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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雪丰 编辑 ： Gloria wang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跨国镇压”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对身处海外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监控、骚扰、威胁甚至间接施压等方式进行控制。进入2026年，这一现象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系统化的趋势。 首先，直接针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延伸式打击”，成为跨国镇压的重要特征。2026年，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案例是：一名旅居美国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其在香港的父亲被判刑。该案件被外界解读为对海外异议人士的“连带施压”，即通过惩罚家属来影响当事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突破了地理边界，使个人即使身处他国，也难以摆脱来自原政治体系的压力。 其次，在海外直接展开行动的情况也在增加。2026年3月，意大利方面驱逐了8名中国公民，原因是他们被怀疑参与监视并骚扰一名异见人士。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双方执法合作受影响，也显示出相关活动已经进入欧洲社会内部，引发主权与安全层面的担忧。 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2026年初有人员被指控代表中国公安系统，对当地宗教团体进行情报收集和监控。当地安全机构指出，这类行为属于“外国干预”甚至带有跨国镇压的特征，尤其容易针对移民和侨民群体。 ...

攝影記者：關永傑 編輯：鍾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3月10日，世界多地的藏人社區與支持者同步舉行活動，紀念1959年西藏起義週年。在美國舊金山，當地作為全球紀念行動的分會場之一，藏人團體與人權支持者在舊金山市政廳前舉行集會並發表演講，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的人權與文化處境。隨後，參與者舉著雪山獅子旗和各類標語上街遊行，隊伍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表達抗議，最後返回聯合廣場。 March 10 Tibetan Martyr’s Day (Photo Gallery) Photojournalist: Guan Yongjie Editor:Zhong Ran Proofreader: Cheng Xiaoxiao Translator: Zhou Min On March...

旧金山中领馆前声援西藏人民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报道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3月10日，在西藏抗暴六十七周年纪念日之际，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以及多位民主人士、藏人团体成员，在旧金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纪念集会，声援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抗争。活动以“自由中国，自由西藏”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并表达对藏人文化、宗教与民族身份的支持。 当天中午，来自不同族群与背景的参与者手持标语与雪山狮子旗，在中领馆前聚集。他们高呼“Free Tibet”“Free China”“Stop CCP Repression”等口号，纪念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民在拉萨发起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这场抗议最终遭到中共军队的武力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并迫使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 声援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活动现场（摄影：缪青） 历史回顾：1959年西藏抗暴的悲壮记忆 活动现场首先由北加州藏人协会会长洛桑发表讲话。他表示，3月10日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日期，对于世界各地的藏人来说，这是一个纪念、抵抗与决心的日子。 洛桑回顾说，67年前的今天，西藏人民勇敢地站出来，保卫他们的家园、文化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反对中国政府的强行占领。当时成千上万的藏人在拉萨举行和平集会，但中国军队以残酷的武力回应，以炮火轰炸和对无辜抗议者的无差别射击进行镇压，导致数千人丧生、更多人受伤。 这场悲剧迫使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数万名藏人也踏上流亡之路。然而，大多数藏人仍然留在西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守护自己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身份。 长期压迫下的西藏现状 洛桑在讲话中指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在西藏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大量寺庙和文化机构被摧毁，自然资源被掠夺，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上更有超过一百万藏人因政治运动与镇压而失去生命。 他还提到，今天的西藏局势仍然令人深感忧虑。任意拘留、酷刑以及政治犯死亡的消息仍不断传出。与此同时，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寄宿学校系统，据称已有近一百万藏族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在这些学校里，藏语、宗教与传统文化受到压制，而汉语教育与政治灌输则成为主要内容。 洛桑表示，这种教育体系不仅威胁藏族文化的延续，也引发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批评。 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有所增加。美国国会通过相关决议，明确指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属于纯粹的宗教事务，应完全由藏人传统决定，而不应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 该决议还授权相关资金，用于反驳中国政府关于西藏历史与文化的虚假叙述，并敦促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以及民选的西藏领导人展开不设前提条件的对话。 此外，2026年2月，美国政府任命莱利·巴恩斯为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负责统筹美国的西藏政策，重点关注人权、宗教自由以及推动中国政府与西藏代表之间的对话。 洛桑认为，这些举措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国际社会并没有忘记西藏。 向为自由献身的藏人致敬 在讲话的最后，洛桑向所有为西藏自由而牺牲的烈士致敬，并向那些因坚持信仰与民族身份而被关押的藏人表达敬意。 他说，西藏的斗争不仅仅关乎土地或政治，更关乎人的尊严、文化的生存，以及一个民族按照自己传统和信仰自由生活的权利。67年来，藏人经历了巨大的苦难，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被摧毁。 “只要藏人仍然存在，对一个公正与有尊严的西藏的希望就永远存在。”洛桑最后以藏语呼喊“菩提嘉禄”，并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表达对未来的期待。 北加州藏人协会会长洛桑发言现场（摄影：缪青） 青年民主人士的呼声：跨民族的良知与责任 随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上台发言。他以藏语问候“扎西德勒（Tashi Delek）”开场，并表示自己今天是以一名支持西藏的中国青年身份站在这里。 崔允星在讲话中提出一个问题：“作为汉族人，我们为什么要支持西藏？为什么要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他引用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的名言指出，当迫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如果人们选择沉默，那么当迫害最终降临到自己身上时，便再也没有人能够为自己发声。因此，当他人面对不公与压迫时，沉默并不能换来自由。 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压迫西藏、香港、维吾尔族、蒙古族以及台湾，而这些压迫往往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作为汉族人，更有责任反对这种不公。“当我们站出来时，不仅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重拾我们自己的良知与尊严。”他说，中国人与藏族人民应当并肩站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自由未来而奋斗。 他最后高呼：“自由西藏！自由中国！让我们团结起来，说出真相，伸张正义！”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活动部副部长崔允星发言现场（摄影：缪青） 中国民主党成员声援西藏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在活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大家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纪念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民为自由发出的呐喊。 他指出，六十多年来，西藏的信仰、文化与尊严长期遭受压制，但追求自由的精神从未熄灭。“作为追求民主与人权的人，我们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反对迫害，捍卫信仰自由与民族尊严。” 在发言的最后，他呼吁中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当中国人学会为其他少数民族挺身而出时，我们其实也是在拯救自己。”他说，没有自由的中国，西藏无法真正获得自由；而没有自由的西藏，中国也不可能实现自由。希望有一天自由的阳光不仅能够照耀雪域高原，也能够照耀整个中国。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宣传部副部长缪青活动现场（摄影：庄帆） 流亡者之间的共同命运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在采访中表示，3月10日不仅是西藏人民的重要纪念日，也是所有反对极权统治者共同的记忆。 他说，许多参与者本身也是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人。“我们都是中共极权暴政下的政治难民。今天我们与藏族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压迫并肩抗争，为争取自由民主共同发声。” 陈森锋表示，西藏、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人民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紧密相连。“自由中国，自由台湾，自由香港，自由西藏”，既是口号，也是对未来的期盼。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活动现场（摄影：缪青） 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在采访中表示，他来到现场，是为了与图博（藏人）同胞站在一起，共同反抗中共政权。 他认为，中共政权是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独裁体制，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他指出，中共不仅在西藏进行文化压制，也在中国大陆对数以亿计的人民实施严密的政治控制。 庄帆表示：“中共掠夺了图博人民的土地，也撕碎了我们的家园。在西藏，它进行文化灭绝；在中国大陆，它压迫十四亿人民。这个依靠恐怖维稳维持统治的机器，本质上是一个非法政权。” 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再对独裁政权抱有幻想，并明确表达对藏人自决权的支持。他强调，西藏的未来应当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 中国民主党党员庄帆活动现场（摄影：缪青） 自由的呼声仍在继续 随着活动接近尾声，参与者再次高呼“Free Tibet”“Down with CCP”等口号，并向1959年抗暴中牺牲的西藏人民默哀致意。 许多参与者表示，尽管西藏抗暴已经过去数十年，但自由与人权的追求从未过时。只要世界仍然关注，西藏人民的声音就不会被完全压制。 在阳光下飘扬的雪山狮子旗与标语牌，成为旧金山当天的一道独特景象。对于参与者而言，这不仅是一场纪念活动，更是一种信念的表达——无论身在何处，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声音都不会沉默。 集会现场参与者齐声高呼：自由西藏，自由中国万岁！ 声援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活动现场（摄影：缪青） Supporting the Tibetan People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作者：黄维克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资本家算“干部”吗，这是我小时候一直纠结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答案。 我是家里这一代唯一的男孙，也就是我可以把姓氏传下去，但爷爷并不喜欢我，听说我出生那一年，他就被“公私合营”给开除了。 相信他感觉解放后受骗上当，自己创业开办的生意被政府公私合营后，人家学会了经营之道，就把相对高薪的他赶走。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我就成了“扫帚星”，上海人说的“触霉头”。 那个年代每人要填写很多表格，每个表格上都有“家庭成分”，每次这个时候家里都要争论一番，叔叔们认为爷爷算是“干部”，除了投资还要管理。 但实际上应该填写“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那时候听起来像“艾滋病””强奸犯”一样，而且往往空位不够。只能两个字，“工人”、“农民”、“职员”……. 他一个人干的“缺德事”，接下来的几代人都要受磨难，当年的“荣华富贵”我没份，遭人嫌弃时却轮到我了。 爷孙一堂本来是件好事，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每天就这样僵持。 原来爷爷整天闷闷不乐，还有其他的原因，随着时间推移我知道的越来越多。 1950年上海才有围城的枪炮声，他早已经买了去新加坡的船票，但他的母亲听说他要去外国，发誓当场撞墙死在他面前。 曾祖母在孤儿院，把爷爷领回家里抚养成人，他靠努力或者幸运发了“小财”，岂能众叛亲离？再加上当时政府全力宣传“剥削有功”，爷爷就决定留在大陆继续敬他的孝心。 噩梦远远不止“剥削”，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原来上海的资本家里也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他是属于后者。 那个动乱年代，为了保护家人，爷爷想买一把手枪回家。那时候买枪要加入一个团体，他就填了一张表格。由于祖母反对，那把枪在家里只呆了一晚上。 就这样，爷爷莫名其妙地加入了“反动组织”(大概是“三青团”吧)，他面临发配新疆。那时候的宣传说“新疆是个好地方”，“肥肉吃进去吐出来”，上海人始终对此半信半疑。 全家男女老少出动在火车站送行，孩子们在月台下跪哭声一片，爷爷清楚接下来的日子——凶多吉少，不断地对家人挥手，感觉像是“英勇就义”。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认识的里弄干部，他说： “你怎么会来的？” 爷爷回答：“我是不法资本家”。由于他平时对人很好，这位来往两地的“官员”，坚定地对他说：“你不够格，你不能去！” 这时候火车已经开始移动，他的行李被一件件扔到月台上，也只好跳下了火车。就这样巧遇“救星”，爷爷没有了新疆的故事，后来他才有机会死在上海。 之前讲到爷爷因为他固执的妈妈，没有去成“新加坡”，后来又因为善心的干部没去“新疆”。虽然两个地方都是“新”字打头，但任何一个去成了，结果会是天壤之别。 从小都有一个好奇心，爷爷是个孤儿，在上海“十里洋场”，靠什么会赚得“盆满钵满”，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们那一代的教育都是这样，周扒皮半夜里学鸡叫，天不亮就让人下地干活；刘文彩在收租院里，如何用水银秤杆缺斤少两。 无论上一代给了我们多少爱，因为学校的教育，我们都带着一种怀疑的，甚至“敌视的”眼光看他们。 记得一次问婆婆，别的女人都戴金银首饰，你为什么从来不戴？她回答说，如果有那样的习惯，当年会被金银财宝压死(这么大的口气)。 家里真的那么有钱？是的。婆婆说以前家里在湖南路的老房子，楼梯拐弯可以放一桌酒席，后来家境不好了，就搬到了“大西路”小房子(今天的”延安路”)。 几年前我回上海，还特意去了我长大的房子，在那里拍了张照片(见图)。 那时候家里经济十分落魄，不时要变卖一些东西。在物质条件很艰苦的情况下，婆婆仍然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爷爷则特别注重我的学习。 那时候上海有小学入学试，有一道题目是两张照片，一张是月亮，另一张是太阳，听说有小孩把那太阳，说成可以吃的“大饼”。 爷爷则连家长表格都让我自己填，我不仅会写父母的名字，还会写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中间两个难字“師範”(那时中国还是繁体字)。 我慢慢地意识到爷爷是个好人，给我打的文化基础，今天看来是“钢筋混泥土的”，虽然是小学的前几年，也给我带了好多荣誉。 那时候我在心里想：爷爷为什么以前会去“剥削”他人呢？ 爷爷对他的“剥削”历史，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由于我的好奇心，加上家里人口众多，七拼八凑地找出了爷爷的“发家史”。 我感觉到“剥削”的成分几乎没有，或者是极少。如果真有的话，他更多的是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爷爷到上海之前都在和尚庙办的孤儿院里，幸运地被黄氏领养带到上海，没有任何钱，更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做生意。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美国人办的贸易公司，必须学习讲英语与上司交流。他为了供养母亲，就开始了鹦鹉学舌地讲英文。 爷爷倒是真有一样与众不同的特长，那就是他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简直像书店里卖的帖子一样，可能是和尚庙里修来的功夫。 他后来又喜欢上了京剧，不但能唱还会拉。 赚到一点钱后，逢年过节就搞“堂会”，把一帮京剧名角和票友请到家里。他作为东道主还能又拉又唱地表演一番，令他在上海滩的生意人里与众不同。 那时候他办的一个仓库，除了存放一些吃穿住用行的小商品外，还存放美国运来的剩余物资。精明的商人不愿意空船来上海办货，往往运一些没有买家的物品。 货仓存放的东西都有散货或者破损，也允许损耗一个百分比。家里人告诉我，从来都是仓库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很多吃用的东西都不愁， 因为仓库租金都是随着时间递增，美国商人经常弃置存货，抵扣所欠的仓库租金，一次是一货仓的棉花，另一次是一货仓的煤炭。 爷爷做起了“无本买卖”，就这样“发了横财”。 像我爷爷这样的”成分”，必然是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人民公社”是从农村到城市，“文化大革命”是从城市到农村。 当时在上海的人民公社运动，需要很多房产来办学校，他们对爷爷都是“好说好劝”。我一直在猜想，他们如何让他心甘情愿签字，“捐赠”部分房产。 “剥削”本来就是犯罪，应该坐牢的，现在无需你坐牢，只是把非法所得分一点出来，那就意味着明天十家陌生人会搬到你家来住。 我还记得家里住在二楼，原来的客厅和饭厅都消失了，甚至阳台也当房间来住。最奢侈的是我们家在楼下，有一个独立的厨房，别人家都要五六家分享。 那时候上海也是住房奇缺，家里的车房变成两层楼，上面一家人下面一家人，连锅炉房也住了一家人。 我长大住在二楼的阳台，每当拉小提琴打拍子，楼下阳台的“工人阶级”邻居就大喊大叫。 后来上海落实政策了，房子算是还给主人了，但是没有一分钱租金，因为这么多年的修缮费，房管处要房主负担，算起来房主还倒过来“欠钱”。 当年有个奇特的现象是，楼梯走廊厨房厕所非常昏暗、但是电灯却有很多盏，开灯的绳子也很多，我小时候最怕的是，错误地开了别人家的电灯。 那时候的邻居一个比一个善良，也是一个比一个穷，“斤斤计较”是实在没办法。 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开始了，那是1966年的一个夏天，感觉是风云突变，上海满街都是身穿军装，但没有领章和帽徽的红卫兵。 平时坐在外面乘凉的老头老太太和孩子们，都觉得那天不妙必有大事发生。 红卫兵们一边喊着“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一边呼吁所有的民众，把封建迷信和西洋文化的东西都拿出来，街上的人都忙于砸烂菩萨和钢琴。 我家搬出了所有的菩萨和观音，就连“万寿无疆”红绿黄的饭碗菜碟，都难以幸免，要搬到马路中间敲碎，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刺耳的声音。 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很恐慌，搞不清楚身上哪些东西是“四旧”，红卫兵们成了理所当然的法官。 金丝边眼镜的人会被红卫兵截停，眼镜强制拿下后被踩碎，很多人哀求留下“无罪的”镜片，这样高度近视的人，仍然可以举着两片玻璃回家。 男的女的裤腿也有很明确的要求，男的不能小于六寸，女的不能小于四寸，凡是裤腿尺寸不符合标准的都会被剪掉，街上男男女女都穿着开叉的裤子。 上海人的精明超出了想象，很多正在单位上班的人，都利用电话相互转告，提前把裤腿顺着逢线自行拆掉。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在北京已经失势，跑到上海来“发动群众闹革命”，之后还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红卫兵们誓死“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他老人家都受不了，不得不踩刹车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满街砸碎的菩萨观音，燃烧的钢琴、唱片，活像一出“世界大战争”的场面。 爷爷的表情非常沉重，我感觉在他眼睛里看到了“世界的末日”，没想到最后成了“他的末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回到父母内地家中？他们是知识分子“臭老九”，还不如呆在上海。 这时候的爷爷也开始有活儿干了，他每天刻意的打扮像“老克勒”(上海话也叫“老狄克”)，扫大街的时候还哼着小曲儿。 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还记得他穿一身浅色的西装，还有那双镶有鳄鱼皮的三色尖头皮鞋。 下午的活就是写革命标语，里弄里不要红卫兵，偏要这个资本家，我就负责书写前的折叠和裁剪。 那时候粮店和煤店已经开始,停止向“黑五类”家庭送货，我那时候很小，居然学会用快木板和四个轴承做了一个拖板车运重物。 后来连用蜂窝煤(上海人叫”煤饼”)的资格都没有了，买煤炭回来砸成碎渣，再用黄色泥浆捏在一起做成煤球。 不到十岁的我手太小又没力气，做出来的煤球不经烧，上海的冬天又潮又冷，搞得手又红又肿长满了冻疮。…… 那时候认为受苦是应该的，当年爷爷就是这样“剥削别人”的。 但小小年纪的我最受不了的是，除了附近的邻居以外，当我拉着米和煤走在路上，那些陌生人的冷眼和羞辱的语言。 那时候全国流行的一句话：“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一直不肯定，是因为下面的两件事(令我不断思考)。 我家有个邻居也是资产阶级，我看到她郊游的时候带了大本的塑料“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下雨后放在石头上一屁股坐在上面。 爷爷也指着毛主席的像说过“我是好人，他是坏人”，因为他们这些“反动言行”，我经常晚上无法入睡。 除了各地都有的武斗以外，上海“抄家”可能算是另一特色，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抄家，就是有一批人到你家翻箱倒柜，把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拿走，无视国家的宪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有一批北京的高干子弟，叫什么“联合行动“简称“联动”，来上海随意抄任何名人的家，听说用皮带的铁扣打人也是他们发明的。 我们的小区垃圾桶在正中间，那时候会经常看到首饰盒和麻将盒，有的把金银财宝转移，有的则是扔到垃圾桶里。 十二号别墅是开染料厂的，住了一个老人和一个保姆。抄家的红卫兵发现这个叫菊花的保姆为东家匿藏金银财宝，命令她站在凳子上，把她打得哭天喊地，打她的竹竿都爆裂开来。 我们家也被抄了整整三天，红卫兵们来了都很客气，可能是不熟悉这位早就被解雇的“老板”，或许听说爷爷以前对员工很好。 但是红卫兵很利索地找到了爷爷藏的金银财宝，在晾衣服的竹竿里和晚上封炉子的煤灰里，原来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匿藏地方。 婆婆也很快地交出了所有藏的首饰，红卫兵采取了有效的逼供法说: ”老头子都交代了，难道你为他坐牢，他可在外面找别的女人”。 抄家前我也被分派了一个任务，藏一颗火油钻石。我把它绕在剩余的毛线团里，每当红卫兵把毛线抽屉翻过来倒一地，我就去把毛线捡起来放好。 这成了我们家唯一幸存的财宝，后来通过乡下友人贱卖，让全家人又“发了一次财”，去苏州杭州旅游吃好的玩好的。 最后那一天的晚上记得他们围着一个大圆桌，用一把“金钱秤”称重量，清点着金银首饰，清单里列明了数量和重量，像是要上缴国库。 上海后来的抄家算是正规，由单位的职工红卫兵来完成，而不是早期的学生红卫兵。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说，上海抄家物资不足以建一个飞机场，“抢了东西还嫌少”？ 后来退还抄家物质，但必须变卖给国家，所规定价格是一个笑话。 我算是见证资本家“残酷”的第一证人。可以大胆地说，起码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 爷爷素来对每个人都很好，素不相识的人和认识的人都如此。那时候上海有很多安徽来的逃荒难民，爷爷都会把家里剩下吃的用的给他们。 还有家门口有一个小皮匠，他长得一张娃娃脸，因生了很多小孩导致家里十分贫困，爷爷会叫我把家里小东西给他。 别说对人就连对动物爷爷从来都是这样，那时候上海人没有娱乐，喜欢玩斗蟋蟀(上海人叫“螊绩”)，他告诉我这个游戏太残酷。 那年头没人与爷爷交朋友，谁接近他都涉嫌政治立场，他居然交了几个野猫为朋友，晚上会带牠们来家里吃一些残汤剩饭。 现在我一把年龄，想到那几只野猫在黑暗中绿油油的眼睛，仍然十分害怕。 文革结束后，我与叔叔去浙江乡下看望以前家里的佣人。去那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到了县城汽车站后，还有大半个小时路程需骑自行车。 叔叔见到了与他一起长大的“水牛”，当年水牛还是一个小孩，他的爸爸负责带着几个帮工，打理黄氏一家大小吃喝拉撒。 水牛在村口带我们回到他家里，我终于有机会见到最直接被剥削的人。 水牛的爸爸问叔叔说，“少爷最近怎么样？” 叔叔回答，他早已经去世了。他当场就从灶台倒在地上，痛苦地喊道：“他是好人啊！” 接下来他讲了很多爷爷的故事。 这是一个被剥削的人对剥削他的人的“总结”，我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文革时期上海流行一种“鸡血法”，就是把小公鸡血抽出来打到人体里面。 邻居们都纷纷开始养鸡，他们的厨房太挤地方不够，鸡笼子都搬到我们家的厨房里来。 我问婆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打鸡血，她回答我们没有医务所。是的，我们全家是没有任何医疗。 爷爷因为长期高血压得不到治疗，中风后半身瘫痪，肚子饿了就拍打自己的大腿，喊叫：“三分洋厘只大饼”。 我父母不断来信催促，要我尽快离开上海回到内地，爸爸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实在吃不消。 他的罪名是“将儿子放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培养剥削阶级的狗崽子”。 等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答应，带我坐火车回四川。当时火车会经过西安停一晚，我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一个人上路。 爷爷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仍然一瘸一拐地把身子移到弄堂口送我，爷孙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 …… 回到内地后不久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家里吃午饭，桌子上放了一张简短的电报，全家人一言不发。 我看着爸爸，心里这样说：你哭我就哭(我的眼泪早就准备好了)。爸爸居然“没有哭”。 绝不是！他只是眼泪朝心里流(那时候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对不起了，我只能做到没有声音。 我决定放上一张爷爷的照片，相信天堂没有隐私。 爷爷，无论你是资本家也好，是干部也好，我都怀念你！ Are Capitalists Considered “Cadres”? Author: Huang WeikeEditor: Hu Lili ...

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3月10日，洛杉矶刑事司法中心（Clara Shortridge Foltz Criminal Justice Center）门前，一群身着素色、神情坚毅的人士集结于此。他们不是为了旁听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为了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中共渗透势力的代理人发起法治的反击。 这起针对中共领事馆雇佣的安保负责人吴宪的听证会，绝非简单的肢体冲突诉讼，它是一场关于“长臂管辖”与“跨国镇压”的正面遭遇战：当中共试图将其在国内横行霸道的暴力手段移植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街头时，正义的防线将如何反击？ 暴力的代理人：中共“跨国镇压”的新面具 长期以来，中共土匪组织在海外的迫害手段不断翻新。从早期的秘密特工监视，到利用网络水军抹黑，再到如今公然雇佣本地安保力量对和平示威者进行人身伤害。 在此次案件中，吴宪被指控对和平游行的中国民主党员喷射胡椒喷雾并进行人格辱骂。这种行为绝非偶然。胡椒喷雾喷射出的不仅仅是刺激性液体，更是极权主义的傲慢。其逻辑是：只要受命于中共，就可以无视当地法律，可以在文明社会公然动武，试图以此吓阻那些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这种通过代理人执行的暴力，是中共“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旨在将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法律的屏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容侵犯 美国之所以成为民主的堡垒，其核心在于对言论自由与和平示威权利的极致尊重。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正如在法院门前抗议的中国民主党员所展示的那样，他们是在行使美国宪法赋予的合法权利。而受雇于中领馆的安保负责人动用武力，本质上是在向美国的司法主权发起挑战。如果在洛杉矶的街头，和平示威的公民可以被中共的代理人随意凌辱而无需付出代价，那么美国的民主将名存实亡。 3月10日上午的听证会，不仅是受害者维护个人合法权利的契机，更是美国司法体系证明其独立性与公正性的关键时刻。支持这起诉讼，就是支持每个人在这片土地上都可以不用担心暴力报复而自由发声的底线。 觉醒的抗争：从沉默到拿起法律武器 这张照片记录了历史性的一幕：站在法院前的民主党员们，手中举着“这里不欢迎来自中国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 From China Is Not Welcome Here）和“停止中共跨国镇压”（Stop CCP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标语。 这代表了海外民主力量的一种觉醒。面对中共的海外迫害，我们不再仅仅是控诉和忍受，而是学会了利用自由社会的司法工具，将躲在暗处的施暴者拉向审判台。这种从街头抗议到法庭起诉的转变，是成熟的民主参与方式，也是对极权组织最有效的回击。 中共习惯于用金钱收买代理人，用暴力威慑反对者，但它最害怕的，是法治的阳光照亮其阴暗的勾当。当吴宪这种代理人不得不面对美国的法律制裁时，他背后的中共组织也将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里，权力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 结语：正义终将回归自由的土地 中共的海外渗透正如其在国内的统治一样，充斥着流氓习气与黑箱操作。但这里是洛杉矶，不是北京；这里有独立的法院，没有听命于党的判官。 我们强烈呼吁美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涉嫌跨国镇压的暴力行为予以严惩。每一支射向示威者的胡椒喷雾，都必须换回一张法律的传票。同时，我们也向所有在恐吓面前挺身而出的中国民主党员致敬。你们在法院门前的集结，不仅是在为受害者求索正义，更是在为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守卫那条神圣不可侵犯的红线。 自由不会自行延续，它需要每一位公民在面对暴政渗透时，都能勇敢地站出来说：NO！ Rejecting Transnational...

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2月15日，在南加州明媚却透着寒意的阳光下，一群中国民主党成员集结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他们手中举着的，是那位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守望者——黎智英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声援，更是一场关于自由意志与极权压迫的文明对垒。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民主党员，我必须指出：黎智英案不仅是香港法治的“葬礼”，更是中共这个独裁组织在面对现代文明价值时，因极度恐惧而陷入的末路狂奔。 欲加之罪：当新闻自由变成“危害安全” 黎智英，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本可以在晚年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选择了留守。他创办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自由精神的灯塔，而今却成了中共口中的“反华基地”。中共以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对其进行政治审判，指控其“勾结外国势力”。 这何其荒谬！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媒体监督政府、与国际社会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民主运作；但在中共的语境下，任何不愿下跪、不愿合唱的独立声音，都被冠以“卖国”之名。黎智英受审，审判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行，而是审判香港曾经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独裁者的恐惧：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一个老人？ 中共土匪组织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执意对黎智英进行政治迫害，根源在于其内心深处对“真话”的极度恐惧。 黎智英代表的是一种不屈的道德力量。他曾直言：“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良知。”对于一个依靠谎言维持统治、依靠恐惧驯服人民的政权来说，这种基于信仰和良知的坚定，是比任何武器都令其颤栗的威胁。中共判刑黎智英，是试图通过“杀鸡儆猴”向全世界宣告：在它的权力辐射范围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受掌控的灵魂。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恰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监狱来禁锢思想，只有内心虚弱、合法性缺失的独裁者，才需要通过摧毁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来维持其所谓的“稳定”。 全球联动：正义的力量在洛杉矶集结 今年2月15日的这场抗议，其意义远超行动本身。当中国民主党的同仁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喊出“港人无罪、中共放人”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修补那条被中共试图切断的自由阵线。 长期以来，中共试图将香港问题简化为“内政”，试图用民族主义的叙事来掩盖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但洛杉矶的抗争者们用行动告诉世界：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性，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港还是在圣塔莫尼卡海滩，反对暴政、要求法治的声音是跨越国界的。黎智英不仅是香港的黎智英，他是全球民主阵营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结语：历史终将判决独裁者有罪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此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停止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维权律师及所有良心犯的政治迫害。 独裁者或许可以查封报纸，可以封锁网络，甚至可以把义士投入深牢大狱，但他们永远无法囚禁人心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历史的审判台早已搭建完毕，正如黎智英在狱中所展现的坚韧，真正有罪的绝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那些躲在铁幕后，妄图逆转历史车轮的独裁爪牙。 黎智英先生，请保重。世界各地的同仁正与你一同守候黎明。中共的暴政终将崩塌，而自由的精神将如洛杉矶的阳光一般，终会照彻神州大地。 Integrity Under Shackles: The Jimmy Lai Case and the CCP’s Desperate Rush Toward Ruin, as Seen Through the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