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加州多團體赴中領館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實施
攝影記者：關永傑
2026年7月1日，中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當天，北加州藏人協會（TANC）、舊金山區域西藏青年會（SFRTYC）、灣區西藏之友（BAFoT）以及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灣區支部（SFT Bay Area）聯合發起抗議活動，華語青年挺藏會、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人權聯盟、法輪功學員等多個團體參與，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前舉行集會。
該活動的主旨是為了抗議中國於7月1日正式實施的新法律，多個參與團體表示，該法律將威脅少數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宗教自由、家庭聯繫，並在海外華人及藏人社群中造成“跨國鎮壓”和恐嚇風險。
該法的法律條文規定要“構築共有精神家園”，在全國範圍內深化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即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外界普遍擔憂該條款將進一步加速西藏、新疆及內蒙古地區的強迫漢化政策，特別是通過國家寄宿學校體制，限制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導致本民族語言事實上在公共和教學領域消亡。
該法第六十三條明文指出，將依法追究“境外組織和個人”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的行為。該條款具備明顯的域外管轄權（長臂管轄）特徵。主辦方認為，這就意味著即使不是中國公民，或者身處中國境外（如在美國、台灣、歐洲），只要公開發表批判中國民族政策、支持西藏獨立/自治、或挺台/挺港言論，在法理上都會被中共認定為“觸犯該法”。
主辦方指出，該法是威權主義利用法律工具對主權國家境內的公民進行“跨國鎮壓”和跨境噤聲的手段，自此，海外流亡社群、外國學者及港台人士將面臨最大的法理威脅。該法的實施，各國政府都應該高度重視。
集會期間，來自藏人、香港人、中國民主運動團體及其他人權組織的代表先後以藏語、英語、漢語等發表講話，呼籲國際社會持續關注西藏、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權狀況。現場民眾不斷高呼口號，表達對新法實施的反對。當天集會持續兩個多小時，現場除了演講外，還有藏語誦讀、集體呼喊口號及抗議橫幅展示，不時有途經車輛鳴笛回應。
7月1日，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5週年，香港“回歸”中國29週年，據主辦方介紹，在這一天，全球各地（包括舊金山、紐約、悉尼、倫敦等地）的藏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海外反共反獨裁團體及其他人權組織也相繼在當地的中國使領館前發起大規模抗議。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的抗議集會現場掠影：（攝影：關永傑）
編輯：鍾然
校對：王濱
翻譯：戈冰
Multiple Group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Protest Outside Chinese Consulate Again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政治民主（二十四期 三章3-6节 ）
作者：祝正明
（三)言论自由的意义
人类的行为方式并无固定的模式可世代通用，任何人想把一种固定的模式作为人类千年通用的准则都是枉费心机，其作用反而是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而反对、批评的意见与建议，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动力。保护言论对政治思想、政府结构、政府官员进行反对或批评的自由，目的并不是出于对批评者个人的关心，更非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言论能及时地使社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使社会明白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反对、批评的言论，较之拥护的言论，更能保护整个社会的利益。
古人云：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反对的言论也许并不动听、并不在理，但是，让它们有发表的机会仍然是必要的。只有保护了这些言论，才能集思广益，使各种有关政治理论和政治结构的问题、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能够接受严格的检验，使存在的缺陷充分暴露，也才能使那些最能经得起论战考验，最合理，拥有最多支持者的见解与论点来主导社会的各项事务。最终使全体公民的利益得到最好的维护。
一个社会，就算其宪法、法律、社会结构、政策已经到了很完美的程度，仍然应该让反对者与拥护者有均等的机会表达意见。听听反对者的意见，对之进行评论，正可以使已有的优点更深入人心，获得更多的支持，人们更自发地拥护，也正是最好的加强巩固它们自己的机会。
在一个公共场所，对于一个宣讲革命的人，没有人肯定周围的群众会作出何种反应。人们可能报以掌声，也可能把他轰下台，或置之不理，嗤之以鼻。宣讲者可能是位煽动家，但群众不可能是一煽就动的暴民。即便是鼓吹推翻一个合理合法的政府，只要他还没有动手侵犯别人的利益，就应该容忍他发表言论，不要去打扰他，允许他象路标一样站在那里，借此也可以表明我们社会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在种种错误的导向牌面前经受得住考验，没有误入歧途。
批评的自由，发表反对言论的自由，无论多么不受欢迎，在民主制度中都是不可缺少的。民主是民众的意志参与决策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必然依赖于民众的各种主张能够自由地提出并进行自由地讨论。执政党压制批评意见和反对意见的行为，无论有多少理由，都是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如果说出版一本书就会导致信仰的破灭和政府的垮台，那么，这样的信仰就应该破灭，政府就应该垮台。它之所以会垮台，正说明了它信仰的伪善、结构的缺陷和制度的腐朽已经使它不堪一击，而并非单单是一本书造成。事实上，一个愚昧无知、专横贪婪的政府官员，比一个仗义执言的作家，更能使政府威信扫地，更能对政府的垮台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民主是民众参与全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人的正确判断依赖于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没有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众就不可能了解有关的背景知识，不知道存在的问题，不晓得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民意也就很难显得明智，很难使决策达到最优化。公民有权知道自己生活的社会的情况，有权了解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是公民神圣的知的权利，任何人均无权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现代文明是对话的文明，这意味着各种意见应能够进行自由的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便于将各种思想观点加以对比，共同改进。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在思想和著作方面犯错误的自由。社会必须珍惜这种自由，这种看上去无用的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在任何人都能自由地办报、出书以后，任何人的观点都能够在自由的新闻出版媒体上发表出来，乏味的说教报道很快就会从传播媒体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大量事实性、评论性和观感性的报道，从而能极大地增强新闻媒体的信息量、可信度、趣味性和观赏性，增加民众对新闻媒体的阅读量和收视率、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对政治的关心程度，缩小民众与政治的距离，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将会同步增加，这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准，改变社会的风气都会带来明显的好处。
（四）鼓吹与煽动
鼓吹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大鸣大放的辩论与鼓吹是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鼓吹任何东西。一切党派，不论其观点如何偏激，都有同样的权利去鼓吹任何东西。口头鼓吹如此，文字鼓吹也一样。
煽动是鼓吹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每一种主张都是一种鼓吹，每一种鼓吹都是一种煸动。它们提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相信。煽动、鼓吹、挑动，在民主国家中，决不能被视为非法，它们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人人都有自由地煽动、鼓吹的权利，不论什么都可以，包括鼓吹暴力革命。只要没有以暴力违法，口头攻击现行的法律亦不违法。
在民主社会，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鼓吹任何主义。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在专制制度下曾被封为禁书的书籍，都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地印刷、发行、出售、阅读、研究。这样做，并不等于就是社会赞同了作者的观点，也不是为了保护出版者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各种赞成、反对当代社会制度的人的一切观点，都能让公众了解到，让民众自行判断正确与否，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公民神圣的选择权利。
当然，民众也有暂时被愚弄而误入歧途的可能。但是，民众有能力很快察觉和纠正。对付这种愚弄的有效办法就是更多的言论。一个能干的煽动家会发现，要煽动群众在短时期内相信他并从事某种行为是有可能做到的事，但要将群众长期维持在这一状态中则绝无可能。因此，完全不用担心存在这种误导的可能性，民众有能力发现其问题，人类理智的判断力是邪恶所无法战胜的。
大吵大闹，粗野放肆的辩论与攻击是民主政治的特色。那些经常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政治家必须对此有所心理准备，必须具备相应的忍耐力，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观念，并把支持自己观点的人从自己的阵营中拉走。民主之所以奇特，在于它要求有权力的一方具有和反对派共处的意向，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当人民需要的时候，把权力交给对方。
没有在剧场禁止叫失火的法律，因为，如果真的失火，众人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失火，受到惊扰的众人随后自然会惩罚他。因此，用不着制定法律禁止人们在剧场叫失火，只要有惩罚造谣与诽谤行为的法律就足够了。 ...
行政起诉状
原告：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5558负责人：林轶 职务：局长
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9522负责人：陈宇 职务：区长
案由：行政确认
诉讼请求：
一：请求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法定社会保险责任，为原告及时办好退休资格确认及核定应发退休金的手续；
二：请求撤销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
事实与理由：
原告陈树庆于2025年12月25日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原告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
再三交涉中，原告不满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停留在口头上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曾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被告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向原告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书》及《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358号），书面正式确认被告一拒不办理原告退休手续的决定。
原告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适用不当，政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维持被申请人即本案被告一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前述《告知单》。原告不服，现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审理，做出公正的判决。
原告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石，民以吏为师，全社会的诚实守信，政府行为要做表率。本案20多年来，原告、原告家属、原告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原告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被告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被告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被告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属于违规参保缴费”为托词，拒不履行被告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却让缴费人本案原告陈树庆单方面承担所谓“违规”的不利后果，使得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荡然无存。
从被告一提供的《告知书》中可见，其推翻约定、拒不履行对原告社会保险责任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浙人社函358号）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
显而易见，上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包括《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里的规定，是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缴纳社会保险费。立法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里面并没有“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浙人社函358号《复函》，是（此件依申请公开），根据法律未经公布不生效的原则，“依申请公开”不能等同于“公布”，没有对抗不知情相对人的任何效力；《复函》做出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印发日期是2010年10月9日，对原告在2010年9月13日已经结束的第一次服刑四年期间缴费显然没有追溯效果；更何况《复函》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级别和效果，属于无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替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制定的“比赛规则”，里面所指的“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明显属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99 条将典型的关于行政主体“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之“第二，减损权利（本案：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而该《复函》加以禁止）或增加义务（结合现行政策，该《复函》的本案结果：要原告60岁后另行增加每年连续社保缴费义务直到5年后允许补足15年，才能享有早就该有的退休资格）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复函》也不能作为政府自己违约的依据。所谓“法无德不立”，一个良法的原理，比如最高法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的《解释》第99条，不仅公布于形式，更应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原告在与被告一的工作人员交涉时，有工作人员解释说“你坐牢期间，无法成为前述《劳动法》等法律条款中规定的缴费企业的真实劳动者，你的职工养老保险只是虚拟的代缴形式，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当时原告申辩说：“社保代缴，法律至今没有明令禁止，是社会保险开始统筹以来一直默认并在实践中广泛实行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包括你们人社部门在内的机关事业单位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并没有在劳务派遣单位真实上班，但由劳务派遣单位代发报酬代缴社保，你们不能对人对己双重标准”，他们回答说：“劳务派遣是有法可依的。”原告事后进一步了解了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历史与现状后发现，这是试图以“合法”的形式实际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掩盖编制内外实际上的双轨制所造成的身份性职业歧视，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同工同酬”要求的行径。说其超越法律授权的用人范围，因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企业（以下称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适用本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使用被派遣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列入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而且，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纠错、改进措施中明令禁止，例如：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 “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原告认为，被告一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于原告的社会保险权利以“法未包含”即“违规”来“法无禁止而禁止”，对于自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法无授权”却滥用。被告一的这种做法，不仅公然违背了法治社会“公民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成为又一个类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案例。
申请人认为自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享受退休的资格与待遇，除了前述实际已缴费的年限及对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外，没有任一现行法律的条款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参与社会保险（包括社保缴费）。而在对申请人的两次判刑的判决书中，判决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判决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当然包括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申请人陈树庆并不因为其服刑就成了“人人”之外，应该享有社会保险。
更何况，本案如果进一步展开下去，还牵涉到中国监狱普遍的对犯人强迫无偿劳动的问题。原告陈树庆第一次坐牢期间自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共计2年零8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六分监狱七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菜班组进行菜肴初加工2年5个月；第二次坐牢期间自2017年1月至2025年3月共计8年2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三分监狱六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面食组烧制犯人主食7年11个月。两次坐牢期间不算第一次坐牢看守所里的零星劳动，实际参加监狱劳动累计10年10个月，所以，根据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禁止”；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享有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同工同酬之权利，不容任何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任何人不得使充奴工”的相关规定。按照这些国际法的要求，即使监狱犯人依法判决并以改造为目标的强制服“苦役”，也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应的同工同酬及社会保险接轨。如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我国政府能够遵守这些宣言与公约，将原告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应有的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障予以考量和贯彻，即使原告自己及亲朋好友工作单位替我服刑期间的缴费不算甚至没有交费，也够15年以上办理退休的资格与相关手续。
当然，政府遵守已经签署，甚至有的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不仅是法治社会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的“公序良俗”。
综上，鉴于原告实际社保缴费24年4个月已经超过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15年，鉴于无论第一被告出具的《告知书》、《告知单》还是第二被告做出的《复议决定书》中都无视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及其机关在行政中不可忽视的下述事实及其法律效果：
（一）原告人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在本案原告办理退休资格确认时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前《浙人社函358号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从未公开，不能作为政府违约赖账对抗不知情相对人，从而严重损害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障原则；
（二）在法律适用“范围”的解释与应用时，被告对己对人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人员招收和使用，“法律未包含”而公然且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严重侵犯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却对原告社保权利以“法律未包含”即所谓的“违规”予以排除，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径，有违于法治社会“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民众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要求；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
（四）法院对于本案原告已生效判决只明确剥夺人身及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本案被告行为是对原告超越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额外“惩罚”；
（五）原告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及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对于公民同工同酬及普遍无例外的社会保障要求。
对于上述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出的五点理由，两被告在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中如果是不能回答（认可或依法反驳），说明本案被告的行政失信行为经不起认真的依法推敲；如果是不屑回答，涉嫌权力肆无忌惮的傲慢，为建设法治社会、建立法治政府之大忌，更加应该加以制止和防范。
至此，原告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审判此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促使被告一及时办理原告的退休资格并履行对原告按照缴费24年4个月年限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同时撤销被告二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
此致！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陈树庆 2026年5月12 日
附：
一、 本诉状副本2份；
二、 原告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包含正反两面1份；
三、《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
四、《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1份；
五、 盖有“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1份；
六、《浙人社函358号》1份；
七、《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1份；
Administrative Complaint
Plaintiff: Chen Shuqing, male, native of Hang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currently residing at Room 202, Unit 5, Building 6, Daguan...
母亲节随想
作者：金米
朋友圈里的母亲节上周就开始了。
各类商家带头出来，呼吁关爱妈妈，鲜花、红包、转账、祝福长文，这样一年一场集体性的表演，我看了很多年。
人们在今天高喊“母亲伟大”，可到了明天，又默认一个女人就该回到厨房、婚姻和忍耐里。
我始终不太喜欢“母亲节快乐”这句话，我只是祝愿过少数几个活出女性姿态的女性。在我这里，她们对孩子无私，但仍保有自我，这才是我欣赏的母亲。我认为首先懂得爱自己的母亲才有能力和精力去爱孩子。
所以，那些铺天盖地的节日祝福，在我这里就像一种奖章。奖励她们又一年没有崩溃，没有逃走，没有停止奉献。
不得不承认，至少我看到的中国社会直到今天，骨子里依然默认女性是“附属品”。年轻时是谁的女儿，结婚后是谁的妻子，老了是谁的母亲。
唯独很少有人问，她自己是谁。
很多女性从小被教育要懂事、顾家、情绪稳定。她们被允许温柔，却不被允许自私；被要求牺牲，却不能喊累。社会一边歌颂“伟大的母亲”，一边又默认家务、育儿、照顾老人，本来就该是她的责任。
最荒唐的是，人们竟把这种消耗叫作女性应该具备的美德，如果没有，那就是不道德的事。
可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能做自己，再体面的生活，也只是缓慢的窒息。
比起节日里的歌颂，我更希望她们能真正自由一点。可以不贤惠，可以不伟大，可以不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
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在今天集体喊一句“母亲节快乐”。而是在每一个普通日子里，都允许她首先成为她自己。
我很少会刻意在今天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因为我对妈妈的爱，不是集中在某个被提醒的日子里，而是藏在一年四季无数个寻常时刻。
比起“节日快乐”，我更希望妈妈们这一生，能够真正做自己。不只是某个人的母亲、妻子、女儿，也依然是那个有热爱、有情绪、有梦想的人。
愿妈妈们不用永远坚强，不用总把别人放在前面。
愿她们自由、松弛、平安，活得肆意热烈，不论何时何地何把年纪，也依旧对世界怀有温柔与好奇。
孩子爱妈妈，从来不需要靠一个节日来证明。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Reflections on Mother's Day
Author: Jin Mi
Abstract: Behind the bustle of Mother's Day, many women are still expected by default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