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档案： 5 月, 2026

——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殴打学员致盲事件探讨 作者：周敏 母亲节那天，张先生一家收到了儿子从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写的感恩信。那封信是基地安排写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是儿子的心声。但在同一天晚上，儿子在宿舍里写了另一张纸条，是求救信，托一个快要离开的学员带出去，请妈妈来救他出去。 两封信，出自同一双手。一张是这套系统要他写的，一张是他自己想写的。 前者送到了家长手里。后者被班主任发现，被暴打导致昏迷和右眼失明。 张先生不是坏父亲。他实地考察时看到孩子打球下棋，也听到了不打骂的承诺。他付了3.28万元，以为买来了孩子的转机。是什么样的处境，让一个爱孩子的父亲，签下了那份合同？ 一、焦虑制造 张浩今年读初中二年级，13岁，今年4月开始逃学、夜不归宿。按照任何正常的发展心理学标准，这都只是需要关注、需要介入的信号，并不是危机。 然而在张先生的处境里，这就是危机。 理解这一点，得先理解中国家长的焦虑是在什么土壤里长出来的。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了近四十年，最深远的心理后果之一，是将所有的期望、资源和焦虑，全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父母的期待，没有堂表亲可以提供缓冲和交流。他是唯一的赌注。 高考制度又深化了焦虑。在一个教育资源高度不均，学历与阶层流动高度挂钩的社会里，孩子"废掉了"，意味着家族数十年积累的社会位置可能就此中断。这一点都不夸张。 2000年代，出现了“网瘾”这个概念。媒体与部分专家联手完成了一次道德恐慌：打游戏被等同于精神疾病，网络是毁掉下一代的洪水猛兽。正常的青春期探索和挣扎，被定义成需要干预的病态。 张浩逃学、夜不归宿，在这种环境下，不是一个需要理解和沟通的信号，而是一个需要被治疗和矫正的病。张先生的焦虑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被系统性放大的。 二、求助空白 作为家长，面对一个逃学、夜不归宿的13岁儿子，上哪儿寻求帮助？ 学校心理老师是第一个答案，也是第一个失望。中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配置长期严重不足，而且其职能以维稳为导向：压制危机、安抚情绪、防止事件扩大，并不以孩子的长期利益为核心提供支持。对于一个逃学的孩子，学校更常见的反应是施压、约谈家长，而非提供实质性的心理支持。 公立医院的青少年心理科是第二个答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知名儿童医院的心理科候诊期以月计，部分热门专家的号需要提前数月预约。就算挂上号，费用大多不在医保覆盖范围内，长期心理治疗对普通家庭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个居住在江西九江的普通家庭，这条路太难。 家庭治疗是第三个答案。在中国，这几乎不存在。家庭治疗师是稀缺的私人服务，价格昂贵，在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也没有足够的从业者。 社区支持是第四个答案。中国的社区服务体系，在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基本上是空白一片。 当所有的答案都失效，一个父亲在网上搜索，看到了宏志达的宣传。 这个空白怎么来的？是长期把教育资源集中于应试，将心理健康视为可有可无的软性需求，将家庭问题私有化处理的政策积累而来。国家撤出了它本应有的位置，让市场填了进来。 市场填补空白的方式很精密。2022年在福建晋江开张的四维成长基地，校长向明胜先向泉州民政局申请了"未成年人成长指导服务中心"的公益资质，取得批文后迁址另立，挂上民政局主管的牌子对外招生。武女士当场缴纳六万元，理由只有一个：政府办的，肯定正规。民政局后来回应：早就要求该中心关闭了，不知道他们跑到晋江的村里建了这个基地。国家不作为的空白，被一块假冒的政府招牌填上。四维基地在两年内虐待了至少八名青少年，其中14岁的小武在二十八天里被通宵罚站、跪举水盆、关入小黑屋铁笼，最终落下终身残疾。被踢骨折当晚，校长打电话给武女士，说孩子跑步摔了个小伤。 这就是市场带来的解决方案：暴力监禁填补了公共服务的缺失，政府招牌填补了家长的信任需求。 三、共谋完成 这是这篇文章最难写也最必要的部分。 张先生在付款前，知道六个月内不能与儿子联系。他知道孩子会被骗配合调查电信诈骗的说法以来到基地，但家长配合了这个安排。怀着信任签了协议，付了款。 这构成了一种共谋。 在使用这个词之前，需要说清楚它的含义。共谋不是主谋。张先生完全没想伤害儿子。他的出发点是爱，是这个社会里走投无路之后的孤注一掷。 但共谋是真实存在的，它包含了三种成份： 第一个是绝望状态下的认知收窄。心理学研究认为，人在极度焦虑和压力下，决策质量下降，对风险的评估会失真，对解决方案的渴望会压过一切审慎。张先生在付款前实地考察，看到孩子们打球娱乐，听到不打骂的承诺，这些信息被他的绝望过滤之后，变成了他想看到的样子。六个月不联系这个显然值得警惕的条款，在绝望状态下被接受为专业方法。 第二个是"为你好"的文化。在中国家长主流文化里，管教孩子天然是爱的表达，严厉是美德，痛苦是成长的必要代价。"不打不成器"是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在数代人之间传递。当一个基地告诉家长"我们会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你的孩子"，这个文化框架会帮助家长将严格与暴力之间的边界模糊掉。 第三个是对国家改造逻辑的深度消化。这是最隐蔽也最根本的一层，起了决定性作用。长期生活在一个"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改造，隔离可以产生转化，强制是为了当事人好"的社会结构里，这种表达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常识。它不是书面的规则，但存在于空气中，被每一代人呼吸进去。当张先生考虑把儿子送进一个封闭基地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复一套国家改造术的民间版本。他以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共谋就这样完成了。通过呼吸般自然的逻辑，一个爱孩子的父亲，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孩子的人身自由让渡给了一个靠着暴力运营的机构。 正视这一点，不是为了谴责张先生，也不是减轻班主任教官的责任。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紧迫的答案：下一个走投无路的父母，需要什么，才能不再走上同一条路？ 四、出路在何方 答案其实是清晰的：专业支持体系，去污名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真正承担辅导功能而不是只管分数，社区的家庭支持网络。 但这些答案面临双重障碍。 第一重障碍是资源和制度的问题。上述体系需要持续的公共投入、专业人才的培养、将心理健康纳入公共卫生优先议程的政策，这些不是不可能，但需要优先级的重新排列。 第二重障碍更深，也更难。只要"强制改造问题人口"的国家逻辑没有被反问，民间版本就永远有它的土壤。公共服务能减少家长走投无路的绝望，但无法彻底消除家长认知的被塑造。一个在这种国家级逻辑里成长的家长，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也仍然倾向于相信强制能够改变人。 这是一个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文化工程，而它的起点，是愿意正视强制改造的源头。 五、两张纸条 母亲节那天，感恩信被送出去了，求救纸条没有送出去。 这两张纸条之间的距离，是一套系统在运作的证明：它知道如何管理信息，如何让外部看到它想让人看到的，如何将声音压制在封闭空间里。 这套系统不是某个成长基地建立的。它由市场搭建，由文化背书，由制度空白提供生存土壤，由家长的签名和付款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授权。 张浩的右眼，在黑暗里度过了一夜。那个黑暗剧情，由不同的角色共同建造。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Who Is...

摄影记者：关永杰 清洗旧金山华埠花园角广场的民主女神像，是美国加州湾区每年纪念六四的一项标志性传统活动。5月24日，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华语青年挺藏会、美国香港人会馆等多个海外民运与人权团体联合发起，各界人士再次齐聚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Portsmouth Square），为铜锈斑驳的女神像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从而拉开湾区整个六四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序幕。 这座高约10英尺的民主女神青铜雕像，于1994年六四事件5周年时正式落成，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被坦克推倒的民主女神像原形的化身，它也是全球第一座在公共土地上永久竖立的民主女神复制像。 六四事件亲历者、本次活动召集人之一方政表示，清洗雕像象征着“洗去历史的尘埃，拂去对真理的掩盖”；通过亲手擦拭，人们在海外延续着对真相的守望、对极权历史的拒绝遗忘，以及更坚定对中国未来实现自由民主的信念。 活动参与者与方政先生在民主女神像前合照 同时举行的还有“六四”事件图片展，吸引众多旧金山市民及游客驻足观看，图片展的目的在于让世人重新认识和了解这段被中国共产党极力掩盖的历史 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周锋锁先生现场发言：六四要纪念的，不只是死难者，更是中国人曾经为民主、自由、不惜牺牲的精神。1989年，数百万中国人在三百多个城市和平抗议，却遭中共以坦克、机枪镇压，至今死难人数仍不明。尽管中共长期封锁与打压，但仍有无数人持续纪念六四。无论是“坦克人”、民主女神像，还是后来白纸运动中的年轻人，都说明追求自由与正义的精神从未消失。六四已经不仅属于中国，也成为世界追求民主、人权与自由的重要象征。 本次活动的另一主题是“每人一美金，援助良心犯”，为刚刑满出狱的徐光先生捐款。旧金山地区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的李海风负责，所得款项将转交给朱虞夫先生，然后再统一送到徐光先生手中。 （图片来自网络） 徐光（1968年9月11日出生，浙江省富阳市人）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八九学运领袖，以及“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核心创办人之一。他因为长期在中国大陆公开坚持民主宪政理念并参与政治抗争，曾多次被捕入狱，累计服刑时间已超过 9 年。他已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凌晨刑满出狱。据海外中国民主党同仁及多位杭州异议人士透露，徐光在长达 4 年的羁押与服刑期间，为了抗议当局的构陷，长期处于绝食抗争状态，后半程主要依靠监狱方面进行强制鼻饲维持生命。这导致他出狱时身体状况极度糟糕、骨瘦如柴（体重一度降至80多斤），出狱当天是由几个人用担架将其抬回杭州市西湖区的外东山弄家中。出狱后，徐光通过海外友人表达了谢意，并再度发表感言，呼吁外界“勿忘六四”。 现场共收到捐款710美元。 活动结束，参与者大合照 重申今年纪念活动的口号：勿忘六四，审判中共，还我民主！ 编辑：钟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Photo Gallery) San Francisco’s 37th Anniversary of June...

文：黄利娥 从更长的历史看，这种逻辑一再重复：制造敌人、动员群众、再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个体的疯狂只是结果，制度性的运作才是根源。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 每到这个时间，都会有人回顾那段历史：红卫兵、批斗会、抄家、破四旧、武斗、全民恐惧。很多年轻人把“文革”理解成一场群众疯狂，仿佛只是时代失控造成的一次悲剧。 但“文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社会失序。 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发动，没有宣传系统的煽动，没有整个体制的默许和配合，它根本不可能席卷全国，更不可能持续十年。 所以，“文革”最值得反思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 红卫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力结构。 回头看中共历史就会发现，“文革”并不是孤立事件。 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镇压，中共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政治斗争和系统性暴力。 这种暴力并不只是肉体层面的。 它既包括公开镇压，也包括思想改造、舆论控制、社会清洗，以及通过恐惧让整个社会服从。 每一次政治运动的逻辑都高度相似：先制造敌人，再发动群众，最后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和整肃。 敌人可以是地主、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是“境外势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名称一直在变，但逻辑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看现实，仍然会感到一种熟悉感。 没有了红卫兵，但有了网络审查。 没有了大字报，但有了算法过滤和关键词屏蔽。 没有了群众批斗，却有越来越精密的监控系统和数据治理。 时代进步了，技术升级了，但某种控制方式只是换了外衣。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突然疯狂，也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天然容易滑向暴力。 当权力无需接受约束，当异议被视为威胁，当政治忠诚高于个人权利，暴力就不再只是手段，而会逐渐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文革”已经过去60年，但它留下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历史记忆。 而是提醒人们：如果制造“文革”的制度土壤没有被真正清算，类似悲剧就始终存在重演的可能。 这或许才是“文革”60周年最沉重的现实意义。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本文由周小星提供 “Cultural Revolution” 2.0: An Upgraded Form of Control in Disguise By Huang L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n ac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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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敏 事情刚刚发生在2026年5月，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一名班主任，用木戒尺和空心铁杆打断了一个13岁男孩逃离的念头。戒尺打断就用铁棍接上，直到孩子跪到地上，教官认为他在装，继续用拳头打他的头和眼睛。孩子鼻血流在地上，在昏迷中原地躺了一夜，没人过问。 次日教官得知男孩右眼失明，用鸡蛋替他滚眼睛消肿。后经过了七小时开颅手术，右眼仍然无法视物。 这个案子的细节如此地触目惊心，足以引发又一轮循环：舆论愤慨、家长质问、官方表态，然后复归平静。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慨里，而是进一步盘问：这个"认为孩子异常→强行隔离→强制矫正"的处理手法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在别处见过它，还不止见过一次。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改造术的国家谱系 1957年，中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它的运作是简洁有效的：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公安机关即可将"轻微违法"或"思想有问题"的人关押长达四年，以教育改造之名。这套制度整整存续达五十六年，2013年才正式废除。 在五十六年里，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观念训练：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隔离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他好。 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施对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程，把家属动员进来，让亲情成为改造工具——如果你的孩子、父母来劝你放弃信仰，转化的成功率会更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制寄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开设思想转化课程，对外一律宣称是自愿参加的职业培训。强制隔离戒毒所，将“成瘾"医学化，用治疗的名义完成人身控制。 这些国家机构的外壳各色不同，但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封闭空间、信息隔断、强制身份重塑、对外宣称是为当事人好。 宏志达的运营手册，和上述这些国家机构是一样的DNA。家长被告知六个月内不得探视，不得与孩子通话，只能通过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孩子动态。孩子是被骗进基地的，以"配合调查电信诈骗案件"为由骗上车。基地对外宣称用专业方式和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孩子。 唯一的差别在于，宏志达是民营，改造孩子的授权来自家人。 二、杨永信的范本 中国民间改造术的形成，杨永信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2000年代中期，网瘾成了中国最显眼的社会议题之一。媒体、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共识联盟：网络游戏正在毁掉中国的下一代，必须干预。陶宏开、杨永信等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获得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 杨永信的方法很简单——电击。他在山东临沂的精神科病房里，对被家长送来的青少年实施电击治疗，声称可以矫正网瘾，戒除不良习惯。病人描述电击时的感受是剧烈疼痛、全身抽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曝光，引发全国震动。然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忽略了：曝光后，相当数量的家长选择继续留下来，甚至对记者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了"效果"——孩子变得顺从听话、不再反抗。 家长的选择比电击本身更引人深思。它说明，家长对这套逻辑的接受，并非被骗，而是主动认同。他们认同孩子需要被强制改造，笃信“痛苦是矫正的必要代价”，也认为封闭隔离是有效手段。 杨永信的机构撑到2016年才被叫停电击治疗，一部分原因是他依托的是正规精神科病房——国家医疗体制的背书，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外壳。这个外壳被撤除之后，电击停了，但强制封闭的模式本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受到质疑。 杨永信证明了一件事：民间市场对这套改造逻辑，有真实而持续的需求。 三、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国家强制改造术的精神遗产，是它所确立的正当性：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和强制转化，痛苦是改造的合理代价。这套正当性一旦成为社会常识，民间就会主动复制。 医学术语被军事化语言改造了。治疗就是训练，病人成为学员，疗程变成了成长周期。这样一来，准入门槛被降低，绕开了卫生监管，同时保留了专业性的表象。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国家授权被家长授权替代。劳教需要公安机关的决定，精神科强制住院要医院和家属联署，而送孩子进成长基地，只要家长的签名和汇款就行了。授权链条被缩短到底，摩擦成本极低。 信息封锁则从国家管控手段变成了商业标准条款。六个月不得联系，这是张先生在付款前就已经知道并接受的条件。这俨然已是一种教育手法——孩子得和原有环境彻底切断，才能完成改造。 民间化的本质，就是去掉了官僚程序、文件审批，只保留了暴力内核，然后以市场价格售出。 四、国家的暧昧态度 宏志达案曝光后，阳新县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读一读：涉事基地前身为某双语学校，现已注销，执照由市场监管局颁发，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市场监管局被联系到后，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国家对这类机构的态度长期这么暧昧？ 因为这类机构处理的，恰巧是国家也想处理的人群：不服管、偏离轨道的、让家庭和学校头疼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关押隔离、强制他们服从，这套手法国家自己还在使用，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所而已。 只打击成长基地的暴力手段，却不质疑强制封闭本身的性质，这是整治行动的局限所在。杨永信被叫停的仅仅是电击，并不是强制寄宿、信息封锁，也不是人身控制。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表达了政府的立场。 只要"问题人口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前提不被触动，成长基地就永远有它的生存土壤。换块牌子，换一个县，就可重新开张。 五、打人 张浩一个孩子在地上躺了一夜。疼痛冰凉的夜。 被狠狠打断的木尺、嗖嗖挥舞的空心铁棍，它们在空中冷冽的回声是一套绵延数十年的改造术在民间的倒影——从国家的劳教所，到精神科病房，再到军事化训练营，里面慌张的面庞，一次比一次年轻、一群比一群懵懂。 我们谴责那个教官，对的；我们追问那个基地，也对。但如果追问就停到这儿，我们就让这套违背人性的操作链条滑走了——这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宣告，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隔离可以产生改变，惩罚暴打是矫正的合理代价。 这条长长的锁链，它不从宏志达开始，也不会以宏志达结束。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olk Authorization of “Reformation Techniques”: From Re-education to Growth Bases By Zhou Min This incident occurred in May 2026 at the Hongzhidai Youth Growth Base in...

勿忘六四-37週年-星火不滅-緬懷勇士——悼念六四大屠殺死難者燭光晚會聯合主辦方：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　人道中國北加州香港會　美國香港人會館　舊金山致公總堂擦星星事務所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時間：6月3日 7:00pm – 9:00pm地點：舊金山中國領事館前1450 Laguna St, San Francisco, CA 94115Never Forget June 4th — 37th AnniversaryThe Spark Will Never Die — Honoring the BraveCandle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