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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昝爱宗受审的日子里张致君 作者：张致君翻译：程铭 杭州的秋天，总是会有雾气。雾气从钱塘江里生出，沿着河堤的石缝爬上来，把街灯和行人都变得模糊。这样的季节里，有人走进法院，成为被告。那个人叫昝爱宗。 （被捕前的昝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左）家） 在中国新闻的字眼里永远不会出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放进了“涉嫌寻衅滋事”这一栏里。这个词语已经太熟悉了，它像是一个永远张着口的黑色袋子，随时可以把人丢进去。昝爱宗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位逝者，却因此失去了自由。 我想起刘晓波。他在囚禁中死去。他的名字本来属于书籍和奖章，如今却被中国政府刻意遗忘。昝爱宗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忘记，于是他们去了海边。他们面朝大海，把花瓣撒进浪潮里。海水吞下花瓣，也吞下他们的沉默和祈祷。就在这一刻，纪念变成了罪行。 昝爱宗出生在安徽的平原，1969 年的秋天。那个年代的中国，饥饿与贫穷像影子一样笼罩着乡村。他走出来，成了写字的人。他写散文、写评论、写那些不愿被湮没的故事。他是基督徒，也是独立作家。他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和那些相信文字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 他常常在边缘上行走。警方会跟踪他，国保会找他谈话。二十大的时候，他甚至被带去“旅游”，所谓的旅游，其实是监视与隔离。他明白这一切，也从未装作不明白。他只是继续写，继续说，继续活成一个清醒的人。 2024 年 7 月 13 日，海宁的潮水翻涌。昝爱宗与几位朋友来到钱塘江入海口。那天的天空并不晴朗，海风带着咸涩的味道。他们没有喧哗，只是点燃蜡烛，撒下花瓣，念出一个名字——刘晓波。 这是一场安静的仪式。安静到除了风声和浪声，没有第三种声音。可就是这样安静的纪念，却被视为危险的行动。午夜时分，警车划破黑暗，把他们带走。 我想起一句话：人的命就是一直忍受。可有些人不只是忍受，他们还在忍受里保持记忆。 2025 年 9 月15日的杭州，法院的门口一定也有雾气。昝爱宗会走进去，坐在被告席上。公诉书上的字冷冰冰，写着“寻衅滋事”。 法官一定会问他：你是否认罪？而他大概会抬起头，用微微沙哑的声音说：我只是去海边祭奠一个人。 这样的回答，法律无法容纳。 也许在庭下坐着的人，眼神复杂。朋友们可能被阻拦在法院之外，甚至无法靠近。空气里充满一种荒诞：在别的国家，人们可以为逝去的诗人、作家、思想者竖立雕像；在这里，去海边献花却成了罪行。 昝爱宗并非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一个信仰者，一个不愿丢掉记忆的人。可是正因为普通，所以他的遭遇更让人心酸。 在当下中共的统治里，遗忘是最廉价的事情。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闻、新的热点，把昨日掩盖。昝爱宗却拒绝遗忘。他知道刘晓波的名字不能消失，哪怕只是在海边低声呼唤一次。 这种记忆的坚持，像是一种顽固的信仰。它没有枪支，没有队伍，没有口号，却比任何口号都要锋利。 海浪一遍遍涌来，把岸边的脚印抹去，也把花瓣卷走。可海不会忘记。海是巨大的记忆体，它保存着人类的欢呼与哭泣，保存着那些无法被官方档案写下的秘密。 昝爱宗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海。海回应了他，却无法保护他。于是他走进了看守所，走进了法院。 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带着浓重的余华式的荒诞感：一个人去海边撒花，被告知这是“寻衅滋事”；一位作家因为祭奠另一位作家，而成了被告。现实本身，已经荒诞到比小说更难以置信。 声援昝爱宗，其实也是声援我们自己。 2024年7月13日，我也一手策划了海祭刘晓波的活动，只不过我在圣莫妮卡海，他们在钱塘江入海口，我们平安的回了家，他们关进了专制的牢笼。 我们要问：今天他因为海祭而受审，明天还会是谁？如果连纪念的自由都被剥夺，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怎样的沉默里？ 他的遭遇提醒我们，记忆需要守护，良知需要有人承担。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像他那样走到海边，但至少我们可以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为什么被审判。 杭州的秋天，雾气依旧会从江面升起。法院的审判终将结束，判决书会落在纸上。可我相信，当年钱塘江的海风，已经把昝爱宗的花瓣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里有刘晓波，也有无数逝去的人。他们在海的另一边，看见一个中年作家俯下身，把花瓣投进浪潮。 而我们，也要记得。 （照片为2024年7月13日作者策划的圣莫妮卡海滩祭奠刘晓波逝世7周年活动现场） The echo of the sea - written on the day of the trial...

https://youtu.be/xTArfwgTwt4

作者：袁崛  （中国民主党党史法规部长） 编辑：朱虞夫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校对：冯仍 继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申请注册后，六月三十日朱虞夫单独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被抓，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发了新闻稿，但是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朱虞夫在杭州凯旋派出所“留置”二天后释放。中共于七月九日陆续开始了对浙江民主党人的大抓捕，这次大抓捕激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反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玛丽·罗宾逊女士的关注，迫使中共释放了被捕人士。中共的强力镇压并没有让中国的民主人士屈服，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开展了一系列的声援、救援。山东筹委会的申请成立更将这场民主党人对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推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部分浙江民主党成员：前排王荣清、吕耿松、胡远明，中排邹巍、胡臣、陈开频、戚惠民，后排陈树庆、吴义龙、毛庆祥、来金彪 中国律师“中国民主党事件”法律后援会成立 法律后援会提出五点声明，包括“为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使公民政治自由不受侵犯，律师部分代表自发组成‘法律后援’，义务为浙江王有才、王东海等人辩护，执行律师职务。王有才、王东海等人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行为，是依据宪法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合法行为，也是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要求立即释放王有才等涉及建党案的所有人员”。 中国律师界浙江建党案法律后援会   起草人：王文江   联署人：周国强，张鉴康 王文江 后援会联络人：徐文立 （010-63517814 北京）   「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成立 海内外民运联手声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希望借此冲破党禁、加速中国民主进程。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表示，该党结合了十八个海外民运团体共同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和中国异议人士共同冲破党禁、致力中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表示，成立後援会获得各民运团体的热烈回应，主要是希望藉由後援会的成立，将海内外民运人士团结起来，所达成的三点共识分别是：一、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二、 後援会以现有各民运组织为基础，欢迎各界人士和组织参加；三、後援会是临时性的组合形式，由各组织委派联络人及若干个人组成磋商小组来协调各种後援工作。参与「中国民主党海外後援会」的团体， 包括民联阵、中国民主党（王若望先生）、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战略研究所、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机构和组织。海外后援会得到了国内中国民主党人的授权，一九九八年七月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祝正明等给海外签发了授权信。 王炳章、王希哲等人出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会议，声援国内组党运动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立   国内组党第二波 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在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到大陆访问前夕，山东省三名异见人士谢万军、刘连军及姜福祯九月五日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并将申请书及建党宣言等文件，邮寄给北京的大陆民政部及山东省民政厅。 申请人： 谢万军 刘连军 姜福祯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冯仍 许志永（1973年3月2日—），河南省民权县人，中国法律学者、维权人士，“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长期致力于推动公民权利、教育平等和法治建设。他被认为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却因坚持自由、公义和非暴力抗争而多次遭中共迫害。 许志永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他性格温和，却一贯坚持理性表达和公民责任感。2003年，他作为公益律师参与推动“孙志刚事件”的舆论与法律救济，直接促成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这是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进步，也使他被广泛视为公民维权运动的先行者。 2005年，他与朋友创办公益组织“公盟”，关注教育平权、环保与弱势群体权益。然而，随着组织影响力扩大，他开始受到当局严密监控。2009年，当局以“偷逃税款”为由取缔公盟，并以“逃税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两年，这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性打压。 出狱后，许志永并未沉默，而是于2012年提出“新公民运动”。这一运动核心理念是：公民通过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宪政改革。新公民运动的标志性诉求包括：官员财产公开、教育平等、反腐败与公民社会建设。他倡导以“同城聚会”等形式让普通公民交流社会问题、学习法律知识，从而培养独立思考与公民意识。 然而，这一系列活动很快遭到镇压。2013年7月，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2014年1月，北京法院判处他四年徒刑。入狱期间，他多次受到苛刻待遇，但依旧坚持信念，撰写大量反思文章。 2017年刑满释放后，他虽被持续监控，却继续以写作和公开演讲呼吁社会改革，强调非暴力公民抗争的重要性。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志永在网络上发表《劝退书》，呼吁习近平下台，要求恢复言论自由与公民权利。这份文字再次触怒当局。同年2月，他在广州被捕，随后被秘密羁押，遭受长时间隔离和酷刑。2021年4月，北京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他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是近年来中国对知识分子与人权捍卫者最沉重的一次判决，震惊海内外。 许志永始终强调“自由、公义、爱”，他坚信一个健康的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基础之上。他曾说：“公民的责任，就是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 中共极权政府为了延续统治，不惜混淆是非，把公民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视为威胁。它不是回应社会问题、改善治理，而是用高压手段去压制异议，把敢于发声的人打成“罪人”。这种做法既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沉默。许志永这样的知识分子本应是国家进步的良心，却被当局痛下杀手，这无疑暴露出极权的脆弱与虚伪。他的人生经历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与正义道路上的苦难与坚持。   Xu Zhiyong: A Civic Fighter Guided by Freedom, Justice, and Love Author/Editor: Ran Zhong Chief Editor: Zhifei Luo Summary: Xu Zhiyong, a...

东海岸大游行抵达新墨西哥州，民主活动人士在这里揭露中共病毒真相，呼吁问责，传播自由和希望。

作者/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图为要捐款打台湾的张雪峰。（视频截图） 近日，中国教育界网红张雪峰在一次公开活动中放出豪言：“若解放军攻台，我愿捐款五千万。” 这句话瞬间引爆了网络。有人称赞他“有家国情怀”，有人批评他“鼓动战争”，也有人讽刺说，他这是在借民族主义热度为自己再次博取流量。无论人们如何解读，这一言论无疑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舆论的一种奇怪氛围：“攻打台湾”正在被越来越多人视为一种必然的未来选择。 事实上，张雪峰并非唯一的声音。从官方宣传到网络民粹，从军方表态到民间舆论，都在不断强化一个叙事：统一台湾不仅是民族大义，更是中共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然而，当我们深入思考，会发现“攻台必然论”并非出于民族情感或历史宿命，而是中共政权在自身逻辑、合法性危机、经济困境、国际博弈与舆论操控的多重推动下走上的一条险路。 中共之所以一定要攻打台湾，并不是因为台湾问题本身不可调和，而是因为中共的体制逻辑已将自己逼入死角。张雪峰“捐款5000万”的豪言，不过是这个逻辑下社会被裹挟的缩影。 从历史来看，自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以来，中共就将台湾视为“必须统一的领土”。随着中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一个中国”的原则逐渐成为中共最核心的外交红线。北京政府不断要求各国在建交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逼迫许多小国与台湾断绝邦交。 这种长期“一中原则”的坚持反而成为了中共的枷锁。一旦台湾事实上独立，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那么中共数十年的外交叙事就会彻底破产，国家主权的合法性将受到致命打击。对一个专制政权而言，意识形态的失败几乎等同于政权合法性的失败。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将台湾问题视为其中的关键拼图。中共宣传机器不断灌输：如果台湾不能统一，那么“民族复兴”就不完整。这种政治设定将台湾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牢牢捆绑在一起。 换言之，台湾问题早已不是单纯的两岸事务，而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中共无法容忍台湾继续保持民主制度与事实独立，否则“复兴大业”将彻底沦为空话。 中共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际上，随着经济改革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已失去了吸引力。意识形态的真空需要新的合法性来源，民族主义恰好成为最佳替代。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台湾”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民族主义的最高象征。台湾越是坚持民主制度，就越显得中共的专制落后；而要消除这种对比，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收复台湾”。 再结合近些年国内政治走向，习近平通过修宪取消任期限制，通过反腐运动集中权力，看似巩固了政权，实际上却让一切责任都集中在个人身上。经济下滑、腐败未除、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中共的不满不断积累。 在这种背景下，发动对台战争成为习近平维系统治的一种极端选择。因为一旦国内矛盾爆发，他几乎没有退路，只能通过外部战争转移压力。 过去，中共依靠经济增长换取民众的顺从。然而如今，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房地产泡沫破裂，失业率高企，年轻人“躺平”，社会流动性下降。没有了“发展神话”，中共需要新的合法性叙事。“统一台湾”恰好成为新的执政口号与维稳手段。 中共执政面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医疗与教育不平等、城乡差距扩大。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度改革，但改革必然触碰既得利益，中共不会冒险。于是，它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制造外部冲突，把矛盾转移到“民族大义”上。 当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时，战争常常被专制政权视为“重启按钮”。通过军事动员，国家可以重新集中资源，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对中共而言，攻台可以让它在短期内实现权力再分配，转移经济危机。 张雪峰说的“中共解放军攻打台湾，他就捐款5000万支持攻台”的言论，本质上就是社会“战争幻想”的一个缩影。许多人相信，只要打下台湾，就能带来经济复苏、民族振奋，甚至个人机会。但这种幻想忽视了战争的代价：死亡、破坏、制裁与长期动荡。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多，中共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中共如果“成功收复台湾”，便能制造一种“不可阻挡的崛起”幻象，迫使其他国家承认现实，扭转中国在国际社会共同认识上的衰落。而这种心理也正是中共要赌上国运攻台的原因。 从网红老师张雪峰的“攻台”言论中，我们可以再一次清晰的感受到，民族主义是中共最常用的统治工具。相比复杂的制度改革，煽动“爱国情绪”既简单又高效。只需宣传“台湾是中国的”，就能让民众忘记失业、通胀与贫困。 如今在高度审查的中国互联网钟，反战声音被删除，支持武统的声音被放大，久而久之，形成了“全社会一致”的假象。张雪峰作为公众人物，不表态，就可能被攻击为“不爱国”；因此，事后他又再次发布视频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用升学的手段，把中国大陆的学生渗透到台湾，以此为中共的统战做准备，以证明其对党的忠诚。 在这样的宣传与蛊惑下，普通人并不真正理解战争的代价，却被舆论裹挟，成为战争叙事的附庸。张雪峰的言论正说明：即便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沦为民族主义的工具。 中共之所以一定要攻打台湾，并不是因为台湾问题本身无法和平解决，而是因为中共体制逻辑的必然性：张雪峰“捐款5000万”的言论，只是这种氛围下的缩影。它说明，即便是社会名人，也被中共政党机器的宣传与蛊惑下，顺应民族主义洪流，甚至主动参与其中。 然而，攻台并非坦途，它伴随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与政治风险。战争也许能给中共的执政带来短期合法性，但无法解决长期的体制困境。一个依赖战争维系的政权，终将被战争本身吞噬。 政府，一定是要建立在人民的选票上的。 政府，一定是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的。 Why mus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tack Taiwan? ——Let's start with Zhang Xuefeng's "donation of 50 million" remarks Author/Editor: Zhijun Zhang Editor-in-Ch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