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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抵抗協會在洛杉磯舉辦

「民主前輩筆下的民主中國之路」活動圓滿落幕 【在野黨雜誌社 張致君洛杉磯訊】由公民抵抗協會主辦的「民主前輩筆下的民主中國之路:轉型正義、憲政重建與民主未來」活動,於 2026 年 6 月 20 日下午在洛杉磯六四紀念館順利舉行。本次活動邀集多位 長期關注中國民主化、人權運動與憲政轉型的民主前輩、公共知識分子與海外華人社群代表,共同探討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制度方向與歷史責任。 本次活動分為主題演講、民主前輩論壇與民主思辨辯論賽三個主要環節。活動首先由六四學運 領袖封從德進行主題演講,從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脈絡出發,回顧海外民運、憲政重建與轉型 正義之間的關係,並指出中國未來如果要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不能只停留在反對極權的層次,更必須提前思考制度重建、國家定位與公民社會的承接能力。 隨後進行的「民主前輩論壇」,邀請朱虞夫、蘇曉康、王應國、李亞輝、林勁鵬等嘉賓,分別從國外民運人士處境、流亡經驗、南方民運歷程、民主轉型後的政治安排,以及海外民主運動的未來方向等角度發言。與會者普遍認為,中國民主化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個需要思想準備、組織準備與制度準備的長期工程。海外華人社群雖然身在自由世界,但仍有責任保存歷史記憶、傳承民主經驗,並為中國未來的制度轉型提出具體方案。 「民主思辨辯論賽」則以「中國大陸民主化後應恢復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還是重新制定新憲法?」為辯題展開討論。正反雙方分別就法統延續、憲政正當性、民主授權、轉型成本、國家重建與現實可行性等問題進行攻防。現場討論氣氛理性而熱烈,與會者也透過提問參與討論,使這場辯論不只是立場交鋒,更成為一次關於中國民主轉型路線的公共思辨。 公民抵抗協會理事長王苡儒表示,本次活動的意義不在於立即得出唯一答案,而在於讓不同世代、不同經驗與不同政治主張的民主人士,能夠在同一個公共空間中理性討論中國未來。無論是恢復 1946 年《中華民國憲法》,還是重新制定新憲法,真正重要的是中國未來必須回到自由、民主、憲政、法治與人權的軌道上,並且讓人民重新成為國家的主人。 未來公民抵抗協會將持續在海外華人社群推動公民教育、民主思辨、歷史記憶保存與中國民主化相關公共討論,讓自由的火種在不同城市、不同世代之間繼續傳遞。雖然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仍然漫長,但每一次討論、每一次集會、每一次公開辯論,都是在為未來累積思想與力量。唯有持續對話、持續組織、持續培養公民精神,民主中國的道路才會一步一步被走出來。 活動資訊 活動名稱:【2026 自由民主論壇】第一場 特別議題:「四六憲法」與華人民主轉型的憲政想像時間:2026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13:00-16:00 地點:洛杉磯六四紀念館 (3024 Peck Rd,...

斗争,是一种生活姿态-由杭州前辈们想到的

作者:田永德 杭州民运前辈徐光出狱了,瘦成了一道闪电,只有八十多斤,要知道曾经的他有一百五十多斤。 我与杭州前辈们的交集缘于2006年上海开六国峰会。当时,我在上海宝山打工,上海开六国峰会,而我被上海有关方面认定为不稳定因素。在与我沟通无果后,转而向我老板施压,为了不连累给我工作机会的老板,最终我妥协——在上海开六国峰会期间,我离开上海一个月。于是,我开始了“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浪”的生存模式(这句话是现在不活跃的一位朋友说的)。期间,我去了安徽,北京。密切关注我行程的警察知道我在北京后,惊慌失措,强烈要求我离开北京。一番讨价还价后,我到了杭州。 当朱虞夫大哥第一次刑期的七年结束后,我赶上了杭州前辈们为他接风。那一年,王荣清前辈向杭州朋友们介绍我是内蒙古民主党人,基于对民主党了解的浅薄,我谨慎表示我目前还不是民主党人,但我对杭州的前辈们表示最大的敬意。 ...

中国60年来十大国耻

之一:国共内战。 八年抗战,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光荣。但是此后的国共内战,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耻。当打败共同的敌人后,即便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竟然没有智慧和诚意找到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行办法。淮海大陆,140万中国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当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把刺刀恶狠狠地捅进另外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胸膛的时候,无论是毛还是蒋,都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几年前,《大决战》上映,面对这种手足相残,电影院里一片欢呼,这欢呼,是这种耻辱的更耻辱的注解。 之二:北韩冤魂。 无论那场战争,胜也罢,败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把半个韩国的人民圈于一个人类最残暴的政权下60年!是我们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受尽煎熬!历史不会原谅我们的!感谢美国吧,使我们的罪孽减少了一半。 之三:反右。 摆出谦虚的态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实际却是“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欺骗,有比这更无耻的事情吗? 之四:三年饥荒。 ...

浅评《前进达瓦里希》

作者:戈冰 前言 当共产主义宏大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个体的日常生活时,其对人类心灵的规训便达到了最隐秘的境地。本片将镜头对准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前夜的一个女孩。在这个由红色积木和苏俄历史人物名字构筑的微缩乌托邦里,本该纯真的童年游戏,却无意识地复制了冷酷的权力运行逻辑和“人民审判”。女孩最终在火光中的逝去,表面上是理想主义的落幕,实质上却是一场思想被高度异化后的精神殉葬。这种集体主义幻觉在面对现实的祛魅时,最终走向了毁灭。本文将以片中看似天真的儿童游戏为切入点,逐一剖析其背后隐喻的共产主义话语体系如何对个体思想进行异化与戕害,直面其严酷的精神规训本质。 一,童年乌托邦的崩塌:从红色积木到时代巨变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业城市。一个小女孩在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氛围中长大。她拥有一套红色积木,这是她童年最重要的玩具。家里养了几只小动物,她分别给它们取了革命人物的名字,比如猫叫“弗拉基米尔”、小鸡叫“菲利克斯”,还有一只调皮的小鸭叫“贝利亚”。女孩经常模仿大人,以集体的名义“审判”那些犯错的小动物,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平等和理想游戏当中。 后来,外部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波也传到了这里。女孩身边的“动物伙伴”一个个不见了。她用红色积木和童年幻想搭建起来的小世界,在现实压力下开始崩塌。她曾经坚信的东西正在迅速失去根基,这种成长与时代剧变的碰撞,让她感到强烈的失落和迷茫。 女孩不得不面对现实:家里和街上到处都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商品——芭比娃娃、米老鼠等各种洋玩具。但贝利亚离开前,给她留下一块带有红色标记的积木,上面刻着“达瓦里希(同志)”这个最高指示。在幻觉和现实不断交替中,女孩紧紧抱着这块积木和内心的理想,冲出了家门。最后,她在城市拆迁的火光与烟尘中离开了。 女孩的离去,象征着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彻底落幕。在她最后的意识里,她又回到了过去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光。尽管周围满是废墟和变化,她还是选择朝着那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的梦想”继续走下去。 现在我们逐一分析影片中共产主义对于人类思想的侵蚀戕害。 二,被塑造的天真:意识形态如何进入儿童的游戏 影片前部,贝利亚因为偷盗一块积木而遭到主人公审判:“贝利亚因为盗窃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积木而要受到处分。”这看似只是儿童游戏中的一句玩笑话,却暴露出影片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小女孩并没有简单地指责贝利亚偷走了“我的积木”,而是将其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侵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女孩的天真,而在于她的天真已经被特定的政治话语所塑造。本应属于儿童的世界——游戏、友谊与好奇心——被宏大叙事重新编码。她不再只是给动物起名字,而是在赋予它们政治身份;她不再只是与动物玩耍,而是在模仿一种权力运行的逻辑。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审判”中,“人民”被作为最终的合法性来源,却始终没有被清晰界定。谁代表人民?谁有权解释人民的利益?谁又能够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损害了人民?这些问题在游戏中并hu不存在,因为审判者、立法者和解释者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人——女孩自己。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场儿童游戏成为一种政治寓言。它所呈现的并非现代法治所强调的程序、权利与制衡,而是一种以抽象集体名义进行裁决的思维模式。当“人民”被视为最高价值时,个体的声音反而容易被淹没;而当“人民”的定义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时,谁属于人民、谁不属于人民,也往往不再由个人决定。 三,想象的敌人:意识形态如何替代真实世界 影片中有一个引人思索的细节。在拥挤的电梯里,小女孩忧心忡忡地问母亲:“妈妈,我们的大楼会不会被美国炸掉?” 对于成年人而言,这或许只是儿童的胡思乱想。然而,一个从未见过美国人、不了解国际政治的孩子,为何会将美国与战争和毁灭自然地联系起来?这种恐惧显然不是来源于个人经验,而是来源于她所接触的政治叙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当个体尚未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时,便已经学会按照既定的话语框架理解世界。世界被简单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同志”和“敌人”,“人民”和“反人民”。在这样的叙事中,复杂的现实被压缩为道德判断,而抽象的政治身份则取代了真实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义和团运动时期,许多人相信外部世界是威胁自身生存的邪恶力量;而在互联网时代,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习惯于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善恶对抗。在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巨大的时代差异,但都反映出一种共同倾向:以想象中的敌人代替真实世界,以情绪化的身份认同代替理性分析。 影片中的女孩当然不是义和团成员,也不是今天所谓的“粉红”。但她身上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心理结构——在尚未理解世界之前,先学会了恐惧世界;在尚未接触他者之前,先学会了定义他者。这或许才是影片无意间暴露出的更深层问题。 四,无法被隔绝的现代性:当商品文化击碎意识形态幻梦 影片中部还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几位母亲谈论起从西方传入的新式洗发膏,她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产品功效:“对皮肤特别好,silk就是蚕丝的意思。”对于成年人而言,这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消费选择;然而在小女孩的耳中,这却意味着某种无法接受的背叛。她认为母亲已经背离了自己所坚信的那个世界,转而向另一个世界靠拢。 这里实际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儿童仍然生活在意识形态构筑的世界里,而成年人已经开始按照现实利益和生活需求作出选择。当小女孩还在维护自己幻想中的“社会主义”时,大人们却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单词,讨论进口商品,并主动接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 这种现象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晚清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以“夷夏之防”的观念警惕西方影响,另一方面又沉迷于西方带来的物质享受。正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景观所展现的那样,皇帝和后妃并不排斥西方所代表的舒适与享乐,他们只是希望将这些东西控制在自己能够掌握的范围之内。 问题在于,现代化从来不是一种可以被局部接受的商品。技术、制度、思想与生活方式往往相伴而来。当统治者试图用高墙将西洋景观围起来,用传统秩序隔绝外部世界时,最终迎来的却是更剧烈的碰撞。大刀、梭标和土炮终究无法阻挡工业文明的到来,封闭的梦境也终究无法抵御现实的冲击。 影片中的小女孩实际上重复了同样的逻辑。她愿意接受红色积木构筑的乌托邦,却拒绝理解母亲为何会对“silk”产生兴趣;她试图把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彻底分开,却不知道现实早已悄悄进入家门。正如晚清中国最终无法将西方锁在国门之外一样,她也无法阻止那个由商品、市场和消费文化构成的新世界逐渐取代自己熟悉的一切。 五,当历史被美化:胜利叙事中的沉默与缺席 片尾出现的武器耐人寻味。波波沙冲锋枪、莫辛-纳甘步枪、DP-27轻机枪、Tu-2轰炸机、T-34坦克和喀秋莎火箭炮,都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装备。导演没有选择冷战后期的先进武器,而是将镜头停留在1945年的胜利时刻。这种选择并非偶然,因为1945年的红军象征着共产主义最辉煌、最容易被神话化的历史记忆。 然而,这种钢铁洪流的背后,却看不到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政治迫害和长期经济困境。影片将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历史压缩成胜利与荣耀的叙事,使观众看到的是理想化的苏联形象,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的代价。因此,导演所怀念的并非真实存在过的苏联,而是经过选择性记忆塑造出来的苏联神话。 六,萌化的名字,血腥的历史:三只宠物背后的国家暴力谱系 更细思极恐的是,导演将三只宠物分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菲利克斯和贝利亚。 对于不了解苏联历史的观众而言,这不过是几个普通名字;但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它们分别对应列宁、捷尔任斯基和拉夫连季·贝利亚——苏联革命、秘密警察体系以及国家恐怖机器的重要象征。 导演并没有让这些人物以庄严肃穆的历史形象出现,而是将其降格为宠物。这种处理方式既消解了历史人物的神圣性,也削弱了他们身上的政治重量。曾经影响数千万人的革命领袖、秘密警察首脑和内务部负责人,在动画中变成了围绕主人打转的小动物。 这种反差构成了影片最黑色幽默的一笔。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三个名字背后的历史,则会发现导演的选择并非偶然。 列宁奠定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框架;捷尔任斯基创建契卡,使秘密警察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贝利亚则成为大清洗、古拉格体系和国家恐怖的代表人物之一。 三个人的历史轨迹,恰好对应着苏联国家权力不断扩张的过程。从革命理想,到暴力维稳,再到制度化恐怖,影片用三个看似无害的宠物名字,浓缩了一段极其沉重的历史。 导演没有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或斯大林,而是选择了列宁、捷尔任斯基和贝利亚。这三个名字共同指向的并非共产主义理想本身,而是维护这一理想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 结语 从“人民审判”的童年游戏到最终的精神殉葬,女孩的悲剧展现了宏大叙事对个体心灵的极限异化。那些被萌化的苏俄符号背后,是沉重的国家暴力机器。当虚无的集体主义幻觉被现实祛魅,她选择与红色积木一同走向毁灭。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落幕,更是极权话语吞噬纯真、戕害思想的一声沉痛挽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A Brief Review of "Forward Darvarian" Author: Ge Bing Preface The discipline of the human...

国主确权动议

作者:左智海 诸位中国主人翁: 大家好! ...

68岁的老人用生命丈量自由

作者:罗翔 首先感谢盛雪大姐为董广平所做的一切,并声援董广平先生! 2026年,一则消息再次刺痛无数人的心。 第十三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获得者、68岁的董广平,乘坐一艘简陋的橡皮艇,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三十多个小时,横渡三百多公里,最终抵达韩国泰安海岸。 当同龄人在公园里遛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时,这位古稀老人却把自己的生命押在了惊涛骇浪之上,只为换取两个字——自由。 这不是冒险,更不是“偷渡发财”。这是一场被专制逼到绝境的悲壮逃亡。 董广平不是普通人。他曾因坚持追求自由与人权,长期遭受中共当局的残酷打压:被关押、被监控、被反复传唤,正常生活被彻底剥夺。即便如此,当局仍不肯放过他。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极权眼中就是必须被消灭的威胁。 他活在漫长的恐惧中:电话被监听,朋友突然失踪,深夜随时可能响起敲门声,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再次被投入监狱。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像无形的枷锁勒紧喉咙。 他终于明白:没有自由的土地,再繁华,也只是更大的牢笼;没有尊严的人生,再“稳定”,也只是慢性处决。 于是,68岁的他做出了决定——逃离。 他清楚地知道:橡皮艇在大海面前脆弱如一片落叶;黑夜里的巨浪随时可能将他吞没;三十多个小时的漂泊,他的体力随时可能崩溃;死亡的概率极高。 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因为对他而言,继续留在那片土地上,比死亡更可怕。 真正震撼世人的,不只是这场逃亡本身,而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仍然对自由保持着近乎偏执的渴望。这说明什么? 自由是人的天性。 无论极权如何洗脑,如何封锁信息,如何制造恐怖,都无法彻底扑灭人类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一个68岁的老人尚且愿意用生命去赌,那些年轻人,又怎会真正甘心被永远关在笼子里? 董广平的橡皮艇很小,却装着一个中国人最后的尊严。它不是一次普通的漂流,而是一个老人用毕生力气划向光明的绝地反击。它撕裂了黑夜,向全世界发出呐喊: 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人宁死不屈;依然有人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重;依然有人在用行动控诉那个制度—— 真正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贫穷,而是没有自由;真正让人拼死逃离的,从来不是国土,而是压迫。 当一位68岁的老人,在冰冷刺骨的大海上漂流三十多个小时,只为逃离独裁时,这本身就是对那个政权最沉重、最无情的控诉。 董广平成功了。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再黑暗的夜,也挡不住一颗向往黎明的心。 那么,当一位68岁的老人都不惜用生命换取自由时,我们这些还能发声、还能行动的人,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怯懦? 编辑:张宇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A 68-Year-Old Man Measures Freedom with His Life By :Luo Xiang First, I wou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