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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旧金山8月9日 闻道读书会 特别讲座 陈闯创律师讲当前美国移民局势

Wendao Reading Club · Special Lecture “Between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U.S. Immigration Landscape” 闻道读书会 · 特别讲座 《宽严之间:当前美国移民局势概览》 主讲人:陈闯创 律师 时间:2025年8月9日(星期六)下午 4:00–6:00 地点:2077 Gold Street, Alviso,...

民主党因缘(五):浙江野火烧向全国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V): From the Wildfires of Zhejiang to a Nationwide Blaze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杭州的民运之火随着夏天的来临而不断升温,王有才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使许多来访者分头找到我们几个老民运的家里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酷热的烈日下,殷蔚红踩着克朗克朗响的破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王培剑也经常过来给我讲讲组党方面的法律问题;徐光携夫人黄晓航抱着新生婴儿来我家,带来他的文章《抓不完的民主党人》,看到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带出来,我心里很佩服这对年轻人的勇气;北京的艺术家严正学先生也是冒着酷暑来到杭州找到我,我将他带去王荣清家,后来严正学告诉我,王把他卖给了警察。刘贤斌与一位记者朋友也在那个时候来杭州,因为我不熟,就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以至于那位记者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滔滔不绝的祝正明却被她记下许多不便公开的言论,使他十分恼火。 1998年酷暑八月,严正学来杭州,左起前排张玉祥、严正学、朱虞夫、王荣清,后排祝正明、毛庆祥。 1998年6月组党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的许多民运人士来杭州考察“取经”,并希望我们能去各省“传经送宝”,把中国民主党热热闹闹的搞起来。大家碰头的时候就聊起了派人去各地“点火”,把各省民主党建立起来。吴义龙自告奋勇,说大家都走不开(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刚把硕士论文交上去,最近没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筹钱给他作路费,列了各地方要找的民运人士名单和地址(当年组党运动兴起前,中国民运是“签名运动”,出了某时事事件,写一篇文章,大家都来签名,所以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将各地的活跃人士找了出来,印在一张纸上,让吴义龙每到一地,按图索骥。出资的人,王荣清负担大头,其他人也都尽力凑上。一直在杭州积极参与活动的姚遵宪表示愿意陪着吴义龙一起去跑(事后知道这一路的食宿都是姚遵宪买单的,二十六年后,杨海还提起,当年吴义龙是坐飞机去的西安。但是吴义龙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四川刘贤斌和湖南谢长发、西安傅升、辽宁唐元隽和冷万宝、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东朋友都先后来过,武汉秦永明是毛庆祥的老朋友,大约98年七月底由毛陪着一起去。那天毛庆祥从武汉回来告诉我,他们到武汉热得不得了,找到秦永敏的时候,秦在他卖煤气灶、高压锅零件的摊位上午睡,摊上放着一只传真机(秦当时在办《人权观察》),把秦叫醒,建议他一起搞民主党,秦一口就答应了,并立刻筹建了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这个名称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王有才当时是个比较豁达的人,对名利很淡泊,鄙视追求个人权力,所以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平等对待各省的筹委会,让大家都来唱戏。只是王有才不赞同我搞街头政治,随便让“阿狗阿猫”都拉进民主党里来,他认为社会上招聘员工都有门槛,参加民主党怎能没有门槛呢?其中我最受大家诟病的就是,我把王荣清拉进民主党里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曾经在民主墙时期与公安一处合作,出卖过朋友。是的,我对此也是非常无奈的,毕竟草创的民主党有许多事要做,却缺乏做事的人,我搜罗扒剔,鸡鸣狗盗都需要。对于浙江自称是“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为其他省市的筹委会留下发展空间的做法很受大家欢迎,浙江不占山为王的谦卑做法使各省民主党踊跃建立,蔚成风气。 后来,从王希哲处,我了解到,海外后援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地的组党活动,他们尽力为各地购买传真机,为各地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吴义龙在行程中也遇到尴尬时刻,九八年8月底,他找到北京某大佬家,对某说,希望某也能在北京成立民主党,某谨慎地对吴说,我们到里面谈。到里面,某对吴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愣住了,这个问题使他猝不及防,他是被派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的,就在那里尴尬地笑。某一看没戏,就下了逐客令:“你去吧,我不搞!”天气酷热,吴义龙满身汗湿,央求某让他冲个凉再走。某把吴带到淋浴间,吴却长时间没完,某不放心进去看,吴的内裤挂在卫生间门把上,破的像渔网,某就干脆拿去扔了,挂上一条新内裤。吴沐浴完找不到内裤了,就大声喊。某让吴穿上那条新内裤。后来,因为吴义龙讲了找某大佬组党未成的事,某感到很不体面,就曝光了这内裤的事,某当时有句话是:“吴义龙这小流氓与我玩,我玩得他找不到内裤!”也算是在严酷日子里的一点轻松花絮。 从某家出来,在走访名单上找到任畹町的地址,去找任,任二话不说就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向北京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撵走吴义龙后,某大佬立即公开发布了他的“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倡议,但似乎响应的人不多,大家对组党的热情更高。在全国各地陆续公开组建了二十几个“筹委会”后,某大佬坐不住了,11月6日,要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提倡“缓结社”的人出来摘桃子,自然遭到以浙江为首的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终于他“要走在全国朋友的前面”,在11月9日搞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自任主席,七个人封了六把交椅,任命了三位副主席,其中一位是天津的吕洪来。其时,吕洪来正在杭州做水果生意,需要杭州朋友帮忙,大家都去了。我问吕,你这个“副主席”怎么回事啊?”吕说,“老某这个人啊,就这个脾气,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某大佬是第一个反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这些事实,当时都有公开记载。某拒绝搞民主党,又反对不成,召集了几个人,在11月初也打起了“中国民主党”旗号。虽然凑了“京津党部”,各地的“筹委会”没人买他的帐,于是他又心生一计,对秦永敏说,搞“筹委会”的太慢了,要马上成立全国党部。 几天后,某大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浙江一直是他的眼中钉,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党部,他任主席,准备二个副主席,一个是秦永明,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组党的,给你们浙江留一个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定个人出来,报给我,否则你们浙江出局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以后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也许他怵于当时在吴义龙面前不加掩饰流露的对“位置”的极度渴望,他在电话中大骂吴义龙:“吴义龙这个小流氓想跟我玩,我玩死他!”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把话筒交给正好在身边的祝正明了。祝正明一声不吭的听着他骂,骂完了,挂了电话,祝正明对我说:“我们不理他,管自己。” 这个电话告诉各个朋友后,大家对北京的反应都很冷淡,王荣清觉得浙江应该选出一个负责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毛庆祥说,这个负责人就让年轻人去当吧,让他们锻炼锻炼,我们民主墙时期的年长者退下来为民主党的发展把把关,王荣清和李锡安对我的提议也没有反对意见。当时除了我们四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只有祝正明和吴义龙了。祝正明反应平静,但是吴义龙却来劲了,要争做老大。王荣清就提出,六个人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四比二,祝正明四票,吴义龙二票。吴争不成就自荐他做对外发言人,大家都同意了。王荣清提出要我做秘书,因为我的威信放在那里,笔头还可以。我推辞,但是大家都附议,我只得接受下来,没想到王荣清又提出这个秘书要带个长,也被大家附议。 吴义龙满口含混不清的桐城官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海外记者听不清,所以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几个老民运了解情况,吴义龙知道后,特意告诫大家:“你们以后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了,我才是发言人。”  1998年十二月初,接待来杭州声援王有才的各地朋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第一号公告 The Origins of...

军队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党!

The Military Belongs to the Nation, Not to a Political Party! — The 749th Jasmine Action 记者:李聪玲 洛杉矶现场报道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

灌输仇恨的电影不是好电影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Good Films 作者:华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一部宣扬仇恨、扩大分裂的电影,绝不是一部好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媒介,承载着传递情感、启发思考、塑造价值观的使命。一部好的电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促进理解与包容,而不是挑起对立、煽动仇恨。 以仇恨为卖点的电影,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搏得眼球,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负面的。扩散仇恨的电影往往通过刻画刻板印象、妖魔化特定群体来制造冲突。这种做法不仅缺乏艺术深度,还会加深社会偏见。 《南京照相馆》将日本民族描绘成“反派” “坏人”,这种单维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事实,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激化矛盾。试问,一部让观众带着偏见离开影院的电影,怎能称之为“优秀”?好的电影应该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反思,而不是煽动对立。经典影片如《阿甘正传》或《辛德勒的名单》,通过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观众感受到希望与团结的力量。而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却往往利用恐惧和愤怒来操纵观众情绪,忽视了艺术应有的治愈与启迪功能。这样的作品,或许能带来票房,但却失去了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真正价值。 作为观众,我们也有责任选择支持那些传递普世价值观的电影。让我们用观影的选择,告诉创作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仇恨,而是理解与希望。一部好电影,应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更糟。让我们远离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拥抱那些温暖人心、启迪思想的佳作!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江油之夜:从川军抗日到民众抗暴,中国的觉醒正在发生

作者:赵杰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年8月4日,四川江油,一座并不起眼的内陆城市,却点燃了中华大地上抗争暴政的一束烈火。 事件起因: 四川江油发生一起多名女生霸凌赖姓女孩事件,对她进行辱骂、威胁和殴打。同行人员在现场围观并拍摄视频,后被上传网络,引发全国愤怒。赖某身体受伤,心理遭受严重创伤。 “江油霸凌视频”曝光后,大批当地民众在8月4日前往江油市政府声援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施暴者。但现场却有黑衣人指挥警察暴力拖走多位市民,围观者高喊“暴力执法”,被抓者甚至被装入“运猪车”带走。 当天晚上,尽管警方封路,但仍有大批市民在市政府路口聚集,高唱国歌表达诉求。警察却开始抓捕唱国歌的群众,民众愤怒大喊:“欺负老百姓!” 哪怕到了8月5日零点,遭遇驱散后,仍有许多市民不愿离开,抗议继续蔓延到市中心和临近街道。 而在更早前,2025年1月6日,中国也曾爆发另一场震撼全国的抗争。当时一桩校园霸凌事件引发民愤,民众举着“反霸凌要真相”的标语示威,上万人突破警察封锁线,直接冲入学校,要求查明真相、追责到底。官方试图掩盖、淡化,却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真相——中共政权根本不在乎事件的是非对错,它们要的,是民众永远闭嘴、永远听话,永远像奴隶一样生活。 ⸻ 这一幕幕,不禁让人回想起1989年6月4日的那一夜。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高呼“民主、自由”,和平理性请愿,却遭遇了血腥镇压。坦克开上街头,子弹飞向手无寸铁的人群。从那之后,“六四”成了禁忌,但人民没有忘记,历史也从未原谅。 36年过去,今天的江油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接续那场未竟的抗争。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资源,只有一颗不再沉默的心。他们知道,再不站出来,就永远没有机会站出来了。 ⸻ 四川,从不缺血性! 从抗战时期几十万川军义无反顾出川抗日、守护民族存亡,到今天江油人民在高压下仍敢上街抗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来都不是顺民,而是有骨头、有脊梁的炎黄子孙。 然而现实却愈发黑暗。习近平上台十余年来,言论空间逐渐关闭,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崩溃边缘,青年失业飙升,底层民众被收割殆尽。中共不仅不反省体制问题,反而从整治电动车、驱赶流动摊贩、强征土地、赶走打工人这些事入手,层层盘剥百姓。民营企业主也难逃,“共同富裕”成了“共同掏空”。连李嘉诚这样的商业巨头,也不得不卖掉祖宅、抽身离场。 网友一句话点破本质:“真正的零元购,是中共。” ⸻ 维稳政权,本质已变 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维稳是为了保护人民。但在中国,维稳就是镇压。2024年中共维稳预算已几乎与军费持平,甚至超过教育、医疗投入。 这不是为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把子弹与警棍对准老百姓的政权。它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它要的只是让人民闭嘴、跪下、顺从。 唱国歌也会被抓,喊真相也会被打,这个政权已经连它自己鼓吹的“人民国家”都不信了。它只信暴力,只靠恐惧。 ⸻ 今天我们要唱的,不是为独裁者服务的国歌,而是《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 呼吁国际社会: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 面对这样的政权,我们已经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 关注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处境; • 声援江油等地因反抗不公而遭镇压的普通百姓; • 揭露中共暴力维稳的真相; • 支持中国人民和平争取自由、尊严和公正的努力。 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政权,是人民的敌人,不是保护者。它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无法呼吸的原因。 ⸻ 四川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不是孤勇者。你们唤醒了全国,点燃了被掩埋已久的希望。你们的抗争在今天或许是微弱的火光,但火光终将燎原。 致敬江油,致敬天安门,致敬每一位被压迫却不屈服的中国人。 中国的未来,不在皇权,不在政党,不在庙堂,而在你我手中。 Jiāngyóu at Night: From Sichuan Troops Resisting Japan to the People Resisting Tyranny — China’s Awake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