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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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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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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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承认“四千万饿殍”与大饥荒真相
作者:冯仍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今天我读到一篇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出,经过五次修改才定稿,背景极其特殊。当年胡锦涛将要交权习近平,党内对“文革”记忆与现实政治暗流涌动。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所谓的“制度反思”,而是王沪宁亲口承认:“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过去,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官方长期回避,只用“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来模糊带过。而社会上、学界与海外研究,数字在2000万到4500万之间不等。直到王沪宁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明确写出“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就意味着:哪怕在体制内部,这一惨烈数字也被承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官方一直称1959—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但大量档案与学术研究表明,天灾并非主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就指出,1958-1960年各省的气象记录并没有显示严重的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错误。
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构成了大饥荒的三大根源。1958年虚报产量 “放开肚皮吃饭” ,粮食被集中进公社食堂,农民家中颗粒无存。与此同时,国家继续高征购,导致农民人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甚至只剩几两。河南信阳事件就是极端案例: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结果至少一百万人饿死。讽刺的是,当地粮库依旧满仓,而农民宁饿死也不敢抢,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是此前血腥运动制造的恐惧在作祟。
至于“苏联逼债”的说法,更是事后推卸责任。档案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在1961年提供了上百万吨粮食援助。真正的决定,是毛泽东自行下令提前还债。
独立学者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都提供了详实数据。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认定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生命消失。冯客则根据档案估算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中国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估算2200万,茅于轼、刘宾雁等均认定超过3000万。这些不同数字虽然有差距,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大饥荒是一场导致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祸。
而王沪宁的“四千万”说,正好落在学界共识的区间内。这说明,即便在中共最高层,内部知情者早已心知肚明。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政权如果连几千万生命的逝去都要掩盖、淡化、推诿,那么它的历史观和执政合法性就必然是脆弱的。王沪宁在2012年的文字,原本似乎想为体制“拨乱反正”,但他之后十年却成为新一轮极端主义的帮凶,这更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矛盾。
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制度灾难。它揭示出高度集权、缺乏监督与信息封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道惨剧。社会制度不改,文革类灾难会反复重演。
几千万条生命消逝在饥荒的黑暗中,他们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的饥饿与死亡,是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血账。无论当权者如何掩盖,真相终会昭然若揭。
Wang Huning Admits “40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and the Truth of the Great Famine
Summary:In 2012, Wang Huning admitted in...
中国官场腐败的文化根源与体制反思
——从官本位教育到走向民主
作者:林小龙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引言
我曾经是一名中国的法官。在法庭与现实的双重场域中,我亲眼目睹了无数腐败的案例,也见证了许多干部的蜕变。他们中有的出身寒门,有的原本勤勉正直,但在体制逻辑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变得冷漠、贪婪,甚至与犯罪勾结。
流亡海外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反思。在国际社会的对比之下,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与顽固性:它既不是单纯的制度缺陷,也不是个体失德,而是一种文化与体制合谋的结果。一方面,延续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使整个社会普遍将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象征;另一方面,中共的独裁体制不仅没有打破这种思想,反而把它变成了巩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底层出身的干部尤显矛盾,他们在成长经历中积累的匮乏感和身份焦虑,使他们在掌权后往往走向“反噬式压迫”。
这正是我试图揭示的主题: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与体制,而摆脱腐败的唯一道路是结束独裁、走向民主。
一、官本位思想的文化基因
1. 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的单一化
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教育都绕不开一个主题:“孩子要有出息,就要考公务员。”我在司法实践中见过很多家庭,即便已经供养孩子读到研究生博士,最终的目标依旧是进入体制内。社会的评价体系单一,将“官员”视作“人上人”,而忽略其他职业的社会价值。
2. 乡土社会的心理积淀
在广大农村与底层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简单直白:“只有当官,家族才能翻身。”这种观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群体性的心理积淀。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成长,早早内化了“官即成功”的价值判断。
3. 社会流动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门槛逐渐提高。普通人若想改变命运,体制内的身份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路径。由此形成的“社会焦虑”,使官本位文化在现代社会愈加牢固。
二、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逻辑
1. 匮乏记忆的补偿性心理
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干部,往往有着“穷怕了”的童年记忆。这种匮乏感会转化为补偿心理,使他们在掌权后急于通过权力换取财富,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2. 身份焦虑与社会区隔
他们担心被人看不起,担心被揭露“原本不过是个农民的孩子”。于是,他们会刻意通过压制底层群体来划清界限。比如,在征地拆迁、税费征收、治安管理中,底层出身的干部常常比出身优渥者更冷酷无情。这种行为是一种“身份宣誓”,以证明自己已完全脱离原阶层。
3. 权力依赖与腐败惯性
当权力成为确认身份的唯一依靠时,腐败就成为必然选择。许多落马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出身寒门,发迹之后却贪得无厌。他们的腐败,不仅是贪婪,更是心理补偿的本能反应。
三、体制与文化的共谋
作为法官,我深知:单靠法律是无法遏制腐败的,因为体制本身在助长腐败。
• 政绩导向的考核机制,逼迫干部追求短期数据,忽视长期民生。
• 社会对“官”的过度尊崇,让干部心理压力倍增,进而依赖特权。
• 缺乏有效监督,使得腐败行为可以长期隐藏,甚至被纵容。
最终,文化的执念与体制的设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腐败的温床。
四、中共独裁体制的放大效应
1. 权力高度集中
独裁体制将所有资源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当官”成为几乎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这不仅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使它合法化、常态化。
2. 监督的缺失
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间组织监督,权力几乎零成本滥用。在这样的体制下,腐败成为一种安全的“制度性收益”,而非高风险行为。
3. 底层群体的双重受害
最残酷的是,底层群体在这种体制下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官本位文化的受害者。他们本寄希望于“草根干部”能体恤民情,但现实往往相反:草根干部最先背弃底层。这种“背叛”,是我在司法案件与现实观察中最痛心的发现。
五、走向民主的必要性
1. 民主打破官本位
民主制度通过多元价值与社会认同,让不同职业都能获得尊重。成功不再等于“当官”,工人、农民、学者、企业家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2. 民主遏制腐败
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媒体监督、选举问责,可以让腐败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3. 民主带来公平流动
个人不再依赖体制身份来改变命运,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创业、技能等多种途径实现阶层跃升。这能大大减轻干部的身份焦虑,从根本上减少“反噬”现象。
六、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未来
从东欧到拉美,从韩国到台湾,历史已经证明:独裁与腐败如影随形,而民主与清廉相辅相成。独裁体制必然制造腐败,民主制度才能逐渐削弱腐败。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结束中共独裁,走向民主,既是政治选择,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是对制度的重建,更是对文化的重塑。只有在民主环境下,才能淡化官本位,培养公民意识,重建社会信任。
结论
作为一名流亡法官,我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官场腐败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与体制的合谋。官本位思想提供了腐败的文化基因,而中共独裁体制提供了腐败的制度保障。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现象,更是揭示了这一合谋的残酷逻辑。
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根治腐败,必须迈出关键一步:结束独裁,走向民主。唯有民主,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文化,重建公平与正义,让干部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我林小龙作为流亡法官的亲身见证与沉痛呼吁,也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The Cultural Roots...
《君无戏言》之账本与头颅
作者:张致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校对:冯仍
“有人爱拿算盘当正义,拨得响,便以为天理也该进项;只是到最后,账上盈余,头上却少了几颗。”
城里风声异样。传说国用亏虚,像老屋梁上忽见裂缝,先召木匠,再召鼓手,鼓手负责把锣敲响,叫四邻围观:屋梁要救,人人出力。什么叫出力?就是有人递钉子,有人献肩膀,更精明些的,便把旁人家的门板拆了拿来加固。门板一拆,门后的人就站在风里,衣角被掀起,和贴在墙上的票据似的。
票据会说话:公平稳定。说得越多,越像旧年熟词,贴在每一出整顿的门框上。整顿总要有对象,于是有人开始清点:谁家账面干净,谁家账面油光;谁家最肥,谁家最不易叫喊。清点完毕,纸上画圈,圈里不写名字,只写“某某企业的某某人士”;圈外自然是掌声。掌声与圈,彼此成全。
自古清账与清人,常是一条路上的两口井:一口口沿宽,叫法;一口口沿窄,叫势。先让人低头去看法,看完便顺势跌入势。跌下去的人,不一定有罪,却一定有价,价目贴在另一张账上,名为“没收”。没收是好字,和失而复得一样;只是失的是人,得的是物。旁人若问:为何?答曰:历史有先例。说罢,便把厚厚一本史书翻到几页熟处,指给你看:某年“整风”,某年“公私合营”,某年“三反五反”,某年“运动”,每一页都很整齐,整齐得看不见血。血一旦溅上去,过几日也会被删去,字仍是黑,纸仍是白,只余几处皱折,像被谁攥过。
闲时茶楼有两位先生谈话。一位长衫,一位夹克。长衫沉吟道:“如今讲‘依法依规’,应不至于走老路。”夹克点头如捣葫芦:“自然,自然。”正点得欢,茶博士端来一碟花生,泛着油光,像刚抄完家的清单。夹克忽然压低声音:“只是你听没听说,某地有位‘领衔人物’,忽而‘轻生’。”长衫忙摆手:“嘘,茶楼墙薄。”墙果然薄,薄得能把人心的风声都漏出去。风声绕一圈,又从告示牌上吹回来:正在调查,切勿传谣。于是两位先生不再谈,埋头剥花生,花生壳落在桌上,凋零的如同两封无人敢收的信。
传言多处出,证据总在别处。别处往往是在程序那里。程序是个慈祥的长者,说话慢,步子稳;只是他站台时常背光,你只看见一个黑影,再听见几句熟词,便自觉安心。安心久了,胆子也就小了,眼睛也就近了,只看见脚下那条配合的线:照这线走,谁也不找你麻烦;偏离一步,便有温柔的手搭在你肩上,笑道:还是进去吧。
有一次,我看最高领袖召开 “营商环境推介会”。场上灯光明亮,背景板上写着“护航发展”。“护航”二字写得很宽,像两张手掌,掌心却并不柔软。主持人高声念:优化、升级、共赢、普惠。台下的掌声像潮,潮里却夹着沙。散会时,角落里一位穿西装的伙计悄悄把名片塞给参会的人,名片上印着“专项服务”。他们低声问他何谓专项。他眨眨眼:“你懂的。风向来了,先把帽子戴好;若帽子来不及戴,就把头低下。”要是问那头要低多久。他说看天色——天若阴,低久一点;天若晴,也不要抬太高。说罢,他抬手比划一个高度,刚及胸口。
我忽然想起旧时一条规矩:抬棺不过胸。便觉背脊微凉。
所谓“没收”,也讲究姿势。有的姿势是自愿,有的姿势是依法,还有一种姿势,名叫配合调查。被配合者常常在镜头前点头,说“相信组织、服从安排”,像扭开了机器人的开关。在场的人点头,屏外的人也点头;点头的海洋里,只有几个孩子抬着眼睛,不懂大人们在同意什么。孩子问我:“阿姨,什么是没收?”我想了想,说:“你把心爱的玻璃球借给隔壁一阵子,后来他说那球本在他家祖谱上,写着‘公共’,你便把球留下也不是,还回也不是。”孩子点点头,又问:“那我以后还借吗?”我呐呐不能答,只得把他领到窗边,指着天说:“风在那儿,现在先别玩球。”
有人喜欢把“清欠”写在红纸上贴满街,用来“刮骨疗毒”。毒字可怖,人人避之不及;于是“疗”变得无限正当。只是疗得久了,骨便薄,薄到风一吹就嗦嗦响。响声被解释为“换骨”的征兆,便更要再刮几刀,好让大家听个明白。明白也好,疼也好,都是写进统计里的两列数据:一列叫“治理成效”,一列叫“个案处置”。至于那些空下来的椅子,桌上的相框,半页未签完的合同,统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摆进展示柜,配上灯光,题名曰“警示”。灯光很亮,人影却淡,淡得像被水洗过三十遍的真相。
我想起旧年见闻。老会计做账一辈子,识得钱的冷暖。世上的钱有两种,一种走在账上,一种走在人身上。走在账上的,总要对得平衡;走在人身上的,多半没有凭据。我问他如今是哪一种多。他叹道:“如今钱走在说辞上。”说辞是软的,钱是硬的;硬物一旦被软物包住,便不再有响声。没有响声,便没有人看它走到哪里去了。等到要用的时候,便说“亏虚”。亏虚也好,是个正经病名;接下来就要配药。药名一个比一个雅:整顿、净化、规范、提质。吃药的人,常常不是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反倒坐在桌前敲碗:再来一剂。
我知道几家做生意的,忽然学会了沉默。昔日谈笑,今朝谨慎,话到嘴边,先用眼睛度量一下四周:是否安全。安全这个词,在这些年里越长越大,几乎占满了门面。门面里的人把安全当拐杖,拄着走,走久了,忘了脚本可以用来自行。脚一旦忘了,就需要被带路;带路的人自有地图,地图上每一块空白都写着待开发。于是路越走越直,直到尽头,出现一道门:配合、承诺、共享、交割。门后还有门,门后的人皆笑,说欢迎回到大家庭。大家庭的饭菜热气腾腾,只是上桌之前先要缴纳。缴纳的名目多:心意、责任、政治、信任。名目越多,胃口越小;最后人人只剩一口汤,端着碗,谢恩。
生意人追问:为何屡见不鲜?我只好指给他看一条旧时的河。河边立着一块碑,上刻:某年公私合营。再往下游,是某年专项运动;再下游,是某年“严打”;再远些,是若干轮“整肃”。河从碑旁绕过,浑而不止。每到拐弯处,河水总要掀一层浪,把岸上的摊子打翻几个。摊主多半不懂水文,只会收拾残局,换地再摆。摆了几回,耳聪些的,学会了看天色;看久了,眼神便像旧镜,光亮里夹着裂纹。
开会的领袖下文说:“这都是谣言。”我笑而不答。谣言这物事,在历史上与真相常作邻居;隔着一道薄墙,墙薄到风可过。风若从谣间吹来,真相的烛火就摇;从真间吹去,谣言的尘土就飞。执烛的人于是愤怒,要把风抓住。风抓不住,便抓人。抓到的是衣角、影子、姓名、章程;抓不到的是那只捏在暗处的手:是谁在拨算盘?算盘打得正,事情便也正;打得响,事情便也响。只是算盘再会打,终究算不出一件事:人的胆寒。胆寒一来,市井无语,坊间失笑,灯火早早关门。关门之后,谁还敢为一纸契据去撑天?
我愿意给未来的事留一行字:做账要清,做事要清,做人更要清。只是“清”这个字,落在不同的手上,就有不同的温度。落在铁手上,叫清算;落在纸手上,叫清理;落在温手上,才是清明。清明远了,清算近了;近得像那张忽然递来的纸:配合。配合之后,门可开;再配合,窗可关。窗一关,屋里只剩一盏灯,灯下只照见账本。账本翻了一页又一页,页页有章,章章有痕。痕迹像鱼骨,卡在喉咙,咳不出,咽不下。
写到这里,想起街口的那家铺子。掌柜原先爱把算盘挂在门梁下,日头一晒,珠子透亮;如今算盘不见了,门梁却更低,低得进门要弯腰。弯腰久了,人会忘记直立。忘记直立的人,最合适和功绩合影。合影上人人端正,背景板写着:风清气正、法治保障、稳中向好。我也站在那合影里,学着把笑挂在嘴边。摄影师喊三声,我在第三声里听见一点细碎的回响,是旧年的木头被拧紧的呻吟。那声音极小,小到只够我自己听。听完,我不自觉地把头又低了一寸。
头低了,我就能从狗洞里钻出去。我也确实钻了出去,经年累月的,腰又直不起来。
我去寻医:可有良方治我的驼背?
寻来寻去就只得到两句话:第一把账本摊在阳光下,第二把帽子从人头上摘下来。
阳光能照见数目,帽子也许能保住人。
若还要第三句,便是:让人先安,国用自会慢慢安;切莫反过来,把“安”先写在账上,再去找人头去补缺。
但这些都由不得从狗洞里爬出来的人做主。我的驼背,又什么时候能治好?
“A Ruler’s Words Are No Jest” — Of Ledgers and Heads
Summary:
I watched as the supreme leader convened a “Business...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好(二)
作者:华言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追求平等与集体福祉,但在实践中常引发诸多问题。首先,“铁的政党”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单一政党垄断政治资源,压制异议,限制自由。缺乏竞争与监督,执政者易腐败,决策僵化,效率低下。其次,社会主义常催生“新奴隶”现象:国家控制经济,个人丧失自主权,被迫服从集体目标,创新与个性被压抑。再次,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常见,领袖被神化,民众盲目追随,失去理性判断力,易导致政策失误甚至灾难。最后,集体主义虽强调共同利益,却常忽视个体权利,强制统一思想,扼杀多样性,造成社会活力不足。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常因人性与权力的复杂性而扭曲,经济停滞、自由受限、效率低下成为其弊端。实践证明,过度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体,难以实现真正的繁荣与公平。
一、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铁的政党
社会主义的建党学说是:一、阶级斗争产生并且需要政党,政党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在和平中走向死亡。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先进部队,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讲党性就是要讲无条件的服从性。三、党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长期执政是唯一的、根本的利益。
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没有阶级也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制造出来,阶级如何划分,这取决于本国社会结构。组织是寡头统治的温床,在任何组织中,无论它是一个政党、工会组织,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协会,其贵族化倾向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政党通常是由愿意服从、愿意执行命令的人来组成的,他们是一批人,是一个稳定的集团,党内分为领导和被领导集团,领袖自认为是半人半神,是天生的领导者,党员是被领导者。领袖的专断是一定的,这是组织运转的关键,掌控着组织大权的领袖组成了小圈子,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政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党的领导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可能性就越高,变得骄横跋扈。
党在阶级斗争中壮大,所以要不断的制造敌人,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发展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导致社会陷入不断的冲突中。党是一支讲党性、不讲人性的组织,党内扼杀自由与民主,导致党成为一具僵化的尸体,党的中下层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全党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号令,不知反抗、不知反省。一党专制不仅将窒息社会的公共生活,清除所有与当权者不同的声音,党内也将形成排斥异己、领袖独裁的格局。
党为了长期执政,对反对它执政的一切团体和个人进行剿灭,从源头开展巩固统治,贫民、愚民、弱民就成为选择。党除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
铁的政党,不仅对内部的党员铁血镇压,对社会全体大众也是铁血镇压的。
二、社会主义的新人改造--新奴隶
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希望老百姓面对统治者时,唯唯诺诺,又希望百姓面对侵略者时,铁骨铮铮。
共产党革命的终结目标既要建立新社会,也要塑造新人。社会主义新人是:透过革命斗争,升华人和解放人,使得人在通向完美的阶梯上不断攀登,直到完美。新人的特征:把精神和道德放在物质和欲望之上,有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一个更卓越的目标而生活。为此,我们要实施新人工程:在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思想改造升华起来的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社会工程。
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人是那个环境的产物,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个人和共同体的完美结合从而反映出人的真正性质,人具有可塑性和可完美性。人的可完美性本身是唯意志论观点,与马列主义所尊崇的唯物主义格格不入。
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听党话跟党走,而不是作为个体的人,一个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人。社会主义新人伦理道德基础: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欠了党、政府和社会的债,他的一生就是用贡献来还债,所以要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苏联、中共精心组织了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通过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
“灵魂深处闹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个人存在的目标,导致的后果是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个人唯有在集体中才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
现在普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各个国家塑造“新人”的实践都失败了,因为建设新人工程的地基是架构在不可靠的假设上的。 新人工程,在现实中的是不可行性,而且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本身不具有伦理的合理性。
三、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定制
个人崇拜是以权力的力量神化领导人,在整个国家为大众塑造了一尊高高在上、不可挑战的神,以他的话语为天条,不受任何制约,全国全党谁也管不了,全党和全体国民都要自觉放弃思考,听从这个神的指挥。政治本应该是众人之事,是人类结群而居、自我组织的需要。在一切政治体中,不应该出现个人崇拜,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个人崇拜。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个人崇拜就是驾驭术,操控人的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的前进。
个人崇拜的产生。一是人类具有英雄情结的心理。在人类统治秩序上,先民为了活下去,产生了首长领导模式,敬畏信赖最高权力者。现代社会,一些政治集团常常利用群众对政治强人的需求,有目的地制造个人崇拜,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有意识地推动社会的个人崇拜氛围,塑造一个强势领袖的形象,让群众认为,只有领袖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社会问题。二是被洗脑教育的结果。将个人崇拜种植到民众大脑里,观念被灌输进去的,对单一来源的信息坚信不疑,统治者的官方教科书初始设置了他们的底层逻辑和核心价值观,并产生特定的认知反应:党伟大,领袖英明;领袖的话是真理,要无条件服从。洗脑教育下,普通大众是韭菜,却处处维护镰刀,并把自己当镰刀去砍伐同类。统治者最担心对教育失控,害怕人们传播知识、说出真相,使人觉醒。对中国民间教育培训行业进行打击就是一个例子。三是是群体声浪挟裹下的从众心理。口号喧天、谬论泛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让愚昧无知的人群进入癫狂,在这种情况下,从众就是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官员为了获得升迁并保住他们手中的权力,只能通过对领袖的无原则的效忠和吹捧来达到;普通百姓害怕不唱赞歌会被责罚,失去沉默的自由,他们只能附和并追随,裹挟他们一起为领袖而疯狂,失去自我、失去独立。
社会主义必然产生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组织的个人崇拜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活动,是无法根绝的痼疾。其组织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在党的中央领导层,需要有个核心,并赋予该核心比其他领导人更大的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权力,被党内一小部分人掌握。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必然造成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的危害。一是以专权和独裁的方式,领导、控制一切生活。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和专横。他们利用手中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粗暴地干预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用残酷的手段对付党内外的反对派,用权力裁判学术论争,用庞大的机构对整个社会、包括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进行严密的控制和无法无天的镇压。二是以暴力和野蛮手段,压制、打击一切不同声音。正确的意见,正义的声音,受到摧残,大话、假话、空话充斥全国。科学思想、科学研究、科学决策被打击排挤甚至被铲除,人的尊严受到摧残践踏,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恐怖之中。
四、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体主义
个人才是目的本身,任何集体主义终极还是要实现个人的幸福生活和生命的价值。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权利受到集体权利的限制,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一)集体内部的不平等。形成集体,就会在集体内部形成领导层和非领导层,造成集体内部个人的不平等,把集体内部人员分了贵贱,为集体的团结留下隐忧。同时,集体中的非核心个体也因此而丧失了与集体相等的权利,集体主义具有独裁的性质。
(二)集体主义的道德。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建立在集体主义上的。集体主义的缺陷在于,既然要求“集体利益至上”,那么,就必须确定“集体”的范围,凡是与这一“集体”目标不一致的,就是敌人。在集体主义的社会,集体本身必须要有某些人来代表,代表人是否由集体中大多数人同意产生,代表人能否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代表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如何界定界定?这些都是问题。结果是:集体主义只是话语权的代表人实现它们个人理想,冠冕堂皇地以集体利益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利益,以集体的名义挥霍公共财产满足私欲,奴役其他个人服务自己。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宣扬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宣扬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本位的确是有自私自利的思想,但个人本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演化成最坏的极端个人主义。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必然会侵犯他人权益,而被侵犯的个人是不会像集体主义者那样作出牺牲的。个人本位社会中的个人主义,无论有多么自私,都只能建立在不侵犯他人利益这个基本共识上。
集体主义归根到底是为独裁集团服务,是它们奴役人民的遮羞布。
Why Socialism Is Harmful (II)
Summary:
Socialism pursues equality but leads to power concentration, the loss of personal freedom...
历史的沉默与制度暴行
作者:毛一炜
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柴静在节目《柴静专访赖恩典》中记录了17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生死线上拼命杀敌的人,在和平年代却被中共制度迫害、迫于沉默。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对历史与社会控制的明证。
抗战老兵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看着战友倒下、血肉横飞。战争结束后,本应得到尊重的他们,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政治运动的靶子:有人被贴上“反动”“叛逆”的标签,家人被牵连;有人被迫参加批斗会,当众检讨“历史罪行”,忍受辱骂与身体折磨;还有老兵被关押、殴打,精神濒临崩溃。曾在生死线上奋不顾身的人,在和平年代被制度羞辱,过去的牺牲与痛苦被彻底否定。
这种沉默不是偶然,而是中共制度的本质体现。中共长期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通过宣传、洗脑和封锁真相维持权力。敢于讲述战争残酷的人,会被威胁、打压或标记为“敏感”。赖恩典记录的故事,仅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叙述中,老兵经历几乎完全消失。制度剥夺了他们表达的权利,使沉默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也让社会对真实历史失去认知。
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不仅是肉体折磨,更是精神与尊严的摧残。老兵被迫公开检讨自己,揭发同袍,家园被抄,亲人被连累。战争中拼下的生命力,在和平年代被政治运动消耗殆尽。他们的经历被视作“敏感”,不被允许记录,声音被彻底封杀。制度冷酷地将牺牲和痛苦转化为政治工具,让恐惧成为社会常态,让历史被粉饰、记忆被操控。
赖恩典的镜头揭示沉默背后的真相,也暴露中共制度对历史的操控。掩盖历史不仅伤害个体,更控制社会,让真相被扭曲。那些用生命经历战争的人,本应被记录、被尊重,却被迫消失在制度制造的沉默中。老兵的控诉,是中共暴行的证据,也是对权力的直接挑战。每一段血泪都应被记录,每一个被迫沉默的人都应被铭记。
沉默必须被打破,制度的掩盖必须曝光。中共无法抹去真相,历史不会因恐惧而消失。每一个抗战老兵的故事,都是对制度暴行的控诉,也是对人性践踏的见证。权力掩盖的阴影终将被光照透,沉默也必将被打破。对制度的控诉不仅是为老兵发声,更是为整个社会争取认知、真相与未来。
The silence of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atrocities
Abstract: Chai Jing recorded the oral history of 170 veteran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