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作者：關永傑 摘要：香港人會館六週年活動引發作者反思海外香港社區的凝聚力，指出大陸民運應借鑑香港人的經驗，重視社區建設、互助合作與文化認同。 9月20日，我參加了美國香港人會館成立六週年的聚會活動。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紀念活動，但活動結束後，我卻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人在海外能夠逐漸形成這樣的社區凝聚力，而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卻一直很難做到？ 我之前認為大陸民運的組織能力，無法與有信仰力量和設有海外流亡政府的圖博人（藏人）相比，現在發現與香港人對比，也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美國香港人會館成立六年來，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宗旨：讓旅美香港人彼此連接，傳承香港文化，同時為香港人的權益、自由、民主和人權發聲。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打壓後，香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他們沒有因為香港的抗爭運動遭到暴力鎮壓，就認為事情已經結束。 館長Bruce在活動中說得很直接：只要香港還沒有恢復自由，只要這個專制政權還在，他們就會繼續抗爭，繼續為香港的民主自由發聲。 被邀請前來參與活動的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的發言，也讓我印象很深。他說，這六年來，大陸民運人士和香港人一直走在反共、反獨裁的道路上。我們共同見證了香港自由的淪陷，也見證了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依然不屈、頑強地堅持。他說，希望這種團結能夠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有一天香港自由、中國自由，共產黨垮台。 我覺得，真正值得大陸民運思考的，並不是這些口號，而是香港人為什麼能夠形成這樣的團結。 香港海外社區的發展，已經不僅僅是政治組織。例如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HKCC），從最初灣區的一個社區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覆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地的社區網絡。它連接新老香港移民，幫助新來的香港人適應當地生活，也提供職業、教育、保險、理財、體育和文化活動等服務。根據網上可查的資料顯示，目前已經至少在23個地點開展活動。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 因為一個人移民到海外以後，真正需要的並不只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一個可以認識人、找到朋友、獲得幫助、保存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區。而當這樣的社區建立起來以後，政治參與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事情。 這次六週年活動，我也看到一些平時並不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的香港人。他們未必是不關心香港，也未必是不勇敢。有些人仍然有親人生活在香港。他們知道一旦身份暴露之後，留在香港的家人可能會承受不可預知的壓力。因此，他們選擇低調，甚至不露臉。 但低調並不意味著沒有行動，有人在背後提供財力資助，有人提供場地，有人幫忙組織活動，有人默默地承擔各種事務。這也是一個成熟社區的力量，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站到台前，而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安全的範圍內參與。 反過來看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群體，這恰恰是我們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許多大陸人即使離開中國多年，仍然沒有真正擺脫原有的獲取資訊的環境和改變政治認知。海外華人數量如此龐大，但大陸民運組織與普通華人之間，卻始終存在很深的隔閡。於是很多流亡民運人士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資源，在海外不斷舉行抗議、紀念和聲援活動，卻很難把更廣泛的華人社區真正組織起來。 香港人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運動不能只有政治組織，也必須有社區；不能只有口號，也必須有互助。這才是美國香港人會館六週年給我的最大感受，這也是大陸民運真正值得學習的地方。 編輯：鍾然 校對：毛一煒 ...

美國香港人會館/撰文：關永傑 摘要：作者透過參與蔡英文訪美歡迎活動，重新認識海外台僑的身份認同，並從台灣的民主自由反思香港的現況，呼籲台灣人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 2026年10月5日的傍晚，舊金山灣區的微風帶著秋天的涼意。六點多，舊金山機場凱悅酒店門外就已經集結了上百人的歡迎隊伍，大家都在等待著卸任後因參與學術交流而首次訪美的台灣前總統蔡英文。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台灣人的相關活動，內心除了興奮，更多的是一種“時間不夠用”的緊迫感——我很想在這短短的相聚裡，多去感受和傾聽他們在這個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時代裡的一些個人感受與想法。 然而，溫馨愉快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過程中也帶著這個時代特有的複雜。在活動之前，我們以美國香港人會館的名義找聯絡人報名時，就應要求進行了一次“考試”，題目是近年涉及香港與大陸的一些政治事件，我們是真金不怕火煉，最終“順利入圍”。當然我們也十分理解主辦方是出於安全的考量，畢竟中共在近年進行的海外滲透無孔不入。另外，在小英總統還沒抵達前，我嘗試著向現場的一對年輕夫妻和一位女士搭話，但或許是因為聽出我不是台灣人的口音，他們顯得有些防備，不太願意多聊。直到08:11，小英總統的車隊終於抵達，從她下車到與大家互動、握手，整個過程大概只有短短的五分鐘。這五分鐘裡，全場都沉浸在一種近乎瘋狂的興奮與激動之中。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與在場歡迎的民眾握手互動 當歡迎儀式結束，大家開始回收旗幟與收拾現場時，我終於有機會向一位志工提出了我心中的疑問。我問她：“今天對參與者裝扮的建議，和現場佔大多數的旗幟、橫幅，為什麼都是綠色的？這是因為政黨的原因嗎？” 海外台灣同鄉會旗幟 她的回答徹底顛覆了我之前的刻板印象。她告訴我，這抹綠色的歷史遠比民進黨還要早，最初是老一輩台僑因為受到國民黨的威權迫害來到美國，在異國他鄉為了能認出彼此、記住自己的根，才用代表“大地之母”的綠色設計了最早的同鄉會旗幟。民進黨後來的主色調，其實是參考了海外台僑的這份精神象徵。 那一刻我才明白，這抹綠在海外並不是政黨的標籤，而是一縷連接著家鄉土地、屬於海外台僑的身份認同。這也解開了我們作為局外人一直以來的誤解。 除了顏色的震撼，現場另一個讓我感觸極深的，是一個卸任國家領導人的姿態。 看著前總統蔡英文在海外幾乎沒有太多防備的狀態下，與普通民眾進行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和握手，我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觸動。這絕非理所當然，這就是民主與自由一直以來最根本的底色。 當晚我除了在公共媒體上發布貼文，也瀏覽了大量的相關訊息，其中有一條推文讓我印象深刻。有人在蔡總統訪美的推文下問：“為什麼海外好像沒有人來抗議蔡英文？”下面有幾條評論回答得很透徹：“對蔡英文不滿的人肯定有不少，但他們不需要跑到海外來抗議，他們在台灣本土的總統府前、在街頭就可以天天抗議她。”這個回答太扎心了！反觀威權專制國家，人們只有到了海外才敢去抗議自己的領導人，因為在本土抗議的那些勇士，已經“被消失”。 這種強烈的對比，更加凸顯了台灣民主的珍貴。香港也曾經擁有過這樣的自由，如今卻成為了最真實的反面教材。台灣人，請一定要珍惜你們今天擁有的一切，希望香港的經歷永遠只是台灣人耳邊長鳴的警鐘，而不是台灣的未來。 香港人致台灣人的誠摯忠告 活動結束後，有人問我：“你大老遠跑來參與，也是站台灣‘綠營’的嗎？” 我的回答很簡單：誰能讓一個國家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保障人權且讓人民不需要生活在恐懼之中的社會，我就支持誰。我支持的不是哪一個陣營，而是這些價值。這個秋天的傍晚雖然短暫，但我不僅重新認識了那一抹代表土地與身份認同的台灣綠，也在這短短的五分鐘裡，真正感受到了民主該有的樣子。 編輯：鍾然 校對：王濱 翻译：戈冰 In the welcoming ceremony for...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作者：刘乐园 ...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