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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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香港人會館六週年活動後有感
作者:關永傑
9月20日,我參加了美國香港人會館成立六週年的聚會活動。
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紀念活動,但活動結束後,我卻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人在海外能夠逐漸形成這樣的社區凝聚力,而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卻一直很難做到?
我之前認為大陸民運的組織能力,無法與有信仰力量和設有海外流亡政府的圖博人(藏人)相比,現在發現與香港人對比,也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美國香港人會館成立六年來,始終沒有改變自己的宗旨:讓旅美香港人彼此連接,傳承香港文化,同時為香港人的權益、自由、民主和人權發聲。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打壓後,香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他們沒有因為香港的抗爭運動遭到暴力鎮壓,就認為事情已經結束。
館長Bruce在活動中說得很直接:只要香港還沒有恢復自由,只要這個專制政權還在,他們就會繼續抗爭,繼續為香港的民主自由發聲。
被邀請前來參與活動的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的發言,也讓我印象很深。他說,這六年來,大陸民運人士和香港人一直走在反共、反獨裁的道路上。我們共同見證了香港自由的淪陷,也見證了流亡海外的香港人依然不屈、頑強地堅持。他說,希望這種團結能夠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有一天香港自由、中國自由,共產黨垮台。
我覺得,真正值得大陸民運思考的,並不是這些口號,而是香港人為什麼能夠形成這樣的團結。
香港海外社區的發展,已經不僅僅是政治組織。例如 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HKCC),從最初灣區的一個社區中心,逐漸發展成為覆蓋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地的社區網絡。它連接新老香港移民,幫助新來的香港人適應當地生活,也提供職業、教育、保險、理財、體育和文化活動等服務。根據網上可查的資料顯示,目前已經至少在23個地點開展活動。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力量。
因為一個人移民到海外以後,真正需要的並不只是一個政治組織,而是一個可以認識人、找到朋友、獲得幫助、保存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區。而當這樣的社區建立起來以後,政治參與就不再只是少數人的事情。
這次六週年活動,我也看到一些平時並不公開參加政治活動的香港人。他們未必是不關心香港,也未必是不勇敢。有些人仍然有親人生活在香港。他們知道一旦身份暴露之後,留在香港的家人可能會承受不可預知的壓力。因此,他們選擇低調,甚至不露臉。
但低調並不意味著沒有行動,有人在背後提供財力資助,有人提供場地,有人幫忙組織活動,有人默默地承擔各種事務。這也是一個成熟社區的力量,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站到台前,而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安全的範圍內參與。
反過來看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群體,這恰恰是我們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許多大陸人即使離開中國多年,仍然沒有真正擺脫原有的獲取資訊的環境和改變政治認知。海外華人數量如此龐大,但大陸民運組織與普通華人之間,卻始終存在很深的隔閡。於是很多流亡民運人士只能依靠自己有限的資源,在海外不斷舉行抗議、紀念和聲援活動,卻很難把更廣泛的華人社區真正組織起來。
香港人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運動不能只有政治組織,也必須有社區;不能只有口號,也必須有互助。這才是美國香港人會館六週年給我的最大感受,這也是大陸民運真正值得學習的地方。
編輯:鍾然 校對:毛一煒 ...
在台灣前總統蔡英文訪美的歡迎儀式中,我重新讀懂了“台灣綠”與民主底色
美國香港人會館/撰文:關永傑
2026年10月5日的傍晚,舊金山灣區的微風帶著秋天的涼意。六點多,舊金山機場凱悅酒店門外就已經集結了上百人的歡迎隊伍,大家都在等待著卸任後因參與學術交流而首次訪美的台灣前總統蔡英文。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台灣人的相關活動,內心除了興奮,更多的是一種“時間不夠用”的緊迫感——我很想在這短短的相聚裡,多去感受和傾聽他們在這個國際形勢複雜多變的時代裡的一些個人感受與想法。
然而,溫馨愉快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過程中也帶著這個時代特有的複雜。在活動之前,我們以美國香港人會館的名義找聯絡人報名時,就應要求進行了一次“考試”,題目是近年涉及香港與大陸的一些政治事件,我們是真金不怕火煉,最終“順利入圍”。當然我們也十分理解主辦方是出於安全的考量,畢竟中共在近年進行的海外滲透無孔不入。另外,在小英總統還沒抵達前,我嘗試著向現場的一對年輕夫妻和一位女士搭話,但或許是因為聽出我不是台灣人的口音,他們顯得有些防備,不太願意多聊。直到08:11,小英總統的車隊終於抵達,從她下車到與大家互動、握手,整個過程大概只有短短的五分鐘。這五分鐘裡,全場都沉浸在一種近乎瘋狂的興奮與激動之中。
台灣前總統蔡英文與在場歡迎的民眾握手互動
當歡迎儀式結束,大家開始回收旗幟與收拾現場時,我終於有機會向一位志工提出了我心中的疑問。我問她:“今天對參與者裝扮的建議,和現場佔大多數的旗幟、橫幅,為什麼都是綠色的?這是因為政黨的原因嗎?”
海外台灣同鄉會旗幟
她的回答徹底顛覆了我之前的刻板印象。她告訴我,這抹綠色的歷史遠比民進黨還要早,最初是老一輩台僑因為受到國民黨的威權迫害來到美國,在異國他鄉為了能認出彼此、記住自己的根,才用代表“大地之母”的綠色設計了最早的同鄉會旗幟。民進黨後來的主色調,其實是參考了海外台僑的這份精神象徵。
那一刻我才明白,這抹綠在海外並不是政黨的標籤,而是一縷連接著家鄉土地、屬於海外台僑的身份認同。這也解開了我們作為局外人一直以來的誤解。
除了顏色的震撼,現場另一個讓我感觸極深的,是一個卸任國家領導人的姿態。
看著前總統蔡英文在海外幾乎沒有太多防備的狀態下,與普通民眾進行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和握手,我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觸動。這絕非理所當然,這就是民主與自由一直以來最根本的底色。
當晚我除了在公共媒體上發布貼文,也瀏覽了大量的相關訊息,其中有一條推文讓我印象深刻。有人在蔡總統訪美的推文下問:“為什麼海外好像沒有人來抗議蔡英文?”下面有幾條評論回答得很透徹:“對蔡英文不滿的人肯定有不少,但他們不需要跑到海外來抗議,他們在台灣本土的總統府前、在街頭就可以天天抗議她。”這個回答太扎心了!反觀威權專制國家,人們只有到了海外才敢去抗議自己的領導人,因為在本土抗議的那些勇士,已經“被消失”。
這種強烈的對比,更加凸顯了台灣民主的珍貴。香港也曾經擁有過這樣的自由,如今卻成為了最真實的反面教材。台灣人,請一定要珍惜你們今天擁有的一切,希望香港的經歷永遠只是台灣人耳邊長鳴的警鐘,而不是台灣的未來。
香港人致台灣人的誠摯忠告
活動結束後,有人問我:“你大老遠跑來參與,也是站台灣‘綠營’的嗎?”
我的回答很簡單:誰能讓一個國家成為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平等、保障人權且讓人民不需要生活在恐懼之中的社會,我就支持誰。我支持的不是哪一個陣營,而是這些價值。這個秋天的傍晚雖然短暫,但我不僅重新認識了那一抹代表土地與身份認同的台灣綠,也在這短短的五分鐘裡,真正感受到了民主該有的樣子。
編輯:鍾然 校對:王濱 翻译:戈冰
In the welcoming ceremony for...
“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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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事件:信息失真与高压维稳下的民意困局
作者:马群编辑:黄吉洲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2026年3月,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一起围绕殡仪馆建设项目的争议,在短短数日内迅速升级为持续性的群体性冲突,并引发外界关注。
3月16日,信宜市政府发布“颐福园”殡仪馆项目公示,拟选址马六塘,项目投资约1.45亿元,计划于当年3月至12月建设完成。公示称,项目周边500米范围内无居民。然而,这一说法很快遭到当地村民的普遍质疑。
多位村民反映,此前相关土地征收是以“修建励儒大道”的名义进行,并未明确告知将建设殡仪馆项目。更令村民不满的是,实际选址与官方公示存在明显差距:距离旺埇村不足700米,距五胜村约200米,附近还有一所小学约600米。对于一个具有明显邻避属性的公共设施而言,这样的距离使村民难以接受,也加剧了对政府信息透明度的质疑。
3月17日,数百名村民前往村委会聚集,要求政府撤回项目并公开真实情况。随着现场警力增加,局势迅速紧张,防暴警察进场维持秩序。在随后的冲突中,警方采取强制措施驱散人群,现场出现推搡与混乱,有村民受伤并被带走,矛盾由此激化。
3月18日至19日,抗议行动进一步升级。部分村民转至信宜市政府门口集结,挥舞国旗、高喊口号,表达诉求。随着情绪升温,现场出现向警方方向投掷石块和鸡蛋的行为。与此同时,警方不断增援,对周边道路实施封控,双方形成持续对峙。有消息称,部分村口一度出现停电情况,使外界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状况。
在连续三天的冲突之后,当局迅速加强管控措施。自3月20日起,大量特警力量进驻水口镇及周边区域,强化巡逻与布控,试图以高压手段遏制事态扩散。村庄整体氛围趋于紧绷,人员流动与信息传播均受到明显限制。
然而,3月25日,在持续高压之下,仍有村民再次走上街头表达反对立场。这一行动发生在管控尚未解除的背景中,因而更具象征意义:即使在强力压制之下,部分民众仍选择发声,而非完全沉默。
从整个事件的演变来看,这不仅是一场典型的“邻避冲突”,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是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当官方公示与民众感知出现明显不一致时,信任基础便会迅速动摇。其次,是决策过程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对于高度敏感的公共设施选址,如果缺乏充分沟通与协商,任何单方面推进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弹。
更值得关注的是应对方式。当局在冲突升级后,主要依赖警力介入与高压管控来恢复秩序。短期来看,这种方式能够迅速降低街头对抗的强度,但从长远看,却可能加深对立情绪,使问题从具体项目争议,转化为更深层的信任危机。
3月25日村民的再次集结,正说明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高压可以压低声音,却难以消除不满。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诉求并不复杂——不过是对生活环境、安全感以及基本尊严的守护。当这些最基本的关切被忽视时,街头便成为最后的表达出口。
在现实条件下,这类抗争往往难以改变既定决策。项目或许仍将推进,参与者也可能承受各种压力。从结果来看,这似乎是一场难以取胜的行动。但其意义,并不止于结果本身。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制度性表达渠道不足时,社会张力终将以更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信宜事件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村民的呐喊,也许无法立即改变项目走向,却让人看到,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中,仍有人试图守住最基本的权利与尊严。
如果类似问题的根源得不到正视,那么信宜不会是孤例。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维稳”,而是如何让民众在不走上街头的情况下,也能被认真倾听。
The Xinyi Incident: A Public Opinion Dilemma Under Information Distortion and High-Pressure Stability Maintenance
Author: Ma QunEditor: Huang Jizhou Proofreader: Kong...
尋找錢辰昌:即使再平凡的人,也不應該被無聲消失
作者:關永傑 March 23, 2026
編輯:鍾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錢辰昌,他出生於1969年,江蘇揚州人,中國民心黨創辦人,《鳳凰訓》作者。他與我是2023年初在Twitter上認識。那時,他已經從中國一路輾轉到了老撾,處在一種近乎流亡的狀態。他帶著一本尚未出版的《鳳凰訓》手稿,也帶著一個宏大的理想——推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
(錢辰昌,2024年2月14日,紐約曼哈頓六四紀念館)
我們並不是完全認同彼此觀點的朋友,但一直保持聯繫。在他決定前往美國之前,曾把整整六百多頁的手稿拍照發給我保存,作為備份。2023年7月他到達紐約,在那裡他參與活動,發展黨員,出版書籍,但一切進展未如他所願。2024年12月,他仍處在等待庇護身份開庭的狀態下,毅然離開美國,前往東南亞繼續發展他的事業。
在2026年2月,他再次讓我震驚,他突然打電話通知我:他決定回中國。
我當時強烈反對。我告訴他,這樣做非常危險。但他說了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他說,推翻中共的主戰場一定是在中國大陸。
他選擇開車從雲南邊境進入中國。他還對我說,如果48小時之後仍然沒有聯繫,希望我能為他發聲。那是我和他的最後一次對話。
從那之後,他已經失聯40天。
在錢先生失聯48小時後,我曾為是否應該在網絡上為他發聲而糾結了幾天,我害怕將他的信息公開,會對他不利。在某一次活動中我就這件事請教了灣區的一位民運前輩,前輩跟我說:既然錢辰昌在過關前給你發了那條信息,他也意料到自己會面臨這樣的風險,假若他現在已經在中共的監獄中了,你還不為他呼號,他很有可能就會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還有比這更壞的結果嗎?
是的,一個人,可以被質疑,可以被責罵,可以被審判,但不應該被無聲地消失。
錢辰昌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不是公眾人物,不是知名領袖,甚至他的很多想法及行為,也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但這恰恰就反映出,如果連一個普通人都可以這樣消失,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
這些年,我們見過一些有名字的人,他們的事跡傳遍全球:
站在北京四通橋上的彭立發,將墨水潑向獨裁者頭像的董瑤瓊,教學樓前舉起白紙的李康夢……他們因為那一刻的壯舉而被世界記住。但即使事件如此轟動,他們的處境至今仍缺乏公開透明的信息。
與此同時,還有更多人,他們沒有名字,沒有被持續的關注,甚至連零碎的記錄也沒有留下。
你們還能記起北京鳥巢玲瓏塔女士嗎?你們對深圳東門舉牌哥還有印象嗎?白紙運動時各高校中站在前列的學生現在都還能正常上學嗎?
他們可能只是短暫地出現在網絡上,然後迅速被刪除、被遺忘,像一顆石子投入大海,連一圈漣漪都來不及留下,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後來發生了什麼。
在最近灣區的一次分享會上,有人提到一個問題:為什麼華人在海外可以成為奧運冠軍、諾貝爾獎得主、大牌教授、成功的企業家,卻在政治上始終沒有相應的影響力?
有人給出的答案是:因為大多數華人只關心自己。這個解釋聽起來有點道理,但並不完整。
因為我們忽略了一點,那些願意站出來的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控制力異常強大、資源高度集中、並具備全球影響力的對手。在這種高度不對稱的環境下,仍然有人選擇發聲、記錄、行動……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莫大的勇氣。
當他們已經做出選擇,並為此付出沈重代價的時候,我們至少不應該讓他們消失得悄無聲息。
所以,我想表達的其實很簡單:我們呼籲關注錢辰昌。
當中國民主人權聯盟得知這個信息後,馬上響應併發起行動。2026年3月22日下午,在舊金山灣區的San Jose City Hall舉辦了一場“聲援錢辰昌”的活動。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灣區負責人李海峰在活動開場介紹時說,錢辰昌雖然不為人熟知,但普通人同樣值得被聲援。他為理想行動、冒險回國,如今失聯,我們有責任為他發聲。
同是中國民主人權聯盟成員的張勇則表示,民運群體中,“知名人士”畢竟是少數,而大多數都是像錢辰昌這樣名不見經傳的人,而真正支撐起整個群體的就是這大量默默無聞的人,他的純粹和選擇值得重視,也提醒我們:這些人,才是這個群體的基礎。
來自“南粵獨立”團體的鄭永華也前來聲援,他說:從未認識錢辰昌,甚至與錢先生的政治立場也不完全相同,但並不影響他前來聲援,我們應該為任何一個被專制獨裁壓制的人發聲。
中國民主黨黨員、活動召集人之一的周志剛更多的是擔心錢辰昌先生現在的安危,希望有更多人的關注,會讓有關部門有所忌憚。
其他前來參與活動並且發言聲援的人士還有:何冬玲、莊帆、惠汝濤、楊坤、葉良泉。未能前來參與的馬湘平,提前為活動寫好了橫幅。
同一時間,位於洛杉磯的中國民主人權聯盟南加州分部,也由史慶梅、何興強、彭小亮帶領,在中共國駐洛杉磯領事館門前舉行了一場同一訴求的活動,中國民主黨創辦人之一的朱虞夫先生到場支持。
(照片由中國民主人權聯盟南加州分部提供)
我們絕不應該遺忘那些被看見的人,但更要記住那些來不及被廣泛關注的人。
如果有一天我們身邊有一個平凡的人消失了,而沒有人發聲,那麼沈默就會成為一種默許。而當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被消失的,就不會再只是“某一個人”。
Searching for Qian Chenchang: Even...
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白发老人
作者:郑伟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人们习惯把目光投向强者,仿佛只有掌握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书写时代。然而真正推动社会前行的,往往是那些在关键时刻选择站出来的普通人。
广东信宜的民众抗争持续多日。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中,一位白发老人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没有退缩,只是举起手中的一枚鸡蛋。
那一刻,没有激烈的动作,却令人震撼。
她没有力量优势,没有任何防护,也没有现实意义上的胜算。从表面看,这是一场悬殊的对峙。但她依然站在恐惧与压力面前。这个简单的举动之所以沉重,不在于它能改变什么,而在于它表达了一个态度——不再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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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勇士
文:林养正编辑:Geoffrey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两千二百年前, 一位名不见传的燕国使者,以秦国叛将之首和割地契约为见面礼,面见秦王。 他对面的,是普天之下最有威势之人。强大,冷酷。他的目光里,透露着一股属于上位者的威严。那是身拥百万雄兵,踏遍八荒,横扫六合,连灭韩赵,即将掌控天下的人才有的威严。 但他凌然不惧。缓缓为秦王打开地图。 当地图全部打开的一瞬间,情况突然发生了剧变。一把匕首,出现在地图中,使者的手握着匕首把柄。 在同一刹那,使者握着匕首,朝着秦王胸膛狠狠地刺去。这位小小使者,逆天逆命而行,试图终结这位上位者,试图以一人之力做到数十万大军无法做到的事情,试图拯救天下苍生。
最终,因朝廷内安保森严,这位使者失败了,没能打破天道,逆天改命。 但他的精神,却永久地流传下来,流传了不止百倍于这位秦王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时间,流传到了今天。 两千二百年后。 一位名不经传的电磁学家,以装修工人的装扮为掩饰,登上天桥,面见全体国民。 他将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一言九鼎的人。他排除异己,修改宪法。将所有跟他意见相左的人,通通斩灭。乃至一言而将十四亿人关在家中三年,害死和自己观点不同的二号总理。他也想和两千二百年前的那位一样,登基为帝,大权独揽,甚至同样妄图长生不死。 但他同样凌然不惧。缓缓展开横幅,打开音响。 当横幅全部展开的那一刻,吸引了闹市区,车水马龙,每一个人的目光。“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以及,“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就像一把尖刀,把一介草民代表全体中国人发出的诉求,狠狠地刺进了中南海的心脏。 他同样作为一介凡人百姓,试图逆天逆命。他以自己为全国的榜样,向全国人民发出抵抗暴政的呼吁。
他试图号召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团结起来,罢工罢课,走上街头。试图以一己之力拉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做到美国总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让民主和人权的光辉照耀中国大地。 最终,因习皇威势过盛,这位凡人失败了,没有阻止习近平的第三连任、大权独揽。 但似乎,又没有完全失败。他的精神,同样流传了下来,塑造了一个月后的白纸运动,以及后续的天桥勇士方艺融、梅士林,以及千千万万的勇士。他以一具布衣百姓之躯,发出了让意欲称帝的独裁者颤抖的声音。 两千二百年前的他,明知此行必死无疑,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秦都咸阳的道路。因为他的燕国弱小,无法抵抗秦军的灭国攻势。
于是有此一行,此行为了天下,为了苍生,为了燕国,也为了其余五国。...
《政治民主》(三)权力的来源(第三期)
文: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人们经常说某人有权某人无权,那么什么叫权力呢?权力就是支配别人的强制力,在遇到不服从时,使对方受到各种惩罚的能力。当人们事先就了解到服从的好处与不服从的坏处,形成了感觉上的默契,对某人的指令自觉服从,就可以认为该人拥有权力。如果服从没有好处或不服从没有坏处,权力就会动摇,权威就会丧失,只有奖罚分明,才能维护权威。
权力从何而来?一般来说,权力的来源有五种:威望、暴力、宗教、约定、财富。拥有其中一项,就可以拥有权力,而拥有三项以上,就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
一、威望
人有智商的高低,知识的多寡,能力的强弱,处理各种问题时所用方法的准确性、可靠性、周密性不同,因此成功率也就不同。知识丰富、聪明能干的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做事的成功率高,如果该人品德高尚,人们自然就会钦佩他、信任他,服从他作出的决定,他就会逐渐具有威望,威望的影响力无形中就会转换成支配力。但是,拥有威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更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在一个群体,只有极少数智能高强、品格高尚的人才能获得威望。
二、暴力
当一方不愿服从另一方时,另一方拥有的暴力能够强制对方服从,否则便可以惩罚对方,而对方反抗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和损失,甚至丧失自己的生命,使其不得服从。由此,暴力就衍生出了权力,拥有暴力的一方就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力。军队是用来实施暴力的专用工具,因此,也可以说,拥有军队就可以直接拥有权力。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仅依赖于军队的镇压和威慑而存在,则无异于一个强盗政府。
三、宗教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明的用来解释自身与自然界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意念性学说,许多宗教相信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的生老病死、旱涝丰歉、吉凶祸福,它们总结出人应遵守的伦理关系,如果违反,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而布道者和宗教领袖由于暗悉其中奥妙,能向人指点迷津,因而获得人们的崇拜。某些宗教在使人们相信了其教义的同时,也将宗教领袖进行了神化,使人们认为他是能够理解、代表神的意志的人,或干脆就是神,他的意志就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使得人们就象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服从他的号召,从而获得对民众的巨大号召力或支配力。
四、约定
一群权利(注:权力与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力是指强制他人服从的强力,权利是指自身拥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平等的人,事先约定好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按照规则公平竞争,获胜的一方取得某种利益,失败的一方放弃这种利益,这就是约定。如果失败方不遵守事先约定,旁观者便主动加入,胁迫败方遵守。竞争获胜后享有利益的大小,在事先约定的范围内,获胜者不得随意超越。在一个取消身份等级限制的自由平等社会,这是一种直接以自身能力取得权力的方法,解决了有限的资源在不够分配时出现的问题,并能使有能力的人在短期内脱颖而出,竞争过程本身往往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使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这种以公平竞争方式取得权利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将竞争规则文字化,约定双方共同遵守,已成社会活动照章有序化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财富
拥有财富者总是可以雇佣别人去干他想干的事,他可以用多给钱去鼓励对方,也可以用少给钱或不给钱去制裁对方,使对方服从他。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最常见,最广泛应用的雇佣与被雇佣现象。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与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兼容,与人类的智商、能力和本性相适应,为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可。
显然,如果社会体制能保证有威望的人,按公众普遍认可的规则,以公平竞争方式选出领导人,行使事先规定的权力,就能使社会既有高素质的人来为人民服务,又能保证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权力也不会被滥用,只有这种权力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权力。
(四)道德与法律
随着人口的增加,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有时这种冲突甚至会严重到威胁个人生存的地步,如果互不妥协,时常两败俱伤。因此,在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料变得逐渐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懂得合作的好处,即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欲望进行适当的克制,作出一定的让步,人们才能和平共处。这就有赖于人们共同遵守一系列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会使个人的行为受到某种约束,但这样做对大家对社会都有好处。这一系列人所公知的,共同认可的、不需要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就是道德,它是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稳定和延续而自发产生的,它的约束力依赖的是人的荣誉感和作为群体一员的责任心。在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人员流动,发展缓慢的传统社会,人们从小就接受传统道德的教育,并将其世代相传。当然,不遵守的人总是有的,但这些的人付出的代价通常是丧失威信、名誉或被排逐出群体。这种惩罚方式在固定群体内通常是有效的。
传统道德通常只注重熟人、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和个人义务,依靠家族戒律作为实施保障,对解决家庭与部族内部的矛盾行之有效,但对部族之间的冲突,陌生人之间、社团之间的争端时常无能为力。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迅速变化与发展的社会,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以致每代人的习惯都有所不同,道德规范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就会遇到问题。当人们的生活与居住流动性较大时,传统惩罚方式的有效性也会大大下降。这些因素都将使传统道德起到的维持秩序与安定的作用明显降低。由于传统道德的非文字化、含糊性、非强制性,对人的行为不能形成统一的约束,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复杂多样化,违反传统道德的人就会增加,结果,社会就会表现出道德水准下降,犯罪率上升。
最早设计的法律制度,就是要求部族之间放弃报复行力,由代表公正的第三方按规定程序,以机械式的审讯方法核定事实,制定惩罚方式和赔偿数额,以调节并最终终止私人争端和部落冲关。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民族习惯,将个人、社团、公司的行为准则及惩罚方式以文字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就形成了法律。
法律本身也可以被当作一种工具,可以为各种政府、阶级和意识形态所采用,为某个阶级服务,因此,法制本身仍然会存在合法不一定合理的现象。但是,无论什么政体的国家,依法治国都有好处,它能直接明确地告诉人们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统治者按既定的公布的法律来管理社会,防止下层官员凭一时兴起,以临时的命令和草拟的决议来专断行事,减少官僚的随意性对民众造成的危害。
法律较之道德的进步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容表现得更具体、更全面、具有强制性。由于它的执行者是全社会性的执法机构,无人能够逃避,从而使法律成为现代社会维持治安、解决争端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实行法治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第一,法律是否健全;第二,法律由谁来制定。这两个问题关系到法治是否能行之有效,是否准确、合理、公正。法律影响着社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其作用与传统的道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每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应当关心法律的内容。良好的法律,应能充分代表民意,反映民情,是道德的明文表达形式。
在文明社会,法律是为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要求全体公民共同遵守,因此,它必须能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它的颁布、修改、废除必须经过全体公民的同意或他们授权的代表的许可,否则,所谓的法律就不能被认为是合法的法律。
法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由社会的统治者或由他们指派的人员来制定。由于统治者有自己的地位、特权,他们的利益不可能与普通公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这种法律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修改法律。法律是辅助独裁者统治的工具,其作用与民众的需要背道而驰,不是用来服务于民众,而是用来管制民众。
法律的不健全的另一表现就是内容粗糙简陋,在许多问题上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或者不详细,含糊其辞,都会给民众造成困惑,给社会带来混乱,使法治的有效性下降,这种情况在专制制度下经常发生,结果大大增加了政府执法人员及司法人员的个人意志对法律的影响,使同样的法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实施情况,同样的案件经不同的法官审判,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百姓对执法人员的行为没有任何约束与控制手段时,这些滥用手中权力的现象就会泛滥,司法人员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法治成了人治。在后门、关系、贿赂比事实、证据、道德更能赢得官司的情况下,公民的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会受到素质低劣的司法人员的侵害,最终必将使法律本身威信扫地。我们经常听说的“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莫不包涵着对这种法律的蔑视。
法律的威信依赖于公众对其公正合理性的认可程度,任何一种被公众所蔑视的法律都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五)政体的种类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和政治体制,归纳起来,政府管理形式可以按四种模式进行分类:专制模式、经济模式、主权模式、民主模式,见下图:
1、专制模式
专制统治模式是人类生活社会化以后,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同时出现的一种最自然的统治模式,尽管原始,却也简便、稳定有效,任何人只要取得统治权,都会以自己的意志建立起能确保自己政令畅通的此种统治方式。
(1)君主家族政府:
政府的政治行为由一个世袭家族控制,一人按家族继承规则取得全部统辖权,成为世袭君主,其余家族成员把持政府各要害部门,血亲以外的人进入政府,处于只能利用,不能重用的地位,君主对百姓握有绝对的生杀大权。
(2)寡头独裁政府:
政府由拥有绝对权力的寡头一人控制,寡头与幕僚之间不一定有血亲关系,寡头通常以某种意识形态将部属聚结在一起,政府要员的行为不受家族纪律的约束,政治决策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易将国家拖入战争,决策效率高,失误大,损失严重,统治往往只能维持一代人。
(3)多头贵族政府:
国家政治行为由一批拥有对地方牢固的控制权的贵族或军阀把持,他们自己收税,甚至握有军队,政府领导人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依赖于他们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能很容易地调换政府领导人,国家很难形成一致的统一行动。
(4)政教合一政府:
政府大小官员兼任宗教的传教士,政府主要领导人被神化,成为民众崇拜的偶像,即便是错误的决策,仍然能被奉为圣旨得到贯彻执行,迷信色彩浓,排斥外来文化,对异议者施刑残酷。
2、经济模式
经济统治模式是指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所有、使用、分配方面的管理方式,经济模式直接而显著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方式。
(1)部落经济政府:
部落为基本生产单元,商品自给自足,部落之间甚少商品交易,内部成员劳动分工,财产公共所有,由酋长实行配给制,定期向君主缴纳贡品。
(2)土地册封政府:
政府或君主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土地册封给幕僚或大贵族使用,大贵族则将土地册封给下一级的贵族使用,最小的贵族则将土地封给农民使用,农民及下级贵族依次将自己收获的一部分缴纳给上一级贵族或君主,贵族不从事体力劳动,练兵习武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公有经济政府:
个人除极少量个人物品外不拥有任何财产,财产全社会共有,社会财富的生产、经营、分配、使用实际上由政府官员控制支配。
(4)私有经济政府:
个人社会财产的主人,政府对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提成。
3、主权模式
主权模式是指政府权力的产生及使用方式。
(1)单一制政府:
国家为一个独立、统一的社会形态,实行同一种法律和管理模式。
(2)联邦制政府:
国家由一批相对独立的小国组成,各小国在法律和管理模式上保留自己的地方特色。
(3)殖民地政府:
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和控制,政府官员由另一个国家指派,实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管理模式。
4、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是指国家的法律政策,政府行为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来控制的政治体制,实行法制,对政府领导人实行分权制和任期制,新闻自由,民选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
(1)君主立宪制政府:
国家有国王或皇帝,但只具象征地位,没有政治权力,权力由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掌管。
(2)总统制政府:
由经国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掌管国家的最高行政权。
(3)内阁制政府:
国家行政领导人由国会议员多数选举产生,通常为多数党领袖,如其失去国会支持,则需辞职。如国会随后不能以多数形成决议,提出新的首相人选,象征性的国家首脑国王或总统在总理的建议下可以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全民大选,产生新的议会。
(III) The Sources of Power
Written by: Zhu ZhengmingEdited by: Geoffrey Jin Proofread by: Cheng Xiaoxiao Translated by: Lyu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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