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

声援江西良心犯，呼唤言论自由与人权的尊严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在沉默的土地上，总有人选择开口。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让空气变得不同；他们的脚步或许孤单，却为后来的路照亮了方向。 在某些地方，说出真话需要勇气，坚守良知更像一种冒险。当权力的墙壁越来越高，真相的光芒便只能从裂缝中透出。有人因此失去了自由，有人被迫隐入尘埃，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成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注脚。 "良心犯”一词由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的《被遗忘的囚犯》中首次提出。该词常与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有关。与政治犯不相同。良心犯可以指因政治见解、性取向、族群、宗教而入狱的任何人，也可以指因非暴力表达其信念而被监禁或迫害的人。 这个词语也许听起来遥远，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当表达与沉默、信念与顺从之间只剩一线之隔，一个社会的灵魂正在经受考验。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明，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财富与奇迹，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仍然相信真理的人。  江西维权人士李宜雪于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向警方指控后反被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关押56天。重获自由后，她又发声揭露自身遭遇等。12月22日，南昌官方通报，街道再次把她抓进了精神病院。江西省有关方面应立即依法释放维权人士李宜雪出精神病院！中国的“被精神病”历史必须被结束！ 中国江西南昌人张晓东在2022年11月15日被拘，2023年2月被检方控其涉嫌寻衅滋事，而证据是其在微信群、朋友圈、QQ群的言论，是典型因言获罪。2024年3月19日开审，同年5月获刑，二审维持原判，刑期：有期徒刑4年。8月28日获悉其由南昌第一看守所转至赣江监狱。张晓东无罪，释放张晓东！  中国江西维权访民朱玉芳，2006年，因其经营的4家洁具店被政府骗拆，且拒不兑现当时的拆迁协议，被迫走上维权之路，然上访10年，不仅毫无果效，反被地方当局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且被多次绑架、关黑监狱、 遭受酷刑、截访、遣返原籍。2016年11月14日，其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不服上诉，2017年1月13日，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后送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2018年5月25日，被减刑3个月提前释放；出狱后， 其一直就被枉法冤判申诉。2021年12月3日，因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就到法院门外举牌呼吁，12月11日，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警方再次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2年8月6日，终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5年12月10日；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已于2023年1月转到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  习近平统治中国已逾十年，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人士尽遭迫害。中国政府将文化和种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视为威胁，对他们实施特别严酷的镇压。数十万维吾尔人仍受监禁，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并扼杀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或许他们被关在高墙之后，或许他们的名字被刻意抹去，但良知不会被封存，真相也不会永远沉默。  一个社会，可以用权利维持秩序，却无法用恐惧维系信任。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掌控，而是聆听；真正的安定，也不是沉默，而是人心中仍有光。 所以我在此声援江西良心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抗议中国共产党打压异议人士！立即释放江西良心犯！停止政治迫害！ Reason and Conviction: Those Who Keep Speaking Ou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Jiangxi — A Call...

作者：赵雪峰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李聪玲 校对：林小龙 翻译：刘芳 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循环：反抗暴政、打倒旧主、再出现新的皇帝。从陈胜、吴广的起义开始，我们的政治故事就像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回圈。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带着热血与激情，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新的极权。我们一次次推翻不义的秩序，却始终没能学会——如何限制新的权力。 一、起义有勇气，但没制度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这句呐喊，点燃了平民反抗的火种。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们也想当家做主。但他们打碎了旧秩序，却没建立起新的规则。此后两千年，历史一再重演：靠愤怒起事，靠暴力夺权，靠个人权威维稳。旧皇帝倒了，新皇帝照旧。百姓换了旗号，却没换命运。 二、朱元璋的“暴力模板” 自秦以后，独裁的模式被制度化了。到了朱元璋，独裁更加变本加厉。他从乞丐变成皇帝，用铁血手段统一天下，却也建立了一个恐惧维系的国家。功臣被杀、官员噤声、百姓沉默。朱元璋确实结束了战乱，但他让整个社会学会了一个危险逻辑——“服从才能换来安全”。这种逻辑，成了后来几百年专制政治的底色。 三、太平天国：理想变成灾难 太平天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初看似为民请命。可一旦掌权，就迅速堕入另一种极端：以“天王”名义行独裁，动员靠信仰，统治靠军权。理想越伟大，现实越荒唐。这场运动的结局告诉我们：没有制度的理想，越纯粹就越危险。 四、现代化的歧路：列宁式党国的崛起 进入近代，中国也尝试过现代化——宪政、议会、地方自治。但军队未国家化、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结果，仍是谁有枪谁说了算。中共就在这种乱局中崛起，借助列宁式党军体系与意识形态控制社会。革命成功后，他们立刻用“历史使命”取代了“人民授权”，让中国走进了一个“现代外壳包裹下的极权时代”。 五、独裁怪圈为什么打不破？ 第一，掌权者怕失去权力、怕被清算，于是只能继续高压维稳；反对派又不信任制度，只能以非常手段反抗——信任崩塌，循环永续。 第二，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没有独立的媒体、工会、社团、学术空间，公共讨论的土壤贫瘠。 第三，法治被工具化。法律不是为了限制权力，而是为了维稳。 第四，科技进步反而让监控更高效，独裁的成本越来越低。 六、海外民运的盲点：反共不等于民主 很多人以为，只要“反共”就是民主派。但反共的理由千差万别：仇恨、民族主义、权力欲……都有。 问题在于，民主不是推翻谁，而是建立规则。在一些民运圈中，常见三种误区：一是先定罪、后程序；二是用个人崇拜代替制度建设；三是热闹很多，规则很少。如果反抗只是喊口号、发声明，而不能形成制度化力量，那就只是另一次轮回。 七、走出怪圈的路：制度、社会与文化 中国要想摆脱独裁，不靠圣君，而靠三样东西： 制度上：军队国家化、权力分立、司法独立； 社会上：发展自治社团，让公民能在规则中合作； 文化上：从“英雄崇拜”转向“制度信任”，从“谁好谁坏”转向“是否可监督、可更替”。 民主并不浪漫，它只是让人“可以预期、不再害怕”的生活。 未来或有不同路径——渐进改革、危机重建、或外部规则推动——但无论哪种，都必须防止倒退。 新闻自由、政党竞争、选举透明、任期制度——缺一不可。 只有让权力能上能下、能查能罚，中国才可能真正告别“换皇帝不换系统”的宿命。 从陈胜吴广到朱元璋，再到太平天国与中共，中国的历史像一场无休止的循环剧。每一代人都热血地在问：“要推翻谁？”却极少有人认真思考：“权力该如何被约束？” 真正的民主，不靠激情革命，而靠冷静的制度建设。 当反抗的怒气化为规则，当人们学会信任程序胜过领袖！ CCP Dictatorship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y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Cycle of Despotism” Author: Zhao XuefengEditor: L Zhiyang    Executive Editor: LI Congling Proofread: LIN Xiaolong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From...

作者：张宇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韩瑞媛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独裁者背后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股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而敌手方面，则尽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志士，他们被暴发户当权者激怒。那些暴发户立足不久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他们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独裁者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从小就接受要“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教育。然而，随着我的成长和经历，我逐渐发现，社会的现实和共产党宣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让我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一、言论的不自由 自中国开展“清朗行动”以来，对网络言论管控逐渐升级，今年9月，已有多位知名主播账号在各大平台被突然消失。先是网红博主蓝战非、张雪峰被封禁消息传出，9月30日，网红“户晨风”在全网账号被永久注销或清空，这标志其彻底退出了国内社交平台。 在户晨风的一个视频中，他在街头看见一个老人，与老人交谈之后，知道老人每月仅仅只靠107元人民币，所谓的政府养老金生活。这段视频很快在网络上走红，登上热搜后迅速被删除。户晨风的账号首次遭到封禁，他一共有5次被封禁记录，其中2次为短暂封禁。今年自9月以来，户晨风已经历三次被封禁。 户晨风2024年4月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在直播中有观众突然问了他一个敏感问题：“习近平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户晨风当时被吓坏了并激烈地指责对方，他大声说，“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这种人疯了吧？”“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 但最终户晨风的账号还是被封。户晨风是属于比较大胆的中国人，但是即便如此。当他听到有关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问题的时候，仍然惊恐万分。这种对红色独裁的恐惧深深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更恐怖是：战战兢兢的户晨风当时因这个直播节目被封杀，现在又被红色恐惧的暴风扫出了中国国内社交平台。 二、信仰与人权被打压 目前中国官方承认的5大宗教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都有一个隶属于政府的协会，并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进行“指导和监督”，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 为表达“独立自主”的国家精神，中国政府自1950年起即将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分离，由政府指定的“爱国教会”管理，凡是不在“爱国教会”管理下的宗教活动都被指非法，受到镇压和迫害，这些教会被称为“地下教会”。此外，中国也为基督教成立了“三自教会”，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企图使中国的基督教走上自主自办的道路，但仍有许多基督教徒不愿接受“三自教会”管辖，选择在未经登记的家庭住所从事基督教宗教活动，这些教会被称为“家庭教会”。凡是未登记的宗教团体成员均不断遭受到政府当局的各种不同程度迫害，包括恐吓、骚扰和拘留，特别是被其定位为「邪教」的法轮功组织。 在坚持无神论的前提之下，中国政府打压迫害宗教的方式通常是把教会组织定性为外国阴谋渗透组织，强力取缔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各种教会组织，动辄将神职人员拘押或下放劳改，并强迫教徒加入政府所操控的“爱国教会”，2004年9月蔡卓华因领导6个“家庭教会”并出版宗教杂志被秘密逮捕，公安部即将这起案件定义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境外宗教渗透案。 在人权方面，有媒体和组织指控中国政府利用再教育营的名目，大规模且非正当的扣押数以百万计的本国维吾尔族穆斯林，以及少量的基督徒和外国公民（尤其哈萨克斯坦公民）。再教育营内部条件恶劣，部分被关人员时常经历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等，甚至死亡。还有媒体报道再教育营中存在语言及文化清洗、强制分离孩童父母和强制绝育等行为，亦有学者、媒体、国际组织及政客将新疆再教育营与文化大革命比较，称其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赴中国调查新疆人权问题的《联合国新疆人权报告》亦指出中国官方可能已犯下危害人类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声音并存，而不是用高压的方式去打压、恐吓。信仰自由是基本人权，但在中国，这个权利已全然丧失。 三、权力缺乏监督 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没有独立媒体的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反腐。这里的道理很浅显。经济学归纳个人的一般行为方式是自利 。商人和政治家更是如此，不然他们就没有兴趣在商场或官场上为钱为权为名博弈。因为执政者是自利的，他反腐的对象只会是侵犯他的利益或者和他利益无关的贪官，而不是他自己或者和自己名誉利益攸关的贪官。古今中外都如此。 习近平反腐目的是保住红色江山世代接班。如此可以解读当今中国反腐中的选择性。一，若要葬送红色江山的如批评现政权的民间反腐，是不允许的。二，刑不上红二代太子党。照理太子党权力更大因此腐败也更严重，但除了薄熙来因为要搞非组织活动企图抢班夺权之外，其他人安然无事。 任何权力如果缺乏制衡，最终都会腐败。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但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很多决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普通人往往成了代价的承担者，却没有发声的机会。 我逐渐明白，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热爱祖国，并不等于必须拥护共产党。真正的爱国，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能有尊严、有自由，能生活在一个开放、公正的环境里。共产党剥夺了人民这些基本的权利，那么反思和质疑它，就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关切。 正因如此，我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任。我相信，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应该有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应该让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说话的自由与尊严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The Fall of Dictatorial Regimes Author: Zhang YuEditor: Zhou Zhigang Executive Editor: Han Ruiyuan Proofreader: Feng Reng Translation:...

作者：冯仍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韩瑞媛     翻译：吕峰 2022年9月18日凌晨，贵州贵阳一辆运送密接人员的大巴翻车，27人当场遇难。三年过去，这场惨剧依然刺痛人心。 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事故”。它的根源在于荒谬至极的“清零政策”——为了掩人耳目，凌晨强行发车；为了执行命令，让司机疲劳驾驶、身穿防护服。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可以随意搬运的物件。结果，27条本不该消失的生命，硬生生被政策碾碎。 官方的道歉，根本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对体制的维护。说是“工作有纰漏”，下次会“更严密”。这意味着齿轮依然冷酷运转，牺牲只是继续被吞噬。把这样一起政策导致的群死群伤，说成单纯的“安全事故”，无异于再次羞辱死者。 真正可怕的不是大巴侧翻，而是人们的顺从与无力。“唉，老实听安排吧”，成了他们最后的心声。这种盲目信任和被迫服从，正是体制乐于制造的麻木。可这一次，它换来的是死亡。 三年后再回望，我们必须说清楚：这是清零政策的罪恶，是体制冷血的代价！27人不是倒霉，他们是被活生生推上绝路的牺牲品。记住他们，就是在追问：还要多少生命，才能让荒唐的政策停止？ Three Years Later: A Look Back at the Guizhou “9·18” Bus Tragedy Author: Feng RengEditor: Zhigang Zhou Executive Editor: Ruiyuan Han Translation:...

作者：张致君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2025 年 9 月以来，知名教育指导网红张雪峰在“九三阅兵”相关言论中称若发生“解放军攻打台湾”时他将捐款数千万人民币，相关言论在社交平台迅速发酵并引发争议，随后其多个主账号被“禁止关注”或被各平台标注违规并短暂封禁，官方舆论将其长期以来“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与此次言论联系起来予以批评。本张雪峰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否是中共官方对“战争话语”的管控边界、中央与地方媒体的信号传递存在何种机制、中共政权对社会动员与节奏的把控如何、以及商业化网红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市场竞争中的脆弱位置都是张雪峰事件中我们作为中台关系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纪念“九三阅兵”或相关大型阅兵讨论的语境中，张雪峰发表视频或直播言论，称若发生对台军事行动，他个人“至少捐款5000万，公司可捐1亿”的激烈表述，该言论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迅速传播并引起媒体与公众关注；随后河南省官媒等对其言论发表批评性评论并引发更广泛讨论。几周内，张雪峰旗下多个平台账号出现“禁止关注”或被标注“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并有官方或半官方媒体将其既往在教育领域的“功利化”导向与此次言论联系，认为其具有误导性或有损社会秩序。 要理解为何一个以教育咨询起家的网红会因煽动式战争言论而被“封关”，需从三条互相交织的政治逻辑出发：即国家对战争与对外行动叙事的节奏控制；对公共话语边界与“非官方动员话语”的排查；政治与商业化网红之间的利益与权力不对称。 对于台海战争话语的节奏，国家要控制“何时说、谁来说”。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关于使用武力、对外军事行动的议题并非普通社会话题，它涉及外交策略、军事部署、国际法后果、以及国际舆论的节奏管理。官方通常需要在信息发布与行动之间保持严格的节奏控制与战略时机，任何在官方未授权的情况下出现“倒计时”式或过于激进的言论，可能造成三类风险从而干涉中共下一步政治行为：对外交与军事部署的“过早暴露”或误导外界判断，影响外交斡旋空间与行动灵活性；造成内部社会情绪的非理性提升或群体极端化；在国际与两岸舆论中形成复杂信号，引发不可控的危机升级或被中共内部的政治对手利用。 基于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官媒对张雪峰言论迅速作出批评并在某些渠道删除相关批评，反映出中共官方在中台关系敏感议题上的高度敏感与快速反应机制。 中共通常允许并鼓励符合官方叙事、稳定社会的正面言论（例如宣传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等），但从目前中台关系来看，中共对“非官方的动员台海战争话语”持谨慎态度。张雪峰的言论具备“自发动员”和“募款暗示”的双重风险：一方面他以个人与公司名义宣称将为军事行动捐巨款，这实际上暗含着鼓动公众将战争视为某种消费或表演性的捐赠事件；另一方面，流量驱动的网红言论容易将极端情绪放大，形成社会情绪的自发蔓延。中共官方在整治 “极端对立情绪”时，会将此类言论视作需要清理的对象。多家评论指出其言论可能“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并将其与长期的“教育功利化”倾向并列批评，借此在道德与专业两层面削弱其公共话语的合法性。 观察本事件相关报道可以看到，张雪峰事件一方面出现了地方官媒（如河南大象新闻）对张雪峰公开点名批评的情况；另一方面有些媒体随后删除批评文章或调整措辞。此类现象反映出中央和地方媒体在敏感议题上的复杂互动：地方媒体有时会试图通过点名“顶流人物”来表现“维护社会秩序”的姿态，但一旦中央层面对该议题有更细腻或不同的节奏考量，地方媒体会被要求收回或软化表态。换言之，媒体既是信号发射器，也是信号接收器，地方官媒的迅速点名与随后处理，说明了在敏感外交军事议题上，媒体与政府之间存在即时的协调与纠偏机制。多家报道记录了官媒点名与删除的过程，更加显示这一点。 张雪峰作为“教育顶流”，依靠流量变现、付费课程与咨询等商业模式快速积累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并不等同于政治保护。事实上，在权力体制面前，网红的流量既是资产也是风险：一旦言论被定性为“扰乱社会秩序”或“有不当导向”，平台、广告主与监管机关可以迅速切断其变现通道并限制传播。报道显示，张雪峰的多个账号被禁止关注，平台以“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为由采取行动，更加反映出平台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同机制。对网红而言，参与政治色彩强烈的话题，尤其是在政府尚未统一节奏或表态前，极易将自己置于被动位置。而政府此前的社会性试探，对中台敏感话题的试探，只能从中共指定口岸输出，张雪峰事件恰是印证了这点。 中共官方控制媒体在批评张雪峰时，不仅针对其“鼓吹战争”的言论，也把其长期的教育主张列为批评对象，称其“教育指导极端功利化，可能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这种将即时政治问题与长期社会影响并置的做法，有两重政治功能：从价值层面削弱其社会信誉：把争议话语同其长期的“错误导向”捆绑，使其既在政治上失据，也在专业信誉上受挫；从制度正当性层面强调“公共教育应服务国家战略”：以“国家发展的人才根基”为理由，强调教育话语应与国家发展目标一致，从而扩大对教育领域话语的政治监管范围。 这种策略既是舆论驳斥的手段，也是扩大监管合法性的政治技术。多篇官方评论与省级媒体的批评，正是以“教育功利化”为切入点进行的道德化指控。 张雪峰事件并非个例，包括近期被封禁的户晨风，在中共治理逻辑下，权力—话语—市场三角关系为维系政权稳定和为政治服务更加明显。 权利方面，中台关系和台海战争部署属于高度敏感话题，国家对敏感议题有高度节奏化掌控权。中共政府对战争、主权等重大问题保持信息发布的节奏与话语主导，任何非官方的言论都可能被迅速遏制。 话语权上，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治理已成为延伸的政治治理工具，社交平台在监管敏感信息、限制账号功能方面具备可操作性，并在国家与平台间形成事实上的协同治理网络（例如通过“社区公约”“违反法律法规”标签实现快速处置）。 而有市场资源的商业化意见领袖在政治领域十分脆弱。流量与影响力虽然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但在政治敏感点上，流量并不保证安全，反而放大了被监管的风险。通过道德化批评也成为扩大治理正当性的常用策略，中共在处理“网红”问题上把个体问题与“国家长期利益”等高价值命题绑定，能够更容易争取公众支持并拓宽治理边界。 张雪峰事件表面看是一起因“激烈言论”而被处置的舆论事件，深层则反映出在中共政治生态中：中共对敏感议题的话语节奏有高度掌控，地方与中央媒体在言论管控上存在即时的校准机制；商业化网红在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红线面前极为脆弱；官方通过道德化与专业化的批评话语来扩充治理正当性。 张雪峰事件提示我们，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言论的自由与市场的私利容易发生冲突，而对这些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政府、平台与媒体在此事件中的协同治理轨迹，以及对“教育导向”“战争话语”双重维度的政治敏感，是导致张雪峰快速被封禁的政治选择结果。 在中共，能说什么话，是要政府批准的。哪怕有些政治风向是中共提前释放出来试探社会反应的，作为普通民众连跟从的资格都没有。 “妄议”政治在中共政权下，是一道高压线。 From Zhang Xuefeng’s “Donation to Invade Taiwan” Remarks to His Nation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