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作者：张宇     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仿佛终于穿过了一道无形的墙。 从此不再需要翻墙看新闻，不再需要担心朋友圈里哪句话会被举报，不再需要在发言之前反复斟酌哪些词能说、哪些词不能说。许多人相信，只要离开中国，专制的阴影就会停留在过境线的另一边；只要身处民主国家，自由便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空气。 然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有的人参加了一场和平集会活动，几天后，国内父母接到派出所电话； 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文章，随后亲属被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有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谈论人权、民主和自由，结果家乡的亲人被国安局约谈； 还有的人只是转发了一条敏感新闻，便遭遇网络骚扰、账号举报、匿名威胁，甚至工作和学业受到影响。 他们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甚至已经取得当地公民的身份，但一种熟悉的恐惧却从未真正离开。 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所在国家政府，而是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不断扩张的一种权力形式——跨国镇压。 它不再满足于控制中国境内的声音，而是试图将审查、监控、恐吓和政治压迫延伸到海外。对于中共而言，国界并不是权力的边界，只是权力投射的起点。它希望所有中国人，无论身处北京、上海，还是纽约、伦敦、悉尼，都能够感受到同一种压力：不要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不要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事务。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出现了。 当海外华人在民主国家享有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时，却仍然要担心国内家人的安全； 当他们拥有集会和抗议的权利时，却仍然害怕被拍照、被记录、被列入某种看不见的名单； 当他们终于获得公开表达观点的空间时，却发现中国共产党仍然试图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必须沉默。 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影响力。 它是一种跨越国界的恐吓，一种针对海外华人社群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对民主国家主权和法治原则的直接挑战。 因为一个外国政府如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制造寒蝉效应，能够通过骚扰、威胁和监控压制当地居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受到侵蚀的就不仅仅是个体权利，而是整个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长期宣称自己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内政。但当它试图把自己的审查制度、维稳逻辑和政治恐惧输出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它正在做的，恰恰是对其他国家主权最直接的侵犯。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是海外中国人的私人困境，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国际政治问题。它关乎自由，关乎法治，关乎一个专制政权是否有权把自己的恐惧输出到全世界。 更关乎一个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中国之后，他是否仍然有权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镇压延伸到海外？ 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关注海外异议人士，是因为害怕反对声音。 但事实上，这只说对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那些脱离了它控制范围的中国人。在中国境内，共产党拥有庞大的维稳体系。它控制媒体，审查网络，监控通讯，管理出版，限制集会，打压异议。通过几十年的高压治理，它已经建立起一套几乎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网络。 然而，一旦有人离开中国，这套体系便出现了裂缝。 当一个中国人身处纽约、伦敦、多伦多或悉尼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有了过去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不受审查的信息环境。他可以阅读被屏蔽的历史资料；可以接触不同的政治观点；可以公开批评执政党而不用担心警察敲门；可以参加集会，可以接受采访，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 对普通人来说，这叫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叫失控。 因为极权统治最核心的基础，从来不是武力，而是信息垄断。 共产党能够长期维持统治，并不仅仅依靠警察、监狱和摄像头，更依靠对现实解释权的掌控。它决定什么是历史；决定什么是真相；决定什么能够被讨论；决定什么必须被遗忘。 而海外华人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切。一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中国人，既了解中国社会，又拥有自由表达的空间。他能够用中文传播信息；能够向国内亲友讲述不同的观点；能够把被掩盖的事实重新带回中文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一座连接自由与封闭世界的桥梁。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因为对于一个依赖信息控制的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外国政府，不是国际媒体，甚至不是街头抗议。最危险的，是一个会说中文、了解中国、又不再害怕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长期以来不断试图把自己的控制力延伸到海外。它害怕的不仅仅是某个异议人士发表文章，它害怕的是这些文章被更多中国人看见；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场抗议活动，它害怕的是有人发现，原来中国人也可以公开反对政府而不被逮捕；它害怕的不仅仅是一段视频，它害怕的是视频背后所代表的事实——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批评的，权力也不是不可质疑的。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权利。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们意味着一种致命威胁：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共产党讲述的世界之外，还存在另一种可能。 因此，跨国镇压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政治报复。 它是一场针对思想的围堵。 共产党试图通过骚扰、恐吓、监控和施压，让那些已经身处自由世界的人，继续按照中国国内的规则生活。它希望你人在美国，但思想仍然停留在防火墙里；它希望你拥有言论自由，但永远不敢使用它；它希望你能够看到真相，却不敢把真相说出来。换句话说，它希望把中国变成一种随身携带的监狱。而这恰恰暴露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不安全感。 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自己的公民出国。 一个真正稳固的制度，不会害怕人们接触不同观点。 更不会因为几篇文章、几场集会、几条社交媒体发言，就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行追踪和打压。 只有那些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统治，才会如此恐惧自由。 因为它知道，一旦人们开始自由思考，开始比较不同制度，开始独立判断是非，那么权利长期精心构建的神话，就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 因此，跨国镇压从来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 它针对的是自由本身。 它试图告诉所有离开中国的人：即使你跨越了国界，也不要试图跨越恐惧。 对于许多离开中国的人来说，移民、留学或者流亡，曾经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他们以为跨过海关，便跨过了恐惧；离开故土，便离开了审查；来到民主国家，便能够像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那样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他们，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外国政府能够在别国领土上恐吓居民，当人们在自由社会中依然因为政治观点而感到恐惧，当海外华人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么被侵蚀的不只是个人权利，更是法治、主权和公共安全本身。 因此，跨过镇压绝不是什么“中国人的内部事务”。 它是一场针对自由社会的挑战。 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审查制度输出到海外，那么今天受到影响的是中国人，明天受到影响的就可能是任何人。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礼物。 它需要被争取，也需要被捍卫。 言论自由之所以珍贵，不是因为人们有权说大家都同意的话，而是因为人们有权说权力不愿意听的话。 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却仍然无法摆脱政治恐惧； 如果一个人在民主国家，却依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能够让远在海外的人继续生活在沉默之中； 那么受到威胁的，就不仅仅是某个群体，而是自由本身。 中国共产党或许能够监控一个人的手机，能够骚扰一个人的家人，能够向海外输出恐惧。但它无法永远阻止人们思考。也无法永远阻止真相传播。更无法让整个世界接受这样一种逻辑：一个人的自由，应当在国界线前停止。 自由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正因为它不属于某个政党，不属于某个政府，也不属于某个国家。 它属于每一个人。 而任何试图把恐惧输出到全世界的政权，最终都会发现一个事实：国界可以限制人的流动，却无法永远囚禁思想。 离开中国，不一定能够立刻摆脱恐惧。 但正因如此，那些敢于发声的人才显得更加重要。 他们所捍卫的，不只是自己的权利。 而是一个最基本、也最不应被妥协的原则：自由，不应止于国界。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Freedom Should Not Stop at ...

文：黄利娥 从更长的历史看，这种逻辑一再重复：制造敌人、动员群众、再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个体的疯狂只是结果，制度性的运作才是根源。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 每到这个时间，都会有人回顾那段历史：红卫兵、批斗会、抄家、破四旧、武斗、全民恐惧。很多年轻人把“文革”理解成一场群众疯狂，仿佛只是时代失控造成的一次悲剧。 但“文革”从来不是简单的社会失序。 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发动，没有宣传系统的煽动，没有整个体制的默许和配合，它根本不可能席卷全国，更不可能持续十年。 所以，“文革”最值得反思的，从来不只是红卫兵。 红卫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背后的权力结构。 回头看中共历史就会发现，“文革”并不是孤立事件。 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大跃进，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六·四”镇压，中共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政治斗争和系统性暴力。 这种暴力并不只是肉体层面的。 它既包括公开镇压，也包括思想改造、舆论控制、社会清洗，以及通过恐惧让整个社会服从。 每一次政治运动的逻辑都高度相似：先制造敌人，再发动群众，最后由国家机器完成清洗和整肃。 敌人可以是地主、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可以是“境外势力”“历史虚无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名称一直在变，但逻辑并没有真正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回看现实，仍然会感到一种熟悉感。 没有了红卫兵，但有了网络审查。 没有了大字报，但有了算法过滤和关键词屏蔽。 没有了群众批斗，却有越来越精密的监控系统和数据治理。 时代进步了，技术升级了，但某种控制方式只是换了外衣。 说到底，问题不在于某一代人突然疯狂，也不只是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错误。 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缺乏权力制衡、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本身就天然容易滑向暴力。 当权力无需接受约束，当异议被视为威胁，当政治忠诚高于个人权利，暴力就不再只是手段，而会逐渐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文革”已经过去60年，但它留下的最大警示，不只是历史记忆。 而是提醒人们：如果制造“文革”的制度土壤没有被真正清算，类似悲剧就始终存在重演的可能。 这或许才是“文革”60周年最沉重的现实意义。 编辑：Geoffrey Jin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本文由周小星提供 “Cultural Revolution” 2.0: An Upgraded Form of Control in Disguise By Huang Li’e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n accidental...

作者：周敏 事情刚刚发生在2026年5月，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宏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一名班主任，用木戒尺和空心铁杆打断了一个13岁男孩逃离的念头。戒尺打断就用铁棍接上，直到孩子跪到地上，教官认为他在装，继续用拳头打他的头和眼睛。孩子鼻血流在地上，在昏迷中原地躺了一夜，没人过问。 次日教官得知男孩右眼失明，用鸡蛋替他滚眼睛消肿。后经过了七小时开颅手术，右眼仍然无法视物。 这个案子的细节如此地触目惊心，足以引发又一轮循环：舆论愤慨、家长质问、官方表态，然后复归平静。但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愤慨里，而是进一步盘问：这个"认为孩子异常→强行隔离→强制矫正"的处理手法从何而来？其实，我们在别处见过它，还不止见过一次。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改造术的国家谱系 1957年，中国建立了劳动教养制度。它的运作是简洁有效的：无需经过司法审判，公安机关即可将"轻微违法"或"思想有问题"的人关押长达四年，以教育改造之名。这套制度整整存续达五十六年，2013年才正式废除。 在五十六年里，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观念训练：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隔离是为了改造，改造是为了他好。 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施对象。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程，把家属动员进来，让亲情成为改造工具——如果你的孩子、父母来劝你放弃信仰，转化的成功率会更高。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强制寄宿，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开设思想转化课程，对外一律宣称是自愿参加的职业培训。强制隔离戒毒所，将“成瘾"医学化，用治疗的名义完成人身控制。 这些国家机构的外壳各色不同，但内部结构出奇地一致：封闭空间、信息隔断、强制身份重塑、对外宣称是为当事人好。 宏志达的运营手册，和上述这些国家机构是一样的DNA。家长被告知六个月内不得探视，不得与孩子通话，只能通过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孩子动态。孩子是被骗进基地的，以"配合调查电信诈骗案件"为由骗上车。基地对外宣称用专业方式和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孩子。 唯一的差别在于，宏志达是民营，改造孩子的授权来自家人。 二、杨永信的范本 中国民间改造术的形成，杨永信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 2000年代中期，网瘾成了中国最显眼的社会议题之一。媒体、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罕见的共识联盟：网络游戏正在毁掉中国的下一代，必须干预。陶宏开、杨永信等人在这个背景下登场，获得媒体的大量正面报道。 杨永信的方法很简单——电击。他在山东临沂的精神科病房里，对被家长送来的青少年实施电击治疗，声称可以矫正网瘾，戒除不良习惯。病人描述电击时的感受是剧烈疼痛、全身抽搐。 2009年，央视《新闻调查》对此进行曝光，引发全国震动。然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报道忽略了：曝光后，相当数量的家长选择继续留下来，甚至对记者表示感谢。他们看到了"效果"——孩子变得顺从听话、不再反抗。 家长的选择比电击本身更引人深思。它说明，家长对这套逻辑的接受，并非被骗，而是主动认同。他们认同孩子需要被强制改造，笃信“痛苦是矫正的必要代价”，也认为封闭隔离是有效手段。 杨永信的机构撑到2016年才被叫停电击治疗，一部分原因是他依托的是正规精神科病房——国家医疗体制的背书，为他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外壳。这个外壳被撤除之后，电击停了，但强制封闭的模式本身，却保留下来，没有受到质疑。 杨永信证明了一件事：民间市场对这套改造逻辑，有真实而持续的需求。 三、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国家强制改造术的精神遗产，是它所确立的正当性：问题人口可以被隔离和强制转化，痛苦是改造的合理代价。这套正当性一旦成为社会常识，民间就会主动复制。 医学术语被军事化语言改造了。治疗就是训练，病人成为学员，疗程变成了成长周期。这样一来，准入门槛被降低，绕开了卫生监管，同时保留了专业性的表象。 关键的一个变化是国家授权被家长授权替代。劳教需要公安机关的决定，精神科强制住院要医院和家属联署，而送孩子进成长基地，只要家长的签名和汇款就行了。授权链条被缩短到底，摩擦成本极低。 信息封锁则从国家管控手段变成了商业标准条款。六个月不得联系，这是张先生在付款前就已经知道并接受的条件。这俨然已是一种教育手法——孩子得和原有环境彻底切断，才能完成改造。 民间化的本质，就是去掉了官僚程序、文件审批，只保留了暴力内核，然后以市场价格售出。 四、国家的暧昧态度 宏志达案曝光后，阳新县教育局的回应值得读一读：涉事基地前身为某双语学校，现已注销，执照由市场监管局颁发，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市场监管局被联系到后，工作人员回答"不知道"，直接挂断了电话。 为什么国家对这类机构的态度长期这么暧昧？ 因为这类机构处理的，恰巧是国家也想处理的人群：不服管、偏离轨道的、让家庭和学校头疼的青少年。对他们进行关押隔离、强制他们服从，这套手法国家自己还在使用，只是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所而已。 只打击成长基地的暴力手段，却不质疑强制封闭本身的性质，这是整治行动的局限所在。杨永信被叫停的仅仅是电击，并不是强制寄宿、信息封锁，也不是人身控制。这个边界的划定，本身就表达了政府的立场。 只要"问题人口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前提不被触动，成长基地就永远有它的生存土壤。换块牌子，换一个县，就可重新开张。 五、打人 张浩一个孩子在地上躺了一夜。疼痛冰凉的夜。 被狠狠打断的木尺、嗖嗖挥舞的空心铁棍，它们在空中冷冽的回声是一套绵延数十年的改造术在民间的倒影——从国家的劳教所，到精神科病房，再到军事化训练营，里面慌张的面庞，一次比一次年轻、一群比一群懵懂。 我们谴责那个教官，对的；我们追问那个基地，也对。但如果追问就停到这儿，我们就让这套违背人性的操作链条滑走了——这链条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在宣告，问题人口可以被关押，隔离可以产生改变，惩罚暴打是矫正的合理代价。 这条长长的锁链，它不从宏志达开始，也不会以宏志达结束。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Folk Authorization of “Reformation Techniques”: From Re-education to Growth Bases By Zhou Min This incident occurred in May 2026 at the Hongzhidai Youth Growth Base in...

——关于徐光，以及那些始终无法真正“出狱”的人 作者：胡海宁 主编审阅：朱虞夫 人物简介 徐光，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大学学运参与者。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后多次因政治言论、纪念六四及民主活动被拘押、判刑。2022年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服刑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并一度被送入监狱医院。2026年5月刑满出狱。 徐光出来了。 这句话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人坐完牢，刑满释放，回家去，照理说，不过是一件普通事情。可这些年，普通事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于是“出来了”三个字，也渐渐带上了一点劫后余生的意味。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倒不是别的，而是他还剩多少斤。 去年有人说，徐光已经瘦到八十多斤。长期绝食，长期鼻饲，后来又被送进监狱医院。家属见不到人，送进去的衣物被退回来，外面的人只能从一些零碎消息里拼凑他的情况。中国的政治犯，常常就是这样，一旦被推进高墙里面，人就像忽然沉到水底，偶尔浮上来一点气泡，证明他还没死，仅此而已。 所以这次听说徐光出狱，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欣慰，而是想知道：人还能不能站起来，还能不能说话，精神是不是还清楚？ 这话听着未免有些凄凉。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偷盗抢劫，坐完牢，大家多半不会这样担心；偏偏那些因为“说话”进去的人，出来时总格外叫人不安。 去年《在野党》在美国复刊，我参与了杂志的排版工作。最开始接触这些稿件时，我对中国民主党这条线上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熟悉。后来版面做得多了，这些名字才开始在一篇篇稿件里不断重复出现：有人在坐牢，有人刚出狱，有人失联，有人长期被监控。有时候前一期还在排某个人的文章，下一期又开始出现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和狱中消息。时间久了，会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徐光是老一代民主党人了。 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知道中国民主党。即便偶尔在网上看见这个名字，也不过一划而过。短视频、直播、每天不断刷新的热点新闻，已经足够占满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至于九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如今已经像一张被压在柜底的旧报纸，颜色发黄，边角卷起，没人再翻。 可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还有不少人真相信，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们认真讨论过宪政、政党政治、新闻自由，也认真相信，一个国家不应该永远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回头看，竟像隔世。 徐光是1989年的大学生，杭州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再后来第一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坐牢、监控、传唤和长期维稳之间反复循环。 其实很多经历过八九的人，后来都沉默了。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发财，有的人进入体制，有的人干脆绝口不提。我自己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因为那场运动受过伤，后来家里也为那些事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很多年过去以后，人会慢慢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沉默。房子总要买，孩子总要养，老人总要看病，一个人总不能天天靠理想活着。于是时间久了，许多人就慢慢学会了另一套本领：少说话，多低头。 这也并不奇怪。人毕竟不是石头。 可徐光偏偏不大肯低头。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是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大网落得最沉重的地方。 那是一场真正为了争取结社自由、公开冲击“党禁”的抗争。从镇压的大网撒下至今，浙江的监牢里，就从来没有断过坐牢的民主党人。这群人身上，有一种如今已极少见的硬气——他们进了高墙，却绝不肯低下头来写一张“认罪服法”的悔过书，去乞怜什么减刑、假释。管监狱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群人的骨头却始终是硬的，没有半点奴才气。 徐光就是这个坚强团队里的一员。他们后来发现，中国有些事情，确实不写在法律里，但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也就没有再打算回头。 徐光出狱以后，也没有安静下来。这些年，他几乎每逢六四都绝食一天。有人觉得这没有意义。一天不吃饭，能怎么样呢？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西湖边照样游人如织，商场里照样灯火通明，手机里照样歌舞升平。一个人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看起来的确像螳臂当车。 可有时候，事情恰恰坏在这里。 因为许多人连“螳臂当车”也不肯做了。 这些年我时常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把人抓进去，而是让人慢慢觉得：“算了吧，别碰了，没用的。有些话，说了又能怎么样。”时间久了，人也就真的不说了。 于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很聪明。大家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装糊涂。地铁里没人谈政治，饭桌上没人谈政治，连微信群里转发一篇文章，都得先想一想会不会出事。 这种气氛是很厉害的。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却能让很多人自己先把嘴闭上。而对于像徐光这样的人，仅仅闭嘴还不够。 政治犯在中国，最难熬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出狱以后。监狱里的铁门至少看得见，几年刑期也总有一个数字；可出狱后的控制，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无法言说。 敏感日子会有人上门，电话会被监听，出门会有人跟着，朋友聚会可能突然被“提醒”。房东会接到压力，单位会接到招呼，连身边朋友都会慢慢疏远。时间久了，一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监狱，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这才是最深的消耗——它并不总是激烈的。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拳头，没有审判，没有镣铐。可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正常社会关系里剥离出去，让你无法工作，无法安心生活，无法建立稳定关系，最后慢慢变成一个被悬置的人。 这些年的体制，对付异见者愈发精致了。它不急着摧毁你的肉体，只是长期拖着你，消耗你，让你疲惫，让你孤立，让你慢慢怀疑，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许多人最后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沉默，而是因为太累了。这一点，其实比直接的暴力更厉害。 有时深夜调版，外面的世界还在不断刷新热点，屏幕里的文章，却仍然是抓捕、监控、绝食、坐牢。 时间像没有流动过一样。 这篇稿子还没写完，群里忽然又传来消息：七十六岁的毛庆祥，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与徐光有关的视频，被杭州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五十个小时。群里的人开始紧急呼吁、联络、商量周末抗议的事情。有人提醒，超过四十八小时，通常就不只是一般传唤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 鲁迅以前写中国人的麻木，说看客。我小时候读，觉得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如今的看客换了种样子罢了。现在没有人围着刑场伸脖子了，大家只是低头刷手机。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消失了，底下偶尔飘过几句评论，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去。人们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哈哈大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想想，这甚至比怒骂还冷。 至少怒骂还说明人在意。 最怕的是无所谓。 徐光后来又不断被拘留、传唤、抄家。2014年，他因为一句“共产党能在南湖开一大，民主党也能在西湖租船开一大”的玩笑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如今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荒唐，甚至像个笑话。可这些年，荒唐事发生得太多，人们竟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再抓徐光，罪名变成了“寻衅滋事”。 这个词现在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仿佛什么都能往里面装。你举牌，可以寻衅滋事；你发文章，可以寻衅滋事；你说话不中听，也可以寻衅滋事。到了后来，连“平反六四”几个字，都足够把一个人重新送进监狱。 徐光就是这样又一次进去的。 这一次是四年。 等他再出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照片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怔了一下。不是因为认不出来，而是因为一下很难把眼前这个满头灰白、神情枯瘦的人，和当年照片里的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年被带走的，不只是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像徐光这样的人，到底靠什么撑这么多年。因为正常人是很容易疲倦的。别说坐牢，就是天天被盯着，被骚扰，被警告，被断生路，时间久了，人也会软下来。中国这些年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并不总是一下把人打死，而是慢慢磨。 磨掉你的脾气，磨掉你的朋友，磨掉你的胆子。磨到最后，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了。 可总还有极少数人，怎么磨都不肯彻底弯下去。 这种人，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徐光出狱，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从监狱里出来。至少对一些还记得九十年代、还记得中国民主党、还记得那些年发生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件事多少像是一点残余的火星。很弱，很小，甚至随时可能熄灭，但毕竟还在那里。 只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快到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游客拍照，孩子放风筝，网红店门口排长队。年轻人讨论演唱会、奶茶、股票和房价。夜里灯光照在湖面上，还是很好看。没有人会从那些热闹里看出来，几公里之外，曾经有人因为一句话、几篇文章、几张纸，被关了几十年。 世界照样往前走。 可西湖的游客不会知道徐光，商场里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大概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真正漫长的刑期，有时候是从“出狱”才开始的。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作者简介 胡海宁，1989年学运参与者，现居美国。《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长期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参与独立中文刊物的编辑与排版，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沉默、记忆与个体命运。 After Release — On Xu Guang, and Those Who Never Truly Walk Free By Haining Hu Reviewed by Editor-in-Chief: Yufu Zhu About Xu Guang Xu Guang, born in...

记者：贾嘉 人物简介 陈开频，1963年7月10日出生，1984年毕业于浙江公安专科学校（现浙江警察学院）文艺系。毕业后曾在杭州从事服装设计工作，后下海经商，先后经营公司、娱乐业、酒店、桑拿等产业，并长期从事迪拜与伊朗之间的外贸生意。 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前夕，陈开频在杭州闹市区——杭州大厦楼顶悬挂巨型横幅，横幅尺寸约1米×10米，并从楼顶撒下两箱传单，约四百余份。传单内容包括：“不要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页”“共产党、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她杀害了胡耀邦”等文字。 事件发生后，陈开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并在杭州监狱及十里丰监狱服刑。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后，陈开频再次公开表达政治观点。他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并提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相关言论随后引发关注。 此后，陈开频曾多次公开发声，包括在网络平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以及骑自行车前往台湾，希望通过民间传播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与政治理念。 长期以来，陈开频持续呼吁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并非人民本身，而是长期缺乏正常的权力监督与制度约束。 陈开频在其自述中写道： “高悬横幅，不断发声，不断坐牢，也是为了让人们觉醒。绝不屈服强权，是我做人的性格和理念使然。” 时代背景 这场采访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城市化、市场化与互联网浪潮迅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许多人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也对未来抱有期待。 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也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权力失衡、言论空间收缩等问题。尤其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能力，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社会公平与个人权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选择沉默，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也有少数人，选择继续发声。陈开频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经历，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一部分普通中国人对于现实、制度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 受访者：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采访人：贾嘉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很多人不理解，你明明可以过得很好” 贾嘉：陈老师，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您的经历，确实很受触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惑：您原本生活条件挺好的，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样一条路？ 陈开频：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我是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学服装设计。后来做生意，做过外贸，也开过公司、酒店、歌厅、桑拿这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了。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算过得很好了。我也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东西。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明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为什么还非要去做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人活着，总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应该做”的。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慢慢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突然反对的，我以前也相信这个体制” 贾嘉：您是一开始就对体制有怀疑吗？ 陈开频：不是。其实我以前也是相信的。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都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相信它的。我家条件也很好，在当地属于大家都羡慕的家庭。工作、待遇、生活条件，都挺好。所以我后来慢慢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挣扎很长时间。因为你会发现明明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但很多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问题不在人，问题在体制。“挂横幅的时候，我知道会出事” 贾嘉：您后来在杭州挂横幅、发传单，当时其实已经想到后果了吧？ 陈开频：知道。我当然知道。尤其2008年奥运前那个时期，其实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种感觉—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如果每个人都怕，那很多问题永远不会有人说。 我当时挂横幅、撒传单，其实已经知道，回去以后肯定会出事。但还是去做了。“其实我也怕，但不做会更难受” 贾嘉：那您害怕吗？ 陈开频：当然怕。怎么可能不怕。他们完全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付我们。很多事情，外面人根本想象不到。但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做，你这一辈子心里会一直过不去。所以最后还是去做了。 我不是因为自己多勇敢。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一团火。 “台湾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民主社会” 贾嘉：后来您骑自行车去了台湾，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式？ 陈开频：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大陆真实的情况。我不是为了作秀。 当时环骑台湾，其实过程很辛苦，但我在台湾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真正感受过的东西。包括普通人的表达、媒体环境，还有社会讨论。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在台湾，我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 贾嘉：您在台湾期间，也接触了不少媒体和社会人士？ 陈开频：对。我在台湾期间，接受过一些采访，也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因为我觉得，大陆很多真实情况，外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也接触了一些台湾的民主运动人士，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包括后来也见到了苏贞昌。大家会聊大陆的情况，也会聊民主社会的发展。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因为在台湾，很多事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台湾的民主，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 贾嘉：您怎么看台湾的民主制度？ 陈开频：我觉得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解决权力的问题。 哪怕他们内部有争吵、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权力是受到约束的。 领导人是可以被批评的。社会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我那时候参与台湾一些社会活动，感触特别深。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社会如果允许人说话，它就不会越来越压抑。“很多人劝我别回大陆，但我还是回来了” 贾嘉：那后来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大陆？ 陈开频：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回来。但我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突然走了，那我前面做的那些事情，好像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始终觉得—— 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个人。包括很多民主人士，很多站出来的人，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只是觉得，一个正常人，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应该说句话。“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播” 贾嘉：您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开频：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传播。以前写文章还有用。现在短视频、互联网传播更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看长文章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网络也盯得越来越严。所以现在特别需要懂技术的人、懂互联网的人、会做视频的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只要更多人知道，我们就会相对安全一点” 贾嘉：那您觉得，外界还能怎么帮助你们？ 陈开频：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很多事情，一旦没人知道，就很危险。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相对就安全一点。最怕的是没有声音“我不想当英雄”。 贾嘉：如果未来真的发生改变，后人再回头看您的故事，您希望他们记住一个怎样的陈开频？ 陈开频：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什么英雄。我只是觉得，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在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应该站出来说句话。哪怕只是留下一点点痕迹。至少以后会有人知道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结束语 采访结束时，已是黄昏。 电话那头的陈开频，声音里带着疲惫，却始终平静。他没有激烈的语言，也没有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壮”的人物。更多时候，他只是反复提到两个字——“良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原本可以完全走向另一条道路：继续经商、继续赚钱、继续过一种安稳而富足的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出来，哪怕明知道代价是什么。 在漫长的历史里，个人往往显得渺小。很多人的名字会被遗忘，很多故事也可能不会被完整记录。但时代真正发生改变时，人们最终记住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最强大的人，而是在沉默年代里，仍愿意开口说话的人。 陈开频说，他不想当英雄。 可恰恰是在那些普通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一个坚持说“这不对”的人，才显得格外珍贵。 也许历史不会立刻给出答案。 但总会有人记得，在那个压抑、复杂、充满恐惧的年代里，曾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付出代价，坚持到底。 本刊采访部记者贾嘉女士越洋采访陈开频前辈 编辑：钟然 ...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近年来，“躺平”一词迅速在中文互联网传播。从最初带有自嘲意味的网络表达，逐渐演变成许多年轻人共同的情绪符号。它并不是一种组织化运动，也并非明确的政治主张，而更像是在高压力社会环境中的一种被动回应。 但近来，一些官方或半官方叙事开始将“躺平文化”与“境外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国家安全风险”联系在一起。原本属于社会情绪层面的现象，逐渐被纳入“安全化叙事”的框架之中。这种变化，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社会情绪政治化”的讨论。 事实上，“躺平”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意识形态现象，而是长期社会压力积累后的结果。过去十多年，中国社会竞争持续加剧。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就业压力、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固化，让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努力与回报”的关系。 与此同时，高强度劳动逐渐常态化。互联网行业长期存在“996”现象，制造业超时劳动普遍存在，而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经济，更将收入与劳动时间直接绑定：跑得越久，收入越高；接单越多，平台权重越高；一旦停下来，收入便迅速下降。在这种结构下，“休息”本身甚至都会带来焦虑。 过去，“奋斗”意味着更稳定的生活与更清晰的上升空间；但当竞争不断加剧、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时，一部分年轻人开始主动降低欲望，以减少投入、退出竞争的方式缓解长期内耗。因此，“躺平”本质上更像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而非某种政治对抗。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与日本“低欲望社会”、韩国“放弃一代”等现象并无本质区别。其核心，都是个体在面对结构性压力时产生的自我调适。但问题在于，当一种社会情绪被迅速纳入“风险叙事”之后，它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从“需要理解的问题”，变成了“需要治理的对象”。而将所有消极情绪归因于“外部势力”，也容易忽视一个更基本的现实：社会情绪首先来源于社会内部，而并非外部输入。 如果年轻人长期面临高工时、低安全感与上升困难，那么疲惫感本身就会自然产生，并不需要任何力量刻意“制造”。“内卷”之所以成为高频词汇，也正因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投入越来越大，但回报却越来越不确定。当长期奋斗无法换来稳定预期时，“躺平”便成为部分人降低内耗的一种选择。 一个社会中，当越来越多情绪只能通过“沉默退出”来表达时，真正值得关注的，也许并不是“躺平”本身，而是社会是否仍然保留对现实问题进行正常讨论与回应的空间。理解它，或许比定义它更重要。 When “Lying Flat” Is Defined as a Risk Author: Yang Changbing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