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张致君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像一块咸鱼，腥味大得可以把路边摊的苍蝇都熏晕过去，可偏偏还有人把它供在堂屋正中，说是“国宝级腌制工艺”。我年轻的时候不信邪，觉得既然现实臭，那就用力洗一洗，也许能洗出点清香来。结果我去医院工作那几年，洗到最后才发现，那不是鱼，是一条已经烂掉的蛇，你越洗，它越腥。 我永远忘不了医院楼道里那些躺不进病房的老农民。他们一个个蜷缩着，像被霜打蔫了的秋菜。有人痛得直哼哼，那声音顺着白瓷砖回荡，听起来就像医院聘请了专业哭丧队。而就在同一栋楼上，电梯一上去，到了高干病房，窗帘是丝绸的，床单是进口的，空气里飘着的不是消毒水味，而是水果盘里的哈密瓜味。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些病房还住不满，空床位像一张张白得晃眼的讽刺纸，上面写着：穷人不配生病。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到这种场景就直想骂娘，可骂娘没用，我试过。骂了以后，我被护士长骂回去：“你以为你是谁？你配管？”我那一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社会，最不值钱的不是卫生纸，是普通人的命。卫生纸至少还算生活必需品。 后来，我分配去乡下医院跑业务。到了一个穷得能把人眼泪逼出味道的村子。那里的人连穷都穷得很讲究，穷得有层次，有结构，有多年沉淀、无法超越的历史底蕴。一个老大娘热情招待我，端出一碗鸡蛋羹，那鸡蛋黄得像太阳一样灿烂，可我知道，那不是太阳，那是她家一个月的营养配额。我不敢吃，那一口下去，我怕我会吃掉他们家的希望。我正打算把碗推回去，两个光着屁股的孩子扒在窗台上盯着看，眼神比狼崽子盯肉还渴。我的泪水当场掉进碗里，我把碗递过去，大娘一把夺住，又把两个孩子往外赶，赶孩子的姿势熟练得像是在赶鸡。那一刻我才明白：贫穷最残忍的地方不是没得吃，而是教会母亲先赶走孩子，再招待客人。 回城以后，带着满脑子问号去找当官的人。我问他：“当年你们喊着要翻身、要解放、要人人平等，现在咋整成这样？难道你们当年革命就是为了这个？”他嘴里叼着一支高档香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你懂个屁，这叫阶段性国情。”我听了差点笑死。原来我们吃不上饭，叫阶段性贫穷；看不起病，叫阶段性资源倾斜；活得不像人，叫阶段性过渡。这个国家从来不缺词汇，缺的是把词变成现实的诚意。 后来我有幸出国见了世面。第一次是参加啤酒节。成千上万人一起喝酒、扭屁股、抱着陌生人唱歌，快乐得跟过年拆红包一样。一个老人举着啤酒向我敬酒，他一口闷下去，笑得胡子都抖。我本来想跟着笑，可我脑子里突然蹦出医院楼道上那个呻吟的老农民。他一声声“哎哟哎哟”像被复制粘贴在我耳边。我那啤酒一喝到嘴里，竟苦得像中药。 我以为这是偶然，结果不是。我去看了外面世界的海滨嘉年华。那里跳舞的姑娘个个青春得像刚从阳光里摘出来，她们旋转着、跳跃着，裙摆开合之间能让整条街的男人忘记自己姓什么。一个姑娘拉着我一起跳，她浑身都在快乐，像是把欢乐拆成碎片往空气里撒。我正准备跟着她转几圈，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是河北山路上拉煤车的少女们——那些少女被煤灰糊得像黑炭，年纪轻轻，背却佝偻得像活了七十岁。我当时腿就软了，舞也跳不动了，像被人在胸口按了一块石头。 最让我难受的是美国的万圣节。我看着孩子们满街跑，装神弄鬼的，笑声能把乌云吓走。美国孩子抢糖，我脑海里却一直回放那个被母亲用扫帚赶走的中国孩子。别人是扮鬼玩，我们是真鬼活。 那几年我走南闯北，看别人怎么活，也看我们怎么苟。我越看越觉得，一个国家让老百姓活得有没有尊严，看广场上人笑得开不开心其实没用，要看的是：穷人能不能安稳睡觉、生病能不能活下来、孩子能不能不用靠赶走来学会做人。 我后来明白，我们国家的现实，是一种奇特的体质：越荒诞的事越能长寿，越正常的事越夭折。就像一个孩子，天生偏食，只吃腐肉不吃新鲜蔬菜，吃久了，竟然吃出了感情，觉得腐臭才是家乡的味道。 有一年，我路过一个新建的小区。大门修得富丽堂皇，像宫殿，进去之后楼间距窄得像棺材。业主们天天在广场舞和装修噪音里争夺生存权，一个广场舞大妈跳得太投入，把旁边晾衣绳给扯断了，半条裤衩挂在她头上。她跳完一曲才发现，摘下来还嫌弃裤衩掉毛。那副样子，比嘉年华还魔幻。 我站在一旁看他们互相对骂，从物业骂到祖宗，一秒不耽误。我突然想起那些在街头把啤酒碰得叮当作响的陌生人，他们喝醉了抱着彼此唱歌；而我们喝醉了，抱着彼此掐脖子。仿佛快乐到了中国，就变得沉重，像背上一口棺材——你越想抬轻，棺材里就越躺进一个人。 我们不缺欢乐，我们缺允许欢乐存在的土地。欢乐在这里像违法建筑，稍不注意就要被清理。 不是我们不会笑，是笑容需要许可证。孩子要在规定的时间笑，成年人得在指定的场合哭，连梦见自由都要小心隔墙有耳，免得梦也犯法。 我常常觉得，我们这片土地像一条无形的绳子，一头绑着现实，一头绑着希望。现实往下拽，希望往上飞，久而久之，那根绳子被扯得像人的神经一样发紧，只差一下下，就可能断掉。断的时候不会响，反而很安静，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痛，连喊叫都省了。 有时我走在自己的国土上，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空气中漂浮着细碎的叹息声，那些叹息像看不见的尘埃，从尘封的历史里飘出来，又落在每一个人的肩上。有些人感觉沉重，有些人感觉麻木，而更多的人，早已习惯把叹息当成呼吸的一部分。 人们活得像被关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剧本早写好，角色分配好，台词都要求背诵。我们从小被训练成适应舞台的演员，却没有人问过我们，想不想下台。 我想起那两个扒着窗台的孩子。他们不知道窗外是什么，但眼神里有一种微弱的亮，是人性最后一根火柴。我怕那火柴被生活的风吹灭，又怕它点燃，却照出我们不敢看的真相。 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被生活耗成灰的人。他们年轻时眼睛清澈，像河床里被水冲洗过的鹅卵石，可过了几年，眼神就变成了被煤灰涂过的玻璃，又脏又不透光。有的人忘了自己曾经想拥抱什么，只记得怎样才能不挨揍地活下去。 人只要活得久一点，就能明白一个残忍的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于疾病、意外或衰老，更多的人死于一种无形的东西——失望。失望慢慢啃噬人心，直到某一天，你对着镜子发现，那张脸已经没有从前的模样。 我有时候在夜里失眠，会突然问自己：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别的国家能让普通人像树一样自然生长，而我们只能像盆景，被修剪、被绑扎、被塑形？盆景确实漂亮，却没有自由伸展过枝丫。 如果一个社会最成功的，是教会人沉默，那它最失败的，也是让人忘了声音。 我走过了许多国家，看过许多街道上不同的影子。有些影子昂首、有些影子雀跃，而我想起我们街道上的影子——它们多数是匆忙、压缩、沉重的，好像影子也怕被现实踩碎。 有一天，我在异国的一条长椅上坐到黄昏。夕阳落下去，光像温柔的潮水一样涂在街道上，把人的影子拉长。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理想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让人不必低着头活着的空气。 如果空气是甜的，人就活得像春天；如果空气是苦的，人就活得像冬天。 而我深爱的这片土地——太久没有闻到春天的味道了。 我常常想，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土地突然安静下来，那会是什么声音？不是沉默的安静，而是一种心里终于放下重担的安静——像一个走了很久的人，第一次停下来，敢深呼吸。 那天，也许不会有庆典，也没有人需要挥舞旗帜。街上的汽车照样堵，菜市场的摊贩照样吆喝，孩子们照样追着气球跑。不同的是，人们的眼神，会悄悄变亮一点点。亮得不夸张，只够照见自己的影子，不再那么灰。 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不需要宏大，它应该像雨后的空气一样自然。人走在路上，不再觉得尘土粘在肺里，而是觉得风轻轻擦过脸颊，像在提醒：你终于是你自己了。 我想象有一天，医院的走廊不再躺着挤不进去病房的人。那些曾经哼着痛的人，不是因为奇迹，而是因为制度不再把他们排除在门外。高干病房仍然可以存在，但不再是天空，而只是其中一层楼。病床不再区分身份，医生不再分贵贱，病人进门时不需要低头，只需要报名字。 我想象有一天，孩子们不用扒着窗台流口水看别人吃东西。他们坐在同样的课桌前，不必为户口、出身、背景、关系而战。那天的教室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老师的教诲，而是孩子们笑声在墙上撞来撞去——那笑声不再害怕被人制止。 我想象有一天，我们不再把沉默当成教养，不再把谎话当成智慧，不再把麻木当成生存技巧。人们走进办公室、工厂、田野、街头、海边，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为了活下来不得不做的事。丢掉一个工作不会像坠入深渊，而像是渡过河流暂时湿了鞋。 我想象有一天，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不再抱怨“我年轻时怎么怎么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再重复老路。他们的皱纹是岁月留下的，而不是忧愁刻下的。他们看着夕阳，不会急着回家，因为无论回哪个家，都是自己的家。 我想象有一天，人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不同的话，而不会被要求统一口径。争论不再是撕裂，而是修补。不同的声音像不同的种子撒在土壤里，可以争阳光，但不互相拔根。 我的理想国很小，小到用一只手就能捧住。它没有水晶宫，没有金色大门，更没有神降奇迹。它只是让人活得像个“人”——抬得起头，哭得出声，笑得自由。 可我越想，心里越发疼痛。疼得像在胸腔里塞进了一块冰，越捂越冷。 因为我知道，我们距离那一天，不是差一条街、一座城，而是差一层厚得看不见的墙。那墙不是水泥砌的，是很多代人积累的恐惧与顺从堆起来的。 墙外的世界有人在歌唱，墙内的人睁着眼做梦。梦里，天空是亮的；醒来，天花板压得像石板。有人把梦刻在心里，有人把梦藏在枕头底下，有人干脆把梦撕碎，当成纸塞进鞋里垫脚。 我害怕有一天，我们走到生命尽头，才发现自己活得像公园里那种被铁丝绑成造型的树。枝条长得整齐，叶子生得标准，从不越规。可当链条打开，它已经不会自由生长了。 理想国不是给孩子们看的童话，它是成年人不敢承认的渴望。那渴望藏在每一次我们“差点说出口却忍住”的话里。 我相信那一天会来，但它不会像节日一样提前通知，不会有礼炮，也不会有口号。它会悄悄降临，就像春天第一片叶子鼓起来时，没有声音，却改变了整棵树。 等那天来临，我希望我们还有力气抬头，还有勇气认出它。 我害怕的是——等那一天终于来了，我们已经习惯低着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害怕的是—— 当那一天无论我们是什么党派，无论是什么背景，无论是什么观点的一群人可以坐在一起的时候，却忘记怎么举起手中的酒杯，忘记笑是什么样子的了。 “A Promise Is No Jest”: My Republic of Ideal By Zhang Zhijun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is like a slab...

作者：Shanchu zhao 编辑：刘芳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根源性文本。现代宪政民主、人权理念和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在历史与思想的深层结构上，都深受圣经世界观的塑造。本文将从美国宪法的建构、人权理论的来源、政府权力的限制机制，以及现代国家若抛弃圣经基础所导致的政治危机等方面，系统论述圣经在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探讨其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启示。 一、圣经的核心政治观：上帝高于君王，人按神的形象被造 圣经以宗教语言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命题： 上帝是最高主权者，政府权力并非自生，而是受托而来。 《罗马书 13:1》：“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君王只是代理人，不拥有绝对权力。这一观念破除了古代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基础。 人按神的形象被造，人人享有固有尊严。 《创世记 1:27》：“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 人的权利因此不可被政府剥夺，而具有神圣性与普世性。 这两个原则为现代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根本的哲学前提：政府权力有限，人权不可侵犯，法律高于君王。 二、圣经对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影响 美国开国者虽建立的是世俗共和国，但其政治设计几乎全部源自圣经政治神学。以下为核心对照： 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原文作“马迪逊”）曾说： “人若无罪，政府则无必要；若天使治理人，政府亦无必要。但因为人有罪，所以政府必须受限制。” 三、圣经奠定现代人权理念的思想基础 1. 人权的来源：神学起点 现代人权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何有权利？政府为何不能剥夺？ 圣经的回答是： 人权来自作为“上帝形象”的本体地位，而非人的功能或社会地位。 人的尊严不依赖政府承认，而是天赋本有。 2. 人权的不可侵犯性 《出埃及记》禁止杀人、盗窃、奴役，确立了保障人身与财产权的律法。 《利未记》强调，无论贫富，法律一体适用。 3. 人权的普世性 《约翰福音 3:16》：“神爱世人。” 圣经宣告所有民族都在神面前平等，这一普世主义为《联合国人权宣言》奠定了道德基础。 四、圣经的政治制衡机制：防止极权的思想根基 美国独立战争正是以圣经为依据：认为英国政府违背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因此“革命不是叛乱，而是顺服至高上帝的公义”。 五、当政治抛弃圣经基础，将走向何种结局？ 案例一：法国大革命——去神化导致恐怖与专制 法国革命将人权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而非神的律法之上。结果，“人民意志”迅速蜕变为少数派意志，最终导致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与拿破仑独裁。 案例二：共产主义——以无神论为基础的政治体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上帝与“人按神形象被造”的观念，将人视为生产工具，导致大规模人权灾难（古拉格、文化大革命、柬共屠杀等）。 结论： 否认上帝，就会否认人的尊严；否认人的尊严，政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极权。 六、圣经政治理念对中国的启示 公义高于权力： 政治合法性不在于谁掌权，而在于是否合乎公义。 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必然推动人权保障与法治深化。 政府必须受限： 圣经为治理提供道德边界，也为改革提供思想力量。 民族更新之路： 并非简单模仿西方制度，而是回归普世价值的根基。 “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言》14:34） 结语 圣经不是一部陈旧的宗教文献，而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基。 现代宪政、人权与民主，并非人类理性自发的创造，而是在圣经世界观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政治果实。 若现代国家要保有人权与自由，就必须承认一个高于政府的道德来源；...

作者：毛一炜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我最近在油管看王志安的视频，他谈到重庆市公安局以“分裂国家罪”为由，对台湾立委沈伯洋启动所谓的“刑事立案侦查”。沈伯洋是一位关注台湾防卫和公民教育的学者型立法委员，他的言论和行为完全是合法合理的。然而，中共却用所谓的境内法律，对台湾民选代表进行追责，这不是司法行为，而是一种跨境政治威慑，意在制造恐惧，达到限制台湾的言论和行动的目的。 这种跨区域执法行为被媒体称为“远洋捕捞”，意思是越界进行异地打压。对沈伯洋进行“刑事立案侦查”，不异于把手伸进台湾内部，干预台湾政治，试图让敢说真话的人噤声。中共通过沈伯洋事件，对台湾社会发出的明确警告：民主和自由不被容忍，一旦形成趋势，沈伯洋事件将不再是孤立个案，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迫害发生。 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必须清楚，中共无权篡改历史，也无权决定台湾的未来。台湾人民拥有自己的政府、宪法、选举制度和言论自由，这些权利不可被任何外部政权剥夺。台湾用行动证明，一个讲华语的社会，也能够在自由与法治下蓬勃发展。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任何外来的政权都无权干预。 时至今日，中共从未放弃加大对台湾的打压，他们屡次试图通过跨境威胁、法律操控和舆论压力限制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这不仅挑战台湾内部秩序，也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由与法治原则。自由不是可以妥协的选项，而是每一个守护民主的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面对威权挑衅，沉默是纵容，退让是失败。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不容侵犯，历史也不可被改写。台湾需要建立防护机制，守住言论空间，团结发声，捍卫每个人的权利。唯有坚定行动，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不会被恐吓，民主不容践踏，自由必须守护！让我们携手反共，反独裁，共同守护台湾的自由与尊严！ Stay Alert to the CCP’s Transnational Crackdown — Defend Taiwan’s Democracy Author: Mao Yiwei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作者：金米 编辑：邢文娟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熊辩   翻译：刘芳 锡安教会的门，又被封上了。不是因为风太烈， 而是他们怕起风——风会带来声音，而声音，是他们最想控制 却最难控制的东西。他们说这是““依法”管理， 说得温文尔雅， 仿佛关押只是一场体面的误会。椅子空了，圣经还摊开在原处，那一页分明写着：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个年轻人在笔录上写下：“神爱世人”。警官轻敲桌面： “这句，能不能改成党爱世人‘？”他犹豫片刻，点头。 然后，又悄悄在句号后加了一个小小的十字。他们嘴上说着”依法”， 心里却在怕——怕神的恩、子的爱，怕圣灵的感动 怕恩典传播 怕福音被传递给更多的人。 这世间的一切美好他们都怕，都反对。 他们擅于把恐惧包装成“秩序”，像用金丝裹着一只空盒子，呈给世界看。 这不是悲剧， 这是讽刺的巅峰：祈祷要申请，沉默要备案。可他们不知道， 信仰有坚固永恒的温度。它藏在信众的眼眸里， 藏在诗歌的余韵里， 藏在那扇被封的门背后。 当人们走过风依旧从门缝钻出， 如同草芽破土而出那般。 它轻轻拂过每一只耳朵， 恩慈地说一声： “哈利路亚”。2025年10月25日 The Wind Speaks Author: Jin Mi Editor: Xing Wenjuan Executive Editor: Hou Gaiying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Liu Fang Abstract: This poem depicts the...

https://youtu.be/H86mewk6qTY?si=ZQBEDU-0t7nc3Evc

作者：纪中久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林小龙 合议庭： 浙江左契律师事务所接受邹巍母亲的委托，指派纪中久律师担任被告人邹巍的辩护人。辩护人根据庭审质证、辩论情况，整理、总结如下书面辩护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 一、起诉书称被告人通过“境外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等信息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事实，这一表述违反了基本的网络常识，与事实严重不符。 自由亚洲主要通过广播的形式，向世界各国提供语音新闻信息。 www.rfa.org 是该电台的网站。该网站属于该电台的电子刊物，并不属于信息网络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的网络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共享及交互服务。信息网络平台与普通网站的区别是，在信息网络平台上，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登陆平台，自行编辑、发布消息。并借平台与其他用户互动，典型的信息网络平台包括微信、微博，境外的如推特等。 普通网站的编辑由网站开办处工作人员完成，其他人不能参与。网站编辑人拥有网站网络作品的全部著作权。由于信息的编辑、制作、传播都由网站工作人员完成，因网站内容涉及的刑事、民事等法律责任完全由网站编辑人员承担。邹巍没有使用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参与信息的编辑、上传和信息的传播。 即使邹巍给该网站提供了若干语音片段，但如何编辑这些语音，把这些语音放在何处，甚至对语音进行技术修改，都是由自由亚洲电台网站编辑人员完成。邹巍没有办法对最终完成的文字及语音施加影响，也无法干预该信息的传播，让他对这些信息承担法律责任，不但在法律上行不通，也没有基本的逻辑基础。 二、合议庭应当注意到语音的编辑是一项早已成熟的技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语音编辑、制作技术很早就已经有人进行研究和实践。早在1939年美国学者H.杜德莱开发了发音模拟系统，20世纪80年代非平稳参数分析法和非线性处理方法相继出现。目前由于智能科技的发展，语音的编辑和制作技术被更多的企业和专家人士所掌握。讯飞智作公司甚至开发了网络在线面对普通用户的网页版音频制作工具，详见： https://peiyin.xunfei.cn/?ftype=22&bd vid=8789967394632941364eng 自由亚洲电台作为专业媒体应当有更为先进、专业的音频编辑软件。 目前侦查机关获取的远程数据是从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下载的，并非原始音频，而是经过自由亚洲编辑过的音频文件。这些音频文件如果是采集了邹巍的原始音频而编辑而成，当然具有邹巍语音的若干特征，但不能反映原始音频的全部、完整、准确的内容。经过编辑的邹巍语音甚至可能存在与邹巍原始语音表达语意相反的情况存在，更可能存在大概率偏差的可能性。 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是“确实、充分”,涉案的主要证据从自由亚洲网站下载，且明显经过编辑，因此不属于原始证据。加之涉案的录音没有其他证据(证人及物证)佐证，公诉的人当庭的起诉事实得不到证据的支持，难以成立。 三、接受外媒采访，谈及国内民生，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公共场所应该是指物理、有形的场所。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 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 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其中的手段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虚假消息，但损害结果仍然是要求对现实 中有形状的公共场所造成影响，导致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两高《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车站、码 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 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 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 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可见，网络诽谤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寻衅滋事案件司法解释的公共场所 作扩张解释。网络秩序并不属于刑法293条的公共场所秩序。 网络秩序与现实物理的公共场所秩序并不相同。互联网的特点是不同的信 息、矛盾的信息可以同时共存，而不会引发网络拥堵。人们通过网络了解事实 真相时，正是通过对不同信息的对比，发现真实的世界。 起诉书称被告人“将涉及国家和社会重大活动、热点事件等内容虚假的信息公开散布，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其中“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能否等于破坏社会秩序，值得商榷。“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并不是对事实的描述，而是对事实的定性。如果把这种情况认定为寻衅滋事，其实是在刑法和两高司法解释外自行另创了法律，显然这超出了公诉人和审理法官的权限。 辩护人认为公诉人在对国家形象、国家利益的理解上也存在问题。邹巍向媒体反映了一些具体的民生问题。对政府在具体事项如拆迁、扰民等问题进行了批 评，呼吁尊重他所认识的几个朋友的看守所和监狱内的人权状况。他的行为符合 我国宪法中依法治国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规定和原则。公民对政府的建议、批评不 是减损了国家形象和利益，如果建议、批评的权利得到允许、容忍，还会提高国家形象，有利于国家利益。国家不是政府的国家，而是属于全体国民。维护每一 个公民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利益。 四 、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违反法律程序，所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 《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计算机信息直接进行国际联网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电信网络提供的国际出口信道。本案侦查机关自行使用软件，绕过国家互联网防火墙，窥探、收集公民言论，是典型的违法取证。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收集公民在媒体上的只言片语，意图加之以刑罚，相关司法人员违背了宪法、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检察官法。辩护人希望合议庭法官履行法官宣誓誓言，保护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否定违法的侦查和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