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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维克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资本家算“干部”吗，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答案。 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也就是我可以把姓氏传下去，但爷爷并不喜欢我，听说我出生那一年，他就被“公私合营”给开除了。 相信他感觉解放后受骗上当，自己创业开办的生意被政府公私合营后，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就把相对高薪的他赶走。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我就成了“扫帚星”，上海人说的“触霉头”。 那个年代每人要填写很多表格，每个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每次这个时候家里都要争论一番，叔叔们认为爷爷算是“干部”，除了投资还要管理。 但实际上应该填写“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那时候听起来像“艾滋病””强奸犯”一样，而且往往空位不够。只能两个字，“工人”、“农民”、“职员”……. 他一个人干的“缺德事”，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要受磨难，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遭人嫌弃时却轮到我了。 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每天就这样僵持。 原来爷爷整天闷闷不乐，还有其他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我知道的越来越多。 1950年上海才有围城的枪炮声，他早已经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但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发誓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 曾祖母在孤儿院，把爷爷领回家里抚养成人，他靠努力或者幸运发了“小财”，岂能众叛亲离？再加上当时政府全力宣传“剥削有功”，爷爷就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敬他的孝心。 噩梦远远不止“剥削”，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原来上海的资本家里也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他是属于后者。 那个动乱年代，为了保护家人，爷爷想买一把手枪回家。那时候买枪要加入一个团体，他就填了一张表格。由于祖母反对，那把枪在家里只呆了一晚上。 就这样，爷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反动组织”(大概是“三青团”吧)，他面临发配新疆。那时候的宣传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肥肉吃进去吐出来”，上海人始终对此半信半疑。 全家男女老少出动在火车站送行，孩子们在月台下跪哭声一片，爷爷清楚接下来的日子——凶多吉少，不断地对家人挥手，感觉像是“英勇就义”。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他说： “你怎么会来的？” 爷爷回答：“我是不法资本家”。由于他平时对人很好，这位来往两地的“官员”，坚定地对他说：“你不够格，你不能去！” 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始移动，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扔到月台上，也只好跳下了火车。就这样巧遇“救星”，爷爷没有了新疆的故事，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 之前讲到爷爷因为他固执的妈妈，没有去成“新加坡”，后来又因为善心的干部没去“新疆”。虽然两个地方都是“新”字打头，但任何一个去成了，结果会是天壤之别。 从小都有一个好奇心，爷爷是个孤儿，在上海“十里洋场”，靠什么会赚得“盆满钵满”，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们那一代的教育都是这样，周扒皮半夜里学鸡叫，天不亮就让人下地干活；刘文彩在收租院里，如何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 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因为学校的教育，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记得一次问婆婆，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你为什么从来不戴？她回答说，如果有那样的习惯，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这么大的口气)。 家里真的那么有钱？是的。婆婆说以前家里在湖南路的老房子，楼梯拐弯可以放一桌酒席，后来家境不好了，就搬到了“大西路”小房子(今天的”延安路”)。 几年前我回上海，还特意去了我长大的房子，在那里拍了张照片(见图)。 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落魄，不时要变卖一些东西。在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 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试，有一道题目是两张照片，一张是月亮，另一张是太阳，听说有小孩把那太阳，说成可以吃的“大饼”。 爷爷则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中间两个难字“師範”(那时中国还是繁体字)。 我慢慢地意识到爷爷是个好人，给我打的文化基础，今天看来是“钢筋混泥土的”，虽然是小学的前几年，也给我带了好多荣誉。 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爷爷为什么以前会去“剥削”他人呢？ 爷爷对他的“剥削”历史，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由于我的好奇心，加上家里人口众多，七拼八凑地找出了爷爷的“发家史”。 我感觉到“剥削”的成分几乎没有，或者是极少。如果真有的话，他更多的是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爷爷到上海之前都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幸运地被黄氏领养带到上海，没有任何钱，更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做生意。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必须学习讲英语与上司交流。他为了供养母亲，就开始了鹦鹉学舌地讲英文。 爷爷倒是真有一样与众不同的特长，那就是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简直像书店里卖的帖子一样，可能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 他后来又喜欢上了京剧，不但能唱还会拉。 赚到一点钱后，逢年过节就搞“堂会”，把一帮京剧名角和票友请到家里。他作为东道主还能又拉又唱地表演一番，令他在上海滩的生意人里与众不同。 那时候他办的一个仓库，除了存放一些吃穿住用行的小商品外，还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精明的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往往运一些没有买家的物品。 货仓存放的东西都有散货或者破损，也允许损耗一个百分比。家里人告诉我，从来都是仓库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很多吃用的东西都不愁， 因为仓库租金都是随着时间递增，美国商人经常弃置存货，抵扣所欠的仓库租金，一次是一货仓的棉花，另一次是一货仓的煤炭。 爷爷做起了“无本买卖”，就这样“发了横财”。 像我爷爷这样的”成分”，必然是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人民公社”是从农村到城市，“文化大革命”是从城市到农村。 当时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运动，需要很多房产来办学校，他们对爷爷都是“好说好劝”。我一直在猜想，他们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签字，“捐赠”部分房产。 “剥削”本来就是犯罪，应该坐牢的，现在无需你坐牢，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出来，那就意味着明天十家陌生人会搬到你家来住。 我还记得家里住在二楼，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都消失了，甚至阳台也当房间来住。最奢侈的是我们家在楼下，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别人家都要五六家分享。 那时候上海也是住房奇缺，家里的车房变成两层楼，上面一家人下面一家人，连锅炉房也住了一家人。 我长大住在二楼的阳台，每当拉小提琴打拍子，楼下阳台的“工人阶级”邻居就大喊大叫。 后来上海落实政策了，房子算是还给主人了，但是没有一分钱租金，因为这么多年的修缮费，房管处要房主负担，算起来房主还倒过来“欠钱”。 当年有个奇特的现象是，楼梯走廊厨房厕所非常昏暗、但是电灯却有很多盏，开灯的绳子也很多，我小时候最怕的是，错误地开了别人家的电灯。 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也是一个比一个穷，“斤斤计较”是实在没办法。 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了，那是1966年的一个夏天，感觉是风云突变，上海满街都是身穿军装，但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红卫兵。 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觉得那天不妙必有大事发生。 红卫兵们一边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一边呼吁所有的民众，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街上的人都忙于砸烂菩萨和钢琴。 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就连“万寿无疆”红绿黄的饭碗菜碟，都难以幸免，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 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恐慌，搞不清楚身上哪些东西是“四旧”，红卫兵们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 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红卫兵截停，眼镜强制拿下后被踩碎，很多人哀求留下“无罪的”镜片，这样高度近视的人，仍然可以举着两片玻璃回家。 男的女的裤腿也有很明确的要求，男的不能小于六寸，女的不能小于四寸，凡是裤腿尺寸不符合标准的都会被剪掉，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叉的裤子。 上海人的精明超出了想象，很多正在单位上班的人，都利用电话相互转告，提前把裤腿顺着逢线自行拆掉。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在北京已经失势，跑到上海来“发动群众闹革命”，之后还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红卫兵们誓死“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他老人家都受不了，不得不踩刹车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满街砸碎的菩萨观音，燃烧的钢琴、唱片，活像一出“世界大战争”的场面。 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我感觉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世界的末日”，没想到最后成了“他的末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回到父母内地家中？他们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还不如呆在上海。 这时候的爷爷也开始有活儿干了，他每天刻意的打扮像“老克勒”(上海话也叫“老狄克”)，扫大街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儿。 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还记得他穿一身浅色的西装，还有那双镶有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 下午的活就是写革命标语，里弄里不要红卫兵，偏要这个资本家，我就负责书写前的折叠和裁剪。 那时候粮店和煤店已经开始,停止向“黑五类”家庭送货，我那时候很小，居然学会用快木板和四个轴承做了一个拖板车运重物。 后来连用蜂窝煤(上海人叫”煤饼”)的资格都没有了，买煤炭回来砸成碎渣，再用黄色泥浆捏在一起做成煤球。 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又没力气，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搞得手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 那时候认为受苦是应该的，当年爷爷就是这样“剥削别人”的。 但小小年纪的我最受不了的是，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的语言。 那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一直不肯定，是因为下面的两件事(令我不断思考)。 我家有个邻居也是资产阶级，我看到她郊游的时候带了大本的塑料“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下雨后放在石头上一屁股坐在上面。 爷爷也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过“我是好人，他是坏人”，因为他们这些“反动言行”，我经常晚上无法入睡。 除了各地都有的武斗以外，上海“抄家”可能算是另一特色，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抄家，就是有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无视国家的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叫什么“联合行动“简称“联动”，来上海随意抄任何名人的家，听说用皮带的铁扣打人也是他们发明的。 我们的小区垃圾桶在正中间，那时候会经常看到首饰盒和麻将盒，有的把金银财宝转移，有的则是扔到垃圾桶里。 十二号别墅是开染料厂的，住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保姆。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这个叫菊花的保姆为东家匿藏金银财宝，命令她站在凳子上，把她打得哭天喊地，打她的竹竿都爆裂开来。 我们家也被抄了整整三天，红卫兵们来了都很客气，可能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老板”，或许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 但是红卫兵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金银财宝，在晾衣服的竹竿里和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匿藏地方。 婆婆也很快地交出了所有藏的首饰，红卫兵采取了有效的逼供法说: ”老头子都交代了，难道你为他坐牢，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藏一颗火油钻石。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 这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后来通过乡下友人贱卖，让全家人又“发了一次财”，去苏州杭州旅游吃好的玩好的。 最后那一天的晚上记得他们围着一个大圆桌，用一把“金钱秤”称重量，清点着金银首饰，清单里列明了数量和重量，像是要上缴国库。 上海后来的抄家算是正规，由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完成，而不是早期的学生红卫兵。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说，上海抄家物资不足以建一个飞机场，“抢了东西还嫌少”？ 后来退还抄家物质，但必须变卖给国家，所规定价格是一个笑话。 我算是见证资本家“残酷”的第一证人。可以大胆地说，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 爷爷素来对每个人都很好，素不相识的人和认识的人都如此。那时候上海有很多安徽来的逃荒难民，爷爷都会把家里剩下吃的用的给他们。 还有家门口有一个小皮匠，他长得一张娃娃脸，因生了很多小孩导致家里十分贫困，爷爷会叫我把家里小东西给他。 别说对人就连对动物爷爷从来都是这样，那时候上海人没有娱乐，喜欢玩斗蟋蟀(上海人叫“螊绩”)，他告诉我这个游戏太残酷。 那年头没人与爷爷交朋友，谁接近他都涉嫌政治立场，他居然交了几个野猫为朋友，晚上会带牠们来家里吃一些残汤剩饭。 现在我一把年龄，想到那几只野猫在黑暗中绿油油的眼睛，仍然十分害怕。 文革结束后，我与叔叔去浙江乡下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去那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县城汽车站后，还有大半个小时路程需骑自行车。 叔叔见到了与他一起长大的“水牛”，当年水牛还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负责带着几个帮工，打理黄氏一家大小吃喝拉撒。 水牛在村口带我们回到他家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最直接被剥削的人。 水牛的爸爸问叔叔说，“少爷最近怎么样？” 叔叔回答，他早已经去世了。他当场就从灶台倒在地上，痛苦地喊道：“他是好人啊！” 接下来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 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对剥削他的人的“总结”，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文革时期上海流行一种“鸡血法”，就是把小公鸡血抽出来打到人体里面。 邻居们都纷纷开始养鸡，他们的厨房太挤地方不够，鸡笼子都搬到我们家的厨房里来。 我问婆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打鸡血，她回答我们没有医务所。是的，我们全家是没有任何医疗。 爷爷因为长期高血压得不到治疗，中风后半身瘫痪，肚子饿了就拍打自己的大腿，喊叫：“三分洋厘只大饼”。 我父母不断来信催促，要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到内地，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实在吃不消。 他的罪名是“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 等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当时火车会经过西安停一晚，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一个人上路。 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仍然一瘸一拐地把身子移到弄堂口送我，爷孙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 回到内地后不久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吃午饭，桌子上放了一张简短的电报，全家人一言不发。 我看着爸爸，心里这样说：你哭我就哭(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居然“没有哭”。 绝不是！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对不起了，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 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相信天堂没有隐私。 爷爷，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是干部也好，我都怀念你！ Are Capitalists Considered “Cadres”? Author: Huang WeikeEditor: Hu Lili ...

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10日，洛杉矶刑事司法中心（Clara Shortridge Foltz Criminal Justice Center）门前，一群身着素色、神情坚毅的人士集结于此。他们不是为了旁听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为了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中共渗透势力的代理人发起法治的反击。 这起针对中共领事馆雇佣的安保负责人吴宪的听证会，绝非简单的肢体冲突诉讼，它是一场关于“长臂管辖”与“跨国镇压”的正面遭遇战：当中共试图将其在国内横行霸道的暴力手段移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街头时，正义的防线将如何反击？ 暴力的代理人：中共“跨国镇压”的新面具 长期以来，中共土匪组织在海外的迫害手段不断翻新。从早期的秘密特工监视，到利用网络水军抹黑，再到如今公然雇佣本地安保力量对和平示威者进行人身伤害。 在此次案件中，吴宪被指控对和平游行的中国民主党员喷射胡椒喷雾并进行人格辱骂。这种行为绝非偶然。胡椒喷雾喷射出的不仅仅是刺激性液体，更是极权主义的傲慢。其逻辑是：只要受命于中共，就可以无视当地法律，可以在文明社会公然动武，试图以此吓阻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这种通过代理人执行的暴力，是中共“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旨在将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法律的屏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容侵犯 美国之所以成为民主的堡垒，其核心在于对言论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的极致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正如在法院门前抗议的中国民主党员所展示的那样，他们是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而受雇于中领馆的安保负责人动用武力，本质上是在向美国的司法主权发起挑战。如果在洛杉矶的街头，和平示威的公民可以被中共的代理人随意凌辱而无需付出代价，那么美国的民主将名存实亡。 3月10日上午的听证会，不仅是受害者维护个人合法权利的契机，更是美国司法体系证明其独立性与公正性的关键时刻。支持这起诉讼，就是支持每个人在这片土地上都可以不用担心暴力报复而自由发声的底线。 觉醒的抗争：从沉默到拿起法律武器 这张照片记录了历史性的一幕：站在法院前的民主党员们，手中举着“这里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 From China Is Not Welcome Here）和“停止中共跨国镇压”（Stop CC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标语。 这代表了海外民主力量的一种觉醒。面对中共的海外迫害，我们不再仅仅是控诉和忍受，而是学会了利用自由社会的司法工具，将躲在暗处的施暴者拉向审判台。这种从街头抗议到法庭起诉的转变，是成熟的民主参与方式，也是对极权组织最有效的回击。 中共习惯于用金钱收买代理人，用暴力威慑反对者，但它最害怕的，是法治的阳光照亮其阴暗的勾当。当吴宪这种代理人不得不面对美国的法律制裁时，他背后的中共组织也将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里，权力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 结语：正义终将回归自由的土地 中共的海外渗透正如其在国内的统治一样，充斥着流氓习气与黑箱操作。但这里是洛杉矶，不是北京；这里有独立的法院，没有听命于党的判官。 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涉嫌跨国镇压的暴力行为予以严惩。每一支射向示威者的胡椒喷雾，都必须换回一张法律的传票。同时，我们也向所有在恐吓面前挺身而出的中国民主党员致敬。你们在法院门前的集结，不仅是在为受害者求索正义，更是在为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守卫那条神圣不可侵犯的红线。 自由不会自行延续，它需要每一位公民在面对暴政渗透时，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说：NO！ Rejecting Transnational...

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2月15日，在南加州明媚却透着寒意的阳光下，一群中国民主党成员集结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他们手中举着的，是那位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守望者——黎智英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声援，更是一场关于自由意志与极权压迫的文明对垒。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民主党员，我必须指出：黎智英案不仅是香港法治的“葬礼”，更是中共这个独裁组织在面对现代文明价值时，因极度恐惧而陷入的末路狂奔。 欲加之罪：当新闻自由变成“危害安全” 黎智英，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本可以在晚年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选择了留守。他创办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自由精神的灯塔，而今却成了中共口中的“反华基地”。中共以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对其进行政治审判，指控其“勾结外国势力”。 这何其荒谬！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媒体监督政府、与国际社会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民主运作；但在中共的语境下，任何不愿下跪、不愿合唱的独立声音，都被冠以“卖国”之名。黎智英受审，审判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行，而是审判香港曾经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独裁者的恐惧：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一个老人？ 中共土匪组织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执意对黎智英进行政治迫害，根源在于其内心深处对“真话”的极度恐惧。 黎智英代表的是一种不屈的道德力量。他曾直言：“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良知。”对于一个依靠谎言维持统治、依靠恐惧驯服人民的政权来说，这种基于信仰和良知的坚定，是比任何武器都令其颤栗的威胁。中共判刑黎智英，是试图通过“杀鸡儆猴”向全世界宣告：在它的权力辐射范围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受掌控的灵魂。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恰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监狱来禁锢思想，只有内心虚弱、合法性缺失的独裁者，才需要通过摧毁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来维持其所谓的“稳定”。 全球联动：正义的力量在洛杉矶集结 今年2月15日的这场抗议，其意义远超行动本身。当中国民主党的同仁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喊出“港人无罪、中共放人”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修补那条被中共试图切断的自由阵线。 长期以来，中共试图将香港问题简化为“内政”，试图用民族主义的叙事来掩盖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但洛杉矶的抗争者们用行动告诉世界：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性，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港还是在圣塔莫尼卡海滩，反对暴政、要求法治的声音是跨越国界的。黎智英不仅是香港的黎智英，他是全球民主阵营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结语：历史终将判决独裁者有罪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此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停止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维权律师及所有良心犯的政治迫害。 独裁者或许可以查封报纸，可以封锁网络，甚至可以把义士投入深牢大狱，但他们永远无法囚禁人心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历史的审判台早已搭建完毕，正如黎智英在狱中所展现的坚韧，真正有罪的绝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那些躲在铁幕后，妄图逆转历史车轮的独裁爪牙。 黎智英先生，请保重。世界各地的同仁正与你一同守候黎明。中共的暴政终将崩塌，而自由的精神将如洛杉矶的阳光一般，终会照彻神州大地。 Integrity Under Shackles: The Jimmy Lai Case and the CCP’s Desperate Rush Toward Ruin, as Seen Through the Los Angeles...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翻译：周敏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秘密警察体系、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和党内政治清洗制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他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掌控情报、保卫与意识形态领域，被普遍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幕后权力人物之一。 康生早年加入中共，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苏联活动，深受斯大林体制及其秘密警察体系影响。回国后，他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保卫与肃反工作，逐步确立了以“政治审查”“思想清洗”和“组织纯洁性”为核心的整肃模式。这一时期，他通过逼供、互相揭发和无限扩大化的“特务”认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中共党内恐怖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康生权力全面显现的起点。在其主导下，“抢救失足者”“审干”等运动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指控为“叛徒”“特务”“托派”，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在文革中再度被整肃的人，其最早的“政治原罪”正源于康生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档案与定性。毛泽东不仅纵容这一做法，且将其视为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 建政初期，康生一度淡出公开权力核心，但并未真正失势。他长期掌握意识形态审查、历史定性和档案系统，与江青等人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警惕加剧，康生逐渐重新被倚重，成为文革前期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准备者。他炮制的现代版文字狱《刘志丹》案牵连的受害者达六万多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虽不以公开形象示人，却在定性、定罪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他以“考据”“史学”“理论斗争”为手段，提出并推广“影射史学”“反党学术权威”等罪名，将学术分歧和历史研究转化为政治罪行，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提供了“合法性”包装。最终在严肃历史研究与回忆资料统计中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超过30万人！ 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康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打击，并系统性地操控调查结论与证据来源。大量所谓“历史材料”与“特务证据”事后被证明存在伪造、篡改或恶意拼接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重要依据。 与街头暴力的红卫兵不同，康生的作用体现在制度层面。他将迫害流程化、审查技术化，使政治清洗不再依赖情绪动员，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意识形态话语持续运转。他所塑造的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以“理论正确”“路线斗争”的名义，长期、稳定地实施打压。 1975年，康生病逝，终其一生未被追责。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内部文件中承认康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犯之一”，但并未对其进行公开清算，也未系统纠正其制造的大量冤案。他的责任被有限度地承认，却被刻意从制度根源中剥离。 官方讣告仍将其描述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在历史评价中，康生更多被视为中共极权运作的典型样本。他将秘密警察逻辑、意识形态垄断与个人崇拜结合，使政治迫害成为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方式。 康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权力人物，更是中共政治清洗机制的制度设计者之一。他所建立的整肃模式，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阴影远未随着个人死亡而消散。 The Grand Inquisitor: Kang Sheng Author: Zhong Ran Editor: Zhong Ran   Translator: Zhou Min Kang Sheng (1898–1975), a native of Zhucheng, Shandong,...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与公民责任，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邹巍，这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普通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长期坚守民主与人权理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与担当。 邹巍出生于1960年，浙江省杭州市人，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基本价值，积极参与地方民主活动与公民倡议。在当局长期打压民间组织和独立政治力量的环境下，邹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开展宣传与联络工作，推动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 2023年11月20日，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中疑似遭警方殴打致死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邹巍出于对生命权与程序正义的关切，公开举牌表达关注，并参与相关公开信的联署活动。随后，杭州市拱墅区警方对其实施行政拘留，其本人及家人住处也遭到搜查。这一事件标志着针对他的打压进一步升级。 2024年3月17日，在纪念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四周年之际，邹巍再次举牌表达悼念与呼吁。 2024年7月13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七周年之际，邹巍与友人前往浙江海宁海边举行纪念海祭活动，并将相关照片发布到网络，以表达对这位和平倡议者的缅怀与敬意。然而，这一和平纪念行动随后被当局认定为涉嫌违法。邹巍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于同年8月29日被正式批准逮捕。2025年7月，该案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目前，邹巍被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案件仍在等待进一步审理之中。长时间的羁押不仅影响其个人自由，也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 事实上，邹巍之所以在各地民主人士中受到尊重，不仅因为他的公开行动，更因为他长期以来对他人的帮助与支持。多年来，他积极联络各地朋友，为遭遇困境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起募捐，关注被打压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尽力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在高压环境之下，这种互助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邹巍的遭遇，再次反映出当前公民表达空间的现实处境。当和平纪念、理性表达与人道关怀都可能被视为风险行为时，社会的公共空间无疑正在不断收缩。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应当能够容纳不同声音，而不是将理性表达者推向对立面。 今天，我们声援邹巍，不仅是关注一位公民的个人命运，更是对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的呼吁。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以和平方式纪念历史人物，本应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应成为长期羁押与刑事指控的理由。 我们呼吁中共要依法保障邹巍的合法权益，确保其案件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并充分保障其人身权利与基本尊严。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此案的发展，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表达关切。 在现实的沉重压力面前，个体的声音或许微弱，但正是这些微弱而坚定的声音，构成了社会良知的基础。我们声援邹巍，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理性表达的社会，才是国家真正的稳定之源，也是所有人共同期待的未来。长江黄河之水不会倒流，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会继续坚持发声，直到邹巍自由真正到来！ In Solidarity with Zou Wei: A Citizen Upholding Conviction Under Pressure Author: Yang Changb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

作者：卢超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权贵在谈“长生不老”，百姓在丢“血肉至亲” 就在不久前，一段视频在网上疯传，让无数国人心惊肉跳。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南海的密谈中，普京和习近平竟然聊起了“器官移植可以让人类永生”的话题。习近平甚至信心满满地预测，人类寿命将很快突破150岁。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在当下的中国，这更像是一个恐怖预告。 如果权力者想要活到150岁，如果他们认为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器官就能实现“永生”，那么这些“新鲜零件”从哪里来？总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当我们把这段对话，和国内校园里接二连三发生的失踪案连在一起看时，那种毛骨悚然的真相就浮现了：权贵们的“长生梦”，就是建立在普通人家孩子的“夺命符”之上的。 校园里的“黑色陷阱” 就在今年1月，河南新蔡那个13岁男孩在学校宿舍离奇死亡。最让家属心碎和愤怒的是，家长还没赶到，救护车竟然就急着把尸体拉走。要不是孩子的姑父拼死拦在校门口，这具小小的身体恐怕早就进了焚尸炉，或者更可怕——被悄悄送上了手术台。 这绝不是孤例。从胡鑫宇到今天的朱同学，每一个在学校这个理应最安全的地方失踪、死亡的孩子，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进学校要采集血样？为什么失踪的孩子往往精准匹配了某位病重权贵的需求？当“器官捐献”被冠以“国有”的名义，当医疗系统变成了收割机，学校就不再是象牙塔，而成了权贵们的“供体养殖场”。 拒绝“国有器官”，就是拒绝被当成耗材 现在国内网络上发起了“拒绝器官移植”的活动，这是百姓走投无路后的集体自保。在正常国家，器官捐献是生命延续的赞歌；但在中共治下，这却成了一场官方组织的“人身收割”。 所谓的“国有器官”，本质上就是把人的身体资源化、公有化。如果你的肝脏、肾脏甚至是眼角膜，在官僚系统的档案里标好了价格，那么你在他们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是一个随时可以报废并提取零件的“耗材”。 中共近年来大力推广器官移植产业，甚至将其作为“一带一路”的医疗出口项目。这种带血的GDP，每一分钱都粘着普通家庭的泪水。他们宣称志愿者人数激增，但现实中，那些失踪人口的家属却连一个真相都求不到。这种极度的不透明和权力对生命的蔑视，正是“活摘器官”这一反人类罪行能够持续存在的土壤。 我们的呐喊，是为了不让悲剧继续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深知如果中共得知我孩子的器官血型被匹配将会发生什么。我站在这呐喊的不仅仅是抨击那个邪恶的体制，更是为了告诉国内的父母们：你们并不孤单。 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每一个被强摘的器官都是对整个人类的暴行。我们要撕碎独裁者“150岁”的幻梦，因为那个梦是拿无数年轻生命铺就的。我们要求调查校园失踪的真相，我们要求废除剥削生命的器官政策。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他们的长生梦，在我们的血泪中实现！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Safeguard Children’s Lives, Demand the Truth About Campuses” Event Author: Lu Chao Editor: Zhou Zhigang   Proof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