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文龙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南加州的暖阳并未能驱散全球民主志士心中的严寒。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内,一场名为“释放李卓人、邹幸彤,还香港自由”的集会在此庄严举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民主接力,更是一次对中共极权暴政的沉痛控诉。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精神,在太平洋彼岸再次点燃。
一、维园烛光的火种,在洛杉矶复燃
曾几何时,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是全球反抗中共暴政、纪念六四英灵的灯塔。然而,随着中共悍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那个曾经的自由港已沦为极权的殖民地。支联会——这个坚持了三十余年的民主堡垒——被非法解散,其核心领导层李卓人、邹幸彤等人更是身陷囹圄,遭受政治迫害。
今日,洛杉矶六四纪念馆的墙壁上挂满了历史的见证。集会现场,投影幕布上清晰地写着:“反对任意拘禁!”“释放李卓人!”“释放邹幸彤!”这些字句在昏暗的馆内熠熠生辉,像是从香江彼岸传来的嘶吼。
二、民主先贤齐聚:正义的共振
此次集会汇聚了海外最具影响力的民主运动领袖,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对香港同胞的声援,更是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深度解构。
王丹:作为八九学运的象征,他深情谈到,香港的命运与三十多年前的天安门如出一辙。中共对李卓人、邹幸彤的审判,本质上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审判。
袁弓夷(Elmer Yuen):这位著名的香港实业家、社会运动家,在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袁先生直言,中共对香港的赤化是其全球渗透战略的关键一环。他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人权,更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全面反击。集会期间,我有幸与袁先生合影,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长者对民主事业的赤诚。
郑存柱与中国民主党志士:郑存柱先生率领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他指出,香港的民主斗争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只要中共政权不倒,类似的悲剧就会在华夏大地不断重演。我也与郑先生及多位民主党同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象征着海内外反共势力的团结一致。
方政:坐在轮椅上的六四见证者方政,用他那坚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提醒世人:极权的坦克可以碾碎双腿,但永远无法碾碎追求自由的意志。
三、批判中共:制度性的流氓与历史的罪人
我们必须看清,中共对李卓人和邹幸彤的迫害,绝非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制度性绑架。
首先,中共利用所谓的“国安法”实现了法律的工具化与武器化。在文明世界,法律是保护公民自由的盾牌;而在中共治下,法律是阉割异见者的利刃。邹幸彤作为一名律师,她所捍卫的正是法治的尊严,而中共恰恰因为她懂法、守法、用法,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其次,中共的暴政根源在于其深刻的权力焦虑。一个号称“大国崛起”的政权,竟然害怕一名女性手中的蜡烛,害怕一个工会领袖的呐喊。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反映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崩塌。他们试图通过抓捕李卓人来切断香港与国际工运的联系,通过禁锢邹幸彤来抹除香港人的历史记忆,但这种做法无异于扬汤止沸。
四、结语:在野的呐喊,必将化为执政的惊雷
李卓人在狱中曾言:“坐牢是抗争的一部分。”邹幸彤亦在法庭上坚称:“自由不需要恩赐。”
作为《在野党》杂志的忠实读者,我深知:今日在洛杉矶的集会,是为了明天在天安门、在香港礼宾府的重聚。我们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批判每一个独裁者的罪行,是为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让正义不再迟到。
中共以为高墙能阻断自由的传播,却不知高墙之内的呐喊,早已跨越山海,在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心灵中回荡。李卓人、邹幸彤,你们并不孤单。全人类的良知,正与你们并肩作战。
作者评论:
洛杉矶的这场火种,正是中共最深重的梦魇。当海内外民主力量合流,当“六四精神”与“香江风骨”交汇,那个腐朽的独裁体制,终将在自由的洪流中土崩瓦解。
The Cry Before the Guillotine: A Report on the June Fourth Memorial Museum's Rally in Support of Hong...
作者:周敏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凛冽的寒风中,偏远地区的孩子穿着破烂单衣,脚上还是夏天的凉鞋,小手被冻得一道道开裂。这是许多中国人都见过的刺痛人心的画面。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长期缺乏照料与御寒条件的留守儿童死于破旧屋中,这一事件曾短暂震动全国,却很快被舆论封存。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都会激发起民间排山倒海般的援助。然而,在中国,伸向这些孩子的温暖的手,却总是被名为“政治安全”的冰冷手铐锁住。
人们难道不奇怪吗?一个拥有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维稳机器的政权,怎么偏偏怕几件棉衣、几箱牛奶和那些奔走在穷乡僻壤的好心人?2018年,多名志愿者在甘肃、青海等地为牧区儿童募集御寒物资时,被以“未经批准开展活动”为由约谈,部分物资被扣留,相关人员被警告不得再组织类似捐助。
现在,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慢慢剥开核心。
首先是,救助者有罪:人们的善良超过了权力的边界。
在极权逻辑下,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而是一种特许经营权。听起来可能荒谬,但是有许多例子。比如,立人图书馆。曾经试图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开启民智的民间组织“立人”,在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数十所乡村图书室,却因被认定存在“意识形态风险”,负责人被长期约谈,项目被全面叫停,图书被封存,志愿者网络被强行解散。政府害怕的不是那些书,而是怕孩子们在棉衣之外,还获得了思考的能力。
比如,天使妈妈。多年来,无数非官方的孤独院被强制取缔。一些跨省救助病童、弃婴的志愿者,曾被以“非法社会组织”“扰乱社会管理秩序”为由调查,救助通道被迫中断。官方宁愿让孩子在福利院的破窗里无助地消瘦,也不允许像天使妈妈这样的民间团体展现出超越体制的温情。自2016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出台以来,无数深耕基层、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劳工、性别、教育类NGO被扣上了“境外渗透”的帽子,被连根拔起。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大量民间公益项目被迫注销,负责人被限制出境或长期监控。
这些案例反复证明,在中共当局眼中,一个不受控的救助者,比一个受冻的孩子要危险得多。
其次是独裁者的逻辑:宁愿“绝对控制”,也不要“社会自己救自己”。中国政府对民间慈善的排斥,源自其骨髓深处的三个深度恐惧。
一是恐惧“组织化”的萌芽。独裁政权最害怕的是民众产生横向的联系。慈善活动天然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能让互不相识的人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起来。2021年河南洪灾期间,部分不隶属于官方体系的民间救援队因拒绝接受统一指挥,被禁止进入灾区,而救援迟滞的现场画面却被迅速清理。对于一个推崇“原子化社会”的政权来说,任何能绕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纽带,都是对其统治权力的直接威胁。
然后是恐惧“合法化”的流失。中共始终强调,共产党才是幸福的源泉。如果民间组织在灾难和贫困面前表现得比政府更迅速、更透明、更具人文关怀,那民众就会发问:“既然民间能做得更好,我要这个臃肿贪腐的官僚系统何用?”在多次灾害中,民间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公布救援与物资信息,反而被要求删除内容,而官方通报却往往迟至数日之后才出现。为了掩盖无能,它必须扼杀卓越。
第三个恐惧,也是最虚伪的一个原因,就是恐惧真相。每一个需要民间求助的孩子,都是对“大国崛起”和“全面脱贫”谎言的无声控诉。民间慈善的介入,必然伴随着实地调查和信息传播,这会刺破官媒编织的盛世幻境。类似的逻辑在新冠疫情初期已被反复验证:民间记录与求助信息被迅速删除,但问题并未因此消失。他们于是出手了-----既要捂住受难者的嘴,又要斩断救助者的手。
洋葱被剥开以后,就可以站上高墙,低头俯瞰这权力下的寒冬如何凛冽。慈善被收编为“官僚红十字会”式的权力寻租场。当爱心必须经过层层政审才能到达基层,这种体制已经彻底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它不仅是在拒绝外界的帮助,更是在扼杀整个国民的道德活力与同情心。
冰天雪地里,孩子依然在瑟瑟发抖,而那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正躲在高墙背后,警惕地盯着每一件试图递过墙去的棉衣与书。这种对温情的恐惧,恰恰是共产党内心极度虚弱与恐惧的明证。
Starving Children and the Fear of Power Monopoly
— Why Does the CCP Regard Grassroots Charity 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