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https://youtu.be/ZmUrKXvDX-4

作者：毛一炜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我是中国民主党员毛一炜。这张照片是2024年9月，我站在六四自由雕塑公园前，举着“END CCP”的牌子。从初中开始，我就学会了“翻墙软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看到了中共独裁的真面目。六四屠杀、言论封锁、对异议者的打压，让我彻底明白，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还没有得到平反，中共依然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统治。我坚决反对中共独裁，要求民主宪政。为了六四，为了民主，为了自由。 Rejecting CCP Indoctrination: Walking the Path of Self-Awakening Author: Yiwei Mao Editor: Jie Zhao Managing Editor: Lili Hu Translation: Lyu Feng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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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兴贵（大陆）编辑：韩唳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一位从集中营地狱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曾留下这样的哀叹：“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绝不是最好的人，那些最好的人，早就死了。” 这句话如丧钟般回响，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在极权的碾压下，道德不仅脆弱，甚至可能成为通向死亡的陷阱。 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内，生存是唯一的驱动力。你勇敢吗？若你反抗暴虐的看守，等待你的可能是枪口或绞架。你善良吗？若你将仅有的面包分给饥饿的同伴，你可能因此先倒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的实践往往意味着自我牺牲，而生存则要求妥协甚至背叛。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道德的逆淘汰”。在极权体制的压迫下，那些坚持原则、坚守良知的人，往往最先被淘汰。幸存者并非最善良或最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学会了适应环境的人——他们可能更谨慎、更懂得隐藏，甚至更自私。这并非人性本恶，而是极权体制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它让有道德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奢侈品。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有句谚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句古谚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何在一个社会中，恶行能换来荣华富贵，而善举却导向万劫不复？答案，深藏于制度的肌理之中。 一、权力至上：奖恶罚善的制度根源 我们必须直视极权制度的本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其中法律、道德、资源都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在这样的环境中，规则不再公平，而是成为权力的附庸。 为什么“杀人放火”能换来“金腰带”？因为这些恶行往往直接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极权体制需要通过暴力、恐吓和绝对忠诚来维持统治，那些愿意执行“脏活”的人——无论是镇压异己、制造冤案，还是掠夺资源——都被视为“有用”的棋子，并因此获得财富、地位和特权。 反过来，“修桥补路”这样的善行却难以立足。因为它服务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在极权者眼中，这种行为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因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于是，善行者不仅得不到回报，还可能被打压、被遗忘，这便是“无尸骸”的悲哀根源。 二、效率与控制：为何体制需要“恶” 极权体制之所以会“扬恶”，是因为“恶”在短期内是维持其运转的更“高效”的工具。 1. 权力的控制需求。 为了确保绝对服从，统治者必须通过恐惧和压迫来消除异议。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它限制自由、压制人性。而“善”的特质，如宽容、多元、同理心，与集权的目标天然冲突，甚至被视为软弱。因此，执行暴力任务者被视为忠诚的“自己人”并得到提拔，让恶行成为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 2. 社会控制的效率。 在极权逻辑中，效率优先于道德。恶，如暴力、监控、惩罚，能快速压制反对声音，建立表面秩序；而善，如对话、妥协、包容，则需要时间和信任，成本高昂且结果不可控。设想一位村民自掏腰包修路，方便了乡亲，却可能得罪了控制运输生意的权贵，结果不仅得不到感激，反而可能家破人亡。 因此，极权制度中的“善”往往是策略性的，它服务于权力控制，而非源于真正的道德追求。在这样的绞肉机中，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被系统性地碾碎，这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败，而是制度的必然之恶。 The Moral Essence Under Totalitarianism Author: Zhang Xinggui (Mainland China)Editor: Han Li Chief...

——狱中寄朱虞夫先生暨诸友  作者：吕耿松  休弹男儿泪。怅人生，狙公有术，财迷纸醉。最忆皋亭山上路，（1）弼教坊口苍水。（2）数历历、千秋功罪。吟罢石灰胸臆促，(3)更栖霞岭畔风篁翠。(4)壮志在，应不悔。 悲歌击筑惊魑魅。(5)抗暴秦、大泽苦雨，(6)项刘兵锐。(7)常恨乾坤依然浊，难消胸中块垒。但盼得、日融冻蕊。(8)回首八卦炉内火，料催开遍地春蓓蕾。啼血处，赤县萃。 【注释】（1）文天祥在杭州皋亭山被捕。（2）张蒼水在杭州官巷口弼教坊被刑。（3）于謙墓在杭州三臺山，于謙写有《石灰吟》明志。（4）岳飛墓在杭州棲霞嶺。風篁：竹。（5） 築，古樂器；史載:荆軻刺秦，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燕太子丹及賓客皆白衣相送於易水。高漸離擊築，荆軻和之，士皆悲憤。（6）陳勝大澤鄉揭竿。（7）項羽、劉邦起兵伐秦。（8）南宋詞人吳文英《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  2010-07于杭州狱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To the Tune of He Xinlang: Sentiments — From Prison, Sent to Mr. Zhu Yufu and Friends By Lü Gengsong Hold back a man’s...

作者：汪听雨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haos of the People Abstract: Qihong’s projection protest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in f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