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The Fate of Lü Gengsong and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Hope in the Shadow of Tyranny 作者：张致君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2025年7月6日，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前浙江公安高等学校讲师吕耿松被当局“释放”。然而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从监狱转入监视居住——一种变相的软禁制度。他被禁止与外界自由联系、限制行动范围、随时被秘密警察盘查、居所装有监控设备，几乎等同于家庭监狱。这位年逾花甲的异议知识分子，至今仍承受着来自极权制度的持续打压，成为中共处理政治犯“宽严相济”伪善策略的缩影。 吕耿松的命运，是中国成千上万政治犯、异议者命运的缩影。而正是这些人的不屈抗争，构成了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火种。中共对异议者的系统性镇压，也无法将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路径全部清除。 吕耿松1956年出生于浙江，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他成为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讲师，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然而，随着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信仰日渐坚定，吕耿松开始撰写批评中共专制、呼吁政改的文章，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网上自由撰稿人”。 他是《中国冤案选》一书的作者，长期关注因冤狱、强拆、腐败、非法拘押等问题受害的底层民众，写作风格犀利、真实，受到众多访民和维权人士的敬重。与此同时，他也因言获罪，屡次被拘捕：200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徒刑；2015年，再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 吕耿松长期以来是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主张多党制、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反对一党专政。他的理念与个人实践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和实践意志。 在中共治下，任何挑战其政权合法性或要求制度变革的声音，都会被迅速打压。从“六四”之后的持续清洗，到近年来“709大抓捕”“良心犯判重刑”“网络言论跨省抓人”，中共构建了一整套严密的打压体系。 中共惯常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罪”、“寻衅滋事”等罪名打压异议人士，这些罪名的界定含糊、弹性极大，成为言论控制的工具。吕耿松案中，他仅因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参与民主党活动便被以“颠覆罪”重判。类似案例还有许志永、郭飞雄、秦永敏等人。 大量政治犯出狱后，并未恢复人身自由，而是被置于监视居住、定点“旅居”、非法拘禁的状态。吕耿松即是其典型代表。此类做法在法律上毫无法律授权，却在现实中普遍存在。政治犯的家属往往也遭受威胁、骚扰甚至拘禁。例如李明哲案中，其妻子李净瑜在台湾奔走呼吁遭中共攻击。与此同时，中共通过网络审查封杀异议声音，打击国外媒体和NGO，构筑起“数字长城”和信息孤岛。 尽管如此，中共对政治异议实行极权式打压，但中国社会内部对民主、法治、公平的追求并未熄灭，甚至在高压中不断积聚动能。 近年来，维权律师、独立记者、环保志愿者、宗教群体等非体制内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虽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却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觉醒，逐步形成民间公民意识。 这些群体虽分散、被打压，但其存在本身意味着制度无法涵盖所有社会诉求。任何民主变革的基础，都必须建立在这类公民社会的土壤之上。 海外民主阵线的延续与重组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化中也逐渐取得重要地位，如中国民主党、对华援助协会、“人道中国”等海外团体不断发声，揭露人权迫害，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同时，香港、新疆、西藏的自由抗争也与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形成联动效应。海外团体在国际间建立了舆论声势和组织基础，是未来政治巨变中不可忽视的推力。 最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网络高度审查，但新一代年轻人依然通过VPN、加密通信、微博暗语等方式获取信息，数字抗争成为对抗极权的前沿阵地。像吕耿松那样的“网上发声者”，正是新型自由表达的先行者。 虽然中国是否、何时走向民主，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但历史的趋势总是由无数微小而顽强的力量推动。类似1980年代的“政改派”模式——在权力内部出现愿意推动政治松动的力量。但这一路径如今希望渺茫，习近平集权后对改革派全面清洗，朝鲜化趋势日益明显。 但若中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权力更替或社会动荡，可能迫使执政集团妥协或改组政体。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重大转折点，如苏联解体、阿拉伯之春等。而中国近年来房地产危机、青年失业、高债务问题已显端倪，未来十年或是观察关键期。 同时在公民社会长期积累下，一旦爆发足够广泛的群众动员（如全国性抗议、工潮、大学生觉醒等），可能形成非暴力变革力量，“白纸革命”、“铁链女事件”已显现社会裂痕。中共对群体事件的紧张度也更加证实了他们的恐惧。 吕耿松并非孤独的斗士，在如今的政治机遇下，他身后有成千上万的无名者，在城市角落、网络深处、监狱高墙内，为自由、正义与尊严抗争。他们不是生来政治，而是因为压迫被迫走上抗争之路。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极权永远无法驯服思想，永不放弃。 中国的民主之路将是崎岖、漫长、曲折的，但正如前南非总统曼德拉所言：“我漫长的跋涉尚未结束，自由的晨曦依旧在前方。”，在吕耿松和所有政治犯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家灵魂的光辉。 那光微弱却坚定，将指引中国走出专制的长夜，迎向自由的曙光。 张致君 写于吕耿松释放日 2025年7月 The Fate of Lü...

作者：赵杰 2025年7月8日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2025年7月1日，甘肃天水，一家幼儿园被曝出233名幼儿血铅中毒。经调查，园长朱某琳等人同意在食品中添加含铅彩绘颜料，这些颜料包装上明确标注“禁止食用”。更讽刺的是，这些“颜料”是通过网购平台轻松购得，然后稀释后用于烘焙和甜点制作。 谁吃进了这些毒？是三四岁的幼儿，是底层普通家庭的孩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事故。 2023年5月我的女儿就读于洛阳市涧西区51中学附属幼儿园时，我在幼儿园食堂发现大面积腐烂的苹果依然保留，准备切块给孩子们做午餐食用，最后经历举报给老师，校长和当地食品局无果后被迫给孩子转到私立幼儿园，这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想想看社会层面上又发生多少这样的事情： 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毁了多少原本幸福的家庭，最后的元凶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只被判无期徒刑，2025年最新消息，田文华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已经获得三次减刑，而那些被害的家庭现在依然承受着这场人为的苦难。 江西“鼠头鸭脖”事件：学校食堂饭菜里吃出疑似老鼠头，被官方坚称是鸭脖，公然挑战人类底线“指鼠为鸭”直到舆论爆炸才改口； 食用油罐车事件：罐车运输完化学品不清洗，直接装食用油，几十万吨问题油流入市场。 这些事件曝光后，舆论愤怒，官方遮掩打压舆情，甚至当众“指鼠为鸭”虽然到最后一些人会被刑拘。看似处理得当，实则是老套剧本的重演——基层背锅，舆情冷却，事件归档。 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出事的不是高官子弟？各大政府机关幼儿园呢？而是千千万万在底层挣扎的普通人。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监管从不缺文件，但总是慢半拍； 媒体偶尔发声，但很快禁声； 责任人总有替罪羊，但系统从不改变。 看似混乱，实则有序；看似失误，实则默许。 这不是“没人管”，而是“有人设计”。 我看到一个段子，说中国未来不太可能真正老龄化，因为政府正在通过一种“默许”的方式，让底层人群长期使用有毒食品。 我们年轻时，新陈代谢快，毒素还能排出去；等我们五六十岁，新陈代谢下降，毒素积累，癌症、高血压、肾衰竭接踵而至。我们进医院，政府的医疗体系就能榨干我们最后一点积蓄。等我们死了，养老金也省了。 这一套逻辑环环相扣： • 年轻时，我们被压榨劳动力； • 中年时，我们靠吃毒熬日子； ...

作者：李聪玲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2022年10月13日，北京海淀区四通桥上，一位普通的中国公民用最不普通的方式，打破了全国“动态清零”的沉默。他在桥上挂出横幅：“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抗议横幅。”——这一刻，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还有良知的人，还有不屈的灵魂。         他名叫彭立发，一个在体制外独立思考的普通人。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媒体资源，更没有外部支援。他不是反对国家的人，他只是想争取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他冒着生命危险，仅凭一人之力，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不缺勇士。         然而，就是这一次抗议，让他从人间蒸发。在桥上被捕之后，彭立发便彻底失联。家属无法联系，律师无法会见，公众更无从得知他的命运。近日网传在被秘密羁押两年多之后，“四通桥勇士”彭立发被中共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与“纵火罪”数罪并罚，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彭已于两个月前被送入监狱服刑，外界此前一直无法确认他的安危与法律状况。我们无从核实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的案件从未公开，他的生死从未得到国家的回应。此种“秘密审判”，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是对法律的羞辱，更是对人民意志的恐惧。        ...

我叫曾强，一名海外民运人士。我在中国的广州市人民政府面前举牌：结束一党专政；我在长沙市芙蓉区司法局举牌：关闭新疆集中营；我在商业广场举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在广州图书馆举牌：平反六四，天灭中共；现在我在美国纽约继续举牌接力，继续完成我的使命！ 作者：曾强 责任编辑：罗志飞 My name is Zeng Qiang,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in exile. I held a sign in front of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China that read:...

作者：冯仍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当我在海外读到“甘肃天水红黄蓝幼儿园233名孩子血铅中毒”的新闻时，心像被狠狠锤了一下。我的两个孩子也在上学，一如那群天水的孩子。他们每天背着小书包，唱着儿歌，等着饭点吃点心——而在中国西北的那座城市里，却有233个孩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自己学校厨房里的一块“彩色糕点”慢慢毒害。 这种事情，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一个幼儿园里。可它真真实实发生了，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国家。 相关新闻： 甘肃天水红黄蓝幼儿园233名儿童血铅超标（联合早报） 凤凰网报道：糕点内被加入彩绘颜料，园方涉嫌重大失职 有数据显示：血铅每升高100微克，儿童智商可能下降6.67分，且终身不可逆转。而目前这些孩子的血铅浓度有的已经达到180微克以上。他们开始掉头发、流鼻血、乳牙发黑、呕吐、情绪暴躁——一个个本该健康成长的孩子，被推入了命运的深渊。 我读到有家长说：“孩子吃得越乖，伤得越重。”这句话，让我在深夜泪湿眼眶。 在海外，哪怕一包零食检出重金属，商家都可能面对巨额赔偿甚至被勒令停业。而在天水，这起恶性事件一开始却被“维稳”压制——当地医院出具的检测结果全部“正常”，直到有家长带孩子到西安医院，才东窗事发。 起初大家怀疑是附近的金属冶炼厂排放污染，谁知最终调查显示是校方为了让糕点更“好看”，在孩子的点心中加入了工业彩绘颜料！ 这所幼儿园拥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厨房自营。换句话说，孩子们吃下毒物，不是因为外卖食品不干净，而是自己学校亲手做的饭有毒，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据媒体调查，该幼儿园背后实际控制人还拥有另外三家幼儿园。这意味着，这种毒点心，可能正在更多孩子的嘴边流转。 而监管部门呢？年年年检，次次“合格”。可这么多孩子被铅毒侵蚀的身体，难道不比那纸质报告更真实？ 这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制度性病灶的再次爆发。 当家长发现孩子身体异常、亲自送到医院，却得到“没问题”的假报告；当官方媒体对“地方医院掩盖真相”轻描淡写，默契沉默；当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刚出现就被删帖限流……我不禁要问：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把“保面子”看得比“救孩子”更重要了？ 我身在海外，看得更清楚。在民主制度下，哪怕是一只宠物吃坏了东西，公众都能讨回公道。可在中国，一个孩子中毒，反倒是家长要四处奔波、求医、求曝光、求真相——仿佛是在和整个体制拔河。 很多“小粉红”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批评中国，是“抹黑祖国”。可面对这样的新闻，我只想反问：这样的国家，还需要谁去“抹黑”吗？ 去年底云南的腐肉事件、上月学校绞肉机的活蛆，现在是点心里的彩色铅毒——三起都发生在孩子身边，半年之内连环爆发。 相关新闻： 可怕！云南问题肉疑流向餐桌，牲畜边角料、烂骨头、腐肉你敢吃吗 - 今日头条 马上评丨比食堂绞肉机生蛆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 坏人哪国都有，但中国的问题是，坏人坏起来没有底线；而掌权者面对坏事的第一反应，不是纠错，而是遮盖。 作为一个父亲，我无法原谅那些在毒点心上动手脚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无法原谅那些为了“社会稳定”而牺牲真相与孩子健康的人。 我为天水的孩子们祷告，也为他们的父母祈求力量。我不在现场，但我愿在这里发声，为这233个孩子呐喊——他们的遭遇，不该被遗忘，更不该被掩盖。也许我身在海外，但我关心的，仍是中国的孩子、中国的未来。 A Father’s Anguish and Outrage Abroad:In Mourning for the Gansu Lead...

作者：钟然 编辑：王新叶 责任编辑：鲁慧文 近年来，中国年轻人中涌现大量“小粉红”，他们高喊爱国口号，却分不清国家与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别。这种盲目狂热并非自发，而是中共精心操控教育体系下的产物。正是中共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的缺失，让一代青年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沦为中共巩固统治的工具。 通识教育的价值与中共的压制 通识教育在民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普遍推行。这些国家通过历史、哲学、法律等课程，同时沟通表达和参与实践活动深化理解，在多学科融合的学习环境下，通过讨论伦理道德、社会现象、法律常识等多方面内容，帮助学生打开多元视角形成独立判断。这种教育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旨在让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而非盲从的顺民，从而更好地参与建设一个长久自由而繁荣的社会。 反观中国，中共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中国的教育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理科为经济服务，文科为王权服务。教育被中共政权用于意识形态控制、洗脑和统治的工具。中共的这种教育丧失了教育的启迪思想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禁锢头脑的驯化。这种畸形的教育系统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对权威绝对忠诚的顺民，而非敢于反思和质疑的公民。 历史篡改：抗日战争的真相被掩盖 以抗日战争（1937-1945）为例，通识教育会将这段历史置于全球背景分析。学生不仅学习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也会探讨国际援助、国共合作、各地民众的牺牲、以及盟军（尤其是美军对日本的战略打击）在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中国课本却将抗战简化为“中共领导全民胜利”的神话，淡化甚至污蔑国民党作用，忽略甚至不提盟友贡献，一切抗战成果都被归功于中共。中共这种对历史的剪裁与重写，不仅剥夺了青年了解真实历史的权利，更将抗战教育变成了对党的歌功颂德，彻底背离了通识教育应有的求真精神与历史责任。类似这样扭曲的事实在中国学生的课本上比比皆是。 华语通识教育灯塔的覆灭 香港的通识教育曾是华语的通识教育灯塔，点燃了无数独立思想的灵魂。那里的学生通过探讨历史、公民权利和全球议题，学会质疑权威，形成独立判断。例如，2010年代的通识科要求分析六四事件背景，鼓励学生思考抗争与权力的关系。但因为这种教育培养了具有批判精神和公民担当的青年，直接威胁中共的独裁统治，因而被中共刻意摧毁，彻底熄灭了华语世界通识教育的灯塔。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大量未成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喊“自由”“民主”，北京认定通识教育“煽动叛乱”。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为清洗教育铺路。2021年，香港教育局废除通识科，推出审查严格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课程剔除敏感内容，如公民抗争讨论，代之以“爱国”和“国家认同”的灌输。据2021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调查，超60%的教师表示课堂讨论自由被限制，学生被迫背诵《国安法》条款。自此，香港的批判思维被中共彻底扼杀，自由思想的灯塔被无情熄灭。 “小粉红” 的诞生与网络推波助澜 在扼杀通识教育基础上，中共操控教育体系，让千万中国学生苦读十余载，最终却被塑造成“没有头脑的小粉红”。中共精心设计的愚民教育体系下，他们用机械记忆换取成绩，却从未被教过如何思考；他们习惯背诵权威，却无力质疑权威；他们被灌输“爱国=服从”，却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与责任。他们成了专制政权最坚实的盾牌，却也是自己人格独立的最大牺牲品。社交媒体如微博进一步放大这种狂热，城乡青年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下，陷入群体盲从。城市中产青年受民族主义情绪驱动，农村青年则更多受传统教育影响，但结果都是成为中共的“忠诚盾牌”。这些青年习惯背诵权威答案，却未学会质疑，他们因而也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 为什么中共不发展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这么多的价值，为什么中共就是不发展呢？——因为中共害怕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一旦有了通识教育，就会有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不能批评政府？”、“谁来监督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会威胁到中共独裁专制统治。因此，通识教育对中共来说不是育人，而是“养敌”，必须彻底根除。 中共教育只能混淆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将专制政权包装成“唯一正义”，把任何异议和批评污名化为“卖国”、“颠覆”，学生在长期的洗脑教育下接受简单粗暴的“敌我二分法”，被驯化成盲目的粉红，从而盲目跟随中共，不再危胁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 如何打破中共的教育陷阱？ 面对中共的这种控制，我们民间力量也许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一点点，打破中共的教育陷阱。比如，海外华人社区和在线平台可以行动起来，提供历史、公民教育等课程，讲述被中共掩盖的历史事实，传播真相；组织讨论会，鼓励青年探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培养青年的批判思维。 教育不是奴役的工具，而是启蒙的利剑。而只有打破中共教育陷阱，才能从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夺回思想主权。这样才能让教育成为点燃思想的火焰，而非驯服忠诚的锁链；从而让中国青年摆脱“小粉红”的桎梏，迎来自由与进步。 The CCP’s Education Trap: How China Manufactures Blind Nationalists (“Little Pinks”) By: Zhong Ran Editor: Wang Xinye Executive Editor: Lu Huiwen Trans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