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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困境 作者：张超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从法律文本来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也有权按照自己的信仰方式进行宗教活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教会信徒所经历的情况却与这一宪法承诺存在明显落差。对于基督徒而言，信仰不仅是一种个人选择，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祷告、查经、敬拜以及与其他信徒共同聚会，都是信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受到保障的宗教活动，在一些地方却被视为需要严格管控甚至打击的对象。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对未纳入官方宗教体系的家庭教会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许多坚持独立聚会的家庭教会被认定为“不合规”或“非法”，聚会场所遭到查封，教会活动被迫停止，信徒和教会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查和施压。对于许多家庭教会成员来说，他们并非从事任何违法活动，只是在私人场所进行祷告、查经和敬拜。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宗教活动，也可能面临警方介入、行政处罚或持续监控。一些教会被要求停止聚会，一些牧师和同工被约谈、传唤，甚至遭到拘留。 这种情况使许多信徒感到困惑：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为什么正常的宗教聚会却会受到限制？ 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整顿行动在多个地区持续发生。一些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被强制关闭；教会财产被没收或查封；聚会地点被迫搬迁；信徒个人信息被登记备案。部分教会负责人因组织宗教活动而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判处刑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监控体系的不断扩大，也让宗教信徒面临更大的压力。监控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对于家庭教会而言，聚会地点、参与人员以及活动情况越来越容易被有关部门掌握。不少信徒反映，他们曾接到警方电话询问宗教活动情况；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信仰背景；教会负责人被要求定期汇报活动内容；部分信徒甚至因为参与家庭教会聚会而受到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影响。 这些现象表明，家庭教会信徒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宗教管理问题，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实压力。作为一名长期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基督徒，我对此感受尤为深刻。我始终相信，信仰属于个人良心自由的范畴。一个人选择信仰什么、如何敬拜、与谁一起聚会，不应成为受到调查或处罚的理由。 然而，中国近年来针对家庭教会的持续打压，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处境。我担心自己的宗教背景会被有关部门调查；我担心过去参与家庭教会活动的经历会成为被关注的原因；我担心自己继续坚持家庭教会信仰后，会受到约谈、监控或者其他形式的压力；我也担心因为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立场，而被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担忧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大量家庭教会和基督徒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之上。当家庭教会不断被关闭，当牧师和教会同工因组织聚会而受到处罚，当普通信徒因参加宗教活动而受到监控和调查，当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充分落实时，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返回中国，自己同样可能因为家庭教会背景和持续参与宗教活动而面临风险。一个真正尊重宗教自由的社会，应当允许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进行和平聚会；应当保障信徒正常的敬拜权利；更应当让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条款不仅停留在纸面上，而能够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 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教会信徒而言，宪法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与现实处境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正是这种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使我对返回中国后的处境感到深深担忧。而这也是我害怕返回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Between Co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nd Reality-Based Suppression: The Dilemma of Religious Freedom...

——灣區舉行“反送中”七週年紀念集會 攝影記者：關永傑 【舊金山灣區訊】為紀念香港反修例/“反送中”運動七週年，由海外流散港人社群及多個民間團體發起的全球接力活動“6·12雨傘不倒·並肩同行”於2026年6月12日在全球多個城市同步舉行。根據海外媒體《追光者》全球現場聯動統籌統計，活動至少獲得全球20多個主要城市響應，包括英國倫敦、列斯、諾丁漢、雷丁、曼徹斯特、伯明翰，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紐約、聖地亞哥、亞利桑那鳳凰城、夏威夷，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澳大利亞多個城市，以及新西蘭的奧克蘭、基督城、台灣台北等地接力舉行紀念活動。 6月11日傍晚，由美國香港人會館（USHongKongers Club）、北美香港會（NORCAL HK CLUB）、香港自由民主黨、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中國民主黨等聯合發起的灣區紀念活動在舊金山舉行。數十名灣區香港人、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及各界支持者到場參與。活動開始前，現場拉起“Free Hong Kong”、“Free Jimmy Lai（釋放黎智英）”等橫幅，“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迎風飄揚。活動由美國香港人會館成員Bruce與Jenny共同主持。 Jenny在開場致辭中表示，過去七年間，大批異議人士身陷囹圄，許多聲音被消滅，自由逐漸消失，無數香港人被迫流散海外。然而，她相信香港人並沒有遺忘。她說：“七年過去，我們的家園已面目全非，時間不斷向前，但傷口從未愈合，記憶也從未消失。”她感謝仍然願意站出來的人們，用行動證明香港的故事仍被銘記。 開場致辭結束後，主持人帶領全體參與者，向那些為爭取自由而失去生命的人們默哀一分鐘。 隨後，全體與會者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重溫2019年香港街頭爭取自由民主的共同記憶。 劉俊：香港曾是“六·四”逃亡者的生命通道 “六·四”學運領袖之一、經“黃雀行動”逃往香港後再流亡美國的劉俊律師回顧自己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經歷。他表示，當年廣州學生走上街頭，是為了抗議中共以坦克和機關槍鎮壓無辜學生和市民，而非破壞社會秩序。劉俊特別感謝香港人在“六·四”之後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援助。他表示，自己被通緝後能夠成功逃離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深入大陸營救民主人士。他認為，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結束一黨專政的現代民主運動真正始於1989年。而對於香港今日的處境，劉俊深感痛惜。他表示，37年過去，中國大陸仍未實現民主自由，而香港也已經失去原有的自由空間。他呼籲香港人、大陸民主人士、西藏人以及維吾爾人等各受壓迫群體團結合作，共同推動中國實現民主轉型。 方政：香港曾是“六·四”受難者最大的精神慰藉 “六·四”親歷者、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主席方政率領多位黨員參加活動。方政表示，“反送中”運動中同樣有人失去生命、失去自由，而香港長期以來對中國民主運動人士的支持令人難忘。他說，“六·四”之後，支聯會和維園燭光晚會給予無數“六·四”受難者巨大的精神慰藉和希望。然而，2019年之後，香港自由空間急速萎縮，維園燭光晚會成為歷史。他感慨地說，香港人在2019年6月12日所展現的抗爭精神，很可能是香港歷史上最後一次百萬人民能夠自由表達訴求的時刻。方政認為，要讓香港重新獲得自由，最終必須結束中共專制統治。他最後帶領全場高呼：“End CCP！Free Hong Kong！” Ken：鎮壓可以囚禁人民，卻無法囚禁思想 北加州香港會負責人Ken在演講中回顧了“反送中”運動的發展歷程。他指出，七年前香港人最初反對的似乎只是一項引渡條例修訂，但後來事實證明，人們低估了這項法案背後的意義。“反送中”運動之後發生的，不僅是一場抗爭的失敗，而是香港整個制度、自由和多元價值的系統性瓦解。Ken列舉《香港國安法》實施、《蘋果日報》被迫停刊、香港47人案以及黎智英被重判等事件，指出香港原有的自由社會正被有計劃地拆解。他進一步將香港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以及台灣民主化歷程進行比較，指出，歷史反復證明：專制政權可以暫時壓制反對聲音，卻無法消滅追求自由的思想。他說：“中共花了七年時間試圖讓香港忘記自己是誰，但它沒有成功。因為你們在這裡，因為我們在這裡，因為在世界各地香港人居住的城市裡，燭光仍然燃燒，呼聲依然響亮。故事仍在繼續，最後一章遠未到來。” Cindy牧師：愛是否能夠勝過恐懼 來自香港的Cindy牧師在發言中坦言，在當前的白色恐怖環境下，許多人已經害怕談論香港、害怕公開發聲，因此當天能夠看到這麼多人站出來，讓她十分感動。她表示，今天站在現場的人，不只是支持香港，更是在支持正義、真理與自由。長期從事流亡港人心理輔導工作的她介紹，許多離開香港的年輕抗爭者至今仍飽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困擾，經常做噩夢，不敢出門，甚至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與家人斷絕關係。她分享自己在精神健康機構和教會中的工作經歷，表示自己能夠做的或許有限，但仍希望盡己所能陪伴這些流亡者，協助他們接受心理咨詢與治療。活動現場，她特別準備了黃色玫瑰送給參與者，希望大家以此紀念2019年運動中失去生命的人們。她說：“當你們拿起這朵黃玫瑰，請記住正義的精神、真實的精神，以及無畏抗爭的精神。” 易碎君：保存真相，守護火種 流亡美國四年的香港青年梁啓駿（網名“易碎君”）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他回憶，2022年香港國安人員搜查其住所，沒收電子設備，並要求交出密碼，甚至勸說他“改邪歸正”。在不斷加劇的政治壓力下，他最終決定離開香港。梁啓駿2022年踏足美國的時候，只有15歲，他坦言，爭取公義需要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許多人難以想象其中的痛苦、漫長、煎熬。然而，他相信只要團結一致，堅持保存真相、守護火種，未來仍然有希望。他說：“只要我們把真相保存下來，把火種保存下來，星星之火終將可以燎原。” 撐起雨傘...

作者：卢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年头。三十七年，足以让当年的热血青年步入两鬓苍苍的暮年，也足以让整整两代人在极权刻意制造的信息黑洞中长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记忆或许会被高墙暂时封锁，但人类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却如同地底的岩浆，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土而出。 ...

作者：木弓五世 木弓独响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于1904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高中语文教材。小说描绘了流浪汉苏比在严冬中为求温饱而屡次试图犯罪入狱却屡屡失败，最终在教堂聆听赞美诗时心灵受到感化，却意外被捕的荒诞故事。该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荒诞性，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然而，这种文学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荒诞与悲剧却在我国现实中接连浮现：2008年9月，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七旬老人付达信因生活无着，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女生，被捕后直言“希望能判重一点”，以求在监狱中获得基本生活保障；2021年8月，浙江永康市打工青年陈某因经济窘迫、流落街头，为获得食宿而抢劫超市；2025年10月26日，37岁的曹某在上海浦东某金店砸碎柜台玻璃，动机竟同样是寻求监狱庇护……这些事件不再是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的文学讽刺，而是现实版“求生型犯罪”的真实而残酷的写照。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具备层层防护机制：社会救助体系为真正需要者提供庇护；心理健康服务及时干预绝望情绪；就业支持系统帮助个体重建谋生能力；政府组织则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然而，当这些系统存在漏洞或衔接不畅，便有人从缝隙中坠落。当基本生存成为奢望，铁窗竟成为某些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为求生而触法者，其行为虽违背法律，但其背后的求生本能却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未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权利。当一个人为生存主动放弃自由与尊严，当“监狱生活成本”低于“自由生活成本”，当铁窗内的三餐暖食胜过街头的饥寒交迫，这已不仅是个人悲剧，而是全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更是执政者亟需回应的国家议题。 让每一位国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农村贫寒子弟上升通道狭窄，城市平民在生存线上挣扎，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断裂。部分年轻人因看不到希望而选择“躺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口面临断崖式下滑，社会活力受到抑制，集体迷茫情绪蔓延。容身之所与温饱之需本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有一些人被背道而驰的疯狂碾得粉碎，被迫走向极端。 当颤抖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只为换取牢房中的一餐一宿；当犯罪不为财富，只为获取一张“监狱门票”；当监狱成为理想中的避难所，而自由与尊严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那么社会的健康秩序必将受到侵蚀，整个社会大厦长期积累的问题一定积重难返，轰塌之日定然摧枯拉朽，猝不及防。 近期上海曹某抢劫金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舆论同情。可以预见，他将如付达信老人一样获得宽大处理。付达信不仅获得减刑与生活照顾，出狱后更入住新房，享受特困养老补助，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其荒诞经历甚至被当地政府包装为“老有所养”的正能量故事。 鲁迅曾言：“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故事未被公开，但中国人素来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以彰显仁义与治理成效。故事公开与否，各有其逻辑与考量。当然，我们衷心希望，在有人递出“拐杖”之前，不曾有谁的腿被先行打断，感恩方能顺理成章，尊严才能真正回归。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Mu Gong: The Societal Affliction of Surviving Behind Bars Authors:...

攝影記者：關永傑 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37週年到臨之際，全球各地、各族裔、各組織用各種形式來緬懷所有那些以和平方式爭取自由、問責制度和反對腐敗的人們。記者於6月4日在華盛頓DC參與了三場紀念活動： 活動一、國會山（U.S. Capitol）——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紀念天安門事件37週年新聞發佈會 發佈會由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領銜，該委員會主席（來自密歇根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擔任主持，該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眾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一同出席。 列席嘉賓中有三位都是當年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分別是“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智庫負責人王丹先生， “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執行主任周鋒鎖先生及前美國陸軍退役隨軍牧師熊焱；其他嘉賓還有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黃慈萍女士；黎智英先生的女兒黎采（Claire Lai）等。 Washington, D.C....

作者：朱晓娜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六四”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事件。在国内，我只零星听到过几个词：“坦克”“大学生”“天安门”。这些词像被切割后的碎片，彼此孤立，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关于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中都未曾获得完整信息。 说来有些奇怪，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历史事件，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名词。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追问。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长一段历史，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来到美国之后，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历史资料，以及参与纪念活动，我才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那是一场围绕改革与公共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并在1989年6月以悲剧方式结束。此后，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限制讨论与公开表达。我也逐渐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六四”的理解仅停留在零散词语，甚至完全空白。并非因为他们不愿了解，而是因为信息本身在结构上被长期隔离。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代人只能接触到符号，而无法接触到叙述时，这种“集体性遗忘”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刻意塑造的结果？   2026年6月4日，我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与了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夜幕降临，人群逐渐聚集。有人点燃蜡烛，有人摆放鲜花，有人静静站立，也有人低声交流那段历史。 现场没有喧嚣，但气氛是沉重而克制的。在这里，那些在国内被压缩成关键词的记忆，以完整叙述和公开表达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段六四纪念诗歌朗诵，其中一部分由我朗诵： “当鲜血流过长安街，夜色比枪声更沉重。 有人在恐惧中学会沉默，也有人在沉默中选择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被迫遗忘，总有人在时间深处守住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总有人在深夜轻声追问：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天的经历。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零散词语。想起曾经对那段历史的陌生与空白。也想起纪念现场那些默默点燃蜡烛的人们。我忽然明白，纪念并不只是为了过去。它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对于我而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参与，更像是一堂迟到了很多年的历史课。它让我从一个只听过几个词语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了解历史、记住历史的人。或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年发生过什么，也知道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在每年的六月，点燃一支蜡烛，守护一段记忆。因为记忆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也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有些事情，可以被尘封，却不应该被遗忘。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An Ordinary Person's Perception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