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clusive Content
“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議想天開]王代時|父親的故事
Sep 19, 2025
王代時在2025年聯合國第十七屆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開幕式上演講。
我至今仍記得姑姑傳來的那個消息,清晰得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你父親死了。」我們已被這一不詳的預感煎熬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的父親王炳章,是中國在押最久的政治犯。在我們收到那條死訊的時候,他已經被單獨關押了 17 年。他在獄身患多種疾病,多次中風。所以,他的死訊並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
不過,這個死訊被我證偽了。我從維吉尼亞州出發,一路輾轉了30多個小時才抵達廣東,決意要眼見為真,冒再大的風險也要弄清楚真相。行前,我發電郵給加拿大和美國的大使館,告知了我的行程,並留下了一個明確的訊息:「我要去中國調查我父親之死。請確保中共會允許我回家。」我的親人都為此提心吊膽,我太太提心吊膽,我自己也提心吊膽。但當我終於踏進監獄的大門時,我發現我的父親——是的,他蒼老了很多,但他還活著。
在獨裁政權下,事情總是這樣真假難辨。
跟許多那一代的中國人一樣,我父親及其家族也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飽經了難以言說的苦難。1950 年代,政權奪走了我祖父家僅有的奶牛場,使他們一貧如洗。幾位親人在政權政策導致的饑荒中活活餓死。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中,我父親被一個嫉賢妒能的同學誣告成反革命,被打得幾乎喪命。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毛澤東的肖像仍懸掛在天安門廣場。而像我家這種在中國司空見慣的遭遇,卻至今只能在私下議論。
但就像所有暴君一樣,毛澤東也只是個凡人,他最終還是死了。毛死後,中國重新向世界打開了大門,我父親獲得了一筆獎學金,前往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留學深造。
在那裡,他親眼見證了一場全民公投。這場公投徵詢的是:「魁北克公民是希望主權獨立,還是願意繼續作為加拿大的一部分?」
他深受震撼。主權在政治上是個至高無上的議題,但加拿大卻放心交由普通公民來決定。
身為一名愛國者,我父親相信中國人具備同樣的智慧與能力,並不比任何人遜色。為什麼中國人民不能同樣有權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呢?
於是,父親在麥基爾大學學成醫學博士之後,卻放棄了前途無量的醫學職業生涯,將畢生精力投入於為同胞爭取民主權利。
他說過:「醫生能治好一個人的病,但治不了一個國家的病。」
此後的20年裡,他竭盡全力推動中國的民主。
他創辦了影響深遠的《中國之春》雜誌及多個民運組織。他在世界各地奔走,為運動尋求支持,尤其致力於凝聚中國的年輕人。
為了協助組建反對黨,他甚至不惜用假護照潛回國內。
為了報復他,中共撤銷了他的國籍。但他拒絕加入任何其他國籍,堅持自己是、並會永遠是中國的愛國者。
2002 年,他赴越南去見他以為的一些中國勞工運動人士。但那是一個圈套。他遭到綁架,被跨境押送到中國,被草草地審判定罪。
在那場審判中,當局捏造了證據。但判處的刑期卻是實實在在的:終身監禁。
當時我17 歲,與父親關係疏離,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分居了。
但我深知,他和我們全家遭遇到了一場巨大的不公——尤其當我看見疼愛我的奶奶終日以淚洗面,直到哭乾了眼淚,直到她生命的最後一刻。
於是我暗下決心,至少要深入去了解父亲,以及那個迫害他的政權。這一切是從探監開始的,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
圖為加拿大國家廣播公司(CBC)2017年製作的紀錄片《高墙之内,Inside These Walls》 的海報,向公眾介紹王炳章以及他和家人的處境。圖中的空椅子代表著家庭中缺席的父親——王炳章。坐在左側的是王代時的母親寧勤勤,右側是妹妹王天安,站立著分別是王代時(左)和他的哥哥。
當我看見他雙腳鎖著鐐銬,被押進會見室時,我的心沉了下去。
隔著厚厚的玻璃與鐵欄,我們父子二人坐了下來。
他拿起話筒,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是:「代時,千萬不要相信政權指控我的那些話。」
我告訴他,我不會信的。
自那以後,我去探監已經有十多次了。我逐漸領悟到,父親那天對我說的那句話——不要相信政權的謊言——實在是意味深長。
顯然,父親對此是有著這切膚之痛的,他深知中共是靠謊言起家、也必須靠謊言維繫的極權政權。
並且他深知,中共維繫權力的唯一手段就是殘暴。
但人的良知永遠會對殘暴表示震驚。
所以,暴政唯一的選擇就是撒謊。
他們謊稱六四屠殺不存在。
他們謊稱新疆沒有集中營。
若你問他們為什麼要把我父親單獨關押,就像我曾問過的,他們會回答說:「哦,我們沒有單獨關押。我們只是按照犯罪情況分組收監,而你父親的案子又剛好比較特殊。」
多麼方便的藉口。
廣東監獄流出的王炳章獄中照片。
我還逐漸領悟到,我父親這樣的人與中共政權的一個本質區別,恰恰就在於是否願意說謊。
對於我父親來說,說真話是一種自尊,我相信對於許多在座的與會者來說也是如此。
我曾在一次探監時問他:「爸,你覺得對你的綁架,是否是中國政府幕後操縱的?」
你猜他怎麼回答?「有這個可能,但我們沒有足夠證據坐實這一論斷。」
想想看,想想看——迫害者靠謊言讓你身陷囹圄,而你反過來仍在堅持不能空口無憑。
終於,我領悟到,父親這一生真正的意味就在於:追求真相與正義,這本身就是對人生至深的回報。
因此,在他的感召下,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選擇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代言,為被欺凌、被壓榨的弱勢群體發聲——而這往往也就意味著與中共對立。
如今父親已年近八旬,我不知道他餘生還有多少時間。但我知道他善用了自己的一生。他對原則、真相與正義的堅守,助我在可能動搖時保持了堅強。我希望這份堅守也同樣能幫到你。
謝謝大家。
王代時(Times Wang)
2025 年 2 月 17 日 於聯合國第十七屆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開幕式上
王代時在聯合國第十七屆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上。
...
民运风采 郭斌——传递反共之声的译者
作者:王连江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郭斌,1994年生,吉林人,翻译学硕士。曾荣获全国大学生翻译比赛研究生组国家级一等奖,并担任过新航道考研英语讲师。因不满社会不公,揭露当地派出所的黑幕而遭受打压与威胁,最终毅然来到美国。
他如今奋战在民运前线,目光坚定,语调铿锵,举止间透出推翻中共法西斯政权的勇气与决心。活动现场,他翻译迅捷流畅、沟通自如,展现出深厚的英语功底与自由斗士的风采。
郭斌2025年9月6日在自由雕塑公园欢送反中共病毒车队大游行出发仪式上发言。
The Spiri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 Guo Bin, A Translator Who Carries the Voice Against the CCP
Author: Wang Lianjiang...
声援邹巍
——言论无罪,释放良心犯
作者/编辑:李聪玲责任编辑:罗志飞
2024年7月13日,中国民主党人昝爱宗、邹巍等,仅仅因为在钱塘江边悼念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被中共当局粗暴抓捕。7月20日,邹巍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拘,并于8月26日被正式批捕。如今,他即将站在杭州拱墅法院的被告席上,面对一场注定不公正的政治审判。
在当局眼中,悼念是罪,言论是罪,良知是罪。可是,在人民心中,悼念是人性,言论是权利,良知是光芒。今天,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声援邹巍!言论无罪!释放良心犯!
刘晓波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民主斗士,他以非暴力抗争与公民勇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离世,不仅是知识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巨大悲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有权利为他悼念。邹巍与昝爱宗等人仅仅是在钱塘江边举起悼念横幅,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和平、合法、正当的。他们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没有危害任何公共安全,更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相反,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作为公民的责任与担当。然而,中共当局却将悼念视为威胁,将记忆当成敌人。因为在独裁者眼里,纪念刘晓波,就是提醒世人:这个国家依然有人在抗争,依然有人敢于说“不”。对他们来说,这种记忆比任何武器都要危险。
“寻衅滋事”已经成为中共最常用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个模糊、空洞的口袋罪,可以随意套在任何人的头上。从维权律师,到独立学者,从街头抗议者,到网络发声者,无数敢于直言的公民都曾被这个罪名压制。但我们必须追问:到底谁在寻衅滋事?是那些举横幅悼念的公民,还是那个害怕悼念的政权?是那些和平表达诉求的人,还是那个动辄抓捕异议者的权力机器?
言论自由不是西方的“专利”,它是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权利。中共自己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明确保障思想、言论与集会自由。可见,今天的迫害不仅违反道义,也违背国际法。一个不能容忍悼念的人,一个连批评都惧怕的政权,本身才是真正的“滋事者”。
邹巍是谁?他是中国民主党人,是一位坚持信念的公民。他的行动没有任何暴力,没有任何煽动,更没有任何破坏。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威权高压下,依然选择了勇敢发声。今天,中共要用铁窗禁锢邹巍的身体,却无法摧毁他内心的自由。正如历史上一切良心犯一样,他们的名字终将被铭记,他们的坚持终将启迪更多人。
我们必须重申:邹巍无罪!立即释放邹巍!让一个良心之士蒙冤,说明体制的荒谬;让一位民主斗士坐牢,只能让更多人看清专制的丑陋。
历史告诉我们:当权力把“悼念”定罪,把“言论”定罪时,如果社会选择沉默,就是在替独裁背书。正因如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邹巍案,持续对中共施压。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媒体不应对这样的冤案视而不见。只有当全球目光聚焦,当外部压力存在,专制才会有所忌惮。我们也呼吁海内外公民共同声援。转发邹巍案的消息,公开表达支持,推动更多人了解真相。自由需要传播,良知需要接力。今天我们为邹巍发声,就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发声。
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剥夺了言论,自由只剩空壳,社会便沦为恐惧的囚笼。邹巍案的发生,再次证明中共政权对自由的恐惧与敌意。它害怕人们纪念先贤,害怕人们回望历史,害怕真相在黑暗中点燃火光。但正是这种恐惧,反而昭示了专制的脆弱。独裁可以囚禁肉身,却囚禁不了人心;权力可以压制当下,却压制不了未来。纵然黑暗笼罩,但星火已在燃烧。今天,我们高喊:释放邹巍!释放所有良心犯!言论无罪!民主必胜!
正在经历的不仅是邹巍这一场审判,更是中国社会良知的审判。中共要让人们忘记刘晓波,要让公民噤声,要让历史停摆。但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噤声,我们不会沉默。只要还有人发声,只要还有人铭记,独裁就不可能永远存在。邹巍的坚持,将成为更多人觉醒的灯塔。让我们一起,声援邹巍,声援所有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人。因为他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邹巍无罪!释放邹巍!言论无罪!释放所有良心犯!
照片:左起邹巍、朱虞夫、徐光、陈开频2022年春节在徐光家
Support Zou Wei
— Speech Is Not a Crime,Fre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ummary: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member Zou Wei faces trial on charges of...
谢长发专访
——纵长夜漫漫仍要秉烛前进的先行者
采访人:张致君录音:常坤 语音 整理:林小龙 背景资料整理:陈婷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党刊《在野党》杂志复刊推动人,是《在野党》荣誉主编之一。本期采访人与《在野党》杂志一起走进谢长发先生的民主道路,体味其中的艰辛历程。
1998年中国民主党创党,他作为中国民主党湖南地区负责人,为推动多党竞争、呼吁政治改革与民主选举各处奔走。后因其行动活跃,2009年中共当局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其服刑13年,谢长发先生是中国民主党案判刑最多、拒不认罪、不减一天刑的政治犯。
在九八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谢长发先生冲在最前面。他串联各地,参与座谈,组织游行,申请注册。仅仅在湖南,被判刑的就有佟适东、廖石华、张善光、柏小毛、何朝晖、李旺阳等人。他侥幸逃过了第一次搜捕,之后,谢长发先生毅然挑起了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负责人的重担。
零八年春节,由于有七、八个省市的民运朋友与会,受到长沙“国保”严厉的警告。他策略性地放弃了主持这次团拜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为自己赢得自由空间,去推动建设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
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必须具有牺牲精神,而谢长发先生是以百分之百精力投身进去的。他甘于清贫,受他接济的民运朋友不下百人,款项不下十万。
记者与谢长发先生连线采访,赫然可见一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侃侃而谈,监禁并未销磨掉他身上的英雄气质,交谈中似乎又再见到了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那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孑然一身朗朗前行的样子。
(图为记者与谢长发先生视频,视频中一直有干扰)
张致君:谢老先生,安康!您现在是《在野党》杂志的荣誉主编,您也是复刊的主要推手之一。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在野党》的?
谢先生:我们要想进入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社会,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刊物。理论知识就是一座灯塔,《在野党》就提供这样的思想,它会照亮中国人前行的道路,给未来的可能性指明方向。
张:您在国内的时候看过早期《在野党》刊物吗?
谢:看过,朱虞夫把杂志给过我。当时就觉得太好了!中国民主党作为要和中国共产党竞争的党,就必须有自己的刊物,就是在理论上有了基础。
张:谢先生,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你是如何一个心路历程?
谢:我当时跟浙江、 湖南、湖北、上海、北京、贵州这些各地负责人私下达成了一些协议,一定要勇敢建党。1998年,因为我在外面比较活跃,我们就顺势组建了湖南民主党, 我们向湖南省民政厅去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南省筹备委员会的申请。当时我们4个人去的,我、还有北航的教授、长沙大学的、还有一个湘潭大学的。
张:您在组党的时候做过很多推动组党进程的事情,比如各地串联,您觉得是什么锻造了您的这种能力?
谢:83年的时候,我在长沙钢厂任助理工程师期间,成立了“良友社”。我用毛笔字写过“良友”两个大字做招牌,那时候就有20多位民主人士联合在一起。良友会就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旅游和交流,在良友会期间我逐渐学会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很重要,但前提是一定要有很好的人品,否则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这样的结社生活是为组建党派奠定基础的,组党和结社是一个道理。
张:是哪些因素让您意识到中国的制度问题,从而让您走上民主之路的?
谢:在中南大学读书期间,我一直考虑的问题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享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我们是第一个按照宪法申请的注册组党的,尝试着做筹备委员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守信用,欺骗我们。我研究历史比较多,我懂得“信,国之保也,民之所平也”不守信用的国家是会出大问题的。
张:您因为声援“89”学生,也被判过2年劳教,当时在1989年的时候,您是怎么反对中共对学生镇压的?
谢:1989年2月28日,由长沙市委组织部到各个工厂抽调工作人员去扶贫。我是以工程师的身份被抽调到浏阳市官渡镇扶贫。我经常听美国之音的报道,能够获取外界的信息,1989年6月4号上午,当我听到北京的“枪声”,我就意识到可能要开始革命了。早上七点多,我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工作证到浏阳市高中,学校里有我认识的七、八个男学生,我亮出我的工作证,告诉、鼓励他们“现在北京已经镇压学生运动了,我们要奋起反抗,因为我们也是学生”。
张:您单单只是鼓励他们站出来然后您就被抓了吗?共产党又是怎么发现您在做这个事情的?
谢:那些学生自发捐钱买笔、墨、纸,在官渡镇的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专制”等等。12月16日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的一個科長和副科長就在我厂里将我带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判了两年劳教,抓我的科长叫罗海蛟。
张:在劳教所里面经历过事情让你特别难忘吗?
谢:根据当时的制度,他们把我在之前工厂工作的工资私自克扣了之后给我减刑,这是一种贪污行为。当时我们这个监室有四十五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其中也有大学教授,对于我们的劳教相对于宽松,我们只需要工作半天,但是另外的违法乱纪的整天都需要工作。
张:后来您第二次入狱的十三年中是否有遭到过虐待?
谢:狱警看过我写的文章,他佩服我,对我的待遇还可以。我在里面也受到外界各方资助,一直有人在外面声援,有钱就可以在监狱里面买饭。再者,我会为人处事,里面的人就都待我不错,在刚进去的时候,被扇过我耳光。
在湖南省赤山监狱服刑期间,被一个名叫刘宏的当班狱警用塑料板打在我的头部,虽然不是很重,但行为是恶劣的。为此,我弟弟还在岳麓山的云麓宫举横幅,也在监狱大门前举横幅,横幅内容“单挑恶狱警刘宏!”。由于我弟弟的勇敢行动和外界的声援,据说监狱长和那个恶狱警刘宏都被调走了,他们是否受到处分不得而知。
我认识的另外一个邵阳的李旺阳,被虐待到耳聋眼瞎。经济状况好一点的,在里面生活就会稍微好一点,经济状况不好的,在里面受不了的就有割腕自杀的。
张:您组党被捕的时候,心理上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谢:我的心态还是很好的,佛家语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然要走这条路,我心理早有准备。我第一次被劳教,在劳教所的时候有一个干部就很欣赏我写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优秀的政党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去监督他的话,这个优秀的政党总要腐化堕落的”、“一个不让人说真话的政党,终会坍塌的”。我做的是正确的事,无怨无悔。
张:听朱虞夫老先生说您当年把您做生意赚的钱都投入到民主运动的事业当中去了。
谢:199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点小生意,我到全国各地鼓励别人,自己跑了26个省市地区。我在大学时期是学轧钢专业的,所以我就用自己的专长很有信心到全国去推销。利用推销的机会就到这些地区讲政策,讲建党。干大事就要不辞辛劳,吸引人才就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我们要把握历史的时代潮流。
张:中国共产党当时判您13年就最大的主要对您的指控是什么?
谢: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共产党看到我集结那么多人、跑了那么多地方。1999年到2008年6月我是比较隐蔽的去做这些事。
张:这将近横跨十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不知道您做的事?
谢:之前共产党是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事的,早些年我在甘肃认识一个叫王凤山的,他当时也是个大学生,但是他的哥哥是哈尔滨的市委书记,王凤山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个叫岳天祥的也是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了十年,我就邀请他们6月8号到长沙来玩。当时来的有王凤山、他的哥哥、岳天祥。我们在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些民主党准备召开“一大”会议的构思,这些信息被他们传播出去,我就被抓捕了。
张:谢老,出狱后,您近况如何?
谢:我出狱后状态还是比较好的。2023年2月20日突发糖尿病,我的弟弟对我的帮助很大,病情虽然有所缓解,但轻微后遗症还是存在,不得不继续服药。我现在一个人住,之前的家人也挺好。周末我会去教会做礼拜。
张:您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谢:人品好、有教养的年轻人一定要勇敢的联合,我觉得中国人最缺的就是勇敢联合的精神,大家只要联合起来,优秀的同胞越来越多,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我们就一定能够竞争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年轻人要根据他们自身的专业、追求、志向,有伟大志向的我们就可以引导、启发、激励他们。
年轻人也要学以致用,学习德国的经济如何发展的,美国的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的,不停地学习,运用起来,中国的民主道路才有希望。
张:谢老,您经历了那么多,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您在民运这条路上还会这样做吗?
谢:要善始善终,做一个决定、做一个伟大的事业,就不要后悔,我对我所作的事情是不后悔的,并且我有圆满胜利的信心,我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要把民主事业继续做下去,联络更多人品好、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我们就能取得胜利。我們就能竞争出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竞争就能贏得民心。
记者语:采访至此,我深知笔墨难以完全承载谢长发先生走过的风雨与苦难。他的坚守与信仰,在与专制抗衡的历史的长河中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前路依旧险阻,而正是有谢老这样的人存在,中国的民主理想才从未熄灭。谢老在采访最后对年轻人和理想国的期待,也是一代代坚守在中国守护公义的志士的愿望。
愿读到这篇采访的朋友们,在心中点燃属于自己的微光,薪火相传。
(照片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的谢长发先生(左一),在杭州拍摄,后排中为毛庆祥先生,后排右为朱虞夫先生)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Xie Changfa
— A...
毒雨下的花朵
作者/编辑: 钟然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 吕峰 校对:冯仍
三个月,三起学生集体中毒事件。2025年9月11、12日接连两起,读者甚至来不及分辨是哪所学校的事情,相关信息就被“和谐”了。
2025年9月12日,中国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朝阳学校,138名师生食物中毒,出现呕吐、腹痛等症状送医。
此前一天,2025年9月11日,广东省汕尾市普宁华美实验学校发生94名小学生食物中毒事件。
仅两个月前2025年7月,中国西北甘肃省天水市一所幼儿园超过200名儿童出现铅中毒症状。检测结果显示,幼儿园食物样本的含铅量超出国家安全标准2,000倍,培心幼儿园共有233名儿童血液中铅含量超标。
回顾过去,自互联网兴起以来,儿童食品安全问题便时常进入公众视野。从举国震惊到层出不穷,人们逐渐对此类新闻产生了“免疫”,只希望这些越来越频繁爆出的新闻不是发生自己孩子的学校。
2004年,安徽阜阳多名婴儿因食用劣质“假奶粉”导致营养不良,出现头大身小的“大头娃娃”症状。最终至少有13名婴儿死亡,数百人受害。这是中国最早震动全国的儿童食品安全丑闻之一。
2008年,全国爆出婴幼儿奶粉普遍被添加三聚氰胺,以虚增蛋白质含量,三鹿集团是其中典型代表。全国至少有30多万婴幼儿患泌尿系统结石,5万多住院治疗,6人死亡。此次事件影响极大,当时总理也曾到医院看望患儿,但事后事件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2018年10月18日,每学期学费高达6万人民币的上海中芯国际学校爆出食品安全丑闻。有家长得到孩子反馈吃不饱,家长群体在与校方沟通参观后厨,校内厨房所存番茄和洋葱已经严重腐烂变质。
2018年09月,江西万安县宝山乡、涧田乡、顺风乡的中、小学均出现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原因是由教育局招标的“珍百味”统一配送营养餐出现发霉、变质等问题,导致学生食用后腹痛、呕吐等。
2019年3 月,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家长实地探访食堂,拍摄到仓库中堆放的发霉蔬菜、过期肉类,甚至老鼠横行的画面。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轩然大波。
2019年历史重演,湖南郴州再现“大头娃娃事件”,婴儿因服用被医生推荐、误导为奶粉的固体饮料“舒尔呔”和“倍氨敏”,出现营养不良、智力发育迟缓及头骨畸形等症状,引发严重健康问题。
2023年6月,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女学生在食堂餐盘中发现疑似“老鼠头”的异物。她将照片上传网络后迅速发酵,当地市场监管局却认定是“鸭脖子”,引发公众普遍质疑。“鼠头鸭脖”一度成为网络热词。此案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校园食品安全信任危机。
“鼠头鸭脖”无异于现代版的指鹿为马,一条条触目惊心的儿童食品安全新闻接连上演,官员承诺的一定会给个“交代”,最终不过是一块封住悠悠众口的“胶带”。
Flowers Beneath the Poisoned Rain
Author/Editor: Zhong Ran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yu Feng
Three months, three incidents of mass...
替天行道,何罪之有?
一一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邹巍将面临法庭审判
作者:范展平 责任编辑:张致君 翻译:吕峰
中共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目前已对浙江维权领袖邹巍提起公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位被浙江省弱势群体视为“及时雨”的替天行道者,当局竟以“寻衅滋事罪”起诉。众所周知,寻衅滋事是仗势欺人的恶霸和地痞流氓的行为,而这正是邹义士最鄙视、最痛恨的人。显然,当局这样做是为了给邹巍抹黑,矮化他在人民心目的高大形象。为了还事实一个真相,笔者采访了浙江省的一些访民,让他(她)们谈谈对邹巍先生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的感受。
下面是笔者对几个当事人的采访。
🔹朱瑛娣(杭州市居民,因祖房被杭州市上城区政府非法强占,很早就参加了维权活动):邹巍这个人,是天下难得的好人。我们这帮老百姓,在维权中最缺的是法律帮助。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我们到处碰壁。邹巍精通法律,利用他掌握的法律知识热心地帮助我们,教我们如何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邹巍家里的书架上书摆得满满的,大部分是法律书和维权案例。他这个人是个大忙人,除了看书,,就是到处跑,指导、帮助别人维权。有时候他还在吃饭,或正在忙其他事情,只要我们一个电话,他就马上放下手头的活,骑上自行车赶往出事的地方。他帮助我们最多的可能是写诉状,民事的、行政的、经济的他都写,申请书、申诉状、控告信也都写。按照我们许多维权者粗略统计,邹巍帮别人写的各种诉状至少有几千份。我们在北京上访,请人写状子是500元一份,邹巍是一分钱也不收的,最多是吃顿便饭。这样一来,我们也省了许多钱。我们这群弱势人员,都把邹巍叫做“及时雨”,把他与梁山的宋江相比。
🔹梁丽婉(杭州市拱墅区苋桥镇农民,因政府非法强拆而上访维权):说起邹巍,我们维权的人都把他比作梁山上的宋江,叫他“及时雨”。其实,他这个及时雨比宋江的及时雨还要滋润,而且施布也要广得多,因为宋江的雨露,滋润的是落难的江湖好汉,而邹巍的雨露滋润的则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债重冤深的生活在悲惨世界里的人。在本世纪初的政府强拆中,我家房子被拆,丈夫被打伤,当时我一筹莫展,绝望得想寻短见,幸亏邹巍及时帮助了我,给,了我活下去勇气。象我这样得到邹巍及时帮助的人很多,如朱瑛娣、沈利华、冯国君、程惠云、杜大姐、陈渭相、汪玉芬、裘玉梅、汪天生、邢根宝、徐志明、施荷芬、汤柳叶、徐传松以及安吉县的沈志华、徐菊芳,天台县的徐江姣、温岭县的郭晏溱、嘉兴市的成菊英等人。在邹巍的启发下,我加入了维权斗争的行列。我的许多姊妹,也差不多有着跟我同样的经历。可以说,没有邹巍,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维权运动不会有那样的勃勃生机。
🔹徐江姣(浙江省天台县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她到杭州打工,乡干部向她借钱未成,便诬她破计划生育,带人扒了她家的房子,从此她走上维权之路,被称为“坚持抗战二十年的维权战士”):我是在杭州上访的过程中认识邹巍的。当时,我的信访不仅没有答复,而且还被公安机关拘留。于是我就向天台县法院起诉公安局,天台法院驳回后我又向台州市中级法院上诉,但上诉后仍维持原判,于是我就跑到杭州向省高级法院申诉。在省法院门口,有很多人同情我,建议我去找邹巍,说他很有办法。我早就知道邹巍的名字,但没有见过面,也很想见见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于是就用好心人提供给我的邹巍的手机号码给他打了电话。没想到,不到15分钟,邹巍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了。他看了一会我的申诉状,说光写事实不行,还要写法律条款及理论依据,让共产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于是他帮我修改了申诉状并补充了许多法律依据。刚修改完毕,又有别的访民电话打来了,他来不及吃午饭,骑着那辆旧自行车离去了,临走时他还反复关照我,遇到问题再找他。后来我也融入了杭州的维权队伍,多次与邹巍接触。他丰富的法律知识,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担当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励着我,使我能坚持维权二十年。最后在邹巍和黄琦老师的帮助下,我二十年艰难维权总算有了一定的结果。我真的很感谢邹巍。现在这样的好人却被抓了,老天真是瞎了眼!
🔹沈志华(安吉县农民,因村里歧视妇女,不分给她土地,由此而走上维权道路。她曾多次去北京上访,多次被关押,甚至被关进精神病医院):我很早就到深圳去打工,认识了一位军官并结了婚。婚后不久失了业,就回老家种田,但村里早把田地分光了,连一分田也没有给我留下来。于是我去村里论理,结果被村支书打了一顿,此后我先后去乡里、县里、市里、省里和北京上访。因参加维权,丈夫受到上面的压力与我离了婚。在安吉时,有个叫申屠大军的人对我说,杭州有个维权领袖叫邹巍,你去找他,他肯定会帮你。我到杭州找到了邹巍,那天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是在浙江展览馆东侧见的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朴实的人,骑着一辆28吋的旧自行车(这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它驼着他走遍了杭州市的大街小巷及杭州周边的每一个村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镜片上还滴着汗,看得出他己经累得满头大汗,因为他正从另一位维权者那里赶来。我们找了一处树荫坐下。他看了我历次上访的控告书后,匆匆地写了一份申诉书,然后带着我去找一家打印店打印。忙完后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我们就近在一家小吃店吃了碗面,这时又有一个维权者电话打来了。他指给我去省高级法院的路后,又骑着自行车匆匆地走了。此后,在邹巍的介绍下,我在杭州认识了很多朋友,参加了更多的维权活动。尽管共产党不可信,但我还是一直在坚持通过法律维权。
🔹严忠良(杭州市余杭区五常镇农民,因反对官府非法征地拆迁,与妹妹严忠女一走参加了维权运动,多次被关押、拘留):邹巍从事维权运动巳经二十多年了,我也十多年了。我早就听到过邹巍的名字,但真正认识他才七八年时间。因为我们五常地区的维权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我们很少同其地方的维权人士发生横向联系。但后来当局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有些人因此发生了动摇。我算是一个比较坚定的人,下决心要把维权斗争进行到底。我决定寻找同盟者,觉得邹巍是一个理想的盟友。跟邹巍合作后,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我经过几年的观察,发现邹巍身上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能力很强,能团结人。在我跟邹巍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找他的人特别多。不管是杭州的还是外地的,男的还是是女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有了麻烦事都来找他。二是他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人虽然长得不算英俊,也不高大魁梧,却有很强的亲和力,讲话很有感召力、感染力,对人对事具有较敏锐、精准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因此,他有象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他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围着他转。三是他善于学习且精通法律。他家里书架上、桌子上、床头上都放着法律书籍,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经济法律的都有。正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繁琐的烦人的事,经他指点后,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四是他做事大胆心细,行事作风严谨。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找他办事,除了他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外,还是因为他胆子大,不怕风险,不怕承担责任。要知道,在当下这个世道里,为老百姓办事不是那么好办的,很容易得罪那些当权者。此外,把事情办砸了,也会使被帮助者受到损失。因此,邹巍办事也很仔细,把一件事办得十拿九稳的时候,他才肯放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