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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朗“斩首战”到台海不对称威慑 作者：《在野党》记者
缪青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一、历史的重合：“二·二八”记忆与中东政局巨震 2026年2月28日，历史在不同地理空间里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重合。 这一天，台湾社会依然在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那场血腥镇压不仅改变了台湾社会结构，也成为台湾民主化道路上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创伤。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东政治格局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剧变：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发动代号“史诗狂怒”的军事行动，对伊朗最高领袖实施定点打击，终结了其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 这场行动的象征意义迅速超越了中东地区本身。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成为21世纪战争形态变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于台湾而言，这一天从此具有双重历史含义：既是记忆威权历史伤痛的纪念日，也是见证现代“斩首战”如何终结长期独裁统治的时刻。 美以联军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图片来自网络） 二、战争逻辑的转变：从总体战到“斩首战”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这次行动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战争逻辑的转型。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战争的基本逻辑是“总体战”。国家之间的竞争往往依赖资源储备、工业产能与兵力规模，谁拥有更多坦克，更多飞机，更多兵员，谁就更可能取得胜利。 然而，“史诗狂怒行动”展示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 当伊朗最高领袖在高度严密的安全体系之内仍然被精准清除，这意味着现代战争的威慑逻辑正在发生改变。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再只是武器数量，而是是否具备对敌方决策核心实施精准打击的能力。 决定战争胜利的关键，正在从“阵地消耗”转向“决策中枢”。 这种转变，使得战争成本不再只是抽象的国家损耗，而开始直接落在具体的决策者身上。 三、伊朗案例：现代军事技术的代差现实 在哈梅内伊统治崩塌之前，伊朗长期宣称自己拥有庞大的导弹库存和先进的防空系统。 这些武器在官方宣传中被描述为能够瘫痪地区对手的“防御之盾”。 然而，这些看似强大的系统大多从未在真正的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 当美国与以色列联军展开跨代际作战时，隐身技术、电子战系统与实时情报网络形成了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伊朗原本引以为傲的防空体系在这种环境下迅速暴露出致命弱点：探测能力不足、反应速度迟缓、指挥体系混乱。 那些曾被描绘为坚不可摧的防御网络，在现实战场上几乎无法发挥作用。 这一结果再次证明，在现代战争中，技术代差往往比装备数量更具决定性。 美以联军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图片来自网络） 四、北京的军事叙事与现实风险 长期以来，北京通过大型阅兵展示导弹部队和隐身战机，试图塑造一种“钢铁洪流”的战略形象。 这种叙事的目的，是通过规模优势形成心理威慑。 然而伊朗的案例提醒人们，在高度信息化战争环境中，单纯依赖武器数量并不能保证军事优势。 如果一支军队从未在真实高强度对抗环境中接受检验，其庞大的装备规模可能只是一种视觉震撼。在面对顶级电子战与隐身突防技术时，这些装备甚至可能成为精确打击的目标。 换言之，在21世纪战争中，数量优势正在被技术优势重新定义。 五、台湾的战略选择：不对称威慑 对台湾而言，这一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启示。 台湾不可能在军费规模、人口数量或工业产能上与中国大陆进行全面对等竞争。如果陷入传统消耗战的逻辑之中，台湾将始终处于不利位置。 因此，台湾的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在不对称威慑之上。 这种威慑的核心，并不是摧毁对方的大量兵力，而是让决策者在发出战争命令时必须面对个人风险。 当战争成本从国家损耗转变为对决策者自身安全的威胁时，威慑的心理效果将被大幅放大。 六、独裁体制的结构性弱点 独裁政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 这种结构在传统战争中可以提高执行效率，但在“斩首时代”却可能成为致命弱点。 因为当国家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甚至单一领袖时，整个政治体系实际上依赖于一条极其脆弱的指挥链。 一旦这一链条被切断，整个国家机器可能迅速陷入混乱。 与此相对，民主国家通常拥有更为分散的决策结构，即使个别领导人遭遇风险，国家运作仍然可以持续。 因此，“斩首威慑”对独裁体制产生的战略冲击远远大于对民主国家的影响。 七、从军事威慑到心理威慑 如果未来台湾能够与美国、日本等盟友在情报与技术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发展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那么台海安全格局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当潜在侵略者在计算战争成本时，不再只是考虑装备损失，而必须面对个人安全风险，战争决策本身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威慑的本质，不仅是军事威慑，更是一种心理威慑。 战争的代价一旦从抽象的国家损失转变为具体的个人生死，再强烈的扩张主义冲动也必须重新计算风险。 八、民主与独裁的制度对抗 归根结底，台海问题不仅是一场军事博弈，更是一场制度竞争。 民主制度的优势，在于其权力结构的韧性和合法性。 而独裁体制则往往依赖个人权威维系统治。一旦权力核心受到威胁，整个体系就可能迅速动摇。 因此，在现代战争环境下，独裁政权往往比民主国家更加脆弱。 如果台海安全战略能够建立在这种制度差异之上，那么台湾在维护民主与自由的道路上，就可能拥有更稳固的战略基础。 结语：和平的真正底牌 台海和平并不仅仅依赖武器数量或军费规模。 真正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是决策者如何计算风险。 如果有一天，北京的决策者意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不再只是士兵伤亡，而可能直接威胁到自身统治核心的稳定，那么战争选项就可能在决策源头被长期搁置。 那时，和平才会拥有真正可靠的战略底牌。 When Dictators Become the Cost of War From Iran’s “Decapitation Strike” to Asymmetric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uthor: Miao Qing, Report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Editor: Zhou Zhigang ...

作者：祝正明收录，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首先对人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政治结构本身就是以“人”作为主体的，政府要么是以管理人为目的而建立，要么是以服务于人为目的而建立，政府本身就是由人组成。因此，必须充分认识人性的弱点，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人性的弱点体现在政府的行为之中。 （一）人的共同习性 人是一种动物，尽管人的生活方式已经远远有别于其它任何一种动物，人不再需要去追杀猎物、采摘果实以维持生存，人类依然无法脱离动物的实质，人依然有许多与其它动物完全一样的本能。这些基本的本能需要包括：进食饮水、避暑御寒、繁育后代、保持安全、休息娱乐等，人类活动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以满足这些本能需要为目的的。尽管在现代社会，机器的采用和生产的专业化使人类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做着各种各样与直接满足本能需要无关的事情，但目的只有一个，人们由此得到的报酬可以兑换成食物、饮料、衣物、住房等满足本能需要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交换，没有人会天生喜欢天天按规定的时间去操作乏味的机器，搬运毫无兴趣的货物，忍受肌肉的酸痛。 人其次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在一个拥挤的世界，当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懂得进行合作的好处，与自己的亲朋好友或部族组成团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安全，因此，人时常也会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在集团内部，为了防止出现混乱，维持秩序，人懂得相互间需要遵守一些共同的约定，克制自己欲望，这使人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 人与其它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人拥有巨大的记忆力。而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几乎又无限制地增加了人类的记忆力。知识与经验的广泛积累与传播最终使人类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同时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人类所有创造发明的目的可以说只有一个：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大的收益。 好吃懒做是人的本性，人不喜欢体力劳动。 人类研究自身问题由来已久，对于那些富于好奇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有部分的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长大以后才开始变恶。马列主义者则认为：“人性恶”的根本原因是财产的私有制，人对财产的占有欲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并由此产生出压迫、剥削等丑恶现象。而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成为所有财产的主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在为自己做，工作中就会产生出无穷的积极性。而所有的财产都是公共的，人人有份，人们再去占有财产已毫无意义，从而可以消除掉人的私心。当人们在为自己工作的同时也是在为他人工作，自然就会出现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结友爱的社会气氛，形成一个完美的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理想社会。 然而，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个出发点很好的理论并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人的私心并不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而消除，当人们努力进行单调乏味的劳动，付出酸痛不适的代价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得到与辛勤程度成比例的收获，看到的是无数的别人，甚至是看不到的人都在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当人们以逸代劳时，分享的东西并不会明显减少，人的智慧告诉他应该怎样做就很清楚了。其结果，在经过短期的狂热以后，是惰性而不是积极性，成了财产公有制社会人的共同特征。几乎没有人一直愿意为了能让无数的人共同享用自己的成果而去努力创造发明和从事劳动，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均富社会”成了“均贫社会”。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或者说自私是人的本性。这一点在人类的婴儿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对婴儿的仔细观察可以表明，婴儿都是以极端自我为中心的，他会毫无顾忌地想占有任何他认为是有用的东西，其动机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需要与愿望。成年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需要，懂得合作与忍耐的好处。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婴儿的特征仍然会暴露无疑。人的私心是不可磨灭的，人只会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一点并不会由于改变了财产的所有制而随之改变，也不会因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而改变。 同样，人类学研究表明，人还是一种以家族为中心的群体活动动物，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远远有别于原始生活方式，但是，人们对自己的亲人、对朋友的关心与热情总是胜过对待陌生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类似于洋葱的结构，一层又一层，由亲至疏。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让给陌生人，为陌生人作无私奉献。 人还有其它种种常见的弱点：高傲、固执、逞强、虚伪、懒惰、贪婪等等。人性特点具有可塑性，就像橡皮条。橡皮条在外力作用下可以改变自己的形状，但外力撤除后，就会很快恢复原来的形状。与此类似，人在受到外界制约时也会改变自己的本能习性，但当这种制约消失后，人性的弱点很快就会恢复。 人性远非是完美的，人性具有种种弱点和缺点，而政府官员和普通人并无两样。对人类的这些本性，在研究政治问题，构造政府结构，选任政府领导人时，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当然，统治阶级并不希望人民大众认为他们是有这类缺点的。他们总是试图让民众相信，他们大公无私、谦虚好学、知识渊博、英明正确。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众放心地接受他们的统治，使他们的特权能够轻轻松松地维持下去。 如果一个初衷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之上，过高地估计了经济所有制对人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人对群体的责任心、积极性、同情心，忽视了人性的种种弱点，对这些弱点没有任何预防与制止措施，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不免会偏离原来的设想，最后扭曲、变态，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政府都是一个最庞大的组织，没有任何其它民间社团的实力能与之相对抗，政府具有排他性，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而任何人一经当权，品尝过权力的味道，就不会再自愿放弃权力。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和政府一经创立，重新再进行改造往往非常困难，绝非是在短期内由少数人就能做到的事情。 有政府就有政府官员，政府的权力总是要由政府官员来执行。这些官员在人性上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这些人手中却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能在许多方面直接影响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财产公有制条件下，他们成了所有社会财产的实际支配者，直接获得了支配百姓生活的巨大权力，掌握了百姓的生杀大权。然而，这些人也贪图个人生活的方便舒适，当他们发现他们能很方便地用权力换取物质享受后，他们很快就会组成与权力大小相对应的特权阶层，享受各种不同规格的待遇，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统治阶级。 如果权力能明显地给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好处，人们就会处心积虑地去争取官位，并培植自己的势力，试图终身任职，甚至传给后代。如果官僚们拥有绝对的支配百姓行为的权力，在使用权力时又能不受约束，他们就会感到自命不凡而变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或者出于懒惰的本性而固执己见、麻木不仁，在遇到反抗时就会野蛮残酷地镇压，要求百姓对他们绝对服从，甚至强行驱使百姓去为他们及他们的阶级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最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还是会演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演变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国外有个研究小组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将一批自愿接受试验的青年学生以抽签方式随机分成两组。一组人充当囚犯，另一组人充当狱警，在一起过一种类似于监狱的生活。然而，两个星期以后，研究人员发现试验已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他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充当狱警的人开始对“囚犯”进行肆意的欺压、咒骂、虐待。而充当囚犯的人则充满了憎恨、绝望，随时准备逃跑。 这个试验对于人性是一个很好的揭露。它表明：当一部分人可以随意处置另一部分人，而对方又没有任何对付办法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只要有政府，有拥有权力的官员，也就永远会存在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尽管人们可以推翻旧政府、旧官僚，由民众中间有能力，了解百姓疾苦的人掌权执政，但这些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后，他们的利益仍然会逐渐与平民的利益相脱离，仍然会逐渐变成新的官僚阶级，产生新的压制。这类现象在历史上周而复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每次只是在历史上多增加一个朝代而已。 可以认定，只要人拥有了支配他人的权力，而又不受任何制约时，藐视他人，运用权力驱使他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是当权者皆有的一种倾向，这在研究政治问题时必须深刻牢记。 尽管世界各地人类社会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世界各地的人种、民族在智商上并没有明显区别，有区别的只是气候、环境、习俗、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在人性的弱点上，世界各地的民族也没有区别。因此，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取得的成功尝试和治理经验，完全可以互相吸取采用。 政治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并没有国境的限制，就像任何先进的科学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够普遍适用一样，对于其真正的优越性，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感受到，并最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戴与欢迎，成为全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地方保护主义者尚未了解该产品的性能，却已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他们大肆强调本地区的民族习惯不同，宣称该产品不适用于该地区，排斥外界新产品，拒绝百姓接触，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大众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其极少数人的的特权利益。 （二）人的个性差异 人有许多共同属性，但还存在明显的个性差异。人不仅在身高、体重、外貌上各不相同，而且在知识、经验、为人方式上各有不同，人有智愚勤惰之分。如果一种社会理论或制度忽视这一点，并试图使所有的人收入平等，则无疑是惩罚勤劳的人，奖励懒惰的人，抑制有能力的人，纵容无能之辈，扼杀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培养人的惰性与庸俗性。这样的社会貌似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除非直到所有的人都变得同样平庸，同样懒惰，同样无能才会有真正的平等。其结果，整个社会将变得死气沉沉，停滞不前。生产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持生命。可以说，在经济上使人人平等富裕的社会理论，虽出发点良好，但实施后必将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 人的能力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先天性的，也有因后天成长环境不同而造成，总之，原因多种多样。 社会要想迅速进步和发展，必须依靠有效的组织管理，这项工作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好，只有少数出类拔萃，能力卓越的人才能胜任。 也许有人认为，精明的人整起人来更可怕，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假如社会允许官员滥用职权，又不会使其受到惩罚，蠢猪和天才同样都会给百姓的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社会要想避免这一点，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措施防止他们滥用职权，并随时约束和撤换他们，使其明白，想保住官位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尽最大努力地为民众服务。实践证明，在严格的惩罚与制约手段面前，掌权者滥用职权的倾向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 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由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组织与管理，不仅是各级政府，企业、社团、科研机构等概不例外。只有让最精明能干，最勤奋，最有创造性的人担任重任，组成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才能保证社会得到迅速发展。 如何才能发现在智慧和才干上最适合担任某一职务的候选人？如何才能将社会的优秀分子选拔出来？这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为，有能力的人并不总是不招自来，贤才往往蛰伏在简棚陋室之中，并非是有任用权的大人物都能有机会发现的。 必须相信，人民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充分的识别判断能力，挑选出最能干的人来为自己提供最好的服务，人民大众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维护者，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好监护人。因此，选拔领导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由民众自己来进行广泛的、普遍的、直接的选举。 竞选过程可以培养竞选者的荣誉感，公民的信任可以增加当选者的责任心、公正性和工作热情。 同时，报酬应该与贡献相适应。由于这些人给社会所创造的价值与贡献明显大于普通人，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物质奖励。实际上，也只有充分的报酬，才能吸引到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工作。当然，报酬必须是公开的，限额的，绝对不能是靠权力可以去秘密捞取的。报酬过低，往往会成为腐败者捞取好处的心理借口。 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收入平等，并不等于人们的政治权利平等，一些人可能更完全地受制于另一些人，在经济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人就无法拥有政治平等，政治平等是机会的平等，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实施自己的权力，能取得多少财富，只取决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特权。政治与经济对社会特征的影响可用下表表示： 社会绝对不应该提倡经济上的人人平等，而应该鼓励和保障具有创造力和良好组织管理能力、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以有效的物质奖励，激励广大民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将广大民众个人的创造力转变成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当然，贫富之间不应有过大的差距，特别是由一些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应当鼓励。比如，由于贫困而无法接受适当的教育，竞争的条件与基础不公平等。第一种情况，可以向高收入的人征收高比例的税收，对贫困的人进行补贴，提供免费的基本教育，并资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第二种情况，应由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当产生垄断性经营时，扶持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小者。总之，还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让强者带动弱者提高生活水平，但绝对不能用简单的平均财富的方式。社会要鼓励有能力的人冒尖，又要对财富的过分集中进行适当的调控，对无能的人进行适当的补贴照顾。 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最富有与最贫困的人在人口总数中都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水平，能维持正常而体面的生活。其分布象一个菱形，如右图所示。在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是可以对法律和政策起决定作用的。选举持什么样政治、经济观点的人主持政坛，完全取决于民众。应当相信，民意是能够兼顾贫富双方的利益的。 《Political Democracy》Human Na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uthor: Zhu ZhengmingCollected by，Editor: Feng Reng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To study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作者：张 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上午，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28岁的女性魏亚蕊，在结婚当天跳楼身亡。官方与舆论很快就给出熟悉的解释：“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心理问题”“极端个案”。这些说法看似中性，实则残忍，它们的共同作用只有一个——迅速切断追问责任的可能性。 但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她为什么这么极端？”而是：为什么一个明确拒绝婚姻的女性，会被逼到只能用死亡来终止一场她不同意的人生安排？魏亚蕊不是在“选择死亡”，她是在一个拒绝承认女性拒绝权的社会结构中，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所有安全的生存选项。 当她说“不”时，迎接她的不是尊重、不是暂停、不是保护，而是来自家庭、宗族、亲戚、舆论，乃至地方权力结构的集体施压与围剿。 她的死亡并非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结果。 在中国，一个长期将婚姻、生育与“社会稳定”“基层治理”“人口任务”绑定的独裁体制下，女性的身体、情感与人生选择，被视为可调配的社会资源。当她们拒绝配合，系统并不会为她们提供退路，而是通过家庭压力、道德规训、舆论羞辱与制度冷漠，将她们一步步逼向悬崖。 因此，魏亚蕊之死，不是“家庭悲剧”，不是“个人心理疾病”，更不是“无法避免的极端个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结构性压迫女性、将婚姻政治化、将顺从视为稳定前提的必然结果。 魏亚蕊触碰的禁区，不是“结不结婚”，而是她说了“不”。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女性的拒绝从来不被当作一种合法决定。它被重新翻译为“任性”“不懂事”“情绪化”“给家里添麻烦”。拒绝本身，就是对秩序的冒犯。 当一个女性拒绝进入一段被安排好的婚姻，她挑战的并不只是某个家庭决策，而是一个早已形成共识的结构性预期——女性的人生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家庭安排、社会需要与“稳定逻辑”。 最先出现的是家庭压力。父母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制度的第一代理人——以“为你好”为名，行剥夺之实；以“我们也是没办法”为名，完成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接着是宗族与亲戚的合力施压。拒绝被迅速定性为“丢脸”“不孝”“破坏关系”“让大家难做”。女性的选择被置于集体情绪之下。 然后是舆论与社会规训。“别人家的女儿都结婚了”“都到这个年龄了还挑什么”“再拖下去就没人要了” 这些话看似随意，却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羞辱系统——不断提醒女性：你的价值正在过期，你已经没有资格拒绝。这不是几个人的恶意，也不是沟通失败，而是一整套社会运行逻辑对“女性拒绝权”的系统性封堵。 在中国，婚姻从来不是私人选择。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纳入治理体系的政治工具。中共通过基层治理、人口政策与稳定责任制，将婚姻与生育直接绑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单元。女性的婚姻状态，不再是个人决定，而是被默认为一种需要按时完成的社会任务。 在这一逻辑下，结不结婚，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有没有按要求配合”。当中共将“低生育率”“人口结构失衡”“社会不稳定”定义为治理风险时，它并没有反思制度本身，而是将压力层层下压——压到家庭，压到女性身上。催婚不是亲情行为，而是政策压力的民间传导。 中共从未正面承认逼婚是暴力，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这个体制依赖对女性的强制，才能维持自身运转。因此，婚姻被去权利化，被去同意化，被重新包装为“责任”“义务”“现实选择”。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时，她不仅是在对抗家庭，她是在对抗一个将顺从视为公民美德、将拒绝视为威胁的政权逻辑。 而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它从不为女性提供制度出口：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没有可被信任的求助系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因为一旦女性拥有安全的拒绝权，这套治理逻辑就会失效。 所以，中共选择了另一条路，对逼婚保持沉默，对父权暴力视而不见，对女性的痛苦进行系统性降级处理。 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魏亚蕊的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当婚姻被政治化，拒绝就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被视为“稳定”的破坏行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女性不是公民，而是被管理、被调配、被消耗的治理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拒绝结婚时，整个系统都会站在她的对立面。不是因为她错了，而是因为她不再服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那种秩序。 在每一次类似的死亡之后，总会有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离开？” 这个问题看似理性，实则残酷。它假设女性始终拥有“安全选项”，并将结局的责任重新推回到她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这个假设本身就是虚假的。 对许多女性而言，离开并不等于安全，而是进入另一种风险更高的不确定状态。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试图逃离家庭压力时，她面对的不是一条清晰的出路，而是一片制度性的真空。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失效。在中国，逼婚、精神控制、情感勒索几乎从未被清晰地界定为违法行为。报警往往意味着被劝返，被要求“多沟通”“互相体谅”“不要把事情闹大”。执法系统并不为拒绝婚姻的女性提供保护，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表面稳定，而非保障个体权利。对女性来说，报警并不是求助，而是一种可能进一步暴露、激化冲突的高风险行为。 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在一个长期压制公民社会、打压独立组织的体制下，真正可被信任的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与庇护机制几乎不存在。你可以被要求“去看心理医生”，但你的出境不会因此改变；你可以被告知“想开点”，但没有任何人能为你的拒绝提供现实支撑。心理问题被个人化，而造成心理崩溃的结构性压力，却被完全回避。这正是体制的惯常做法：将系统性压迫转化为个体心理失败。 再者，是舆论环境的围堵。在中国，公开表达对家庭、婚姻、父母安排的决绝，往往意味着被迅速道德审判。“白眼狼”“不孝”“自私”“矫情”这些标签不是偶然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可复制的舆论惩罚机制。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让拒绝变得代价高昂，让沉默看起来更安全。 最后，是经济与身份层面的现实困境。在一个对女性就业、流动、社会保障高度不友好的体系中，“独立生活”往往只是纸面选项。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支持，没有制度兜底，“离开”很容易被重新包装为“不负责任”“不现实”“不懂事”。当所有现实条件都在提醒你：顺从是唯一成本最低的生存方式，拒绝就成了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危险。 当法律不保护，当社会不接住，当舆论不站在你这边，当国家只关心“稳定”，那么所谓“个人选择”，就只剩下名义。魏亚蕊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承受，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反抗的代价。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为拒绝提供安全路径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死亡并不是“冲动选择”而是被一步步逼近的终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询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却从不追问“是谁让离开变得不可能”，那么这个社会，早已选边站队。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没有退路”的结构性制造者。 魏亚蕊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必须明确立场： 反对中共将婚姻和生育政治化：婚姻不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更不应该是人口、稳定或基层政绩的附属品。女性的人生不是国家任务，她们的选择权必须被承认、被尊重。 反对以“传统”“孝道”“现实”为名的制度和家庭暴力：任何以道德、情感或社会压力为借口的逼婚行为，都是暴力。不管是谁执行，强迫就是强迫，剥夺就是剥夺。 坚持女性拥有完整、不可让渡的人身权和人生选择权：她们的拒绝、退让、甚至不合作，都是合法的意志表达。没有人有权用“稳定”“家族”“责任”来剥夺女性的自决权。 要求建立可触达的支持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公共讨论空间。不是事后道德评判，也不是旁观者的指责，而是真正能提供退路的保护机制。 反对去政治化叙事：任何试图将逼婚、死亡、压迫解释为“家庭矛盾”“心理问题”“极端个案”的行为，都是在替施暴者和制度洗白。直面责任，是正义的前提。 只有当社会、法律与舆论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当每一个女性都拥有安全的选择和生存空间，魏亚蕊的死亡才不会白白成为一份警示。 这不仅是为她发声，更是为所有可能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为我们自己，争取选择权和生存权。 魏亚蕊已经离开，但她的故事不应该被封存为“悲剧新闻”，也不应该被简化为“心理问题”“家庭矛盾”或“偶发事件”。她的死亡，是中共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系统、一套逻辑、一种制度，逼迫女性走向绝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必须清楚：女性不是家庭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稳定器，更不是政策的牺牲品。每一次强迫、每一次忽视、每一次道德绑架，都是对人权、自由与尊严的直接侵犯。在一个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顺从并不等于安全，沉默并不等于保护。 反对逼婚！反对父权！反对独裁！ From the Death of Wei Yarui: A Look at China’s Systemic Coercion Author:...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 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Obey God, Not Me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作者：于越 编辑：韩立华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真正脆弱的，从来不是政权本身，而是建立在遗忘和恐惧上的统治。当一个政府连悼念死者都不允许，连烛光都要扑灭，连追问历史的人都要送进牢房，这样的政权，就已经在向世界承认它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去。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之所以被指控，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危险的事，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最朴素的信念：历史不能被抹去，死者不应该被再次杀死于遗忘之中。  今天，被告上法庭的是他们，但真正受审的，却是“正义”这两个字。如果一个社会连公开悼念都被定性为“颠覆”，那么所谓“法治”，就只剩下一套冰冷的程序，而失去了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法律本应保障公民免受权力的侵害，而不是成为恐惧笼罩的工具。以“煽动颠覆”的名义关押为死者发声的人，只会让更多人明白：问题不在于这些公民勇敢，而在于掌权者太害怕光亮。 声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谁，而是要捍卫一种做人的底线：有权记住，有权悲伤，有权在公共空间讨论历史。今天，香港的烛光被强行熄灭，纪念的广场被铁栏围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会终结。恰恰相反，每一次对纪念者的审判，都是对这段历史的再次提醒；每一次企图抹除记忆的举动，都会促使更多人去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连悼念都会怕。 愿更多人记住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的名字，记住他们挺身而出的身影。支持他们，就是在捍卫一种最普通、却最珍贵的权利：面对真相，而不是在谎言中沉睡。愿有一天，人们可以在没有恐惧的夜空下，重新点起那一片烛光，让被压抑的哀悼与追问，堂堂正正地回到广场中心而不是在法庭阴影下低声诉说。 在任何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里，悼念死者，都不应该成为罪名。天安门事件中逝去的人，是真实存在的生命，是一个个被历史碾碎的个体；而那些坚持点燃烛光、为他们守住记忆的人，不应该被戴上“颠覆政权”的帽子，更不应该被送上审判席。李卓人、周幸彤、何俊仁，以及支联会多年来所做的事情，说到底，只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让世界不要忘记一段血写的历史——如果这都算犯罪，那么有罪的，不是他们，而是害怕真相的人。 所谓“煽动颠覆政权”，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暴力的影子。他们没有组织武装起义，没有鼓动仇恨，更没有号召任何人去伤害无辜。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蜡烛；他们举起的，不是刀枪，而是一块写着“平反”“追究责任”“还政于民”的布条。这些诉求，也许尖锐，却绝不是毁灭国家，而是希望国家变得更公正、更有人性。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要求真相、要求问责、要求不再重演悲剧，不应当被视为敌意，而应当被理解为对公共良知的捍卫。 写在周幸彤、李卓人、何俊仁被审判之前                                  2026...

作者：彭硕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