林、郭志军主持。 两人在开场中介绍，高智晟是一名中国人权律师，曾为宗教信仰者、异议人士以及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并因此长期遭受打压、拘押和监控。 2017年8月13日，高智晟在陕西榆林住所被秘密带走。家人随后寻找并报案，当地警方否认拘押他。三个多星期后，家人才从一名地方官员处得知，高智晟已被带往北京。 然而此后，他究竟身在何处、由谁控制、身体状况如何，家属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可信的说明。 从2017年到2026年，整整九年。 因此，当天所有演讲、标语和行动最终都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一个父亲在哪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丈夫在哪里？究竟在哪里？ 参与者在旧金山市政厅前高举2017至2026年份牌。现场中央的一把空椅子，象征高智晟九年的缺席。 活动现场，一把空椅子被摆放在人群中央。 主持人介绍，这把空椅子代表一个本应该能够自由回家、自由说话，却已经缺席九年的人。 随后，参与者依次举起： 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十个年份，记录九年的失踪，也记录一个家庭九年的等待。...

——持续守望 拒绝遗忘 作者：吕小静 2026年8月23日，参与者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前举行“把光照进高墙，为良心犯发声”活动，手持良心犯照片进行声援（现场活动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8月23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等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馆前举行“把光照进高墙，为良心犯发声”活动，参与者手持各自认领的良心犯照片，讲述他们被捕、判刑、被强迫失踪或身陷高墙的经历，为中国良心犯持续发声。 活动以“一人一犯·一对一守护”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籍贯或关注对象，“认领”一名或多名中国良心犯，通过现场举牌、公开演讲、写信关怀和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让一个个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名字重新被看见。 活动提出“两地联动·双轨并行”的行动方式：在中国境内，在充分尊重当事人及家属意愿和安全的前提下，通过书信、问候及适当的生活关怀给予支持；在海外，则通过公开集会、举牌和社交媒体持续发声。 活动现场，一张张良心犯的照片被高高举起。照片背后，是一个个因政治观点、和平表达、公民行动或推动民主法治而遭受打压的人，也是一个个长期等待亲人归来的家庭。 参与者表示，声援的意义不仅在于记住一个名字，更在于打破强迫遗忘——当高墙试图隔绝一个人的声音，墙外的人就更应该替他们发声。 活动现场，发起人郭志军为中国法律学者、人权捍卫者许志永发声。 郭志军介绍，许志永长期推动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权以及公民权利。2014年，他因推动新公民运动获刑四年；出狱后仍继续倡导法治与社会正义。此后，许志永因涉及“厦门聚会”案件再次被捕，并于2023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郭志军表示，许志永所追求的是法治、公平以及普通公民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如果把许志永先生放在一个真正尊重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民主社会，他不应该因为这些主张而身陷囹圄。” 他认为，重判一个和平倡导社会改革的人，无法让其坚持的理念消失，反而更加凸显中国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所面对的严峻处境。 发言最后，郭志军高喊：“释放许志永！释放所有良心犯！” “Free Xu Zhiyong! Fre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党员蔡晓丽将声援对象指向河南民主人士贾榀。 蔡晓丽介绍，贾榀曾参与南方街头运动，长期关注民主与人权议题，2014年曾因“寻衅滋事”相关指控遭刑事拘留。2022年9月，贾榀前往广西北海，其后曾向友人透露自己被河南国保带回。自当年9月24日起，他便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公开渠道仍难以获得其确切下落。 蔡晓丽情绪激动地表示，一个公民不能就这样从社会中“消失”，家人、朋友和公众有权知道他的下落与安危。 她在现场连续追问： “贾榀在哪里？他是否平安？” 蔡晓丽呼吁当局公布贾榀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保障其基本人权，并结束以强迫失踪等方式压制异议人士。 她表示，今天不断喊出贾榀的名字，就是拒绝让一个人的命运被黑暗和沉默彻底掩埋。 ...

寄信近万封维权遭长期监控关押威胁 作者：张致君 张记者，你好！我是下面事件当事人，如可以请帮助我曝光。 当事人姓名：张卫波（曾用名：张洪波）年龄46岁 当事人户籍：中国山东省菏泽市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案件背景 1996年至2000年，我在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郓城县支行黄安营业所工作。 2000年4月9日凌晨我在银行综合楼与潜入的蒙面歹徒搏斗被刺七刀险些丧命，根据2000年郓城县人民医院病例记载：第八、第十一肋骨骨折、脾破裂、大网膜脱出、面部、唇部、颈部外伤。 根据齐鲁晚报2000年8月18日《自残还是见义勇为》的报道中记者采访郓城县公安局刑警队中队长郝学存时郝介绍：现场发现搏斗痕迹、墨绿色肩章、两枚黄色纽扣、一溜头发、BP机腰卡、等大量物证。在现场发现大量物证和严重的伤情下2000年4月9日菏泽公安、检察、法院及2001年1月18日山东省公安厅刑事技术鉴定中心先后作出了《造作伤》即自残的鉴定结论。办案人员将伤情鉴定书称为：机密文件"不予出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