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文龙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2026年2月15日,在南加州明媚却透着寒意的阳光下,一群中国民主党成员集结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他们手中举着的,是那位年近八旬、满头白发的守望者——黎智英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场跨越太平洋的声援,更是一场关于自由意志与极权压迫的文明对垒。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与中国人权状况的中国民主党员,我必须指出:黎智英案不仅是香港法治的“葬礼”,更是中共这个独裁组织在面对现代文明价值时,因极度恐惧而陷入的末路狂奔。
欲加之罪:当新闻自由变成“危害安全”
黎智英,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本可以在晚年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选择了留守。他创办的《苹果日报》曾是香港自由精神的灯塔,而今却成了中共口中的“反华基地”。中共以所谓的《香港国安法》对其进行政治审判,指控其“勾结外国势力”。
这何其荒谬!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媒体监督政府、与国际社会交流是再正常不过的民主运作;但在中共的语境下,任何不愿下跪、不愿合唱的独立声音,都被冠以“卖国”之名。黎智英受审,审判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罪行,而是审判香港曾经拥有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独裁者的恐惧: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一个老人?
中共土匪组织之所以不顾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执意对黎智英进行政治迫害,根源在于其内心深处对“真话”的极度恐惧。
黎智英代表的是一种不屈的道德力量。他曾直言:“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不能违背我的良知。”对于一个依靠谎言维持统治、依靠恐惧驯服人民的政权来说,这种基于信仰和良知的坚定,是比任何武器都令其颤栗的威胁。中共判刑黎智英,是试图通过“杀鸡儆猴”向全世界宣告:在它的权力辐射范围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受掌控的灵魂。
然而,这种高压统治恰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监狱来禁锢思想,只有内心虚弱、合法性缺失的独裁者,才需要通过摧毁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来维持其所谓的“稳定”。
全球联动:正义的力量在洛杉矶集结
今年2月15日的这场抗议,其意义远超行动本身。当中国民主党的同仁在洛杉矶中领馆门前喊出“港人无罪、中共放人”的口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修补那条被中共试图切断的自由阵线。
长期以来,中共试图将香港问题简化为“内政”,试图用民族主义的叙事来掩盖其反人类、反自由的本质。但洛杉矶的抗争者们用行动告诉世界: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性,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港还是在圣塔莫尼卡海滩,反对暴政、要求法治的声音是跨越国界的。黎智英不仅是香港的黎智英,他是全球民主阵营中一面不倒的旗帜。
结语:历史终将判决独裁者有罪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此强烈要求中共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停止对香港民主派人士、维权律师及所有良心犯的政治迫害。
独裁者或许可以查封报纸,可以封锁网络,甚至可以把义士投入深牢大狱,但他们永远无法囚禁人心对光明和自由的渴望。历史的审判台早已搭建完毕,正如黎智英在狱中所展现的坚韧,真正有罪的绝不是追求自由的人,而是那些躲在铁幕后,妄图逆转历史车轮的独裁爪牙。
黎智英先生,请保重。世界各地的同仁正与你一同守候黎明。中共的暴政终将崩塌,而自由的精神将如洛杉矶的阳光一般,终会照彻神州大地。
Integrity Under Shackles: The Jimmy Lai Case and the CCP’s Desperate Rush Toward Ruin, as Seen Through the Los Angeles...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翻译:周敏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秘密警察体系、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和党内政治清洗制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他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掌控情报、保卫与意识形态领域,被普遍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幕后权力人物之一。
康生早年加入中共,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苏联活动,深受斯大林体制及其秘密警察体系影响。回国后,他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保卫与肃反工作,逐步确立了以“政治审查”“思想清洗”和“组织纯洁性”为核心的整肃模式。这一时期,他通过逼供、互相揭发和无限扩大化的“特务”认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中共党内恐怖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康生权力全面显现的起点。在其主导下,“抢救失足者”“审干”等运动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指控为“叛徒”“特务”“托派”,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在文革中再度被整肃的人,其最早的“政治原罪”正源于康生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档案与定性。毛泽东不仅纵容这一做法,且将其视为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
建政初期,康生一度淡出公开权力核心,但并未真正失势。他长期掌握意识形态审查、历史定性和档案系统,与江青等人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警惕加剧,康生逐渐重新被倚重,成为文革前期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准备者。他炮制的现代版文字狱《刘志丹》案牵连的受害者达六万多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虽不以公开形象示人,却在定性、定罪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他以“考据”“史学”“理论斗争”为手段,提出并推广“影射史学”“反党学术权威”等罪名,将学术分歧和历史研究转化为政治罪行,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提供了“合法性”包装。最终在严肃历史研究与回忆资料统计中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超过30万人!
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康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打击,并系统性地操控调查结论与证据来源。大量所谓“历史材料”与“特务证据”事后被证明存在伪造、篡改或恶意拼接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重要依据。
与街头暴力的红卫兵不同,康生的作用体现在制度层面。他将迫害流程化、审查技术化,使政治清洗不再依赖情绪动员,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意识形态话语持续运转。他所塑造的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以“理论正确”“路线斗争”的名义,长期、稳定地实施打压。
1975年,康生病逝,终其一生未被追责。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内部文件中承认康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犯之一”,但并未对其进行公开清算,也未系统纠正其制造的大量冤案。他的责任被有限度地承认,却被刻意从制度根源中剥离。
官方讣告仍将其描述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在历史评价中,康生更多被视为中共极权运作的典型样本。他将秘密警察逻辑、意识形态垄断与个人崇拜结合,使政治迫害成为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方式。
康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权力人物,更是中共政治清洗机制的制度设计者之一。他所建立的整肃模式,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阴影远未随着个人死亡而消散。
The Grand Inquisitor: Kang Sheng
Author: Zhong Ran
Editor: Zhong Ran Translator: Zhou Min
Kang Sheng (1898–1975), a native of Zhucheng, Shan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