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作者：曾群兰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10月4日 在这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佳节，我们与朱虞夫老先生及《在野党》杂志社的同仁欢聚一堂，共度节日时光。我们共同为中国民主党人、被囚禁的政治犯、良心犯和一切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同胞，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他们中秋安康，精神坚强，早日迎来自由的曙光。 出席聚会的社员如下： 朱虞夫、郑存柱、熊辩、何愚、李杰、曾群兰、夏体姗、黄吉洲、李之洋、林小龙、赵杰、卢新虎、李建伟、罗志飞。 聚会中，大家就各部门的工作细则与实际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与深入讨论。 这是《在野党》杂志社复刊后迎来的第一个中秋节，意义格外重大。回首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努力，我们深感这份坚持弥足珍贵。感谢每一位社员的付出与担当——正因为有大家的团结与奉献，我们才能成功复刊。我们相继推出了纸质版与网络版期刊，使《在野党》在民运圈得到广泛关注与支持。 特别感谢朱虞夫老先生、郑存柱社长以及全体社员的辛劳与坚持。 正是因为你们的信念与行动，让《在野党》得以继续发声，传递真理与自由的力量。 能在这样的节日与大家相聚，倍感温暖与珍惜。 愿明月常照自由之路，愿我们同心同行，共盼自由之光。 祝各位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Mid-Autumn Gathering: United in Purpose, Awaiting the Light of Freedom Author: Zeng Qunlan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Liu Fang...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摘要：文章简述了日本靠长期投入与制度保障提前实现诺贝尔奖目标，而中国科研因行政化、缺乏自由与短视投入而难以孕育真正的科学突破。 日本在2002年提出了一个看似“狂妄”的计划：50年内拿下30个诺贝尔奖。当时，中国官媒哄堂大笑，《人民日报》斥之为“狂妄”，新华社讥讽为“痴人说梦”。然而，到了2025年，当大阪大学免疫学家坂口志文荣获诺贝尔医学奖，日本的诺贝尔奖总数已经达到31项。这份“狂言”不仅成真，还提前26年完成。这是一份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答卷，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胜利，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科研的真实现状。 一、日本的“狂言”为何成真？ 首先，日本明确了方向：基础研究是核心。他们深知，诺贝尔奖不是靠短期功利项目，而是依赖长期积累的原创性突破。于是，日本政府与高校携手，投入巨资支持基础科学，鼓励科学家在冷门领域深耕。例如，2012年的山中伸弥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研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这项研究的背后，是日本政府和机构十余年的持续支持。 其次，日本建立了一套尊重科学家的制度体系。他们的科研环境允许失败，鼓励自由探索。科学家不必为行政表格与KPI指标发愁，可以专注于研究本身。“坂口志文”的Treg细胞研究耗费了数十年才取得突破，但大阪大学始终给予他充分的信任与支持。这种制度保障了科学家的创造力，也孕育了诺贝尔级的成果。 最后，日本的科研文化强调耐心与专注。他们不急功近利，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从田中耕一的质谱技术到大隅良典的自噬研究，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在一个领域深耕数十年，甚至一生。这种专注，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制度的力量。 ...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2025年9月，浙江绍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故——9月13日深夜，地铁末班车收车之后，四名清洁工人在作业中穿越二号线路铁轨时，被一架驶回车厂检查的列车撞到，造成三人身亡一人受伤。事件直到11天后的24号才被报道，官方公告草草了事，全网随即陷入噤声，在官家眼里三条生命的消失不值一提。 稍微了解社会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偶然事件，此类悲剧已经发生多次。 2018年8月7日，深圳龙华区大浪街道悠山美地家园小区的河道箱涵中，两名清淤工人刚结束作业，准备离开时暴雨突至，洪水迅猛灌入涵洞。导致一人被冲走失踪，第二天才在下游观澜河找到遗体。 2019年4月10日，深圳再次遭遇暴雨。罗湖区与福田区约25名工人在清理水沟时突遇洪水，十多人被冲走，最终确认10人死亡、1人失踪。 两次事故，暴雨早已在气象预警之中，可就在倾盆而下的前夕，领导仍让工人冒险工作。 2023年7月，南京66岁的绿化工人蒋梅花在涵洞避雨时被暴涨的积水冲走。三天后，她的遗体才在下游被找到——她在工作岗位上丧命，却无人被追责，反而被美化成“英勇绿化工人”。在极权的逻辑中，用生命为其献祭，即为典范！ 同年5月，贵州毕节6名教师被领导要求下河捡鹅卵石，装饰校园迎检查。上游水电站突然泄洪，河水暴涨，两人不幸溺亡。事后，校方矢口否认这项行为是学校要求，却无法解释，为何在上班时间，教师会下河捡石头。 中国的“马路天使”清洁工，一不小心就可能真的成为“天使”。2013年云南、2013年长春、2014年呼和浩特、2014年深圳、2014年郑州、2015年北京、2017年哈尔滨——不同城市，相同惨剧：清晨或深夜清扫道路的清洁工，被疾驶的车辆撞死。这样的悲剧屡次上演。城市每天都在苏醒，而他们，也许明天就看不见升起的太阳。 一连串的死亡，反映出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危险是常态，保护是空谈。安全监管成了摆设，预警信息止步于办公室，责任层层外包，工人签着临时合同、拿着微薄工资，却要承担生命的全部风险。出了事故，媒体报道三天，舆论关注一周，随后一切归于沉寂——赔偿草草，责任人“停职检查”，体制“吸取教训”，然后一切照旧。 而政府的冷血，更令人作呕。他们热衷于制造“发展奇迹”，举办阅兵、政绩展示、光鲜宣传，却从不在意基层的血肉。他们根本不把人民当人看，普通人的生命只是生产成本。绍兴无人驾驶地铁的悲剧背后，是极权制度和盲目机械化形成的“绞肉机”；贵州教师溺亡事件的根源，在于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上级检查的盲目迎合。 官僚体系阿谀奉承、热衷面子工程，却对老百姓冷酷无情，尤其是底层民众——在体制眼中，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丢几条烂命无伤大雅。在“九三阅兵”上，政府可以精准调动万人队列，却无法保证最原始的生命安全——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保护普通人的生命，根本不在他们的计划里。 这些逝去的工人、教师、环卫者，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遗言，也不会被写进官方年鉴。他们只是用生命提醒世人：这个不保护弱者、对死亡习以为常的社会，才是我们“繁荣盛世”下的真相。 一个城市是否发达，不在于高楼与地铁，而在于那些清扫街道、疏通暗渠、修剪绿化的普通人，能否平安回家。 我们不要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个体牺牲品，我们要的是一个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以人性为根基的国家。 The Vanished Workers Author/Editor: Zhong RanEditor-in-Chief: Luo Zhifei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or: Lyu Feng In September 2025, a shocking...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塌陷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 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 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rom Waking Up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艺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冷漠并非中立，不关心政治即放弃权利。唯有公民觉醒、积极参与，方能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建设公平社会。 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种声音：“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与政治，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种观念似乎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政治是遥远、复杂甚至危险的事情，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我要郑重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它关乎我们如何共同安排生活、保护弱者、执行正义。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等于放弃了我们对自己命运与未来的主动权。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政治？政治不是冷冰冰的制度，也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它是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制定规则的过程。从街道是否安全，到教育是否公平，再到医疗是否充足，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的安排。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具体体现。每一盏路灯的点亮、每一条法律的实施、每一个社区的建设，都是政治的成果。政治将个体的愿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序、公平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源于一种误解：政治是“麻烦事”，参与政治可能带来风险。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关心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会影响你。当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时，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当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威胁健康时，这是政治治理的缺失；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孩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时，这同样是政治选择的后果。若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就等于把影响生活的决定权拱手让人。一个被忽视的政治体系，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保护弱者。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却最需要被听见。政治正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盾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还是法律改革以消除性别、种族歧视，政治的职责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忽视。不参与政治，就是放弃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也放弃让社会更公平的责任。 政治的另一项神圣职责是执行正义。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民信任的来源。没有正义，法律便成空文，社会只剩强权。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关于贪腐、不公与权力滥用的抱怨。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往往因为政治透明度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当公民沉默时，政治就可能被少数人操控，偏离正义的轨道。反之，若人人积极参与，通过监督政策、表达意见、关注社区事务，就能推动政治走向公正。正义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政治机制去维护与捍卫。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不完美。其复杂与敏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有人说：“我只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能改变什么？”这种想法低估了普通人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社会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参与。正如滴水汇成江河，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努力，终将推动社会的改变。 政治需要我们的智慧与热情。参与政治，不一定意味着上街抗议或竞选职位，它可以是关心社区事务、支持公益组织，或仅仅是与家人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对公共生活的投入。政治，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政治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Why We Must Care About Politics Author: Xinggui ZhangEditor: Zhiyang Li· Executive Editor: Zhifei Luo Proofreader: Xiaolong Lin Translator: Xiaomei Peng Abstract: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