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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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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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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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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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部曲(二)——人声鼎沸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人群里并无喉舌,只有被迫的气息;可气息一齐吐出,便比锣鼓更整齐。”
我常想,人群的声音从哪里来?从喉头?从胸腔?都不是。真正的声音,常从禁声处长出来——像石缝里的草,越压越硬,越割越锋利。
那三年里,城在罩子底下,人人学会用“安静”表态。安静久了,嗓子像收了一张欠条,欠条上没有数字,只有一个“随时”。于是人说话之前,先掂量“随时”,说到一半,便打住:小心。但有一种声音不掂量,它从缝里钻出,借谁的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空气里第一次听见了“人”的回声,而不是告示、通报、喇叭、口号。
起初,声音很小,像针落在棉上。有人在窗口和猫说话,有人在电梯里和镜子说话,有人在核酸队伍里和鞋带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鞋带是聋子,猫是哑巴,镜子只会复述。那晚之后,声音才找到同伴:一张举起来的白纸,响过任何字。
许多人以为人群的声音一定嘈杂,其实不然。那晚,我走在“中路”,人很多,声却不乱。有人低声唱旧歌,不唱到高音;有人念被删掉的句子,不念到句号;有人举起无字的牌子,让风替他读。最吵的其实是路灯和摄像头,它们嗡嗡作响,好像蜂巢被惊动了。蜂巢怕烟,人群怕什么呢?怕的不是警棍,也不是冬夜——怕的是第二天的解释把这一夜解释没了。
解释是一门雄壮的学问,擅长把“看见”改写为“误会”,把“参与”改写为“围观”。它像一辆勤劳的清运车,天不亮就出来,把街上的脚印一并铲走,扫把收尾,水车一浇,天地清白。可是我知道,铲不掉的那一层在鞋底,水冲不掉;更有一层在嗓子眼里,吞不下去。
我在路口看见两个青年,一男一女,像刚下晚自习。他们没有喊,只站在军队的面前。男的手抖,女的眼稳。一个年纪较长的男人路过,皱眉:“别闹。”女孩子点点头:“我们不是闹,我们只是想把声音拿出来晒晒。”男人叹口气,走远。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反对声音,他是怕声音受潮——受潮的声音会发霉,霉里长出麻烦。
不久,果然下雨。雨是公告做的,细、密、勤。它滴在词上,滴在传言上,也滴在真相上。人们把纸收起,放进书里,书又放进抽屉。抽屉一关,里面响了一声很轻的“哑”。从此,许多人改学“点头”,点头不湿,点头也不响。唯有我偶尔把抽屉拉开一指宽,让一条缝透气。缝里有旧夜的气味——冷、醒、干净。
人群的声音不是谁的私产,这点叫管理的人很苦恼。他们爱按片区分配:此片唱赞歌,彼片讲故事;这一段齐步走,那一段齐步站。可声音像水,遇到缝就流,遇到墙就绕,遇到堵死的地方,便往土里渗。渗久了,地皮会湿;地皮一湿,草就要出来。于是有人忙着铺石板,把草根一并压住,再竖一块牌子:此处不宜生长。牌子立得多了,城里绿地反而多起来——全是牌子做的绿。
有一天,广场上出现几叠小小的音符,是谁匆匆写下,没来得及用。它们像迷路的蚂蚁,一会儿排成字,一会儿散成沙。我蹲下看,认出几个旧时的词:发问、讨论、辩驳、批评。它们在风里打颤,像一桌冷掉的饭。我伸手想把它们捧起来,忽然一阵“噤声”的风吹过,音符四散,落在每个人的袖口里。袖口立即严实起来,像给心口加了一道围巾。
人群的声音还有一种,叫“沉默中的同意”。这同意不是投票,是交换:你不说,我也不说;你不看,我也不看;大家都不知道,便等于没发生。久而久之,不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少到什么地步呢?少到连“沉默的人”也要找个沉默的人作证,证明他一直沉默。于是出现一种新职业:沉默鉴定师。他站在你旁边,看你三秒钟,便盖章:沉默合格。盖多了章,他的手生起老茧,茧里也有声音——是硬度太高时发出的摩擦。
我问一位朋友:“你那天去了么?”他说:“我在网上围观了。”我又问:“看见什么?”他说:“看见很多人被看见。”
我想了想,这句倒也公道。被看见是人群的第一课,第二课是互相看见,第三课才轮到“听见”。那晚,我们学到第二课;至于第三课,老师尚未到场——或者已经到场,只是不发声。
后来,城恢复“秩序”。秩序是一张整洁的桌布,盖住桌面上潦草的划痕。人群散去,石榴花谢,路灯继续亮。人们相互点头,像从同一部手册里学出来的礼貌:不提问,不追忆,不泼冷水。只是每当夜深,风从街角拐进来,总会碰掉一两句压低了的词,它们滚在路沿边,叮叮当当,像迷你钟。钟不大,却提醒得很准:那晚并非梦。
至于那一夜之后的“人群之声”,有人在档案上给它另取了名字,名字很长,读完要喝水。我懒得背,依旧称之为“声”。声在,不必多说。声若不在,多说也无用。写到这里,我忽然自笑:一篇讲“人群之声”的文字,竟大半时光在讲沉默。可这并不矛盾——真正的声,往往从沉默里出;真正的沉默,也常被声照了一下脸。
我把稿纸翻过来,背页空白。空白上风正好。
我用指腹轻轻一抹,像摸一个孩子的头,摸到了微小的涌动:那不是话,那是气。气在,便有声;声在,便有人。而我不会收笔。
The Pandemic Trilogy (II) — The Clamor of Voices
Abstract:There is a kind of sound in crowds called “consent in silence.” This...
疫情三部曲(一)——纸上无字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校对:冯仍
“写字要胆子,擦字要钉子;故而最响的,常是那张什么也不写的纸。”
我向来不信天灾能连续三年。天灾不过一口气,人祸才是长命烟。三年前,城门忽然合拢,门缝里吐出几张告示,字迹大得像春联:为了大家好。大家于是各自回家,把门反锁,把窗钉死,把嘴巴也用胶纸贴上。街心的石榴树照开,开得像无声的火,可那火只用来照花名册——谁出门谁回家,几时出、几时回,门口摄像头一睁一合,像庙里的钟。庙钟不问人,只问规矩。
规矩日日更新,比天气还勤快。昨日可以下楼做核酸,今日不行;昨日核酸阴的可以上班,今日也不行;昨日“静默”,今日“再静默”。我见过邻居家乳名“壮壮”的孩子隔着铁栏杆冲我笑,牙缝里卡着面包屑。第二天他不笑了,栏杆那头多了一块红纸,上写:封。第三天,壮壮与红纸一起不见了。我本想问问,可问话需要出门,出门需要通行证,通行证需要理由,而我没有“必要的理由”。于是我把嘴角的面包屑抠掉,仍然沉默。沉默也是一种通行证,还是万能的。
我在窗里数日光,光像一枝没气的铅笔,时粗时细。偶有刺耳的喇叭车驶过,喇叭喊话,声音一半像劝、一半像审:“不要聚集,不要传播,不要思考——哦,不,是不要信谣。”我便想起古书里说的“绝学无忧”,此处稍作改良:绝言无忧。无忧久了,连梦也变得安静,梦里人都戴着口罩,彼此点头,点头算是最大的风流。
直到有一夜,风忽然换了方向。西北城传来火光,火光里有人喊娘,喊得嗓子像被门扣住。第二天城里贴出讣告,字仍旧很大,意却很小:一切正常。可街心的石榴花却在风里乱跳,像谁掌心攥紧又张开——张开的,是一张白纸。白纸没有字,偏生最吵。它越空,人的心里越满;它越轻,人的脚步越重。于是许多人走到路灯底下,举起那一张空白,像举起一口无名的碑。碑不写字,写字就要被涂黑;碑不雕像,雕像就要被推倒。人们便举空白,空白里有他们不敢写、也来不及写的全世界。
我也去了。不是去写,而是去看。乌鲁木齐、长安、广场、河边,每一座城都有一条街叫“中路”,因为它们都在我们心里正当中。年轻人站在那儿,像新磨的刀——不是要砍谁,只是想照照自己到底长成了什么样。他们唱歌,有人把歌词吞回肚里,只把曲调扔给夜风;他们说话,有人把名字藏在口罩里,只把眼睛亮给摄像头。我看见一位姑娘举纸的手在抖,纸也抖,纸上的无字便像千百个小黑字在跳。旁边有个小伙子笑,她问笑什么,他说:“我第一次拿起纸,发现比拿起任何东西都沉重。”
我知道,这一夜之后,白纸会被没收——不是从手里收,而是从记忆里收。收走以前,总得先装裱。于是城里忽然勤快,忙着给每张纸加框、给每双眼睛加帽。帽子上有字:聚集,煽动,扰乱,寻衅。字多了,纸就轻了,手也空了。它们要把一夜的火,改写成一阵风,风吹过,叶落尽,树还在。树在,是为了明年再开石榴花,好让人误以为这一切周而复始,天下太平。
不过,还有人不太识相。他带了台不大不小的机子,站在路灯和白纸之间,用镜头把夜色一寸寸折叠,叠成一部我要叫它“人眼的备忘录”的东西。他不喊口号,也不挑灯火,只让街上的脚步自己响,让纸边的沉吟自己长。他只是把“看见”这件事,照相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陈,名字像雨后的玻璃:品霖。玻璃最怕被敲,可也最爱反光。他把那夜的风映在玻璃上,玻璃便有了温度。可温度一高,玻璃就容易碎。果然,没多久,有人来敲门;门开了,他的机子被装进袋子里,他的人被装进另一只袋子——袋子叫“手续”。手续走得很快,说辞走得更快:上传、传播、寻衅、滋事。四个词像四颗钉,把一个拍过“空白”的人钉在文件上。文件夹厚得像城墙,城墙外头,石榴花照旧开。
有人问我:你看这些年,总算是“解封”了不是?我笑笑。解封像拆创口贴,贴久了,皮都跟着走。门上的白条撕了,心上的那一道还粘着。那道看不见的封条更牢,它把许多夜晚封在我们喉咙里,遇到风就勒一下,提醒你:别抬头,别出声,别做梦。若一定要做,做个省油的梦——梦见排队,梦见核酸,梦见“为你们好”。梦醒了,手机里还会跳出提醒:今日新增零、社会面零、舆情零。零真是好字,圆滑,没有棱角,塞进任何缝里都不硌人。只是被零包围久了,人也就学会了把自己削成一个零,恰好镶进缝隙,彼此安之若素。
我偶尔也去街上走。街上新换的路灯又白又冷,照得人影像没栽稳的树。有人把那一夜剪成了短视频,发上去,像把纸鸢放进天井。天井很高,风也很高,可除了四面墙,再没有云。纸鸢绕了一圈,线被人轻轻一扯,稳稳落回地面,落在“违规”的标签上。贴标签的手很熟练,像老裁缝缀扣子,找准洞眼,一戳、一拉,一颗扣子就端端正正系在你胸口。你若觉得勒得慌,它会说:“这是为了体面。”
体面原来也分配。分配像口罩,一人一只,罩住不同的脸,露出同样的沉默。有时我看见公交站里的告示牌,镜面反光,反出来的不是广告,而是几年前空荡荡的车站——那时候车并不空,是城在空。空城的风喜欢说话,可风后来也学会了避嫌;它绕开人群,去吹没有备案的草。
我也想过写点什么。写字是一种坏习惯,像咳嗽,会传染。有朋友劝我别写,写了也别发,发了也别贴真名。我说好。于是我改了个名字,像给尸体化妆。化完妆的尸体看着舒服,大家都敢靠近。只是我写着写着,笔尖沾上一点冷汗——那是纸渗出来的。纸是白的,汗也是白的,干了就不见。我把汗吹干,继续写。写到后来,忽然觉得这文章最好什么也别写,空着。空着的文章像那张纸,既省事,又省命。我便在页眉打一行字:此处无字。页脚也打一行:此处更无字。如此一来,上不言,下不语,中间的沉默就像一枚硬币,两面都是真。
陈君的纪录片里有很多人,举纸的,不举的;唱歌的,闭眼的;走过的,停下的。我也混在里头,像一滴水混进水里。后来他被带走,我才猛然觉得嗓子有点沙,像吞进一粒玻璃渣。医生说多喝水。我确实渴,可水越喝越干,像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人说时间能磨平一切,我看未必。时间只是把凸起磨成不痛的形状,叫你忘了它还卡在肉里。等你翻身的时候,它又硌了一下,你便知道,三年的封门没有真的过去,白纸也没有真的过去,甚至连那台机子里微微发热的芯片,都没有过去。它们化在空气里,像看不见的粉尘,时不时被呼吸带出来,又被我们自己咽回去。
有人要我给这几年下个名字。我不敢。起名是种权力,权力是种病,它爱把复杂的痛,简化成方便的药名。我只好照旧,用一张纸,白纸。纸不说话,可它在风里翻动,就像一只手从水底探上来,摸到谁算谁。摸到我时,我把它按回去,笑道:别闹。按下去的那一刻,我听见远处像有人在敲门。敲了三下,又三下。门没有开,心先开了一条缝。缝里有一点光,像石榴花刚要绽。花开得慢,慢到足以让人误会它根本没开过。可我知道——它开过。开过一次,就够我一辈子记。
到这里,本可收笔。可我又想起那些喜欢“为我们好”的人,他们最怕的不是谣言,是记性。记性像草,禁了还长。于是我决定把记性放进一个无字的匣子里,贴上标签:无害。倘若有朝一日,有人问起:那一夜,你们见了什么?我便把匣子递过去,叫他自己照一照,匣子里有他,也有纸,也有镜头。镜头的玻璃反射出一张脸,脸上既没有口号,也没有笑,只有一对眼睛——不是怒,是醒。
醒来的人不一定说话。醒只做两件事:把窗打开,和把灯关小。窗打开,风就进来;灯关小,影子就不那么吓人。至于别的,我不敢想,也不敢教。教人是危险的行当,尤其在一个连风都要备案的地方。便这样吧。我写到这里,停笔,像医生把刀从伤口里慢慢抽出来,刀是冷的,血是热的,二者互相谁也不服。等它们自己去交涉,我只把纱布按住,再叮嘱几句:别跑跳,别哭闹,别去看热闹。因为看热闹的人,迟早也会变成热闹里被看的人。
纸上无字,字在纸外。
你若要看,抬头;你若不看,低头。
抬头有风,低头有土。
二者之间,刚好够一张纸通过。
Epidemic Trilogy (I) -- No words on paper
Abstract: Urumqi, Chang'an, Square, Riverside, every city has a street called "Zhonglu", because...
8月23日 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抗议活动
抗议中共假抗战真卖国 揭露中共统战国军后代真相
8/23迪士尼音乐厅抗议活动
抗议中共假抗战真卖国 揭露中共统战国军后代真相
活动时间:2025年8月23日(周六)18:00
地点:迪士尼音乐厅门口 663 W 2nd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主办单位:
洛杉矶民主平台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自由钟民主基金会
抗战真相研讨会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1937.7.7—1945.8.15日,中华民国国军浴血奋战,超过365万国军将士伤亡,终于赢得中华民族近代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烽火连天的八年抗战中,无数国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的长城。卢沟桥畔,佟麟阁、赵登禹将军以身殉国;台儿庄城下,数万将士前赴后继;衡阳孤城,十军将士弹尽粮绝,仍坚守到最后一刻。千千万万无名士兵,也在枪林弹雨中留下了青春与生命。这一场伟大的用血肉之躯铸成的卫国战争,开启了中华民国抗战建国新篇章,奠定中华民国联合国五大国之一的新起点。
然而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中共坐山观虎斗,下山摘桃子。趁国民政府八年抗战国力空虚,国军厌战之时,非法窃取民国政权。1949年江山易帜,神州陆沉至今已76年。
如今中共又篡改历史,乔装成抗战中流砥柱。8月23日中共在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举办“《黄河大合唱》”演唱会,邀请300名国军后代参加演唱会,以达到统战目的,迷惑世人。
我们有责任站出来,
抗议中共假抗战真卖国的卑劣行径,揭露中共统战国军后代真相!
活动方式:
游行演讲 抗战歌曲 重读抗战宣言
活动倡议:林劲鹏 活动策划:袁崛
现场负责人:王乃一 活动协调:王中伟
音乐策划&指挥:康余 横幅设计:王中伟 宋佳航
横幅印刷:孙小龙 设备支持:倪世成
对外联络:程虹 媒体文章:程虹 专业摄影:陀先润
August 23rd Los Angeles Disney Concert Hall Protest
Protest against...
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80 周年
——揭露中共抗战历史谎言尔湾座谈会成功举行
作者:赵雪峰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2025 年 8 月 15 日晚,由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联合主办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主题座谈会在南加州尔湾成功举行,并通过线上平台与旧金山部分民主人士进行互动交流。
八十年前,全球反法西斯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和平与自由。这段历史属于全人类,也铭刻着无数先烈的牺牲与奉献。然而在中国大陆,真实的抗战史却长期遭到中共的歪曲与掩盖。真正的抗战中坚——包括国民政府军队和广大民间抗日志士——在中共的官方叙事中被刻意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军队是“中流砥柱”的政治神话。
中国民主党党员、历史学专业的张俊杰在发言中指出:史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承担了绝大多数抗战任务,诸如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等关键战役均取得重大胜利;而中共部队主要集中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以扩大根据地为主要目标,与日军的大规模正面作战极为有限。根据日本官方战史及战后公布的数据,1937 至 1945 年间,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兵员损失约 200 万至 250 万人(包括阵亡、受伤和失踪)。美国战时驻华军事顾问团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显示,正面战场由国军牵制并歼灭了超过 90% 的日军;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战时情报也表明,中共军队直接歼灭的日军不足总伤亡的 5%。台湾“国史馆”的战报进一步揭示,中共在战果上普遍存在夸大现象,例如“百团大战”官方宣称歼敌 2 万余人,但日军战史记载其实际损失不足一半。
曾在中共体制内任职的民主人士袁平表示:“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揭露中共篡改抗战史的谎言,更在于唤醒公众对历史真相的追求。一个政权如果能在民族最重要的记忆上造假,它就能在任何领域欺骗人民。守护真实,就是守护未来。”
刚来美国不久的孙圣尧先生则说:“来到国外,我才知道自己学了一堆假历史。中共篡改抗战史,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政治操控。它需要一个‘自己拯救了民族’的神话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这种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让人误以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来自旧金山的民运人士张小驹则从更广阔的视角指出:“在西方叙事中,纳粹政权因其迫害与反人类罪行被视为现代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实体。但如果比较中共与纳粹的反人类特征,会发现中共在死亡人数、迫害范围、信息控制和意识形态扩张上,已在多个层面展现出更大的危害潜力。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监控的助力下,中共的体制性威胁可能成为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