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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他因一句话坐牢14年
采访:林小龙 资料整理:赵杰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翻译:戈冰
在当今中国政治言论空间持续收紧、公共表达不断被压缩的现实中,公开讨论制度问题本身已成为一种风险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表达独立政治观点的人,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郭泉,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社会学硕士、哲学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在高压之下持续发声的学者型异议人士。
与许多仅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的知识分子不同,郭泉将其政治理念直接付诸实践。他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讨论“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以极为明确甚至具有挑战性的方式提出:真正的制度核心不在于修辞,而在于“多党竞选”。在他看来,所有可以被专制体制反复包装和利用的政治话语——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宪政”——如果缺乏真实的权力竞争机制,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再装饰。
2007年,郭泉在互联网发起组建“中国新民党”,公开主张以多党竞选取代一党专政。这一举动迅即触碰政治禁区,使其成为当局重点打压对象。2008年,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出狱后短短一年多时间,再次因言论问题被捕并被判刑四年,直至2024年才得以再次走出监狱。前后超过十年的牢狱生涯,并未使其沉默,反而使其立场更加激进、表达更加直接。
郭泉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制度批评者,更是制度替代方案的明确倡导者。他将复杂的政治问题压缩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没有多党竞选,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一切不建立在权力竞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都将滑向专制。这种高度简化但极具指向性的表达,使其观点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都引发强烈反响。
在一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中,郭泉的持续表达本身,已构成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挑战。他的经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在表达与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在沉默与发声之间作出选择。
本次采访中,郭泉不仅回顾了自身从学术研究走向政治表达的思想路径,也进一步阐述了其对专制体制、外部干预以及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的判断。他的观点或许激烈,甚至具有争议,但在日益收缩的公共空间中,这样的声音本身,已成为值得记录的一部分。
林小龙: 郭先生您好,鉴于目前国内的严峻政治言论环境,关于本次采访您的问题,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你换个题目就是了。
首先我想您这边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和家庭背景,对您的成年后的价值观会产生过什么影响,以至于后来您在那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社会敢于公开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郭泉先生: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87年上大学,所以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但是我不是在北京,不是在天安门,我们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地方,也就是参加过那次的运动。那么之后呢,也是经历过,接受过一些民主思想的熏陶,后来90年大学毕业后带着这些民主思想后就走向工作岗位,它就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是在企业政府里面工作,那么就发现很多社会问题,如果不用民主的方式进行解决,那就解决不了,虽然专制制度它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它在民主决策上面是有很大很大问题的。所以我93年就考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的硕士,在这个社会学硕士的学习过程中,我更加发现民主制度会给社会带来一种运作方式,但是专制不行。所以说硕士毕业之后,然后读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法院工作,在南京市法院工作。那么在法院的审判工作当中,也发现很多很多的,其实社会问题是专制体制造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又去读了哲学博士,在读哲学博士基本上形成的观念
就是,政治它跟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不用哲学来思考政治,那么政治就会走向极端。
所以说在96年到99年读哲学博士,这三年就形成了民主观,也就是普世价值。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现在整个社会也在讲普世价值,但是比如说自由,民主,我认为自由民主这四个字,专制者它也会拿来忽悠人,它也会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甚至还有我们社会主义也是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行,所以我把这个自由民主换成四个字,多党竞选,我认为只有多党竞选,才能制衡专制。
林小龙: 是的,几乎所有的反美的国家它都是专制的制度,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不愿意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所以这个是专制制度的死穴。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讲过这个问题,后来1999年博士毕业,我到南师大做博士后,在博士后研究的课题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这个更加让我觉得,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制度。所以后来做了博士后论文结束之后,留在南师大做副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就逐渐地给同学们探讨民主制度,然后和他们一起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后逐渐到了2007年,就自己在网上发起了中国新民党。那么到2008年,就抓起来,被判刑,判了10年,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从发展到被捕,然后在监狱里10年,出来2018年,出来我的观点不仅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就是说多党竞选,哪怕有一万个,这不好,比如说效率的一种损耗,那不好啊,比如:是决策的缓慢,或者其他对于专制制度的劣势,但是多党竞争的制度都要比专制要好。这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就是民主制、多党竞选的民主制,一定比专制要好。所以你专制制度怎么伪装自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民主,等等,那肯定是不如多党竞选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到现在2020年,就出狱一年两个月,又被捕了,又说我是在煽动宣传颠覆国家政权罪,又判了4年,到2024年出来。出来之后,我没有任何改变,还是在写文章,包括现在,我认为关注国际政治的民主发展,对中国将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借鉴和促进作用的。所以我现在我的文章已经不大关注中国内部的事务,因为我觉得中国内部事务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什么食品问题啦、环境问题啦、这个维权问题啦,这些我认为这些东西如果用多党竞选,一切迎刃而解。
林小龙: 您的这个多党竞选理论是与宪政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泉先生: 就现在,我们中国现在也讲我们国家也是宪政民主,但其实它不是多党竞争的。就是说,如果不是多党竞争,那你是什么宪政都没有用的。因为这可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专制国家它也这样讲了。历史上秦始皇统治的时期,它也有秦朝的法律,它也可以说它是法治国家,皇权专制。所以,用多党竞争这四个字来替代一切,就是掩盖真相的那些名词,什么人权啊、自由啊、民主啊、法治啊、宪政啊,那些东西我认为全部都会被专制者利用。即使是希特勒活到现在,或者是慈禧太后活到现在,她也是。
林小龙: 对,要落在实处,落在实处就是四个字:多党竞选。
关于竞选,您认为,如果实现这个多党竞选,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去变动或者推动,然后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呢?
郭泉先生: 过程呢,我现在我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没有美国打击伊朗,这种方式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不去把马杜罗抓到美国,那么委内瑞拉永远都是这种专制国家。那么,如果没有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行动,伊朗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那么,同样是中国,也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专制制度自己内部矛盾、内部斗争,会出现像蒋经国或者戈尔巴乔夫这种敢于推翻的专制制度的人,那种方式就是自动的通过党内内部的斗争走向民主,我认为不可能,所以必须借助外力,一定要来自外力的干预。
林小龙:但是我的了解的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集体,它现在是一个集体在执行这个专
政,并不是一个人。如果就是把这个人,就是把一个总统,或者把习近平这个抓了以后,但依然不会影响这种专制体制,不会走到您说的那个多党竞选
郭泉先生: 我今天写的文章就谈到这个事情,就是说让一个领导人先走,根本不能动摇它整个管理体制的那种运行方式,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这次把哈梅内伊杀死了,但是没有把革命卫队所有的管理层消灭的话,那没有用的,他换成他儿子就行了,他儿子还有什么弟弟啊,哥哥啊,甚至还有孙子啊。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让领导人先走,而是要让领导层全走,让整个管理体制全部消灭,才能够让老百姓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政府。但是呢,在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川普总统选择了一个方法,就是先用了你原来的人,但是你原来那些人如果不是按照美国那种操作方式操作的话,美国照样把你清除掉。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就是用委内瑞拉原来政府里面的一些人进行临时的操作,目的是为了过渡到最后多党竞选,这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他的现在临时政府是为了多党竞选做准备。
林小龙: 也就是说你认为:未来中国如果要实现多党竞选这条路,就必须依赖外部的力量干预。
郭泉: 对,就是只有外力,只有外力,否则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千万党员,你去掉哪一个,那么
还有其他人,就会继续上台专政。
林小龙: 那您认为普通的老百姓如何参与这样的一个进程,如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在推动中国民主这个事情上去呢?
郭泉先生: 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一样嘛,接受你们的采访嘛,和你们在海外的朋友们做朋友嘛,然后写文章,多介绍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制度,能让中国人知道。然后也要让我们这些在国内的人做的事情,让海外的人知道。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新的政府要使用人的话,它当然要使用符合新的运行体制的人,不能使用原来的人的。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将来肯定是新社会要使用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人,如果你愿意成为新社会使用的力量,那么现在就要露出你的光芒,要准备好。
林小龙: 您認為這個進程會很快吗?
郭泉先生: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快的,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越来越下滑,老百姓的生活很显然没有前几年好了。中国跟克林顿当时搞这个经济捆绑,那个时候经济非常好,现在基本上脱钩,断
链差不多了。经济非常不好,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因素,就是说老百姓希望生活。然后,另外中国有一种这个扩张的这种意图,这种意图跟美国是冲突的,所以说必然未来中美冲突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会发生。
从经济战发生到外交战,最后还是能发生成热战的。只要一旦热战爆发,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看中国攻台,中国打台湾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人开玩笑,我想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么中国就会永远这样,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办法改变中国。那么,但是中国如果攻打台湾,那么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破局。比如说其他国家就会美日澳就会联合起来帮助台湾。如果中国不攻打台湾,那中国永远跟国际社会不会战斗,那不会战斗,那它永远能执政。所以说如果中国不发声攻台,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没有办法。中国老百姓可以讲,14亿人,14亿没有枪的人根本打不过10万有枪的。
林小龙: 对1989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
郭泉先生:对呀,所以那个伊朗9000万人根本打不过10万革命卫队,根本打不过。所
说,美国必须帮伊朗人民。如果美国不帮伊朗人民,伊朗永远永远被这个伊朗邪恶政权统治。
林小龙: 在您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关点后,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什么样具体事件?因为您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压力嘛,包括被逮捕,判刑过程中。
郭泉先生: 我最深刻的,就是总是社会上有很多人理解我。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也是最让人鼓舞的地方。如果我做这个事,很多人不能理解,社会上人不能理解,那么我就觉得我做错了。如果是一部分人不理解,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理解,多党竞选就是有人赞同你,有人支持你,要有人反对你,对吧,有人反对你,有人支持你,那我现在,我总是能发现有人支持我,这就够了。包括很多朋友,在我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看我文章,看我一篇文章,打賞一元钱。錢雖然不多,但是就這樣子,也能夠讓我生存了,所以非常開心。
林小龙: 这个也是您持续这样做自己的一个观点,去形成一个动力。对,只要有人支持你,这就是动力,...
金明日妻子 刘春丽致中国司法部贺荣部长的公开信
让“执法的温度”照进北海的高墙
——致司法部贺荣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贺荣部长:
我是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刘春丽。
几天前,我在新闻中关注到您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的讲话。您提到,要“用执法的力度体现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用执法的温度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谐”。作为一名正处于法律风暴中心的公民家属,这番话令我倍感振奋,也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
今天我提笔致信给您,是想向您反映我丈夫金明日及其同工案件中,正面临着一种缺乏“温度”、甚至令法律职业共同体感到寒冷的现状。
一、 您说“律师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正面临压力
您曾多次强调,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一支高素质专业力量”。然而,在目前我丈夫所涉及的“非法使用信息网络”案件中,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的辩护律师们,正身处前所未有的困境。
近期,多名代理律师反馈,他们因履行正常的辩护职责,不仅被频繁“约谈”和“警告”,甚至有人被吊销执业证。还有一些律师的家人被约谈,被恐吓。被要求从给锡安教会做辩护律师的事件中抽身。如果如您所言,“依法维护律师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那么当辩护律师的声音被行政手段压制时,我丈夫作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二、 请让“执法的温度”落到实处
我丈夫金明日是一名牧师,他所从事的工作始终是为了引导信众向上向善。即便目前由于法律适用(如《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存在争议而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也渴望能在一个阳光、公正的法律框架下解决分歧。有刑辩律师为他们辩护,可以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您主张要“构建良性互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但在本案中,律师们面临的压力却在破坏这种互动:
• 辩护的缺失: 如果最优秀的律师因为恐惧而退缩,法治的“刚性”将变成冰冷的行政碾压,而非公正的裁决。
• 保障司法程序合法: 我得到的消息是,锡安教案在公安侦查阶段在已经延期两次,在4月18日还未到来之际,又一次被告知延期。遗憾的是,竟然没有延长至什么时候的具体日期!
三、 我们的微小期许
部长先生,您曾提到要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义不应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它应当体现在北海看守所每一次律师会见的顺畅中,体现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地位的平等中,体现在保证律师不被威胁。司法程序正常合理运行中!
作为家属,我诚恳请求司法部:
1. 切实保障金明日案件代理律师的执业权利。 请停止对这些履行职责的律师进行不必要的约谈与行政干预,撤回不合理的处罚。
2. 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 让法律的争点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在法庭之外通过限制辩护权来提前“定案”。
3. 彰显“执法的温度”。 考虑到我丈夫的身体状况(糖尿病)以及案件的特殊性,恳请司法机关在程序中给予基本的人道关怀。
结语
您说要“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我想,如果这种正义能包含对一名牧师辩护律师的宽容与尊重,能包含对法治程序的坚守,那么这种“温度”将不仅温暖我们一家人,更将温暖整个中国律师群体,温暖所有对法治抱有信仰的心灵。
愿您的法治愿景,能从每一份不被干预的辩护词,司法程序公正,敞开开始落实。
谨此。
刘春丽(金明日妻子)
2026年3月18日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An Open...
丁家喜:我要做一隻不停扇動翅膀的蝴蝶,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作者:余杰
編輯:胡丽莉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丁家喜:人權律師,「新公民運動」主要活動家之一。二零一三年,被捕並於次年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刑三年六個月。二零一九年,再度被捕,一直關押到二零二三年四月十日,才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
丁家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生於湖北宜昌宜都縣香客巖村。那裡是鄂西貧窮的山區,他小時候村民還在用三國時期發明的水翻車澆地,玉米、小麥都是用石磨等原始工具處理。
丁家喜的人生堪稱一部波瀾起伏的「四重奏」,是文革之後四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劇變過程的縮影,也是當代中國知識人追求真理和正義的奮鬥之路的縮影。他放棄了人人爭先恐後、而自己已然走得風生水起的名利之路,轉而走上一條少有人走的、艱難崎嶇的、甚至需要犧牲最寶貴自由的道路。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一樂章,是科學救國之路。這是文革後一九八零年代進入大學的那一代青年普遍的人生理想。文革期間殘酷的政治鬥爭,大部分倒霉的知識分子都是文科出身,這讓中國人對學文史哲及法律、政治等望而生畏。文革後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又以科技開路。所以,那一代人對理工科,尤其是尖端科技趨之若鶩。丁家喜曾說:「我總是希望學那些難、但又非常實用的東西。我不想學那種難、但是不實用,或者實用卻不難的東西。而航空發動機是中國到現在也沒能解決的一個技術難題。」一九八六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大學期間得過三次一等獎學金,很多課程都是滿分。
大學畢業後,丁家喜被分配到中國航發沈陽發動機研究所(六零六所)。兩年後,被保送回北航讀研究生。讀到一半,轉到飛機設計系。他的興趣本來是做研究,但他發現,體制內大部分研究人員的心思並不在研究上,而是賺錢、往上爬;而且,以當時的研究環境,中國在飛機設計和發動機領域很難取得重大突破。他厭倦了天天和數據、設備打交道,有了轉型的想法,在業餘時間考取了律師資格。研究生畢業後,他在北京的中國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就辭職「下海」了。
丁家喜是「六四」一代,在大學校園裡經歷了天安門民主運動。他完全認同學運中「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等訴求,「說遊行去,我們就跟著去;別人喊口號,我們也跟著喊;天安門廣場上靜坐,我們也去靜坐」。他在天安門廣場最長的一次待了整整三天三夜。運動後期,因為父親意外身亡,他趕回老家奔喪,與後期的學運擦肩而過。之後,他的「六四」情結蟄伏多年,直到二零一一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接觸到大量關於「六四」及之後中國反對運動的資訊,這才重新喚醒青春時代的記憶,此後每年「六四」紀念日都穿黑衣並絕食紀念——即便在獄中也堅持絕食。但他坦承:「我並不認為我的生命的選擇與天安門學生運動有直接的聯繫。那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二樂章,是做民商律師。一九九六年六月,他從研究所辭職,轉入律師這個嶄新的職場。初期,他參與做過刑事案件,卻發現法官通常很強勢,律師難有作為,逐漸放棄刑辯這一塊。他有技術背景,做民商有優勢,漸漸形成了公司併購重組、投資、破產法律事務、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專長。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創建了德鴻律師事務所。第一年,事務所的收入是兩百萬;到二零一二年年底,已增長到兩千五百萬。二零一一年,他被評選為北京市十佳知識產權律師。他還擔任一系列有頭有臉的社會職務:北京律師協會企業重組專業委員會委員、北航創業家協會秘書長、中關村國際孵化軟件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等。
丁家喜卻不以此為滿足。跟他打交道的大都是公司董事長、老總,與這個階層的接觸,使他有了更寬的視野來看待社會。但他仍會遇到各種不公平的案例,由此思考案例背後的共性是什麼,以及是否存在改變這種現實的可能。他最初的一個選擇是加入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民主同盟」,並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間任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他期望通過民盟的渠道,將自己對社會和法治問題的看法提交到政協或人大,以溫和、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
丁家喜加入民盟後,曾在一年間提出八個提案。例如,毒奶粉事件發生後,他提出關於加強奶粉質量監管的提案。然而,即便此類並不危及中共統治的提案,往往也如石沉大海。二零零三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在民盟中央法制委員會的許志永因提出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提案,被逐出民盟。當時丁、許並無深交,但此事讓他意識到民盟並不是一個正常的「政黨」,其運作高度僵化。後來,他就不再參加民盟的活動了。
商業上的成功,並不能彌補丁家喜在社會和政治參與上的挫折。他發現,在中國,所有的規則往源頭追,到最後往往指向同一個制度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許多規則上的困境也難以真正化解。此時此刻,丁家喜對民商律師的工作逐漸失去興趣,希望改變大學畢業以來二十年的選擇。他聯繫了一個到美國紐約福德翰姆大學做訪問學者的項目,在美國大半年的時間,像海綿一樣沉浸在自由世界的信息環境中。此前,他雖是八九一代,但對之後中國民間反對運動所知甚少。這時,他才發現中國國內一直存在著綿延不斷的民間行動。
在此期間,丁家喜完成了數萬字的《歷史的比較》等文稿。他通過比較近代以來中美不同的發展路徑,逐漸形成了對制度與社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丁家喜人生「四重奏」的第三樂章,是在未徹底放棄民商律師身份的同時,以「業餘」身份從事人權相關活動與公民行動。二零一一年十月,他從美國回到中國,與許志永再次會面並展開合作。
隨著參與程度加深,他開始面臨警方的頻繁關注與壓力。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丁家喜和許志永等人發表公開信,呼籲推動官員財產公示。隨後,他參與組織多地相關公民行動。
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在家中被警方帶走。十七日,被以「非法集會」罪名刑事拘留。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北京海淀區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丁家喜在法庭上作了名為《我要做一隻蝴蝶》的最後陳述:「因要求全國人大對財產公示立法,我卻成了欽定的罪犯……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丁家喜、李蔚案進行二審,以書面而非開庭審理,宣布維持原判。
Ding Jiaxi: I'm going to make a butterfly that flashes its wings constantly, and it's going to cause a hurricane of social change
By Yu...
习近平修宪八周年抗议活动:独裁者的穷途末路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15日下午,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旧金山分部组织的“抗议习近平修宪”活动在San Jose 市政厅前举行。多位参与者发表了讲话并进行了交流讨论。
活动组织方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回顾2018年中国宪法修改所带来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并表达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的关注。
活动发起人、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负责人李海风首先发言。他回顾了2018年的往事,一直被外界质疑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在习近平主导下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当时在朋友圈发表了一条评论,讽刺习近平实现了“当皇帝的梦想”。这一发言令身边朋友感到震惊,也成为他个人政治观念转变的一个契机。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进入一些讨论民主自由议题的群组,从此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状况,并逐渐参与到海外的民主讨论群体中。他表示,这些年来中国在言论空间、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氛围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与选择。
李海风在发言中还提到,近年来中国社会在疫情、经济环境和就业等方面都面临了巨大压力,他认为这些问题与当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不满,并希望未来中国能够摆脱一党专政,实现真正的政治转型。
随后,惠汝涛发表讲话。他指出,自2018年宪法修改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他认为,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意味着原有集体领导机制被削弱,个人权力进一步集中,并可能导致长期执政甚至终身执政的局面。
惠汝涛还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社会和经济挑战,包括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地方债务压力、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青年就业困难等问题。他认为,在当前政治体制下,这些问题正在不断积累,并对中国社会发展造成长期影响。他在发言中表示,中国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必须得出现根本性的政治变化。
参与活动的何冬玲在发言中表示,宪法在现代国家中通常被视为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法律框架。如果宪法的修改主要用于延续权力或强化权力集中,其原本的制度意义就会受到削弱,甚至可能沦为服务权力的工具。
张勇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他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治运行中曾形成领导人任期更替的惯例。他认为,2018年的宪法修改打破了这一规则,使中国政治重新走向高度集权,并被许多人视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倒退。
在活动的交流环节中,一些参与者讨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发展问题。有参与者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不仅与个别领导人有关,也与一党专政的制度结构有关。这个体制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而习近平的出现,更是加速了中国共产政权崩溃的步伐,所以习近平也被戏称为——“总加速师”。综观当今国际局势,独裁者一个接一个倒台,与会者都表示,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中国结束现有的政治体制,走向更加自由与民主的政治环境。
活动临近尾声,有一个轻松的互动环节。活动发起人李海风展示了自己宠物狗的照片,邀请现场参与者为小狗起名字,为活动增添了一些轻松气氛。
活动最后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更多更灵活的活动形式,让更多人关注中国的政治发展、人权状况以及未来可能的社会变革。
Protests on 8th anniversary of Xi Jinping's constitutional reform
By Guan Yongjie
Editor: Zhong Ran Proofreading: Cheng Xiaoxiao Translating: Ge...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
“三八妇女节” 写给中国受压迫女性的一点纪念
作者:冯仍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又到“三八国际妇女节”。在正常国家,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尊重女性、感谢女性、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日子。但对我这样一个从中国逃出来、如今流亡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每到这一天,我心里想到的却不是鲜花、祝福和热闹,而是那些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因为说真话、维权、参政、纪念历史、追问真相,而遭到打压和迫害的女性。
这些女性里面,有记者,有律师,有母亲,有学者,也有普通公民。她们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们很多人只是想讲一句实话,讨一个公道,守住一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可就是这样,她们却被抓捕、被判刑、被长期羁押,被羞辱,被监控,有的人甚至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这样一个现实,实在让人心里沉重。
我自己也是一个中国流亡者。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中共长期的信息封锁,因为网络高墙,因为对言论的严密控制,很多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那时的我,也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只能活在一个被筛选过、被扭曲过的世界里。来到美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原来这些年有这么多中国女性,在黑暗中承受了那么大的代价。她们替这个民族说出了真话,也替这个民族承受了本不该由她们承受的苦难。
这些年来,公开可见的案例已经很多。像张展,因为去武汉独立报道疫情真相,被中共判刑;黄雪琴,因为长期关注女权和社会公共议题,被重判五年;李翘楚,因为持续发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何方美因为替疫苗受害儿童家庭维权,最后也遭到重判。还有更早一些的曹顺利、倪玉兰、高瑜等,她们的遭遇都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共治下,女人只要不甘心做沉默者,只要敢站出来说一句不一样的话,就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很多人以为香港还有空间,还有法治,还有表达的自由,可是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很多香港女性也成了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坚持发声,被长期关押;何桂蓝因为参与民主初选被定罪;周庭、毛孟静等人,也都因为和平参与公共事务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还有一些流亡海外的香港女性倡议者,连人在海外都仍然被通缉、被威胁,甚至家属都受到牵连。这样的政权,已经不是简单地打压异见,而是把一切不顺从、不配合、不沉默的人,都当成敌人。
让我感到特别沉痛的是,中共对女性的迫害,很多时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打压,而是带着一种更阴冷、更残忍的特点。它不仅要剥夺你的自由,还要羞辱你、摧毁你、孤立你,让你在身体、精神、家庭、孩子这些方面都付出更大的代价。对女性来说,这种迫害常常更深,更痛,也更让人看清这个制度的邪恶。一个真正自信、真正文明的国家,不会把说真话的女人当成威胁。只有一个极度虚弱、极度恐惧的专制政权,才会连一个记者、一个母亲、一个普通维权者都害怕。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我每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都很难平静。因为我知道,女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词。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女儿,是家庭里最能忍耐、最有担当、也最容易默默承受痛苦的人。如果一个社会连自己的女性都保护不了,反而去压迫她们、侮辱她们、毁掉她们,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如果一个政权口口声声讲妇女解放,讲男女平等,结果却把敢于发声的女性送进监狱,把坚持追问真相的女性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对象,那这套宣传就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政治表演。
今天我人在美国,离中国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但也正因为离开了那个环境,我反而更能看清,中国最值得尊敬的一批女性,往往不是那些站在宣传舞台上的人,而是那些在压力之下仍然没有放弃良知、没有放弃说真话的人。她们也许没有头衔,没有掌声,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们的名字,但她们的坚持本身,就是对谎言最有力的揭露。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些女性,中国社会会更加黑暗。因为正是她们,在最危险的时候站出来;在别人不敢说话的时候开口;在历史被掩盖的时候坚持记住;在整个社会都被恐惧压住的时候,仍然不肯完全低头。她们用自己的苦难,照出了这个制度的本相;她们用自己的代价,让世界知道中共所谓的“稳定”“和谐”“妇女解放”到底建立在什么之上!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三八妇女节”,我更愿意把纪念留给这些真正受苦、真正勇敢的中国女性。她们不是节日宣传里的符号,不是口号里的点缀,也不是官方拿来装点门面的“妇女代表”。她们是中国苦难现实中的亲历者,是强权之下没有低头的人,是这个民族还没有彻底麻木的证明。
我写下这篇短文,也是想表达一个最简单的意思:今天纪念中国妇女,不能只讲鲜花和赞美,不能只讲成功和风光,更不能在中共制造的节日气氛中假装一切都很好,真正值得被纪念的,是那些因为坚持良知而被迫害的女性,是那些在监狱里、在看守所里、在监控之下、在流亡路上,仍然没有放弃尊严的人。
她们的苦难,不该被节日掩盖。她们的名字,不该被沉默吞没。她们的勇气,也不该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
愿有一天,中国的妇女节不再带着压抑和眼泪,不再有那么多女人因为说真话而坐牢,因为追求公义而受罚,因为坚持尊严而被毁掉人生。到了那一天,中国妇女才算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Their Suffering Must Not Be Covered by a Holiday— A Brief Tribute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to Oppressed Wom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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