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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文飞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刘芳 世界人权日说说我们人权捍卫者的亲身经历吧！ 2020年4月29日上午，我发表“祭林昭”，当晚抓捕我的是两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目测体重在90公斤左右），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等着我，当我想要绕过去的时候，两条壮汉二话不说，直接就把我按倒在地上，并且持续按了很久。到了办案中心，我才发现，他们的圆领T恤胸前印着“烙铁头”三个字。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2年5月28日，我和资兴看守所的146个人一起转移到郴州看守所。在“401”号监室里，由于我不愿蹲下，一个人渣趁我不备，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毫不犹豫的一脚把他踹开，然后就是几个人渣对我群起殴之，我被迫奋起反抗。 没想到，一个被称为“李所”的人进来了以后，又是趁我不备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之前进过几个看守所，坐牢六年多了，没被警察打过）。在他走后，受到暗示和鼓励的一群（至少有七八个）人渣一拥而上，我再也没有了反抗的余地，直接被打倒。被打得头昏眼花，头痛欲裂，头上起了好几个包，只觉得天旋地转，摇摇欲坠。 李某辉副所长把我带到谈话室以后，我要求去治疗和检查一下伤势，被泠酷地拒绝。接着就要把我丢回“401”监室去。我说那就让他们打死算了。他说在我这里打死个人就和打死条狗一样。埋都不用埋，直接拉去焚尸炉烧掉就是了，我们这里离火化厂很近（我第一次知道我离焚尸炉这么近）。我只觉得头痛到了极点，好像马上就要炸裂一样，就和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在地上疯狂打滚之后的情形一样。再加上急怒攻心，顿时栽倒在地。 李副所长叫人把我拖到了单间“6011”。我醒来发现被丢在水泥地板上，地上有一滩水，头挨着厕所坑，一双袜子被磨烂了。旁边有一张由水泥固定的木板单人床。 我的头连续几天头痛欲裂，头上的包很多天不见消肿。连续四天按报警，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拒绝。绝食抗议了三天毫无成效。并且没有人承认我被打了。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5月30日，我从资兴看守所“下队”到郴州监狱。到监狱的第一时间，就叫我们从资兴看守所送去的14个人，脱光衣服集体蹲在地上蛙跳。我不愿意，结果，在我被送达监狱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被关进了收押中心二楼0.18平方米的铁笼子。那天室内温度35摄氏度，8个多小时，我只喝了一小汤匙水，没有吃任何东西，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湿透了好几次。 当晚又被关进了五楼的“高度戒备监区”，在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两个星期，每天待在铁笼子里15个小时以上。连续六天不准我洗澡；连续几天不准我喝水、上厕所。我绝食抗议了几天也无效。 姓梁的监区长当着十几个（被关铁笼子的有8人，加“绿马甲”好几个）人的面说： “这个人（指我）给我关死一点，不要给他喝水，不要给他放水（指上厕所）。只要不让他死在这里就行了。” 于是，我愤而提出要求上“老虎凳”。不到两个小时，我的“愿望”就被满足了。上了老虎凳不到十分钟，我双手就肿起来了，头上的汗珠滚滚而下，很快就汇成了汗水的洪流。衣服也很快就湿透了。——由于老虎凳是为比我高十公分的人设计的，我是被拼命往前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铐上去的。我的状况，在围观的人看来很不妙。 几个小时后从老虎凳下来之后，连续五天，我的右手虎口麻木，大拇指不能正常活动。两个月后，大拇指还有被低电压电流连接的麻木感。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6月8日，在一份监狱要求我填写的档案资料上，我写道： “自从我5月30日来到郴州监狱之后，我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无论我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或是一个政治犯，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我都享有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权。个体人格尊严是全人类整体人格尊严的一部份，人类的整体人格尊严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集合而成。监狱即使要达到某种“改造”人的目的，也不能以践踏和牺牲人类的人格尊严为代价。” 2023年6月25日，我被送往湖南省长沙监狱。我的两箱书不准带进去，就连只拿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拒绝。美其名曰“零带入”——这是雷建华监狱长亲自改革的监管措施，是雷监狱长的权威的极致体现之一。和我同一天送到长沙监狱收押中心的一个42岁来自广西柳州的犯人，7月初就死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收押中心将近两个月，我们不准读书写字，我三次提出借阅书柜里的《史记》也遭拒绝。 2023年8月21日，我下队到了四监区以后，连续五天因为我不愿无缘无故的被命令蹲下，而被按在走廊上。为的是“杀鸡给猴看”。2023年8月27日，我因为拒绝被强制要求唱红歌，被犯人和警察先后殴打。监区最高大的谢某军警官一脚把我踢飞后说：“涉及到政治原因，打了也白打。不服你就去纪委告去检察院告，去监狱长那里去告，你去哪里告我都不怕！”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8月29日，我由于不准上厕所，憋尿憋得太久，等到集体“放水”的时候，我一泡尿断断续续撒了20分钟才撒完。撒出来的尿像被切断成一截一截的。就在当天，我被警官口头作出惩罚： 每天上午、下午打开水的时候，只准给我打别人的1/3至1/2的份量；每天只准我上午、下午分别上一次厕所。庆幸的是，我遇到了稍有良知的“吴妈妈”，这个处罚没有被严格执行。一个星期后，让我恢复到完全按“规定”的规格打开水和放水。但每天只准打两次开水的规矩，直到我2024年10月29日回家也没有打破。我几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在焦渴中等上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喝上开水。哪怕前列腺炎有多严重，也得不到有效治疗。且在2023年8月2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期间，我和其他人“打报告”上厕所，总共只有8次，有5次被硬生生地挡了回来。 有什么人权可言？ 简直是连动物都不如！ 在长沙监狱服刑一年四个月，我只读了五本书，还没有在河源监狱一个月读的书多。因为我在长沙监狱要么是被禁止读书，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读书。我持续练了六年的书法之路被硬生生斩断，毛笔都没摸过。 正如我在写给雷监狱长的那封永远得不到回应的信里所写的，自从我的两箱书被挡在长沙监狱门外的那一刻起，我在长沙监狱里的服刑生涯就注意是一场恶梦！因为对于持续读了十几年书的我来说，如果有书可以读的话，哪怕身处地狱我也能够忍受；反之，即使是在天堂，如果禁止我读书的话，我也觉得是身在地狱之中。感谢长沙监狱教狱科，在2024年3月3日我被警察打了，投诉无门之后，3月8日给我转了一本弗朗西斯.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使我渐渐地活过来了。 在2024年8月份严格执行“9511”之前的一年一个月里，我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在2024年3月23日搬到长沙监狱新址以后，有一个多月，我们甚至被强制要求加中班（我本人加过一次，在170多个人的中队里，每天至少有几十个人被强制要求加中班）。一直以来，完不成任务的人，被各种各样的惩罚伺候。 在新址，为了追求所谓的“就餐秩序”，每天上午和下午收工之前，就让人把我们吃的用不锈钢盘子装的饭菜摆在不锈钢桌上，等我们吃饭的时候，饭菜基本上都是冰凉的。即使是在3月份，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还穿着棉衣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我反映了多次，毫无改善。我记得，我们家十几年前养猪的时候，我家的猪都要吃热的猪潲，泠的根本不吃。 我做为一个人权捍卫者，却落到了连猪都不如的境地。 2020年谢文飞第二次坐牢前来杭州看望朱虞夫 有什么人权可言？ 很多人会说，我们的监狱法第七条不是堂而皇之地规定了，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以及我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保护的吗？我相信，真正清醒的人都清楚，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在短期内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很遥远的距离。 况且，我们的雷监狱长在大会上公开讲话时说，我们的身份是罪犯，是通常所说的“坏人”（关于这点我要严正抗议，并且在时机成熟之后要求雷监狱长公开承认错误）就是要接受惩罚的；而且长沙监狱已经太好了，好到了中国第一流、湖南第一的地步。再好的话，就会导致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在狄更斯的指引下，来投奔长沙监狱了。雷监狱长在大会上还要求我们罪犯，要时时刻刻记住那墙上的“灵魂三问”——那是与“康德三问”完全悖反的东西。 因此，在雷监狱长的英明领导之下，在他的雷厉风行的淫威下，鲜有人敢去投诉的。即使投诉，就像我在被打之后，写给驻监检察官的信暨要求会见我的律师张磊律师要求申诉的信，遭到被当着我的面撕毁的下场。 在中国的监狱里，尤其是在我们长沙监狱里，不要再跟我提什么人权！ 这就是长沙监狱掷地有声的宣言！ 法国思想家伊佐说： 考察一国之文明程度，视其监狱管理制度可决也。 诚哉斯言！ ——人权捍卫者谢文飞冒死书于2024年世界人权日 What Human Rights Can There Be? — XIE Wenfei’s Testimony from Prison Writer: Xie, Wenfei Editor: Wang, Gloria  ...

作者：邢文娟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2025年6月2日，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正式开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了进去，既有对那段被沉封历史的好奇，也有无法言说的沉重与悲痛。        馆内灯光被调得很暗，外面刺眼的阳光和里面昏暗的灯光形成强烈反差，让我一时竟然难以适应。在几秒钟的黑暗里，我感到自己似乎被卷入到了那个被遮蔽三十多年的时空。片刻后，眼睛适应了室内亮度，我缓缓沿着左边的通道走过去，墙上的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那些定格的瞬间——广场上的学生、举着标语的市民、临时搭起的广播台——都像是在无声地诉说。读着旁边的文字说明，我的脚步不由得放慢，心情压抑而沉重。        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为了民主和自由、为了反对腐败、为了争取国家更美好的未来，不惧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时，我的心被深深震撼。那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在那个年代，他们本可以选择安稳的生活度过一生，但他们为了国家的未来，人民的美好生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站出来，冲在危险最前面……        我在展厅里伫立良久，胸口像被压着一块石头。那些影像和文字不仅让我看到三十多年前的热血与牺牲，更让我开始在内心里思考：这段历史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走出展厅时，我不禁又在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六·四”？而答案似乎又那么清晰。 铭记真相，不让历史消失        1989 年的那场学潮，是一场学生和市民自发的运动。他们呼吁的是反腐败、要民主、求公平，这些诉求放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依然不会过时。然而，这场运动最后以被武力镇压而告终，造成无数死伤，给全社会带来无法愈合的创伤。因为事件的相关信息一直被严格封锁，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仍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封锁而消失。纪念“六·四”，就是为了对抗遗忘，把真相留在人们心中。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民族记忆，就会迷失未来前行的方向。 缅怀牺牲者，守护人性底线        在那场风波中，很多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二十岁，那正是花一样美好的年纪，他们没能看到未来，却用自己的牺牲唤醒了人们对自由与尊严的思考。纪念“六·四”，就是对这些人最基本的尊重。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对为正义付出代价的人表达敬意，那么人性的底线就会慢慢被侵蚀。       这种纪念，不仅是哀悼，更是告诉我们后来的人：自由不是理所当然的，曾经有人为之流血，甚至付出宝贵的生命。 反思制度缺陷，避免悲剧重演        “六·四”的发生并非偶然，是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加之当时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最终导致矛盾激化，集中爆发。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公开对话，不允许合理表达诉求，那么冲突就可能在某个时点以一种异常激烈的方式爆发。       纪念“六·四”，就是不断在提醒当局和我们自己：社会改革需要制度保障，国家治理需要公平透明，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悲剧再一次发生。 启发后人思考，推动社会进步        纪念“六·四”，并不是要求人们停留在痛苦里，而是要让后人懂得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国家和人民？      “六·四”是一代青年学生为了国家前途而做出的努力尝试，也是普通民众对国家公平公正的呼喊。今天的我们，或许无法立即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行动，让社会往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向逐步前进。纪念“六·四”，是我们每一位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语         三十六年过去了，“六·四”依然值得被铭记。纪念它，是为了守护历史真相，缅怀那些牺牲的人，反思制度缺陷，启迪未来一代接续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勇气，是真正的担当！ Why We Must Commemorate June Fourth Author: Xing Wenjuan Edited:...

作者：赵杰 编辑：韩唳 青天白日下的心声 2025年10月4日清晨，我来到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参加由加州台湾同乡联谊会举办的中华民国114周年双十国庆升旗典礼。当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风中升起时，我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百感交集。 从在国内冒着风险突破中共的网络围墙，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近代史开始，我就为中华民国的坎坷命运感到悲哀，并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一员。今天，第一次在海外亲身经历为它庆生，我更加清楚地告诉自己：我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我是中华民国的遗民。 I Am Not a 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I Am a Surviv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uthor...

作者：钟然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刘芳 摘要：90年代河南“血浆经济”导致大规模艾滋病感染，政府为掩盖工作失误打压抗艾勇士高耀洁，至其被迫移居美国最终在美逝世。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红会血液中心达成协议，将血液计划指标一次性拔高到原来的两倍，企图超额完成分配的献血指标。在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以及担任河南省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大力推动下，卖血更是成为一种风潮，政府更是提出了“要想奔小康，赶紧卖血浆”的宣传语，而河南睢县电视台更是在广告中宣称“不卖血就是不爱国”，大量农村人口参与其中。 1996年，高耀洁教授在河南省会第一次会诊到艾滋病人，发现感染源来自于血库，随后开始对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并自行出资进行防艾宣传活动。在深入调查后高耀洁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一家四口，丈夫和妻子因为献血感染艾滋病毒，妻子于1997年夏天死于艾滋病，她是这个村里第一例年夏天死于艾滋病感染的病人。 艾滋孤儿高闯与养母（左）和高耀洁（右）在一起 2004年，她与衡阳消防兵、梁雨润、尾山宏、钟南山、达吾提·阿西木、杨利伟、巴金（舒以代）一同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 2001年，文楼村的村民告诉来访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 宁陵县因分娩输血感染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产妇到北京上访 宁陵县200多名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毒，上面不追究责任反而极力袒护，受害者上访就打压，两名上访者被判刑，近10人被刑拘。 河南省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高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母女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 2016年10月，高耀洁于纽约曼哈顿的公寓 2010年3月，高耀洁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住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由护工照顾她的生活，深居简出，继续她的艾滋病事业，短短几年写下7本有关艾滋病疫情的书和一本诗词。“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高耀洁医生2023年12月10日过世，享年95岁。她的葬礼18日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举办。 The Blood-borne AIDS Tragedy Author: ZHONG RanEditor: ZHONG Ran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Proofreader: LI Jie  ...

一维权者被非法关进法庭近4小时 作者：蒋戈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tomorrow 中国著名维权活动家邹巍所谓“寻衅滋事”案于2025年9月19日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开庭，尽管当局已提前一天将吕耿松、陈树庆、毛庆祥、戚惠民等中国民主党人禁足在家，但朱瑛娣、梁丽婉、严忠良、严忠女、刘训连、王利民、沈利华、商国英等近百名维权者还是聚集在法院门口，并涌进法院二楼大厅，要求参加旁听。拱墅区法院的工作人员拒绝维权人士参加旁听，称旁听申请程序已经结束。大家质问法院当局为什么不提前公告通知，甚至连邹巍的妈妈也没拿到旁听证。当局无言以对。余杭区塘栖镇超山村的商国英提出要求在大厅设一台电视机直播庭审实况，却被关到隔壁的大法庭里，由五个法警看着，直到下午一点多才将她放出。商国英说，她在法院里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她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厕所只有一平方米左右大，座位上有脚铐，像看守所和监狱的的禁闭室一样，这样的厕所有十个左右，连成一排。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或听到过这样的厕所，这算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了。 邹巍八十五岁的母亲虽然没有拿到旁听证，但她在维权人士的帮助下，也参加了旁听。法官不许邹母说话，并威胁说如果她说一句话，就要把她撵走，邹母十分心疼儿子，但又为儿子感到骄傲。她说邹巍瘦了很多，但看起来很有精神，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条理清晰。律师为邹巍作了无罪辩护，辩护的要点是两个：一是邹巍接受采访是否属于“通过信息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他们认为接受采访属于被动行为，被采访者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向采访者回答问题，编辑、取舍的责任都在采访者一方，这样的情况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是常见的；二是邹巍所说的信息是否虚假。检方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邹巍所说的信息是虚假的，而恰恰相反的是，许多信息所涉的当事人能证明邹巍所讲的都是事实。邹巍母亲盛赞两位律师，称他们很出色。 开庭前一天，邹巍向拱墅区法院提出了《要求公开审判并启动网络直播》的申请。他认为，既然起诉书认定他“通过海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等信息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涉嫌寻衅滋事”，那么，他的案子就应该公开审判并启动网络直播，因为自由亚洲电台属于美国国会出资设立的新闻单位，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泛，应依法依规直播。  邹巍同时还提出，他的父亲、母亲年纪太大，他的妹妹又不在国内，不能旁听庭审。但他自幼在杭州长大，在杭州有很多朋友。因此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旁听庭审。他要求法院“当我的朋友们前往法院的时候，希望贵院严格按照刑诉法庭审公开的原则，不得阻碍他们旁听庭审，并且要保证足够的旁听席位。但邹巍的申请不但没有得到法院的同意，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并将要求电视直播的商国英非法拘禁达4小时之久，闹出了法庭成为囚笼的丑闻。 Nearly 100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ere unsuccessful in attending Zou Wei's trial. One activist was illegally detained in...

作者：张兴贵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吴可正 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工人做工，指导过农民种地，指导过作家写作，还指导过女青年杀猪，指导过精神病院，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神吗？他只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乡巴佬，如果没有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 权力崇拜，这种将凡人奉为“全知全能”神的荒诞现象，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极权制度土壤里滋生出的毒瘤。它以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为养料，营造出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迷雾。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嘲讽——“没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不仅揭露了个人的虚伪，更指向了极权制度的核心病灶。 一、权力的绝对集中：神坛的基石 极权制度的首要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不是分散的、受制约的，而是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点——领袖或核心集团。所有决策、资源、甚至思想，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运转。这种集中不仅消灭了分权制衡，也消灭了异见的空间。领袖被塑造成“全能”的象征，因为他掌控了一切：从军队到工厂，从课堂到厨房。于是，权力本身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质疑权力等同于亵渎神明。 二、恐惧与服从的文化 极权制度的另一个根源，是恐惧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是一种治理工具，更是一种心理武器。秘密警察、监控、告密制度，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被窥视的阴影下。质疑领袖，后果可能是失踪、流放或精神病院的“治疗”。这种恐惧迫使人们放弃独立思考，学会用领袖的语言说话，用领袖的眼睛看世界。 更可怕的是，恐惧催生了盲目的服从文化。人们不仅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主动迎合，争相表忠心。领袖的画像挂满街道，颂歌响彻广播，不是因为他真的“全能”，而是因为群众害怕不这样做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于是，权力崇拜变成了一种集体表演，每个人都在演戏，却没人敢喊停。这种文化让极权制度得以自我强化：领袖越被神化，群众越不敢质疑；而群众越服从，领袖越觉得自己是“神”。 三、宣传的谎言 极权制度的第三个根源，是宣传机器的无孔不入。极权国家深谙“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的道理，通过控制媒体、教育和文化，将领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从教科书到报纸，从电影到歌曲，领袖的形象无处不在。他的每句话被奉为金科玉律，他的每项决策被吹捧为天才之举。即便粮食减产、工厂停摆，宣传机器也能把失败包装成“伟大胜利”。 这种宣传不仅美化领袖，也扭曲了现实。群众被剥夺了获取真相的渠道，只能依靠官方的“真理”。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领袖真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甚至连杀猪都要听他的“指导”。斯大林时代，李森科的伪科学能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宣传机器把他的荒谬理论吹捧为“革命性突破”。这种谎言的滋生，让权力崇拜的迷雾愈发浓厚，直到整个社会都迷失其中。 四、人性的从众与逃避 权力崇拜的根源不仅在制度，也在人性。极权制度善于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逃避责任的倾向。在不确定和恐惧中，很多人宁愿将命运交给一个“全能领袖”，也不愿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领袖的“指导”看似为生活提供了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性是虚假的。群众高喊口号、挥舞旗帜，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思考的负担。 此外，极权制度还利用了人类对“伟大”的渴望。领袖被塑造成民族的化身、历史的舵手，让人们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宏大叙事”。这种集体狂热掩盖了个体的无力感，让人们在膜拜领袖时，误以为自己也在分享他的“神性”。然而，这种狂热只是幻觉，一旦权力崩塌，群众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 五、历史的惯性 权力崇拜的根源还在于历史的惯性。极权制度往往并非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旧的专制传统。无论是沙皇的独裁，还是专制帝王的“皇帝”神话，都为现代极权提供了模板。斯大林的苏联，不过是将沙皇的权杖换成了红旗，依然是“一人说了算”的逻辑。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权力崇拜几乎是必然的产物，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膜拜“强人”。 权力崇拜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背弃。极权制度用集中、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社会困在其中。要打破这种崇拜，唯有回归理性与自由：分散权力，让制度制约人，而不是人凌驾于制度；鼓励质疑，让真相取代谎言；尊重个体，让每个人都能自由思考，而非盲从“领袖”。 The Roots of Power Worship Abstract: Using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veals five root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