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香港自民党成立现场纪实 作者：冯仍 编辑：李晶 校对：林小龙 翻译：周敏 时间：2025年12月27日｜地点：1300 John Reed Ct,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5 12月27日下午，City of Industry 的会场里坐着两排人。前排多是流亡港人，约二十位；后排与两侧则是声援团体成员，约三十位。舞台背景板上用中英双语写着：“香港自民党成立暨香港未来研讨会”。灯光打在那行字上，像把一个曾经被迫沉默的议题，硬生生重新照亮。 （图为发起人廖文浩阐述政治愿景；右侧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 这场活动的核心不是“仪式感”，而是“恢复发声”。对许多人而言，香港的政治空间早已被挤压到几乎无处落脚：政党解散、媒体噤声、公共表达被定性为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成立”本身变成了一句宣告——不是庆典，而是拒绝消音。 发起人廖文浩在台上阐述政治愿景。他回顾香港在1997年后逐步恶化的处境，并将2020年《国安法》视作分水岭：自由法治从此急剧倒退，朋友入狱、组织被迫停止运作，许多人只能离开家园。他把这种变化称为对承诺的背弃与对社会的清算。 当天，活动现场发布《香港自由民主党（HKLDP）创党宣言》。宣言的措辞强硬，但结构清晰，几乎是按“行动清单”写成：其一，主张以“国际线”推动外交游说与公共倡议；其二，强调对践踏人权者进行制裁追责；其三，将“无条件释放香港政治犯”置于突出位置，并以“光复公义，自决未来”作为号召语。宣言试图把香港议题从“地方争议”重新放回“国际人权与制度责任”的框架之中。 研讨会期间，来自声援团体的代表发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郑存柱强调，在民主法治社会，政治主张属于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香港人提出政治诉求，应当被尊重与保护。他同时回顾港人多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指出《国安法》后自由空间坍塌，是推动新一轮流亡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梁振华对香港自民党发起人廖文浩提问） 我在现场也作了临时发言。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流亡者，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今天香港自民党成立，不是仪式，是香港人拒绝被消音的宣告。创党宣言讲得很清楚：第一，无条件释放所有香港政治犯；第二，对践踏人权者制裁追责；第三，香港必须走向自决未来，让香港人自己决定命运。中共撕毁承诺、以恶法镇压香港，这不是治理，是清算。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要让世界继续看见真相、继续行动。” （图为中国民主党党员冯仍现场发言） 发言结束后，会场短暂安静了一秒，随后掌声响起。那不是热闹的掌声，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彼此仍在，确认这件事还值得被讲，确认“未来”不是被允许才拥有，而是要靠行动去争取。 对外界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海外集会；但对经历过恐惧与噤声的人而言，它更像一次“重新把话说出来”的练习——把宣言、诉求与行动路线摆上桌面，接受质询，也接受记录。香港的处境并没有因为一场活动而改变，但至少在这个下午，有人选择不再把香港当作过去式。 In Los Angeles, a Group of Hongkongers...

作者：张致君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委内瑞拉的清晨，街头爆炸声尚未散去，民众的欢呼却已经填满了加拉加斯的天空。有的在街角高呼“自由来了！”，有的放声哭泣，恍惚之间好像终于走出了永无止境的夜晚。这一切并非闹剧，而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长期摩擦的浓缩图景。委内瑞拉的政权并非一夜之间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崩溃。它像一杯苦到极致的咖啡，长期浸泡着国家的制度、政党的结构和人民的期望。 国家是什么？ 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权力的统筹者。它可以是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也可以是压迫与剥夺的机器。 马杜罗被抓的消息像闪电劈开夜空，不仅仅是一个人被拘押，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失控的象征。在冷兵器时代，权力来自土地和军队；在现代，权力来自党、来自对话语的控制权、来自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石油成为国家的血液，而政党机器则成为撑起国家机器的支架。政党不再是人民意志的载体，而是权力本身的代言。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大厦，那么政党往往是其中最坚硬的梁柱。当梁柱开始腐朽，大厦内部的缝隙便会迅速扩大。 政党是国家的根基之一，但它的存在应该寄托于人民的愿望。然而，当一个政党与人民的利益长期脱节，它便会变成一个自转的机器。 这种机器有时看起来无比强大。它掌握军队、传媒、教育、经济命脉，看似牢不可破。但它同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政党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人民，它就沦为权力的自我复制者。 委内瑞拉曾经举办选举，但长期以来，反对声音被压制、选举结果受到质疑——当政党把选举当成橡皮图章时，它就已经把自己与人民分离。结果不是人民离开了政党，而是政党先离开了人民。 在这种分离之后，无论政党如何高谈国家尊严、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怒斥他国干涉，它都像孤岛上的独裁者，四周是水，内部是干涸的希望。 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甚至爆发出近乎庆祝般的反应——这并非对战争的狂热，而是对长期绝望的一种释放。人们欢呼的不是他国力量介入，而是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在历史时刻的突然松绑。 历史的深处，人民的力量从来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一瞬，而在于日常的累积：从被孤立的声音、被禁止的集会、被封锁的言论，到街头那一句无意识的叹息。 当一个国家的政党形同独裁机器而不再代表人民意志时，人们其实生活在一种结构性的失语之中。权力的顶层高级官僚可以互相对峙、可以在议会辩论，可以对外强硬，但底层民众的意愿在权力结构中则往往是不可见的。民众的“庆祝”不是简单的喜剧式快感，而是对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解脱。 外力出现时，人们本能会分成两类： 一类欢迎它，因为它看起来终结了长期的压迫；另一类反对它，因为外力介入意味着国家主权受损。 这两种情绪都是真实的。 事实上，外力介入往往是矛盾的叠加体：它既可能终结一个腐朽的权力体系，也可能把新的外部意志强加给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人民高呼自由的同时，理性的一部分会问：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 当外界调侃“美国来就是为了石油”，这其实是对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冷嘲。权力总是带着利益而来，而国家、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就在这利益与权力之间展开无声的战争。但是对于人民，谁来当政都是一样的，眼前的生活更为重要。顶层的权力对于日常生活是遥不可及又息息相关的事，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是天赋人权。 历史上真正的强权，并非来自军队或财力，而是来自能否代表人民。一个政党如果只代表自我，就终将被人民抛弃；一个统治者如果只代表一己之私，那他被历史审判也是必然。 马杜罗事件是一出国际政治大戏中的一幕，它暴露了现代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脆弱平衡，也提醒我们思考：国家为何而存在？政党与人民的契约意味着什么？人民的意志如何被听见与尊重？ 权力不是象牙塔的奢侈品，而是对社会整体意志的集体回应。 失去了人民的权力，最终只是虚影一场。历史并不会因高墙和戒严而停滞，它只是在等待那个真正能够解读人民声音的人或力量出现。 权力、政党、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一种持续的互动与平衡。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独裁者被捕而结束，它不会因为外力介入而完成正义。 真正的黎明，不是庆祝的烟火，而是人民终于能够自主选择自身命运的那一天。 这件事让我想起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的一句话：“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可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很多中国人听此就会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卖国”“自恨”“给帝国主义递刀子”。但他们愤怒的对象，往往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而是他们自己被灌输出来的“国家崇拜症”。 刘晓波并不是在请求外国军舰开进黄浦江，也不是在为殖民历史洗白。他在说一件更残酷的事：当一个社会内部没有自我纠错能力时，唯一可能改变它的，只能是外力。 这是一种政治悲观主义，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悲观主义。 委内瑞拉的问题正是如此，并不是“马杜罗坏”，而是：它已经失去了通过内部政治机制更换坏人的能力。 选举被操控，媒体被压制，军队被党化，司法沦为橡皮图章。于是政权不再靠合法性生存，而靠恐惧。 中国的结构，本质上与之相同，只是更大、更复杂、更技术化。在这种体制里，人民不是公民，而是“人口”；政党不是工具，而是“命运”；国家不是公共空间，而是“权力容器”。 你可以骂，你可以忍，你可以逃，但你无法改变。 刘晓波那句“殖民三百年”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体系内部，已经没有产生自由与法治的制度土壤。 当人民被锁在体制里，外力就变成“撬棍”。很多中国人相信一个神话：“只要我们慢慢发展，专制会自然消失。” 但现实是：专制往往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得更强大、更精准、更难推翻。 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也是。 当内部反对派被清洗干净，社会组织被摧毁，信息被垄断，人民就变成了沉默的多数，而不是政治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外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拯救人民”，而是：打断权力的自我复制链条。 这正是为什么马杜罗被抓时，委内瑞拉人不是抗议“主权被侵犯”，而是在街头跳舞。 他们太清楚：自己的国家早就不属于自己了。 其实“主权”在独裁国家，最终也只是统治者的盾牌。 专制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是我们的内政。” 但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无法通过选票、媒体、法院、集会来表达意志时，这个“我们”还存在吗？ 所谓“国家主权”，在独裁体制下，往往只是：少数统治者对多数人的占有权。 所以当中国的宣传机器高喊“反对外国干涉”时，翻译过来其实是：“反对任何可能削弱我们统治的力量。” 刘晓波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才会说出那句被当成“叛国”的话。 殖民不是目的，破坏专制才是。 刘晓波不是要中国变成殖民地，就像今天委内瑞拉人不是要美国统治他们。 他们要的是一件更简单的东西：让这个不能被更换的权力，被迫松手。 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下台靠选票；在一个极权国家，政府下台只能靠崩溃。 而崩溃，往往需要外力。 如果一个房子里的人被绑着、被堵着嘴、被没收钥匙，这时有人从外面把门踹开，你能说他“侵犯住宅权”吗？ 中国与委内瑞拉的问题，从来不是“外国太坏”，而是：我们的门，早就被里面的人反锁了。 刘晓波的“殖民三百年”，不是对外国的跪拜，而是对本国权力结构绝望到极点后的冷静结论。 它的真正含义只有一句话：当一个民族失去了自我解放的能力，任何外力都可能成为历史的起爆器。 愿每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都不再是牢笼，而是舞台；愿每一个政党都不是权力的牢主，而是人民意志的代言；愿每一个人民，都不再被噤声，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拐点，拥有自己真实的名字。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People Abstract: Using Venezuela's political crisis...

作者：张维清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王滨 翻译：刘芳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     灾难从来不是偶然，而往往是制度的产物。当权力不受制衡、新闻透明被压制、民众权利被剥夺时，一个接一个的惨剧便不再是意外，而成为可以预见的悲剧。     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火势蔓延时，当局竟然决定“让领导先走”，最终造成325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事后没有独立调查，也没有透明问责、没有制度性的反思。死亡被定性为“事故”，而不是一个需要追责和改变的社会问题。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一处住宅楼发生火灾。由于长期封控等制度性措施，居民逃生受阻、救援迟缓，最终造成10人死亡。民众的愤怒迅速蔓延，演化为上海、北京等地的“白纸革命”。人们用空白纸控诉审查，最终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习近平下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区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死亡人数达到159人。劣质材料、层层外判、监管失能、媒体噤声、民众投诉被当作空气——这一切都不是所谓的“疏忽”。这是制度性犯罪，是政治体制从骨子里烂到外墙的结果。当大火夺走生命时，中共首先做的不是追责，而是压制；不是公布真相，而是封口；不是保护人民，而是保护官僚和利益集团。       从克拉玛依的325人死亡、乌鲁木齐的封控悲剧，到宏福苑的159人死亡，贯穿其中的不是偶发意外，而是一个清晰的制度性危机。当权力无法被监督，决策者就会漠视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当真实信息被过滤或封锁，事故原因就无法被透明调查和追究；当没有独立调查与责任追究，错误就不会被纠正，悲剧只会再重演；当公民无法参与决策、无法表达异议，风险就无法提前暴露和防范。        独裁和极权，是最大的公共安全威胁。只要这种体制存在，火灾会继续发生，矿难会继续发生，沉船会继续发生，塌楼会继续发生。只有当公众可以质疑权力、权力必须面对公众时，制度才能真正对生命负责。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独裁，势在必行！ One-Party Dictatorship, Disasters Everywhere Author: Zhang WeiqingEditor: Li Kun Executive...

——看Gloria画展有感 作者：何愚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张娜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Figure 1图片来自Gloria 2025年11月29日上午10点，我与朱虞夫先生、曾群兰女士等友人一同前往位于La Puente的“六·四”纪念博物馆。洛杉矶的十一月空气清新宜人，但当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逐一走近那些揭露中共邪恶的画作时，心情却愈发沉重。这些作品出自艺术家Gloria及其丈夫Jin之手，既充满讽刺与现实意义，又不乏幽默。Gloria夫妇对中国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未来的忧虑令我印象深刻。尤其这幅讽刺中共和习近平妄图统治全球乃至全人类的画作，我将其称为“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后令人不寒而栗，深感警醒。 画中揭示了习近平试图以“武汉病毒”为手段，将全世界人民的命运捆绑在一根铁索之上，如同铁链女般，这样他就可以让自己高枕无忧并“活到一百五十岁”。这看似荒谬，实则令人恐惧——而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发生了。三年疫情，从最初的隐瞒到后来的放任扩散，全球在短短数月内陷入紧急状态，几乎无一幸免。紧接着，他亲自部署、指挥，将中国的口罩销往世界各地，让N95口罩从医护专用品变为全球标配。他还将管理新疆人的极端手段，悄然推广至世界每个角落，在各国政府和人民毫无防备之时悄然实施。据世卫组织估计显示，仅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这次灾难造成全世界逾1490万人死亡。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掌握在上帝手中，疫情终将过去，世界秩序得以恢复，邪恶势力终将被抛弃。中国人的苦难虽未终结，但我相信，这既是转折，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中国人在觉醒，世界也在觉醒。 回望七十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塑造出一个与世界隔绝的铁桶社会。 建政初期，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巩固权力，以“革命”之名推动社会改造，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与阻碍，进行系统性清除。中国人失去了文化与信仰的依托，取而代之的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空洞口号。在高强度洗脑和国家机器的压迫下，国人逐渐沦为可操控的“人肉电池”，服务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政权。 随后的阶级斗争、三反五反、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让政治高压和社会动员成为常态，经济则在浮夸与失序中陷入衰退。1989年的抗议，是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最终却以武力镇压和屠杀收场。全世界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中国人已在饥饿、死亡、监禁与孤立中麻木，难以再抗争。 事件之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将经济增长和市场活力视为延续政权的关键。中国人为中共续命一代代付出牺牲，成为体制的“螺丝钉”。经济发展带来更严密的思想与行为控制，现代科技巨资打造的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只能听一种声音、看一个图像。街道和社区监控系统的建设，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十户一长，从生活细节到情感变化无所不控。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俨然成了巨大的监狱，行走其间的公民无时无刻不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Figure 2此图来自自由亚洲电台 改革开放的确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制造业的崛起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贫富差距矛盾的加剧和价值体系的断裂也随之而来。社会的急速变迁并未带来制度上的同步开放，反而催生了一种依赖经济增长却压制社会表达的畸形结构。这种结构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导致倒退。随着大型外企不断撤资，失业人口持续增加，社会的不安情绪逐渐蔓延。尽管中共不断出台各类预防措施，试图阻止农民返乡等现象，但在我看来，中国已然站在了一个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风口之上。 进入习近平时代，官方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试图将其包装为全球合作的新愿景。然而，在许多人眼中，这更像是将国内治理模式向外延伸的工具。在“一带一路”政策遭遇失败后，习近平已然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却仍以极权体制为依托，试图通过病毒控制全人类，令全球人民在三年疫情中饱受苦难。 这一理念强调话语权主导、政治统一和制度自信，却刻意回避权力监督与个人自由。当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瓶颈时，这种外向叙事成为新的政治工具，用以扩大影响力，同时缓解内部压力。 回顾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驱动，还是习近平的全球叙事，其核心逻辑始终围绕权力的维系展开。尽管各阶段的策略和口号不断变化，但其根本目的始终未变。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这样的逻辑带来的并非所谓的共同命运，而是持续不断的结构性束缚。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Reflections on Visiting Gloria’s Art Exhibition Author: He YuEditor:...

人道中国于12月18日在六四纪念馆举办为国内政治犯寄贺卡活动。王炳章的外孙女在会上发言。 《在野党》杂志社收稿部代理部长彭小梅用贺卡为国内政治犯送上慰问。 周锋锁在每年如期进行的给狱中政治犯寄贺卡活动中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https://youtu.be/FupZtfbWd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