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

作者：陈维明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吕峰 前些日子，奥运花样滑冰冠军之父刘俊前来洛杉矶演讲。演讲前的聚餐中，几位当年被通缉的学运风云人物王丹、王超华都在场。超华大姐现居英国，谈到当年的人和事，我让她转达对杨炼夫妇的问候。 想当年，顾城一家、杨炼一家与我们一家，都定居在新西兰而成为好友。不想今天由超华转来杨炼夫妇在37年前和我们一起在新西兰的合影！这是我们共同举办“面对死亡坚持生命”的行为艺术展上，在奥克兰大学入口处，我用报纸糊了一个大骷髅作为艺术展的入口，合影留念就在此入口处。 想当年大家风华正茂，我们还一起去采石场，购买了一块深红色中国地图形状的花岗岩石头，做64纪念碑用。当石场老板知道我们用意后，把石头送给了我们。 当时我们选用了杨炼的名句“你们已无言，而石头有了呼声！”，当时顾城也写下了「你们死于春天」，我们认为太诗意不够有力而放弃。我还设计制作了十几座血淋淋的雕塑…… ...

——献给我的小学老师蔡荣生 作者：侯改英 编辑：黄吉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摘要：笔者生于河北太行山偏远山区，此文记录缅怀在我村义务支教10多年，后被我村聘为临时老师多年，最终年老家庭变故陷入困境，但因为不是中共编制内教师拿不到退休金导致其与孤儿孙女生活艰难陷入赤贫的故事。后我村村民集体联名请愿才使她勉强得到公正。但正义已晚，正式编制待遇仅仅消受不足一年，便撒手人寰，留下孙女被县孤儿院收容。 蔡荣生是一位女士，在我以黑户身份返乡入村里小时，她就已经在我们村做临时老师好多年了，具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但她在教我三年后又教了我弟弟三年，至少在我上初中时她一直在我们村支教。 她是一位中年女人，教我的时候约30多岁，白净整齐，戴着那个年代鲜有的金丝眼镜，齐耳短发，身材微胖，常年穿庄重或黑或灰套装制服，中性皮鞋，声音偏低沉，看起来感觉起来都像一个男人。 她说话慢，坚定，清晰，眼神犀利，整个人透着那个年代在农村极少见的文化人的睿智儒雅。她一条腿有一点微跛，走路左右摇晃摆幅较大，再搭配她常背着手微微驼背检查学生背诵功课的体态时，看起来跟我爸一样是一个与众不同非常优秀的——男人。 听说她婆家在短短的二里山路外的隔壁村，但她似乎没有家，她常年住在学校，独来独往，除了教学外几乎不跟村民攀谈。 她的工资因为不是正式教师，一直由我们村大队象征性的每月发二十块钱。她也没有地，无法种粮种菜，所以不得已她工资不足以果腹时，她会让学生每人带一点小麦谷子，冬天太冷时，她也会让学生带玉米轴（褪了玉米粒后的那个玉米棒）在教室生火取暖。 她最偏爱我，除了借书给我，有一次还叫我帮忙给她冷风倒灌的卧室窗户糊毛头纸。于是我有幸瞥见了她的卧室：逼仄，昏暗，我看到了火炉，桌子上的碗筷，也看到了挤在一起的单人床和放在其下的尿盆……虽然收拾的很整齐，但看着很憋屈。 我当时的感受是有些不适应，强烈的反差，让我觉得不真实，因为我的老师看起来那么优秀，儒雅，精致而有尊严…… 我们村的学校是几所破房子，她的卧室是其中一间约6个平方，囊括了她的整个饮食起居，还有一间则是她不知从哪里带回来的许多童书堆砌成的图书室，是她对偏爱学生的福利。比如我，她常让我进去挑书借书给我看。 这就是我的学校，也是她的城堡和象牙塔。 没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是一位男老师。 蔡荣生——这名字听起来也挺像男人的。 我在村学校只上到三年级，后来我跟我弟长大在外上初中时，也不再跟老师有联络。听村民说蔡老师的二儿子二十七八岁，刚结婚没几年被自家房顶上塌方的黄土砸断了脊柱，变成植物人了……然后老婆跑了，蔡老师只好告别教师生涯回家照顾二儿子。 然后普通人的岁月在残酷的中国社会野萍般地离散沉浮。 一晃多年过去，许多人分开后相别相忘于茫茫人海，从来没想过上次对视竟然是今生的最后一面。 2022年，我开始在破碎的婚姻里挣扎，我从城市回老家给我爸上坟，听我舅说，蔡老师的大儿子车祸死了。我当时心里一紧，我问他，蔡老师怎么样了？我舅说，她命苦啊，小儿子她伺候了这么多年，前年刚去了。现在留下老大家的一个小孙子，这日子怎么过啊？ 我当时真的很难受，真的很有冲动想去她的家看她一下，但是想着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我当时也挣扎在自杀的边缘，曾一次次的想了结生命，我满脸的颓废和破碎的心……，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没脸去，我曾是她最爱的学生，她的那么那么的骄傲，我们村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没去看她，我觉得等我有时间调整回来，看起来不那么狼狈了，我再去。因为我对自己失望，无法面对她。 然后又过了一年，我陷于四面楚歌，六亲断绝的境地，又因为跟教育局，前夫，村委，派出所等的僵持，压力和恐惧过载罹患了很严重的神经疾病，手抖的几乎无法拿筷子，那时我跟我妈为数不多的电话中，她给我说从我舅那听来的村里的八卦，我以前是从来不听的，但她突然大骂共产党，她说村里正在联名给教育局写信，蔡老师现在生活极度贫困，而教育局因为她不是正式编制老师，不给她发退休金还是说退休金不是正式编制的标准来着，具体记不清了，引起了我们村村民的愤怒，大家都很气愤纷纷联名上书教育局，要求善待蔡老师，具体结果还不知道。然后我妈又骂政府没人性…… 我心中泛起一阵酸楚，湿了眼睛，心疼她，也为我自己的无能。 2024年，当我抱要么死去要么重生的决心带着俩娃坐着渐行渐远离开故土的火车出发时，我流了最后一次泪。 擦干泪，我给我姐电话想让她帮我给蔡老师带点钱，替我去看看她。我姐不等我话说完，说，蔡老师去世了，她也是刚知道，听大舅说的。 蔡老师也教过她和我大姐，她也是她们俩的老师。 然后她也一阵感慨，她说好在好像村民联名上书迫使教育局给蔡老师转正了…… 然后她又轻轻说，又有什么用呢，这才不到一年…… 我压着眼泪匆匆挂断了电话，然后在火车的厕所里压抑的哭了一场。当时的眼泪不知是哭自己还是为她，可能都有吧。 我这一走是永远的跟故土告别，告别那些山水树木，鱼鸟花虫……我爱的山河故土，自然万物……只不过它们也和我一样痛苦，不得解脱，而我无能为力。 我悄悄的离开，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在渐渐模糊远去的故乡里，我在乎的人都消逝于暴政的桎梏之中，我的父亲，我的老师…我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感到深深的遗憾。 好在我还能带走我仅有的，珍爱的——我的孩子。 擦干最后一滴泪，我踏上了征途。 侯改英2026年3月9日于纽约 原文发表于作者侯改英的X帐户，原文链接 https://x.com/hgylucky2017/status/2032839224492216331?s=20 May You Be Safe, Fulfilled, and No...

1989年 崔健在天安门 来源：Patrick Zachmann（玛格南）/摄 作者：余晓平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我们六零后听着崔健的《一无所有》走过了年轻岁月，尤其是走过了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春夏之交。如今我想问现代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如果对方一无所有，你还愿意跟着走吗？ 在如今大陆的年轻人当中，可以说，为了理想而放弃物质诱惑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二十多年来，另一种价值观的长期灌输，使得物欲横流，也造就了在精神层面相对匮乏的一代年轻人。我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大多数人。 其实，我们可以很容易从概率上判断：为了精神上的东西而宁愿一无所有的人，到底能占多大比例？而把物质财富作为主要判断标准的人，又能占多大比例？当物质与精神不可兼得的时候，人们到底会先放弃哪一个？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梅兰芳在日本占领时期蓄须明志，拒绝为日本人登台演出。这就是为了精神世界而放弃物质利益。再比如，当年唱《一无所有》的崔健，因为在天安门献唱被封杀多年，后又因不愿接受当局审查，拒上春晚舞台。这些人完全可以选择合作，那样财富会源源不断地到来。 但这样的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一直都是凤毛麟角。现实社会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合作。几乎所有人都会说：“那也没办法，要不你来救救我，别在旁边说风凉话，要办实事。” 在这些人眼里，直接把好日子准备好，把钞票点好放在手里，或者干脆把绿卡发下来……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都叫“实事”，而精神上的追求却被称为空话。这样的人，真的能过上真正的好日子吗？ 好好想一想，这样的人在社会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这个民族两千年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历史：不是外族打进来，就是内部不断折腾自己。更滑稽的是，当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的时候，欺压者往往还会大谈“稳定”的好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灵魂。人们都希望不要一无所有，却没有真正分清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区别。灵魂如果没有了，其实就是一种更深层的、一种精神上的一无所有。 还记得当年谷歌离开中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们放弃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会损失天量的财富。人们看到的只是物质上的一无所有，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背后的价值选择，这其实正是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年轻的时候，资讯不畅，而且长期受到单一叙事的影响。那么，到底有什么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缺乏的？在我看来，是一种在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激情。也许正是因为曾经受到长期的压抑，而改革开放初期那短暂出现的思想松动，让一部分年轻人像井底的青蛙突然跳起，看见了一片蓝天。那种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说是奋不顾身的。 而那个时代，也正是崔健的《一无所有》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那种精神，也促使了大量中国年轻人远赴海外，通过艰苦的勤工俭学去追寻外面更自由的世界。那种艰难，是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的。事实上，很多能够出国移民的人，在国内完全有能力通过违心的合作获取更高的物质利益。但他们选择了承受一切从零开始的压力，在国外一无所有重新奋斗，最终换取精神上的自由。 而如今，很多人出国，追求的已经不再是精神上的东西，而更多只是物质环境上的改善。同时，在国内的很多人，则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逐渐放弃精神追求，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过着只要有吃有睡就满足的生活。 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只满足于这种状态，那么最终的结局，往往就是被人随意摆布、任人宰割。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遍《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为何你总笑个没够 为何我总要追求 难道在你面前 我永远是一无所有 噢……你何时跟我走 噢……你何时跟我走 脚下这地在走 身边那水在流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 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 我要抓起你的双手 你这就跟我走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是在告诉我 你爱我一无所有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噢……你这就跟我走 Listen to “Nothing to My Name” Once Again 1989: Cui Jian at Tiananmen. Source:...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刘芳 校对：王滨 翻译：彭小梅 八九学潮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事件。事件起因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北京高校学生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并逐渐提出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与政府对话等诉求。随着参与人数不断扩大，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使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多座城市。 5月中旬，学生绝食将运动推向高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6月3日至4日，军队进城并对示威人群实施武力清场，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但具体数字至今未有公开透明的官方统计。事件结束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趋于收紧，相关讨论长期受到严格限制；国际上，中国一度遭遇制裁与外交压力。 ...

作者：钟然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刘芳 摘要：90年代河南“血浆经济”导致大规模艾滋病感染，政府为掩盖工作失误打压抗艾勇士高耀洁，至其被迫移居美国最终在美逝世。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诊到艾滋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在深入调查后高耀洁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 艾滋孤儿高闯与养母（左）和高耀洁（右）在一起 2004年，她与衡阳消防兵、梁雨润、尾山宏、钟南山、达吾提·阿西木、杨利伟、巴金（舒以代）一同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 2001年，文楼村的村民告诉来访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 宁陵县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产妇到北京上访 宁陵县200多名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上面不追究责任反而极力袒护，受害者上访就打压，两名上访者被判刑，近10人被刑拘。 河南省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高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母女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 2016年10月，高耀洁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高耀洁医生2023年12月10日过世，享年95岁。她的葬礼18日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举办。 The Blood-borne AIDS Tragedy Author: ZHONG RanEditor: ZHONG Ran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LI Jie  ...

作者：何愚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 李杰 翻译：彭小梅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拍到的一些在电梯里的照片。 他们的脸有的被挖了眼睛，有的被扣了嘴巴，有的被涂鸦。这样的照片我有几十张，我每到一个陌生的电梯里，我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于是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疫情最严的那段时间，我被封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小区的大门被封条封死，铁栅栏拦得密不透风。快递进不来，物资靠抢，核酸排长队，有时候咽口水都像犯法。那段日子，手机成了我唯一的信息来源，电梯成了我和世界唯一的接触点。 就是在那个狭小的电梯里，我一次次看见那些“网格长”的照片。 每一张都差不多：红底证件照，身穿蓝马甲，名字、手机号、社区电话、监督电话，一应俱全。贴得规规整整，看上去像是“服务群众”的标牌。 但几天后我发现，那些照片开始“变形”。 第一张脸被人用钥匙划破了，从额头一直到下巴，像一道刀口。过两天，有的照片被烟头烫得焦黑，鼻子和嘴巴几乎被烧没。有的被泼了墨水，有的贴上黄色符咒，还有的整张脸被涂得乱七八糟，只留下白色眼白在黑油里发亮。 我知道，这不是无聊的人在破毁。这是歇斯底里的反抗，这是民众对政府唯一敢做的行为。是中国古代的厭胜之术。是一种极度压抑下的反抗。 不是反抗“党兴军”这个人，而是反抗她代表的那套系统—— 她只是被选来贴在电梯里的脸，但背后是封控命令，是24小时看守，是“有困难找网格长”的口号和“你不配知道政策”的冷漠，是你家门被焊死时她不接电话，是你阳性了没人管、她却催你签字“自愿隔离”的那份纸。 他们说：“网格长是为大家服务的。” 可在疫情里，他们变成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变成了小区里最大的权力节点。他们可以决定谁能出门，谁不能；谁能领菜，谁被落下；谁家的门被钉死，谁家能留条缝通风。 没有申诉渠道，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法律支持。那些被误封、被殴打、被饿得崩溃的人，求助无门。 所以人们开始对电梯墙上的那张脸下手——不是因为他们疯了，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没有人会替你说话，也没有人会替你出头。你唯一能做的，是毁掉那张代表权力的脸。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但在中国，这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疫情之后，我重新回看这些照片，有种深深的恐惧。 中国不是没有反抗，只是没有被允许存在的反抗。不是没有愤怒，只是这些愤怒被逼到最隐蔽的角落。一个国家，连“骂一句”都变成风险，百姓只能靠“划脸”来发泄，这样的治理，不是文明，是极权的深水区。 “网格化治理”使中国真正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监狱。从新疆的“再教育营”，到西藏的“维稳尖兵”，再到疫情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居家封控，国家机器把每个人都装进了格子里，大格子套小格子，层层管理。每层大门都有一个钥匙的掌管者。 而网格长，就是这些格子的最小单元。 没有铁门、没有高墙，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被盯着、被记着、被系统标注着。 这些照片深深地触动了我。不是因为它们多残酷，而是因为它们太真实。它们不是拍出来的新闻，而是压抑出来的证据。 它们证明，普通人不是没有感受，不是不明事理。他们只是没地方说，只能在最微小的空间里，对抗一整套国家系统（用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血打造的政府系统）。 我们终究不是木头。我们也想活得像人。但在这个体制下，连这一点点尊严，都变成奢望。 在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曾经悄悄地，在电梯里，诅咒过那个逼他们沉默的人。 他们不是疯子。他们只是活不下去了。 Chinese Resistance Author: HE YuEditor: ZHONG Ran ·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 Proofreader: LI Jie · Translator: 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