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大火，7座大厦受灾。之后，本应是一场人道灾难后的公共检讨，却再次被拽入政治黑暗之中。当民众发起联署，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问责、改善制度，以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时，理应是制度健全社会里最普通不过的公民行为。然而，发起人在周六被警方以“涉嫌煽动”拘捕。 四项诉求，合乎法治。而灾难没有让政府反省，反而成为压迫言论的契机。 这正是今天香港最荒凉的现实： 言论自由已死，公民监督已死，国安法成了枷锁，牢牢锁住每一个愿意说真话的嘴。 中共驻香港国安署更是宣告联署行为为“反中乱港”，这种压迫，并非突如其来，是自2019年的“反送中”以来，一步步被雕刻、强化、制度化的结果。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里，数百万港人提出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滥权；撤销“暴动”定义；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不予追究；实行双普选。 这五大诉求，是香港社会对体制失信的回应，是市民在持续被压迫之下的最低要求。 但六年过去，结果是什么？ 只有第一项“撤回条例”被动完成，但已失去意义，一部更严厉、更全面、更无法上诉、更不受监督的法律取而代之：《香港国安法》。 它不是修补社会裂痕，而是直接把所有裂痕密封、焊死，把自由统统埋进水泥里。 独立调查委员会没有成立，警方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权力体”。六年前，警察在街头、地铁站、校园中的武力使用问题，引发巨大争议。 社会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希望真相得以公开，责任得以承担，这也是任何成熟法治社会处理公民冲突的常规方式。 但在香港，这项诉求被彻底拒绝。 更讽刺的是：今天的香港，只要公民使用合法权利再提出同样要求——哪怕是针对一场大火、一起意外事故，都有可能被控“煽动”或“危害国家安全”。 “反送中”抗争后，“暴动”定义仍然存在，甚至被无限扩大，2019年参与游行的普通市民，原本希望争取公义，却被当成“暴徒”。六年后，香港的法律环境更恶劣：只要在网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转发新闻、写标语、参与纪念“六·四”活动，甚至在不同意官方叙述的群组中留言，都可能被判刑、被扣押、被噤声。 大量年轻人被捕、定罪、入狱，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被改变。他们本应是社会的未来，却被视为对国家的“威胁”。被捕者没有获得宽恕，却成为政治审判的核心对象。 香港人要求的普选更是遥遥无期，“爱国者治港”成为唯一政治标准，“爱港者治港”成为分裂国家标语，香港人民理想中的民主没有实现，进一步倒退。在一场公民运动中，被排除的不是政客，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政治权利。 五大诉求没有被政府认真回应过，成为政府口中“必须压制的动乱根源”之后，如今大火，当民众再度提出“调查”、“问责”、“制度改革”时，政府第一反应不是改善，而是镇压，这便是在2019年坚持抗争的人们所预料到的现实。 《国安法》成为了万能的法治枷锁。 该法定义模糊，“危害国家安全”几乎可以涵盖任何行为，所谓“煽动”，可以是不满政府的言论、批评公共政策的文章，甚至是一张海报、一句口号、一支蜡烛。当法律缺乏明确界限时，权力便可以无限扩张。加之其执法方式不透明，“调查本身”就是惩罚，在国安案件中：拘捕时警方不必公开理由，律师无法接触核心资料，嫌疑人基本无法获得保释，审判由指定法官完成，没有陪审团，媒体报道受限制。这些都意味着国安案件已经脱离正常法治程序。 在《国安法》控制下，寒蝉效应被设计成制度的一部分，只要人们知道“别人因为发起联署被捕”，民众就会自我审查，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 政府不需要抓所有人，只需要抓一两个典型，便能让更多人不敢开口。 这就是政治的恐惧机制。这种政治恐惧，从大陆烧到了香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今天的香港，不再是曾经那个自由、开放、敢于批评权力的城市。它像一扇被焊死的铁门，外表依旧繁华亮丽，内部却暗流汹涌，日益窒息。 独立媒体被关闭、冻结资产、编辑被捕，记者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昔日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落谷底。 工会组织、人权团体、学生组织纷纷解散。不是因为不想存在，而是不敢存在。 教科书也被重写，6月4日被从历史里删除，校园里的政治表达被禁止。 成长中的一整代人，被迫在过滤后的世界里成长。 从2019年后，超过几十万港人离开香港。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逃离恐惧。 对于香港最大的失败不再是经济停滞，而是人民不再相信未来，香港已死。 香港大火的悲剧本应促成政体反思：制度是否有漏洞？官员是否失职？监管是否失效？是否需要独立调查？ 这在过去的香港，是常态。无论是撞船事故、地铁出轨、食物安全问题，社会都会要求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曾引以为傲的制度。 然而今天，提出独立调查的人被抓，提出问责的人被控“煽动”。 不是社会变了，是制度之下不再允许公民参与讨论。 在《国安法》的铁幕之下，公共治理不再接受监督，权力不再需要解释，而人民不再被允许发问。 法治落幕，赤裸裸的权力统治昭然若揭。 香港人从2019年的反抗，就看到了今日的司法惨剧。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公民监督的社会，是无法纠错的社会。 没有人可以提醒政府错误，没有媒体可以揭露疏忽，没有市民敢提出制度缺陷。 错误变成习惯，习惯变成制度，制度变成压迫。 “反送中”的五大诉求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是防止今日香港走向黑暗的最后努力。 当五大诉求被忽视，国安法成为枷锁，言论不再被允许，悲剧就不仅仅是火灾，而是整个民主制度的逐步沉沦。 中共抓不完香港人，香港仍有在坚守的人，公义的希望来自那些仍然愿意发声的人。 尽管风险巨大，尽管时代黑暗，总有人愿意站出来告诉权力：真相必须被说出，责任必须被追究，自由必须被守护。 “世界上本就没有英雄，而是一个个挺身而出的凡人。” 我仍愿意书写今日香港，为的是还在坚持的平凡人。正如2019年的街头，正如无数被捕但未沉默的人们，正如仍在要求调查、要求问责的市民。 这是香港不灭的火种。 权力可以压制言论，可以拘捕发声的人，但无法消灭思想。 只要有人记得，自由就不会彻底死亡。 我也记得。 香港大火后的联署被捕事件，只是国安法下无数荒谬事件中的一桩。 它暴露的不仅是权力的狂妄，更是制度对公民自由的系统性摧毁。 “反送中”的五大诉求，如今看似遥远，却正揭示了今日香港的问题根源：没有调查、没有问责、没有民主、没有法治，只剩下恐惧与沉默。 控诉不是为了发泄，而是为了提醒世人——自由与监督一旦被夺走，悲剧就不再是意外，而是必然。 而香港，正走在这条不归路上。 救救香港，这样的呼求声从2019年一直回响到现在。 Crying Hong Kong: Accountability for the Next “Anti-China, Destabilizing Hong Kong” Fire Und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uthor:...

作者：刘芳 编辑：李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在2025年11月8日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举行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第763次茉莉花行动集会中，中国民主党党员们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香港支联会三位核心成员——李卓人、何俊仁与邹幸彤——遭长期羁押的情况，并要求中共与香港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三人。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袁崛、彭小梅介绍了三人的坚持与贡献：李卓人，为工人争取尊严，推动劳工权益数十年；何俊仁，以律师的身份捍卫弱势群体和人权；邹幸彤，以写作与公开发声守护历史记忆。香港支联会案的审讯曾多次被延后，同时三位民主人士在未经过任何正审的情况下分别被拘押超过1500天与1200天。这种以“审前羁押”代替审判是赤裸裸的政治惩罚，严重摧毁香港的法治根基。“中共与香港当局正在以最卑劣的方式践踏法律。所谓司法程序已经变成迫害的工具。” 我也曾深受香港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孕育于民主与法治的土壤之中。曾几何时，我为香港的繁荣与自由深深感动；而如今，看着一个个有思想的人被捕，一个个向往自由的朋友无奈离散，昔日的东方之珠蒙尘，繁华渐逝，不胜唏嘘。从《苹果日报》被强行关闭，到支联会被清算；从李卓人、何俊仁等民主人士被控“煽动颠覆”，到邹幸彤因为坚持纪念六四而入狱；从街头不再有人敢高举标语，到图书馆的书籍都要被审查；香港从自由之都沦为寒蝉之城，这一切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带来的后果。 在发言中我提到，李卓人、何俊仁与邹幸彤始终坚守“真相、公义、良知、自由”四大价值。他们认为，纪念“六四”不是犯罪，而是香港社会不可抹灭的道德记忆。“他们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守住了香港最后的良知。如今即便身陷囹圄，他们的声音仍然照亮着每一个人。” ...

作者：邓小勇 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洛杉矶时间：2025-11-14   当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抬头导致绝对权利，当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终将走向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军国主义，最终演变到神权法西斯主义。这并非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当代中国政治路径的现实风险。   回望历史，从80年代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2019年习近平提出的「习五条」，端倪可寻，中共对战略地位而又物产丰富的台湾早已垂涎三尺。要说中共梦想的“伟业”，第一当属统治台湾，这是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士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挑战，中共真正执着的领土议题，从国际舆论导向来看，从来不是俄爹蚕食中国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580万平方公里，更不是中印领土之争的芝麻瘠土，而是台湾这块象征自由制度、民主价值、科技核心与海权枢纽的土地。   浅谈利好方面，随着今年9月份台湾科技巨头将资本投向美国，坐实了台美关系稳中向好局面，这为什么利好，当中共万事具备之时，唯有世界警察能震慑与敲打中共，使其不得肆意妄为。在这期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忽视笼罩在台湾顶上的幽灵，时刻警惕魔鬼降临拉开邪恶帷幕，同时，理解中共可能的冒险动作，必须从三个结构性因素看清其动机与风险。   一、中共经济正走向结构性崩塌：对外挑衅成为转移矛盾的捷径 以市场经济去包装掩饰计划经济，以地产经济为核心违背经济规律，背离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非自发秩序的经济模式、乌托邦幻想只会渐次衰亡，以目前中共摇摇欲坠的经济困境足以说明一切。 当国家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任何小的冲击都可能引发连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制造外部敌人、操控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成为中共惯用且最危险的政治手段。 台海局势因此被迫承载了中共的内部政治压力。 二、中共对台湾与西方世界的渗透愈加系统化 冷战时期，中共独裁专制体系最大的挑战与威胁，非来自国内百姓反抗，也非来自中共党内权力之争，而是国际民主化浪潮。今年6月，台北检察机关起诉四名中国人在台从事间谍活动，起诉内容包括泄密、为中国提供机密情报。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传播载体，经济全球化也为中共的文化渗透提供了便利，其目的是极力遏制乃至控制日益强大的国际民主潮流，操弄分化与对立社会撕裂，彻底摧毁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与保守价值观，及其整个道德体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前置战场”，台湾与民主阵营早已被迫置身其中。   三、美国在阻遏邪恶轴心中的关键角色 阻遏中共，台湾与美国需要让北京知道武统台湾的代价。2025年10月赖清德在国庆演说中宣布将加快建设名为 “T-Dome” 的多层导弹防御系统，同时承诺提升国防预算超过 GDP 的 3%，目标到 2030 年达 5%。  让我们一起期待世界警察在印度太平洋、南海地区的新战略新部署，增强台美军事互动与军事支持，深化台美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从而为这一可能代表后冷战秩序、续苏联红色政权导致的人为灾难时刻做出准备。 二战后，对人类和平发展、人类文明的共同事业贡献离不开美国，台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更是离不开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从甲午前夜，到慈禧向11国同时宣战，整个大清帝国沉浸在“必胜”的狂欢中，再到中共的金门之战，充分体现了极权政治是张拉满弦的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当习近平以“世界指南针”自居；当脱稿演讲成为风险；当权力与个人意志紧密捆绑；当魔鬼膨胀到自以为拥有了改变风暴的力量，一个政权便容易在自我神化中误判形势，最终酿成灾难。 历史是胜利者的赞歌，有时候也是无耻与邪恶刽子手的赞歌。战争的胜负不重要，底层老百姓的死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地位与权力的稳固，重要的是转移矛盾，反向锁国，然后将一切责任指向西方。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与主人，从这一视角，中国的主人毋庸置疑世人皆知只有共产党。而自由、民主、法治台湾的主人是人民，所以，中共的狼子野心、反人类的武统行径必将以失败告终，并自食其果得到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惩罚。 从宗教角度来讲，权力来自上帝而非个人，权力必须服务于公义与怜悯，而权力滥用与暴政。如法老阻挡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民，人类权力、个人或某一组织的权力不得与上帝主权对立，终将如法老被上帝亲自推翻。   我们呼吁中共尊重台湾主流民意，停止恐吓台湾人民，放弃对台威逼利诱与胁迫施压，唯有和平共处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   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自由、民主、美丽而富饶的国家——台湾，这片现代文明的桃花源。     Stay Vigilant Over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 The CCP’s Political...

《在野党》 记者：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旧金山湾区的初冬空气清冷，海湾的风吹动美国国旗，也吹动着许多人心底沉睡已久的记忆。11月7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公告，正式将11月2日至8日设立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个“反共产主义周”。这是美国首次以全国纪念周的形式，悼念全球在共产主义暴政下失去生命的亿万受难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美西时间11月15日下午14时，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民运人士选择在中共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举行大型集会。来自湾区各地的民运人士、宗教自由倡议者、用公开集会的方式使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具象化。 这也是一次在自由土地上的人们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所作出的集体发声。 美国首次设立“反共产主义周” 背后的政治与历史意义 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反共产主义周”指在提醒美国社会：共产主义在过去一百年造成全球超过一亿人非正常死亡，摧毁无数国家的文化、宗教、传统与家庭结构。美国政府强调，这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当下仍在持续的全球威胁。 这份公告被多位学者视为美国在冷战后最明确、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定位之一。川普政府在公告中指出，“反抗共产主义不仅是美国的职责，更是所有珍视自由的人共同的使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湾区民运人士选择在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把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与他们自身的历史、经历与命运相连。 集会现场：标语挥动、口号嘹亮 来自旧金山湾区民运人士发言人依次表达对自由的坚持与对暴政的控诉，伴随阵阵口号声，现场多次响起掌声。民运人士发言人从不同角度切入：有人从历史与全球视野出发；有人从信仰、人性与道德立论；也有人以切身经历说明极权如何渗入生活的每一寸缝隙。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主持集会活动 中国民主党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他直言道：“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是一套谎言，犯下了太多的反人类罪行。所以我们不光要反对共产主义，也要反对社会主义。” 活动主持人、中国民主党活动部副部长 崔允星（缪青摄影） 缪青：纪念历史，反抗暴政，守护自由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在发言中指出，这个纪念周不仅是一项象征性动作，更是自由世界向暴政发出的警钟。 他表示，在过去的百余年里，共产主义政权以“平等”、“解放”为名，却在现实中制造了监控体系、思想牢笼与数以亿计的冤魂。 缪青强调：“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恩典，是需要被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的真理。” 他指出，冷战结束后，全球曾一度以为极权主义会自然衰败，但事实证明，极权换上新的包装、借着“福利”、“社会公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名义重新出现。“ 我们不能被这些新包装的旧谎言欺骗”。“一个国家的伟大来自人民的自由，而不是政府的强大。” 活动组织者，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关永杰摄影） 庄帆：自由从来不是天生的，是人民挺身而出的结果 中国民主党党员、党部宣传工作人员庄帆在发言中着重强调自由的来之不易。他指出：“自由不会自己走向人民，但人民可以走向自由。” 庄帆回顾了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百年——大规模逮捕、酷刑、监控体系、审查制度、人为制造的悲剧。他提到中共的极权体制不仅压制人民、压制思想，更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 庄帆呼吁人们警醒：“邪恶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极权不会因为假象的安宁而停止扩张”。“我们必须让共产主义最终被钉在历史的墓碑上。” 中国民主党党员，党部宣传工作人员：庄帆（关永杰摄影） 高应芬：共产主义暴政的本质没有变，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中国民主党党员高应芬在发言中以更加哲学化的方式讨论共产主义的本质。她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套政策，而是一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尊严之上的理论。” 她强调，当代极权政权非常善于伪装：用“平等”掩盖权力独裁，用“福利”掩盖对自由的剥夺，用“正义”掩盖对社会的全面掌控。 高应芬说：“无论它披上什么外衣，结局永远是监控、压迫、恐惧。” 她呼吁世界保持警醒：“我们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阻止错误重演”。“那些在极权统治下的人没有被遗忘，他们是自由世界的良心。” 中国民主党党员 高应芬（关永杰摄影） 李树青：共产主义的失败，是对专制思想的最终判决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发言中回到历史事实本身。他指出共产主义在全球造成的灾难，从苏联到东欧，从柬埔寨到中国，无数悲剧构成了现代史上最沉重的篇章。 他强调：“没有任何政权可以用‘未来’为名牺牲当下的人性，人民不是工具，思想不是罪行，信仰不该被强迫。” 他提到，在中国的劳改营、审讯室与秘密拘押制度中，无数名字被埋没，但他们的抗争构成了真理复活的基础。 中国民主党党员 李树青（关永杰摄影） 李凯：捍卫民主，就是捍卫人的尊严 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凯从制度角度切入，指出独裁与民主的本质差异。他强调，中共政权以“稳定”为名压制不同声音，以“发展”为名剥夺自由，以“意识形态”为名强化高度集权。他指出：“独裁政权最大的伤害，是让人民习惯不自由。” 他提醒在场人士：民主需要监督，自由需要守护，沉默就是纵容暴政。 中国民主党党员 李凯（关永杰摄影） 郭超：共产党与法西斯模式惊人相似，必须正视其危险 中国民主党党员郭超在发言中，将中共高度集权的模式与法西斯特征作了直接对比：权力垄断，领袖个人崇拜，思想统一，极端压制异己，以及国家的“唯一声音”。 他指出，在过去几年里，中共的控制模式进一步增强：宣传系统全面运作，网络封锁不断升级，政治权力无限集中。“所谓‘稳定’，不过是强权统治的遮羞布。” 他最后说：“法西斯必亡，共产党必亡！” 中国民主党党员郭超（缪青摄影） 尾声：旧金山的风中，有自由世界的呼喊 集会活动历时数小时，现场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共产党！自由必胜！反对暴政！捍卫人权！ 一些车上路过的美国民众对活动人士鼓掌，鸣笛。 这次活动中有许多是新加入中国民主党的新党员，他们都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普通人，他们的脸上既有愤怒，也有一种久违的轻松。他们终于能自由地说话，自由地喊出口号，自由地表达立场。 今年的这个纪念周具有特别意义。它不仅是美国政府对历史苦难的正式承认，更是自由世界对极权阴影的再一次宣告。旧金山的集会，只是全球无数声音中的一个。但正如多位发言人所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发声，极权就无法彻底得逞。” 自由的火焰，从不会因为夜色深沉而熄灭。 集会现场参加活动并且发言的民主人士有：赵长青，胡丕政，缪青，崔允星，刘静涛，卫仁喜，刘忱忱，高应芬，邢贵，郭志军，吕小静，庄帆，惠汝涛，李凯，李树青，关永杰，郭超，俞伟东，陈森峰，陈怀罗，周志刚，王永胜，李军，卢占强，马力，王永胜，何聪（排名不分先后）。 《在野党》记者...

作者：周恒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到底是人民选择了制度，还是制度塑造了人民？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是：国家的繁荣主要取决于其社会制度。我的观点是制度和人民就是国家的两条腿，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国家拥有健康的双脚才能持久繁荣。我们先来看看被很多悲观人士形容为“盐碱地”的中国现状。 2000多年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大的悲哀在于逆淘汰。真正有灵魂、有血性的人都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清洗与杀戮中被消灭。这个族群早已失去骨气和勇气。能够活下来的，都是胆小怕事、虚伪狡诈的庸众。而今中国人都是庸人、怂人的后代，这样的人民是赤色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发展的沃土。 近代一百年来，中共集苏共和德国纳粹洗脑手段之精华，利用国家机器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彻底摧毁。本来被视为耻辱的欺骗，在高压与宣传体系下逐渐被视为“生存智慧”；批评政府本应是公民责任，但在宣传体系下被混淆为“攻击国家”；中共和人民没有共同利益，但被洗脑的人民却相信他们和中共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国内的资本家和西方反华势力。 季羡林说：“在中国公有制的体系里，每个单位都是小人的天下。正直的人总是少数，且无权势。群众的眼睛是瞎的、势力的，他们大部分时间不会站在君子一边。坏人是不会变好的，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坏的……”这些话虽然带有时代情绪，但反映出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观察。 陈丹青更是说：“在中国，如果你没有背景，还要选择做一个好人，200%会落入社会底层。哪怕你才华横溢，哪怕你有真知灼见，社会的筛子会把你过滤掉。越是循规蹈矩、刚正不阿、天性善良的人，越容易被淘汰。你所有的优点都会成为竞争中的劣势。”可见在制度性的激励结构中，清白与善良不能带来制度回报，是因为中共一直在故意让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他们指鹿为马，他们让好人不得好报，让坑蒙拐骗横行，让无底限作恶者得到嘉奖和重用。中共这么做的目的：一是对内分化底层，让底层无凝聚力呈原子化，便于维稳统治；二是对外败坏中国人的形象，让外国人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值得拯救，不要去“干涉中国内政”，这也利于中共长期独裁统治；三是让中国人强化意识得出结论：中国人素质低，中国不能搞西方民主，一搞就乱。中国只能由中共这样强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党执政，中国才能稳定并且逐步走向富强。 中共和他们的喉舌宣传的这种论调极其荒谬，经不起推敲。试问如果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适合搞西方民主制度，那为什么中国人可以实行他们所谓的“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是社会主义对人民的素质要求不高？还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 一般来说，国家制度分两种：①专制暴政，②民主法治；人民也分为两种：A：野蛮、奴性、盲从集体；B：理性、独立思考、个人负责。国家制度和人民两两组合，共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①+A：专制暴政洗脑让人民更加愚昧，愚昧的人民默许服从，让专制暴政更加稳固。中国大陆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制度和人民，像看似稳定的两只脚，实则是病态的，走不长久。它一定会从内部瓦解或者被外力改变。转换成其他三种情况之一。 第二种情况①+B：要么理性人民推翻专制暴政，要么专制暴政驯化奴化理性的人民。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制度和人民，像两只不同步的脚，不能行走。他一定会快速转变为第一种情况，或者是第四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②+A：要么民主法治制度启蒙教育转化奴性的人民，要么奴性的人民推翻民主法治制度。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制度和人民像不同步的两只脚，依然不能行走。他一定会快速转变为第一种情况，或者是第四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②+B。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制度和人民，是真正和谐稳定步调一致的两只脚。即使偶尔有重大错误也能及时自我纠错、自我纠偏，回到正轨。而其它三种情况最终都将转变成这种情况，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无法阻挡。 推翻中共再造共和是所有民运人士的理想。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时，我们不得不提防民主倒退和专制复辟，所以在重建民主法治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人民的逻辑和反思教育——让理性回归人民，让人民学会独立思考。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保护民主制度有效运行，这样的民主制度才能让全体人民得到平等的权利和尊严。这样制度下的中国才能摆脱被专制反复奴役的历史往复，才能变得真正文明和繁荣。 需要警醒的是，长期专制奴役在现代实际中形成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一代人就完全消失，要迎接那个时候的来临，需要至少两代人努力彻底地文化隔绝。这是中共执政事实下的必然代价。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里走40年，让奴性思维的人全部死去才带领剩余的人进入上帝应许的迦南地。希望那个时代能够善待他们。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只是中共统治的受害者。 A Brief Discussion on Institutions and the People Author: Zhou HengEditor: Feng Reng Executive Editor:...

作者：华言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极权统治需要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体像“原子”一样彼此孤立，缺乏家庭、社区和宗教联结，无法形成凝聚力或组织化的力量。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纽带，能够把独立的个体连接起来，凝聚出一股强大的集体意志，可以向极权统治说不，因而被极权视为潜在威协。宗教提供了一种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精神秩序和价值体系——这看似独立，实则互为秩序，共同构成了极权对宗教自由的根本恐惧。 正因为宗教具有这种凝聚人心、连接个体的力量，它才成为极权统治最忌惮的对象。要削弱宗教的影响，极权往往会反向塑造一种彻底去联结、去信仰的社会形态——这正是“原子化社会”。 那么什么是“原子化”社会？简单说，就是把每一个个体从一切横向的、自主的、基于信任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孤立、无援、只能仰赖国家权力的“原子”。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家庭的忠诚、没有邻里的互助、没有教会的团契、没有社团的协作——只有个人与国家的直接对峙，而个人永远是弱者。 宗教天然就是原子化的死敌。教堂、清真寺、寺庙、会堂，不是冰冷的行政单位，而是活生生的共同体。信徒在这里彼此称呼弟兄姊妹，分享喜悦、分担苦难，建立起超越血缘、地缘、阶层的纽带。这种纽带一旦成型，国家就无法再对个体实施“一对一”的全面控制。 为什么极权如此恐惧这些共同体？因为原子化的社会才是极权最肥沃的土壤。只有当个体被剥夺了所有中间归属，他才会把国家当作唯一的“大家庭”、把领袖当作唯一的“父亲”。极权要的不是公民，是没有尊严的臣民，每个人都是可任意揉捏的“螺丝钉”。宗教自由所孕育的共同体，恰好是这种臣民化工程的最大障碍。 为了破除宗教所带来的障碍，极权统治需要一种统治技术，极权主义就是一种理想的治理技术，它更是一种世俗宗教。它有自己的原罪（阶级敌人、种族劣等）、救赎（革命、种族净化）、末世论（共产主义乌托邦、千年帝国）、圣礼（批斗会、纽伦堡大会）、殉道者。它需要信徒的狂热、献祭，甚至自杀式忠诚。 极权主义许诺的“地上之城”永远无法兑现：斯大林的“新苏联人”最终只是饥荒与古拉格；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十二年就崩塌；中共极权政权许诺的“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仍在监控摄像头与铁丝网的阴影下挣扎。宗教提供的是一种“垂直的希望”：它不许诺消灭苦难，而是赋予苦难以意义；它不许诺地上天堂，而是指向天上之城。这种希望的韧性，是任何极权乌托邦都无法复制的。 极权最害怕的，是宗教在“意义生产”上的垄断被打破。极权需要你相信“历史终结于我们的主义”，但宗教告诉你：“历史在上帝手中。”极权需要你为领袖的画像下跪，但宗教说：“除了上帝，任何偶像都是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正面交锋，极权从未赢过。 更致命的是，宗教的普世性天然反极权。极权靠“敌我划分”存活：敌人是阶级敌人、种族敌人、文明敌人。基督教说“爱你的仇敌”，佛教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些教义直接瓦解了极权赖以维系的社会张力。1989年东欧剧变，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每周一晚上的和平祈祷，吸引了从朋克到老党员的各色人等——这就是普世宗教对极权“敌人政治”的釜底抽薪。 结语 极权之所以害怕宗教自由，不是因为宗教本身威胁到公共安全，而是因为宗教自由照见了极权的虚伪与脆弱，它揭示了极权对个体原子化的渴望，也动摇了其在精神领域的垄断地位，在极权体系下，宗教可以“被容忍”，但必须被阉割，被控制，成为宣传“信仰自由”的工具，并非真正承认人的信仰权利与内心自由。 捍卫宗教自由，不是为了维护某种教义，而是为了每一个人都能免于被强制统一；不是因为神学高于世俗，而是因为信仰提供了抵御极权的最后庇护所；不是为了宗教本身，而是为了反抗被割断连接的人，能重新找到共同体，获得尊重 Why Totalitarian Regimes Fear Religious Freedom Author: Hua Yan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Xiaomei Peng Abstract:Totalitar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