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9 月, 2025
贺新郎·感怀
——狱中寄朱虞夫先生暨诸友
作者：吕耿松
休弹男儿泪。怅人生，狙公有术，财迷纸醉。最忆皋亭山上路，（1）弼教坊口苍水。（2）数历历、千秋功罪。吟罢石灰胸臆促，(3)更栖霞岭畔风篁翠。(4)壮志在，应不悔。
悲歌击筑惊魑魅。(5)抗暴秦、大泽苦雨，(6)项刘兵锐。(7)常恨乾坤依然浊，难消胸中块垒。但盼得、日融冻蕊。(8)回首八卦炉内火，料催开遍地春蓓蕾。啼血处，赤县萃。
【注释】（1）文天祥在杭州皋亭山被捕。（2）张蒼水在杭州官巷口弼教坊被刑。（3）于謙墓在杭州三臺山，于謙写有《石灰吟》明志。（4）岳飛墓在杭州棲霞嶺。風篁：竹。（5） 築，古樂器；史載:荆軻刺秦，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燕太子丹及賓客皆白衣相送於易水。高漸離擊築，荆軻和之，士皆悲憤。（6）陳勝大澤鄉揭竿。（7）項羽、劉邦起兵伐秦。（8）南宋詞人吳文英《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
2010-07于杭州狱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To the Tune of He Xinlang: Sentiments
— From Prison, Sent to Mr. Zhu Yufu and Friends
By Lü Gengsong
Hold back a man’s...
打倒独裁者！从反思毛泽东开始
作者：袁强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从左到右：张睿信 秦雨斌 周志刚 李树青 袁强
2025年9月6日，美国加州旧金山中共总领馆门前，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举行每年一次的“毛泽东反思行动日”活动，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掩盖历史的谎言，要求中国结束极权统治，走向民主与法治。
活动旨在揭露毛泽东执政期间的血腥暴行，反思其带来的巨大人道灾难。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讲述毛统治下对社会、经济的摧毁。其不仅在国内制造灾难，还输出革命，扶植朝鲜金日成、柬埔寨波尔布特、古巴卡斯特罗、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等独裁者，给世界带来灾难。
参与者们强调，反思毛泽东不仅是追溯历史，更是对现实的警醒。众多参与者高举横幅与标语，高喊“还我同胞！还我土地！反对强抢！”等口号，表达对中共极权和谎言统治的强烈抗议。
Down with Dictators!
Begin by Reflecting on Mao Zedong
Author: Yuan QiangEditor: Hu Lili Responsibl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ion: Lyu...
中共宣传工作常识
作者：华言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一、宣传作为权力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体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其革命历史与意识形态需求。中共成立于1921年，早期作为一支弱小的革命力量，宣传成为其动员群众、凝聚力量的核心工具。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宣传以“唤醒民众”为目标，通过口号、标语、戏剧和歌曲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与民族救亡的诉求结合，成功塑造了“工农联盟”与“民族英雄”的形象。然而，这种看似“启发民智”的宣传，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通过简化复杂的政治理念，制造对立情绪，动员群众支持革命。
早期宣传的“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灌输，而非双向沟通。中共通过控制信息传播，筛选有利于自身合法性的叙事，压制异见声音。19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罪恶，忽略了社会变革的多维性。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凝聚了革命力量，但也埋下了思想单一化的种子，为日后宣传体系的高度集中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宣传从革命工具转变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机制。中共将宣传定义为“党的生命线”，通过中央宣传部等机构，将意识形态灌输嵌入国家机器的每个角落。宣传不再仅仅是动员工具，而是成为维护政权合法性、塑造社会共识的权力杠杆。这种转变标志着宣传从“启发”走向“控制”，其目标从动员群众转向统一思想，压制多元意见。
中共宣传学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观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认为宣传应教育无产阶级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设想的宣传是启发性的，旨在通过理性讨论唤醒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列宁主义对宣传的改造强调党作为“先锋队”必须通过宣传引导群众，赋予宣传强烈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共在继承列宁主义宣传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本土化，融入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教化”理念。儒家传统强调“以德治国”，通过道德教化塑造社会秩序，中共则将这一理念转化为“以意识形态治国”，通过宣传灌输党的价值观。
从理论上讲，宣传作为一种沟通形式，应当以事实为基础，通过理性说服实现共识。然而，中共宣传体系的理论基础却建立在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而非对真理的追求。其核心逻辑是：党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宣传的任务不是启发讨论，而是确保公众接受党的叙事。
二、宣传金字塔体系
1.中央宣传部：信息控制
中央宣传部作为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机构，是信息控制与意识形态管理的最高权力中枢。其职能涵盖制定宣传政策、指导媒体运作、审查信息内容以及协调全国宣传工作。表面上，中宣部以“引导舆论”为目标，但其核心任务是通过集中化控制，确保所有信息输出符合党的政治目标。
中宣部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其对媒体、出版、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全面监管。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机构名义上独立，实则受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通过发布“宣传指令”和“敏感词列表”，对媒体报道的内容、语气甚至用词进行细致管控。
中宣部的运作具有明显的“黑箱”特征。其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宣传政策的制定往往基于政治需求而非事实依据。中宣部通过延迟信息发布、控制报道口径，优先维护政权形象而非公众知情权。
2.地方宣传的执行：忠诚
地方宣传机构作为中宣部的下属执行单位，负责将中央的宣传政策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每个省级、市级、县级党委都设有宣传部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地方宣传机构的任务包括组织本地媒体报道、开展群众宣传活动以及监控区域内舆论动态。地方宣传机构必须严格遵循中宣部的指令，确保本地舆论与中央保持一致。地方媒体在报道重大政策时，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或中宣部指定的措辞，任何偏离都可能被视为政治错误。这种高度统一的要求，限制了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宣传策略的空间，导致宣传内容往往与公众需求脱节。
3.宣传垄断：压制多元声音
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司法机构乃至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协同网络，确保宣传政策在社会各领域得到贯彻。这种党政协同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宣传垄断，压制任何可能挑战官方叙事的多元声音。在制度设计上，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的联动通过“党政一体”机制实现。教育部门负责将党的意识形态融入教材，公安部门配合监控网络言论，文化部门审查文艺作品的内容。这种全方位的协同控制，确保了学校、网络、媒体及公共场所的信息环境均受党主导。官方叙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独立媒体、公民记者和非官方信息来源被边缘化甚至消灭。这种单一信息环境不仅限制了公众的知情权，还削弱了社会对复杂问题的讨论能力。这种垄断以牺牲思想多样性为代价，扼杀了社会创新与批判性思考。
4.民间“自愿”宣传：被操控的群众运动
除了官方机构，中共宣传体系还善于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宣传，形成所谓的“自愿”宣传。然而这种“自愿”往往是被操控的结果，背后隐藏着权力结构的强制性影响。民间宣传的典型形式包括“五毛党”（网络评论员）、志愿者组织以及群众性宣传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由民间自发组织，实则受宣传部门的直接指导和资助。
三、叙事操控：从“正面宣传”到选择性真相
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塑造有利于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公共认知。这种叙事操控以“正面宣传”为名，强调突出党的成就、民族复兴和社会和谐，但其本质是通过选择性真相，构建单一的、符合官方利益的现实版本。
“正面宣传”的核心策略是筛选信息，放大有利事实，掩盖或淡化不利信息。这种选择性叙事通过媒体、教科书和公共活动反复强化，旨在将党的形象与国家进步绑定。
情绪动员是中共宣传体系的重要策略，通过激发恐惧、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等强烈情绪，引导公众行为和认知。民族主义是情绪动员的另一核心工具。宣传部门通过突出民族自豪感，将党的领导与国家强盛绑定。这种民族主义动员虽然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却也导致了狭隘的排外情绪。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却以牺牲理性讨论和社会包容性为代价。
恐惧动员是宣传中常用的手法，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或内部危机感，促使公众依靠官方叙事寻求安全感。宣传常将西方国家描绘为“敌对势力”，通过“反华阴谋论”激发公众警惕。
1.传统媒体的从属角色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中共宣传体系中长期扮演“党喉舌”的角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核心媒体直接受中央宣传部领导，其内容生产严格遵循党的政治目标。传统媒体的从属性体现在内容生产的严格管控上。新闻报道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或中宣部指定的措辞，记者和编辑的创作空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2. 新媒体的控制与利用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中共宣传体系迅速拥抱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将其作为舆论引导的新阵地。表面上，新媒体以互动性和多样性吸引公众，但其核心仍是官方叙事的延伸，通过算法推荐和内容管控实现精准化的宣传。新媒体的利用体现在其“亲民化”策略上。官方账号通过短视频、表情包和直播等形式，包装严肃的宣传内容，以迎合年轻受众。
3.审查与监控
审查与监控是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机制，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网络审查通过防火长城、关键词过滤和人工审核，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监控则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追踪公众的网络行为。批判性分析表明，这些机制以技术赋能信息封锁，严重侵蚀了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网络审查的规模和精度在全球范围内罕见。防火长城屏蔽了大量海外网站，如谷歌、YouTube和维基百科，确保公众只能接触国内受控的信息环境。关键词过滤系统则实时监控社交媒体内容，自动删除或屏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帖子。网络监控则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精准化管理。宣传部门与公安部门合作，部署了“天网”监控系统和社交媒体用户行为分析工具。
四、全球传播的野心：话语争夺 中共宣传体系近年来将目光投向全球，试图通过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争夺国际话语权。其核心战略被概括为“讲好中国故事”，旨在通过传播正面形象，反驳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并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成为中共外宣的核心指导思想。官方通过国际会议、媒体报道和文化活动，推广“中国模式”的成功，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共赢”叙事和抗疫期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共外宣媒体，如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及新华社国际版，是其国际宣传的核心工具。这些媒体以多语种形式向全球传播中国视角，试图打破西方媒体的“信息垄断”。海外社交平台的利用是外宣媒体的另一尝试。中共通过在X、YouTube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发布短视频和图文内容，试图直接接触国际受众。
面对国际舆论的批评，中共宣传体系采取了多重策略，包括反驳、转移焦点和主动塑造叙事，但这些策略因其防御性和操控性，效果有限。反驳策略通过直接否认或驳斥西方媒体的报道，试图扭转负面形象。转移焦点是另一常见策略，通过突出其他议题分散注意力。主动塑造叙事则通过国际媒体合作和舆论引导，试图抢占话语权。
五、宣传的代价
中共宣传体系以其高效的组织架构和资源投入，在短期内实现了强大的舆论控制效果。官方通过媒体、活动和网络平台的密集宣传，确保核心叙事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但这种效果更多是“虚假繁荣”，其表面成功掩盖了长期隐患。首先，强制性宣传导致公众的被动接受，缺乏真正的内心认同。其次，宣传的过度正面引发了公众的审美疲劳。诸如“正能量”“中国梦”等口号的反复使用，使部分受众产生逆反心理，降低宣传的说服力。再次，虚假繁荣掩盖了宣传体系的脆弱性。在信息时代，公众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增加，官方叙事的可信度受到挑战。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民间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揭露了官方宣传中未提及的物资短缺和基层混乱，这种“信息失控”的风险表明，宣传的短期效果难以转化为长期的信任资本。
中共宣传体系通过强制性叙事和信息控制，塑造了高度统一的思想环境，但这一过程以思想单一化和社会创造力的抑制为代价，压制了多元观点和个体表达，导致社会在文化、学术和创新领域的活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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