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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好（二）
作者：华言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追求平等与集体福祉，但在实践中常引发诸多问题。首先，“铁的政党”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单一政党垄断政治资源，压制异议，限制自由。缺乏竞争与监督，执政者易腐败，决策僵化，效率低下。其次，社会主义常催生“新奴隶”现象：国家控制经济，个人丧失自主权，被迫服从集体目标，创新与个性被压抑。再次，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常见，领袖被神化，民众盲目追随，失去理性判断力，易导致政策失误甚至灾难。最后，集体主义虽强调共同利益，却常忽视个体权利，强制统一思想，扼杀多样性，造成社会活力不足。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常因人性与权力的复杂性而扭曲，经济停滞、自由受限、效率低下成为其弊端。实践证明，过度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体，难以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公平。
一、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铁的政党
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是：一、阶级斗争产生并且需要政党，政党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在和平中走向死亡。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讲党性就是要讲无条件的服从性。三、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长期执政是唯一的、根本的利益。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没有阶级也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制造出来，阶级如何划分，这取决于本国社会结构。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政党通常是由愿意服从、愿意执行命令的人来组成的，他们是一批人，是一个稳定的集团，党内分为领导和被领导集团，领袖自认为是半人半神，是天生的领导者，党员是被领导者。领袖的专断是一定的，这是组织运转的关键，掌控着组织大权的领袖组成了小圈子，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党的领导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变得骄横跋扈。
党在阶级斗争中壮大，所以要不断的制造敌人，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发展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导致社会陷入不断的冲突中。党是一支讲党性、不讲人性的组织，党内扼杀自由与民主，导致党成为一具僵化的尸体，党的中下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全党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号令，不知反抗、不知反省。一党专制不仅将窒息社会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党内也将形成排斥异己、领袖独裁的格局。
党为了长期执政，对反对它执政的一切团体和个人进行剿灭，从源头开展巩固统治，贫民、愚民、弱民就成为选择。党除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
铁的政党，不仅对内部的党员铁血镇压，对社会全体大众也是铁血镇压的。
二、社会主义的新人改造--新奴隶
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希望老百姓面对统治者时，唯唯诺诺，又希望百姓面对侵略者时，铁骨铮铮。
共产党革命的终结目标既要建立新社会，也要塑造新人。社会主义新人是：透过革命斗争，升华人和解放人，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新人的特征：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欲望之上，有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卓越的目标而生活。为此，我们要实施新人工程：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思想改造升华起来的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社会工程。
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人是那个环境的产物，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个人和共同体的完美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人具有可塑性和可完美性。人的可完美性本身是唯意志论观点，与马列主义所尊崇的唯物主义格格不入。
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听党话跟党走，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人，一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人。社会主义新人伦理道德基础：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所以要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苏联、中共精心组织了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通过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
“灵魂深处闹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个人存在的目标，导致的后果是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个人唯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
现在普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各个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因为建设新人工程的地基是架构在不可靠的假设上的。 新人工程，在现实中的是不可行性，而且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本身不具有伦理的合理性。
三、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定制
个人崇拜是以权力的力量神化领导人,在整个国家为大众塑造了一尊高高在上、不可挑战的神，以他的话语为天条，不受任何制约,全国全党谁也管不了，全党和全体国民都要自觉放弃思考，听从这个神的指挥。政治本应该是众人之事，是人类结群而居、自我组织的需要。在一切政治体中,不应该出现个人崇拜,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个人崇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个人崇拜就是驾驭术，操控人的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的前进。
个人崇拜的产生。一是人类具有英雄情结的心理。在人类统治秩序上，先民为了活下去，产生了首长领导模式，敬畏信赖最高权力者。现代社会,一些政治集团常常利用群众对政治强人的需求，有目的地制造个人崇拜，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有意识地推动社会的个人崇拜氛围，塑造一个强势领袖的形象，让群众认为，只有领袖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社会问题。二是被洗脑教育的结果。将个人崇拜种植到民众大脑里，观念被灌输进去的，对单一来源的信息坚信不疑，统治者的官方教科书初始设置了他们的底层逻辑和核心价值观,并产生特定的认知反应：党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的话是真理，要无条件服从。洗脑教育下，普通大众是韭菜，却处处维护镰刀，并把自己当镰刀去砍伐同类。统治者最担心对教育失控，害怕人们传播知识、说出真相，使人觉醒。对中国民间教育培训行业进行打击就是一个例子。三是是群体声浪挟裹下的从众心理。口号喧天、谬论泛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让愚昧无知的人群进入癫狂，在这种情况下，从众就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官员为了获得升迁并保住他们手中的权力，只能通过对领袖的无原则的效忠和吹捧来达到；普通百姓害怕不唱赞歌会被责罚，失去沉默的自由，他们只能附和并追随，裹挟他们一起为领袖而疯狂，失去自我、失去独立。
社会主义必然产生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组织的个人崇拜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活动，是无法根绝的痼疾。其组织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在党的中央领导层，需要有个核心，并赋予该核心比其他领导人更大的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权力，被党内一小部分人掌握。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必然造成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的危害。一是以专权和独裁的方式，领导、控制一切生活。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和专横。他们利用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粗暴地干预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用残酷的手段对付党内外的反对派，用权力裁判学术论争，用庞大的机构对整个社会、包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无法无天的镇压。二是以暴力和野蛮手段，压制、打击一切不同声音。正确的意见，正义的声音，受到摧残，大话、假话、空话充斥全国。科学思想、科学研究、科学决策被打击排挤甚至被铲除，人的尊严受到摧残践踏，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恐怖之中。
四、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体主义
个人才是目的本身，任何集体主义终极还是要实现个人的幸福生活和生命的价值。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权利受到集体权利的限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一）集体内部的不平等。形成集体，就会在集体内部形成领导层和非领导层，造成集体内部个人的不平等，把集体内部人员分了贵贱，为集体的团结留下隐忧。同时，集体中的非核心个体也因此而丧失了与集体相等的权利，集体主义具有独裁的性质。
（二）集体主义的道德。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建立在集体主义上的。集体主义的缺陷在于，既然要求“集体利益至上”，那么，就必须确定“集体”的范围，凡是与这一“集体”目标不一致的，就是敌人。在集体主义的社会，集体本身必须要有某些人来代表，代表人是否由集体中大多数人同意产生，代表人能否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代表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如何界定界定？这些都是问题。结果是：集体主义只是话语权的代表人实现它们个人理想，冠冕堂皇地以集体利益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利益，以集体的名义挥霍公共财产满足私欲，奴役其他个人服务自己。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宣扬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宣扬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本位的确是有自私自利的思想，但个人本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演化成最坏的极端个人主义。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必然会侵犯他人权益，而被侵犯的个人是不会像集体主义者那样作出牺牲的。个人本位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无论有多么自私，都只能建立在不侵犯他人利益这个基本共识上。
集体主义归根到底是为独裁集团服务，是它们奴役人民的遮羞布。
Why Socialism Is Harmful (II)
Summary:
Socialism pursues equality but leads to power concentration, the loss of personal freedom...
历史的沉默与制度暴行
作者：毛一炜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柴静在节目《柴静专访赖恩典》中记录了17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生死线上拼命杀敌的人，在和平年代却被中共制度迫害、迫于沉默。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对历史与社会控制的明证。
抗战老兵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看着战友倒下、血肉横飞。战争结束后，本应得到尊重的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政治运动的靶子：有人被贴上“反动”“叛逆”的标签，家人被牵连；有人被迫参加批斗会，当众检讨“历史罪行”，忍受辱骂与身体折磨；还有老兵被关押、殴打，精神濒临崩溃。曾在生死线上奋不顾身的人，在和平年代被制度羞辱，过去的牺牲与痛苦被彻底否定。
这种沉默不是偶然，而是中共制度的本质体现。中共长期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通过宣传、洗脑和封锁真相维持权力。敢于讲述战争残酷的人，会被威胁、打压或标记为“敏感”。赖恩典记录的故事，仅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叙述中，老兵经历几乎完全消失。制度剥夺了他们表达的权利，使沉默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也让社会对真实历史失去认知。
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不仅是肉体折磨，更是精神与尊严的摧残。老兵被迫公开检讨自己，揭发同袍，家园被抄，亲人被连累。战争中拼下的生命力，在和平年代被政治运动消耗殆尽。他们的经历被视作“敏感”，不被允许记录，声音被彻底封杀。制度冷酷地将牺牲和痛苦转化为政治工具，让恐惧成为社会常态，让历史被粉饰、记忆被操控。
赖恩典的镜头揭示沉默背后的真相，也暴露中共制度对历史的操控。掩盖历史不仅伤害个体，更控制社会，让真相被扭曲。那些用生命经历战争的人，本应被记录、被尊重，却被迫消失在制度制造的沉默中。老兵的控诉，是中共暴行的证据，也是对权力的直接挑战。每一段血泪都应被记录，每一个被迫沉默的人都应被铭记。
沉默必须被打破，制度的掩盖必须曝光。中共无法抹去真相，历史不会因恐惧而消失。每一个抗战老兵的故事，都是对制度暴行的控诉，也是对人性践踏的见证。权力掩盖的阴影终将被光照透，沉默也必将被打破。对制度的控诉不仅是为老兵发声，更是为整个社会争取认知、真相与未来。
The silence of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atrocities
Abstract: Chai Jing recorded the oral history of 170 veteran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疫情三部曲（二）——人声鼎沸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人群里并无喉舌，只有被迫的气息；可气息一齐吐出，便比锣鼓更整齐。”
我常想，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喉头？从胸腔？都不是。真正的声音，常从禁声处长出来——像石缝里的草，越压越硬，越割越锋利。
那三年里，城在罩子底下，人人学会用“安静”表态。安静久了，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欠条上没有数字，只有一个“随时”。于是人说话之前，先掂量“随时”，说到一半，便打住：小心。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它从缝里钻出，借谁的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回声，而不是告示、通报、喇叭、口号。
起初，声音很小，像针落在棉上。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猫是哑巴，镜子只会复述。那晚之后，声音才找到同伴：一张举起来的白纸，响过任何字。
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其实不然。那晚，我走在“中路”，人很多，声却不乱。有人低声唱旧歌，不唱到高音；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不念到句号；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让风替他读。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它们嗡嗡作响，好像蜂巢被惊动了。蜂巢怕烟，人群怕什么呢？怕的不是警棍，也不是冬夜——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
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擅长把“看见”改写为“误会”，把“参与”改写为“围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天不亮就出来，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扫把收尾，水车一浇，天地清白。可是我知道，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水冲不掉；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
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一男一女，像刚下晚自习。他们没有喊，只站在军队的面前。男的手抖，女的眼稳。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皱眉：“别闹。”女孩子点点头：“我们不是闹，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男人叹口气，走远。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反对声音，他是怕声音受潮——受潮的声音会发霉，霉里长出麻烦。
不久，果然下雨。雨是公告做的，细、密、勤。它滴在词上，滴在传言上，也滴在真相上。人们把纸收起，放进书里，书又放进抽屉。抽屉一关，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哑”。从此，许多人改学“点头”，点头不湿，点头也不响。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让一条缝透气。缝里有旧夜的气味——冷、醒、干净。
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他们爱按片区分配：此片唱赞歌，彼片讲故事；这一段齐步走，那一段齐步站。可声音像水，遇到缝就流，遇到墙就绕，遇到堵死的地方，便往土里渗。渗久了，地皮会湿；地皮一湿，草就要出来。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把草根一并压住，再竖一块牌子：此处不宜生长。牌子立得多了，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全是牌子做的绿。
有一天，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是谁匆匆写下，没来得及用。它们像迷路的蚂蚁，一会儿排成字，一会儿散成沙。我蹲下看，认出几个旧时的词：发问、讨论、辩驳、批评。它们在风里打颤，像一桌冷掉的饭。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忽然一阵“噤声”的风吹过，音符四散，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袖口立即严实起来，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
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叫“沉默中的同意”。这同意不是投票，是交换：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看，我也不看；大家都不知道，便等于没发生。久而久之，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连“沉默的人”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证明他一直沉默。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沉默鉴定师。他站在你旁边，看你三秒钟，便盖章：沉默合格。盖多了章，他的手生起老茧，茧里也有声音——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
我问一位朋友：“你那天去了么？”他说：“我在网上围观了。”我又问：“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很多人被看见。”
我想了想，这句倒也公道。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第二课是互相看见，第三课才轮到“听见”。那晚，我们学到第二课；至于第三课，老师尚未到场——或者已经到场，只是不发声。
后来，城恢复“秩序”。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人群散去，石榴花谢，路灯继续亮。人们相互点头，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不提问，不追忆，不泼冷水。只是每当夜深，风从街角拐进来，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它们滚在路沿边，叮叮当当，像迷你钟。钟不大，却提醒得很准：那晚并非梦。
至于那一夜之后的“人群之声”，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名字很长，读完要喝水。我懒得背，依旧称之为“声”。声在，不必多说。声若不在，多说也无用。写到这里，我忽然自笑：一篇讲“人群之声”的文字，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可这并不矛盾——真正的声，往往从沉默里出；真正的沉默，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
我把稿纸翻过来，背页空白。空白上风正好。
我用指腹轻轻一抹，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摸到了微小的涌动：那不是话，那是气。气在，便有声；声在，便有人。而我不会收笔。
The Pandemic Trilogy (II) — The Clamor of Voices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sound in crowds called “consent in silence.” Th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