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u Feng

作者：张滨滨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 这句掷地有声且霸气十足的表态，出自习近平9月1日下午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时的讲话稿。“世界多极化”这个概念虽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抛出，但值此上合组织峰会与G20峰会隔空博弈之际，习近平高频次的推销“世界多极化”概念显然是有备而来。 《纽约时报》对此发表的“新闻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向因特朗普而日益不安的世界传递出“已做好参与塑造未来的准备”的明确信号，核心诉求直指倡导用“有序多极世界”取代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       对于极度依赖领袖指引方向的中共政权来说，习近平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为“中国外交举旗定向”，对比此前被中共外交系统吹捧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世界多极化，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完全退去了温和的伪装，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种强势宣告，完全不顾及世界的接受程度，未来的全球秩序必须由我主导。      用中共的官方话术来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地缘政治裂痕加深、国际秩序遭受冲击背景下”，习近平倡导的“世界多极化”发展思路，“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不得不说，习近平谋求“有序多极世界”是一个危险信号，特别是“美国正在损害数十年来作为其全球领导力基础的同盟和经济关系”之际，这番高调倡议完全可以视为是对特朗普的一种挑衅，是对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一种颠覆，至少，也等于是近乎直白地宣告，从此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导未来国际秩序。      习近平的“多极世界”野心能否在其没有任期限制的政治生涯兑现尚不得而知，但过往中共历届核心对世界的看法着实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乃至中国社会，从初代核心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从江泽民的“经济全球化”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此番高调祭出“世界多极化”，一个不安于从属地位的中国势必要在国际上争夺更多话语权主导权，重塑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与世界一哥发生正面利益冲突，未来世界各国分边站队在所难免，纵使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但可能会主导和平的角力。      确实，以当前的中国国力来看，还不足以撑起习近平称霸世界的野心，不过，今天的中国经济体量和完备的供应链基础，借助美国正铆足劲与民主伙伴深度贸易摩擦和弱化对全球伙伴防御承诺的契机，左右逢源持续拉拢美国的西方盟友和新兴市场伙伴，在国力和全球话语权方面实现对美国的追赶乃至弯道超车也并不是天方夜谭。      不可否认，面对美国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封锁和国内面临的经济困境，中国未来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但以中国今天对俄乌战争的左右能力和世界局势的影响来看，能够“担当起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中流砥柱”重任的可能中国还真是唯一潜在的选项。      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频繁系统阐述其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理论，实则是谋求“世界多极化”野心已经难以掩饰的表露，是其长期以来渴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野心之下，对国际社会和现行秩序潜存的危害就是大国不可避免的摩擦、脱钩断链甚至是擦枪走火，国内方面来说，就是对异议声音的压制，对人权的漠视，进一步高压统治的隐忧。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香港国安法》与选举制度冲击下，香港社会民主自由严重倒退，今天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归后50年制度不变的承诺正在蜕化，“一国两制”正在向着“一国一制”迈进，就是中国国力强大之后漠视国际制衡的后果体现。与此同时，国际力量钳制失效的后果还体现在中国政府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极限压制方面，频繁的军事恐吓和外交围堵，愈发肆无忌惮，原本心照不宣的惯例正在被密集打破，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野心已经摆在台面，危险信号已经释放，至于如何应对和遏制则要考验国际社会的智慧了。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

作者：张小华 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极权体制在口号上喊着“人人平等”“共同富裕”，那它至少在分配上会相对公平。但这完全是被表面现象糊弄了。我们要明白一个常识：怎么分蛋糕，取决于谁手里握着切蛋糕的刀。在极权体制下，不公平不是因为政策没执行好，也不是因为个别官员贪腐，而是这种制度为了自己能活下去，必须把蛋糕分得极度不公平。  一、当你连拒绝的权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讨价还价？ 在正常的社会里，你跟老板谈工资，底气来自哪里？来自你有很多选择。这家给得少，你换一家；或者你和工友们一起找老板谈判；实在不行，法律还会保障你的最低基本权益。这叫多方博弈。但在极权体制下，全社会所有的独立选择都被消灭了。资源被唯一垄断，土地、石油、大型企业、甚至你开个小店的审批权，名义上叫“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全由掌权的那几个人说了算。国家成了全社会唯一的超级大老板，你没有任何筹码，没有真正的独立工会帮你维权，没有自由发声的媒体帮你曝光，你甚至连自由换工作、换地方生活的空间都被行政命令卡死。这时候，你的劳动值多少钱，完全由这个“超级大老板”单方面宣判。当你面对一个垄断了你所有生路、手里还握着枪的对手，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他把绝大部分财富抽走，只留给你一口吊着命的饭，这是权力结构决定了的必然结果。 二、不把维稳的人喂饱，位子怎么坐得稳？ 极权体制的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什么？不是老百姓过得好不好，而是自己的位子稳不稳。他的权力不来自于老百姓的选票，所以他不需要对老百姓负责。他的权力能够维持，全靠手下那套庞大的官僚系统、军队、警察和情报网络。这套帮他维持统治的暴力和监视机器，天天都在烧钱。为了让这群人绝对忠诚、听话，最高统治者必须玩一套“分赃游戏”：他必须从全社会创造的财富里，抠出最大、最甜的那块蛋糕，优先喂饱这群“体制捍卫者”。这就导致了制度性的特权：普通人看病难、上学贵，而特权阶层却享有专属的特供商品、专属医院和优厚的福利。只有让体制内的人享受到远超普通人的特权，他们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心甘情愿地去当制度的盾牌，压制底层的反抗。 三、驭民的“饥饿游戏” 从统治技术上来说，让老百姓保持在一种“将够生存”的匮乏状态，是故意为之的手段。试想一下，如果普通人手里的存款很多，养老、医疗毫无后顾之忧，甚至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和财务自由，他们会干什么？他们就会开始追求精神自由，开始对公共事务指手画脚，开始要求监督权力。这在极权体制看来，是最致命的威胁。因此，体制必须通过高额的税收、国家垄断的房价、昂贵的医疗和教育，像抽水机一样，把普通人兜里的钱源源不断地榨干。当一个人每天一睁眼，脑子里想的全是“房贷怎么还”“生病了怎么办”“孩子的学费在哪里”的时候，他所有的生命力都被消耗在最基本的生存挣扎中。他就彻底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反抗的精力和底气。在极权眼里，面包的分配权就是控制你的绳索——听话才有饭吃，不听话就砸掉你的饭碗。  四、假“公”济私的黑箱 极权体制最擅长玩弄文字游戏。在它的叙事里，没有“私人资本家”，全都是“集体”和“国家”。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家没办法去花钱，真正管钱、花钱的，永远是具体的人——也就是那些当官的。这就催生了一个穿着隐身衣的“特权新阶级”。  既然一切都是“为了国家”，那么钱是怎么花出来的、进了谁的口袋、特权阶层一年花掉多少纳税人的钱，全被打包成了“国家机密”。没有公开的财政预算，没有独立审计，老百姓连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好歹写在明面上，富豪有多少股份是公开的，而且市场一波动，富豪也可能破产。但极权体制下的特权阶层更隐蔽，他们名义上可能没有一文钱的股份，但他们垄断了职位。他们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能调动无数的公车、特供、豪宅，甚至把后代定向安插进稳赚不赔的垄断行业里。这种“权力的世袭”，比纯粹的金钱传承更稳固、更霸道、也更不公平。 极权体制下的分配不公，最后会把社会带进一个死胡同。因为这种制度不奖赏真正干活、创新的人，只奖赏擅长拍马屁、依附权力的人。久而久之，真正创造财富的底层和民营经济就会彻底失去积极性，大家开始“躺平”，整个社会的蛋糕越做越小。 当蛋糕变小了，特权阶层会主动削减自己的福利吗？绝对不会。为了维持维稳机器的运转和特权阶层的奢华生活，体制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更粗暴的手段，从普通人手里抢走更大部分的蛋糕。 这就变成了一个喝鸩止渴的恶性循环：社会越穷，权力抢得越狠；权力抢得越狠，社会就变得越穷。极权体制下的贫富分化，不仅仅是钱多钱少的差距，而是奴役与被奴役的终身鸿沟。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四：假忙碌与乱折腾 在体制结构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办公室的灯火彻夜不熄，桌上堆满了永远批阅不完的文件，微信群、钉钉里的工作提示音此起彼伏，每个人都跑得气喘吁吁、疲惫不堪。但是，如果我们停下脚步，冷峻地审视这些忙碌的成果，往往会发现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相：无数的人在“假装忙碌”，无数的精力被消耗在“乱折腾”之中。这不仅是一种职场病态，更是极权下官僚体制衍生出的一种“体制内景观”。 一、“假忙碌”的生存逻辑 在传统的效率模型中，忙碌应当与产出成正比。但在特定的体制逻辑下，忙碌的逻辑变了——它不再对“结果”负责，而开始对“权力”负责。极权体制，其本质特征是权力的向上集中与责任的无限下沉。在这样的结构里，上级掌握着绝对的资源分配权和生杀大权，而评价一个下属的标准，往往是主观且模糊的。当真实的业绩难以量化，或者由于体制本身的僵化导致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取得实质突破时，“姿态”就成了唯一的护城河。“假忙碌”，本质上是一场演给上级看的“忠诚度大戏”。为了制造“我很敬业”的视觉符号， 准点下班变成了“态度不端正”，于是大家熬夜加班，哪怕只是在电脑前玩游戏、逛淘宝，也要撑到领导离开后的最后一分钟；形式主义的自我证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闲着，人们开始疯狂地制造文件、撰写汇报、召开毫无意义的动员会。表格越做越复杂，PPT越做越精美。这种忙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表演。 二、“乱折腾”的权力控制术 如果说“假忙碌”是下级面对权力的主动迎合，那么“乱折腾”则是上级巩固权力的行为。在极权体制中，让底层和中层陷入无休止的“乱折腾”，往往是统治与管理的一种隐秘技术。一个被无数琐事填满的人，是没有时间思考的。体制通过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折腾式”的任务——今天搞一个突击检查，明天填一套复杂的申报系统，后天组织一场流于形式的学习汇报。这些任务看似无比重要、迫在眉睫，实则对现实世界毫无改变。但在不断的“乱折腾”中，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被逐渐剥夺，批判精神被消磨殆尽。当你每天疲于奔命，连睡眠都成了奢侈品时，你根本没有余力去反思：“我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体制的运转逻辑对吗？”这就是体制希望达到的效果：用无意义的劳作耗尽个体的生命力，将活生生的人，驯化为流水线上不需要灵魂的螺丝钉。 当“假忙碌”与“乱折腾”成为体制内的通用语言，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是组织的空转与资源的极度浪费。大量的公共资源、财政资金和人力成本，没有投入到真正关乎民生、创新和发展的刀刃上，而是消耗在了体制内部的自我循环中。文件从一个办公室传到另一个办公室，除了增加了纸张和油墨的消耗，什么都没有发生。其次，是逆淘汰机制的形成。在这样的体制里，那些真正想做实事、解决问题的人，往往因为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演戏”和“扯皮”上，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挤。最让人痛心的，是个体生命力的枯萎。无数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曾经也怀揣着改变世界、服务社会的理想。但在日复一日的“表格大战”和“加班表演”中，他们的眼神逐渐变得暗淡，锐气被磨平，最终变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唯唯诺诺、浑浑噩噩的官僚。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五：动辄得咎的基层干部 鲁迅先生曾在《灯下漫笔》中，将人类历史冷峻地划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于用这句话去剖析那些动荡的旧社会。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度集权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审视那些身处金字塔最底层的基层干部时，我们会震惊地发现，这句残酷的断言，竟然在现代科层制（官僚体制）中找到了最精准的投影。 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总体性控制”，它试图消灭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把一切生活领域都纳入政治考核。在这个过程中，顶层垄断了所有的政策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甚至对“什么是正确”的解释权。基层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因地制宜的弹性空间。 然而，与权力向上集中相反，体制通过精致的数字化、表格化管理，将所有政治风险和执行后果全部打包“下沉”给基层（属地管理）。基层干部成为了“无权的无限责任人”——手里的资源是有限的，头上的枷锁是无限的。 在极权时代，体制为了展示其统治的完美性，会制造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指标黑洞。经济要爆炸式增长，环保要绝对清零，安全要万无一失，稳定要滴水不漏。当所有的指标都被各条线部门赋予“一票否决”的政治高度时，基层干部陷入了几何学的绝境：这些指令在底层逻辑上是互为天敌、互相打架的。作为工具，你执行了A命令，就必然违反B命令。工具的前提是“指令明确”，当指令本身就是矛盾体时，工具人便彻底失去了操作方向。 无论是历史上的苏联、朝鲜，还是任何一个走向极权的体制，基层的异化都在遵循着相同的政治物理定律。“干，要背责”——因为动辄得咎，只要做事就必然踩到某个新出台的规章红线；“不干，要被问责”——因为“不作为”、“躺平”同样是政治不正确。在“干与不干”的左右为难中，体制切断了所有可以安全退守的灰色地带，逼迫工具在互相矛盾的齿轮里自我摩擦、直至粉碎。 “求当奴隶而不得”，不是一句历史的笑话，而是基层干部在失去主体性、失去容错保护、失去清晰预期后的真实写照。他们活在“无法被驯服、无法被满足、随时被祭旗”的系统性恐惧与虚无中。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六：运动不停歇 为什么极权国家必须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可以把极权政权比作一个必须不断疯狂踩踏板的“骑自行车的人”。它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回归常规，它就会倒摔。从极权的本质来看，最核心的逻辑其实就两条：第一，不搞运动，它的“大饼”就会穿帮；第二，不搞运动，它底下的“官僚官员”就会架空最高权力。  第一，不搞运动，它的“大饼”（意识形态）就会穿帮 传统的独裁者（比如古代皇帝）想法很简单：我抢到了江山，大家老老实实听话，过安稳日子就行。但极权政权不一样，它是一边抢江山，一边给所有人画了一个巨大的、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大饼（比如：我们要消灭所有阶级、实现完美的纯洁社会）。 常规生活是极权最大的敌人，如果社会进入和平、安宁、讲法律的常规状态，人们就会开始过自己的日子，关心柴米油盐、家庭幸福、个人权利。这时候大家就会冷静下来，抬头一看：“你当年画的大饼，怎么到现在还没实现？”宏大的意识形态一旦失去吸引力，政权的合法性就崩塌了。因此，用运动制造“永远在路上”的假象：为了不让大饼穿帮，领袖必须让社会始终处于“打仗、冲锋”的状态。运动，就是人为制造的“战役”。今天发动运动抓“潜伏的阶级敌人”，明天发动运动搞“经济大赶超”。领袖通过运动不断告诉民众：“我们还没过上好日子，是因为敌人还在破坏，革命还在进行！所以大家必须继续忍受牺牲，继续听我指挥。” 极权政权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疯狂的过程”。它必须靠不断制造危机和运动来续命，一旦停下来享受安宁，它的神话就破灭了。 第二，不搞运动，它底下的“官僚官员”就会架空领袖 政权建立几年后，一定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员和官僚体制（各部委、地方政府、法院等）。官僚体制的特点是：讲规章、讲程序、追求稳定和按部就班。但这恰恰是极权领袖最害怕的。 官员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如果一切都按规章制度办，官员们就会在自己的部门里扎根，互相抱团，形成利益集团。久而久之，领袖说话可能就不管用了，领袖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复杂的行政程序“软抵抗”或者架空。因此，当领袖发现官僚体制不够听话，或者追求安稳想“踩刹车”时，他就会发动运动，“砸碎”原有的官僚体系。领袖绕过法律和政府程序，通过运动，领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不听话的官员清洗掉，换上自己的人，从而把权力牢牢抓回自己手里。同时，用运动测试谁最忠诚：运动中提出的指标和口号往往是非常极端、甚至违背常理的。领袖其实是在用这种“不合理”来测试底下的官员：谁执行得最盲目、最卖力，谁就是忠臣；谁要是讲理性、犹豫了或者同情别人，谁就是缺乏“革命性”，就会在运动中被淘汰。 极权本质下的“不断运动”，逻辑非常闭环：通过第一点（意识形态运动），领袖紧紧地控制住普通民众的大脑，不让大家清醒和懈怠；通过第二点（政治清洗运动），领袖狠狠地敲打和清洗当官的，不让底下人结党营私。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七：无人决策       2026年6月26日傍晚，一架隶属通用航空公司的阿若拉SA60L轻型运动飞机（注册号B-12PP）从北京平谷石佛寺机场起飞，约10分钟后偏离航线飞入市区，在东三环附近失去联系，随后于17:55左右撞击位于朝阳CBD的中国尊（中信大厦，北京最高楼，528米）。飞机空中解体，飞行员死亡，地面13人受伤。真正令人震惊的，不只是撞击本身，而是暴露出的巨大疑问。北京一直被视为全国空域管控最严格的城市，那么一架有人驾驶的小型飞机为什么能够飞抵CBD，并最终撞上北京第一高楼？这起突发的低空灾难，不仅撞碎了标志性建筑的玻璃幕墙，更撞碎了精密控制的幻觉。它是一场重大安全事故的现场，更是高度集权化体制走向末梢瘫痪的终极隐喻。 一、“等批复”背后的体制性瘫痪 权力的高度集中往往伴随着一种看似矛盾的奇特景观：最高决策层拥有无上、绝对的控制力，而作为其神经末梢的整个执行系统，却在现实的危机与困难面前陷入瘫痪。“决策权的大幅上移”不再是提高效率的利器，而演变为一种慢性自杀的体制性瘫痪。面对变局，下级最本能、最理性的生存策略不再是因地制宜的临机决断，而是“层层上报，静待批复”。下级官员或管理人员的“不敢做决策”，绝非单纯的无能或懒政，而是在严酷的制度博弈下做出的、最符合个人利益的“理性最优解”：做对了一百件事，其功劳往往归属于顶层设计的英明；而一旦自主试错产生任何微瑕，就会被判定为“政治不坚决”或“擅权专断”。整个下层生态系统由此丧失了自主思考与代谢的功能，退化为等待指令盲目抽动的机械元件。     二、“上报”的推责艺术 当危机或困难来临时，前线本应是信息最敏锐、反应最迅捷的阵地。然而在极权体制下，前线往往异化为最诡谲的“公文流转站”。在这里，“上报”是一种将政治风险合法化转嫁的精妙艺术；“等批复”是规避责任的挡箭牌。下级在撰写请示报告时，为了确保自身绝对免责，往往会运用娴熟的“模糊化”修辞，将具体、尖锐且迫在眉睫的现实矛盾，包裹在层层堆砌的套话与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中。这种报告既履行了“已告知”的程序义务，又成功将最终决策的火星抛给了上级。当全社会、全系统所有的疑难杂症无分巨细地涌向决策中枢时，最高领导层实际上陷入了“认知黑洞”。他们即便通晓大局，也绝无可能拥有足够的精力与跨学科知识去洞察每一个微观现场的复杂细节。高层只能依赖抽象的汇报、过滤后的数据进行悬空决策。其结果是，跨部门的协调、漫长的审议让公文在官僚体制的血管里缓慢爬行，而前线则在“等批复”的窒息状态中，眼睁睁看着解决危机的最佳窗口期灰飞烟灭。 三、确定性的迷思与不确定性风暴的对撞 极权主义的核心逻辑建立在“世界是可预测、可控制的”这一理性主义迷思之上。它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无所不包的指令系统，来消灭所有的变量。然而，现代社会危机——无论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冲突还是突发的低空安全漏洞——其核心特征恰恰是瞬息万变、高度不确定以及对现场决断的极高要求。当僵化的集权体制遭遇不确定性风暴时，其内部逻辑的内在矛盾便会发生剧烈对撞。前线防空、应急与安保人员即便拥有专业判断，但由于高度集中的指挥链条中缺乏前线当机立断的授权，只要没有拿到上级盖章的明文批复，便无人敢越雷池一步。这种“宁可坐视危机蔓延，绝不越权擅行半步”的心理，将本可通过局部处置解决的“微恙”，拖延成系统性防线的全面溃败。 这种“唯上是从、层层推诿”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对整个政治或组织有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慢性、实质性损伤。最尖锐的悖论在于，集权原本是为了追求绝对的掌控，但当高层被无数事无巨细、旨在推卸责任的批复申请彻底淹没时，最高决策者实际上被剥夺了审视宏观战略、预判远期风险的宝贵时间，他们被异化为了处理日常琐碎庶务的“高级办事员”。 “不敢决策”与“等批复”僵局，不是哪个个体的道德或能力问题，而是权力结构设计上的必然宿命。只有将听得见炮火的现场裁量权与事实的知情权，真正、无条件地归还给前线，组织才能在无法预知的风暴来临时，让体制的末梢重新恢复自主呼吸与决断的血性。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八：从“不折腾”到“不换肩” 在中国政治话语的演变长河中，“不折腾”堪称最温和也最耐人寻味的表述。它诞生于胡温时代，像一位宽厚长者轻轻按住躁动的手臂，劝告大家别瞎忙活。那个年代，每逢重大事故，领导必须亲临现场，几乎成了不成文的铁律。矿难坍塌、地震废墟、火灾现场、高铁事故……无论白天黑夜，中央领导都要赶赴一线，站在镜头前皱眉凝思、握手慰问、现场指示。这套流程被戏称为“现场清零”：实际问题未必能彻底根治，但“中央不管”“无人问津”的舆论风险必须先清零。 胡温时代的到场，核心价值在于象征意义。它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而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信号。领导一出现，就意味着资源、人员、政策会迅速跟进，地方官员不敢懈怠、救援力量不敢怠工。人们还记得温家宝总理在汶川地震废墟中抱起孩子、徒步走在泥泞山路上的画面，也记得胡锦涛在矿难口耐心听取汇报的场景。这些画面传递的不是“一切问题都能瞬间解决”的神话，而是一种“国家与你同在”的温度。它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既安抚了受灾群众的情绪，也给基层干部施加了无形压力，让老百姓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尽管很多问题无法解决，但“中央有人来了”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民怨的沸点降低几分。 然而，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治理风格也悄然变迁。进入新时代，“不换肩”成了新的政治美学。担子再重，肩膀也绝不晃动一下。因为任何“换肩”的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脆弱、犹豫，甚至是权威不足的信号。尤其是伟大人物，坚决不出现在灾难现场。原因深刻而现实：伟大人物肩负的是千秋万代的历史使命，千秋大计容不得半点闪失，绝不能以身涉险。灾难现场环境复杂、情况瞬息万变，安保工作根本无法做到绝对万无一失。一旦出现任何不可控因素，后果都将是无法承受的。伟大人物不出场，中央其他领导也就不好出场，集体保持低调。整个体系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自我保护机制：高层不现身，下面各级便“专业处置”“低调善后”，进入“自生自灭”状态——地方自行消化，能压下去就压，压不下去就慢慢平息。没有最高层的直接关注，资源调集的速度和力度自然有所不同，舆论引导更侧重于“正能量”和“制度优势”，而非直面具体困境。老百姓感慨：以前是“领导来了会有点点希望”，现在是“领导不来才是常态”。 这种转变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胡温时代，领导必须到场，是为了借象征意义稳住民心，凝聚共识；新时代，领导坚决不到场，既是为了绝对安全，更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借机收获过多民心，形成第二权力中心。如果某位领导在重大事故中高调亮相、亲力亲为、成功组织救援，很容易在公众中树立起“亲民”“务实”“有担当”的高大形象。民心这东西，一旦向某一个具体人物集中，就可能打破精心维护的万山磅礴看主峰。在“千秋万代”的宏大框架下，这是绝不允许的潜在风险。民心必须高度集中、统一指向最高层，任何分散或旁落的可能性都要被提前扼杀。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场治理哲学的悄然升级。从“必须到场才有象征”到“绝不到场才安全”，形式感被彻底抽象化。以前需要领导在废墟前站一站、说几句，现在只需要一份“高度重视”“始终关心”的通稿、一场远程视频调度即可完成政治流程。现场的残垣断壁、等待救援的群众、焦头烂额的地方官员，就留给时间、运气和基层去慢慢消化。伟大人物的肩膀越扛越稳，稳到纹丝不动，仿佛任何外部震荡都无法触及那份从容。 从“不折腾”到“不换肩”，表面是两个短语的更替，背后却是国家走向的深刻调整。它告诉我们：在追求千秋万代的征程中，任何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换肩”动作，都被谨慎地摒弃了。而那些仍旧在废墟中等待的目光，终究要学会在新的规则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极权主义现象之四十九：偶像的祭坛 “任何行业都不需要被歌颂，只需要合理的报酬；不要神话任何人与群体，因为往往被你神话的，就是你苦难的根源。”我们太习惯于用“感动”、“牺牲”、“奉献”这些宏大的词汇来包裹现实，却往往忽略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关系，本质上都应该是基于契约的理性交换。  一、歌颂的代价，用“道德神话”掩盖“契约缺失” 为什么我们要警惕“歌颂”？因为歌颂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往往由被歌颂者和歌颂者共同承担。当我们把医生塑造成“白衣天使”，把教师塑造成“燃烧的蜡烛”，把任何基层岗位塑造成“伟大的牺牲者”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道德绑架的合谋。这种叙事逻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试图用“高尚”的评价，来置换“实际”的保障。当一个行业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光环，它的从业者就仿佛失去了计较“报酬”和“权益”的资格。一旦他们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或维护合法权利，社会舆论便会祭出“高尚”的大棒：难道你忘了你的崇高身份吗？难道你也要为了物质而玷污你的职业吗？ 在这种逻辑下，“歌颂”成为了一种极其廉价的行政管理手段。它通过舆论压力，让劳动者在缺乏安全感、福利保障不足的现状中自我消解。一个健康的社会，根本不需要用“歌颂”来维持运行。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应该承认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无论是搬运工还是科研人员，只要是在法治框架内诚实劳动，他们获得体面的收入、优渥的保障，是理所当然的，这不需要被神话，这仅仅是公平。 二、造神的心理机制，将自由权拱手让人 人为什么热衷于“造神”？因为在面对复杂的世界时，人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寻求安全感的脆弱。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完美的、超越现实的存在，能够为我们承担风险，能够为我们裁定是非。于是，我们亲手将一些人推上神坛。当你把某个人、某个群体神话时，你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权利让渡。你赋予了他们不容置疑的权威，也就自动放弃了你的监督权、质询权和理性判断权。你潜意识里认为他们是“神”，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你都倾向于为其寻找合理化的理由，甚至当他们损害到你的具体利益时，你还会反思自己是不是“不够诚心”。 这种心理投射，是现代苦难的温床。当你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爷”或“完美救世主”身上时，你就主动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最宝贵的特质——独立自主的博弈能力。你不再去争论制度的缺陷，不再去要求权力的透明，你只是在祈祷，在等待，这种被动的姿态，只会让你在面对不公时更加无助。 三、深刻的洞见：拒绝造神，就是拒绝苦难的循环 “被你神话的，往往就是你苦难的根源。”这句话有着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如果你神话权力，那么当你遭遇行政不公时，你甚至不敢发出抗议的声音，因为你认为那是在亵渎神圣的权威。如果你神话某种特定的群体，你就会对该群体的内部问题视而不见，直到这些问题像滚雪球一样，最终压垮你所在的生活空间。 神话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规避现实矛盾。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滤镜，掩盖了粗糙、甚至残酷的真实生活。然而，滤镜可以欺骗眼睛，却无法改变现实的物理结构。当矛盾积累到临界点，当现实的重力最终将虚构的“神坛”击碎，那些长期依赖“信仰”而放弃“契约”的人，往往会遭受最深重的打击。 真正的成熟，是敢于正视神坛后的真相。你要看到，所谓“伟大的群体”，依然是由一个个会犯错、有私欲、受诱惑的“人”组成的。社会进步的动力，从来不是仰望神明，而是通过法治、程序和透明的博弈，将那些被我们捧上神坛的人，拉回到平等的权利框架内进行约束。 四、重塑现代人格：在契约与理性中站立 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现代人的自我？首先，要将“尊严”从“歌颂”中解绑。尊重不是别人赐予的荣誉，而是你通过履行契约、展现专业能力所获得的应有待遇。我们要把关注点从“他有多高尚”转移到“他的权责是否匹配”上。其次，要建立“契约思维”。在社会运行中，我与你，是平等的契约主体。你提供服务，我支付报酬；你拥有权力，就必须承担义务。不需要感谢对方的“恩赐”，因为那本就是你的权利；也不需要通过歌颂来乞求对方的垂怜，因为那是法治的底线。最后，要培养“审视的眼光”。不要被宏大叙事所裹挟，不要被任何光环所眩晕。当听到某种极度崇高的溢美之词时，要下意识地问自己：这后面是不是隐藏了某种不公平？当看到某些群体被塑造为绝对正确的楷模时，要意识到这是在诱导你放弃监督的权利。 这个世界并不需要神，也不需要那些被过度装饰的“英雄”。它只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清醒地认知自己的权利，坚定地守护自己的底线。当你拒绝了歌颂，你也就拒绝了廉价的道德绑架，开始追求真实的回报。当你拒绝了造神，你也就拒绝了作为附属品的命运，开始重塑独立的人格。 让我们做一群清醒的思考者，撕开那些浮华的标签，将权力归还于制度，将价值归还于劳动，将主体性归还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出那条不断制造苦难的循环之径，走向一个更加真实、理性且充满尊严的未来。 极权主义现象之五十：站队现象 很多人习惯把体制内的站队当作“办公室政治”，当作一种职场生存的技巧、中国式的潜规则。然而，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误读。办公室政治只存在于公司和企业，而体制内站队的本质，是一场微缩的、无处不在的极权主义权力的日常演练。我们要用最深刻、最犀利的刀剖开这层皮肉，看一看：为什么极权权力的本质必然催生站队？而这种体制内站队的终极代价又是什么？ 一、为什么要用“站队”绞杀中间状态？ 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从来不是简单的“独裁”或“暴力”，而是对个体生存空间的全面吞噬和对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权力结构投射到微观的体制内，就表现为对“站队”的病态迷恋。 1.消除“不表态的自由”，制造全方位的精神奴役 在正常的契约社会里，权力与个体的关系是功能性的：你付出了劳动，我支付了薪水；你完成你的工作，我遵守法律的边界。 但在极权主义逻辑下，“中间状态”是绝对不被容许的。极权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和吞噬欲，它不需要效率，它需要的是臣服。不站队，意味着你内心还有独立的空间，意味着你对权力保持着冷眼和距离——这在极权看来，是最大的政治不忠。因此，它必须用“站队”这把刷子，把整个组织涂抹成整齐划一的颜色。逼你选边，本质上是逼你交出灵魂的主权：“你必须当众向我下跪，把你的尊严踩在脚下，我才能睡得安稳。” 2.用“人身依附”瓦解“法治与契约” 极权权力的生命力，建立在“人身依附”而非“制度契约”之上。如果一个单位靠规章制度运转，那么领导的权力和权威就会被大大稀释。为了维持绝对的掌控，权力必须刻意制造一种“无序”和“危机感”——规则是模糊的，标准是随意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能不能过关、能不能晋升，不取决于你干了多少活、懂多少业务，而取决于你是不是“领导的人”。站队，就是用封建色彩的宗法契约，彻底绞杀现代法治和契约精神。权力通过让你依附于某一个人，进而将你牢牢绑死在它的战车上。 二、当站队成为体制的唯一法则 当“站队”成为体制内不可挑战的铁律时，它对人的塑造、对组织的吞噬，是系统性和毁灭性的。 1.“投名状” 在极权式的站队中，最阴险的设计莫过于“投名状”机制。 权力不会无缘无故地信任你，它必须通过让你参与作恶来测试你的忠诚。于是我们看到，在体制内，每当派系倾轧、路线斗争爆发时，最积极、最狠毒的往往不是大领导，而是那些急于表忠心的下属。为了向新主子证明自己，他们不惜落井下石、造谣中伤、构陷同僚。极权站队最恶毒的地方，就在于它逼迫每一个人都沾满污秽。当所有人都亲手或者眼睁睁看着别人作恶而选择沉默时，这个群体的集体道德就彻底破产了。 2.“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 在一个以“忠诚度”和“听话”为最高标准的体系里，专业主义是最大的原罪，独立思考是最危险的病。那些懂业务、讲原则、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和实干家，因为不屑于钻营拍马、不肯向权力奴颜婢膝，天然地会被贴上“不合群”、“不服从”的标签，进而被边缘化、被打击。相反，那些毫无底线、精于钻营的政治投机客和奴才，却能平步青云。这种系统性的逆向淘汰，把整个体制改造成了一座驯化奴才的温床。 在站队文化盛行的体制内，真话是最高风险的奢侈品。当所有下属的唯一任务是揣摩上意、歌功颂德、表态站队时，谁还敢指出皇帝的新衣？无数次的重大灾难和资源浪费，恰恰都诞生在那些“全票通过”、“步调一致”的狂热欢呼声中。在这样的生态里，没有真正的同事，没有长久的战友，只有永远的利害关系。互相猜忌，最终让整个组织变成了一座冰冷的、充满毒性的互相绞杀场。 极权主义现象之五十一：极权逻辑下私自救援的“罪” 2026年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队的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因未履行报备审批程序，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拍摄发布视频和接受采访。随后，他们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并受到书面警告。这不是荒诞的个案，而是极权主义逻辑在21世纪的赤裸裸的展示。它把人类最原始的同胞之爱、自发互助，判定为“越界”；把志愿者自带装备、自筹经费的义举定性为“违规”。 极权国家的本质，绝非简单的“强政府”“管理严格”。它是一种对社会与个体进行全面征服与重塑的现代暴政体系。 极权国家垄断一切合法性的来源，制造全能神话。 极权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垄断，是对一切自主行动的零容忍。它不满足于统治政治权力，而是追求对一切行动的独占合法性。在这种逻辑下，任何未经国家授权的自主行动，都被视为潜在威胁。因为它打破了“只有国家才能组织、动员、定义‘善行’”的叙事。它恐惧的不是救援失败，而是来自民间的救援成功。任何未经国家授权的成功，都在无声地拆穿“全能政府”的神话。它必须垄断一切公共意义的定义权：只有国家才是“救世主”，民间只能是感恩的配角。极权恐惧公民发现自己无需等待指令也能有效行动，这等于在无声宣告——国家并非不可或缺；恐惧独立组织成为未来可能挑战权威的种子。因此，它必须把一切自主行为拖入审批的铁笼，用“程序正义”之名扼杀实质正义。 它不允许任何事实挑战官方叙事。灾情紧急，国家可能因信息迟滞、官僚拖沓而反应缓慢，但民间绝不能“抢跑”。因为“抢跑”本身就是在拆穿全能神话。极权需要持续制造“没有国家就没有一切”的幻觉，因此它宁可牺牲部分生命，也要维护叙事垄断。拍摄视频、接受采访，更是双重罪过——它让公众看到了“民间先于国家”的画面，这是极权宣传机器绝不能容忍的“视觉异端”。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的“真理部”在此复活：现实必须服从权力需要，善必须由权力定义，否则即为恶。 第二，极权国家致力于原子化社会，消灭公民社会。 极权主义最深刻的操作，是系统性地摧毁中间组织和公民自组织能力。《极权主义的起源》深刻指出：极权政权通过恐怖与宣传，将个体从家庭、社团、教会等传统纽带中剥离，使他们成为孤立的“原子”，只能直接面对全能国家。在这种结构下，独立救援队、志愿者组织、民间社团，都是潜在威胁。因为它们证明社会可以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蓝天救援队事件正是这一逻辑的日常实践：不是救援本身有问题，而是“民间”二字有问题。它必须被警告、被撤回、被驯服，直至所有救援行动都变成国家机器的延伸。在极权体系中，独立社团是必须被驯服或取缔的对象。这与民主国家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在民主国家，公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衡与补充，而非附庸。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红十字会、民间搜救团队在灾后行动迅速，政府往往公开感谢并提供后勤支持。因为民主制度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公共善不是国家专利，公民拥有结社自由、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权利不是“恩赐”，而是天赋且受宪法保护。只要不违反法律，个人和组织就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帮助同胞。政府可能事后评估、规范，但绝不会将“未报备”视为原罪，更不会将自发救援等同于“擅自行动”而惩罚。 第三，极权国家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它把人从目的贬低为工具。古典极权通过公开恐怖实现控制，当代极权则更精巧：通过无处不在的审批、监控、警告和自我审查，制造普遍的恐惧与自我阉割。志愿者不再问“如何救人最有效”，而是先问“是否合规”。善良变得危险，勇敢变得可疑，人性中最光辉的利他冲动被逐步磨灭。更深刻的是，这种逻辑正在制造整个社会的道德萎缩与人性异化。当救人必须先“请示”，当志愿者担心被追责而选择观望，公民责任感便被逐步阉割。久而久之，社会将只剩下两种人：冷漠的看客与等待指令的机器。这不是管理智慧，而是对民族生命力的慢性谋杀。 这一事件暴露了极权国家的行为逻辑：它不是在保护灾民，而是在保护自身脆弱的权威；它不是在服务人民，而是在阉割人民的主体性。当“私自救人”成为需要道歉的行为时，这个制度已与人性为敌。它正在把我们拖向道德荒漠与能力废墟。私自救援不是罪，极权政治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罪。   极权主义现象之五十二：连夜表态的逻辑 当一个掌握大权的“一把手”轰然倒台、出事落马的那一刹那，他曾经如臂使指的那个领导班子，会做出一件什么事？答案极其统一，也极其迅速：连夜切割，急于划清界限。表态要坚决，调门要高亢，稿子要连夜赶出。那一纸声明、那一次表态的核心潜台词翻译过来只有一句话：“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他贪腐是个人蜕化，班子一贯是纯洁伟岸；他的落马是个人的滑铁卢，而我们的大政方针、日常工作，还要继续高歌猛进。” 一、对外卸责——把“系统性病变”伪装成“个人偶发炎症”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急着切割？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合法性的底裤。在任何一个高度集权、强调权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体制里，权力最怕的不是遇到具体的困难，而是遇到信仰的破产和系统的崩塌。如果一个一把手贪腐数亿、飞扬跋扈了十几年，直到东窗事发前，他身边那些天天开会表态、天天举手通过的同僚们都“毫无察觉”，或者更直接点——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却一路纵容、一路奉承、甚至分一杯羹。那么，当这个一把手倒下时，如果把真相赤裸裸地摆在社会公众面前：“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权力班子的共生生态，是制度性失控的结果。” 试问，公众会怎么想？系统的公信力将瞬间归零。所以，切割的第一大作用，就是精准的“错觉阻断”。体制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宣告：这是一场“个人意外”，是一只蛀虫熏心烂透了，而我们这棵大树的主干依然坚不可摧。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落马者从“集体”中剥离出去，切得干干净净。这就像是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发现某个车厢着火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全车停下来查明为什么管理疏漏，而是立刻把着火的那节车厢强行脱钩，任由它坠入深谷，好让剩下的列车继续开进。这很冷血，但对权力机器的生存来说，极其有效。 二、对内避险——用“集体负责”当护城河，用“个人牺牲”换全员平安 我们再看第二个极其尖锐的现实：班子成员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这就触及了现代官僚体制中最荒诞、也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悖论——“平时标榜集体领导，出事全赖个人独断”。在日常运转中，一把手的权力往往是绝对的。他说一不二，签字画押，下面的人哪怕心里觉得荒唐、方案违规，为了前途、为了保饭碗，也得闭着眼睛鼓掌通过。这时候，一把手是至高无上的神。 然而，一旦风向变了，纪委进驻了，这套神圣的权力游戏规则就瞬间反转。那些平时唯唯诺诺、甘当背景板的班子成员，突然变脸比翻书还快。他们翻出当年的会议记录，指着上面微不足道的反对意见，或者干脆找出“一把手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的铁证，大义凛然地跳出来划清界限。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在政治和法律的硬杠杠面前，没人想当陪葬品。如果不切割，同僚们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要么被扣上“严重失察、默许纵容”的失职帽子，要么被牵连进复杂的利益输送网络。为了不被一锅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罪责、所有的过失、所有的权力滥用，全部打包塞进那个已经倒下的“个人”背囊里。“是他个人无视组织原则，是他个人擅权妄为，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一直是被蒙蔽的。”这种切割，本质上是官僚机器在危机时刻启动的本能防御——拿出一个人的尸骨，去平息风暴，换取其余所有人的平安着陆。 三、运转延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与工作的无缝衔接 我们还要看到第三个层面，也是极为现实的一个层面：工作还得继续，机器不能停摆。极权或高度科层化体系有一个极其强悍的特性，那就是极强的去人格化惯性。在老百姓眼里，某某大人贪了、倒了，天是不是塌了？对于社会治理和庞大的行政机器来说：天塌不塌不知道，但明早八点的晨会、下季度的KPI、堆积如山的公文、各项既定的工程，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一把手出事，权力的真空期是危险的。如果承认“这个班子从头到尾烂透了，所有的决策都是错误的”，那就意味着过去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政策全部失去了合法性，整个单位或地区的治理会陷入彻底的瘫痪和合法性真空。 这绝不允许。所以，体制必须通过表态切割来完成一次“金蝉脱壳”。它一方面宣告那个腐败的“个人”已经死了、废了；另一方面又强行宣称：“决策是集体作出的，工作是长期延续的，虽然人换了，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规划、我们的既定部署没有任何改变。”通过这种巧妙的切割与嫁接，行政机器迅速换上了一颗新零件，抹去了血迹和污点，油门一踩，继续轰鸣着向前开去。至于这个新换上去的零件将来会不会走同样的老路？那是下一个周期再去考虑的事了。 当我们把这层层伪装、宏大叙事和义正词严的表态全部剥开，你会发现，极权与高度官僚体制下这种“一把手出事，连夜切割”的现象，本质上是一场高度成熟、冷酷无情的自我净化与自我保全戏剧。制度的自我保护永远优先于对个人的同情。为了让机器能够继续运转，为了让大厦不至于倾覆，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哪怕他曾经权倾一时、不可一世——在体制眼里，也只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被抛弃、被切割、被粉碎的耗材。 极权主义现象之五十三:从干部使用角度看经济繁荣的短暂性 没有民主监督和法治轨道的权力，其所驱动的经济繁荣终究是短暂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被推上前台的能干官员，不过是体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消耗品。 在一个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监督的体制里，官员越是能干，越是搞好经济、建好项目，他就越会贪污，不断示范，体制为了发展经济会继续纵容，腐败越来越严重；腐败蔚然成风，党为了平息民愤，必须开展“反腐败”。在发展经济阶段，能干事、能把经济搞上去的官，是体制的功臣，在反腐阶段，死得越快。 一、干事就有“原罪” 在任何社会，发展经济都需要官僚体系具备极强的执行力和开拓精神。然而，当权力缺乏来自公众的民主监督、缺乏独立的司法约束时，官员的“能干”是一种治理优势。一个想干事的官员，如果完全按照现有的程序走，审批要几年，划线要几年，手续要几年，他这辈子一件事情都干不成。上级催着要政绩、要GDP、要形象工程，怎么办？只有一条路：破规矩、走捷径。要拆迁，就得强硬；要引资，就得给商人特殊政策；要项目快速落地，就得暗箱操作、特事特办。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公式：干事＝违规，大干＝大违规。 于是，能干的官员从他为了“干成事”而踩过第一条红线的那一天起，他的“罪证”就被体制记录在案了。他的政绩越高，他的“原罪”就攒得越多。 二、经济热度，就是利益漩涡 在没有民主监督的地方，所有的资源——土地、资金、批文、项目，都牢牢控制在官员手里。一个能干的官员，手握成百上千亿的项目，把经济搞得风生水起。这时，他身边会迅速聚拢两种人：一种是想套现的商人，一种是想分一杯羹的上下级。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封闭环境里，道德是根本靠不住的。你手里的权力能决定几亿资金的去向，天天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利益集团的围猎和官场潜规则的挟持下，没有任何一个“能干人”能做到独善其身。他的“能干”，让他成为了资源的枢纽；而资源的枢纽，必然成为腐败的暴风眼。他搞活了经济，也顺便把自己推进了权钱交易的泥潭。 三、从整顿纪律到体制的自我清理 当民怨太大、经济放缓、矛盾积聚，或者上层需要重新调整权力结构时，对这些“能干型官员”的清洗便拉开了序幕。而最顺理成章、最具有合法性的工具，就是“反腐败”。在没有民主的体制中，反腐败往往呈现出深刻的内在逻辑：查不查你，不取决于你是否腐败，而取决于政治上的需要、权力的重新洗牌，或者是上层需要找人对经济失误或社会矛盾承担责任。在经济需要冲刺时，能干官员是体制的“功臣”；在体制需要转嫁矛盾、充实财政或树立威严时，他们就变成了“贪官”。他们曾经创造的政绩被抹去，他们曾经违规操作留下的痕迹，全都变成了定罪的铁证。     当反腐败开始后，腐败网络不断延伸、更多问题被挖出时，新上任的干部就开始躺平，无所作为，经济就开始熄火，最终留下来的是停滞不前的经济，是一个失去了所有活力与信任的体制。如果党足够命长，经济足够差，他们就会开始又一个轮回，允许能干的大干和贪污，发展经济。 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Phenomenon of Totalitarianism No. 43:...

——和平表达不是颠覆 作者：吕小静 2026年8月23 日，各界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声援李卓人、邹幸彤（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8月23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美国香港人会馆、支持香港自由协会（AHKF）等团体及各界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紧急声援活动，声援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并呼吁释放所有因和平政治表达而遭监禁的人士。 活动现场，参与者手持李卓人、邹幸彤照片，以及“和平表达不是颠覆”“FREE HONG KONG”“END ONE-PARTY DICTATORSHIP”等横幅和标语。来自香港、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当地的参与者先后发言。 这场集会距离香港高等法院8月21日就“支联会案”作出有罪裁决仅两天。 一纸判决引发旧金山紧急声援 活动由李小林、郭志军共同主持。活动开始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李小林首先介绍了此次紧急声援活动的缘起。 他表示，两天前，香港高等法院就“支联会案”作出判决，李卓人、邹幸彤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 面对这一判决，他们没有选择只在手机上转发一条新闻，而是来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把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开说出来： “纪念历史，为什么会成为罪？和平表达，为什么会成为颠覆？” 现场表示，这场集会不仅是为了李卓人和邹幸彤，更是为了所有因和平表达、纪念历史和追求民主而失去自由的人。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秘书长郑云随后简要介绍了支联会的历史。 她表示，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于1989年六四期间。三十多年来，支联会长期推动六四纪念、支援中国民主运动、声援政治犯，并坚持“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等政治主张，每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 2021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政治环境下，支联会解散，多名核心成员被捕、起诉。如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又因“支联会案”被裁定罪名成立。 曾经照亮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如今却成为当局追诉一个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历史背景之一。支联会的命运，也成为现场参与者观察香港自由空间急剧变化的一面镜子。 北加州香港会代表陈国禧（Ken Chan）表示，当“结束一党专政”这样的和平政治主张都能够被视为“颠覆”，受到审判的就不只是李卓人、邹幸彤两个人，更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否容纳不同政治意见。 陈国禧回忆，李卓人数十年来投身香港劳工及民主运动。十多年前李卓人到访旧金山湾区，在旧金山市政厅附近偶遇一场关注劳工权益的抗议活动。尽管此前并不了解该活动，他仍主动走进人群，与组织者交流并举牌声援。 这个细节让陈国禧一直记忆深刻。在他看来，这正是李卓人的本色——不仅是一名政治人物，更是一名长期站在普通劳动者身边、为权利和尊严发声的行动者。 谈到邹幸彤，他表示，即使香港纪念六四的空间不断消失，她仍选择站出来；即使身陷囹圄，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

《陳情書》在831七週年悼念會上傳誦 美國香港人會館（US Hongkongers Club） 撰文：關永傑   上一位被稱為“香港的女兒”的，是香港著名歌星梅艷芳。 如果說梅艷芳是香港從小漁村發展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輝煌歷程見證者，那麼鄒幸彤，則是見證了香港從高度自由、文明與法治的巔峰，到被中共正式接管後，經濟萎靡，並且公民權益日益破敗、令人悲愴的沒落時代。 但她們有一個共同點：無論時代如何改變，都沒有放棄對良知、公義、自由與尊嚴的堅守。 根據公開資料，鄒幸彤出生、成長於香港。自幼她便跟隨母親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六四”燭光悼念。2003年，她以香港高級程度會考5A的優異成績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後來繼續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研究方向涉及喜馬拉雅山、青藏高原的地質運動與地震。 然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改變了她的人生。當一些同行看到的是一堆難得的地震研究數據時，她首先看到的，卻是無數失去生命和家園的人。但更令她失望的是，科研並不能獨立於政治環境而存在，中共政府因政治、維穩等因素撤走了青藏高原上的地質數據收集站，她原本的科研道路因此難以繼續。 她開始意識到：自己真正關心的，也許不應該是冰冷的科學數據，而是數據背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於是，她放棄了已近在咫尺的博士學位，回到香港。 如果說魯迅當年因為“學醫已救不了中國人”而棄醫從文，那麼鄒幸彤走的，是一條相似卻屬於這個時代的道路——科學確實是有助推動社會進步，但現實中卻有很多人被遺棄在原地，於是，她便選擇去幫助那些正在現實中受苦的人。 2010年回港後，她曾在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工作，後來轉為義工，並參與中國內地勞工權益工作。那時她發現自己的法律知識不足，於是她再次發揮她那超強的學習能力，從頭開始讀法律，最終成為香港執業大律師。2014年，她當選支聯會常委；2015年底，成為支聯會副主席。 她本來完全可以選擇另一種人生。憑她的學歷和能力，她可以成為一個生活優渥的專業人士，可以遠離政治，可以擁有穩定、體面而且安全的中產生活。 但她沒有，因為她無法對苦難袖手旁觀。 2021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支聯會被迫解散。鄒幸彤也因此被捕、長期羈押。2026年8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支聯會、李卓人及鄒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法院認定，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構成相關犯罪意圖。 但真正震撼世界的，可能不是8月21日的判決，而是她8月28日的陳情。 在香港法律程序中，這原本應該是“求情”階段。然而，鄒幸彤在法庭上明確拒絕使用法律術語中的“求情”（Mitigation），而堅持使用“陳情”。她強調自己無罪可求，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守護歷史記憶。 陳情書重點總結： 1.拒絕求情，堅稱無罪：她認為悼念六四無罪，真正需要求情和認罪的是那些掩蓋歷史、打壓自由的人。 2.寧做罪犯，不背叛良知：她表示如果法庭必須判刑，她寧願在體制中做一個“永遠的罪犯”，也絕不背叛自己的良知。 3.守護真相與記憶：她強調點燃燭光是為了對抗遺忘，不能讓威權抹殺歷史。 4.對香港法治的質問：她直言如果法律淪為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工具，那麼這種法律就已經失去了公義。 此陳情書一出，即在網絡快速傳播。八九學運領袖之一、“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先生發推文力薦：“……她的法庭陳情書字字千鈞，值得鏤之金石。世界各地的抗議者都應該接力朗讀——這是一篇屬於我們時代的民主自由宣言。” 這是一份寫給歷史的陳情書。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身體，卻未必能夠控制人的思想；牢籠可以讓一個人失去自由，卻不能強迫一個人相信謊言。 梅艷芳被稱為“香港的女兒”。1989年，她站出來聲援八九民運，並在六四鎮壓後深度參與並支持“黃雀行動”，為營救學運人士出錢出力。她用自己的名望和財富，幫助那些身處險境的年輕人逃出生天。 而鄒幸彤沒有梅艷芳那樣耀眼的舞台，卻選擇站在另一個時代的風暴中心，在謊言成為政權基石，效忠威權成為主流，爭取自由反而會成為罪犯的當今香港，她堅持不背叛自己的良知。 梅艷芳，是從香港的輝煌中站出來的人；鄒幸彤，則是在香港的自由不斷收縮之後，依然不肯低頭的人。一個用財富和影響力，一個用自己的專業、青春乃至自由，她們卻共同守護著同一樣東西——香港人的良知與尊嚴。 當一個人擁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安逸的時候，她仍然選擇了責任；當她擁有足夠的條件遠離政治的時候，她仍然選擇面對不公；當她終於無法逃避要面對高牆和牢獄的時候，她仍然沒有背叛自己的良知。 在剛剛過去的舊金山灣區“831”七週年紀念活動中，我們悼念那些因為爭取自由、權利與尊嚴而身陷囹圄，甚至失去生命的香港人。 七年前，只有七百萬人口的香港，竟然有數次上百萬人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場面之宏大，震撼了世界。 七年後，鄒幸彤的一紙陳情書，卻帶來了另一種震撼——從街頭的集體吶喊，走向了個人的精神堅守。 8月31日，我們依然能看到太子地鐵站口有人手持白花默站，期間有人高喊“831我們要真相”等口號；港鐵車廂內，有人在站點路線圖太子站位置貼上“法治已死”貼紙；由於當天香港下雨，更有人撐起印有“撐自由，反惡法”字樣的黃雨傘出現在太子地鐵站出口。隨後，有多名在封鎖線內情緒激動的市民被強押上警車。 831灣區傍晚的海邊，寒風蕭瑟。我們也在這裡默站、獻花，在感懷過往中抒發情感，並摯情回應周鋒鎖先生的倡議，分別用普通話與廣東話朗讀鄒幸彤的陳情書。對於在場每一位關心香港、熱愛香港，並為那片土地此刻所經歷的苦難而感到無比憤恨的人來說，我們心中都翻湧著一種幸存者的內疚，同時，也感受到跨越地域的苦難共鳴。 編輯：鐘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沈美花 （陳情書全文，圖片內容來自網絡，關永傑搜集整理，旨在傳播，無經營用途，如有侵權，請通知刪除）. 在鄒幸彤那法理清晰、風骨凜然的文句中，我們看到了堅韌與希望，她彷彿在召喚：牢籠鎖不住思想，香港人追求自由、勇於抗爭的精神不會泯滅，只要還有人在傳誦，只要還有人在傾聽，這粒種子就會不斷傳播下去。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是和平理性的表達，絕不是罪。強權的紅線，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底線；有些真相，不能遺忘；有些自由，值得用一生去守護。 香港的燭光雖然已被禁止，但它並沒有熄滅。 燭光如海 人心成濤 粉身拍岸 不平不休 香港831事件七週年舊金山灣區悼念會現場圖片與內容摘要 （上圖為當天活動派發的民間傳單，其內容主要是對多年來網絡上流傳的社群輿論及大眾訴求進行的摘要與收集。儘管這些針對當年具體衝突傷亡的激烈措辭，在法律層面上至今缺乏官方確鑿的證據支持，但它們在網絡與民間的廣泛存在，恰恰折射出一個無可爭議的現實：由於政府當局在事件處理過程中的信息不透明、僅公開部分監控片段，其回應完全無法讓公眾信服，從而引發了社會大眾長期的、巨大的質疑。本文將這份傳單作為現場檔案予以完整記錄，並非為了進行司法意義上的事實定論，而是為了留存這段因強權掩蓋真相而衍生出的民間集體記憶符號，以及大眾對真相未竟的追問。） 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結束一黨專政。 悼念會現場，灣區的傍晚時分氣溫驟降。 831七週年悼念會主持人施臻營（左）、關永傑（右）。施臻營指出，“831事件”至今已過去七年，但太子站當晚的監控畫面仍沒有全部公開，真相至今未明。她提到，今年前往太子站悼念、手持鮮花的民眾仍會被警方帶走或封鎖限制，反映出香港自由空間依然在持續收窄。對此，她呼籲外界不要遺忘，應持續關注和支持目前仍被關押的香港抗爭者。 主持人關永傑補充道，長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高壓環境下，並且一直接受著愚民、弱民教育，許多內地民眾在潛移默化中已對強權產生了麻木與畏懼。相比之下，香港人受惠於昔日正常的文明教育與法治傳統，其基因里自帶對基本權利的敏感與捍衛精神，因此在2019年展現出了震撼世界的抗爭勇氣。然而，香港人當時顯然低估了中共政權的邪惡與殘酷程度，誤以為理性的訴求能換來正常的反饋，但迎來的卻是暴力的鐵腕鎮壓。運動期間，全港離奇出現了大量“無遺書的高空墜樓”以及“雙手被捆綁的全裸浮屍”等多發且疑點重重的非正常死亡案件。儘管當局一概將其定性為“無可疑”，但這些無法自圓其說的恐怖現實，徹底暴露了強權的殘酷面目，也印證了抗爭者當時面對的是何等龐大、何等邪惡的國家機器。 與會者為近年來在香港抗爭運動中失去自由甚至犧牲生命的香港人靜默一分鐘。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六四幸存者方政先生（坐輪椅者）表示，2019年後香港法治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因此流亡海外的港人快速增加，舉辦紀念活動，有助保存歷史記憶，更重要的是傳承抗爭精神，讓更多人認清中共的本質，加入到推翻一黨專政的行動中去。 美國香港人會館館長Bruce 發言，他首先感謝冒著寒風前來參與悼念會的同仁，只要美國香港人會館還存在，相關紀念活動就不會停止，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抗爭中失去自由的人。他同時強調，中共目前內憂外患，垮台只是時間問題。 醫院精神科心靈關顧師Cindy牧師（右，左為普通話翻譯者）指出，移居海外港人的精神創傷並未因離港而消失。目前灣區當地已有由牧師、精神科專家及心靈關顧師組成的團隊持續提供支援。她並鼓勵社區大眾發揮專長與能力，給予受創者最實質的陪伴與協助。 首次來參加香港831活動的中國民主黨黨員張繼順表示，一直都非常敬佩香港人的勇氣與抗爭精神，提醒自己關注歷史及認清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謊言所欺騙，要堅守良知，並希望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就讀UC Berkeley的梁啓駿將「831事件」定性為2019年香港局勢的分水嶺。他回顧721元朗襲擊41天後警方在太子站的執法，痛批政府不僅沒有履行保護人民的基本責任，反而成了國家暴力的施害者。他指出，如今紀念831的核心意義在於：除了追尋歷史真相，更要讓獄中的手足知道，他們的犧牲從未被大眾遺忘。 徐同學（去年畢業於UCLA）在香港油尖旺區長大，小學離太子站僅需步行10分鐘。這種地緣親近感，讓她在新西蘭看到“831事件”影像時深受震撼。她回憶自己當時氣得雙手發抖、眼淚直流。雖然當時已身處海外，但這場經歷成為了她成長和看待香港政局的重要分水嶺。時隔七年，畫面依然歷歷在目，曾參與過2019年街頭活動的她直言，那些震撼至今無法忘記。 中國民主黨黨員劉武平來自廣州，他表示香港在過去30多年一直堅持紀念六四，令他十分感動。 華語青年挺藏會創辦人段荊棘，普通話朗誦《鄒幸彤陳情書》。 美國香港人會館成員施臻營，廣東話朗誦《鄒幸彤陳情書》。 梁啓駿演奏《這地》，他補充說，這是《願榮光歸香港》團隊創作的第三首歌，他引用網上一評論：“終有一日，我要升旗時唱《榮光》，步操時唱《不屈》，為烈士紀念碑獻花時唱《這地》！” 之後，全體齊唱《願榮光歸香港》。 在樂聲伴奏中，與會者為831太子站事件點燃燭光並獻花。 Hong Kong’s Daughter — Chow Hang-tung Her "Statement of Mitigation" Recited at...

——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看中共的灾难治理逻辑 作者：冯仍 2026年8月26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泥石流冲入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冰块、岩石、泥沙和洪水从高山峡谷奔涌而下，车辆、道路和建筑转眼之间被吞没，现场流出的视频让人震惊。那些画面没有什么政治色彩，人们看到的只是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渺小和无助。 后来，中国自然资源部门确认，这场灾难源于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冰川崩塌之后形成高速碎屑流，沿河谷一路向下，最后演变成破坏力巨大的泥石流。从目前公开的专业资料来看，这首先是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需要回避。 真正让我无法理解的，是灾难发生以后再次出现的那一套熟悉做法。 截至8月29日18时，中国官方公布吉隆一侧已有16人遇难、546人失联，其中还包括大量外籍人员。数千名解放军、武警、消防、公安和工程救援人员进入灾区参与搜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幸存者的救援人员，当然值得尊敬。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从废墟和泥沙中多救出一个人。 但救援人员值得尊敬，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不受监督。恰恰是在这种涉及大量生命的重大灾难面前，公众更有权知道完整的事实。 《西藏日报》发布的对比影像显示，星期三（8月26日）泥石流发生后，西藏吉隆口岸建筑已夷为平地。  我看到中国数字时代整理这场灾难的相关资料后，最深的感受不是灾害本身，而是一种多年没有改变的熟悉感。灾难刚刚发生，现场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人们开始询问伤亡情况和灾害原因，很快便出现视频无法转发、相关文章被删除、网络讨论受到限制的情况。随后，警方又开始通报所谓“造谣”案例，有网民因为讨论死亡数字和灾害原因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批评教育。 我不赞成任何人故意编造伤亡数字。灾难中的谣言会给家属造成新的伤害，也可能干扰救援。但是，一个政府如果真的希望制止谣言，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及时、充分、透明地公布事实，而不是一边限制现场信息，一边要求所有人只能接受官方版本。 当完整视频不能正常传播，当记者无法自由进入现场，当一些讨论灾情和风险的文章被删除，当普通人对死亡数字提出疑问也可能受到警方处理，那么所谓“辟谣”就不再只是维护事实，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政府对灾难信息解释权的垄断。 这也是我这些年越来越深的一种体会。 我过去长期生活在中国。每当发生重大事故或者公共事件，我们普通人获取真相的方式往往都非常奇怪。官方媒体说一套，微信群里传一套，微博上又出现另一套。有人上传现场视频，大家赶紧保存，因为谁也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还能不能看到；有人写了一篇调查文章，朋友圈里刚刚传开，第二天链接就已经打不开了。 久而久之，很多中国人甚至形成了一种非常悲哀的经验：越是被迅速删除的东西，大家反而越想知道里面究竟写了什么。 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相信谣言，而是长期的信息控制已经消耗了政府自己的公信力。 一个政府如果习惯于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那么即使有一天它公布的完全是真话，人们也会本能地怀疑。这种结果并不是境外势力造成的，也不是几个网民造谣造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信息封锁造成的。 吉隆这场灾难尤其值得追问，因为这里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严重灾害。 2025年7月，吉隆地区已经发生过严重山洪泥石流，中尼友谊桥被洪水冲毁，中国一侧也有人失联。相关地质研究此前也已经指出，吉隆地区存在高位崩塌、冰湖、泥石流等多种地质风险。如今，仅仅一年多以后，更大的灾难再次发生，公众当然有理由追问：上一场灾害之后，当地到底做过什么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有没有得到加强？口岸重新开放以后，有没有重新评估周边人员密度和基础设施安全？如此巨大的冰崩和泥石流发生之前，是否存在可以被监测到的异常信号？ 这些问题都很正常，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正常问题一旦涉及政府责任，很快就会变成所谓“敏感问题”。 我这些年观察中国的重大灾难，越来越感觉到，中共真正关心的往往不仅是如何救灾，还包括如何“管理灾难”。所谓“管理灾难”，不只是调动救援人员、恢复道路和安排物资，更重要的一部分是管理舆论：哪些数字什么时候公布，哪些画面可以出现，哪些记者可以采访，哪些家属可以发声，哪些问题不能继续追问。 从汶川地震、温州动车事故，到郑州“7·20”特大暴雨，再到疫情期间的武汉，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类似场景。灾难发生以后，最先出现的是“领导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全力组织救援”，接下来是救援队伍、感人故事和所谓社会正能量。至于灾难为什么发生，有没有人失职，真正死亡多少人，家属有什么质疑，往往要么被推到后面，要么最终不了了之。 这套模式最大的危险，是它慢慢让灾难本身也成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 死了多少人，不再单纯是一个生命问题，而可能被视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数字；记者调查，不再只是新闻工作，而可能被认为是在“制造负面舆情”；家属要求解释，也有可能被当成影响救灾秩序；网民提出质疑，则很容易被扣上“造谣”“传谣”的帽子。 一个政府如果连自然灾害都必须按照政治需要进行包装，那么它真正维护的究竟是什么？ 显然不是死者。 真正需要被维护的，是政权永远正确、政府永远有力、社会永远稳定的形象。 我现在生活在美国，再回头看中国这些事情，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一个政府到底有没有自信，并不是看它每天宣传自己多么强大，而是看它敢不敢面对坏消息。 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不会害怕公布死亡人数。死亡数字再难看，也不是政府的敌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害怕记者进入灾区，因为记者发现问题，本身就是公共监督的一部分；一个真正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的政府，更不应该害怕家属追问亲人的下落。 如果一场泥石流发生以后，政府第一时间除了救人，还必须担心哪些视频传播出去会“影响形象”，哪些文章需要删除，哪些声音必须压下去，那么所谓“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就很难不让人怀疑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 自然灾害没有政治立场。 冰川不会因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制度而停止崩塌，泥石流也不会因为政府宣传“社会稳定”就改变方向。自然灾害发生以后，一个政府真正能够做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完整告诉社会，并且认真查清楚哪些损失原本可以避免。 如果灾前存在预警不足，就应该调查预警体系；如果基础设施规划存在问题，就应该追究规划责任；如果地方官员在风险评估中失职，就应该让责任人承担后果。这才是一次灾难之后真正应该留下来的东西。 否则，道路重新修好了，桥梁重新建起来了，领导慰问结束了，媒体也停止报道了，但是造成大量伤亡的制度漏洞却什么也没有改变。几年以后，另一个地方再发生一场灾难，同样的故事又会重新上演。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我看来，中国这些年的许多灾难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天灾结束以后，人为制造的“信息灾难”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洪水会退去，泥石流会停止，但删除的信息、无法发声的家属、不能追问的责任，却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 所以我认为，吉隆泥石流最应该留下来的，不只是几张救援照片，也不只是几句“众志成城”的口号。 应该留下死者的名字。 应该留下失踪者真实、完整的数字。 应该允许家属说出他们经历了什么。 应该让记者自由调查。 也应该把2025年那场灾害之后当地究竟做了哪些预防措施，一项一项向社会交代清楚。 如果最终证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都已经采取，那么社会自然能够理解这是一场人力无法阻挡的天灾。可如果其中存在失职，就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这原本就是一个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常识。 遗憾的是，在中国，公众往往连知道真相本身，都必须付出代价。 泥石流是天灾，删帖不是天灾；冰川崩塌是自然现象，处罚质疑灾情的网民不是自然现象；洪水冲毁建筑无法完全避免，但阻止社会了解灾难的完整情况，却完全是权力主动做出的选择。 所以我始终想问一句： 既然这是一场天灾，究竟有什么不能让中国人知道？ 一个政权如果连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都如此紧张，它所害怕的显然不是泥石流，而是真相本身。 天灾可以毁掉房屋和道路，但真正能够摧毁一个社会信任的，是灾难之后仍然有人试图把真相一起埋掉。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

——牛腾宇母亲回应为冤判叫好者 作者：牛腾宇母亲 近日，有人为表所谓“忠心”、显所谓“爱国”，竟然公开拥护广东当局对我儿牛腾宇作出的判决，甚至还觉得判得太轻。 究竟是蠢到了极点，还是另有图谋？ 我儿牛腾宇蒙冤，被广东当局判处14年有期徒刑。然而最近，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在互联网上传播有关我儿的言论，其表示：“广东省政府对牛腾宇的判决没有问题，其可能参与了‘香港反修例事件’，14年罪有应得。”还表示：“甚至感觉牛腾宇判太轻了。” 显然，这番说辞不仅替广东当局为我儿牛腾宇罗列出了新的“罪状”，还肯定了广东当局对我儿作出的司法判决。此人甚至认为，因为我儿疑似参与所谓“香港反修例运动”，判14年已经算是从轻处理。 其说来说去，最想表达的意思恐怕就是：牛腾宇疑似参与了香港游行示威活动，是所谓“分裂祖国”的大坏蛋，判再重也不为过，才判14年简直太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