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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在海外父亲对甘肃血铅事件的愤怒与哀悼

作者:冯仍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当我在海外读到“甘肃天水红黄蓝幼儿园233名孩子血铅中毒”的新闻时,心像被狠狠锤了一下。我的两个孩子也在上学,一如那群天水的孩子。他们每天背着小书包,唱着儿歌,等着饭点吃点心——而在中国西北的那座城市里,却有233个孩子,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自己学校厨房里的一块“彩色糕点”慢慢毒害。 这种事情,我从没想过会发生在一个幼儿园里。可它真真实实发生了,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国家。 相关新闻: 甘肃天水红黄蓝幼儿园233名儿童血铅超标(联合早报) 凤凰网报道:糕点内被加入彩绘颜料,园方涉嫌重大失职 有数据显示:血铅每升高100微克,儿童智商可能下降6.67分,且终身不可逆转。而目前这些孩子的血铅浓度有的已经达到180微克以上。他们开始掉头发、流鼻血、乳牙发黑、呕吐、情绪暴躁——一个个本该健康成长的孩子,被推入了命运的深渊。 我读到有家长说:“孩子吃得越乖,伤得越重。”这句话,让我在深夜泪湿眼眶。 在海外,哪怕一包零食检出重金属,商家都可能面对巨额赔偿甚至被勒令停业。而在天水,这起恶性事件一开始却被“维稳”压制——当地医院出具的检测结果全部“正常”,直到有家长带孩子到西安医院,才东窗事发。 起初大家怀疑是附近的金属冶炼厂排放污染,谁知最终调查显示是校方为了让糕点更“好看”,在孩子的点心中加入了工业彩绘颜料! 这所幼儿园拥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厨房自营。换句话说,孩子们吃下毒物,不是因为外卖食品不干净,而是自己学校亲手做的饭有毒,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据媒体调查,该幼儿园背后实际控制人还拥有另外三家幼儿园。这意味着,这种毒点心,可能正在更多孩子的嘴边流转。 而监管部门呢?年年年检,次次“合格”。可这么多孩子被铅毒侵蚀的身体,难道不比那纸质报告更真实? 这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是制度性病灶的再次爆发。 当家长发现孩子身体异常、亲自送到医院,却得到“没问题”的假报告;当官方媒体对“地方医院掩盖真相”轻描淡写,默契沉默;当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刚出现就被删帖限流……我不禁要问: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把“保面子”看得比“救孩子”更重要了? 我身在海外,看得更清楚。在民主制度下,哪怕是一只宠物吃坏了东西,公众都能讨回公道。可在中国,一个孩子中毒,反倒是家长要四处奔波、求医、求曝光、求真相——仿佛是在和整个体制拔河。 很多“小粉红”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批评中国,是“抹黑祖国”。可面对这样的新闻,我只想反问:这样的国家,还需要谁去“抹黑”吗? 去年底云南的腐肉事件、上月学校绞肉机的活蛆,现在是点心里的彩色铅毒——三起都发生在孩子身边,半年之内连环爆发。 相关新闻: 可怕!云南问题肉疑流向餐桌,牲畜边角料、烂骨头、腐肉你敢吃吗 - 今日头条 马上评丨比食堂绞肉机生蛆更让人担心的是什么 坏人哪国都有,但中国的问题是,坏人坏起来没有底线;而掌权者面对坏事的第一反应,不是纠错,而是遮盖。 作为一个父亲,我无法原谅那些在毒点心上动手脚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无法原谅那些为了“社会稳定”而牺牲真相与孩子健康的人。 我为天水的孩子们祷告,也为他们的父母祈求力量。我不在现场,但我愿在这里发声,为这233个孩子呐喊——他们的遭遇,不该被遗忘,更不该被掩盖。也许我身在海外,但我关心的,仍是中国的孩子、中国的未来。 A Father’s Anguish and Outrage Abroad:In Mourning for the Gansu Lead...

中共的教育陷阱——如何制造盲目的‘小粉红’?

作者:钟然 编辑:王新叶 责任编辑:鲁慧文 近年来,中国年轻人中涌现大量“小粉红”,他们高喊爱国口号,却分不清国家与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别。这种盲目狂热并非自发,而是中共精心操控教育体系下的产物。正是中共教育体系中通识教育的缺失,让一代青年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沦为中共巩固统治的工具。 通识教育的价值与中共的压制 通识教育在民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普遍推行。这些国家通过历史、哲学、法律等课程,同时沟通表达和参与实践活动深化理解,在多学科融合的学习环境下,通过讨论伦理道德、社会现象、法律常识等多方面内容,帮助学生打开多元视角形成独立判断。这种教育注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旨在让学生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而非盲从的顺民,从而更好地参与建设一个长久自由而繁荣的社会。 反观中国,中共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中国的教育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理科为经济服务,文科为王权服务。教育被中共政权用于意识形态控制、洗脑和统治的工具。中共的这种教育丧失了教育的启迪思想的意义,成为了一种禁锢头脑的驯化。这种畸形的教育系统旨在把学生培养成对权威绝对忠诚的顺民,而非敢于反思和质疑的公民。 历史篡改:抗日战争的真相被掩盖 以抗日战争(1937-1945)为例,通识教育会将这段历史置于全球背景分析。学生不仅学习中国抗战的全过程,也会探讨国际援助、国共合作、各地民众的牺牲、以及盟军(尤其是美军对日本的战略打击)在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中国课本却将抗战简化为“中共领导全民胜利”的神话,淡化甚至污蔑国民党作用,忽略甚至不提盟友贡献,一切抗战成果都被归功于中共。中共这种对历史的剪裁与重写,不仅剥夺了青年了解真实历史的权利,更将抗战教育变成了对党的歌功颂德,彻底背离了通识教育应有的求真精神与历史责任。类似这样扭曲的事实在中国学生的课本上比比皆是。 华语通识教育灯塔的覆灭 香港的通识教育曾是华语的通识教育灯塔,点燃了无数独立思想的灵魂。那里的学生通过探讨历史、公民权利和全球议题,学会质疑权威,形成独立判断。例如,2010年代的通识科要求分析六四事件背景,鼓励学生思考抗争与权力的关系。但因为这种教育培养了具有批判精神和公民担当的青年,直接威胁中共的独裁统治,因而被中共刻意摧毁,彻底熄灭了华语世界通识教育的灯塔。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大量未成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喊“自由”“民主”,北京认定通识教育“煽动叛乱”。2020年《香港国安法》出台,为清洗教育铺路。2021年,香港教育局废除通识科,推出审查严格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课程剔除敏感内容,如公民抗争讨论,代之以“爱国”和“国家认同”的灌输。据2021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调查,超60%的教师表示课堂讨论自由被限制,学生被迫背诵《国安法》条款。自此,香港的批判思维被中共彻底扼杀,自由思想的灯塔被无情熄灭。 “小粉红” 的诞生与网络推波助澜 在扼杀通识教育基础上,中共操控教育体系,让千万中国学生苦读十余载,最终却被塑造成“没有头脑的小粉红”。中共精心设计的愚民教育体系下,他们用机械记忆换取成绩,却从未被教过如何思考;他们习惯背诵权威,却无力质疑权威;他们被灌输“爱国=服从”,却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与责任。他们成了专制政权最坚实的盾牌,却也是自己人格独立的最大牺牲品。社交媒体如微博进一步放大这种狂热,城乡青年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下,陷入群体盲从。城市中产青年受民族主义情绪驱动,农村青年则更多受传统教育影响,但结果都是成为中共的“忠诚盾牌”。这些青年习惯背诵权威答案,却未学会质疑,他们因而也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现代公民。 为什么中共不发展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这么多的价值,为什么中共就是不发展呢?——因为中共害怕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一旦有了通识教育,就会有人开始质疑:“为什么不能批评政府?”、“谁来监督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些会威胁到中共独裁专制统治。因此,通识教育对中共来说不是育人,而是“养敌”,必须彻底根除。 中共教育只能混淆正义与邪恶的界限,将专制政权包装成“唯一正义”,把任何异议和批评污名化为“卖国”、“颠覆”,学生在长期的洗脑教育下接受简单粗暴的“敌我二分法”,被驯化成盲目的粉红,从而盲目跟随中共,不再危胁中共的独裁专制统治。 如何打破中共的教育陷阱? 面对中共的这种控制,我们民间力量也许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一点点,打破中共的教育陷阱。比如,海外华人社区和在线平台可以行动起来,提供历史、公民教育等课程,讲述被中共掩盖的历史事实,传播真相;组织讨论会,鼓励青年探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等等,培养青年的批判思维。 教育不是奴役的工具,而是启蒙的利剑。而只有打破中共教育陷阱,才能从中共的洗脑教育中夺回思想主权。这样才能让教育成为点燃思想的火焰,而非驯服忠诚的锁链;从而让中国青年摆脱“小粉红”的桎梏,迎来自由与进步。 The CCP’s Education Trap: How China Manufactures Blind Nationalists (“Little Pinks”) By: Zhong Ran Editor: Wang Xinye Executive Editor: Lu Huiwen Translator:...

吕耿松:一位中国民主党人的信仰

作者:胡丽莉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田永德 鲁慧文 吕耿松,曾任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现担任《在野党》杂志荣誉编辑。1956年1月7日生于浙江杭州,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后在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任教。1992年,他秘密撰写7万字小册子《论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尝试筹组反对派组织,被校方查获并隔离审查近两个月,1993年初遭开除公职,从此以摆地摊维生,成为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 吕耿松始终未曾放弃过一丝对民主的信仰。他于1998年参与“公民运动”,于1999年初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如下图),2000年出版《中共贪官污吏》一书,严重抨击中国体制的腐败。2005年,他因夜市被强拆带头维权,并开始向境外媒体投稿,引起民主圈广泛关注。同年,他以扎实的法律功底担任维权案件公民代理人,虽遭庭审驱逐,却以坚定担当赢得广泛尊重。民主党员陈树庆回忆,吕“特别真诚,毫无遮拦”,具法律功底,维权敏感,具天然的民运骨干气质。 吕耿松1999年初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自左起:吕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朱虞夫提供) 但这份信仰很快引来了中共的强烈报复。2007年8月24日,吕耿松因言获罪,遭国保抄家并被刑拘,2008年2月5日被杭州市中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08年4月二审维持原判,入余杭西郊监狱服刑。服刑期间,吕获独立中文笔会2008年“狱中作家奖”,2011年8月出狱。 出狱后,吕依然坚持写作,密切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的组织事务。吕的文章笔锋锐利,直指中共制度弊病;他关注军队国家化、警察中立化,为维权者、法轮功学员等弱势群体奔走呼号。正如民主党员陈树庆所说:“他犹如一篇篇讨伐檄文,惹恼了中共高层的反动势力。” 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召开“黄山会议”,会议上吕耿松被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席,但不久后与副主席陈树庆先后被捕。2014年7月7日刑拘,8月13日被正式批捕。2016年6月17日,吕耿松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16年11月二审维持原判,刑期至2025年7月6日。 吕耿松在狱中遭到非法对待,朱虞夫和戚惠民陪同吕耿松妻子汪雪娥到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投诉。(朱虞夫提供) 2023年3月18日,狱中探视时,他当众拉下口罩,露出内侧写着的“救救我”三个字,并称新任监管员杨帆处处刁难他。随后话筒被切断,狱方多人闯入现场试图“解释”,场面十分紧张。 家属反映,吕耿松多次在服刑期间受到虐待,营养不良,多颗牙齿脱落,狱方未积极安排装假牙,牙齿不好,没法吃东西。睡眠与饮食极差,体重严重下降,此外,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病,早前检验出胆囊坏死,狱方将安排他做手术,但暂时未知时间,对他的健康情况担忧。鉴于吕耿松先生在狱中遭受到多次的人权侵害和身体健康情况不断恶化,家属多次向狱方申请保外就医,但一直无果。 吕耿松的家属亦屡次成为株连对象,承受着中共当局持续不断的骚扰与压力。早在2007年8月吕首次被捕时,其家就被警方严控,吕妻汪雪娥接受采访说:“我们家被控制了,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出。”这是一场持久的家庭磨难。其女儿吕飘旗公开曝光父亲狱中遭遇后,遭国保上门威胁,要求“封口”。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为什么骚扰我?”并强调不会因此沉默。律师丁锡奎表示,吕女儿遭国保骚扰系严重违法,将考虑提起行政诉讼。 吕耿松是一位扎根底层、知识与行动并重的民运先锋。他不仅拥有理论写作与维权实战的双重能力,更具备极强的组织感召力。早在2002年左右,在收到《在野党》杂志后他热忱响应,表明“随时愿意为民主党出力”。彼时,中国民主党正处于严打后的低谷期,自建党至今,在监狱里一直不间断的关押着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的挺身而出,为组织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参与起草《中国政党法草案》,是中国民主党走出困境、重建组织规范与法律基础的重要推手之一。此后,他主持推动“民主茶话会”定期化与群众化,使党务从闭门讨论走向民间落地,成功打通民主组织与维权实践的双向通道,也改变了维权行动孤立分散的局面,奠定了浙江民主运动的群众基础。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部分成员,自左至右:楼保生、王富华、萧利斌(前)、洪家炯(已去世)、胡臣、陈子亮(已去世)、毛庆祥 、来金彪、吕耿松(前)、陈开频、胡远明(已去世)、邹巍、沈建民、席传曦。(朱虞夫提供) 他参与代理《王富华案》,直面法庭暴力,成为中国民主党法律维权路线的重要象征。他积极投身强拆抗争、声援访民、宗教自由、劳工维权等多个议题,不仅代表了民主党的对外参与姿态,也扩大了中国民主党在民间和国际间的影响力。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异议人士,而是一位自觉投身组织建设的政治参与者。 在监狱中不断受虐的恶劣环境下,在身体健康每况日下的情况下,吕耿松依然坚持民主信仰,高举民主之火,毅然挺身而出,担任《在野党》复刊的荣誉编辑,用行动回应恐惧,用文字对抗谎言。 2025年7月6日,吕耿松走出高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重生,更是在沉闷时代中,一次有希望的回响。他的归来,或许无法立刻改变体制,但足以唤醒沉睡的人心——即便在极权最深的夜晚,也总有人不曾熄灭信念之光。 Lv Gengsong: A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Member’s Faith By: Hu Lili Edited by: Luo Zhifei Executive Editors: Tian Yongde, Lu Huiwen Translator: Lu Huiwen Lv Gengsong,...

企业家在国内遭铁锤,曝光中国司法内幕

https://youtu.be/yZUya_79e6A?si=wdRyzqdBOArEo2jv

民不聊生,人间炼狱: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经济大溃败

作者/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2025年的中国,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黑暗时代。这个曾被中共吹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如今正迅速滑向深渊:外资加速撤离,企业接连裁员,工人维权无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整个社会如同一口没有底的深井,正在吞噬着人民的希望与尊严。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频频拖欠工资,烂尾楼成片,流浪汉遍地,社会秩序岌岌可危。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独裁专制、闭关锁国、贪污腐败的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光环”早已褪色。2024年,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暴跌82%,创历史新低。2025年第一季度,这一趋势继续加剧,跨国企业纷纷迁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更自由透明的国家和地区。苹果、三星、特斯拉、索尼、戴尔等跨国巨头,或关厂或缩产,大批离开中国,搬迁产业链。而就在此过程中,广东、江苏、浙江等制造业重镇出现前所未有的“工厂关门潮”和“就业断崖潮”。资本是逐利的,但更怕政治风险。中共的“动态清零”余震犹在,战狼外交与反美情绪让外资企业如坐针毡,“外企=间谍”的舆论打压更是令人心寒。当“依法治国”沦为口号,“国进民退”成为常态,谁还敢在中共治下投资未来?         中国的劳动市场已经深陷失业危机。据官方数据(极度粉饰之后),2024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21.3%。但根据真实民间调查,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可能高达40%!这些年轻人寒窗十载,却迎来“考公无门、进厂无望、创业即死”的社会绝望。大量年轻人不得不加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行列,靠“自谋出路”苦苦挣扎。         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更是惨不忍睹。互联网裁员潮席卷阿里、腾讯、百度,制造业大量倒闭,房地产行业崩盘带走数百万相关就业岗位——人到中年,负债累累,上有老下有小,突然被企业“一纸通知”扫地出门,这不是电视剧,是现实!一个真正的“就业地狱”已经在中国大地形成,遍地哀号,怨声载道。中共所谓的“高质量发展”,就是靠榨干普通人民的血汗来掩盖权贵集团的贪婪!         不仅私营企业泥菩萨过江,连原本“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单位也开始入不敷出。2025年以来,四川、贵州、黑龙江、河南、广西等地频频爆出公立医院、乡镇学校教师、村干部被拖欠工资的丑闻。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发出“以物抵薪”的无耻公告,妄图用鸡蛋、蔬菜、甚至马桶抵扣应发工资!财政枯竭,地方债爆雷,中共权贵大肆挥霍,最后买单的却是底层公务员与人民教师。这是对人民公信力的彻底摧毁!连医生、教师都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这样的政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

马克思主义——崇高幻象下的局限性

作者:张兴贵(大陆中国民主党员) 编辑:王新叶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它曾以“自由”与“平等”的空口号激励了19世纪的劳工运动,让无数人以为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幻象。然而其理论的缺陷与实践的失败,表明这一理想社会难以兑现,只会让人类社会陷入奴役与贫穷的深渊。 一、理论的局限:空想的逻辑漏洞 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按需分配”,理想很崇高,但其逻辑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私有制是经济激励的基石,中央计划导致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私有制赋予个人努力与回报的关联,激励创新与生产,消灭私有制就破坏了经济激励的基石。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央计划分配资源,但中央计划者无法掌握市场中分散的、动态的需求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资源错配,生产停滞,最终,社会财富终将枯竭枯竭(来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 其次,按需分配的不可操作性:需求的主观性使分配标准沦为掌权者的工具,催生出特权阶层。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一个无阶级、自由平等的社会。这种理想很崇高,但由于违背了人类的本性而无法达到。人类的需求多样且主观,谁来定义“需要”的标准?答案是掌权者。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普通人的需求被忽视,所谓的“平等”沦为少数人操控的工具。最终,集中权力不仅无法实现平等,反而催生新的特权阶层。 最后,暴力革命的后果: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预示了权力的集中在逻辑上势必会走向独裁。暴力革命需要强力领导,但权力一旦集中,便难以分散。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要求少数精英掌控革命进程,这在逻辑上预示了独裁的必然性。 二、历史的教训:奴役与贫穷的疮疤 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会被放大为巨大的灾难。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需,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导致资源严重浪费与生产停滞。让我们以历史的镜子,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带来的严重后果。 苏联:1917年革命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导致物资匮乏,数百万人死于迫害或饥荒。中央计划经济造成物资匮乏,1985年苏联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世界银行数据),民众排队数小时只为购买面包求温饱。斯大林的集权统治更是导致大清洗,数百万人死于迫害。这不是平等,而是贫困;这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中国: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和“大跃进”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949-1978年的土地改革与“大跃进”造成约3000万-4500万非正常死亡(《毛泽东的大饥荒》)。改革开放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中国才逐步摆脱贫困,亿万人的生活水平才显著提升。这一转变证明,马克思主义只会导致社会的极度贫穷。 其他案例:朝鲜1990年代饥荒(约60万人死亡)与古巴经济停滞,均验证了计划经济的低效:经济崩溃、自由受限、人民困苦。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场,留下的只有奴役与贫穷的疮疤。 三、人性的现实:自由驱动繁荣 马克思主义忽视个体追求自由与利益的天性。人性是理性与自利的结合,追求自由与个人价值是我们的本能。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集体主义压制这一本能,定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倒退。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表明,自由市场通过竞争与激励推动创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显著提升生活水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社会整体福祉。虽然资本主义并非完美,但它通过自由选择与激励机制,释放了人类的创造力。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科技进步、医疗改善、生活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无一不是自由市场的成果。反观马克思主义,扼杀了社会创新,窒息了经济活力。 托克维尔警告,强制平等可能导致“平等的压迫”。真正的公平源于机会平等,而非消灭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史验证了这一逻辑:拥有平等之名,却剥夺了个人自由,普通人被奴役于体制,特权阶层却凌驾于众人之上,从而制造了权力的严重不对等。 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思想逻辑与社会实践中均不可行。以自由市场为基础,辅以社会保障和法治,是实现繁荣与公平的更可行路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空想之上,它的实践也带来灾难的后果,它的幻象已被逻辑与历史的铁锤粉碎,它许诺的自由与平等不过是奴役与贫穷的伪装。 Marxism: The Limitations Behind Its Noble Illusion By Zhang Xinggui (Mainland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Edited by Wang Xinye | Chief Edi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