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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辰：计划生育 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祸害
作者：杨辰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计划生育，这项政策是对中华民族最沉重、最深刻的损害，可谓一场种族浩劫。它并非源于人口学、优生学或纯经济学，而是计划经济供给制的产物，并深刻影响了政治、生物和社会层面。
起源：供给制的产物与历史演变
计划生育的提出者马寅初并非人口学家或生物学家。他自己有多个子女，却因从事工商管理，在计算计划经济供给时，发现无法为所有人口提供必需品。在没有市场调节的条件下，即使今日用大数据或AI，也难以精准规划人类需求。马寅初的建议本质上是控制“吃饭、穿衣、上学”的人口规模，以维持供给平衡。这被老一辈领导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斥为反人类，这种评价并非全无道理——它视人为数字，而非生命。
政策源于50年代城乡二元化：城市“国人”享国家供给（如养老、教育、医疗），农村“野人”则自生自灭，类似于西周奴隶制的模式。城市居民吃商品粮，享有义务教育和文艺科技服务；农村则缺乏这些，农民需上交公粮，生活艰辛。这套体系在共产党统治下恢复顺畅，因为它契合了他们的权力结构。他们不像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那样直接摧毁城市人口——CCP不敢冒险，却内心向往这种分层控制。
70年代初，经济濒临崩溃，粮食短缺，城市优先控制人口。1979年强制“一孩”源于知青大返城：上山下乡的青年回流，人口压力激增，经济濒临崩溃、城市承载力不足。1976-1977年，中国经济已近崩溃，知青运动引发1980-1983年的镇压浪潮，包括反革命言论和民主倾向的打压。80年代，城市最严，从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开始；农村相对松弛，老少边穷地区管得不严，因为那里难以提供医疗和生存保障，却矛盾的允许更多生育。
90年代，政策扩展到农村，与GDP考核挂钩：官员为降低失业、提升人均指标，推行野蛮强制，如山东的“百日无孩”运动，强制流产和结扎成高潮。这时期，中国从纯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化，CCP放弃全面供给，但户籍壁垒犹在，农民工仍如奴工——一个自称工人阶级的政党，竟发明“农民工”这一侮辱性称呼。粮票渐废，人口红利被强调，但政策不放开，因为官员视人口为负担，而非资源。短视之下，忽略了未来养老金危机：如今，一个年轻人需养1.3-1.5个老人，社保体系摇摇欲坠。
三重祸害：政治、生物与社会维度
计划生育的祸害体现在三个层面，每一方面都如慢性毒药，侵蚀民族根基。第一，政治上回归奴隶制与奴化社会。 它将生育权置于国家掌控，民众如商周奴隶：官员（厅局级以上）可多生，甚至多妻；普通人受限，城市国人曾被赶乡下做野人。西周野人、国人可随便生，只限养育能力；现代中国更退步，生育需许可。几十年强推下，民众习以为常，忘却现代文明与奴隶制的区别。天天听“计划生育”，周围实践它，一群人以此谋生，潜移默化中接受不人道管制。当一件反人类的事推行数十年，便被视为“合理”。这强化了城乡二元，奴化整个社会，让民众天然认可专制，丧失追求民主的根基。那些喊民主却不反对计划生育的人，脑中无真民主——生育权被控，何谈选票？
第二，生物学上违背优胜劣汰，导致种族退化。 自然状态下，生育能力强、健康者后代多，促进种族优化，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述。共产党一边宣称信奉进化论，一边强制“一孩”：基因优者（身强力壮、教育好）仅一子；劣者借助人工技术（如试管婴儿、催产针）亦一子，抹杀数量差异。结果，人人平均，高素质与低素质混杂，优胜劣汰逆转成“劣胜优汰”。
举例，40-50年代出生者平均寿命最高，因为他们经历自然选择；60-70年代压力大，寿命略降；但80-90年代出生者将面临大规模提前死亡风险。长寿基因无法放大（能活80岁者仅一子），短寿基因平均化（50岁寿命者亦一子）。到50岁，人口减半；过去，多子家庭可放大优势基因。如今，环境和饮食问题加剧退化：中华民族身体素质整体下降，体质虚弱。忽略人类道德和怜悯，仅从生物学看，这中断了种族自然进化过程，造成不可逆损害。
第三，社会上摧毁正义与抗争的物质基础。 作为社会人，我们需道德、正义和担当，但独生子女政策击碎其物质基础。维护正义、保家卫国需代价（如生命）；多子家庭可承受一子牺牲（五个孩子中一子上战场，父母同意）；独子家庭则本能保护唯一血脉，教导“别惹事、活着就好”。这是动物性：成年兽护幼兽，血缘延续高于一切。他死，两家基因断绝。
结果，道德崩坏：父母易成无正义感、无是非的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盛行。CCP乐见此景——独生子女“易管”，不像阿富汗多子家庭，父母不心疼孩子当人肉炸弹。中国抗争声音多女性：男孩被宠成“娘炮”，几代人灌输“别出事、活着就好”，视其为家族延续工具；女孩相对自由。东欧如波兰工会抗争、韩国青年上街，中国却弱——儒家文化同源，但计划生育摧毁基础。若韩国、波兰也“一孩”，抗争必弱。统计学上，独生子女挺身而出者少数：或极强道德（真理胜生命，凤毛麟角），或铁拳砸身（无路可走）。否则，畏首畏尾。
CCP不愿废止，除非养老金、教育崩盘。2015年大数据报告预测人口崩塌，却遭忽视——经济未崩，独生子女“好用”。如今放开二三孩，仍是“计划”，未来或强制：如罗马尼亚“月经警察”。已有单位监测50岁以下女性经期，预示税收、晋升等手段逼生。经济下行掩盖人口损害，但强制社保、保险已现端倪。最终，民众如种猪，被鞭策生育。
结语：卑鄙起源与永恒警示
计划生育源于卑鄙：无法养活，便消灭后代。它中断优胜劣汰，奴化社会，摧毁道义基础，不亚于洗脑，对CCP统治至关重要。马寅初视人为数字，应遭唾弃——他毫无前瞻性，乃反人类罪魁。政策无正面影响，将现代人变奴隶。中华民族需警醒：生育权是自由之本，反对它，方有未来。
Yang Chen: The Profound Catastrophe of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Chinese Nation
Author: Yang ChenEditor: Zhong Ran Executive...
“我不要跪著，憋屈地活下去”
——香港宏福苑大火祈禱會之夜訪問19歲香港流亡少年易碎君
採訪：Gloria Wang 材料整理與文字編輯：劉芳
編輯：李聰玲 责任编辑：羅志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香港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奪走逾百條生命，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人命傷亡慘劇之一。2025 年 12 月 3 日，是火災發生後的第七天——華人傳統中的“頭七”。 在文化裡，這一天象徵亡者回家探望、家屬追思，是最重要的悼念日。
當天晚上，洛杉磯香港社區在宣道會活恩堂舉行“紀念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災民祈禱會”，替遠在香港的死者祈福，也為倖存者與仍身處極權體制下的香港人禱告。
在會場的一角，一位背著雙肩包身形單薄的年輕人吸引了許多目光——他才19歲，卻已經歷審訊、拘捕、流亡與庇護申請。他在網上的名字叫：“易碎君”。
15歲被帶走，16歲獨自來美
記者：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
易碎君：“大家好，我是易碎君，今年19歲。我在15歲的時候，因為在網上惡搞習近平，被香港警方在過年的時候從家裡強行帶走，帶到警署審問。隨後一年，我16歲的時候我自己一個人來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現在積極參與民主運動。”
他的聲音平靜，但內容令人震動。“那時候我還未成年，而警方把我家翻了一遍，然後對家裡的房間進行拍照，留檔處理，然後把我的電子設備全部給沒收了。他們的態度讓我第一次切實感受到：原來在他們眼中，我不是一個孩子，而是一個必須被壓制的‘威脅’。”
國安法之後，連和平表達都成了犯罪
記者：是什麼讓你在15歲那樣的年紀，就敢在網上惡搞中共領導人？
易碎君：“原因其實很簡單——雖然我只是個少年，但已經略微知道中共過去做過的壞事。不過當時的香港，表面上還是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也一直抱著一種僥倖心理，覺得鐵拳應該砸不到我頭上。
直到《國安法》在一夜之間通過，我突然明白——這次他們是真的來真的了。從那天起，連和平表達意見都成了犯罪。我無法接受這種事情突然發生在香港，也無法接受自己因此必須沉默。我那時 15 歲，可我很清楚：如果就這樣跪著不出聲，我會一輩子覺得憋屈。這口氣，我咽不下去。
從問責政府，到綁匪式統治
記者：你怎麼看 2019 年前後的香港變化？
易碎君：“2019 年以前，香港政府的官員至少還會對市民負責。即使是敏感議題，例如言論自由、普選民主，他們也會試圖回應民意。而在一些民生問題上——例如工程偷工減料、交通大混亂、公共服務失靈——官員還知道要向市民解釋、道歉、改進。
但《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完全變成了共產黨式的獨裁統治。如今，即使你的訴求完全與政治無關，你只是想好好做一個正常人，但只要你提出訴求，這個行為本身就會被視為“威脅”。政府不再是一個聆聽者，也不再扮演服務人民的角色，而是挾持民眾的一個綁匪角色。”
宏福苑大火：不是天災，是系統性腐敗的人禍
他告訴我們這次祈禱會的主題，就是紀念大埔宏福苑大火的死難者。
記者：您怎麼看這次大火？
易碎君：“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這不是一場天災，而是系統性腐敗造成的一場人禍。而該系統性的腐敗根源是言論不自由，提供了腐敗的溫床。”
他解釋得很具體——“起火的那棟樓正在維修改造。從工程開始，就不斷傳出有親中派議員參與，並涉及腐敗問題。工程費用報得非常高，但實際用的圍網卻是最廉價、最不安全的材料，而且完全不符合防火標準。
正常情況下，施工必須使用具備防火等級的材料，但這些材料成本較高，於是相關人員選擇了便宜、低品質、完全不防火的網。正是這種選擇，直接導致這次火災傷亡慘重。
這次慘烈傷亡，就是廉價、不合規、充滿腐敗的工程直接造成的。”
最令他憤怒的，不是火本身，而是火後的政治反應。
“香港政府到現在只抓了幾個小職員、工程師，真正最有貪污嫌疑的高層完全沒人碰。更諷刺的是，國安部門還高調說要‘慎防以災亂港’，去抓那些要求查清腐敗、要求徹查真相的市民。”
他說得很重也很穩：“在他們眼裡，人民的安全與信任不重要；比起生命，他們更在乎政權的威信和穩定。”
採訪者：至於您提到的另一個問題：許多只是提出正常訴求的市民，反而被國安部門逮捕，針對這一問題您有什麼想法？
易碎君：我覺得這就是中共幾十年來一貫的做法。您看看中國各地的訪民，上訪被截訪、被拘押，有些甚至丟了性命。這種情況在未來香港會發生越來越多。這次火災距離國安法通過也不過五年，但已經出現了如此嚴重的系統性人禍。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未來類似甚至更嚴重的災難，一定會一再發生。
因為當言論不自由、新聞不自由、監督不存在，腐敗就會成為制度的一部分——災難也就會成為必然。
我做頻道，不只是做視頻
採訪者：你認為自己的頻道對民主有什麼意義？
易碎君：“準確來說,侮包視頻就啟發觀眾思考，質疑統治者的權威性，質疑當權者那種個人崇拜，政策塑造出來這種高不可攀，神聖不可觸及的那種形象。
另一方面，我也分享自己來美國辦庇護的經歷。許多剛來美國的港人，需要生活協助、需要律師、需要緊急援助，都會通過我聯繫。我算是一個‘可信的中間人’。”
他繼續解釋：
“在民主運動裡，捐款人怕遇到詐騙；求助者怕遇到中共間諜；把他們舉報給領事館。如果能有一個雙方都信得過的中間人，才能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流亡者。”
隨後，他提到一句他常掛在心裡的話：“為眾人抱薪者，不應凍斃於風雪。”
“中共一直宣傳：‘你們搞民運的就算跑到國外，也會吃不飽、穿不暖、活不下去。’但如果我們能讓流亡者儘快站穩腳、融入當地社會、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就是對中共大外宣最有力的反駁。也能讓更多人明白：反共之後，不等於人生完蛋。反而可能是一條更好的後路。”
好人都死光了，壞人就會更多
採訪者問他：你想對香港、大陸同齡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易碎君：學好英語,能跑就跑。
你活下來才能跟他扛到底。我是覺得香港還有中國的民運也基本長期會困在一個烈士情結的問題上。大家都想要當這個烈士，當這個英雄，但是問題是好人死光了，那活下來的全是壞人,...
那份1988年的绝密报告：解放军被警告“绝不能对人民开枪”｜中国民主党员陀先润｜第55期202512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ol3bSJmV4
数算恩典
—— 写在2025年感恩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刘芳
十一月的美国，街道依旧温暖如春，风吹过，树叶翻动，没有声响，仿佛怕惊醒谁。街角的商店里，南瓜和肉桂的气味混杂火鸡的香气，扑向人群，我闻到自己过去逃亡的阴影，那些味道熟悉又陌生。
我走过黑暗的地方。黑暗不仅没有光，它还会把人压成灰，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是否存在。有人在清晨敲门，脚步声轻轻，却像利刃一样穿透耳膜，让人心跳漏拍。
我曾被逼迫、被监控、被剥夺表达的权利，甚至在想象中被剥夺生命。自由，对我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现在，它像一阵风，轻轻掠过，却让我泪流满面。
我第一次在这里过感恩节。餐桌上的火鸡、土豆泥、南瓜派、蔓越莓，每一种食物都带着一种温暖和象征。但我坐在那里时，眼里看到的却是影子：自己在黑暗里长久的身影，与餐桌上亮堂的光形成刺目的对比。
如今的我被美国重新接住。而正因经历过失去自由、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保障的恐惧，才更能体会今天的光亮来之不易。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公约法对许多人来说只是新闻上的名词：联合国大会、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1967年《议定书》、禁止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它们听上去庞大、抽象、遥远，像是属于外交官或法律专家的语言。
但当我第一次面对面和移民官交谈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世界上至少有一些国家愿意听你的故事，愿意保护你免受迫害。
在中国，当人们因言论被监控、因参与民主运动而受威胁，“合法权益”不过是讽刺性的空话。公约写着：当有人因政治迫害、宗教压迫、言论受限或持不同政见而受威胁时，他有权逃离，有权寻求保护。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不是法律的炫耀，而是给最脆弱的人留的一扇门。
这扇门不看你的肤色，不看你的财富，也不看你的国籍。它只问：你是否正在被伤害？你是否需要保护？
《难民公约》规定，一个人因为政治迫害、宗教压迫、言论自由受限制或因持不同政见而遭受威胁时，有权逃离、寻求保护。
这种保护能让受伤的人能继续前行，能给与恶政缠斗的人最后一丝希望。
它告诉挺身而出的人，公义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逃亡并不浪漫。
它是惊惧，是夜里的躲避，是随时被抓捕的风险，是在机场递出护照时心跳的剧烈。
但也正是在逃亡的路上，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国际社会”这个词的重量。
我遇到过来自人权组织的志愿者，他们为陌生人争取权利，却从不求回报；遇到那些经历过类似迫害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分享经验、鼓励、甚至提供临时住所；遇到来自教会、非营利机构、慈善团体的人，他们愿意帮忙写支持信，愿意陪伴一起准备面谈，愿意在最疲惫的时候彼此祷告。
我曾以为世界只讲利益，但我后来见到另一个世界：制度可以冷漠，国家可以沉默，但人心仍然会颤动。这些手像无形的网，把从高处坠落的人慢慢托住。
那一刻，我意识到文明不是 GDP，也不是军力，而是有人在陌生人跌倒时弯下腰。
这力量把难民从崩溃的边缘重塑起来。
“谢谢你们。我们没有被世界遗弃。”
逃亡的时期，我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苦难是否有意义？”
“上帝是否在沉默？”
但渐渐地，我明白了一件事：
基督并不承诺我们不会经历风暴，祂承诺的是：
当风暴来临时，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我读《出埃及记》，读到一个民族在压迫下被上帝带出埃及；读《诗篇》，读到大卫在绝望中仍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读《马太福音》，读到耶稣在婴孩时期也曾逃亡埃及；读《约翰福音》，读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能胜过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逃亡不是羞耻，而是信仰历史的一部分。
每个政治难民的故事，都与圣经里的那些逃亡者一样：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的人。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教会的人为我祷告；在我最焦虑的时候，是牧者告诉我：“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是上帝亲自带你到安全之地”；在我第一次过感恩节的时候，是一个美国家庭打开家门，邀请我一起吃饭，对我说：
“你现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基督信仰教我看见：
恩典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恩典常常借着人来显明。
感恩节的意义，也从来不是那只火鸡。
它象征的是一种“走过死亡，仍然活着”的见证。
这种象征仿佛也在对我说，政治难民的感恩，不是繁荣的感恩，而是生存的感恩；不是富足的感恩，而是被接纳的感恩；不是成功的感恩，而是自由的感恩。
我从黑暗里出来，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重新获得呼吸的权利的感恩。
如今我走在街上，听见警车经过不再紧张，看到政府大楼不再避让，晚上睡觉不再担心有人敲门。这些对普通美国人而言毫不起眼的小事，对我来说却是最珍贵的自由。
所以，当我数算恩典时，我知道这不仅是幸运，而是使命。
我被美国保护过，所以我愿意守住背后的价值。
我被基督拯救过，所以我愿意去成为别人的安慰。
我愿意用自己的见证告诉世界：
迫害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阻挡一个人追求自由；
黑暗无论多深，都无法遮盖光的脚步；
一个国家越压制真相，越证明真相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愿意告诉那些正在受迫害、正在逃亡、正在等待庇护结果的人：
你们并不孤单。
世界上有法律、有制度、有组织、有信仰、有许多人，愿意在黑暗中与你们同行。
而我们需要，带着恩典，继续前行。
Counting Grace
— Written for Thanksgiving 2025
Author: Zhang Zhijun Editor: Li Congling Executive Editor: Lu Huiwen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As Zhang Zhijun sp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