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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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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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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多族裔国殇日集会抗议中共暴政
作者:吕小静
2026年10月1日,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前参加“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旧金山讯】2026年10月1日中午,来自中国、香港、西藏及其他社区的抗议者,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国殇日联合抗议集会——为自由、人权与尊严发声”。参与者以演讲、标语及象征性装置悼念受难者,谴责中共专制统治,呼吁释放良心犯、停止强制同化与跨国镇压,并维护地区和平。
在中共庆祝建政77周年之际,集会人士选择站在领馆前,为官方庆典之外的苦难发声:被政治迫害夺去生命的人、仍在狱中的良心犯,以及承受失踪、分离与恐惧的家庭。他们强调,国家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盛大的庆典也不能代替对历史责任的追问。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北加州香港会、美国香港人会馆、华语青年挺藏会等团体,与藏人、维吾尔人、越南人及菲律宾人相关组织共同发起。
现场,多面旗帜与中英文标语并列。“自由不是恩赐,是权利”“言论自由不是犯罪”“停止政治迫害”等诉求,将不同社群的经历连接起来。参与者举起画有红色交叉线的习近平肖像,表达对其统治的抗议;“国殇日,不忘苦难”的标语,则提醒人们关注那些仍未获得公道的受难者及其家属。
不同族裔共同发声,从个人自由到地区和平。
此次集会由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云龙、亚洲反对中共占领与镇压联盟创办人 Jack Duong ,以及来自其他族裔社群的主持人共同主持。主持人向中国、香港、西藏、东突厥斯坦、南蒙古、越南、菲律宾及其他社区的参与者致意,强调不同族群虽有各自的历史经历与现实关切,却能够共同捍卫自由、人权与尊严。
主持人在开场中谴责中共对政治参与、言论表达及民族文化的压制,并提出三项诉求:恢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公民自由、民主及人权;停止针对受压迫民族与群体的宗教迫害、文化压制及反人类罪行;停止非法海上扩张,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现场,多名不同族裔及社群人士先后发言,从政治迫害、宗教自由、民族语言与文化保护,到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等不同角度,表达对中共独裁统治及其相关政策的抗议。
这些发言将宏大的政治议题带回普通人的生活:一个孩子能否学习母语,一个家庭能否自由实践信仰,一个公民能否公开表达意见,一个民族能否守护文化与家园。不同社群的诉求在领馆前交汇,呼应了活动主题——“不同的民族,共同的追求”。
藏人代表:语言、信仰与身份都不是罪。
旧金山地区西藏青年大会(SFRTYC)理事 Gangchen Wangmo 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庆祝建政之际,他们选择铭记苦难、说出真相,并谴责针对藏人语言、宗教及文化的强制同化。
“我们的语言不是罪,我们的宗教不是罪,我们的文化不是罪,我们的身份不是罪。”她强调,孩子应当能够说父母的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并在自身文化传统中成长。
她呼吁公布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与健康状况、恢复其自由,并释放西藏政治犯与良心犯。她同时批评使藏人儿童远离家庭、母语及文化传统的政策。
在悼念以自焚表达抗议的藏人时,她明确表示,纪念并非美化死亡,而是要求一个无人再因绝望而采取此类行动的未来。她强调,他们反对的是压迫,并非中国人民;不同族群应共同维护自由、尊严及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
湾区西藏之友(Bay...
“好学生”修炼手册
作者:徐陈鹏
摘要:中共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奴化教育,“中国式校园”是一所未成年人的监狱。
偶然间,我看到了一段初中政治老师曹志星的教师节采访视频。他如今已是我们镇上中学的校长,坐在镜头前,语气和蔼地谈论自己的管理经验,对学生的用心,以及学校成绩的提高。这与我记忆中的他极不相符。他曾把一个个头很小的学生抱起来往墙上撞,让一个比他还高的学生蹲下去,往他的背上猛踩,还经常用黑板擦给学生“洗头”。想起他当年的那些畜生行为,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几句牢骚。我预料到爸妈会劝我删掉。毕竟都是一个镇上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我没想到,第一个劝我删除朋友圈的,竟然是我三姨。一、一个“好女人” 三姨是个可怜人。她结婚第二天就开始遭受家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多年。亲戚们骂过她丈夫,劝过他不要那么冲动,我外公也后悔把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渣,却没有一个人劝她离婚。我读高中时,三姨和丈夫已经分居,他却仍会跑到县城骚扰她,找她要钱、打她。我劝三姨离婚。她说两个孩子还在念书,等表妹考上大学再说。后来,前三姨父嫖娼、出轨被发现,亲戚们才终于一致认为:这个男人实在太不是东西了,必须离婚。我那时觉得非常荒唐。一个“好女人”被丈夫打了,是不能还手的;天天挨打,也不能轻易离婚。丈夫第一次嫖娼,要劝他回头;第一次出轨,要强烈谴责。只有屡教不改,在亲朋好友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才终于可以离婚。仿佛二十多年的殴打,还不足以成为结束婚姻的理由。而三姨这个“好女人”,又要教育自己的女儿成为“好女人”:不要早恋,远离男生,出去玩要报备,胖了要减肥。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我这辈子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们。”她经常跟我讲述自己受过的苦,又反复强调自己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可想而知,表姐和表妹听过多少次:“我从来没跟别人诉过苦。”二、我们是怎样成为“好学生”的 初中时,老师打学生是常态,羞辱更是不在话下。我的语文老师郝德义是二班班主任。他在我们三班从来不打人,教课认真,大家都喜欢他,我也觉得他是个好老师。直到有一次课间,我看到他用三角板的一角往二班学生的手掌上猛斩下去。他打人时脸上发狠,完全不像在我们班上那副和风细雨的模样。我开始讨厌他。而比厌恶更强烈的,是恐惧。我曾试探着跟朋友说他打人多么凶狠,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他从来不乱打人,我们有时候太皮了,他才打我们。”甚至有时候,我直接叫他的名字,也会被制止:“不准叫他名字,要叫郝老师。”我开始怀疑自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老师,我讨厌他,是不是说明我是一个坏学生?多年以后,我又见过一次郝德义。与他重逢,我甚至有一种亲切感。但是,他一笑,我依然感觉到恐惧。其实,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反对老师打学生。看到同学因为上课吵闹而挨打,我有时也觉得他是应该的。甚至我自己因为讲话被老师打了,也觉得没什么好委屈的。毕竟,是我破坏了课堂纪律。我的班主任聂祥斌,在我看来是初中老师中最有人味的一个,但他有时也会发神经。有段时间,一个同学经常欺负我。他每次打我一下就跑,我总是追不上,只好向班主任求助。周一的升旗仪式上,班主任把我们两个叫上台,让我当众扇他耳光。站在那里,我手足无措。以前他打我,我总想追上去还手;而这一次,我却希望他跑,飞快地跑。他没有跑。他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惩罚。最后,我伸出手,在他的脸上摸了一下。他哭了出来。我感到非常愧疚,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巨大的无聊感。那时候的我还不懂,这种无聊感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在两个同学之间流动的关系,在老师绝对权力的干预下,被粗暴地画上了句号。三、你有农民工辛苦吗? 大一暑假,我自己办了一个辅导班,赚了点钱。后来去东至县城玩,请一帮高中同学吃饭。席间聊起办辅导班的经历,我说自己又要教学,又要管事,很辛苦。一个我一直认为很聪明的同学突然问我:“你有农民工辛苦吗?”如果是别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大概不会奇怪。可偏偏是他。我一直觉得他很聪明,应该能够想到许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当然没有说自己比农民工更辛苦。我只是说自己很累。难道因为有人比我更辛苦,我就不能说自己累了吗?后来,我看电影《狗十三》,看到一些弹幕:“还是打少了。”“矫情。”“都是闲的。”“我小时候比她苦多了。”这种口气,我太熟悉了。我小时候挨过打,也没怎么样;我吃过那么多苦,也没见我整天抱怨。既然我能忍受,你凭什么不能?仿佛一个人过去忍受过多少痛苦,就获得了要求别人忍受同样痛苦的资格。而那些不愿意忍受的人,不是太矫情,就是太闲了。四、另一种服从 我有一个朋友,从小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和对她的忽视,让她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她努力表现,希望获得父母的爱;父母偶尔给她一点体贴,她便又觉得他们终究还是爱自己的。有一次,她又被父母辱骂、贬低,独自坐上了去拉萨的火车。她在火车上给我打电话,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她理智上知道父母对她很残忍,却始终放不下对亲情的渴求。我告诉她,不是所有父母都会真正爱自己的子女,也没有必要非得获得父母的认可。你还有朋友,有男朋友,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得不到爱的家庭里?她在电话那头大哭了一场。我静静地听着,预感到这可能是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会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后来,她开始接触心灵疗愈,花钱报班,修行、感悟,还经常向我分享自己吸收了宇宙高维度能量的心得。她甚至开始给别人做心灵顾问。有一次,我让她给我做疗愈。我向她抱怨,领导不看具体工作成果,只看员工工作的姿态。你好像稍微闲一点,就是在偷她的钱,而且她说话极不尊重人。朋友劝我站在领导的立场考虑问题,理解领导的压力,反省自己是不是工作没做好,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又问她:“我有一个手下,安排给他的活总是做不好,我应该怎么办?”她说有事,下次再聊。后来,她再也没有续上这个话题。从她平时写的文章、制作的视频和做疗愈的方式来看,在她的体系里,似乎只有面对上位者时,你的心态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很喜欢一些宏大的词语:疗愈、成长、宇宙能量、高维度……当有人诉说来自父母、老师、领导的压力时,她总会和风细雨地告诉对方:你要改变自己。你要提高自己。而当我告诉她,我的下属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时,却几乎毫无悬念地得不到答案。扎在她身上的毒箭,被她稀释成莲花清瘟注射液,推销了出去。五、那个被打进医院的“刺头”忘记是哪一年,石门街政府和外地开发商合作拆迁新街。大部分居民都同意了,只有街口一家始终不肯签字。后来,开发商找人把那家的男人打进了医院。我爸说:“那个人就是个刺头。别人都同意了,就他不同意,耽误大家的事,无非是想多要点钱。”最后又补了一句:“被打活该。”我不知道那个男人为什么拒绝拆迁,也不知道他提出过什么要求。但在我爸的叙述里,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唯一不同意的人,就成了那个“不懂事”的人。而因为你不懂事,所以你活该被打。六、“好学生”长大了,就成了“良民” 疫情解封以后,我和一个老同学聊起过去三年的防疫。我跟她说起封控期间发生的种种问题。她说:“国家也没有办法,疫情多难控制。我们好不容易挺过这三年,你看,一解封,多少人阳了?”我问:“清零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呢?”她说:“国家也不容易,保护了我们三年,总要发展吧。”我又说起那些走上街头反对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抗议者。她说:“国家防疫多不容易,这些人捣什么乱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我绝不能说她是个坏人。她平时待人很有礼貌,性格甚至有些软弱。可无论政策继续还是停止,无论前后发生什么,她似乎总能替一个比她强大得多的东西找到理由。防疫后期,我经常在QQ空间发一些所谓“负能量”的东西。之所以发在那里,是因为我希望以前的学生们能够看到一些和官方宣传不同的东西。后来,一个高中隔壁班的同学在qq上找我,问我既然对中国这么不满意,为什么不去国外。我跟他说了一些自己不满的原因,他几乎听不进去。他既愤怒于我的“不忠”,又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告诉我现在中国发展得多好,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将来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最后他说:“只有弱者才会抱怨环境,强者从不抱怨,只会努力奋斗,让自己过得更好。”前段时间,我一个表姐在朋友圈发视频,教儿子模拟杀“日本鬼子”。我打电话劝她,不要让一个孩子从小去憎恨自己从未见过的人。后来谈到中国的宣传教育,她突然说:“弟弟,你不能不爱国啊。”我说:“我不是不爱国,我只是不爱共产党,也不爱习近平。”她马上紧张起来:“你别再说了,再说我挂了。”我问:“你怕什么?你是怕我,还是怕习近平?”后来我们没有再争下去。我同样不能说她是坏人。她一直很关心我。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害怕。我害怕的并不是几个面目狰狞的恶人。我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日复一日的教育、宣传和生活经验里,慢慢学会什么叫“懂事”,什么叫“顾全大局”,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爱国”。然后,再把这些标准用在别人身上。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要做“好学生”。老师打你,是为了你好。你受了委屈,要先想想自己哪里做错了。长大以后,我们又学会了做“良民”。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政府有政府的安排。别添乱。别抱怨。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自己学会了低头。而是有一天,当别人不肯低头时,我们会主动走过去,替掌权者按住他的头。然后告诉他:谁让你不听话。七、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 妈妈看到我的朋友圈后,果然劝我删掉。她苦口婆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活在仇恨里?为什么不懂得宽恕?”我觉得莫名其妙。我仇恨他什么呢?他又没有打过我。为什么我骂他几句畜生,就成了活在仇恨里?曹志星当我们的老师还不足一年,我却记了他将近二十年。因为恐惧。他的暴力虽然没有施加在我身上,却随时可能施加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发作,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抱起来往墙上撞的人会不会是我。二十年前,我亲眼看见那些暴力。二十年后,我看到的却是他坐在教师节采访的镜头前,和蔼地谈论自己如何关心学生。那些被他打过的学生有没有得到过道歉?这些年里,他有没有真正反省过自己?我不知道。可我不过是在朋友圈说出自己亲眼见过的事情,就已经有人来劝我放下仇恨、学会宽恕。我不删。因为我不服。要不要宽恕,是受害者自己的事情。我没有被他打过,也没有资格替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宽恕他。只有加害者的帮凶,才会首先劝受害者放下仇恨,而不是劝施暴者放下棍棒。我不宽恕,因为我不配。那些被他殴打过的学生没有得到道歉,还轮不到我替他们原谅。更何况,我从来不相信,一个没有忏悔过的人,仅仅因为时间过去了,就自然变成了一个好人。我也不相信,一个没有真正面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政府,仅仅因为那些错误已经成为历史,就不会在将来犯下同样的、甚至更大的错误。时间不会自动带来悔改。遗忘更不会。八、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这种“听话”的教育,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才开始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经历了三年饥荒、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和文革。这样的经历,留给下一代的往往不是反抗的经验,而是更实际的生存智慧:少惹事,少说话,离权力远一点。他们被折磨成了共产党的“良民”。这些生存经验,又变成了对子女的教育。而到了我的父母这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又经历了“严打”、反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严格的计划生育年代。他们见识过暴力执法的冤狱,做小生意的以“投机倒把”罪抓进牢里,超生被牵牛扒房,以及89年前后权力主导的社会氛围的迅速变化。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和权力较劲。于是,上一代传下来的“听话”,不再只是一句家训,而成了一种被现实反复验证过的生存经验。所以,我从小也被教育要听话、要顺从、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不要惹事,不要跟国家对着干。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我又看见很多人正在用类似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代人被这样教育长大,然后再把同样的标准交给下一代。父母要求孩子服从,老师要求学生服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慢慢学会了彼此监督,看谁还不够听话。我们不仅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恐惧,也继承了他们解释恐惧的方式。于是,很多本来应该被追问的事情,就这样一代一代变成了:“算了。”很多本来应该被纠正的伤害,也一代一代变成了:“都过去了。”没有被反省的东西,就这样被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正因如此,我才越来越反感那句:“为什么不能宽恕?”为什么一个人说自己累了,要先证明世界上没有比他更累的人?为什么一个人受了伤,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为什么一个人不愿服从,就有人觉得他被打也是活该?为什么到了最后,总是受伤的人被要求成熟一点、宽容一点、懂事一点?我已经做过太多年的“好学生”,不想再做“良民”了。如果连正常表达自己的感受,都要先自省自查,反省自己是不是不够宽容、不够成熟,那么我宽恕的恐怕不是那个曾经施暴的老师。我只是又一次宽恕了自己的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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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不回头,真相待昭雪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纪念李旺阳遇害十四周年
作者:沈美花
2026年6月13日下午,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及社区民众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悼念六四铁汉李旺阳,向中共追究死亡真相”纪念活动,以此缅怀这位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终身、最终含冤离世的民运先驱。
活动由中国民主人士联盟美西支部发起组织。下午两点,多位民运人士手持横幅和标语,在中领馆门前集会。现场悬挂着写有“六四铁汉李旺阳被害十四周年”“铁汉也不回头”等标语的纪念展板。在集会过程中,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资深民主运动人士朱虞夫先生首先发表讲话。他回顾了李旺阳先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历经磨难的一生,高度赞扬其宁折不弯的精神品格,并指出李旺阳之死至今真相未明,是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重要见证。在朱虞夫先生的带领下多位民主人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严厉谴责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行一党专政,对异议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系统性压制,要求当局公开李旺阳死亡真相,追究相关责任。参与者通过演讲等方式,表达对李旺阳的缅怀与敬意。
李旺阳出生于1950年,是湖南邵阳著名民主运动人士。自20世纪80年代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以来,因坚持争取自由、民主和工人权益,多次遭到中共当局逮捕和监禁。漫长的牢狱生活使其双目失明、听力严重受损、身体遭受不可逆转的伤害。
然而,即使在最严酷的打压下,李旺阳依然拒绝低头。
2012年“六四”纪念日前后,李旺阳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绝不后悔当年参与民主运动,并将继续坚持民主理想。仅数日之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官方迅速宣布其为“自缢身亡”,但由于现场情况与官方结论存在明显矛盾,引发海内外舆论强烈质疑。至今,中共当局始终未对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发言最后,与会者共同呼喊口号,包括“还原真相”“打倒中共”“推翻中共政权”“还人民民主与自由”等,以表达持续关注此事件的立场与诉求。
此次纪念活动在洛杉矶中领馆前举行,虽然规模有限,但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仍引发一定关注。组织者表示,未来仍将继续通过纪念、传播与公共讨论等方式,推动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与反思,并呼吁社会持续关注相关人权议题。
编辑:赵杰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A Man of Iron Will Never Looked Back, the Truth...
注水文凭的经济学逻辑
作者:杨绍政
一、注水文凭是怎样产生的?
文凭是通过一定时间的学习,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以上的证明文件。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达到一定质量标准是指以下几个方面:1、课程的学习。每一个专业都有一定数量的课程学习。每一门课程都有学时数规定。通过一定的学时数的学习,考试合格。2、实践学习。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教学,经评定合格及以上。3、毕业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知识或理论,综合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培养和训练。研究成果经评审,达到合格。4、达到学校对专业学习的其他规定要求。如果一个学生在以上4个培养环节都达到了学校认可的标准及以上的水平,那就说明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以上。这个学生获得的毕业文凭就是这个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到规定标准以上的证明书。如果上述4个环节的至少一个环节没有达标,说明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将不能获得证明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如果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学校却颁发了证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达标的毕业文凭,那么这份毕业文凭就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实质是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注水文凭是以隐蔽的形式将文凭颁发给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没有达标的学生。上述4个培养环节实质上没有达标,在形式上、成绩上可以达标。比如说课程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时数没有达到规定要求,当然原因可能是老师违规,也可能是学生违规。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达标,这也可能是老师的授课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学生学习投入性不够。这些问题最终反映到学生的学习成绩上的真实状况就是这门课程没有使这个学生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如果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本该不合格,最后在成绩评定上却合格,那么这个学生在这门课上就是以不合格冒充合格,其他课程和培养环节以此类推。这样表面上看似合格的成绩,本质上却是不合格。最终从各培养环节这个表象和形式上看这个学生达到了规定的质量标准而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但实质上却是不合格产品,因而他获得的文凭本质上是注水文凭。注水文凭的提供方可以获得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是学校主动生产的,那是因为生产注水文凭的各类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可以比合格文凭低和少。在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低质量的投入要素和投入数量不足可以降低学校的投入成本,从而获得比生产合格品更多的额外收益。如果注水文凭不是学校追求的生产目标,在各种投入要素收益给定的情况下,各种投入要素的生产时间越少,投入的强度越低,那么单位时间、单位投入的收益就越高,因此各种要素所有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有有主动偷工减料的动力。要生产合格的产品,各种投入要素的时间投入要保证,投入强度要保证。也就是说各种投入要素足够的生产时间和工作强度才会产出更大比例的合格及以上的产出,相反,各种投入要素的较少时间投入和较低的工作强度将产出更大比例的不合格品。在各种投入要素追求较低时间和质量投入而可能导致更大比例的不合格产品时,学校如果要追求降低注水文凭的比例,那么就必须加强管理,以提高各种投入要素的足额时间和质量的投入。加强管理可以是加强管理和改善管理,以使各投入要素的投入数量和质量得到更准确的计量,也可以是确定激励各投入要素努力提高投入时间和努力的薪酬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这些强化管理的各项投入都会引起成本的增加,当然也会使注水文凭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如果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偏好是一样的,甚至社会更偏好注水文凭,那么学校以降低注水文凭比例为目标的强化管理既是逆社会的大系统、大环境行事,又会增加学校的成本投入。如果是这样,那么学校就极不理智。在这样的条件下,学校的理智选择就是减少管理投入,甚至是主动追求注水文凭的生产,以降低学校的生产和管理成本。由此看来,在整个社会对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需求没有区别,甚至更偏好注水文凭的条件下,生产注水文凭将是文凭提供者满足社会需要的理智行为和常见现象,而提供真实文凭将是逆社会大环境而动,费力却不讨好的事情,注定是要被这个所谓的大环境淘汰掉的。因此,真实文凭稀缺,甚至是绝种,注水文凭盛行猖獗是特定社会规则下个体理性选择的必然产物。
二、注水文凭的性质
要从需求的角度分析注水文凭,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注水文凭?什么是真实文凭?我们可以借用注水猪肉来透视注水文凭。我记得以前电视上经常播放注水猪肉的新闻。你们知道注水猪肉是怎么产生和生产的吗?猪肉销售商在新鲜猪肉里面注上水。注水以后,猪肉就增加了重量。假如新鲜猪肉重量为二百斤,注了二十斤水后,整个注水猪肉的重量就是二百二十斤,其中的二十斤水按猪肉价格进行出售,可是水的价格非常低。因此,注水猪肉的本质是通过猪肉的形式,这种表象,把水当作肉来出售,猪肉销售者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同时猪肉的购买者支付更多的货币,蒙受了损失。销售注水猪肉的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欺诈行为。与注水猪肉类似的地沟油、毒奶粉等都是商业欺骗、商业欺诈。那么注文凭是什么呢?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说西南大学大约在2009年入学的博士,50%以上都是政府官员。我也曾经看过以前党校滥发文凭的新闻。后来发现党校文凭的含金量很低,和同类其他全日制大学相比,差距很大。据说由于这样的原因,党校文凭在很多单位不被承认。现在估计中央党校是个例外,中央党校在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许多省级、市级、县级党校文凭据说存在质量问题。我自己读硕士研究生时,我们全校一个年级一百零八个硕士研究生,没有一个是在职的。都是全脱产来读书。当我读博士的时候,我所在年级的同学中许多是政府部门官员、企业老总,但是基本都很少来上课。没有上课最后如何评定成绩,当时我不是老师,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他们很多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却是真实事实。官员、特别是厅级及以上的官员据说非常忙,日理万机,这么忙,读博士、硕士,或者函授能保证基本的学习时间吗?各培养环节能得到质量保证吗?如果不能得到保证,那么官员获得的文凭是不是能够证明他们是合格产品?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就是假冒伪劣的不合格产品。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注水文凭。文凭就是一张纸。这一张纸证明你,假如是本科生的话,在大学学习了四年,各个培养环节都合格了。根据大学的规定,你被准予毕业,授予学士学位。同理,如果你是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那么可以被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准予你毕业,本质意思就是你至少达到了学校认定的各个培养环节的基本质量要求。这些要求达到以后,至少说明你是一个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达到了至少合格的水平,你是一个合格产品,准予出厂,准予出校。这就相当于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各个环节的生产和检测,被准予出厂,至少说明产品是合格及的等级。相反,如果是不合格或者次品,一般厂家会怎么做?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环境下,不合格品不准予出厂。不合格产品出厂销售给消费者后,会影响生产厂家的声誉。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市场中,企业的产品需求会大幅度减少,客户会被吸引到它的竞争对手那边去。因此,产品是合格品还是不合格品对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同理,文凭的本质是个人通过一定年限的学习和培养环节,人力资本达到一个规定标准之上的证明书。也就是说,你的文凭证明你是合格品——你的人力资本至少达到了认定的合格的标准。注水文凭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说货真价实的文凭本质意义上证明你的人力资本达到合格品至上。注水文凭本质上是讲,你的人力资本没有达到最低质量标准,但还是给你颁发了你的人力资本达到最低质量标准的文凭。因此,你真实的人力资本远远低于文凭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给你发了一个文凭,这个文凭从表面上看,和其他的文凭没有差异。但是这一纸证明书它本质上想证明你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合格标准之上,但是实际上你没有达到要求。本质是不合格产品,却给你颁了合格证,让你出校。这就是注水文凭的本质。注水文凭本质就是不合格的人力资本,冒充合格人力资本的现象,也是一种欺骗、欺诈行为。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有没有差异?注水文凭和真实文凭的区别非常大,是合格品和不合格品的区别。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区别。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之间还有区别吗?如果买猪肉人知道猪肉被注了水,他会不会买?他绝对不会买。但是注水文凭呢?你们知道谁需要注水文凭?你们到这里来读书,是你们需要文凭。你爸爸妈妈花了钱要你们到这里来读书,也希望你们获得文凭。但是,你们会发现在注水文凭的生产环节中,文凭的需求方是直接参与其中的。文凭的需求方完全知道文凭注了水,而且还主动参与注水。这说明文凭的需求方愿意要注水文凭,有这个需求。注水猪肉和注水文凭的区别就是注水猪肉的生产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买猪肉的人被卖猪肉的人欺骗了,但是文凭需求者明明知道是注水文凭,却还是会付费获取,而且还会与文凭生产者合谋制造注水文凭。注水猪肉的销售过程是销售方单方面在作假。但是注水文凭的需求方,就是你们,包括你们的父母,知道文凭被注水了,却还是想要这个注水文凭。请问,文凭需求方受骗了吗?没有。文凭需求方本身就在与注水文凭生产者一起合谋制造注水文凭。
我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朋友,给研究生上课。用的是与哈佛大学博士生课程同等难度的全英语教材,用英文讲课,全英文板书,习题的讲解和证明都是全英文,而且是全英文考试。上满54个学时。但是另外一个人,54个课时,只是上4或者5次课,而且这4——5次课还是让学生自己课后去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上课学生上来讲,老师来点评。在座的各位,请去读一读《高级微观经济学》,看看能不能看懂?老师没有一点真功夫,能把《高级微观经济学》讲下来吗?但是很奇怪,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没有一个对这位老师的行为有质疑或者异议。请问这些学生和这个老师在《高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上是不是合谋制造了注水文凭?这个例子说明文凭需求者获得注水文凭不是受蒙蔽,他们知道这个注水环节,还和生产方一起共谋制造注水文凭。硕士论文的撰写是为了让研究生研究能力达到一定水准,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定的质量标准。我带的两名研究生居然致谢部分可以一模一样。其中一位居然可以把贵州大学学校简介完整地搬进硕士论文中去。他肯定知道,这是注水文凭的制造,可是他愿意这么做。他知道把指导老师这一关蒙混过关,评审、答辩老师通过、认可,其他条件满足,他就能获得硕士文凭。请问这样的学生是不是自己就有愿意生产注水文凭的强烈动机? 由上可知,注水文凭从本质意义上讲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现象。它的实质是文凭需求者没有达到规定的最低质量要求的人力资本水平,却冒充达到了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及以上的水平。如果对这种没有达到最低规定的人力资本标准的这些学生提供了达到最低人力资本质量要求的证明书,那么这个证明书就是注水文凭。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较重要。你把这个事情要认识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下面无法讨论。 注水文凭的生产流程学生在注水文凭生产流程中的作用这里我大致地讲一下。在讲案例分析时还会详细讲。学生是文凭的需求方,在生产注水文凭的过程中,充当了注水文凭生产的合作者。没有学生的参与,注水文凭是生产不出来的。或者说是不会轻易生产出来的。这是一类学生。
还有一类学生,比如考试时学生主动作弊,有老师参与吗?老师没有默许你们作弊,你们是主动偷偷作弊。 我是在乱说话吗?我说有些学生主动作弊。你们主动作过弊没有?到现在为止,你们作过弊没有?你们能不能保证在贵州大学三年时间考试不作弊?能保证吗?不一定。我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杨绍政教授随笔集的读后感》,是我学生写的。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了你写的文章后,我想有个真相得告诉您。就像你说一个政党打算从良的话,应该敢于面对丑恶的过去。据我所知,2008届经济学院研究生的各学科期末考试中,抄袭的学生比例是百分之百。你教过我们《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通过两次考试,我发现不抄袭成绩肯定低,抄袭了没有任何风险。并且成绩不会很差,不会使得老师失望,也不影响奖学金的评定。如果选择举报,我将得罪大多数同学。我将在同学中变得另类,遭到孤立。从小学开始,我考试都不作弊。但是在这里,权衡利弊后,我只有选择和大家一起作弊。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好好听课了。也认真听课了。也认真复习了。假如大家不作弊,我考的成绩肯定比作弊的低,但是和其他同学横向来看,肯定比大多数同学成绩高。在公平考试的条件下,我更有利于获得奖学金。因为可以和他们拉开差距。但是在不正常的制度环境下,人人被逼的考试作弊。” 听了以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我以为他们考的很好。英文考试,不是开玩笑的。我教过两届。从后来我了解的情况看,不单是我那科作弊,作弊的学科那太多了。 据我了解,大多数老师上课的时候,36个学时上一半的课就相当不错了。像杨老师这样上课,绝对是蠢蛋。知道吗?蠢蛋。所以你们很讨厌我。蠢蛋给我们上课。我们跟偷工减料的老师上课还可以玩,多轻松呀。...
纪念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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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付静争
1989年6月4日刺耳的枪声和坦克的轰鸣声,距今已整整37年。时间在流逝,但那天留下的问题,从未真正得到回答。有人说,这段历史早该翻篇;也有人始终坚持,死难者与受迫害者理应被铭记,血案的责任方理应被追究。而在所有这些争论之上,还悬着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六四,究竟与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存在怎样无法切割的内在联系?
今年的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渠道正式发布马尔科•卢比奥国务卿的声明,以中文向世界重申这段历史。声明中写道:
6月4日是中国共产党命令其军队向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数以千计的和平示威者发动攻击37周年,全世界都铭记这一天。当时聚集在那里的中国学生、工人及其他平民,为行使他们的天赋权利,并要求民主改革以及对腐败究责而遭到杀害。我们缅怀他们的生命,并向他们的业绩致敬。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那些为捍卫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做出牺牲的人,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
也许天意使然,我们永远不知道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官方封锁了数字,销毁了档案,连遇难者的名字都成了禁忌。这个无法填补的空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年年都要纪念、回忆、揭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因为:一个连死亡人数都无法言说的民族,是一个尚未从伤口中醒来的民族。
这份声明之所以令我感到震动,不仅因为它来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机构之一,更因为它用中文、用清晰的语言,说出了一件在中国境内被系统性压制的事实。37年间,审查机器不断升级,关键词被屏蔽,亲历者被噤声,历史课本里这一页从未存在过。
我在加拿大曾经问过许多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对六四仍然一无所知,只有极少数人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了那个夜晚。看着他们茫然的眼神,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心疼,他们不是冷漠,他们只是从未被允许知道。这种感受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在海外发声,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
遗忘从来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被中共精心设计、主动维护的一种状态。"任何严厉的审查都无法抹杀历史",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朴素而坚硬的真理:权力可以压制记忆的流通,却无法消灭记忆本身。只要还有人记得,历史就没有死去。
纪念不只是悼念,它必然包含一个道德层面的追问:是谁下达了命令?谁对数以千计的生命负责?多年来,六四重新评价的呼声之所以被视为威胁,恰恰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被正式提出,就意味着要触碰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
声明提到,那些聚集的平民"为行使天赋权利而遭到杀害",这不是模糊的历史表述,而是对加害与被害关系的清晰界定。"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余年来坚持记录遇难者名单、寻求官方对话。每次读到她们的名字,我都感到一阵刺痛,那些母亲,用一生在等待一句本不该需要等待的话。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永远缺席。
1989年走上街头的学生与工人,要求的并非推翻体制,而是对话、透明与反腐,这是一次改革的呼唤,而非革命的号角。中共的血腥镇压终结了这场运动,却始终没有解决运动所回应的深层矛盾。此后数十年,经济腾飞的表象下,政治体制的封闭性愈发明显,公民社会的空间愈发收窄。
这意味着,六四不仅是一段需要被铭记的历史,更是中国政治转型路途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没有对那段历史的正视与和解,任何关于中国走向的讨论,都将是建立在裂缝之上的。"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我愿意相信这句话,不是因为天真,而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强权可以永远将真相压制于地下。
有人或许会问:一纸外交声明能改变什么?我理解这种疲惫,这种质疑。但我更清楚地知道:对于那些无法在国内公开发声的人而言,外部世界的每一次发声,都是一种支撑。它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被遗忘,这段历史没有被遗忘。包括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将永远铭记在心。
美国驻华大使馆选择以中文发布声明,显然意在让这些文字穿透语言的屏障,触达那些正在翻墙寻找真相的人。记忆需要被反复重申,才能对抗遗忘的侵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说,继续写,继续让这段历史存在于可以被看见的地方。
烛光不能让坦克后退,但它能让黑暗变得不那么绝对。37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海外各个平台纪念六四,是因为那些生命值得被铭记,是因为那些追问从未得到回答,更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真正走向未来的中国,终究必须回望那个血色的六四,诚实地面对自己。
历史不会因为中共的沉默而消失。正义,终有一天会到来。@baodiantimes
(图片均为转载者付静争在洛杉矶领事馆前抗议与演讲照片)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In Commemoration of June 4th
Article Source: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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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逻辑下私自救援的“罪”
作者:张兴贵(中国民主党人)
2026年5月22日,河南省蓝天救援队的伊川、宜阳、嵩县三支队伍,因未履行报备审批程序,前往湖南常德开展救援,拍摄发布视频和接受采访。随后,他们被责令立即全员撤回,并受到书面警告。这不是荒诞的个案,而是极权主义逻辑在21世纪的赤裸裸的展示。它把人类最原始的同胞之爱、自发互助,判定为“越界”;把志愿者自带装备、自筹经费的义举定性为“违规”。
极权国家的本质,绝非简单的“强政府”“管理严格”。它是一种对社会与个体进行全面征服与重塑的现代暴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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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血证与家书
作者:曾洪伟
记忆回到2023年11月的美国加州旧金山。我和朋友在街头参与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访美的抗议活动。当时,对自由的渴望支撑着我们,但未曾料到,那只无形的手从未缩回,红色恐怖正精准地将阴影投射到我的生活里。
街头的影子与开枪的手势
在群情激愤的街头,一个异常的细节破坏了安全感。在马路对面的路口,一名身高约170公分、留短发、戴口罩的华人男子,正手持设备鬼鬼祟祟地对我和朋友进行近距离偷拍。
当我和朋友感到异样并试图上前制止时,他立刻转身穿过马路逃跑。而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突然转过身,对我们做了一个开枪的手势。那个极具恐吓意图的动作,在光天化日下的美国街头显得荒诞而冰冷,它在警告我们:反抗可能意味着肉体毁灭。
次日的血证与断裂的安全感
跨国镇压的残酷性在于,它的恐吓绝非虚张声势,而是会以极快的速度演变为现实的暴力。
就在抗议活动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位与我一同并肩参与抗议的异见人士,在机场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员的残酷殴打,致使浑身是血。前一天路口戴口罩男子的开枪手势,在第二天就变成了同伴流血的肉体事实。这种极短时间内的暴力升级,瞬间击碎了海外的安全感。它向所有发声者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即便在自由世界,你依然随时可能沦为被猎杀的孤立目标。
跨洋的盘问与隐性的株连
然而,红色恐怖的触角并不仅限于海外街头的肉体威胁,更致命的是指向国内家人的隐性株连与跨洋的信息追踪。
抗议活动结束仅仅几天后,远在中国国内的警察便突然前往我父亲的住所。他们向我父亲详细盘问了我在国外的具体下落,目前在海外做什么,并严令索要我最新的联系方式。得知警察正在国内追查我行踪的消息,以及父亲透露出的深深担忧,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与不安。在这场跨国镇压的链条中,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恐吓传递,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敲山震虎”,试图通过让国内的亲人陷入恐惧,从而达到让海外异见者失声的目的。
守望相助,保障安全
经历这一连串的变故,说不恐惧是骗人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家人都陷入了巨大的心理挣扎中。但恐惧过后的冷思让我彻底明白:对抗庞大国家机器的唯一方式,就是用组织的力量去对冲个体的脆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痛感,我选择加入旧金山中国民主党,在合法政治团体的守望相助中寻找盾牌。在此,我向所有流亡海外、同样生活在跨国镇压阴影下的异见人士发出真诚的呼吁:请放下犹豫,打破孤立的状态,加入到民主党中来。我们只有融入一个有组织、有担当的成熟政治团体,互相帮助,才能把分散的微光汇聚成火炬,保障我们共同的安全,抵御潜在的风险。自由的土地不容红色恐怖跨境蚕食,克服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将那些在阴影里颤抖的个体,凝聚成并肩站立的钢铁盾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Shadows, Blood Evidence, and Family Letters
By...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洛杉矶中领馆前集会声援国内良心犯
作者:沈美花
2026年5月24日,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了声援徐光活动。当天阳光很强,大家顶着烈日站在中领馆门口,高举横幅与标语,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徐光以及毛庆祥目前遭遇的不公。现场来了不少民主人士、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朋友。大家拉起民主党创始人朱虞夫先生毛笔手书的大型横幅:“中共摧残徐光天理难容!迫害毛庆祥神人共愤!”并讲述了毛庆祥和徐光在浙江活动的一些故事。
很多人手里举着“徐光无罪”、“声援徐光”的牌子,还有人展示介绍徐光经历的展板。站在中领馆门口,我感触很深。虽然只是一场海外街头的抗议活动,但大家都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外界继续关注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据朱老介绍,徐光曾参与1986年和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也曾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工作;1999年,他曾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2022年,又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让我尤其难受的是,徐光在狱中长期绝食抗议,身体状况令人担忧。但即使如此,外界对他的关注依然十分有限,所以大家才会来到中领馆前,希望发出声音。除了声援徐光,我们也声援毛庆祥,他只是因为在徐光出狱后前去探望徐光,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与徐光会面的照片,随后就被警方带走。到活动当天为止,已经超过48小时没有被释放。很多参加活动的人都认为,仅仅因为探望朋友,发布合影照片就遭到拘押,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现场我们不断呼喊,希望立即释放毛庆祥。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在中国仍然有人因为言论、因为交朋友、因为表达观点而失去自由。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募捐,委托《在野党》杂志,转交给徐光家属。我们也会把类似活动及募捐项目持续下去。我站在人群里,看着大家举着横幅、喊着口号,内心很复杂:一方面,觉得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另一方面,如果连声音都没有,那很多事情就真的会被遗忘。也许一次活动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们没有沉默。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翻译:沈美花
China Democracy & Human Rights Alliance Holds Rally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to Support Prison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