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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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使青史终成灰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中篇) 记者:沈美花    贾嘉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十一、上街逼宫 朱虞夫散发传单被抓,激起了一片涟漪,中共完全没有料到它们刻意经营的中美蜜月祥和气氛中,有人向它们发难。向民政厅注册可以留着不发,“研究研究”,拖着拖着也就拖没了。但是仅仅五天,有人上街要逼宫了。抓了人,“留置”了二天,层层上报却因为没有人拍板拘留而只能放人。当局的患得患失是前所未有的,似乎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没有了邓小平以后面临着一种新的可能。虽然放回家了,对于朱虞夫来说,他要趁着这个时刻继续给当局增加压力,为撬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寻找一个支点。 其他参与者受到很大震动。 在此之前,很多人仍然抱有一种想法: 注册是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如果政府不同意,就不批准; 至少不应该因此抓人。 但是朱虞夫散发宣言以后被带走,使所有人意识到: 事情正在迅速升级。 按照朱虞夫的回忆,王有才尤其紧张。 因为中国民主党甚至还没有真正形成完整的组织,一个主要参与者已经因为街头散发注册材料被抓。 但是对朱虞夫本人而言,这恰恰证明了他此前的判断: 政治空间不是等出来的,而是通过行动拓出来的。 当局当年对王有才的判决是毫无道理的,在所谓判决书的主要罪状中,凭空捏造朱虞夫散发传单是王有才“指使”的,王有才的回忆文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朱虞夫上街散发的是什么传单,在哪里印的。朱虞夫本人也从来没有编造这样的故事。朱虞夫估计这个段子一定又是名扬天下的“神探”聂海芬的杰作。   十二、组建“浙江筹委会” 王有才与陈龙德、王东海、傅国涌等人在筹划“中国民主党”阶段考虑的是不至于遭到当局打压的注册,并没有考虑具有极大风险的组织和行动。最初参与注册的一些知识分子看到王有才被“监视居住”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急流勇退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一度停顿。 朱虞夫脱险回家后就考虑要寻找一起干的朋友。他首先想到自己1978年底至1979年杭州民主墙时期认识的那些老朋友。 前文讲了浙江筹委会六位成员的参与过程,但是杭州的组党形势如果仅靠六个人也必然撑不开一片土地。 毛庆祥联络戚惠民提供采荷新村的房子作为党部联络处,安顿热恋中的吴义龙情侣。 李锡安利用他的社交能力陆续又带来了来金彪、池建伟、李巴根、黄国安、王富华、杨建明、吴远明、萧利彬、高海兵、聂敏之、昝爱宗、邹巍、叶建、余铁龙、余元洪、楼裕根等等,在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热心市民,一时间杭州的组党活动轰轰烈烈,同时吸引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来杭州“取经”。 杭州的组党活动完全不是王有才设想中的样子。 但是中国民主党的草根组织框架,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 铁匠没样,边打边像。   十三、一段佚史 这也是朱虞夫特别希望澄清的一段历史。 1998年6月25日的注册石破天惊,名震天下,毕竟中共建政后49年间,所有组党的领导人连坐牢的资格都没有,无一例外都在看守所被枪杀了。他们的罪名很简单:反革命集团首犯。 朱虞夫出国后一位当年与国内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向朱虞夫提了一个困扰他多年的疑问:王有才既然是注册行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为什么后来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朱虞夫的回到非常简单,因为王有才没有参与浙江筹委会的所有活动。 主要原因是王有才在注册后迅速受到公安控制,因此无法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其次是王有才的组党构想使他无法接受这类的草根政治。 那么既然王有才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其他二位注册者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海外民运”的污浊了。 1998年二月,王炳章先生闯关在杭州见了几位民运人士,“中国人权”主席刘X,十分光火,公开谴责王炳章见了“我的人”,动了他的奶酪。当注册的信息一公开,他就千方百计压迫“他的人”离开,果然,他的人就在他的金钱操作下,于10月23日(离注册还不到四个月)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回想我与有才等朋友公开组党的行动实有不妥之处”,“给国内留下了不良的后遗症”,“我认为我们必须作全面的检讨”。 朱虞夫认为,后来浙江民主党的发展,是另外一批参与者继续推动的结果。 所以他一直强调: “注册中国民主党”与“后来把中国民主党真正组织起来”,是两个既相连又完全不相同的过程。 他并不否定王有才注册行动的重要意义。 但他反对把中国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归结为某一个人的个人历史。   十四、向全国“点火” 随着杭州组党活动的展开,外地民运朋友纷纷前往取经,上海姚遵宪参与了杭州的所有活动,上海、陕西、四川、东三省、云南、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北京、重庆、两广、内蒙的朋友纷至沓来。 说真的 ,大家都在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尽量扩展,希望其它省市也起来冲击党禁,记得西安的傅升建议浙江派人去外地“点火”,大家都认为是好办法,吴义龙正好写完了硕士论文,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而姚遵宪也非常乐意陪着一起去。 于是,他们开始搜集各地民运人士的名单、住址和联系电话,延京广线的省会城市找到当地民运人士鼓动他们组党。 一路上基本很顺利。2025年朱虞夫偶遇参加房东party的杨海,他回忆吴义龙当年去西安的时候是坐飞机去的,看来浙江朋友很有钱。朱虞夫说当时王荣清、毛庆祥和我们几个人都凑了路费给吴义龙,但是姚遵宪陪着吴义龙全国跑,花费的都是姚遵宪卖了上海的房子的钱。 到一个地方,找到当地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告诉他们浙江已经开始组党,希望当地也成立自己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 如果一个联系人找不到,就找名单上的下一个。 中国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首肯,来自于祝正明的制度设计,祝正明没有“占山为王”的想法,通常人都有权欲,拉一个杆子抢一个位置,而且嘴上还念念有词的喊着“公心至上”。但是浙江组党不抢位置、只办实事。虽然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也只是“浙江筹委会”,准备与各地的“筹委会”平起平坐。朱虞夫记得在入狱前曾经与湖南的谢长发谈过,筹委会是浙江搭台,大家唱戏,如果浙江一上来就占了位置,这戏就没人唱了,你们湖南唱得好,湖南就是老大,别的哪个地方唱得更好也可以超过湖南。未来的位置是由大家的选票决定的,没有这样的意识就别称自己是“民主党”。 没想到浙江的谦让被个别野心家以为有机可乘,争抢桃子,给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1998年之所以组党活动如燎原之势席卷全国,祝正明的设计功不可没。 在他的构想里,各省之间应该竞争的是 谁真正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 谁先抢到主席的位置。  十五、浙江筹委会为什么没有“主席”?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早期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 没有主席。 朱虞夫反复强调这一点。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民主党不是要首先找一个全国领袖,然后由这个领袖向各地任命负责人。 浙江成立浙江筹委会; 上海可以成立上海筹委会; 湖南可以成立湖南筹委会; 各地都是平等关系。 大家共同在这个平台上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初始的这种组织思想与后来变了味的“中国民主党主席”、“全国委员会、“全国联合总部”等形成鲜明对照,甚至一个街头混混都可以自称是“国际联盟主席”。 当然海外的那些组织除了街头表演賺非法移民的钱,基本上与国内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什么关系了。 朱虞夫曾经希望海外的“中国民主党”能停止内耗,联合起来,走上正路,他好不容易说通了一家,却在另一家碰了鼻子,那家的“主席”说,联合是好事情,但是他不希望在他的任上有大动作。他已经做了十五年主席了,他的“任上”恐怕还有十五年吧,朱虞夫彻底失望了。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Lest...

萬里赴華府:抗議習近平訪美紀實

作者:唐鑫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動盪、集權擴張的浪潮下,民間力量的覺醒與行動,正成為撼動獨裁體制最堅韌的基石。2026年9月下旬,適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抵達華盛頓特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一群懷抱著對自由民主執著追求的抗議者,完成了一場橫跨全美、從太平洋沿岸直達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特區的萬里奔襲行動,向獨裁政權表達最為強烈的抗議。這不僅是一次行動的記錄,更是一次對自由意志與民間抗爭力量的深刻體現。 一、 橫跨全美:跨越三千英里的萬里長征2026年9月20日上午,行動團隊一行5人駕駛私家車從洛杉磯出發,於當晚順利抵達拉斯維加斯;21日下午,團隊在拉斯維加斯擴充至一行7人,並換乘了一輛空間更為寬敞、頂部加裝行李架的銀灰色本田 Odyssey(Honda Odyssey)廂型車,正式踏上了橫跨美國大陸前往華盛頓特區的征程。從西海岸的陽光到中西部的平原,團隊橫跨無數州界。在堪薩斯州的歷史標記牌(Kansas Historical Marker)前、在深夜無人的公路加油站旁、在途經的休息站裡,隊員們身著印有「END CCP」與「廢除中共一黨專制,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政共和新中國」等標語的白色宣傳衫,留下了一幕幕堅毅的身影。這段經歷不僅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極限考驗,更是將抗爭聲浪從地方推向全國的公路拉力宣示。經過連續數十個小時的高速駕駛與輪流交替,一行人於23日下午順利到達華盛頓DC。 二、 華府夜幕與白宮前喊話:抗擊「跨國鎮壓」與聲浪穿透白宮23日下午,習近平專機抵達華盛頓。到達華府當晚,團隊未作任何休整,便直接趕赴習近平入住的賓館附近展開夜間抗議。在華府夜色中,隊員們高舉「共產黨下台」、「習近平滾出去」等標語,拉起「結束中共,...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作者:张兴贵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编辑:钟然 ...

社保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

作者:吕峰 人民以为的社保:政府兜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中共治下的社保:人民兜底,为体制缺口持续买单。 据国新办发布会相关新闻,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面对尚未参保的人群,人社部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找到他们,动员参保。 对于这项政策,中共只关心还有多少人没有进入系统,而不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参保:是收入不足,是就业不稳定,还是对未来待遇缺乏信心? 当政府首先强调如何找到缴费者,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回答民众如何负担、如何监督,社会保障就可能偏离保护劳动者的初衷,变成向劳动者转移制度成本的工具。中国社保争议背后,是中共独裁体制下权力与民众之间的不对等:制定规则的人掌握征缴权,承担成本的人却缺少有效的政治问责渠道。 一边是扩面指标,一边是家庭账本 根据网络数据,以河北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基数4446元、养老保险费率20%计算,每月缴费889.2元,一年10670.4元。这还没有包括医疗保险。 同样一笔缴费,落在不同收入者身上,重量截然不同: 这一对比采用相同最低缴费额,只用于说明支付能力差异。对月收入3000元的人来说,单是养老保险就接近收入的三成。所谓“最低档”,并不意味着低收入者就承担得起。 根据网络公布的2025年收入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6231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150元。河北上述最低档养老年缴费,分别相当于这两个数字的29.5%和105.1%。 家庭人均收入不是就业者工资,不能据此认定每个低收入者都必须拿出全年收入缴费。但这个对照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职工养老的缴费门槛,与部分家庭的经济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距离。 政府不能把这种距离简单解释为“保障意识不足”。对于缺少积蓄的人,今天的房租、孩子的生活费和父母的医药费,都是无法推迟的支出。政策要求他们考虑几十年后的生活,也必须先尊重他们今天的生存。 一边是基金结余,一边是财政依赖 发布会相关新闻提到,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到11.2万亿元。这个数字包含不同险种,不能全部当作养老保险的可用资金,也不能用来代替对年度收支的解释。 根据网络财政数据,2024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8.19万亿元,支出约7.28万亿元,其中财政补助约1.93万亿元。 最后一项只是静态算术对照,并不意味着财政补助应当被取消,更不等于基金已经无法支付。它说明的是,财政支持对于维持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扣除财政补助后的收入,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全部缴费收入。 既然养老保障依赖公共财政,公众就有权知道,补助如何分配,哪些群体获得更多支持,未来压力准备由谁承担。不能在展示成绩时强调结余,在讨论责任时却主要强调普通人的缴费义务。 财政压力不是独裁体制独有的问题,但谁有权决定解决办法、谁承担调整成本、谁能追究决策责任,是政治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共不能要求公众无条件承担长期责任,却拒绝让公众对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一边是共同承担,一边是待遇悬殊 根据网络数据,2025年企业退休职工人均月养老金约3962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者约281元。 两者月待遇相差约3681元,前者约为后者的14.1倍。 两套制度的缴费水平、缴费年限和历史安排不同,不能把这一差距直接解释为相同付出获得不同回报。但公共财政的作用,恰恰应当包括弥补弱者保障不足,而不是让历史差距成为永远不必改变的理由。 一个领取居民养老金的老人,全年待遇约3372元;一个按上述河北最低档缴费的灵活就业者,全年养老缴费约10670元,约为前者全年待遇的3.2倍。这并不是同一制度内部的个人收益比较,却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感受:老人得到的支持有限,年轻人承担的缴费却并不轻。 最需要解释的,是公共资源为什么这样分配,以及处于底层的人能通过什么渠道推动改变。中共若以代表人民自居,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分配公平的追问,而不能只要求人民理解财政困难。 一边是长期缴费,一边是门槛提高 按照已经公布的改革安排,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最低年限增加5年,增幅为三分之一。 如果仅以每年10670.4元作静态示例,15年缴费约16万元,20年约21.34万元,相差约5.34万元。实际缴费会受到未来基数变化影响,增加缴费也会影响待遇,因此这不是净损失测算。但对于现金紧张的家庭,多承担五年的缴费义务,已经足以改变原有生活安排。 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可以基于人口变化调整,但改革必要性不能代替公众参与。规则调整应当说明成本如何分担,为困难群体提供什么过渡安排,以及参保者的合理预期如何得到保护。 独裁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能够要求个人修改人生计划,个人却难以通过选票追究政策制定者的责任。公众被要求相信长期承诺,却缺少足够力量约束作出承诺的一方。 保障人民,还是管理缴费者? 依法督促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保护劳动者权益;对于依法自愿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则应当尊重选择,通过补助和便利吸引参保。不能因为掌握了数据,就把所有未参保者都当成等待完成的行政任务。 当指标层层下达,基层可能更关心新增了多少账户,而不是家庭承受了多少压力。数据系统越精密,越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和有效监督。否则,技术提高的只是征缴效率,民众的处境并未因此改善。 不是所有社会保险缴费都构成剥削。但如果权力能够持续向劳动者提出要求,却不必充分回应其支付能力;如果制度调整的成本不断向弱者转移,而资源分配缺少有效问责,那么对其剥削性的批评就有充分理由。 中国社保需要的,不只是更强的征缴能力,更是更公平的财政分配、更可负担的参保门槛,以及公开透明、能够追责的权力运行机制。 骑手、农民工和小摊贩首先是拥有权利的人,其次才是缴费者。他们没有义务以无限忍耐,承担不受自己监督的权力所分配的成本。 政府能够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号、就业记录和缴费账户,也应当看见他们的收入、债务和生活困难。社保应当帮助人民抵御风险,不能成为中共向人民转移治理成本的提款机。 编辑:钟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Social Security Has...

第五章-第六章 民主政体的形成

 (四)政治参与意识   作者:祝正明      公民是否有政治参与意识,是民主政治能否建立并长期维持下去的关键。民主社会政府的构成与行为完全取决于大多数公民的观点与信念。具体包括:政府机构应该如何设置?政治家应起何作用?政府应该如何运作?     民主得以实现,社会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使反对派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组织,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 第二,必须有明文条例使公众能通过周期性的选举控制官员,当选民选择其他领导人后,原政治领导人必须自觉下台。    ...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完成换届选举

以民主实践推动中国宪政转型 在野党记者:缪青报道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夏威夷支部日前举行换届选举,张小驹当选新一届支部主任,王礼华当选副主任。本次选举共有16名党员参加,其中8人现场投票、8人通过远程方式投票。选举采取自主报名、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由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地委选举委员会主任杨皓担任监票人。 此次换届不仅是支部负责人的正常交接,也是在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持续探索组织建设、民主实践与政治理念传播的背景下,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组织更新。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换届选举现场 一、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从支部换届看海外民主实践 ...

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也苦心提醒台灣人民提高警覺

作者:關永傑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115年國慶。舊金山灣區多個城市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而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們的支持。除了向台灣人民送上誠摯的節日祝福之外,我們還發表了一份公開的《支持台灣民主自由聯合宣言》。 同為華語群體,我們這些出生、生活在中國的人,由衷地羨慕台灣人民。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自由狀態,以及在平等、法治、經濟發展、人民福祉上所取得的驕人成就,不僅令我們羨慕與嚮往,更是整個華語世界文明的驕傲。然而,在共慶國慶的時刻,鑑於目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作為共同追求民主、捍衛自由的同道,我想提出以下兩點危機提醒: 第一,借鑑香港血淚教訓:絕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統戰承諾 請大家務必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一個毫無契約精神的組織。當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被他們一句“歷史文件”徹底撕毀。如今的香港,自由與法治被蠶食,經濟實力大幅倒退。香港的現狀,就是中共背棄承諾所造成的結果,它是台灣最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大家必須時刻保持最高警覺,絕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以“一國兩制”為名的政治安排。 第二,看穿武統虛張聲勢,更需嚴防“非傳統超限戰”的內部瓦解 要跨越上百海里的台灣海峽進行跨海登陸作戰,兩棲登陸與後勤保障難度極大。中共內部官僚與軍工系統“欺上瞞下”的腐敗,可能導致部分軍備的實際性能與宣傳存在差異。普京高估自身軍事實力,是導致原計畫閃擊烏克蘭,最終深陷泥潭四年多仍未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常規戰爭方面中共可能力有未逮,但不要忘記,毫無底線是獨裁專制政權的特質,所以,在戰術上必須死守防線,嚴防中共的非傳統手段: ——非常規威脅: 警惕化學、生物等非常規手段的潛在風險; ——輿論認知戰: 嚴防鋪天蓋地的虛假資訊干擾; ——內部滲透: 嚴防中共用金錢或其他利益進行滲透,收買台灣內部個別立場不堅定的軍事要員、政治人物、網紅或明星,從內部削弱抗敵意志。 兩岸的根本問題,不是什麼血濃於水的宏大敘事,而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體制之爭。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整個華語地區不滅的希望。希望台灣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永遠堅定、自信地走下去!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門前,從左到右:關永傑,唐奇,蔣書清,陳森鋒,惠汝濤,張繼順 編輯:鍾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Congratulations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a Happy Birthday, as...

勇敢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

作者:王希清 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民主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勇敢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我不愿再接受一个剥夺人民自由、践踏人民权利,又不允许人民提出批评的政权。我希望与有共同信念的人站在一起,为中国人的自由、人权和尊严而抗争。 这个选择,来自我亲身经历的不公,来自我被拘留、被恐吓以后无法忘记的痛苦,也来自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如果权力可以随意侵害普通人的利益,却不受监督和追究,那么任何人的安稳生活,都可能在某一天被打破。我们要争取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让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能任意欺压百姓。 对我来说,加入中国民主党,就是把这种认识变成行动,与更多人一起,公开反对专制,持续争取民主。 我曾经只想讨一个公道。 我出生在山东,曾经只想靠自己的劳动,把家里的日子过好。土地、果树、工作和家人,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时,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词,似乎离我的日常生活很远。 直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我才明白,它们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密切。 2018年,因为承包土地被征用、补偿不合理,我去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我想知道,多年付出的劳动应当怎样得到补偿,自己的合法利益应当怎样得到保障。我希望有关部门听一听普通人的意见,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然而,等待我的却是拘留。在我的经历中,提出问题没有换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反而招来了殴打和恐吓。那种无助,让我至今难忘:你明明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却找不到能够公平说理的地方;你希望依法维护权利,却发现权力可以先让你失去自由。 后来,我把有关土地征用的视频发到网上,希望有人看到,有人关注。警方又要求我删除,并警告我后果自负。 我最终删除了视频。我承认,那时我害怕。 一个普通人需要考虑家人,需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面对威胁,很难毫无顾虑。但被迫删除视频,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这一切。相反,它让我看得更加清楚:当一个人连讲述自身遭遇的自由都没有,所谓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保障。 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普通人就难以保护自己。有人可能觉得,只要不关心政治,安心工作,就能避开这些问题。我也曾经只想过自己的日子。可土地被征用时,政治已经进入我的生活;上访被拘留时,权力已经决定了我的处境;发布视频受到威胁时,言论自由已经成为我切身需要的东西。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自由和人权关乎最具体的生活。 言论自由,关系到一个人受了委屈能不能说出来。 人身自由,关系到一个人会不会因为提出意见而被关押。 获得公正救济的权利,关系到普通人面对政府时,能不能有一个公平讲理的地方。监督权力的权利,关系到官员侵害百姓利益以后,究竟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这些本应受到保障的权利,往往在人民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被剥夺。权力要求人们服从,却不愿接受质疑;要求人们相信制度,却可能堵住申诉的道路;要求社会保持安静,却不解决造成愤怒和痛苦的问题。 我反对这样的统治,是因为我知道被压迫是什么滋味。我不希望更多普通人经历同样的恐惧,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仍然需要靠沉默换取暂时的平安。 离开中国以后,我要站出来,不再让恐惧决定我的选择。我有了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也开始参与抗议行动。 在加州,我用自己的驾驶经验,帮助自由雕塑公园运送柜体、布置抗议横幅。车陷进沙地,就想办法把车开出来;物资需要送到指定地点,就努力把事情完成。我能够做的事情很具体,但我知道,这些劳动是在帮助反对专制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 后来,我前往华盛顿,站到抗议习近平的人群中,举起政治犯和维权人士的照片,表达自己的反对。 对我而言,走到那里有着很深的意义。曾经,我因为恐惧删除了自己的视频;如今,我希望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为那些仍然无法自由表达的人发声。 站出来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恐惧。面对现场冲突、跟踪拍摄和威胁,我仍然会紧张。当威胁涉及国内家人时,那种担忧尤其沉重。 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恐惧如何限制一个人的选择。它让人反复衡量一句话能不能说、一张照片能不能举、一次活动能不能参加。专制权力希望人们在开口之前,就先把自己压住。 我不愿让这种恐惧永远支配我的生活。我希望学会在恐惧中坚持表达,也希望和其他人一起,让受到威胁的人得到支持。 加入民主党,是为了共同反抗中共暴政。 这就是我希望加入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原因。 我需要把反对中共暴政的立场,落实为长期的参与和责任。我希望找到愿意共同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人,彼此支持,一起行动。 一个人可以参加一次抗议,可以举起一块标语,可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争取改变需要持续的努力:有人受到迫害时,需要有人声援;事实遭到掩盖时,需要有人记录;恐惧让人退缩时,需要有人陪伴;公众不了解中国人权状况时,需要有人耐心解释。 我希望通过加入民主党,参与这些具体的工作。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清楚,把能够承担的事情做好,与其他人共同维护公开表达和和平抗争的空间。 我也愿意从中学习,理解民主所要求的责任。既然我们反对专制,就应当尊重不同意见;既然我们主张人权,就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既然我们要求权力受到监督,就应当接受公开讨论和批评。 我期待参与的民主运动,能够让这些原则体现在日常行动中。只有这样,我们所争取的自由,才有真实的内容。 反对中共暴政,源于我对普通人处境的关切。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希望中国的农民在土地被征用时,能够获得公平补偿;希望劳动者受到不公对待时,能够依法维权;希望记者能够报道事实,律师能够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普通人能够批评政府而不受报复。 我希望一个人是否平安,不再取决于他是否沉默;一个家庭是否安稳,不再取决于它是否愿意忍受不公。 中国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任何政党都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任何领导人都不应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 我所追求的民主,就是让这些权利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让人们能够通过和平、公开的方式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和更换执政者。 我仍然是一个普通人,需要工作,需要养家,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局限。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争取民主更不会因为参加几次活动就轻易完成。 但我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沉默。从我自己开始,承担一份责任。 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抗议,为政治犯和受迫害者发声,记录和讲述真实的遭遇,支持同样追求自由的人。我也可以通过加入中国民主党,把这些行动坚持下去。 过去,我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受到打压;今天,我希望为更多人的权利站出来。过去,我因恐惧而被迫闭嘴;今天,我愿意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公开反抗中共暴政。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民主党,也是我最主要、最坚定的理由:争取自由,维护人权,结束专制给普通人带来的压迫。 我期待有一天,中国人不必为了说真话而流亡,不必为了维护权益而坐牢,不必因为参与政治而担心家人受到牵连。 为了这一天,我愿意站出来,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与更多人一起坚持和平抗争。   编辑:李聪铃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Stand Up Bravely to Resist the CCP's Tyranny Author: Wang Xiqing Why Do I Want to Join the China Democracy...

从越南高铁到全民福利:中国究竟“赢了”什么?

作者:刘畅       最近越南与欧洲签约高铁项目,本以为某些人会反思越南为什么选远亲而不选近邻?恰恰相反,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越南签约欧洲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钱,还搭上廉价劳动力。明眼人一看,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新闻播了几天,效果明显不咋地,又出现另一种新闻,中国和河内签署了工业园、公路等修建协议,来宣示这个邻居并没完全抛弃自己。不过是个欧越高铁项目的合作事件,偏偏弄出两个版本的新闻。恰恰应验了中共百年不变的新闻宣传方针“报喜不报忧”,对国外事件呢,报忧不报喜,人家没忧也要弄出点“忧点”,再反其道而行之,秀自己的存在,网络上出现一个新词“赢了”,在舆论上赢了,在宣传上赢了。这样一看,如果说阿Q精神在民国之前只出现在民间,而现在是官方内定、法定,冠冕堂皇,简直到了极致!      提到越南,大家并不陌生,百年前中国的藩属国,中法战争后,法国逐步取代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近代时期,经历越法战争、越美战争,最终取得独立。在经济发展上,每一步都在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劳动红利等,这条路线,不亚于当年模仿日本的中国。       当代的中国,无论是汉语词汇的引进,还是政策的效仿,太多脱胎于日本,什么素质教育、国企年功序列制度、国企改制、公务员选拔制、大学生扩招、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都是日本在几十年前实践过的。更不要说,早期电影、电视、音乐中日本文化的影响,高铁、重工等工业影响。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尤其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昨天。在中共的意识里,功劳都是自己的,人民无功,友邦无劳,拿来的都是他自己的。那老百姓知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为了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贷款和其他援助,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提供了多少技术和生产线?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掀起的日语潮、日本出国风也不是假的。      在这里,我不是宣传日本有多好,而是说明,日本这个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外籍功臣之一,中国尚且可以肆意抹黑,更不要提同样有贡献和支持的美国和欧洲。中国为什么对自己有帮助的友邦这个态度呢?       答:我曾经常给他们分享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共在文革时期坚决打击一切宗教?因为中共想当“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风头盖过它的人物、组织、国家都必须在它之下,无论是它认为好的或者坏的。好的呢?它想方设法收编到它的麾下,或发展为党员,或者统战到其阵营,如果统战不成,就过河拆桥,把他们的功劳据为己有再抹黑之。它认为坏的呢?李洪志、马云等就是其下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些友邦虽然帮助了中国,第一、其风头容易盖过中共,第二、人权观念无法达成一致,就只有将其收功再抹黑。当中国人在侵华战争的历史叙事中被洗脑,出现仇日、反日情绪,甚至在深圳血案发生后,谁知道这个国家曾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谁知道1989年后,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的人权而奔走和呼号呢?     反观越南,虽然是中国的学生,这些年默默地招商引资,默默地发展,秉持“竹子外交”,不站边,既不得罪中国,也与欧美关系稳定,逐渐成为了亚洲发展的一颗新星。主动与欧洲合作,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他们并没有学中国,动不动要求外企与国企合资,霸王条款一大堆,随时为“过河拆桥”埋下伏笔或者留后路。既然这样,越南就像个初出江湖的小兄弟,实力虽然不强,但谦逊低调,主动融入江湖规则,中国呢,则像个江湖老油条,有一定地位,但老奸巨猾,在它掌握绝对垄断地位时,别人有可能被迫顺服于它,但大环境中一旦出现更多像越南这类敦厚的小兄弟时,这种风格只会被丢进历史垃圾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五十年,到底该怎么走?治国治企如同做人,合作才能共赢,凡事不着眼于你死我活的输赢逻辑,懂得尊重他人,有收获也必须有付出,才能长久合作;如果只是仗着地大物博、人口红利,处处对他国掣肘,处处搞经济霸权,你又如何在这个世界得到尊重?又有人说了,中国和第三世界走得很近,朋友很多,但那些朋友是中国抠人民的福利去“撒币”收买的,有钱就是朋友,没钱狗屁不是,这些国家墙头草两边倒,巴基斯坦就是例子。所以,治国也得靠仁义礼智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遵守游戏规则,不是靠投机取巧,今天偶然取胜了,明天呢?友邦全部跑了,难道又回到闭关锁国、闭门造车的天朝“内需”时期?     再谈谈前段时间一个新闻,越南对外宣传,争取2050年建成发达国家。国内的人觉得越南不自量力。中国人在国内被洗脑,认为发达国家就是GDP、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硬件,其实还有什么?共产党永远不会告诉你,“发达”更多是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从人权、医疗、教育、生老病死等一条龙保障。一个国家敢给他们人民承诺“发达”,就是承诺给予福利,这难道不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然而很多中国人连“福利”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福利的直观理解。以前罗大佑的歌曲《童年》,第二段唱道: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这一段也因政治原因被“和谐”掉了。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财富积累这么多年,对内始终一句话:中国始终长期处在发展中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将长期不配有福利。要么说中国人口多了,但人口数据到底多少,它自己统计,它自己最清楚;要么说中国还要积累资本搞基建,中国的基建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了,还有太多重复建设,这个很重要吗?既然号称全民所有,为什么福利只限于体制内,可全民的“分红”呢?既然号称社会主义,可是全民共享福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或寡头。     最后,希望越南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谦逊低调的外交作风,遵守规则,主动融入世界、服务于世界,造福于越南人民,发不发达不重要,只要坚持到底,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定会成为东亚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也能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清白坦荡,更照出真正的妖魔鬼怪! 编辑:胡丽莉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From Vietnamese High-Speed Rail to Universal Welfare: What Exactly Has China "Won"? Author: Liu Chang Abstract: Taking high-speed...

跨越美国,只为让习近平听见我们的声音——记2026年9月华盛顿抗议习近平访美之行

作者:王希清 2026年9月,是我人生中难以忘记的一段经历。9月22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收拾行装,连夜赶往机场。 我们一行人从美国西海岸出发,乘坐五个多小时的航班横跨美国,前往首都华盛顿。没有充分的睡眠,没有舒适的休息。我们这样昼夜奔波只有一个目的: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站出来,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洛杉矶到华盛顿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4日,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而在白宫之外,另一种声音同样出现在华盛顿街头。 美国之音报道,当天参与抗议的群体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民主及人权活动人士,以及藏人、维吾尔人和宗教界人士等;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了白宫附近及中国驻美使馆周边同时出现抗议和欢迎习近平的人群。我就在这些抗议者之中。 我们站在华盛顿街头,高举:“Human Rights China!”“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以及“END CCP”等不同标语。有人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有人声援香港,有人关注台湾,有人举起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的照片。 我们的诉求和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共同希望表达的是:一个人应该拥有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一个社会应该尊重基本人权。与不同年代的民运、人权人士站在一起这次华盛顿之行,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 我见到了来自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中国民主和人权活动参与者。其中包括八九民运参与者王丹,中国民主运动资深人士魏京生,以及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人权律师陈闯创等人;现场还有六四雕塑公园雕塑家陈维明,以及我所熟悉的六四雕塑公园义工苏力德、杨长兵、吴占科、朱荣跃等人。 还有2023年旧金山抗议活动中曾身穿皇帝服装表达政治观点的王中伟,以及许多从洛杉矶和美国其他地方赶来的参与者。公开资料可以确认,9月24日,由魏京生、王丹和王军涛等参与的“中国国是会议”也在华盛顿举行活动,表达他们对习近平访美及中国未来的看法。美国之音当天的现场报道则记录,王丹在白宫附近参加抗议,并谈到政治自由、人权以及释放政治犯等诉求。 对我来说,能够与不同年代的参与者站在同一条街上,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有人经历过1989年。有人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有人长期为宗教自由奔走。有人关注政治犯、良心犯和维权律师。而像我这样的人,只是一个在美国生活、工作,又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普通中国人。 身份和经历不同,但那一天,我们共同出现在了华盛顿。把那些不能自由发声的名字举起来在现场,我们不仅表达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习近平执政的批评,也希望更多人关注那些遭受关押、失踪或者长期受到打压的人。照片里可以看到有人高举王炳章博士的照片,要求释放王炳章;也有人举起高智晟律师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良心 高智晟律师,我们和您在一起。”这些名字不应该被遗忘。 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这次抗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喊出被关押和受到打击的异议人士的名字,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当我站在那里时,我越来越明白:我们不仅是在替自己说话,也是在努力让一些无法公开发声的人被世界看见。《世界日报》上的另一种声音这次活动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9月24日,《世界日报》刊登了“中国议会”的整版广告。广告上醒目写着:“正告习近平——中国人反对侵台”以及:“民主台湾,不容武力颠覆。”照片中的广告还列出了参与联署者名单。我的名字就在名单上面!无论人们对两岸政治持什么具体观点,这张报纸本身记录了一件事情: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有海外中国人通过公开联署和报纸广告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街头可以表达,报纸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表达。对我而言,这正体现了自由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不同意彼此,但不能因为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就使用暴力和恐吓让对方闭嘴。站在白宫附近,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两种声音的碰撞当天的华盛顿,并不只有反对习近平的人。 也有欢迎习近平、挥舞中共国国旗的人群。公开报道同样记录了这种场面:习近平访问期间,欢迎者与抗议者同时出现在华盛顿街头,有些地点双方距离很近,并出现推挤等紧张情况。我自己拍下的照片中,也能看到警方在双方之间维持秩序。一边是大片中共国国旗和欢迎横幅。另一边,是我们举着“Human Rights China!”、“END CCP”和其他人权、民主诉求的标语。这让我真正体会到:自由并不是只有我说话的自由。 支持习近平的人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也有权和平表达我们的反对意见。真正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暴力、威胁和恐吓剥夺另一方合法表达的权利。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恐惧似乎跨越了国界然而,这次经历并不只有激动和振奋。还有一些事情,让我至今无法忘记。 按照我本人在现场的经历和观察,我们在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过程中,曾经感受到来自部分亲北京立场人员的敌意和压力,又让我感受到了来自中共国警察的恐惧!我们被蒙面戴眼镜拿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便衣警察手里拿的那种雨伞的人近距离拍摄、持续录像。那些蒙面戴眼镜戴帽子的人一直在观察和跟随我们的行动。 现场还出现了冲突以及辣椒水喷洒等情况。而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还听到了涉及中国国内家人的恐吓性言语——大意是:“让你们国内的家人小心一点。”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我想到的是远在中共国的家人。如果一个人在美国参加和平合法的政治活动,却还要因为自己的言论担心远在中共国的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那么这种恐惧本身就值得被认真记录。 对于这些具体事件,我希望通过现场照片、原始视频、证人证言以及可能存在的警方记录继续保存证据。因为只有把时间、地点、人物和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保存下来,未来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寻求暴力,我们要的是和平表达的权利我要特别记录这一点:我们来到华盛顿,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 不是为了攻击持不同意见的人。更不是为了破坏美国的公共秩序。我们选择的是公开、和平的政治表达。举牌。喊口号。拍照。接受采访。参加集会。这就是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美国之音的现场报道记录了王丹等抗议者在白宫附近表达政治诉求,也记录了藏人、香港人、台湾人、维吾尔人等不同群体参加抗议。 我们希望的,就是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五个多小时的飞机,换来的不是几张照片有人可能会问我:结束工作以后连夜坐飞机,横跨美国五个多小时,就为了参加一次抗议,值得吗?对我来说,这次旅行的意义并不是拍几张照片。 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多年以后,当我重新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记得:2026年9月,当我认为应该发声的时候,我曾经站出来。照片会记录我们曾经站在白宫附近。记录我们举起“Human Rights China!”的标语。 记录我们要求释放政治犯。记录我们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一起站在华盛顿街头。也记录警察、围栏、欢迎习近平的人群以及抗议习近平的人群同时存在的那个历史现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我愿意留下自己的见证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平时我也要工作、生活,为自己的家庭和未来奔波。参加完活动,我仍然要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正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更加珍惜普通人能够公开说话的权利。这一次,从洛杉矶到华盛顿,从机场到白宫附近,从人群中的呐喊到手中举起的标语,我真正体会到:自由不是别人替你说话。 自由是当你认为一件事情不对的时候,你仍然拥有和平地说“不”的权利。我们跨越数千英里,不怕昼夜奔波。我们经历疲惫,也面对压力。但我们仍然选择站在那里。 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表达。为了自由。为了人权。为了那些无法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也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面对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一个普通人同样可以留下自己的声音。华盛顿的活动终究会结束。人群会散去,街道会重新恢复平静。但这些照片、视频和文字会留下来。 它们记录着2026年9月的华盛顿,也记录着我们曾经来过。我们从洛杉矶跨越美国来到华盛顿。我们不怕昼夜劳累,也不愿因为压力而沉默。我们用和平的方式,为自由发声,为人权发声。而我,王希清,也是其中的一员。 校对:毛一炜

致:中共党魁习近平先生公开信

习近平先生: 值你即将访问美国之际,我们身在旧金山的中国民主人士,郑重向你以及中共当局提出我们的五项民主诉求。 一、结束一党专政! 中国人民应当有权利拥有和决定国家政治制度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权利,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的局面。 二、实行宪政民主! 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建立以民主宪政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实行自由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的现代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新闻、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 三、释放政治囚犯! 立即释放全部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追求民主自由、维护人权而遭受关押和迫害的政治犯与良心犯。 四、停止跨国镇压! 停止对海外中国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及其家属进行威胁、骚扰、监控和打压,尊重海外华人的基本权利与人身安全。 五、停止极权扩张! 停止将政治压制和威权理念向境外扩张,尊重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制度、民主理念和价值。 我们相信,一个国家是否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不在于国家权力的集中,而在于人民是否拥有自由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我们呼吁中共当局顺应时代潮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倾听和回应人民诉求。 旧金山民主人士(缪青) 2026年9月19日17时(美西时间) An Open Letter to Xi Jinping,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ar Mr. Xi Jinping, As you are about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we,...

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举行“抗议习近平窜访美国”和平集会

撰稿人:王礼华 【檀香山讯】 为响应全美各地民主人士在首都华盛顿针对习近平访美发起的抗议浪潮,9月20日下午3时,中国民主党夏威夷支部于檀香山唐人街文化广场孙中山雕像前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约10名中国民主党党员及华人社区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本次集会由张小驹、吕斌、孟家虎等党员骨干共同组织。与会者在孙中山雕像前拉起横幅、发表演讲,围绕中国政治体制、人权状况、跨国镇压以及台海和平等核心议题表达强烈诉求。 集会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与会者高呼“独裁者回家”、“审判习近平”、“民主自由,人人有份”、“释放良心犯,停止镇压”等口号,表达对习近平执政模式及中共一党专政体制的严正抗议。 参与者合照 反对个人集权,呼吁中国走向民主法治 围绕“习近平执政与中国民主化”这一主题,集会组织者指出,习近平长期执政及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使中国政治体制中监督与制衡机制的缺失再次成为海外民运关注的焦点和核心。与会者一致认为,唯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与权力制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现场高昂的口号过后,党员吕斌率先发言。他表示,自由、民主与基本人权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价值,不应成为任何政治权力随意剥夺的工具。他强调,海外民主人士反对的是以一党专政和个人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而非中国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民。 吕斌指出,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政治空间持续收紧,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与言论空间遭遇严峻打压。这种模式不仅损害普通中国民众的权益,也使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日益加剧的外交孤立。他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在与中国交往时,切勿仅关注贸易与地缘政治利益,务必将人权、法治与公民自由纳入核心外交议程。 吕斌发表演讲 聚焦香港女性良心犯群体,呼吁无条件释放被羁押人士 随着集会气氛持续升温,与会者高喊“释放良心犯,停止镇压”、“释放香港良心犯”等口号,将焦点转向受政治打压的香港被羁押群体,尤其是女性良心犯。 党员李艺随后发言,特别提到了以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为代表的香港女性良心犯群体。她指出,这些女性仅因组织参与和平社会活动、表达不同政治意见便身陷囹圄,其遭遇集中体现了香港公民自由与政治空间的急剧恶化。 李艺表示,邹幸彤及众多受压迫的香港女性已经被暂时禁声,因此海外华人有责任担任她们的代言人,将她们的声音传达给世界。她强调,此次集会既是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更是对香港政治犯与良心犯的公开声援,敦促国际社会持续对北京施压,尽快释放所有因和平表达而被羁押的人士。 李艺发表现场演讲 剖析权力集中:权斗越激烈,体制风险越大 随后,大家把话题转到了中共内部的权力集中和内斗上。不少人直言,习近平这些年把权力死死抓在自己手里,党内原有的那点监督和制衡早就荡然无存,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 朱江舟在发言时说得非常直接:“习近平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看重权力,而且非常擅长搞党内斗争。上台这些年,他把党内的异见声音清理得干干净净,把所有权力都抓到了自己一个人手里。表面上看他是把统治给巩固了,但实际上,内部的矛盾越积越多、越压越深。以前党内好歹还能听到些不同的声音,现在呢?大家连嘴都不敢张,全都在看他一个人的脸色行事。” 朱江舟接着提醒大家,一个政党如果全靠一个人的意志来运转,表面看着风平浪静,底下早就暗流涌动了。“权力抓得越紧,看似越稳,可一旦真出了大大事,体制内连个能出来收拾残局的人都没有。”他认为,这种高度集权不仅解决不了中共本身的死结,反而是在加速内部矛盾的爆发,随时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体制剧变。 说到最后,朱江舟掷地有声地总结道:“一个党如果只剩下独裁者一个人的声音,里子其实早就烂透了。党内斗得越狠,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关注港台局势,捍卫区域和平与民主价值 身着 “中国议会”体恤衫的组织者张小驹在发言中对比了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与当前的政治局势。他指出”习近平执政后极力推行高度集权,导致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全面退步。 张小驹在发言中指出, 香港原本享有的自由、法治与公民社会空间已遭到严重践踏,民主人士与普通市民屡遭拘捕与审判,香港今天的困局正是北京强化政治控制的直接后果。在台海议题上,北京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改变台海现状,严重威胁台湾人民的自主选择权。他明确表示,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自行决定,任何政权都无权以武力强加意志。 张小驹表示,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坚持推动民主运动,核心目标就是反对一党专政与个人集权,推动建立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与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若中国继续走高度集权与对外强硬的道路,不仅会加剧国内压迫,也将给区域和平带来巨大挑战。 “我们或许无法阻止这次访问,但我们要让美国社会看到:习近平虽然来到了美国,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声音绝不会熄灭。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都不应成为个人权力扩张的牺牲品。”张小驹说道。 张小驹带领党员高呼口号 “独裁者回家” 宣读抗议诉求,和平集会圆满结束 在各位代表发言结束后,现场再次响起了“独裁者回家”、“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民主无罪,自由万岁”等震耳欲聋的口号。 集会现场,组织者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宣读了抗议诉求,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政府,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尊重并保障公民的言论、信仰及结社自由;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在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时不能放弃原则,必须将人权与法治纳入核心议程。 整场抗议活动在和平、有序的气氛中结束。 参加此次集会的民主党党员有: 张小驹、孟家虎、李艺、吕斌、王礼华、赵现啸、朱江舟、阙美娇、龙君红等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China Democracy Party’s Hawaii Branch Holds Peaceful Rally to Protest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