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LIANG JIANG

—旧金山民主人士纪念刘晓波逝世九周年 7月12日，全体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共同缅怀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本文全部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 海风轻拂，潮起潮落。 2026年7月12日下午，旧金山湾区San Leandro Marina Park海边，没有喧闹的锣鼓，没有激昂的音乐，只有一束束洁白的鲜花,以及一群静静伫立的人们。来自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Fremont支部及湾区各界民主人士相聚于此，以默哀、献花、诗歌朗诵和主题发言等方式，深切缅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 九年前，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在囚禁与严密监控中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更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没有墓碑，没有墓园，没有可以凭吊的坐标。这一决定，至今仍被许多人视为试图抹去历史记忆的象征。 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 因为，他们相信，记忆不会因海浪而消散，良知不会因岁月而沉默。 活动开始，全体人员肃立，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随后，与会者依次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敬献鲜花，现场朗诵了吴祚来、李英强、邹幸彤等人为刘晓波创作的纪念诗，以及刘晓波狱中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节选。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一句句文字，在海风中缓缓响起，也让现场陷入长久的沉默。 主持人刘静涛和高应芬在开场中表示，在中国大陆，公开纪念刘晓波长期受到打压，不少公民仅因海祭、献花或发表悼念文字，就遭到拘留、判刑、约谈或长期监控。从广东江门海祭案，到近年来多起因悼念刘晓波而遭打压的事件，都提醒世人：在中国，记住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有时本身就需要勇气。然而，也正因为有人拒绝遗忘，坚持见证，刘晓波追求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精神，才能不断传承、生生不息。 作为活动主讲嘉宾，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六四幸存者方政首先发言。他深情回忆，刘晓波不仅是自己的老师，更是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精神导师。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到《零八宪章》，再到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即使身陷囹圄，也从未放弃对自由与良知的追求。 方政特别回顾了1989年6月4日凌晨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他表示，当时刘晓波与侯德健为避免更多学生流血牺牲，主动与戒严部队展开谈判，最终促成大批学生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然而，这位尽最大努力保护生命的人，却因此付出了漫长牢狱的代价，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 针对外界长期存在的有关“刘晓波没有看到六四屠杀”的争议，方政也作出回应。他表示，刘晓波当时所说的是自己在撤离天安门广场过程中，没有亲眼看到学生遭到屠杀，这是基于当时所处位置的真实经历，并不意味着六四没有发生血腥镇压，更不应被中共断章取义，用来否定历史事实。 方政回忆，自己离开广场不到两个小时，便在西长安街亲眼目睹坦克碾压学生和平民，并因此失去双腿。他认为，每一位历史亲历者看到的都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刘晓波后来也曾对此进行反思。令他最为感动的是，当刘晓波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说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奖献给所有六四亡灵。”在方政看来，这不仅体现了刘晓波对历史的铭记，更彰显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良知和逝者的敬意。 方政表示，中共不仅让刘晓波失去了生命，更试图抹去人们对他的记忆。他指出，当局将刘晓波的骨灰撒入大海，并非只是处理遗体，而是试图消灭一个可以让后人凭吊的坐标——没有墓碑，就没有祭奠；没有墓园，就没有聚集；没有实体，就难以形成持续的公共记忆。然而，他坚定地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刘晓波。”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无数民主人士共同的心声，也成为当天纪念活动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 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几度哽咽失声，现场气氛凝重 相比激昂的口号，更令人难忘的是现场流露出的真情。在发言环节，民主党党员李树青谈到刘晓波为了自由、人权和民主，被中共关押十一年，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时，声音突然哽咽，几度停顿，久久无法继续发言。站在身旁的主持人刘静涛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不少与会者默默低下头，眼眶湿润。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渲染，这一刻，人们用沉默表达着对一位良知者最深切的怀念。 随后，多位民主人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从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主任蔡晓丽表示，九年前的今天，刘晓波最终在囚禁与监控中病逝，成为中国民主与人权事业无法抹去的伤痛。她指出，暴政或许能够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却无法扼杀刘晓波亲手播下的自由种子，更无法熄灭人们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追求。她同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仍遭打压的维权人士和青年学生，认为在独裁统治之下，许多年轻人的理想、正义与未来正不断遭受摧残，而纪念刘晓波，就是为了让生者更加勇敢，让追求自由的信念薪火相传。 民主党党员李小林则表示，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缅怀一位知识分子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他留给中国社会的精神财富。他认为，刘晓波长期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倡导自由、人权、法治与宪政，这些理念至今仍不断启发后来者。面对现实，人们或许会思考和平道路还有多大的实践空间，但无论答案如何，坚持独立思考，不放弃对公正社会的追求，本身就是纪念刘晓波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部长郭志军表示，刘晓波留下的不仅是一座诺贝尔和平奖，更是一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力量。他指出，刘晓波提出“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不是软弱，而是在长期迫害中依然坚守人性与宽容的勇气。随后，郭志军现场朗诵了《我没有敌人》节选，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公民责任和法治精神的思考。 民主党党员郭鉴鑫表示，刘晓波是一位始终坚持和平、倡导人权、法治和政治改革的民主人士，却因此遭受长期关押，最终未能活着走出监狱。他认为，刘晓波的离世不仅是一位民主先行者的悲剧，更折射出中国人权与法治面临的严峻现实。他呼吁更多人继续为民主、自由与法治努力，并要求中共释放所有仍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 民主党党员康嘉铭表示，纪念刘晓波不仅是缅怀一位逝去九年的民主人士，更是传承一种追求自由、尊严与良知的精神。他指出，一个真正文明和强大的国家，不仅体现在经济繁荣和科技发展，更在于是否尊重人权、保障法治、允许人民自由表达不同意见。沉默无法掩盖真相，遗忘无法改写历史，恐惧终将无法战胜良知。 来自北加州雷丁（Redding）的中国民主党党员袁霞，为了参加当天的纪念活动，独自驱车三个半小时来到旧金山。她说，一路上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缅怀一位逝去九年的民主先行者，更是在守护一种永不熄灭的精神。她认为，刘晓波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之上，而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公民权利和平等法治的基础之上。她表示，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守护，希望刘晓波追求自由、人权与法治的精神能够继续传承。 与会人士向象征刘晓波先生的“空椅子”献上鲜花致敬 活动最后，全体与会者再次来到海边，献上鲜花，凝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有人默默低头祈祷，也有人久久望着远方，不愿离去。 九年前，中共把刘晓波的骨灰撒向大海，希望从此没有墓碑，没有坐标，没有一个能够让人聚集悼念的地方。然而，九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来到海边，因为他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更是一位始终坚持自由、人权、法治和良知的思想者。 海浪可以冲散花瓣，却冲不散记忆；风可以吹远骨灰，却吹不灭一个民族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

作者：漠北孤侠 摘要：文章讲述了2024年高善文因直言中国经济衰退的真实原因而被封杀。随后在2026年7月7日被中共报道因癌症死亡。缅怀高善文和所有敢于直言进谏者。  高善文作为“生产资料”终于在2026年7月7日被中共国消耗殆尽，但他的死并不是剧终。网上高潮迭起,是什么力量在推波助澜？公开报道称，高善文是死于癌症。生命科学已经证明，癌症是有触发条件的。我更强烈的感觉是，似乎冥冥之中，高善文是以死相谏,或者说是以身殉道。对，高善文最出圈的就是“敢说真话”。中共国自2017年起，理论界，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界,就已经秋风萧杀、万马齐喑了。2024年那场深圳闭门会和华府论坛上高善文“关于GDP和失业率，捅破数据窗户纸”的原话：“我自己的猜测是过去两到三年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能在2％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5％。”“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认为可能更合理的预测是，未来三到五年的增长率在3％至4％之间。不过我们知道官方数字将始终在5％左右。” 背景：2024年12月国投证券内部策略会，首次提出。说完这段话录音流出，直接触怒高层，后面就被禁言了。为什么狠：等于公开说“真实增长砍一半”，还点明“官方永远报5%”。后面华府论坛他又说了一遍。之后,他基本处于“社死”状态。“社死”就是不死已死。更要命的：关于房地产危机，直接血淋淋撕咬点名“主犯是政府”。原话：“中国经济萧条的主犯，政府造成了房地产危机；民营地产颈动脉大出血” 2024年一场被删的演讲。标题就叫这个。直接把房地产流动性危机的锅甩给“党的领导方式”，还说民企是“颈动脉大出血”。这都2024年了,将该言论界定为顶格批评都算客气的了。作为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的悲鸣以及对政府的过度压逼，分明属于是以死相谏、舍身殉道了！如果苍天有眼，或高局庙堂者有知，听进老高谰言，中国经济也不至于每况愈下，整个社会一路朝北狂奔了。昨天新华社雄论“北朝鲜发展成就辉煌......”,雄辩明证,中国再度加速朝北裸奔,北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金正恩治党治国最优选......但现实世界中没有“如果”,老高只剩殉道华山独一径！其实更早在2018年老高就预言了：“年轻人洗洗睡吧！”——2018年非公开演讲。当时他就批评“一刀切”去杠杆，预言会引发民企流动性危机。6年后看，基本应验了。俨然如千多年前的“刘伯温”。此际，另一个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涌上我的心头,我在现场但配角都不在,主讲者或多或少吸收了高善文的理论成果：2019年大概9月份（忘了准确月份)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顶流经济学家金岩石也抛出了日后在市场上广为流传的经典论断：一、2019年是此前10年中经济最差的一年;但是是未来10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二、(最高层定调)迄今为止,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它的好日子一去再也不复返了。金岩石演讲完后，我回到我身边的企业家中也苦口婆心地宣讲。“如果”又来了：如果当初有心的企业家听懂了,该有多好？在今年6月份新华社长论《“三大改造” 伟大进程》面前瑟瑟发抖的企业家，包括但不限于近日跳楼的居然之家老板林朋广等5人，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没有“如果”，正如高善文也没有“如果”......2024年底中证协发文，要求首席经济学家对外发声要“事前报备”。因不当言行多次引发声誉风险的要“从严处理直至解聘”。2025年11月24日,高善文从国投证券离职,中证协官网已查不到他。高善文就是典型的没有“如果”的结果。 是高善文成就了死谏 ，还是死谏 成就了高善文？高善文管不了身后的洪水滔天。但现实却不经意间给了他超乎寻常的荣誉:网上雄文滔滔,致敬和怀念汹涌澎湃！当然也有人拿高善文和李克强相比，隐晦指出老高不配如此高规格礼遇。我不以为然。李克强不单是中共狼窝的一员，而且身居庙堂最高。如果他虽够恶但恶得不够邪、够邪但不得要领,他断然到不了如此高位，而且只是讲了一句“中国收入1000元左右的不下6亿人”。更兼在中共二十大上,当以胡锦涛和他本人为首的整个中共组织在十四亿国民被羞辱、被凌辱、被强J时选择默然，毫无疑问此时的沉默就是帮凶。如果他能摔杯而起或许今天的中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更可能同时也拯救了死于非命的自己。而高善文凭此不是诗的诗句就足以不朽: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至于我，我是生产资料。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学者,最后作为生产资料，终于于2026年7月7日被中共国耗尽,因病离世。仅以此文，向高先生和全天下所有被耗尽和待耗尽的“生产资料”致敬，并祭典已死亡的中国经济。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Remonstrating with Death or Martyrdom for the Cause? Author: Mobei...

作者：李彬妹     很多年以前，我从未认真思考过什么是自由，也从未思考过制度与普通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生活无非就是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努力把日子过好。我相信，只要勤劳、本分，人生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有时候并不仅仅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生育本应是一项属于自己的权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安排家庭生活，本应由夫妻共同决定，而不是由外界替自己作出选择。然而，当个人意愿与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个普通人在庞大的制度面前是多么渺小。 那段经历改变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更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开始不断追问，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人生决定，自己却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为什么一个家庭关于孩子的决定，可以因为一项政策而发生彻底改变？为什么一个普通人的声音如此微弱，甚至连解释和申诉的机会都十分有限？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多年。 起初，我只是觉得自己遭遇了不幸。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个人的不幸，而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相似的经历。当一个人的遭遇不断发生在不同家庭、不同地区、不同年代时，它便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成为一种值得反思的社会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阅读更多关于现代社会治理、法治以及民主制度的资料。我发现，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并不会因为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而受到尊重，而是因为它懂得如何限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任何制度都会制定公共政策，但现代文明始终强调，公共利益不能以无限牺牲个人权利作为代价。法律存在的意义，不只是赋予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划定权力边界，防止任何权力无限扩张。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我开始重新理解自由。 过去，我一直认为自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很远。后来我才发现，自由其实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自由意味着一个家庭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规划未来；意味着面对重大人生选择时，不需要担心自己的意志被他人轻易取代。 自由并不是毫无约束，而是在法律框架下，每一个人都拥有应当受到尊重的基本权利。 后来，我开始关注不同地区的发展。我尤其关注台湾社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因为那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制度运行方式。台湾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改革，逐渐建立起选举制度、新闻监督、司法救济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讨论，政策可以接受社会检验，政府也需要面对公众监督。 这种制度安排给我最大的启发，不是谁执政，而是人民拥有表达意见、监督政府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 我逐渐明白，一个社会真正值得信赖，不是因为它不会犯错，而是因为当错误发生以后，它拥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有人说，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完全赞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做到完美无缺。但是，一个能够允许人民批评、允许媒体监督、允许司法依法独立运行的社会，总比一个缺乏公开讨论和监督机制的社会更有机会不断修正自己的不足。 我向往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国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字，更体现在普通人是否能够拥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一个人都能够依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自主规划自己的未来，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受到法律平等保护，一个社会才真正拥有长久发展的基础。 今天，当我再次回顾自己的经历，心中依然会有遗憾。但相比遗憾，我更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种提醒。任何制度都应该把人放在首位，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制度。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约束，政策应当尊重人的尊严，社会的发展也应当建立在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之上。 我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不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而变得混乱，而会因为人民拥有自由、权利受到保障、制度接受监督而变得更加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更加珍惜民主、法治与自由的价值。它们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每一个普通人能够安心生活、拥有尊严、守护家庭的基础。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When a Mother Becomes Part of the System Author: Li Binmei Many years ago, I never seriously...

作者：李彬妹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谈论自由。 有人觉得，自由只是政治学里的概念；有人认为，自由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还有人觉得，只要经济能够发展，普通人的生活能够维持，谈论自由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明白，自由从来都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它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真正失去过选择的人，才会明白选择有多么珍贵；真正经历过沉默的人，才知道说话为什么重要；真正面对过权力的人，才会理解法律为什么必须约束权力。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权利。事实上，现代社会所说的自由，并不是毫无边界的放任，而是在法律保护之下，每一个人都拥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 这种权利，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意味着，你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因为不同意见受到惩罚；它意味着，你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用担心因为身份普通就失去公平；它意味着，当公共权力影响你的生活时，你能够通过法律、媒体、社会监督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只能默默承受。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未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工作和生活上，总觉得制度离自己很远，只要安安稳稳过日子，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后来我才发现，制度并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它会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家庭、教育、医疗、言论，甚至影响人生中每一个重要决定。 也正因为如此，我开始重新认识法治。 真正的法治，不只是制定法律，更重要的是所有人，包括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约束。法律不能只是要求普通人守法，更应该首先要求掌权者依法行政。 如果法律只约束普通人，而不能约束权力，那么法律便很难真正体现公平。 现代民主制度之所以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是为了让司法高于政府，而是为了确保任何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普通人与公共机关发生争议时，法院能够依据法律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受到行政力量影响，这样普通人才会相信，公平不仅存在于法律条文里，也能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除了司法，我也越来越关注新闻自由的重要意义。 很多人认为，新闻只是报道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新闻监督更重要的作用，是让公共权力始终处于社会的关注之下。当媒体能够调查事实、公开讨论公共政策，当不同观点能够在社会上充分交流，人们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也才能形成更加理性的判断。 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人们往往很难全面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当不同观点都能够公开表达，社会反而更容易接近事实。 我开始关注台湾的发展，也是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变化：不同政党之间可以公开竞争，媒体可以持续监督政府，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普通民众也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没有问题。民主社会同样存在争议、冲突和分歧。但真正让我感受到希望的，是那里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政策引发争议，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当政府受到质疑，媒体能够持续追踪；当行政行为涉嫌违法，法院可以依法审查；当人民对执政者不满意，还能够通过选举和平更替政府。 我逐渐明白，民主制度真正值得珍惜的地方，并不是它能够避免所有错误，而是它能够不断纠正错误。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并不取决于是否从来不会犯错，而在于犯错之后，是否拥有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和防止再次犯错的制度能力。 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人们保持沉默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愿意信任制度之上。 而这种信任，并不是依靠宣传形成的，而是依靠公平、公正、公开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当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法律能够保护自己，当每一种不同声音都能够被社会听见，当每一项公共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人们自然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由并不会削弱一个国家，相反，它能够让社会拥有更多创造力，也能够让人民更加愿意承担责任。因为只有受到尊重的人，才更愿意尊重他人；只有拥有权利的人，才更懂得珍惜权利；只有生活在法治之中的公民，才更愿意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今天，我依然相信，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当成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民主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断完善社会的制度实践；法治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所有公共权力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 我向往的，并不是一个没有分歧的社会，而是一个允许分歧存在、允许不同声音表达、允许人民监督政府、允许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社会。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最大的力量并不来自权力本身，而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只能建立在自由、法治与民主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之上。这也是我始终珍视这些价值，并愿意不断讲述、不断思考、不断表达的原因。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Has Never Been a Mere Slogan Author: Li Binmei Even to this day,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作者：金米   摘要：七月的海浪中回荡着我们对刘晓波先生的思念。下午把手头最后一点事情做完，我提前下了班，一个人开车去了海边。我一年总会这样几次，没有约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像是心里忽然生出一点潮汐，把人推向海边。沙滩还是那片沙滩，海还是那片海。海鸥在头顶盘旋，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远处的浪一层一层翻卷，因为隔得太远，几乎听不见声音，只看见它们无休无止地起，又无休无止地落。海总是这样，不急，也不解释，而我每一次看见海，都会想起刘晓波。别人看海，看的是日出、晚霞、远方和归航的船。我却总忍不住想，一个人的一生，最后化作了海里的一部分。于是后来，每一片海，都像认识他。我常常觉得，一个人若最后连墓碑都没有，原该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没有可以献花的地方，没有可以停下来轻轻叫一声名字的地方。可偏偏，大海又太辽阔了。辽阔得像一种命运，把所有寻找都化成了眺望。海不会替谁保存记忆。今天的浪，不会记得昨天的浪；今天吹过来的风，也不会知道它曾吹过谁最后停留的地方。可人会。所以每次来到海边，我都会安静一会儿。不是寻找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望着海的时候，人与历史之间，会忽然变得很近。有些人的一生，最后浓缩成一本书、一座铜像、一间纪念馆。而有些人，只剩下一片海。海面那么宽，那么静，静得什么都装得下，也什么都不说。正因为它什么都不说，后来的人，才总想替它说一点什么。有人说，人一生会死去三次：第一次是生命结束；第二次是葬礼结束；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忘记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但我知道，只要我还会来看海，我就还会想起他。七月只是一个提醒。真正让我想起他的，从来不是日历，而是潮汐，是海风，是那些一遍又一遍涌上岸来的浪。今天，我在沙滩坐了很久。耳畔是海鸥零零落落的叫声，风一直吹，远方的海浪安静地翻滚。阳光慢慢偏西，沙子还留着白天的温度。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看着海，像看着一本已经读过很多遍，却始终没有读完的书。后来，我低下头，写下了这些字。忽然觉得，纪念一个人，也许并不需要鲜花，不需要仪式，不需要很多人。只要还有人在七月的某一个下午，提前下班，一个人来到海边，在风里轻轻念起他的名字。那么，他就没有真正离开。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In Memory of Mr. Liu Xiaobo on the Ninth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Author: Jin Mi Abstract: Within the waves of July...

作者：张兴贵 一切极权国家，总是文山会海、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原因何在？想象一下，一台永不熄火的巨型绞肉机，它不是为了生产任何可见的产品，而是为了把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他们的时间、思想、情感乃至灵魂——都碾磨成同质的、细碎的、听话的粉末。这台机器的轰鸣声，便是极权主义日常运转的最真实写照：文件如雪片般飞舞，会议如潮水般涌来，指导如圣旨般层层下达，考察、培训、出差则像一场场永无止境的朝圣之旅，把人从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再按官方模具重新铸造。 极权主义的本质，绝非传统暴君的“朕即国家”，而是一种对人类存在本身的全面占领与重塑。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为“运动的铁律”：它必须永不停歇地运动，才能维持“一切皆可能、一切皆属于国家”的恐怖幻象。一旦运动稍有停滞，社会就会像野草般自发生长出家庭的温情、地方的根脉、个人的反思与多元的缓冲。这些，都是极权无法容忍的“杂质”。于是，它发明了一整套精密而残酷的日常仪式：文多、会多、指导多、考察多、培训多、出差多，等等。这些不是低效的赘物，而是极权灵魂深处必然喷涌而出的毒血。它把宏观的极权野心，转化为微观却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日常枷锁。 极权意识形态不是普通宣传，而是一套自封为“科学铁律”的封闭宇宙。它宣称自己洞悉了历史终点，必须把现实世界全部压扁，塞进这单一叙事之中。可现实是顽固的：它充满矛盾、地方差异与人的自发性。因此，极权必须制造一场永不落幕的认知战争。文件与指导，便是这场战争的“圣经”与“律令”。它们不是工具，而是神圣文本。顶层每一次心血来潮，都要化为成百上千份层层批示、细化到荒谬程度的“指导意见”，像蛛网一样覆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最新文件，下级便如无头苍蝇般恐惧；有了文件，便获得了“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指导之多，恰恰暴露了极权对现实的极度不安全感，它害怕任何一粒未被驯服的沙子，都可能磨损意识形态机器的齿轮。 会议与培训，则是把抽象“真理”注入血肉的炼金术。在烟雾缭绕的会场里，在脱产培训的封闭营地中，人被集体的高压氛围所包围：读文件、谈体会、作检讨、表忠心。这不是交流，而是灵魂的公开处决与重生仪式——个体原有的经验、情感与判断被当场肢解，再按官方模板重组。 考察与出差，是这场仪式最生动的“朝圣”篇章。干部们被成群结队地拉上大巴或高铁，奔赴那些被精心包装的“圣地”——某先进村、某示范区、某革命旧址，鲜红的标语、整齐的笑容、被反复彩排的经验介绍。它表面喧嚣繁忙，内里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所有真实的声音，都已被提前格式化。回来后，他们必须立刻转化为文件、会议和新一轮指导，把这场“朝圣”的精神鸦片，注射进更大范围的躯体。 文山会海成为对生命的慢性吞噬。人的时间像被吸入黑洞，再也找不到一寸属于自己的缝隙。阿伦特说，极权要消灭“自发性”——人天然的创造力、闲暇中的沉思、与亲友的真实联结。而这些“多”，正是反自发性的日常铁锤：它们把人变成永动的陀螺，旋转得越快，越没有精力去质疑陀螺本身为什么在转。整个体系像一条衔尾蛇：文件生会议，会议生培训，培训生出差，出差又生出更多文件，永无止境地吞噬自己的尾巴。 文山会海不是可以“改进”的作风问题，而是极权灵魂的必然投影。它吞噬的不是纸张和汽油，而是人的时间、尊严与可能性。只有当全面控制的现实被彻底驯服，当个体重新找回自发性，社会才能从这台永动绞肉机中解放出来，重新呼吸到自由而真实的空气。否则，那绞肉机将永不停息，把一代又一代人，碾磨成无声的粉末。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The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Part III: The Rampa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