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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好之一
作者：华言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任志强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7岁。两个小伙子，没见过飞机，也没听说过相对论，更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纯属凭空虚构的乌托邦，而在中国，却捧为圣条，写入宪法，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两个年轻人闭门造车出来的乌托邦成了中国的国教，这不是愚昧无知吗？
在马克思那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指的是同一涵义；但在实践中，共产主义的完美性不可能实现，不能用现实的混乱来标榜共产主义在人间损害共产主义的伟大。理论家们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的神圣，将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中独立出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阶段，具有相对独立性。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兼具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混合性。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社会、经济哲学和思潮，社会主义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之缺陷基础上产生。社会主义可以简单的分为两个类型：一是革命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列-斯大林主义，宣扬阶级优越论，政治上采用暴力革命夺权，发动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武装暴动取得了国家政权。经济形态，都采用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温和版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称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指民主宪政之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改良，提倡和平改良社会，反对暴力，提倡混合经济，不反对私有制。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行，政治上提倡不同思想的党派共存。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每一历史阶段，都会因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相应的生产关系。但随着生产力持续发展，既有的生产关系将难以适应，并阻碍生产力进步，于是两者出现冲突，导致社会革命，最后促成新的更高阶的生产关系。欧洲、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本来最应该产生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却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
二、为什么要反对社会主义
杜光说：“历数近百年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是把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这一理论体系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中共的改革开放是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与堕落。计划经济要求命令-执行的体系来运转，必然是不平等的，导致人人平等的梦想消失了。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
概括而言：一是经济上，共产党没收私有财产，导致短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方都是缺衣少食的。二是政治上，共产党搞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现代版的专制皇帝，党天下。压制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通信自由、个人私隐保密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屏蔽并惩罚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不惜一切手段的伪造历史，避免让国民知道共产党的错误行径，营造伟大光荣正确的神话。
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最后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 , 无产阶级将会在新的国家里上升为统治阶层。
新阶级是一个掌握权力的集团。新阶级来源于官员队伍 ,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权力谋取特权 , 才有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的条件。新阶级内存在严格的上下等级之分。因为“新阶级 ”主要由党政干部组成，不同等级的官员享有不同的特权 , 越是高级的官员享受的特权越多。他们对上级唯命是从、明哲保身、高高在上、不问群众疾苦。他们是一批地地道道的官僚。新阶级在意识上推行垄断，不允许有别于自己的思想出现。人民内部的所有思想都被政府压制 , 自由和民主的风气已经全部丧失。
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 ”，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专制性质的思想。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正统思想的地位 , 排斥各种与自己的理论不相容的科学理论。 共产党不可避免地把专制主义带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中。
社会主义理念不仅是政治错误，更是道德错误。反社会主义不是政治问题，是良心问题，是光明生活与黑暗生活的选择问题。
三、不人道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说，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兴起，资本主义将在全世界灭亡。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纲领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是一种全局的、不可逆转的、永劫不复的失败。
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这三大体制为基本架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狂热地沉溺于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沉溺于无产阶级专政，沉溺于以暴虐的阶级斗争，推行同人类传统文明彻底决裂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实施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彻底、集中的一体化控制的计划经济，把人类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首先，是残暴剥夺地主富农特别是全体农民的土地和全体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全体个体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其次，将整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包括山脉、河流、矿山、森林等国有化，并对其进行掠夺性地开发，以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再次，对国人，特别是对农民实行残酷盘剥。对工人、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实行数十年一贯制的超低工资制，还对他们实行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最低限度的定量凭证供应制度，迫使他们勒紧裤带，缩衣节食，为国家节省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钱，用来生产。
在专制独裁体制下，整个社会按照一个人的意志、按照共产党设计的目标完全一致地、“一体化”地行动。共产党的头脑发起热来，紧跟着的全国亿万生灵也就都要跟着发疯了。其后果，真是罄竹难书。
四、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双胞胎
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都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经济上都强调经济控制，占领经济至高权；文化上都强调科学的、先进的文化，至于是什么不重要，他们决定了的就是科学的文化、先进的文化。
他们共同宣扬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张对社会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控制，都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代言人，都让社会、人民服从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建立意识形态，都对媒体实行全面集中的检查，都建立军事化的先锋党，都把国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镇压的基础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公审来完善国家机器。第一个共同特点是割裂人类社会，并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认为自己最高尚，都把自己作为宇宙真理的化身，对暴力和流血手段的无比尊崇，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和恐怖行为。第二个共同特点是热衷于控制社会、镇压异己、剥夺人民的自由，都严厉控制舆论工具，镇压言论自由。因为他们是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他们害怕人民利用言论自由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反抗他们的暴力；他们是黑暗中的动物，手中没有真理，而言论自由正是剥除他们伪装，还其本来面目的灿烂阳光。第三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反对自由经济而主张用国家机器来垄断经济命脉。第四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扩张势力范围而乐于输出革命甚至侵略别国。他们对内镇压、对外扩张，他们是现代专制主义的产物，是同胞兄弟。所不同的特征是细微的：社会主义模式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纳粹主义以种族划分为基础，纳粹主义是种族极权主义。
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社会主义还在中国横冲直撞。同样的基因，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历史命运。
Why Socialism Is Harmful...
王沪宁承认“四千万饿殍”与大饥荒真相
作者：冯仍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今天我读到一篇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长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十八大前夕刊出，经过五次修改才定稿，背景极其特殊。当年胡锦涛将要交权习近平，党内对“文革”记忆与现实政治暗流涌动。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所谓的“制度反思”，而是王沪宁亲口承认：“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过去，关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众说纷纭。官方长期回避，只用“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来模糊带过。而社会上、学界与海外研究，数字在2000万到4500万之间不等。直到王沪宁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身份明确写出“饿死四千多万人”，这就意味着：哪怕在体制内部，这一惨烈数字也被承认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共官方一直称1959—1961年为“三年自然灾害”或“困难时期”。但大量档案与学术研究表明，天灾并非主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就指出，1958-1960年各省的气象记录并没有显示严重的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政策性错误。
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构成了大饥荒的三大根源。1958年虚报产量 “放开肚皮吃饭” ，粮食被集中进公社食堂，农民家中颗粒无存。与此同时，国家继续高征购，导致农民人均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甚至只剩几两。河南信阳事件就是极端案例：虚报产量，强征口粮，结果至少一百万人饿死。讽刺的是，当地粮库依旧满仓，而农民宁饿死也不敢抢，正如学者胡平所说，这是此前血腥运动制造的恐惧在作祟。
至于“苏联逼债”的说法，更是事后推卸责任。档案显示，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还在1961年提供了上百万吨粮食援助。真正的决定，是毛泽东自行下令提前还债。
独立学者杨继绳的《墓碑》、冯客的《毛的大饥荒》，都提供了详实数据。杨继绳通过多年研究，认定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万人，共计7600万人生命消失。冯客则根据档案估算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中国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估算2200万，茅于轼、刘宾雁等均认定超过3000万。这些不同数字虽然有差距，但都指向一个结论：大饥荒是一场导致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巨大人祸。
而王沪宁的“四千万”说，正好落在学界共识的区间内。这说明，即便在中共最高层，内部知情者早已心知肚明。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心情异常沉重。一个政权如果连几千万生命的逝去都要掩盖、淡化、推诿，那么它的历史观和执政合法性就必然是脆弱的。王沪宁在2012年的文字，原本似乎想为体制“拨乱反正”，但他之后十年却成为新一轮极端主义的帮凶，这更凸显出中共内部的虚伪与自我矛盾。
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制度灾难。它揭示出高度集权、缺乏监督与信息封锁的政治体制，必然导致大规模的人道惨剧。社会制度不改，文革类灾难会反复重演。
几千万条生命消逝在饥荒的黑暗中，他们不是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们的饥饿与死亡，是历史永远抹不去的血账。无论当权者如何掩盖，真相终会昭然若揭。
Wang Huning Admits “40 Million Starved to Death” and the Truth of the Great Famine
Summary:In 2012, Wang Huning admitted in...
中国官场腐败的文化根源与体制反思
——从官本位教育到走向民主
作者：林小龙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引言
我曾经是一名中国的法官。在法庭与现实的双重场域中，我亲眼目睹了无数腐败的案例，也见证了许多干部的蜕变。他们中有的出身寒门，有的原本勤勉正直，但在体制逻辑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变得冷漠、贪婪，甚至与犯罪勾结。
流亡海外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反思。在国际社会的对比之下，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与顽固性：它既不是单纯的制度缺陷，也不是个体失德，而是一种文化与体制合谋的结果。一方面，延续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使整个社会普遍将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象征；另一方面，中共的独裁体制不仅没有打破这种思想，反而把它变成了巩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底层出身的干部尤显矛盾，他们在成长经历中积累的匮乏感和身份焦虑，使他们在掌权后往往走向“反噬式压迫”。
这正是我试图揭示的主题：中国腐败的根源在于文化与体制，而摆脱腐败的唯一道路是结束独裁、走向民主。
一、官本位思想的文化基因
1. 家庭教育与社会价值的单一化
在中国，几乎所有家庭教育都绕不开一个主题：“孩子要有出息，就要考公务员。”我在司法实践中见过很多家庭，即便已经供养孩子读到研究生博士，最终的目标依旧是进入体制内。社会的评价体系单一，将“官员”视作“人上人”，而忽略其他职业的社会价值。
2. 乡土社会的心理积淀
在广大农村与底层社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往往简单直白：“只有当官，家族才能翻身。”这种观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群体性的心理积淀。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成长，早早内化了“官即成功”的价值判断。
3. 社会流动焦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门槛逐渐提高。普通人若想改变命运，体制内的身份仍是最稳定、最可靠的路径。由此形成的“社会焦虑”，使官本位文化在现代社会愈加牢固。
二、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逻辑
1. 匮乏记忆的补偿性心理
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的干部，往往有着“穷怕了”的童年记忆。这种匮乏感会转化为补偿心理，使他们在掌权后急于通过权力换取财富，以弥补内心的不安全感。
2. 身份焦虑与社会区隔
他们担心被人看不起，担心被揭露“原本不过是个农民的孩子”。于是，他们会刻意通过压制底层群体来划清界限。比如，在征地拆迁、税费征收、治安管理中，底层出身的干部常常比出身优渥者更冷酷无情。这种行为是一种“身份宣誓”，以证明自己已完全脱离原阶层。
3. 权力依赖与腐败惯性
当权力成为确认身份的唯一依靠时，腐败就成为必然选择。许多落马官员都有类似经历：出身寒门，发迹之后却贪得无厌。他们的腐败，不仅是贪婪，更是心理补偿的本能反应。
三、体制与文化的共谋
作为法官，我深知：单靠法律是无法遏制腐败的，因为体制本身在助长腐败。
• 政绩导向的考核机制，逼迫干部追求短期数据，忽视长期民生。
• 社会对“官”的过度尊崇，让干部心理压力倍增，进而依赖特权。
• 缺乏有效监督，使得腐败行为可以长期隐藏，甚至被纵容。
最终，文化的执念与体制的设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腐败的温床。
四、中共独裁体制的放大效应
1. 权力高度集中
独裁体制将所有资源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当官”成为几乎唯一的社会上升通道。这不仅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使它合法化、常态化。
2. 监督的缺失
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民间组织监督，权力几乎零成本滥用。在这样的体制下，腐败成为一种安全的“制度性收益”，而非高风险行为。
3. 底层群体的双重受害
最残酷的是，底层群体在这种体制下既是腐败的受害者，也是官本位文化的受害者。他们本寄希望于“草根干部”能体恤民情，但现实往往相反：草根干部最先背弃底层。这种“背叛”，是我在司法案件与现实观察中最痛心的发现。
五、走向民主的必要性
1. 民主打破官本位
民主制度通过多元价值与社会认同，让不同职业都能获得尊重。成功不再等于“当官”，工人、农民、学者、企业家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2. 民主遏制腐败
在民主制度下，权力分立、司法独立、媒体监督、选举问责，可以让腐败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
3. 民主带来公平流动
个人不再依赖体制身份来改变命运，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创业、技能等多种途径实现阶层跃升。这能大大减轻干部的身份焦虑，从根本上减少“反噬”现象。
六、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未来
从东欧到拉美，从韩国到台湾，历史已经证明：独裁与腐败如影随形，而民主与清廉相辅相成。独裁体制必然制造腐败，民主制度才能逐渐削弱腐败。
中国也不可能例外。结束中共独裁，走向民主，既是政治选择，也是历史必然。这不仅是对制度的重建，更是对文化的重塑。只有在民主环境下，才能淡化官本位，培养公民意识，重建社会信任。
结论
作为一名流亡法官，我的结论是明确的：中国官场腐败并非偶然，而是文化与体制的合谋。官本位思想提供了腐败的文化基因，而中共独裁体制提供了腐败的制度保障。底层出身干部的反噬现象，更是揭示了这一合谋的残酷逻辑。
因此，中国若要真正根治腐败，必须迈出关键一步：结束独裁，走向民主。唯有民主，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文化，重建公平与正义，让干部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我林小龙作为流亡法官的亲身见证与沉痛呼吁，也是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The Cultural Ro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