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u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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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自扇耳光的经典，缅北的背后其实是监守自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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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翔 这大概是近年来最经典的一场“自我打脸”：央视正在热播《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告诉全国民众缅北电诈如何被重拳打击、如何走向覆灭；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消息却告诉我们，妙瓦底的电诈园区正在异地重建，社交媒体上的招聘信息甚至超过9300条。 一边是“覆灭”，一边是“重建”。一边是胜利的纪录片，一边是现实世界里重新挂起来的招聘广告。这到底是在拍纪录片，还是在拍一部大型连续剧？ 10月5日至7日，中国公安部与央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片中披露，河南平顶山一名母亲被骗40.5万元，其中还包括挪用的公款，最终投河自尽；缅北电诈高峰时期，仅佤邦勐波地区就存在265个电诈窝点，涉诈人员接近6万人。数字确实触目惊心，故事也确实令人痛心。 可是问题来了：这么大的产业，是一天之内从地下冒出来的吗？几万个涉诈人员、数百个园区、完整的通信体系、人员招募体系、资金流转体系和地方保护网络，难道都是犯罪分子凭空变出来的？ 更荒唐的是，我们这些年似乎一直在重复同一个故事。 这个园区被端了——胜利！那批诈骗分子被抓了——胜利！某地被清剿了——重大成果！新闻播完以后，大家刚准备鼓掌，转过头一看：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新的？ 缅北不行了，还有妙瓦底。 妙瓦底不行了，还可以换一个地方。 园区没了，可以重新建设。 人抓了一批，还可以重新招募。 于是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出现了：电诈园区像打不死的小强，每次新闻宣布“覆灭”，过一阵子就换个地方继续营业。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到底是在消灭电诈，还是在不断追赶电诈？ 更值得玩味的是，电诈园区不是荒郊野外里凭空出现的一顶帐篷。 它需要电，需要通信，需要网络，需要资金，需要人员，需要运输，需要招募，需要地方势力提供保护。 一个几万人规模的产业，能够长期运转，本身就说明它背后存在一套复杂的利益链。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电力从哪里来？通信从哪里来？资金怎么进、怎么出？招聘信息为什么可以公开传播？人员又是怎么源源不断进入园区的？ 如果这些最基础的问题都没有被彻底回答，只是抓一批人、拆几个园区，然后宣布“覆灭”，那所谓的“覆灭”，究竟覆灭了什么？ 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企业在境外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长期存在广泛布局。网络上因此长期流传各种关于中国企业与境外电诈园区之间关系的说法，甚至有人讽刺所谓“电诈公司是某些势力的白手套”。 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当然应该拿证据说话。 可如果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为什么不能把整个供应链、资金链和通信链彻底公开调查清楚？ 谁供电，谁提供通信，谁收钱，谁获利，谁保护，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这些问题能够彻底查清楚，谣言自然就没有市场。 最怕的不是有人提出质疑，而是每一次质疑都只得到一句“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然后过几个月，又出现新的园区、新的诈骗、新的受害者。 于是公众只能一次次观看同样的剧情：园区出现——警方行动——新闻报道——宣布成果——舆论欢呼——园区转移——重新招募——新的受害者。循环往复。 如果把这些年的新闻全部连起来看，甚至会产生一种荒诞感：每一次新闻都可以单独看成胜利，可所有新闻连起来，却像是一场永远没有大结局的连续剧。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应该只是“抓了多少人”“端掉多少窝点”，更应该看看那些被骗者后来怎么样了。 被骗的钱追回来了吗？家破人亡的家庭得到什么补偿了吗？被诱骗、胁迫进入园区的人回来以后怎么样了？那些因为诈骗失去积蓄、工作甚至亲人的民众，谁来承担他们人生被改变的代价？ 如果一个母亲被骗40.5万元之后选择投河，那么对她的家庭来说，所谓“重大行动成果”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一个已经失去亲人的家庭而言，一场新闻发布会、一部纪录片、一串抓捕数字，真的能够填补那个永远消失的位置吗？所以，真正讽刺的并不是打击电诈本身，而是某些叙事方式。 当“覆灭”成为标题，当“重大成果”成为结论，当掌声成为结尾，可现实却告诉我们：园区换个地方又开张了，招聘广告继续铺天盖地，新的受害者还在不断出现。 那么这场所谓的“覆灭”，究竟是谁的覆灭？是电诈产业的覆灭，还是一个旧园区的覆灭？ 如果犯罪产业能够换个地方继续运转，如果背后的电力、通信、资金、人员和保护网络没有被真正切断，那么把一个园区炸掉、拆掉、端掉，又有什么意义？ 这就像一棵树，天天砍树枝，却从来不去挖树根。最后当然可以宣布：“树已经被我们成功消灭！”可是春风一吹，下一棵又长出来了。 这才是这场“77年自扇耳光”真正荒诞的地方：嘴上说的是覆灭，现实看到的却是重生；新闻讲的是胜利，民众看到的却是循环。 如果一个犯罪产业几十年来不断换地方、换招牌、换园区，却始终能够死灰复燃，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相信新闻里的“已经覆灭”，还是应该追问一个能够被反复宣布“消灭”、却又能够反复重新出现的庞大产业，真正没有被消灭的，到底是电诈，还是它背后那条让电诈能够生存下去的利益链？  编辑：赵杰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Classic Self-Slap in...

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也苦心提醒台灣人民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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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永傑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115年國慶。舊金山灣區多個城市舉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而我們選擇了另一種方式表達我們的支持。除了向台灣人民送上誠摯的節日祝福之外，我們還發表了一份公開的《支持台灣民主自由聯合宣言》。 同為華語群體，我們這些出生、生活在中國的人，由衷地羨慕台灣人民。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自由狀態，以及在平等、法治、經濟發展、人民福祉上所取得的驕人成就，不僅令我們羨慕與嚮往，更是整個華語世界文明的驕傲。然而，在共慶國慶的時刻，鑑於目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作為共同追求民主、捍衛自由的同道，我想提出以下兩點危機提醒： 第一，借鑑香港血淚教訓：絕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統戰承諾 請大家務必清醒地認識到：中共是一個毫無契約精神的組織。當年的《中英聯合聲明》被他們一句“歷史文件”徹底撕毀。如今的香港，自由與法治被蠶食，經濟實力大幅倒退。香港的現狀，就是中共背棄承諾所造成的結果，它是台灣最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大家必須時刻保持最高警覺，絕不要接受任何形式的以“一國兩制”為名的政治安排。 第二，看穿武統虛張聲勢，更需嚴防“非傳統超限戰”的內部瓦解 要跨越上百海里的台灣海峽進行跨海登陸作戰，兩棲登陸與後勤保障難度極大。中共內部官僚與軍工系統“欺上瞞下”的腐敗，可能導致部分軍備的實際性能與宣傳存在差異。普京高估自身軍事實力，是導致原計畫閃擊烏克蘭，最終深陷泥潭四年多仍未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常規戰爭方面中共可能力有未逮，但不要忘記，毫無底線是獨裁專制政權的特質，所以，在戰術上必須死守防線，嚴防中共的非傳統手段： ——非常規威脅： 警惕化學、生物等非常規手段的潛在風險； ——輿論認知戰： 嚴防鋪天蓋地的虛假資訊干擾； ——內部滲透： 嚴防中共用金錢或其他利益進行滲透，收買台灣內部個別立場不堅定的軍事要員、政治人物、網紅或明星，從內部削弱抗敵意志。 兩岸的根本問題，不是什麼血濃於水的宏大敘事，而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的體制之爭。台灣的民主自由，是整個華語地區不滅的希望。希望台灣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永遠堅定、自信地走下去！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門前，從左到右：關永傑，唐奇，蔣書清，陳森鋒，惠汝濤，張繼順 編輯：鍾然 ...

勇敢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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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希清 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民主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勇敢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我不愿再接受一个剥夺人民自由、践踏人民权利，又不允许人民提出批评的政权。我希望与有共同信念的人站在一起，为中国人的自由、人权和尊严而抗争。 这个选择，来自我亲身经历的不公，来自我被拘留、被恐吓以后无法忘记的痛苦，也来自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如果权力可以随意侵害普通人的利益，却不受监督和追究，那么任何人的安稳生活，都可能在某一天被打破。我们要争取的，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让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不能任意欺压百姓。 对我来说，加入中国民主党，就是把这种认识变成行动，与更多人一起，公开反对专制，持续争取民主。 我曾经只想讨一个公道。 我出生在山东，曾经只想靠自己的劳动，把家里的日子过好。土地、果树、工作和家人，就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时，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词，似乎离我的日常生活很远。 直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我才明白，它们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有多么密切。 2018年，因为承包土地被征用、补偿不合理，我去信访部门反映情况。我想知道，多年付出的劳动应当怎样得到补偿，自己的合法利益应当怎样得到保障。我希望有关部门听一听普通人的意见，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然而，等待我的却是拘留。在我的经历中，提出问题没有换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反而招来了殴打和恐吓。那种无助，让我至今难忘：你明明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却找不到能够公平说理的地方；你希望依法维护权利，却发现权力可以先让你失去自由。 后来，我把有关土地征用的视频发到网上，希望有人看到，有人关注。警方又要求我删除，并警告我后果自负。 我最终删除了视频。我承认，那时我害怕。 一个普通人需要考虑家人，需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面对威胁，很难毫无顾虑。但被迫删除视频，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这一切。相反，它让我看得更加清楚：当一个人连讲述自身遭遇的自由都没有，所谓的权利就难以得到真正保障。 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普通人就难以保护自己。有人可能觉得，只要不关心政治，安心工作，就能避开这些问题。我也曾经只想过自己的日子。可土地被征用时，政治已经进入我的生活；上访被拘留时，权力已经决定了我的处境；发布视频受到威胁时，言论自由已经成为我切身需要的东西。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自由和人权关乎最具体的生活。 言论自由，关系到一个人受了委屈能不能说出来。 人身自由，关系到一个人会不会因为提出意见而被关押。 获得公正救济的权利，关系到普通人面对政府时，能不能有一个公平讲理的地方。监督权力的权利，关系到官员侵害百姓利益以后，究竟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这些本应受到保障的权利，往往在人民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被剥夺。权力要求人们服从，却不愿接受质疑；要求人们相信制度，却可能堵住申诉的道路；要求社会保持安静，却不解决造成愤怒和痛苦的问题。 我反对这样的统治，是因为我知道被压迫是什么滋味。我不希望更多普通人经历同样的恐惧，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仍然需要靠沉默换取暂时的平安。 离开中国以后，我要站出来，不再让恐惧决定我的选择。我有了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也开始参与抗议行动。 在加州，我用自己的驾驶经验，帮助自由雕塑公园运送柜体、布置抗议横幅。车陷进沙地，就想办法把车开出来；物资需要送到指定地点，就努力把事情完成。我能够做的事情很具体，但我知道，这些劳动是在帮助反对专制的声音被更多人看见。 后来，我前往华盛顿，站到抗议习近平的人群中，举起政治犯和维权人士的照片，表达自己的反对。 对我而言，走到那里有着很深的意义。曾经，我因为恐惧删除了自己的视频；如今，我希望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也为那些仍然无法自由表达的人发声。 站出来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恐惧。面对现场冲突、跟踪拍摄和威胁，我仍然会紧张。当威胁涉及国内家人时，那种担忧尤其沉重。 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恐惧如何限制一个人的选择。它让人反复衡量一句话能不能说、一张照片能不能举、一次活动能不能参加。专制权力希望人们在开口之前，就先把自己压住。 我不愿让这种恐惧永远支配我的生活。我希望学会在恐惧中坚持表达，也希望和其他人一起，让受到威胁的人得到支持。 加入民主党，是为了共同反抗中共暴政。 这就是我希望加入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原因。 我需要把反对中共暴政的立场，落实为长期的参与和责任。我希望找到愿意共同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人，彼此支持，一起行动。 一个人可以参加一次抗议，可以举起一块标语，可以讲述自己的遭遇。但争取改变需要持续的努力：有人受到迫害时，需要有人声援；事实遭到掩盖时，需要有人记录；恐惧让人退缩时，需要有人陪伴；公众不了解中国人权状况时，需要有人耐心解释。 我希望通过加入民主党，参与这些具体的工作。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清楚，把能够承担的事情做好，与其他人共同维护公开表达和和平抗争的空间。 我也愿意从中学习，理解民主所要求的责任。既然我们反对专制，就应当尊重不同意见；既然我们主张人权，就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既然我们要求权力受到监督，就应当接受公开讨论和批评。 我期待参与的民主运动，能够让这些原则体现在日常行动中。只有这样，我们所争取的自由，才有真实的内容。 反对中共暴政，源于我对普通人处境的关切。我希望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我希望中国的农民在土地被征用时，能够获得公平补偿；希望劳动者受到不公对待时，能够依法维权；希望记者能够报道事实，律师能够维护当事人的权利，普通人能够批评政府而不受报复。 我希望一个人是否平安，不再取决于他是否沉默；一个家庭是否安稳，不再取决于它是否愿意忍受不公。 中国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任何政党都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任何领导人都不应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 我所追求的民主，就是让这些权利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让人们能够通过和平、公开的方式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和更换执政者。 我仍然是一个普通人，需要工作，需要养家，也有自己的担忧和局限。我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争取民主更不会因为参加几次活动就轻易完成。 但我可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沉默。从我自己开始，承担一份责任。 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抗议，为政治犯和受迫害者发声，记录和讲述真实的遭遇，支持同样追求自由的人。我也可以通过加入中国民主党，把这些行动坚持下去。 过去，我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受到打压；今天，我希望为更多人的权利站出来。过去，我因恐惧而被迫闭嘴；今天，我愿意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公开反抗中共暴政。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民主党，也是我最主要、最坚定的理由：争取自由，维护人权，结束专制给普通人带来的压迫。 我期待有一天，中国人不必为了说真话而流亡，不必为了维护权益而坐牢，不必因为参与政治而担心家人受到牵连。 为了这一天，我愿意站出来，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与更多人一起坚持和平抗争。   编辑：李聪铃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Stand Up Bravely...

从越南高铁到全民福利：中国究竟“赢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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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       最近越南与欧洲签约高铁项目，本以为某些人会反思越南为什么选远亲而不选近邻？恰恰相反，国内的媒体大肆宣传，越南签约欧洲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赔了钱，还搭上廉价劳动力。明眼人一看，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新闻播了几天，效果明显不咋地，又出现另一种新闻，中国和河内签署了工业园、公路等修建协议，来宣示这个邻居并没完全抛弃自己。不过是个欧越高铁项目的合作事件，偏偏弄出两个版本的新闻。恰恰应验了中共百年不变的新闻宣传方针“报喜不报忧”，对国外事件呢，报忧不报喜，人家没忧也要弄出点“忧点”，再反其道而行之，秀自己的存在，网络上出现一个新词“赢了”，在舆论上赢了，在宣传上赢了。这样一看，如果说阿Q精神在民国之前只出现在民间，而现在是官方内定、法定，冠冕堂皇，简直到了极致！      提到越南，大家并不陌生，百年前中国的藩属国，中法战争后，法国逐步取代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近代时期，经历越法战争、越美战争，最终取得独立。在经济发展上，每一步都在效仿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劳动红利等，这条路线，不亚于当年模仿日本的中国。       当代的中国，无论是汉语词汇的引进，还是政策的效仿，太多脱胎于日本，什么素质教育、国企年功序列制度、国企改制、公务员选拔制、大学生扩招、大学生村官、选调生，都是日本在几十年前实践过的。更不要说，早期电影、电视、音乐中日本文化的影响，高铁、重工等工业影响。但绝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尤其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昨天。在中共的意识里，功劳都是自己的，人民无功，友邦无劳，拿来的都是他自己的。那老百姓知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为了支持中国发展，提供了贷款和其他援助，更不用说，上世纪80年代，提供了多少技术和生产线？中国人民，在上个世纪掀起的日语潮、日本出国风也不是假的。      在这里，我不是宣传日本有多好，而是说明，日本这个中国现代化的最大的外籍功臣之一，中国尚且可以肆意抹黑，更不要提同样有贡献和支持的美国和欧洲。中国为什么对自己有帮助的友邦这个态度呢？       答：我曾经常给他们分享一个观点，为什么中共在文革时期坚决打击一切宗教？因为中共想当“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风头盖过它的人物、组织、国家都必须在它之下，无论是它认为好的或者坏的。好的呢？它想方设法收编到它的麾下，或发展为党员，或者统战到其阵营，如果统战不成，就过河拆桥，把他们的功劳据为己有再抹黑之。它认为坏的呢？李洪志、马云等就是其下场。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些友邦虽然帮助了中国，第一、其风头容易盖过中共，第二、人权观念无法达成一致，就只有将其收功再抹黑。当中国人在侵华战争的历史叙事中被洗脑，出现仇日、反日情绪，甚至在深圳血案发生后，谁知道这个国家曾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谁知道1989年后，这个国家为中国人民的人权而奔走和呼号呢？     反观越南，虽然是中国的学生，这些年默默地招商引资，默默地发展，秉持“竹子外交”，不站边，既不得罪中国，也与欧美关系稳定，逐渐成为了亚洲发展的一颗新星。主动与欧洲合作，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他们并没有学中国，动不动要求外企与国企合资，霸王条款一大堆，随时为“过河拆桥”埋下伏笔或者留后路。既然这样，越南就像个初出江湖的小兄弟，实力虽然不强，但谦逊低调，主动融入江湖规则，中国呢，则像个江湖老油条，有一定地位，但老奸巨猾，在它掌握绝对垄断地位时，别人有可能被迫顺服于它，但大环境中一旦出现更多像越南这类敦厚的小兄弟时，这种风格只会被丢进历史垃圾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五十年，到底该怎么走？治国治企如同做人，合作才能共赢，凡事不着眼于你死我活的输赢逻辑，懂得尊重他人，有收获也必须有付出，才能长久合作；如果只是仗着地大物博、人口红利，处处对他国掣肘，处处搞经济霸权，你又如何在这个世界得到尊重？又有人说了，中国和第三世界走得很近，朋友很多，但那些朋友是中国抠人民的福利去“撒币”收买的，有钱就是朋友，没钱狗屁不是，这些国家墙头草两边倒，巴基斯坦就是例子。所以，治国也得靠仁义礼智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遵守游戏规则，不是靠投机取巧，今天偶然取胜了，明天呢？友邦全部跑了，难道又回到闭关锁国、闭门造车的天朝“内需”时期？     再谈谈前段时间一个新闻，越南对外宣传，争取2050年建成发达国家。国内的人觉得越南不自量力。中国人在国内被洗脑，认为发达国家就是GDP、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硬件，其实还有什么？共产党永远不会告诉你，“发达”更多是国家给予人民的福利，从人权、医疗、教育、生老病死等一条龙保障。一个国家敢给他们人民承诺“发达”，就是承诺给予福利，这难道不是一种魄力和胆识？然而很多中国人连“福利”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福利的直观理解。以前罗大佑的歌曲《童年》，第二段唱道：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这一段也因政治原因被“和谐”掉了。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财富积累这么多年，对内始终一句话：中国始终长期处在发展中阶段。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将长期不配有福利。要么说中国人口多了，但人口数据到底多少，它自己统计，它自己最清楚；要么说中国还要积累资本搞基建，中国的基建已经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了，还有太多重复建设，这个很重要吗？既然号称全民所有，为什么福利只限于体制内，可全民的“分红”呢？既然号称社会主义，可是全民共享福利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或寡头。     最后，希望越南能一如既往地保持这种谦逊低调的外交作风，遵守规则，主动融入世界、服务于世界，造福于越南人民，发不发达不重要，只要坚持到底，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定会成为东亚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也能成为一面照妖镜，照出自己的清白坦荡，更照出真正的妖魔鬼怪！ 编辑：胡丽莉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From...

跨越美国，只为让习近平听见我们的声音——记2026年9月华盛顿抗议习近平访美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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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希清 2026年9月，是我人生中难以忘记的一段经历。9月22日，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们没有回家休息，而是收拾行装，连夜赶往机场。 我们一行人从美国西海岸出发，乘坐五个多小时的航班横跨美国，前往首都华盛顿。没有充分的睡眠，没有舒适的休息。我们这样昼夜奔波只有一个目的：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站出来，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洛杉矶到华盛顿9月23日，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9月24日，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而在白宫之外，另一种声音同样出现在华盛顿街头。 美国之音报道，当天参与抗议的群体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民主及人权活动人士，以及藏人、维吾尔人和宗教界人士等；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了白宫附近及中国驻美使馆周边同时出现抗议和欢迎习近平的人群。我就在这些抗议者之中。 我们站在华盛顿街头，高举：“Human Rights China!”“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以及“END CCP”等不同标语。有人高举西藏雪山狮子旗，有人声援香港，有人关注台湾，有人举起中国政治犯、良心犯的照片。 我们的诉求和关注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共同希望表达的是：一个人应该拥有表达政治观点的自由，一个社会应该尊重基本人权。与不同年代的民运、人权人士站在一起这次华盛顿之行，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 我见到了来自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中国民主和人权活动参与者。其中包括八九民运参与者王丹，中国民主运动资深人士魏京生，以及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人权律师陈闯创等人；现场还有六四雕塑公园雕塑家陈维明，以及我所熟悉的六四雕塑公园义工苏力德、杨长兵、吴占科、朱荣跃等人。 还有2023年旧金山抗议活动中曾身穿皇帝服装表达政治观点的王中伟，以及许多从洛杉矶和美国其他地方赶来的参与者。公开资料可以确认，9月24日，由魏京生、王丹和王军涛等参与的“中国国是会议”也在华盛顿举行活动，表达他们对习近平访美及中国未来的看法。美国之音当天的现场报道则记录，王丹在白宫附近参加抗议，并谈到政治自由、人权以及释放政治犯等诉求。 对我来说，能够与不同年代的参与者站在同一条街上，是一种特殊的经历。有人经历过1989年。有人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有人长期为宗教自由奔走。有人关注政治犯、良心犯和维权律师。而像我这样的人，只是一个在美国生活、工作，又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普通中国人。 身份和经历不同，但那一天，我们共同出现在了华盛顿。把那些不能自由发声的名字举起来在现场，我们不仅表达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习近平执政的批评，也希望更多人关注那些遭受关押、失踪或者长期受到打压的人。照片里可以看到有人高举王炳章博士的照片，要求释放王炳章；也有人举起高智晟律师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良心 高智晟律师，我们和您在一起。”这些名字不应该被遗忘。 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这次抗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喊出被关押和受到打击的异议人士的名字，让外界知道他们的处境。所以，当我站在那里时，我越来越明白：我们不仅是在替自己说话，也是在努力让一些无法公开发声的人被世界看见。《世界日报》上的另一种声音这次活动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9月24日，《世界日报》刊登了“中国议会”的整版广告。广告上醒目写着：“正告习近平——中国人反对侵台”以及：“民主台湾，不容武力颠覆。”照片中的广告还列出了参与联署者名单。我的名字就在名单上面！无论人们对两岸政治持什么具体观点，这张报纸本身记录了一件事情：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有海外中国人通过公开联署和报纸广告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街头可以表达，报纸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表达。对我而言，这正体现了自由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不同意彼此，但不能因为别人表达不同观点，就使用暴力和恐吓让对方闭嘴。站在白宫附近，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两种声音的碰撞当天的华盛顿，并不只有反对习近平的人。 也有欢迎习近平、挥舞中共国国旗的人群。公开报道同样记录了这种场面：习近平访问期间，欢迎者与抗议者同时出现在华盛顿街头，有些地点双方距离很近，并出现推挤等紧张情况。我自己拍下的照片中，也能看到警方在双方之间维持秩序。一边是大片中共国国旗和欢迎横幅。另一边，是我们举着“Human Rights China!”、“END CCP”和其他人权、民主诉求的标语。这让我真正体会到：自由并不是只有我说话的自由。 支持习近平的人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我们也有权和平表达我们的反对意见。真正重要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暴力、威胁和恐吓剥夺另一方合法表达的权利。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恐惧似乎跨越了国界然而，这次经历并不只有激动和振奋。还有一些事情，让我至今无法忘记。 按照我本人在现场的经历和观察，我们在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过程中，曾经感受到来自部分亲北京立场人员的敌意和压力，又让我感受到了来自中共国警察的恐惧！我们被蒙面戴眼镜拿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便衣警察手里拿的那种雨伞的人近距离拍摄、持续录像。那些蒙面戴眼镜戴帽子的人一直在观察和跟随我们的行动。 现场还出现了冲突以及辣椒水喷洒等情况。而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还听到了涉及中国国内家人的恐吓性言语——大意是：“让你们国内的家人小心一点。”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我想到的是远在中共国的家人。如果一个人在美国参加和平合法的政治活动，却还要因为自己的言论担心远在中共国的家人会不会受到牵连，那么这种恐惧本身就值得被认真记录。 对于这些具体事件，我希望通过现场照片、原始视频、证人证言以及可能存在的警方记录继续保存证据。因为只有把时间、地点、人物和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保存下来，未来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寻求暴力，我们要的是和平表达的权利我要特别记录这一点：我们来到华盛顿，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 不是为了攻击持不同意见的人。更不是为了破坏美国的公共秩序。我们选择的是公开、和平的政治表达。举牌。喊口号。拍照。接受采访。参加集会。这就是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美国之音的现场报道记录了王丹等抗议者在白宫附近表达政治诉求，也记录了藏人、香港人、台湾人、维吾尔人等不同群体参加抗议。 我们希望的，就是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五个多小时的飞机，换来的不是几张照片有人可能会问我：结束工作以后连夜坐飞机，横跨美国五个多小时，就为了参加一次抗议，值得吗？对我来说，这次旅行的意义并不是拍几张照片。 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多年以后，当我重新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记得：2026年9月，当我认为应该发声的时候，我曾经站出来。照片会记录我们曾经站在白宫附近。记录我们举起“Human Rights...

给台湾年轻人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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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诗文 致台湾的年轻人： 我来自中国、爱台湾。有些话想写下来给你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首先我想说，我能理解你们累了。从小到大，每一次选举都被说成“关键的一战”，每隔一阵子新闻就提醒你，对岸又在演习了。另一边，你只是想努力过幸福的日子。 这份疲惫，民调里看得见。2024大选之前，2023年6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民调，已经把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表现得非常明显：20至24岁选民中，柯文哲的支持度高达67%，远高于赖清德的8.8%和侯友宜的7.4%；25至34岁中，柯文哲也以40%领先赖清德的28%和侯友宜的13%。 “不要再吵统独，先顾好我们的生活”，说中了很多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心声。 柯文哲涉案后，民众党的好感度明显回落。《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民调中，20至29岁对民进党的反感度一度达54.5%；但到6月，民进党在这个年龄层的好感（44.3%）已略高于反感（40.3%），反而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反感度都超过五成。不过，两次民调中都没有任何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过半好感。许多台湾年轻人并没有稳定倒向哪一党。这透露的或许是一种对政党政治的疲惫。 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买得起的房子、可以规划的人生，这些愿望一点错都没有。你们当然可以厌倦那些反复出现的政治口号，也可以不想每天追着选举和两岸新闻跑。政治本来就不该吞掉一个人的生活。 但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很累了，我更想把一些我亲眼见过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让你们更焦虑，也不是要你们活在战争的恐惧里。怎么看、怎么选择，由你们判断。 我眼中的台湾 在台湾，特别是在台南，常让我停下脚步的是街角那些小店。很多已经开了几十年，传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不急着扩张，只是一年又一年把同一件事做好。一个人敢把一辈子押在一间小店上，是因为他相信今天的用心，明天还会有收获。 十多年前，我在花莲旅行时请过一位导游。他支持国民党。大概知道我从中国来，他一路上讲了不少“两岸一家亲”的话。我心里并不认同，只是没有说出口。但让我记住他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天气不好，他带我去的景点很快就逛完了。他大概觉得收了钱却没让我玩尽兴，过意不去，就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带我去一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天然硫磺温泉。看到我喜欢那里，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松了口气的笑。这些年想起台湾，我常想起那个表情。这份善良，跟他支持哪个政党无关。 这些在台湾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我的国家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在中国，一间开了二十年的小店，可能因为一纸通知就得关门，没有人需要向你解释。2021年突如其来的“双减”政策，几乎摧毁了中国原本庞大的学科类课外培训行业。公开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轻则被约谈、重则坐牢。2020年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防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被警方以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等理由训诫，一个月后，他死于新冠。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大批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民被带走、约谈或拘押，律师王全璋后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先活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同样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 在台湾，你们可以公开批评市长、批评总统，可以上街抗议，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课。2014年春天，台湾的学生占领了立法院。不管怎么评价那场运动，参与的人后来面对的是选票、舆论和法院。 同一年秋天，香港的年轻人撑起雨伞，在街头坚持了79天，要的是真正的普选。那一年，17岁的周庭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2020年8月，她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同年12月又因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她的护照被扣了将近三年。2023年她申请出国读书。她后来表示，在取回护照、获准离境前，国安人员陪同她去了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回来后，她还亲笔写信，感谢警方安排她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她说，这样的信，那几个月里写过好几封。到了多伦多，她宣布不再回港报到。不久，她被香港警方列入通缉名单。 邹幸彤是执业律师，也是支联会前副主席，长期参与每年的维园六四悼念活动。2021年，她因为呼吁市民去悼念而入狱。法庭上，她说如果一定要讲“煽惑”，那是香港人煽惑她按良知行事，她为此受刑，无怨无悔。许多人离开香港的那几年，她留了下来。2026年9月11日，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禁7年3个月。 在香港，这就是为普选、为一根蜡烛说话的代价。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场火灾之后，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举起了白纸。纸上一个字都没写，因为他们知道，写什么都可能是罪。事后，参与者、年轻女孩曹芷馨在被带走前录下视频，请大家追问她们为什么被捕，不要让她们无声无息地消失。一位拍下上海白纸抗议的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为制作并发布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 同样是年轻人，同样想为自己的未来说话，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换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那堵墙里面，一直有人在看着你们 我不怪身在中国、认为统一是唯一答案的许多人。一个人从小听见什么故事、看见什么世界，会影响他怎样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很多人习惯了从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角度思考，却不知道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问一句：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权力又可以随时、任意地介入，而普通人很难要求它解释和负责，久而久之，人就会学会先顺着大局走。 中国也有另一些人。他们不是多数，但他们在。2019年香港的年轻人上街时，有数百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手写字条向香港致敬，并附上学生证或身份证的局部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来自中国。后来有人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了一段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ArxVyqFOs 所以，当我说希望这样的地方能被好好守住，我并不是觉得你们肩上有什么历史使命。你们没有义务替那一边的人负责，更没有义务为了证明什么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拥有的这些选择，对有些暂时没有选择的人而言，远比你们想象得珍贵。你们可以投票，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上街，可以说“不”，也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 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也许已经普通到不值得一提，但正因为普通，它才值得被珍惜。 一场不只关乎市政的选举 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选举，22个县市同一天改选首长和地方民代。这是2025年大罢免之后的第一场全国性选举，也普遍被看作202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中选会估计，这次的首投族有60多万人。 地方选举谈的多半是托育、捷运、市场整修，正是你们最在乎的生活。但今年在台北，生活和两岸刚好缠在了一起。 现任市长蒋万安争取连任，民进党在5月征召立委沈伯洋挑战。沈伯洋是北京点名的对象：国台办在2024年10月把他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又以他“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为由，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台湾公民在台湾参选，却被中国的公安列为刑事追诉对象。 蒋万安有他的市政成绩，沈伯洋有他的政见，选民本来就该用市政的标准检验两个人。我提这件事，不是要替谁拉票，而是因为它让我看到，北京的施压不只靠海峡上的军机，也会伸向台湾人自己的选举。你们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可以换掉自己的市长，也可以讨厌所有的政党。你们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永远自己决定：谁可以被选上，谁不可以。你们不应该让北京决定你们应该害怕谁、不能选谁。请你们照常、不受恐吓地去投票，投给自己认为对的人。 这次年轻人的票也特别难预测。台北市长选战中，不同民调甚至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结果。5月TVBS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有投票意愿的台北选民中，蒋万安以60%领先沈伯洋的37%；到了9月，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的民调却显示，20至29岁沈伯洋以42.8%领先蒋万安的37.8%，30至39岁也是沈伯洋领先。 两份民调的方法并不相同：TVBS只用市内电话抽样，并只统计有投票意愿者；信民民调则加入手机样本，对象是全体成年市民。因此，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的民意变化、有多少来自抽样方式，目前仍难判断。 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台湾年轻人的票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党锁住。他们可以因为市政投票，也可以因为两岸问题投票；可以支持这个人，也可以下一次换一个人。 这种“看人不看党”是健康的挑剔而不是冷漠。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挑剔。在香港，办一场初选可以换来十年牢狱；在中国，举起一张白纸可能让一个人彻底消失。在台湾，你们只需要走进投票所。投给谁，是你们的事。 最值得守住的，是选择 很多社会都走过这段路：越富足、越人道，人就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越不想谈冲突和牺牲。人人都能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本来就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厌倦政治没有错。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一天连“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再能够由自己决定。 去年底有一份民调，里面一个数字我看了很久：对政府编列的2026年度9,495亿新台币国防预算，20到24岁的年轻人有54%赞成，只有22%不赞成。说自己厌倦政治的是你们，在守护这座岛这件事上表态最清楚的，也是你们。厌倦政治，和不在乎这座岛，从来就是两回事。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是温柔，也是坚强。台湾的年轻人，我祝福你们。 一个爱台湾的中国人 2026年10月4日 民调资料来源： 1.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3年6月民调，调查时间：2023年6月12日至13日。 https://www.tpof.org/%E7%B2%BE%E9%81%B8%E6%96%87%E7%AB%A0/2023%E5%B9%B46%E6%9C%88%E3%80%8C%E6%94%BF%E9%BB%A8%E7%AB%B6%E7%88%AD%E3%80%81%E7%B8%BD%E7%B5%B1%E8%81%B2%E6%9C%9B%E8%88%872024%E5%8F%B0%E7%81%A3%E7%B8%BD%E7%B5%B1%E9%81%B8%E8%88%89%E3%80%8D/  2. 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4月22日至24日。 https://my-formosa.com.tw/DOC_225352.htm 3.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6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6月22日至24日。 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26926.htm 4. TVBS民调中心，2026年5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5月21日至26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214850 5. 信民两岸研究协会，2026年9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9月16日至18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4026020 6.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5年11月国防预算民调，调查时间：2025年11月10至12日。 https://www.tpof.org/wp-content/uploads/2025/11/20251116-%E3%80%8C%E5%9C%8B%E4%BA%BA%E5%B0%8D2026%E8%B6%85%E9%AB%98%E5%9C%8B%E9%98%B2%E9%A0%90%E7%AE%97%E7%9A%84%E6%85%8B%E5%BA%A6%E3%80%8D%E5%8F%B0%E7%81%A3%E6%B0%91%E6%84%8F%E5%9F%BA%E9%87%91%E6%9C%8311%E6%9C%88%E5%8D%B3%E6%99%82%E6%B0%91%E8%AA%BF%E4%B9%8B2.pdf 编辑：张致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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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诗文 致台湾的年轻人： 我来自中国、爱台湾。有些话想写下来给你们，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首先我想说，我能理解你们累了。从小到大，每一次选举都被说成“关键的一战”，每隔一阵子新闻就提醒你，对岸又在演习了。另一边，你只是想努力过幸福的日子。 这份疲惫，民调里看得见。2024大选之前，2023年6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一份民调，已经把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表现得非常明显：20至24岁选民中，柯文哲的支持度高达67%，远高于赖清德的8.8%和侯友宜的7.4%；25至34岁中，柯文哲也以40%领先赖清德的28%和侯友宜的13%。 “不要再吵统独，先顾好我们的生活”，说中了很多那时候台湾年轻人的心声。 柯文哲涉案后，民众党的好感度明显回落。《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民调中，20至29岁对民进党的反感度一度达54.5%；但到6月，民进党在这个年龄层的好感（44.3%）已略高于反感（40.3%），反而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的反感度都超过五成。不过，两次民调中都没有任何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过半好感。许多台湾年轻人并没有稳定倒向哪一党。这透露的或许是一种对政党政治的疲惫。 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买得起的房子、可以规划的人生，这些愿望一点错都没有。你们当然可以厌倦那些反复出现的政治口号，也可以不想每天追着选举和两岸新闻跑。政治本来就不该吞掉一个人的生活。 但也正因为你们已经很累了，我更想把一些我亲眼见过的事情讲给你们听。不是为了让你们更焦虑，也不是要你们活在战争的恐惧里。怎么看、怎么选择，由你们判断。 我眼中的台湾 在台湾，特别是在台南，常让我停下脚步的是街角那些小店。很多已经开了几十年，传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不急着扩张，只是一年又一年把同一件事做好。一个人敢把一辈子押在一间小店上，是因为他相信今天的用心，明天还会有收获。 十多年前，我在花莲旅行时请过一位导游。他支持国民党。大概知道我从中国来，他一路上讲了不少“两岸一家亲”的话。我心里并不认同，只是没有说出口。但让我记住他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天气不好，他带我去的景点很快就逛完了。他大概觉得收了钱却没让我玩尽兴，过意不去，就多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带我去一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天然硫磺温泉。看到我喜欢那里，他脸上露出了一种松了口气的笑。这些年想起台湾，我常想起那个表情。这份善良，跟他支持哪个政党无关。 这些在台湾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我的国家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在中国，一间开了二十年的小店，可能因为一纸通知就得关门，没有人需要向你解释。2021年突如其来的“双减”政策，几乎摧毁了中国原本庞大的学科类课外培训行业。公开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轻则被约谈、重则坐牢。2020年初，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同学群里提醒大家防范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被警方以发布、传播不实信息等理由训诫，一个月后，他死于新冠。2015年的“709大抓捕”中，大批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公民被带走、约谈或拘押，律师王全璋后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先活下来，别的以后再说。 同样的年轻人，不同的命运 在台湾，你们可以公开批评市长、批评总统，可以上街抗议，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课。2014年春天，台湾的学生占领了立法院。不管怎么评价那场运动，参与的人后来面对的是选票、舆论和法院。 同一年秋天，香港的年轻人撑起雨伞，在街头坚持了79天，要的是真正的普选。那一年，17岁的周庭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2020年8月，她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同年12月又因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她的护照被扣了将近三年。2023年她申请出国读书。她后来表示，在取回护照、获准离境前，国安人员陪同她去了深圳参观改革开放展览；回来后，她还亲笔写信，感谢警方安排她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她说，这样的信，那几个月里写过好几封。到了多伦多，她宣布不再回港报到。不久，她被香港警方列入通缉名单。 邹幸彤是执业律师，也是支联会前副主席，长期参与每年的维园六四悼念活动。2021年，她因为呼吁市民去悼念而入狱。法庭上，她说如果一定要讲“煽惑”，那是香港人煽惑她按良知行事，她为此受刑，无怨无悔。许多人离开香港的那几年，她留了下来。2026年9月11日，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禁7年3个月。 在香港，这就是为普选、为一根蜡烛说话的代价。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场火灾之后，中国各地的年轻人举起了白纸。纸上一个字都没写，因为他们知道，写什么都可能是罪。事后，参与者、年轻女孩曹芷馨在被带走前录下视频，请大家追问她们为什么被捕，不要让她们无声无息地消失。一位拍下上海白纸抗议的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因为制作并发布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三年半有期徒刑。。 同样是年轻人，同样想为自己的未来说话，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换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那堵墙里面，一直有人在看着你们 我不怪身在中国、认为统一是唯一答案的许多人。一个人从小听见什么故事、看见什么世界，会影响他怎样理解自己的国家和未来。很多人习惯了从国家、民族和集体的角度思考，却不知道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问一句：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当权力又可以随时、任意地介入，而普通人很难要求它解释和负责，久而久之，人就会学会先顺着大局走。 中国也有另一些人。他们不是多数，但他们在。2019年香港的年轻人上街时，有数百位身在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手写字条向香港致敬，并附上学生证或身份证的局部照片证明自己真的来自中国。后来有人把这些照片整理成了一段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ArxVyqFOs 所以，当我说希望这样的地方能被好好守住，我并不是觉得你们肩上有什么历史使命。你们没有义务替那一边的人负责，更没有义务为了证明什么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拥有的这些选择，对有些暂时没有选择的人而言，远比你们想象得珍贵。你们可以投票，可以批评政府，可以上街，可以说“不”，也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 这些事情对你们来说也许已经普通到不值得一提，但正因为普通，它才值得被珍惜。 一场不只关乎市政的选举 11月28日是九合一地方选举，22个县市同一天改选首长和地方民代。这是2025年大罢免之后的第一场全国性选举，也普遍被看作2028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中选会估计，这次的首投族有60多万人。 地方选举谈的多半是托育、捷运、市场整修，正是你们最在乎的生活。但今年在台北，生活和两岸刚好缠在了一起。 现任市长蒋万安争取连任，民进党在5月征召立委沈伯洋挑战。沈伯洋是北京点名的对象：国台办在2024年10月把他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10月，重庆市公安局又以他“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为由，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台湾公民在台湾参选，却被中国的公安列为刑事追诉对象。 蒋万安有他的市政成绩，沈伯洋有他的政见，选民本来就该用市政的标准检验两个人。我提这件事，不是要替谁拉票，而是因为它让我看到，北京的施压不只靠海峡上的军机，也会伸向台湾人自己的选举。你们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可以换掉自己的市长，也可以讨厌所有的政党。你们可以什么政治口号都不相信。但有一件事，我希望你们永远自己决定：谁可以被选上，谁不可以。你们不应该让北京决定你们应该害怕谁、不能选谁。请你们照常、不受恐吓地去投票，投给自己认为对的人。 这次年轻人的票也特别难预测。台北市长选战中，不同民调甚至给出了相当不同的结果。5月TVBS民调显示，在20至29岁有投票意愿的台北选民中，蒋万安以60%领先沈伯洋的37%；到了9月，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的民调却显示，20至29岁沈伯洋以42.8%领先蒋万安的37.8%，30至39岁也是沈伯洋领先。 两份民调的方法并不相同：TVBS只用市内电话抽样，并只统计有投票意愿者；信民民调则加入手机样本，对象是全体成年市民。因此，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少来自真实的民意变化、有多少来自抽样方式，目前仍难判断。 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台湾年轻人的票没有被任何一个政党锁住。他们可以因为市政投票，也可以因为两岸问题投票；可以支持这个人，也可以下一次换一个人。 这种“看人不看党”是健康的挑剔而不是冷漠。我在中国时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挑剔。在香港，办一场初选可以换来十年牢狱；在中国，举起一张白纸可能让一个人彻底消失。在台湾，你们只需要走进投票所。投给谁，是你们的事。 最值得守住的，是选择 很多社会都走过这段路：越富足、越人道，人就越重视自己的生活，越不想谈冲突和牺牲。人人都能安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本来就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厌倦政治没有错。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一天连“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都不再能够由自己决定。 去年底有一份民调，里面一个数字我看了很久：对政府编列的2026年度9,495亿新台币国防预算，20到24岁的年轻人有54%赞成，只有22%不赞成。说自己厌倦政治的是你们，在守护这座岛这件事上表态最清楚的，也是你们。厌倦政治，和不在乎这座岛，从来就是两回事。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是温柔，也是坚强。台湾的年轻人，我祝福你们。 一个爱台湾的中国人 2026年10月4日 民调资料来源： 1.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3年6月民调，调查时间：2023年6月12日至13日。 https://www.tpof.org/%E7%B2%BE%E9%81%B8%E6%96%87%E7%AB%A0/2023%E5%B9%B46%E6%9C%88%E3%80%8C%E6%94%BF%E9%BB%A8%E7%AB%B6%E7%88%AD%E3%80%81%E7%B8%BD%E7%B5%B1%E8%81%B2%E6%9C%9B%E8%88%872024%E5%8F%B0%E7%81%A3%E7%B8%BD%E7%B5%B1%E9%81%B8%E8%88%89%E3%80%8D/  2. 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4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4月22日至24日。 https://my-formosa.com.tw/DOC_225352.htm 3.美丽岛电子报，2026年6月国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6月22日至24日。 https://m.my-formosa.com.tw/DOC_226926.htm 4. TVBS民调中心，2026年5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5月21日至26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3214850 5. 信民两岸研究协会，2026年9月台北市长民调，调查时间：2026年9月16日至18日。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4026020 6. 台湾民意基金会，2025年11月国防预算民调，调查时间：2025年11月10至12日。 https://www.tpof.org/wp-content/uploads/2025/11/20251116-%E3%80%8C%E5%9C%8B%E4%BA%BA%E5%B0%8D2026%E8%B6%85%E9%AB%98%E5%9C%8B%E9%98%B2%E9%A0%90%E7%AE%97%E7%9A%84%E6%85%8B%E5%BA%A6%E3%80%8D%E5%8F%B0%E7%81%A3%E6%B0%91%E6%84%8F%E5%9F%BA%E9%87%91%E6%9C%8311%E6%9C%88%E5%8D%B3%E6%99%82%E6%B0%91%E8%AA%BF%E4%B9%8B2.pdf 编辑：张致君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A Letter to Taiwan's Youth Author:Cai Shiwen To the youth of Taiwan: I come from...

东方大国弯道超车，遥遥领先，可回收火箭怎么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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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翔 中国这些年最喜欢讲“弯道超车”。但如果把产业发展的路径扒开来看，会发现一个尴尬事实：很多所谓的自主崛起，并不是凭空从零开始，而是在全球产业链转移、国际订单和西方企业严苛标准中，一点一点“喂”出来的。为什么中国电子产业发展得这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承接惠普、戴尔、苹果等跨国企业的制造订单。外企把产品要求、质量标准和验收规则带进来，中国供应商才真正知道：一块铜箔、一颗螺丝、一个连接器不是“能做出来”就算合格，而是必须满足尺寸、公差、可靠性、寿命和一致性等一整套指标。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工业教育。企业不是看几份图纸就突然拥有工业能力的。真正的能力，是在一次次订单、失败、返工和退货中磨出来的。客户告诉你哪里不合格，供应商再改；客户提出更高要求，供应商再升级。久而久之，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汽车工业同样如此。几十年来的国际合作带来了零部件体系、生产管理、质量控制和全球供应链标准。中国企业从“照着造”，逐渐发展到“自己造”，再到“自己设计”。今天中国汽车产业拥有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与这些长期积累当然脱不开关系。航空工业也是类似逻辑。中国企业参与波音、空客等国际航空产业链，在机翼、机身结构件、起落架等领域接受国际标准训练。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学会制造一个零件，而是学会什么叫航空级质量控制、材料一致性、结构可靠性和适航标准。所以，后来中国能够推出自己的民用飞机，并不意味着过去几十年的国际产业链经验消失了，恰恰相反，这些积累正是后来发展的基础。至于运-10，能造出一架飞机，与能不能建立完整的民航工业体系，是两回事。飞机能飞起来，不等于拥有成熟的民航产业。问题到了航天领域，就变得更加有意思了。因为航天恰恰是一个很难依靠西方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启蒙的领域。苹果可以给你订单，波音可以给你零部件制造订单，但火箭呢？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发动机、控制系统、飞行软件和测试体系，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西方企业把完整订单体系搬过来，告诉你：“按照这个标准生产。”于是，一个现实问题出现了：即使你知道可回收火箭应该怎么飞，也未必知道组成它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怎样稳定、可靠、批量地制造出来。这就是“知道技术路线”和“真正拥有产业能力”之间的鸿沟。马斯克和SpaceX已经用长期试验验证了可重复使用火箭的路线：垂直起飞、发动机深度节流、姿态控制、返回制导、垂直着陆和重复使用。既然路线已经有人走通，后来者照着走，为什么不能明显更快？因为工程不是电子游戏，更不是把别人的攻略抄下来就能通关。设计图不会自动生产发动机，参数不会自动培养供应商，一次试验成功也不会自动变成稳定量产。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高温合金能否稳定生产？密封件能否经受极端温度和压力？阀门能否保持数千次动作的一致性？隔热材料批次之间会不会出现差异？焊缝有没有微小缺陷？传感器在剧烈振动下还能不能正常工作？这些问题单独看都不起眼，但叠加起来，就是火箭能不能安全返回的生死线。所以，真正决定可回收火箭研发进度的的不只是总设计师手里的图纸，更是整个供应链背后的工业基础。所谓后发优势也只有在产业基础足够成熟时才真正存在。如果别人已经把题目做完，而你连每一种材料、每一个零件、每一套测试设备都需要重新摸索，那么你拿到的不是答案，只是别人写在黑板上的一句话：“这道题可以这样解。”剩下的步骤，仍然要自己摔无数次跤。更讽刺的是我们常把“产业链完整”等同于“工业能力全面领先”。可真正的工业能力，不是工厂多、论文多、宣传片宏伟，而是面对苛刻要求时能不能稳定制造；零件出问题时能不能找到原因；连续生产时能不能保持一致；系统失败后能不能把失败变成下一代产品的经验。别人用了二十年烧钱、爆炸、失败、复盘，才把路线跑通。后来者可以少走弯路，却不能跳过所有试错，更不能跳过供应链成熟、人才积累、测试体系和质量文化的形成。于是熟悉的口号又响起来：“弯道超车，遥遥领先！”只是火箭升空之前，工业能力也得先升空。宣传口号可以一夜之间遥遥领先，供应链却只能用十年、二十年，一颗螺丝、一只阀门、一块材料地把“领先”拧出来。火箭有一个很讨厌的特点：它不看宣传稿，也不看热搜，更不会因为“全球领先”四个字就改变物理规律。发动机不会因为喊“自主可控”就自动提高寿命，阀门不会因为“遥遥领先”就自动完成可靠性验证。那些藏在火箭内部、没人拍照、没人宣传的零件，也不会因为一场盛大的发射仪式就突然拥有几十年的工业积累。它们只认一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把它稳定地造出来。因为弯道可以画在PPT里，领先可以写在标题里，唯独火箭落地以后，还得看看它还能不能再飞一次。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擅长宣布“遥遥领先”，却仍然需要用十年、二十年去补足一颗螺丝、一个阀门、一种材料背后所需的工业积累时，我们究竟是在实现真正的弯道超车，还是只是在不断制造一种“已经领先”的感觉？ 编辑：周志刚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The Eastern Power Overtakes on the Bends and Is Far Ahead, So Why Can't It Manage Reusable Rockets? Author: Luo Xiang Abstract:...

第八篇：换一张脸继续——新时代的旧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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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陀先润      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个冬天，北京的中南海里有一批人在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苏联解体了，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接一个垮掉，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历史最低谷。中共自己在那年六月刚刚经历了天安门事件，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让北京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外武装革命布局，也在那几年里陆续走到了尽头：马共1989年解散，缅共1989年分裂，泰共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瓦解。 那一批人得出了一个结论：武装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了，不是因为理想错了，而是因为工具过时了。要继续扩展影响力，需要换一套工具。 这套新工具在1994年开始成型，内部有一个代号，后来被称为大外宣工程。它的核心思路是：不再用枪，改用钱；不再扶持游击队，改为影响媒体、收买政客、渗透学术界；不再在丛林里打游击，改为在议会大厅里布局。 换句话说，棋盘没有变，棋子的种类变了。 2003年到2004年，大外宣工程进入第二阶段，规模大幅扩展。中联部在这一轮重建里正式转型，从一个支持海外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机构，变成了一个系统性影响各国政党、议会和媒体的机构。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海外业务也大幅扩张，开始在全球华人华侨社区里建立更密集的网络。这两个机构分工合作，一个负责影响外国政党和政客，一个负责管控海外华人，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共对外渗透的两条主线。 德国是最早意识到这件事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即便如此，德国也用了二十年才认识到这一问题。2024年德国宪法保卫局发出警告的时候，中联部已经在德国议会里经营了将近二十年，有议员、有顾问、有各种以学术交流和商业合作为名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那些和中联部有关联的德国政界人士，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在和一个情报组织打交道，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参加一个正常的国际交流项目，只是在接受一笔合理的演讲费或者咨询费。 这正是新工具和旧工具最大的区别。旧工具，也就是武装革命那套，棋子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信仰，知道自己在为谁战斗，哪怕最后被抛弃，至少曾经清醒过。使用新工具时，许多棋子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棋子。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生意，在做学术，在增进国际理解，实际上已经被编进了一张他们看不见的网里。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典型案例。2017年，澳大利亚媒体曝光了一系列和中共有关联的政治献金案，多名澳大利亚议员和政党接受了来自有中共背景的华人商人的巨额捐款，其中有人在接受捐款后，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改变了立场。这件事引发了轩然大波，澳大利亚随后修改了外国干预法，把接受外国政府资金并为其利益游说定为刑事犯罪。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随之急剧恶化，贸易战打了好几年。 加拿大的情况更复杂。加拿大情报安全局在2023年发布报告，确认中共通过统战部网络干预了加拿大的联邦选举，支持亲北京的候选人，打压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政治人物。干预的手段包括向特定选区的华裔选民散布定向信息，组织华人社区团体为特定候选人拉票，以及通过微信群传播针对特定政客的负面内容。这些操作在技术上和五十年代美国唐人街的华人帮会组织动员选民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平台从街头换成了手机屏幕。 孔子学院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很多人把孔子学院理解为单纯的文化推广机构，或者单纯的情报搜集机构，这两种理解都不完整。孔子学院的核心功能，是在各国高校里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关系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影响学术讨论的边界，让某些话题变得敏感，让某些研究方向变得困难，同时培养一批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学者和学生，让他们成为未来各国政界、学界、媒体界的友好力量。这是一个以十年、二十年为周期的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情报行动。 美国在2019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关闭孔子学院，目前大部分已经关闭。但孔子学院关掉了，统战部在美国高校里的其他渠道并没有关掉，只是换了名字，换了组织形式，继续存在。 海外华人社区是这套新工具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维度，也是最深入的一个。统战部在全球华人聚居地区建立了密集的组织网络，以同乡会、商会、学生会、文化协会的名义出现，覆盖了从纽约到悉尼、从多伦多到伦敦的几乎所有主要华人社区。这些组织的功能是多重的：监控海外华人的政治立场，向北京汇报持异见者的活动，在选举期间动员华裔选民支持特定候选人，以及在关键时刻组织华人社区表达对北京政策的支持。 对于住在海外的普通华人来说，这张网是无处不在又几乎看不见的。你参加同乡会的年夜饭，你在微信群里转发春节祝福，你参加商会组织的商务论坛，你不知道这些活动中，有多少与统战部的网络存在关联。你更不知道，如果你在公开场合批评了北京的某项政策，你的名字可能已经被记录在某个地方，等到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在国内办什么事的时候，那个记录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 这是一种比枪更有效的控制，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明显的强制，它靠的是人们对可能后果的模糊恐惧。 华为、中兴这些企业是新工具箱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担忧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只是担心通讯设备里有后门，更深层的担忧是：当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大量依赖来自中国的技术和设备，这个国家在面对来自北京的压力时，还有多少独立行动的空间？这种风险并非纯粹的假设，而是现实中的地缘政治问题。 把这些新工具和本系列前面讲的那些旧故事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令人不安的事：逻辑完全一样。 五十年代，中联部向马共的领导人承诺支持，让他们继续打仗，然后在需要改善和马来西亚关系的时候，一个电话停掉所有援助。今天，统战部向海外华人社区的领袖们提供各种资源和荣誉，让他们在当地社区里为北京发声，然后在他们不再有用或者开始表达独立立场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让他们知道不合作的代价。 五十年代，中共向法塔赫派遣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帮助阿拉法特建立组织架构，但同时保留着随时切割关系的选项。今天，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政治遗产，但同时在贷款协议里埋下各种条款，确保北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关系转化为政治筹码。 棋子的形态变了，棋手的逻辑没有变。 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套新工具的使用力度大幅加强，相关行动也变得更加急迫和冒进。原本那些需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慢慢经营的布局，开始被要求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可见的效果。这种急迫性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暴露。 澳大利亚的政治献金案是暴露，加拿大的选举干预报告是暴露，德国的议员被策反是暴露，黑命贵运动背后的中共资金链被追溯是暴露。这些暴露接连发生，不是因为西方情报机构突然变得更聪明，而是因为操作变得太急、太粗，留下了太多可以被追溯的痕迹。 邓小平当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中共在东南亚的武装革命布局悄悄收掉，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反应。习近平用了不到十年，把几代人辛苦建立的新型渗透网络大规模暴露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视野之下，触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共影响力行动的系统性反制。 这个代价有多大，目前尚难看清其全貌，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张花了几十年才织成的网，正在被一个网眼一个网眼地拆开。 但网被拆开之后，那些被编进网里的人怎么办？那些在海外华人社区里参与了统战活动的人，那些接受过中共关联资金的外国政客，那些在孔子学院里工作过的学者，那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棋子的人。他们的处境，和当年在缅北丛林里的知青、在马来西亚丛林里的马共游击队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被编进了一个自己看不清楚的游戏里，等到游戏结束，没有人会替他们收拾残局。 马共的普通战士老死在泰国边境的旅游景点里；缅北的知青回到中国之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那些今天被卷入统战部网络的棋子，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清晰的参考答案。 这个系列从缅北丛林里哭着冲锋的年轻人开始，到这里结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棋子，同一只手，同一个逻辑。 那只手从来没有停过。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Section 8: Changing Faces to Continue — Old Tricks in the New Era Author: Tuo Xianrun Abstract:...

供应链武器化：中西脱钩断链与旧全球化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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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ng Yi                 近年全球政经格局中最深刻的剧变，莫过于西方世界与中国正在发生的“脱钩断链”。早年美欧打响关税战时，不少人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期的贸易摩擦；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终究看清：这场断裂绝非偶然，而是中共将经济高度武器化之后引发的必然反噬。它不仅在强行撕裂全球产业版图，更宣告了那个以效率至上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走向终结。         西方对中国供应链“去风险”的决心，绝非凭空产生的政治偏执，而是被一次次冷酷的现实教训彻底逼出来的。长期以来，西方将大量关键产业和基础产能外包，追求极致的成本效益，却严重低估了将命脉交到一个威权体制手中的致命风险。         最直接的转折点发生在新冠疫情初期。当全球陷入医疗物资极度匮乏的恐慌时，口罩、防护服及基础药物原料的出口，被中共第一时间赋予了极强的政治威胁色彩，沦为对外宣示威权，要求他国臣服甚至进行政治胁迫的筹码。这种将民生与人道物资“武器化”的极其不体面的做法，给西方政界与民间敲响了警钟。         而真正让西方感到极度痛苦，并彻底下定决心断链的，是中共对稀土等战略矿产资源的限制与切断。作为现代高科技、新能源以及国防军工不可或缺的命脉，稀土被频繁当作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水龙头”，说关就关，用来要挟和惩罚异见国家。面对关键资源随时被卡脖子的巨大阵痛，西方国家彻底清醒：将国家安全和尖端产业的命脉寄生于一个缺乏法治、动辄撕毁承诺的体制之上，是极其危险的战略失误。正是这种切骨之痛，彻底瓦解了西方过去对“自由贸易能带来制度融合”的幻觉，也让将关键产业链和资源链强行搬离中国的决心变得不可动摇。        ...

中共的政治承诺与国际履约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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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ng Yi             在现代政治文明与国际秩序中，契约不仅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更是政权执政合法性的终极底线。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建政与执政史，一条极其清晰且贯穿始终的主线，便是在战略弱势时大肆许诺、在权力巩固后悍然背信。这种将政治承诺彻底工具化、策略化的行事逻辑，构成了其政治基因中无法洗白的信任赤字。         建政之前，中共极其擅长利用民主修辞进行政治伪装。笑蜀编纂的《历史的先声》一书，血淋淋地揭露了这一历史讽刺。上世纪40年代，中共在《新华日报》与《解放日报》上铺天盖地宣扬“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甚至高调赞美美式民主与普选制度。彼时的中共，将自己包装成反对国民党威权、争取宪政自由的殉道者，借此榨取了无数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血汗支持。然而，一旦通过这些谎言夺取政权，中共便立刻露出了极权本色，不仅将当初的民主蓝图撕得粉碎，甚至连记录这些誓言的白纸黑字都成了必须严密封杀的禁书。对本国国民的第一次政治大清洗，正是从背叛自己许下的民主承诺开始的。         这种将承诺视作“权宜之计”的流氓逻辑，在其执政后顺理成章地延伸至外交领域与国际规则之中。       《中英联合声明》的破灭，就是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撕下伪装的典型例证。1984年，中共为了顺利收回香港并安抚资本市场，向全世界郑重承诺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然而，当强权自认为足够强大、足以无视国际约束时，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联合国备案条约，却被中共外交部公然贬低为“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随着《香港国安法》强行落地与选举制度被彻底清洗，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被蚕食殆尽，“一国两制”沦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         在经济全球化领域，中共的背信弃义同样让国际社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2001年，中共为了挤进世界贸易组织（WTO），签署了极其详尽的开放承诺。欧美国家本以为通过经济融入能倒逼其走向市场化与法治化，却低估了中共对规则的投机与破坏力。二十多年来，中共一方面尽情吸血全球化红利，另一方面却极其阴暗地玩弄“选择性履约”——通过巨额暗箱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以及非关税壁垒，彻底破坏了全球公平竞争的环境。它不是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而是规则漏洞的寄生者与掠夺者。    ...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召开特别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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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兰英 【现场报道】2026年9月13日，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围绕组织建设、部门职能、人员分工以及下一阶段工作安排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和部署。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发表讲话，中国民主党创党人之一朱虞夫、顾问王希哲分别在会上发言。 执委会主席郭岚、执委会副主席唐立春、李之洋、秘书长韩磊也分别发言，就各自负责的工作及下一阶段计划表达意见。会议同时听取了王希哲顾问关于日前赴香港“投案”、声援香港支联会李卓人等人的情况介绍。王希哲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美国启程前往香港，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遭入境部门盘查、留置，并最终被拒绝入境的整个过程。 郑存柱：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和责任分工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在讲话中，围绕组织发展、部门协调、人员职责以及下一阶段工作安排等问题作出说明。会议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部门人员的职能分配和工作安排，对各部门职责范围、工作重点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机制进行了梳理。 郑存柱谈到，要把中国民主党全联总建设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反对党，需要建立更加明确的职能体系和责任分工，同时形成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各职能部门之间应进一步加强沟通与配合，明确各自职责，使具体工作落实到人、相关责任落实到位，有助于理顺内部工作关系、明确责任，并为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建立更加清晰的组织和协调机制。 朱虞夫：坚持民主理念，加强组织建设 中国民主党创党人士朱虞夫先生随后发表讲话。朱虞夫谈到，中国民主运动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不少参与者曾因此遭受监禁、打压以及其他压力。如何保存历史记忆、坚持民主理念，并推动组织持续发展，是中国民主运动需要长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朱虞夫同时谈到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政治组织除了需要明确的理念和目标之外，还需要稳定的组织机制、清晰的责任分工，以及成员之间持续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随后，执委会主席郭岚、执委会副主席唐立春、李之洋、秘书长韩磊分别发言，就相关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介绍了各自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 王希哲讲述赴港“投案”经过 会议期间，王希哲顾问重点介绍了自己日前赴香港“投案”、声援香港支联会及李卓人等人的整个过程。王希哲介绍，他于9月7日启程前往香港。此次香港之行之所以称为“投案”，与李卓人此前谈及自己受到“李一哲大字报”启蒙有关。王希哲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王希哲说，既然李卓人表示受到“李一哲大字报”的思想启蒙，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他认为自己也可以算是李卓人民主思想道路上的启蒙者之一。如果李卓人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被认定有罪，那么作为曾经对其产生思想启蒙影响的人，他愿意公开站出来，承担相应责任。因此，他此次前往香港，希望主动向香港有关司法机构“投案”，以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表达对李卓人等人的声援。 王希哲抵达香港国际机场后，在办理入境手续过程中受到香港入境部门人员盘查，随后被带往机场入境部门的管控区域。香港有关部门最终通知他不获准进入香港。 面对拒绝入境的决定，王希哲要求香港方面说明理由，并提出希望与有关人员取得联系。他表示，自己此次赴港并非普通旅游，而是希望通过“投案”的方式表达对李卓人等人的关注和声援。此后，他被继续留置在香港机场入境部门的封闭区域内，无法正式进入香港。 遭拒绝入境后与有关方面交涉 王希哲在会议上详细讲述了自己被拒绝入境后，与香港入境部门人员交涉的经过。他表示，在被留置期间，自己曾设法与美国领事方面以及香港有关人士取得联系，希望外界能够了解自己当时所处的情况，并继续表达此次赴港的目的。 在确认香港方面不会允许其入境后，王希哲采取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将相关材料从香港入境处寄出。最终，香港方面仍拒绝王希哲入境，并安排其乘坐航班返回美国。 王希哲：以“投案”方式表达声援 王希哲认为，香港支联会长期以来所提出的“结束一党专政”等政治诉求，并不是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等少数几个人的个人行为，而是过去许多年里，大量参加香港六四纪念活动的香港市民曾经共同表达过的政治诉求。因此，在王希哲看来，如果李卓人等人因为这些政治主张和相关活动被认定有罪，那么过去曾经参加相关活动、喊过相同口号的人，从这个逻辑上讲，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王希哲呼吁，八九六四的亲历者以及曾经参加过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活动的香港人士，可以以这种“投案”的方式表达对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等人的声援，把他此次赴港“投案”的个人行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共罪投案”运动，从而让更多人关注香港民主和法制问题。 他同时提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今后还可以与国际特赦组织以及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建立联系，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人士被迫害案件的更多关注。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China Democracy Party National Joint Headquarters Holds Special Meeting By Zhou Lanying On-the-scene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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