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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三十七个年头。三十七年，足以让当年的热血青年步入两鬓苍苍的暮年，也足以让整整两代人在极权刻意制造的信息黑洞中长大。然而，历史的奇妙之处在于，记忆或许会被高墙暂时封锁，但人类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却如同地底的岩浆，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破土而出。 ...

作者：木弓五世 木弓独响       《警察与赞美诗》是美国作家欧·亨利创作于1904年的经典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高中语文教材。小说描绘了流浪汉苏比在严冬中为求温饱而屡次试图犯罪入狱却屡屡失败，最终在教堂聆听赞美诗时心灵受到感化，却意外被捕的荒诞故事。该小说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以及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荒诞性，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然而，这种文学中描绘的资本主义的荒诞与悲剧却在我国现实中接连浮现：2008年9月，湖南衡阳祁东县的七旬老人付达信因生活无着，在北京火车站抢劫女生，被捕后直言“希望能判重一点”，以求在监狱中获得基本生活保障；2021年8月，浙江永康市打工青年陈某因经济窘迫、流落街头，为获得食宿而抢劫超市；2025年10月26日，37岁的曹某在上海浦东某金店砸碎柜台玻璃，动机竟同样是寻求监狱庇护……这些事件不再是欧•亨利《警察与赞美诗》的文学讽刺，而是现实版“求生型犯罪”的真实而残酷的写照。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应具备层层防护机制：社会救助体系为真正需要者提供庇护；心理健康服务及时干预绝望情绪；就业支持系统帮助个体重建谋生能力；政府组织则承担起兜底保障的责任。然而，当这些系统存在漏洞或衔接不畅，便有人从缝隙中坠落。当基本生存成为奢望，铁窗竟成为某些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 这些为求生而触法者，其行为虽违背法律，但其背后的求生本能却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中某些未被阳光照亮的角落。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维护尊严的权利。当一个人为生存主动放弃自由与尊严，当“监狱生活成本”低于“自由生活成本”，当铁窗内的三餐暖食胜过街头的饥寒交迫，这已不仅是个人悲剧，而是全社会必须正视的命题，更是执政者亟需回应的国家议题。 让每一位国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是对执政者治理能力的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农村贫寒子弟上升通道狭窄，城市平民在生存线上挣扎，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断裂。部分年轻人因看不到希望而选择“躺平”，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人口面临断崖式下滑，社会活力受到抑制，集体迷茫情绪蔓延。容身之所与温饱之需本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却有一些人被背道而驰的疯狂碾得粉碎，被迫走向极端。 当颤抖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实施毫无技术含量的抢劫，只为换取牢房中的一餐一宿；当犯罪不为财富，只为获取一张“监狱门票”；当监狱成为理想中的避难所，而自由与尊严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那么社会的健康秩序必将受到侵蚀，整个社会大厦长期积累的问题一定积重难返，轰塌之日定然摧枯拉朽，猝不及防。 近期上海曹某抢劫金店案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舆论同情。可以预见，他将如付达信老人一样获得宽大处理。付达信不仅获得减刑与生活照顾，出狱后更入住新房，享受特困养老补助，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生活，其荒诞经历甚至被当地政府包装为“老有所养”的正能量故事。 鲁迅曾言：“打断你的腿，再给你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你，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所以你要懂得感恩。” 我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警察与赞美诗》的现实版故事未被公开，但中国人素来有将“丧事”办成“喜事”的传统，以彰显仁义与治理成效。故事公开与否，各有其逻辑与考量。当然，我们衷心希望，在有人递出“拐杖”之前，不曾有谁的腿被先行打断，感恩方能顺理成章，尊严才能真正回归。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Mu Gong: The Societal Affliction of Surviving Behind Bars Authors:...

攝影記者：關永傑 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37週年到臨之際，全球各地、各族裔、各組織用各種形式來緬懷所有那些以和平方式爭取自由、問責制度和反對腐敗的人們。記者於6月4日在華盛頓DC參與了三場紀念活動： 活動一、國會山（U.S. Capitol）——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紀念天安門事件37週年新聞發佈會 發佈會由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領銜，該委員會主席（來自密歇根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約翰·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擔任主持，該委員會民主黨首席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眾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蒂（Raja Krishnamoorthi）一同出席。 列席嘉賓中有三位都是當年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之一，分別是“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智庫負責人王丹先生， “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執行主任周鋒鎖先生及前美國陸軍退役隨軍牧師熊焱；其他嘉賓還有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黃慈萍女士；黎智英先生的女兒黎采（Claire Lai）等。 Washington, D.C....

作者：朱晓娜     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六四”从来不是一个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事件。在国内，我只零星听到过几个词：“坦克”“大学生”“天安门”。这些词像被切割后的碎片，彼此孤立，无法构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关于19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与主流媒体中都未曾获得完整信息。 说来有些奇怪，一个影响了无数人的历史事件，却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只剩下几个模糊的名词。那时候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会去追问。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长一段历史，在我的认知里几乎是一片空白。   直到来到美国之后，通过不同的信息来源、历史资料，以及参与纪念活动，我才逐渐拼凑出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那是一场围绕改革与公共诉求展开的社会运动，并在1989年6月以悲剧方式结束。此后，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长期被限制讨论与公开表达。我也逐渐意识到，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对“六四”的理解仅停留在零散词语，甚至完全空白。并非因为他们不愿了解，而是因为信息本身在结构上被长期隔离。   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一代人只能接触到符号，而无法接触到叙述时，这种“集体性遗忘”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刻意塑造的结果？   2026年6月4日，我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参与了六四三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夜幕降临，人群逐渐聚集。有人点燃蜡烛，有人摆放鲜花，有人静静站立，也有人低声交流那段历史。 现场没有喧嚣，但气氛是沉重而克制的。在这里，那些在国内被压缩成关键词的记忆，以完整叙述和公开表达的形式被呈现出来。 我也有幸参与了一段六四纪念诗歌朗诵，其中一部分由我朗诵： “当鲜血流过长安街，夜色比枪声更沉重。 有人在恐惧中学会沉默，也有人在沉默中选择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被迫遗忘，总有人在时间深处守住记忆。” 在漫长岁月中，总有人在深夜轻声追问：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一天的经历。我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些零散词语。想起曾经对那段历史的陌生与空白。也想起纪念现场那些默默点燃蜡烛的人们。我忽然明白，纪念并不只是为了过去。它也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对于我而言，这次纪念活动不仅仅是一次参与，更像是一堂迟到了很多年的历史课。它让我从一个只听过几个词语的人，变成了一个愿意了解历史、记住历史的人。或许我无法改变什么，但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年发生过什么，也知道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愿意在每年的六月，点燃一支蜡烛，守护一段记忆。因为记忆不只是为了回望过去。也是为了告诉未来的人：有些事情，可以被尘封，却不应该被遗忘。 编辑：李晶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An Ordinary Person's Perception and ...

作者：张宇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仿佛终于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墙。 从此不再需要翻墙看新闻，不再需要担心朋友圈里哪句话会被举报，不再需要在发言之前反复斟酌哪些词能说、哪些词不能说。许多人相信，只要离开中国，专制的阴影就会停留在过境线的另一边；只要身处民主国家，自由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空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有的人参加了一场和平集会活动，几天后，国内父母接到派出所电话； 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随后亲属被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有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谈论人权、民主和自由，结果家乡的亲人被国安局约谈； 还有的人只是转发了一条敏感新闻，便遭遇网络骚扰、账号举报、匿名威胁，甚至工作和学业受到影响。 他们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取得当地公民的身份，但一种熟悉的恐惧却从未真正离开。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所在国家政府，而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不断扩张的一种权力形式——跨国镇压。 它不再满足于控制中国境内的声音，而是试图将审查、监控、恐吓和政治压迫延伸到海外。对于中共而言，国界并不是权力的边界，只是权力投射的起点。它希望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处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伦敦、悉尼，都能够感受到同一种压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务。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出现了。 当海外华人在民主国家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时，却仍然要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 当他们拥有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却仍然害怕被拍照、被记录、被列入某种看不见的名单； 当他们终于获得公开表达观点的空间时，却发现中国共产党仍然试图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沉默。 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影响力。 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恐吓，一种针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对民主国家主权和法治原则的直接挑战。 因为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制造寒蝉效应，能够通过骚扰、威胁和监控压制当地居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受到侵蚀的就不仅仅是个体权利，而是整个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宣称自己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但当它试图把自己的审查制度、维稳逻辑和政治恐惧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正在做的，恰恰是对其他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侵犯。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关乎自由，关乎法治，关乎一个专制政权是否有权把自己的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更关乎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他是否仍然有权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镇压延伸到海外？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关注海外异议人士，是因为害怕反对声音。 但事实上，这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那些脱离了它控制范围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共产党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它控制媒体，审查网络，监控通讯，管理出版，限制集会，打压异议。通过几十年的高压治理，它已经建立起一套几乎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网络。 然而，一旦有人离开中国，这套体系便出现了裂缝。 当一个中国人身处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悉尼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了过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他可以阅读被屏蔽的历史资料；可以接触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公开批评执政党而不用担心警察敲门；可以参加集会，可以接受采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叫失控。 因为极权统治最核心的基础，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信息垄断。 共产党能够长期维持统治，并不仅仅依靠警察、监狱和摄像头，更依靠对现实解释权的掌控。它决定什么是历史；决定什么是真相；决定什么能够被讨论；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而海外华人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切。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既了解中国社会，又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他能够用中文传播信息；能够向国内亲友讲述不同的观点；能够把被掩盖的事实重新带回中文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座连接自由与封闭世界的桥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为对于一个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外国政府，不是国际媒体，甚至不是街头抗议。最危险的，是一个会说中文、了解中国、又不再害怕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试图把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海外。它害怕的不仅仅是某个异议人士发表文章，它害怕的是这些文章被更多中国人看见；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活动，它害怕的是有人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不被逮捕；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段视频，它害怕的是视频背后所代表的事实——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质疑的。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权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意味着一种致命威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共产党讲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因此，跨国镇压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报复。 它是一场针对思想的围堵。 共产党试图通过骚扰、恐吓、监控和施压，让那些已经身处自由世界的人，继续按照中国国内的规则生活。它希望你人在美国，但思想仍然停留在防火墙里；它希望你拥有言论自由，但永远不敢使用它；它希望你能够看到真相，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它希望把中国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监狱。而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公民出国。 一个真正稳固的制度，不会害怕人们接触不同观点。 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几场集会、几条社交媒体发言，就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追踪和打压。 只有那些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统治，才会如此恐惧自由。 因为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自由思考，开始比较不同制度，开始独立判断是非，那么权利长期精心构建的神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它针对的是自由本身。 它试图告诉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即使你跨越了国界，也不要试图跨越恐惧。 对于许多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移民、留学或者流亡，曾经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他们以为跨过海关，便跨过了恐惧；离开故土，便离开了审查；来到民主国家，便能够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外国政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恐吓居民，当人们在自由社会中依然因为政治观点而感到恐惧，当海外华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被侵蚀的不只是个人权利，更是法治、主权和公共安全本身。 因此，跨过镇压绝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它是一场针对自由社会的挑战。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那么今天受到影响的是中国人，明天受到影响的就可能是任何人。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 它需要被争取，也需要被捍卫。 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人们有权说大家都同意的话，而是因为人们有权说权力不愿意听的话。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却仍然无法摆脱政治恐惧； 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国家，却依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让远在海外的人继续生活在沉默之中； 那么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群体，而是自由本身。 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够监控一个人的手机，能够骚扰一个人的家人，能够向海外输出恐惧。但它无法永远阻止人们思考。也无法永远阻止真相传播。更无法让整个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自由，应当在国界线前停止。 自由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正因为它不属于某个政党，不属于某个政府，也不属于某个国家。 它属于每一个人。 而任何试图把恐惧输出到全世界的政权，最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国界可以限制人的流动，却无法永远囚禁思想。 离开中国，不一定能够立刻摆脱恐惧。 但正因如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才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而是一个最基本、也最不应被妥协的原则：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Should Not Stop at ...

文：黄利娥 从更长的历史看，这种逻辑一再重复：制造敌人、动员群众、再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个体的疯狂只是结果，制度性的运作才是根源。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 每到这个时间，都会有人回顾那段历史：红卫兵、批斗会、抄家、破四旧、武斗、全民恐惧。很多年轻人把“文革”理解成一场群众疯狂，仿佛只是时代失控造成的一次悲剧。 但“文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社会失序。 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发动，没有宣传系统的煽动，没有整个体制的默许和配合，它根本不可能席卷全国，更不可能持续十年。 所以，“文革”最值得反思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 红卫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力结构。 回头看中共历史就会发现，“文革”并不是孤立事件。 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镇压，中共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政治斗争和系统性暴力。 这种暴力并不只是肉体层面的。 它既包括公开镇压，也包括思想改造、舆论控制、社会清洗，以及通过恐惧让整个社会服从。 每一次政治运动的逻辑都高度相似：先制造敌人，再发动群众，最后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和整肃。 敌人可以是地主、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是“境外势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名称一直在变，但逻辑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看现实，仍然会感到一种熟悉感。 没有了红卫兵，但有了网络审查。 没有了大字报，但有了算法过滤和关键词屏蔽。 没有了群众批斗，却有越来越精密的监控系统和数据治理。 时代进步了，技术升级了，但某种控制方式只是换了外衣。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突然疯狂，也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天然容易滑向暴力。 当权力无需接受约束，当异议被视为威胁，当政治忠诚高于个人权利，暴力就不再只是手段，而会逐渐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文革”已经过去60年，但它留下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历史记忆。 而是提醒人们：如果制造“文革”的制度土壤没有被真正清算，类似悲剧就始终存在重演的可能。 这或许才是“文革”60周年最沉重的现实意义。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本文由周小星提供 “Cultural Revolution” 2.0: An Upgraded Form of Control in Disguise By Huang L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n acciden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