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作者：關永傑 編輯：鍾然 責任編輯：胡麗莉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截至2026年3月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已經過去整整一百天。 這場發生在2025年11月26日的火災，波及七幢高層住宅大廈，大火持續燃燒超過四十小時，最終造成168人死亡、79人受傷，成為香港開埠以來傷亡最慘重的火災事故之一。港府隨後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計劃在 2026年3月19日開始舉行聽證會，2026年9月左右公佈最終調查報告。 然而，火災後這一百天里發生的一些事情，卻讓不少人對調查結果是否能夠真正回應公眾關心的問題產生了疑問。 回顧這100天，香港社會發生了幾件值得注意的事件。 一、提出調查訴求的學生被捕並遭開除 火災發生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關靖豐公開提出包括成立火災獨立調查委員會在內的四項訴求。然而不久之後他被警方拘捕，一些媒體甚至將其行為形容為“以災亂港”。 2026年2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宣佈開除其學籍。校方給出的理由並非直接因為其提出相關訴求，而是指其“多次行為不當”，其中包括他在 2023年曾因張貼六四相關標語而被記過。 二、問責問題幾乎沒有被提起 按照中國《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的規定，死亡超過30人的事故屬於“特別重大事故”，應由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有關部門組織事故調查組進行調查，並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省長、自治區主席、直轄市市長以及國務院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給予行政處分。 而香港的現實則是：香港特首李家超不但沒有被問責，2025年12月16日，他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時，習近平還明確表示，一年來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勇於擔當、積極進取”，並強調中央對李家超及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習近平還提到李家超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則只是向災民表示慰問，並肯定了特區政府在災後支援及重建方面的努力。 三、罹難者名單未向公眾公佈 在大多數民主社會及法治國家，處理大規模傷亡事故時，“公開名單”通常被視為政府透明度與社會共同哀悼的重要部分。 但香港政府在大埔宏福苑五級火警後，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公開 168名罹難者名單。 四、媒體人黎智英被重判 2026年2月9日，在一個被外界廣泛質疑為受到政治影響的司法環境下，香港法庭以《國安法》框架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與“勾結外國勢力”罪名，重判黎智英二十年，《蘋果日報》多名高層被判七至十年。 在這樣的打擊之下，香港可能很難再出現真正具有獨立性的新聞媒體，剩下的更多只是官方宣傳體系的一部分。 五、“天眼”密布，香港或進入《1984》時代 2026年2月中旬，港府向立法會申請 40.6億港元的撥款，用於擴展名為「智眼」（SmartView）的監控程序。該計劃準備在未來數年內，為全港 6萬多組監控攝像頭進行技術升級，包括引入更強大的 AI人臉識別與大數據分析功能。 宏福苑火災的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之中。根據早期報道，火勢可能與樓宇外牆維修工程中使用的竹棚、尼龍網等材料的阻燃系數不達標有關。火焰沿著外牆迅速蔓延，導致多個樓宇被波及。如果最終調查結果證明問題僅僅是工程材料不符合標準，那當然是一場嚴重的工程事故。但香港使用竹棚已經超過百年，公眾目前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尼龍網阻燃系數不達標的問題上。而這一問題很可能涉及工程腐敗與監管漏洞。因此，對很多香港市民來說，他們擔心的問題或許更深一層——英國殖民時代建立並有效運作上百年的制度，回歸中國後是不是已經發生了質變？ 過去幾十年，香港之所以能夠維持較高的公共治理水平，與其制度中的多個要素有關：獨立媒體、專業監管機構以及公開透明的調查機制。 但2019年，北京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大規模社會抗議，並最終在2020年出台更為嚴厲的《香港國安法》。此後短短幾年，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香港從一個開放、文明、法治、富裕的國際大都市，迅速轉變為一個被高壓管控的社會。大量中高端人才流失，樓價大幅下跌，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並罕見地出現財政赤字。 《國安法》實施後，在高壓環境下民眾與媒體普遍趨於沉默。自2020年以來推行的一系列“宣誓效忠”制度，也使得不少官員更多只需對北京負責，而無需再面對來自反對派與社會輿論的監督。當政府將大量精力與資源投入在肅清異見、維護所謂國家安全時，真正關乎公眾生命安全的公共治理能力，就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被削弱。 歷史經驗提醒人們，在中國近幾十年的一些重大災難事件中，也曾出現類似的爭議。 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一些家長質疑校舍質量問題，疑似是豆腐渣工程，推動調查的譚作人隨後被拘捕；2011年溫州動車事故，官方最初將原因歸結為雷擊；還有2021年鄭州“7·20”水災、2024年廣東梅大高速塌方等事件，也都曾因責任歸屬問題引發社會爭議。在這些事件中，政府往往傾向於將責任歸咎於天災，而不少民眾則認為其中人禍是主要因素，由此引發了關於責任追究與信息公開的討論。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刪帖、封號，輿論逐漸沈寂，事件也隨之被遺忘。 宏福苑大火已經過去一百天。168條生命的逝去，人們希望看到的不僅是對遇難者的悼念，更是對制度漏洞的認真檢視。 但從災後這100天發生的事件來看，我們對於9月將要發佈的調查報告，還能抱有多大的期待？是水落石出的真相？還是避重就輕的解釋？ 如果真相沒有被揭示，責任人沒有被追究，那麼這場大火留給香港的，恐怕不僅是一段悲痛的記憶，更是一種長期存在的不安——這樣的災難，隨時可能再次降臨。 Hundred Days After the Hung Fuk Estate Fire: What Is Happening in Hong Kong? Author: Kwan...

作者：孔德翠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世界，需要勇敢的人。 刘虎是我十多年的微信好友。巫英蛟是他的合作者，也是我多年的微信好友。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一直在为普通人发声。在很多人选择沉默的时候，他们选择记录；在很多人退后的时候，他们站了出来。有人称刘虎为“国内最后的调查记者”。这不是一个荣耀的头衔，而是一种沉重的现实：当正常履行新闻职责，变成一种稀缺品质；当说出事实，需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这个社会本身，就已出了问题。 我常常想起多年前，在深圳的一个下雨的夜晚。一名年轻人摔倒在马路中央。车灯刺眼，雨水混着泥水，街头的人行色匆匆，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那是中国经济最繁华、最“文明”的城市之一，可那一刻，恐惧比冷漠更真实。我冲了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很快，有人看到我这样做，才开始陆续加入。我们把他抬到路边，拨打了急救电话。 事情结束后，我才发现自己浑身发抖，手心全是汗。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做对的事，却依然害怕——害怕被误解，害怕被讹，害怕所谓的“后果”。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刘虎。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很勇敢，别担心，应该没事的。”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勇敢，从来不是不害怕，而是明明知道风险存在，依然选择站出来。 前几天，听到刘虎再次被捕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也感到一种熟悉的悲伤。朋友们半夜发来消息，说他“又被抓了”。“又”这个字，本身就令人心寒。刘虎曾在2013年因调查报道被长期羁押，最终无罪。那一刻，很多人以为这是法治进步的信号。可今天，历史并没有向前，而是在倒退——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巫英蛟长期关注法治与公共利益议题，通过自媒体发布深度调查内容，与多位记者合作，揭示地方权力的黑箱运作。也正因为如此，他被带走、被噤声、被警告。 他们并不是“危险人物”。真正被视为危险的，是真相本身。 当纪检系统取代司法程序；当警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当写作、调查、记录被定性为“罪行”。我们失去的，不只是几个记者，而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 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没有表达自由的社会，只剩下恐惧与沉默。 但我依然相信一件事：真相不会因为抓捕而消失，自由也不会因为恐吓而终结。这个社会，正是因为还有像刘虎、巫英蛟这样的人，才没有彻底失去对良知的信任。 这个世界，需要勇敢的人。 写作无罪，记录无罪，说出事实无罪。如果连记录现实的人都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那么沉默，才会成为真正被强迫的“共识”。 Liu Hu, We Support You! Author: Kong Decui Editor: Geoffrey Jin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人一辈子做过很多事。他在中国大陆吃到一颗巧克力，就知道在另一方天地，梦都是甜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千山万水他来到香港，小时候在工厂打工，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办了一份报纸。 他没有当官，没有带兵，没有发号施令，他只是办报纸。现在，他78岁，他要在监狱里再待20年。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只要办报纸，就足够被判这么久。 我们常常以为，权力最怕的是炸弹和子弹。其实不是，权力真正害怕的，是一张报纸。因为子弹只能杀人，而报纸能让人醒来。 黎智英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被抓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会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把发生的事情写出来。 可是在中共政权下，把事情写出来，本身就成了一种罪。 媒体的工作，就是让权力不舒服。 权力天生不喜欢被看见。它喜欢黑暗，喜欢模糊，喜欢“大家都别问”。 媒体的工作恰恰相反：它要照亮，要追问，要把话说清楚。 所以媒体和权力，从来就不是朋友。它们如同一对天生的对手。一个正常社会里，媒体负责提问，政府负责回答。 但中共政府只想命令，不想解释。于是，提问的人就成了“危险人物”。 宪法和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只是没人照着做。 中共自己的《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基本法》也写着：香港居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 这些话都在。一个字都没删。但现实告诉我们：写在纸上的自由，不算数；活在空气里的恐惧，才算数。 当一个人因为办报纸被关进监狱，宪法就成了一本摆在橱窗里的书——看起来很庄严，其实没人翻。 国安法不是保护国家，是保护权力。 国安法的逻辑很简单：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像不像敌人”。不是看证据，而是看态度。 你批评了，就有问题；你沉默过，也可能有问题；你曾经站出来过，那就更有问题。 它不是在防止犯罪，而是在防止思想。它不抓坏人，它吓好人。 黎智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关押的不是黎智英，而是——香港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可能性。那种记者可以问问题，报纸可以骂政府，市民可以讨论政治的可能性。 他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继续存在。于是，办报纸的人被判了20年。写评论的人被判了7年。当总编辑的人被判了10年。不肯指证别人的人被判了10年。连带着一个报纸钥匙扣的人，都可以被带走。 这不是审判罪行，这是清算记忆。 《在野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愤怒。我们是为了一个原则：媒体存在的意义，就是监督政权。 如果媒体不能监督权力，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功能——替权力说话。 如果宪法和基本法不能保护办报纸的人，那它们连丢尽厕所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卫生纸尚且柔软，而它们又臭又硬。 黎智英坐在监狱里，仅仅是因为他清醒。 一个社会最怕清醒的人。因为清醒的人会问：你凭什么？ 他问了。于是他进了监狱。但问题还在。报纸可以被关掉，人可以被关起来，可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们会留在空气里，留在记忆里，留在那些还愿意思考的人心里。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不肯闭嘴的普通人。 而一个社会，如果连普通人都不能说话，那它也就不再配谈“国家安全”了。 它真正安全的，只有权力。 The Newspaper Publisher Was Sentenced to 20 Years— Opposition Party Expresses Support for Jimmy Lai Author: Zhang Zhijun, Deputy...

作者：李锦华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是不允许有个人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以便可以为国家更好地服务。如果你敢站出来说真话、说实话，你就会被安一个“莫须有”的罪行。 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受到了政治迫害，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他们这种独裁说成是政治、社会、经济的需要。所以共产党不希望中国人有思想，只要跟着党走即可，但凡你敢说真话、说实话，没有和共产党的路线统一，那么你的余生可能就会在监狱里度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惧、令人窒息的政权。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三年“清零”运动，更是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共产党对科学与常识的漠视和践踏。各地官员的荒唐之举：即使小规模的疫情，也要整座城市全部封掉；他们会对进口来的食品、鱼类甚至建材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多少民众为这种疫情付出了代价，很多人因此丢掉工作，丢掉家庭。即便这样也是无休止的封锁。自由依赖于勇气和持续的冒险。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即使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存取决于服从。他们在焦虑中逆来顺受，像绵羊一样排着长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在突然封城之前抢购食物。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要听党指挥，服从命令。就这样，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没有人权，没有话语权。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现代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感到自豪。但这种幸福的感觉是由表面的物质利益、关于西方衰落的不断宣传和对知识自由的压制而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事实上，在党的影响下，中国也每况愈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掩盖他所谓的真相，无论发生什么事，民众得到的永远是官方的表面信息。甚至连选举也存在造假行为，可见共产党是多么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在中国，所有的“真相”都只能来自党。过去十年里，情况越来越糟。当局抹杀了残存的独立思想，也在不断摧毁中国人民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能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我深感幸运，因此我要为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异议人士发声。中国民主党今天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惨无人道地迫害回国的反对党人士和国内政治异议人士，并持续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国内民主党员的处境和人身安全，谴责中共当局继续变本加厉地侵犯人权。 临近春节，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政治犯，让他们回家过年。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因坚持自由、法治与人权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不能让他们的家属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因此，我们民主党党员今天在这里发声：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为民主事业更加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We Must Attain Freedom of Thought Author: Li Jinhua Editor: Gloria Proofreader: Wang Bin ...

作者：祝正明 编辑：李聪玲 翻译：戈冰 内容提要 本书共十二章，探讨了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与百姓的相互关系，专制政权的特征，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和民主政治活动的具体做法，剖析了民主政治所特有的政府结构模式，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和社会发生政府重组的各种途径。相信在百姓对政治问题普遍不甚关心和了解的状况下，对增强百姓的参政议政意识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如何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政府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探讨。 民主政治的内容 集权统治者认为，社会离不开他们，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安定和秩序，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不仅向人民征收苛捐重税，还制定大量的惩罚条例来约束民众，没有他们，人民可以更自由幸福地生活。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众本身并不须要政府，只是因为民众有一些共同需要，才须要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来满足民众的这些需要，民众据此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权限仅限于使他们能服务于民众而不能加害于民众，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原理。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之上的，认为人只要拥有权力，就存在滥用权力的趋势，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使用，不给政府官员留下任何滥用权力的空间，以充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来保证社会时刻有一批优秀分子在为人民提供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一批同样优秀的社会精英分子时刻在监督与提防着他们，一旦发现这些人中有人不称职或滥用职权、贪污腐化，任何一位都会随时被撤离职位，受到惩罚，从而保证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被使用时能够满足百姓的苛刻要求。除了周期性的选举以外，绝大多数民众都可以尽管放心地去从事他们的工商业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需做的只是偶尔看看这些人提供的述职报告，健全的制度建设会使政府自动地像仆人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而周期性的选举，即是防止这些人形成新的阶级的手段，也是显示人民始终是权力的主人的表现，人民可以随时收回交给这些人代为行使的权力，交给新的一批人去行使。 民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同于历代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形成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格局。它首先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收回到人民手中，然后运用一种科学的机制，建立、控制与监督政府，使民众始终保有这种权力。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全体国民是其受益者，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参加这项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 政府及其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可能已经发觉：不论你生在何时，身处何地，都会受到别人的管制，不论你是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或者是腰缠万贯、被人前呼后拥，都同样无法摆脱这种管制。有人总是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必须服从他们，如果你不服从，就会受到他们严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击。他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法架避，这就是政府和它的雇员。 多少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现实，认为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象必然就会伴随有山水草木一样，自然就有朝廷或政府，它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法摆脱。 这种概念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的一种遗产，代代相传，以致于当突然没有皇帝朝廷或政府时，人们便会惊惶失措，坐立不安，赶紧要立一个新皇帝，即便他非常的年幼无知。否则，就认为一定会天下大乱。 政府跟百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在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要人们向它进贡纳税。任何人，不管是个体摊贩、私营业主还是收入稍高的工薪阶级，任何形式的厂矿、企业、公司等，都要将自己辛苦经营出来的一部分利润或个人收入上缴给他们。这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其次，他们制定出很多的法律、条例，规定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如果你不避从他们的规定，与他们对抗，他们就会对你进行罚款，没收你的财产，甚至拘禁你的人身，扼杀你的生命。他们依靠广泛的税收，养活着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击溃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它们中的许多人不从事任何劳动就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无任何特长仍能花天酒地。它们在内部划分势力范围，规定层层等级，享受各类特权。它们有时贪污腐化，恣意妄为，甚至敲诈勒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耸人听闻的事件都与它们有关。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政府呢？没有它们，人们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好吗？ 回答是：也不行，有很多事情，还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政府来维持社会治安、保障经济合同的履行，需要政府来修筑道路、管理交通、兴办教育、医疗、管理老年人的退休保障，需要政府来监督食品卫生、控制环境污染，建立应急医护消防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即便是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威望、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富豪或公司。 显然，社会还是存在着各种公共和社会福利问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机构也就是被称为政府的机构来解决和管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没有政府，人们也将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显而易见，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根据民意设立，受民众的控制，为民众利益服务、以满足民众需要为其存在目的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脱离民意，漠视百姓利益，依靠自己的暴力工具强制征收税款、暴力镇压反抗而维持其存在的强权政府。 但是，既然需要设立政府，不管其建立的基础是依靠暴力或依靠民意，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广泛的权力，政府官员大权在握，在政府官员以这种权力社会安定提供某种保障的同时，这种权力也给他们侵犯百姓的利益提供了种种机会。他们可能忠心耿耿地为大众服务，也可能会滥用职权。结果，人民大众得到社会安定的好处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付出过重的经济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人身自由代价。 那么，难道民众非得在享受政府提供的益处的同时，也必须忍受它对民众可能会有的种种伤害吗？ 人类有充分的智慧去战胜自然，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这个问题，却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碍。人类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它吗？这是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并进行过种种探索和尝试的问题。现在，它再一次摆到我们面前。所幸的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前人进行的大量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最佳方案，少走弯路。 实际上，政府及其组织结构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人类完全有能力对它进行设计、改造。探讨理想的政治模式，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弊端的起因进行研究，以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这也正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像其它自然学科一样，政治学同样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是为人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类有能力对政治模式和政府结构进行不断的实践、总结与改进。 但是现在，当我们还很年幼，尚未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之前，我们就被灌输了某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该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以致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在这种思想理论中寻找依据，或者打上它的旗号才会感到放心。这就产生了一种悲剧，本来是人们掌握了一种思想理论，结果反而却是这种思想理论控制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成了这种理论的仆人，不是它在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在为它服务。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就像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在不断发展一样。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仔细而公正的研究而不发现其缺点是不可能的。试图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与社会制度当作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不允许触动是荒谬的，停留在某种社会体制而自认为已经达到了顶峰，只能是极端愚蠢的表现。 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愿意主动交出权力，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在专制统治时代，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常常具有危险性。因为这会触及少数大权在握的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可能给探索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进行这种探索的原因。尽管社会非常需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却很少有人会去做。 但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是促进社会福祉的最有效工具，而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可怕敌人。那么，相对任何其它科学而言，政治科学就应该是人们最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科学。 地球上曾经存在及目前正在运作的政府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需要与社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同步进行。任何政权也不应该坚持不改自己的制度，尤其不应对探索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的行为进行惩罚，限制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正是因为有了思想的自由地探索，科学与技术才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只有让思想自由地探索，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发展到更美好的境界。（下期待续） 祝正明简历 祝正明，男，汉族，浙江江山人，工程师，1962年10月2 日生，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分配在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被评为联合公司先进生产者，1988年调入杭州，从事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并担任车间主要负责人。1998年春被选拔参加省经委举办的全省大中企业管理人员工商管理培训班，为期三个月。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恨专制不平等现象。 89年学运期间，曾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说，并向天安门学运领袖递交过十条政治运作建议，“六四”后回杭潜心从事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史研究，遍阅各主要图书馆的大部分有关民主的中外文书籍，95年开始，从基本民主观念入手，写成《政治民主》一书，98年1月完稿，联系近十家出版社无人敢接印，4月进行自费印刷，遭查封。 98年6月初，分析了国内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积极筹划建党活动，起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并进行印刷、散发，联络诸位民运朋友于6月25日前往注册，从而掀起了一轮冲击党禁的全国民运浪潮。1月10日，遭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数字收音机、数千页文稿、通讯录、大量《公开宣言》和《章程（草案）》等三十一种物品，被关押十六天，监视居住五十天。于11月8日经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全国筹委会筹委。 祝正明于99年初被捕，同年年底因中国民主党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Political Democracy (Serialized Novel) Abstract: Democratic politics asserts that power originates from the people, imposes strict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employs...

作者：程筱筱 编辑：冯仍 校对：林小龙 翻译：戈冰 摘要 本文指出，中国社会并非“无信仰”，而是长期形成了不允许任何超越性权威高于世俗秩序的结构。信仰被功能化、工具化，使其难以约束权力。现代政权并非消灭宗教，而是接管终极忠诚。当神必须服从权力，真正不受裁决的信仰便被视为风险。 在英文世界里，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许多西方观察者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更关键的事实：现代政治并不是让中国人变得“无信仰”，而是让人变得“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人间秩序，哪怕其对象是神。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忏悔、服从并等待赦免，终极裁决权明确属于神。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这并非叙事风格的差异，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分野：一个文明承认终极判断来自超越权威，另一个文明则默认人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后责任。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社会并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的对象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这种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更加直白。在许多中国人的经验中，拜神更像是在“办事”。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人们很少反思自身是否偏离信仰，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你若无效，就失去被尊敬的资格。这并非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秩序之上。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一种功能型工具，它便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显得突兀。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而是试图接管信仰：你可以信，但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你可以祷告，但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真正被视为威胁的，从来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非因为规模或组织形式，而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最终判断与良知标准。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天然构成威胁。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便必然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历史反复证明，试图将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信仰被掏空，或转入地下，以更顽强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拥有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也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剩下的就只能是强制。在这样的结构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就必然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 When Even Gods Must “Obey”—The Dilemma of Fa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