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作者：李锦华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周敏 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是不允许有个人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以便可以为国家更好地服务。如果你敢站出来说真话、说实话，你就会被安一个“莫须有”的罪行。 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受到了政治迫害，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他们这种独裁说成是政治、社会、经济的需要。所以共产党不希望中国人有思想，只要跟着党走即可，但凡你敢说真话、说实话，没有和共产党的路线统一，那么你的余生可能就会在监狱里度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恐惧、令人窒息的政权。 疫情期间，中国政府三年“清零”运动，更是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共产党对科学与常识的漠视和践踏。各地官员的荒唐之举：即使小规模的疫情，也要整座城市全部封掉；他们会对进口来的食品、鱼类甚至建材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多少民众为这种疫情付出了代价，很多人因此丢掉工作，丢掉家庭。即便这样也是无休止的封锁。自由依赖于勇气和持续的冒险。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即使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抗也是不可能的，个人的生存取决于服从。他们在焦虑中逆来顺受，像绵羊一样排着长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或者在突然封城之前抢购食物。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要听党指挥，服从命令。就这样，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没有人权，没有话语权。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现代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感到自豪。但这种幸福的感觉是由表面的物质利益、关于西方衰落的不断宣传和对知识自由的压制而幻化出来的海市蜃楼。事实上，在党的影响下，中国也每况愈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掩盖他所谓的真相，无论发生什么事，民众得到的永远是官方的表面信息。甚至连选举也存在造假行为，可见共产党是多么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在中国，所有的“真相”都只能来自党。过去十年里，情况越来越糟。当局抹杀了残存的独立思想，也在不断摧毁中国人民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能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我深感幸运，因此我要为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异议人士发声。中国民主党今天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惨无人道地迫害回国的反对党人士和国内政治异议人士，并持续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行为，并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国内民主党员的处境和人身安全，谴责中共当局继续变本加厉地侵犯人权。 临近春节，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政治犯，让他们回家过年。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因坚持自由、法治与人权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人。不能让他们的家属独自承担这一切后果。因此，我们民主党党员今天在这里发声：我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为民主事业更加壮大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We Must Attain Freedom of Thought Author: Li Jinhua Editor: Gloria Proofreader: Wang Bin ...

作者：祝正明（中国民主党创党人）编辑：李聪玲 翻译：戈冰 内容提要 本书共十二章，探讨了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与百姓的相互关系，专制政权的特征，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和民主政治活动的具体做法，剖析了民主政治所特有的政府结构模式，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和社会发生政府重组的各种途径。相信在百姓对政治问题普遍不甚关心和了解的状况下，对增强百姓的参政议政意识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如何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政府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探讨。 民主政治的内容 集权统治者认为，社会离不开他们，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安定和秩序，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不仅向人民征收苛捐重税，还制定大量的惩罚条例来约束民众，没有他们，人民可以更自由幸福地生活。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众本身并不须要政府，只是因为民众有一些共同需要，才须要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来满足民众的这些需要，民众据此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权限仅限于使他们能服务于民众而不能加害于民众，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原理。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之上的，认为人只要拥有权力，就存在滥用权力的趋势，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使用，不给政府官员留下任何滥用权力的空间，以充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来保证社会时刻有一批优秀分子在为人民提供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一批同样优秀的社会精英分子时刻在监督与提防着他们，一旦发现这些人中有人不称职或滥用职权、贪污腐化，任何一位都会随时被撤离职位，受到惩罚，从而保证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被使用时能够满足百姓的苛刻要求。除了周期性的选举以外，绝大多数民众都可以尽管放心地去从事他们的工商业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需做的只是偶尔看看这些人提供的述职报告，健全的制度建设会使政府自动地像仆人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而周期性的选举，即是防止这些人形成新的阶级的手段，也是显示人民始终是权力的主人的表现，人民可以随时收回交给这些人代为行使的权力，交给新的一批人去行使。 民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同于历代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形成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格局。它首先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收回到人民手中，然后运用一种科学的机制，建立、控制与监督政府，使民众始终保有这种权力。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的的运动，全体国民是其受益者，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参加这项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 政府及其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可能已经发觉：不论你生在何时，身处何地，都会受到别人的管制，不论你是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或者是腰缠万贯、被人前呼后拥，都同样无法摆脱这种管制。有人总是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必须服从他们，如果你不服从，就会受到他们严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击。他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法架避，这就是政府和它的雇员。 多少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现实，认为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象必然就会伴随有山水草木一样，自然就有朝廷或政府，它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法摆脱。 这种概念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的一种遗产，代代相传，以致于当突然没有皇帝朝廷或政府时，人们便会惊惶失措，坐立不安，赶紧要立一个新皇帝，即便他非常的年幼无知。否则，就认为一定会天下大乱。 政府跟百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在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要人们向它进贡纳税。任何人，不管是个体摊贩、私营业主还是收入稍高的工薪阶级，任何形式的厂矿、企业、公司等，都要将自己辛苦经营出来的一部分利润或个人收入上缴给他们。这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其次，他们制定出很多的法律、条例，规定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如果你不避从他们的规定，与他们对抗，他们就会对你进行罚款，没收你的财产，甚至拘禁你的人身，扼杀你的生命。他们依靠广泛的税收，养活着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击溃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它们中的许多人不从事任何劳动就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无任何特长仍能花天酒地。它们在内部划分势力范围，规定层层等级，享受各类特权。它们有时贪污腐化，恣意妄为，甚至敲诈勒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耸人听闻的事件都与它们有关。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政府呢？没有它们，人们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好吗？ 回答是：也不行，有很多事情，还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政府来维持社会治安、保障经济合同的履行，需要政府来修筑道路、管理交通、兴办教育、医疗、管理老年人的退休保障，需要政府来监督食品卫生、控制环境污染，建立应急医护消防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即便是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威望、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富豪或公司。 显然，社会还是存在着各种公共和社会福利问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机构也就是被称为政府的机构来解决和管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没有政府，人们也将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显而易见，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根据民意设立，受民众的控制，为民众利益服务、以满足民众需要为其存在目的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脱离民意，漠视百姓利益，依靠自己的暴力工具强制征收税款、暴力镇压反抗而维持其存在的强权政府。 但是，既然需要设立政府，不管其建立的基础是依靠暴力或依靠民意，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广泛的权力，政府官员大权在握，在政府官员以这种权力社会安定提供某种保障的同时，这种权力也给他们侵犯百姓的利益提供了种种机会。他们可能忠心耿耿地为大众服务，也可能会滥用职权。结果，人民大众得到社会安定的好处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付出过重的经济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人身自由代价。 那么，难道民众非得在享受政府提供的益处的同时，也必须忍受它对民众可能会有的种种伤害吗？ 人类有充分的智慧去战胜自然，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这个问题，却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碍。人类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它吗？这是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并进行过种种探索和尝试的问题。现在，它再一次摆到我们面前。所幸的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前人进行的大量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最佳方案，少走弯路。 实际上，政府及其组织结构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人类完全有能力对它进行设计、改造。探讨理想的政治模式，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弊端的起因进行研究，以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这也正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像其它自然学科一样，政治学同样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是为人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类有能力对政治模式和政府结构进行不断的实践、总结与改进。 但是现在，当我们还很年幼，尚未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之前，我们就被灌输了某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该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以致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在这种思想理论中寻找依据，或者打上它的旗号才会感到放心。这就产生了一种悲剧，本来是人们掌握了一种思想理论，结果反而却是这种思想理论控制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成了这种理论的仆人，不是它在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在为它服务。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就像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在不断发展一样。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仔细而公正的研究而不发现其缺点是不可能的。试图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与社会制度当作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不允许触动是荒谬的，停留在某种社会体制而自认为已经达到了顶峰，只能是极端愚蠢的表现。 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愿意主动交出权力，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在专制统治时代，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常常具有危险性。因为这会触及少数大权在握的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可能给探索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进行这种探索的原因。尽管社会非常需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却很少有人会去做。 但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是促进社会福祉的最有效工具，而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可怕敌人。那么，相对任何其它科学而言，政治科学就应该是人们最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科学。 地球上曾经存在及目前正在运作的政府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需要与社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同步进行。任何政权也不应该坚持不改自己的制度，尤其不应对探索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的行为进行惩罚，限制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正是因为有了思想的自由地探索，科学与技术才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只有让思想自由地探索，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发展到更美好的境界。（下期待续） 祝正明简历 祝正明，男，汉族，浙江江山人，工程师，1962年10月2 日生，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分配在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被评为联合公司先进生产者，1988年调入杭州，从事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并担任车间主要负责人。1998年春被选拔参加省经委举办的全省大中企业管理人员工商管理培训班，为期三个月。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恨专制不平等现象。 89年学运期间，曾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说，并向天安门学运领袖递交过十条政治运作建议，“六四”后回杭潜心从事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史研究，遍阅各主要图书馆的大部分有关民主的中外文书籍，95年开始，从基本民主观念入手，写成《政治民主》一书，98年1月完稿，联系近十家出版社无人敢接印，4月进行自费印刷，遭查封。 98年6月初，分析了国内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积极筹划建党活动，起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并进行印刷、散发，联络诸位民运朋友于6月25日前往注册，从而掀起了一轮冲击党禁的全国民运浪潮。1月10日，遭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数字收音机、数千页文稿、通讯录、大量《公开宣言》和《章程（草案）》等三十一种物品，被关押十六天，监视居住五十天。于11月8日经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全国筹委会筹委。 祝正明于99年初被捕，同年年底因中国民主党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Political Democracy (Serialized Novel) Abstract: Democratic politics asserts that power originates from the people, imposes strict constraints on government, employs...

作者：程筱筱 编辑：冯仍 校对：林小龙 翻译：戈冰 摘要 本文指出，中国社会并非“无信仰”，而是长期形成了不允许任何超越性权威高于世俗秩序的结构。信仰被功能化、工具化，使其难以约束权力。现代政权并非消灭宗教，而是接管终极忠诚。当神必须服从权力，真正不受裁决的信仰便被视为风险。 在英文世界里，一个问题长期被反复提出：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是无神论者？许多西方观察者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教育。仿佛只要按下“意识形态”这个按钮，中国社会的信仰问题就自动获得了解释。但这个解释太省事了，也把因果顺序讲反了。如果把中国社会的信仰经验向历史深处回溯，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却更关键的事实：现代政治并不是让中国人变得“无信仰”，而是让人变得“不敢信神”。中国文明很早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共识——任何超越性的权威，都不能高于人间秩序，哪怕其对象是神。 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洪水叙事”常被提及，这个对比并不肤浅，反而极其精准。在《圣经》中，大洪水的起点是上帝的审判。人类因堕落而被惩罚，诺亚因顺服而被拯救，洪水何时降临、何时退去，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旨意，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忏悔、服从并等待赦免，终极裁决权明确属于神。而中国人更熟悉的版本，是“大禹治水”。洪水同样是灾难，但解决方案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禹不是通过祈祷换取宽恕，而是通过疏通河道、日夜劳作，把问题“解决掉”。这并非叙事风格的差异，而是信仰结构的根本分野：一个文明承认终极判断来自超越权威，另一个文明则默认人必须、也应该，自己承担最后责任。这也解释了一个常被误读的现象：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拜很多神”，却很少看到那种唯一、绝对、不可动摇的信仰忠诚，于是得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结论。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社会并不习惯向任何超越权威的对象无限下跪，哪怕对象是神。 这种结构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得更加直白。在许多中国人的经验中，拜神更像是在“办事”。愿望实现了，就去还愿；没实现，人们很少反思自身是否偏离信仰，更常见的反应是“这家不灵，换一家”。久旱不雨，就把龙王像抬出来晒太阳，让它“看看人间疾苦”；你若无效，就失去被尊敬的资格。这并非对神的亵渎，而是一种深层心理共识：神可以被尊敬，但必须“有用”；信仰可以存在，但不能凌驾于现实秩序之上。当信仰长期被塑造成一种功能型工具，它便独立、稳定、能够对世俗权力产生约束的宗教共同体。 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当代中国对宗教的系统性打压，就不再显得突兀。现代政权并非只是“消灭信仰”，而是试图接管信仰：你可以信，但信什么、怎么信、信到哪一步，必须由世俗权力批准；你可以敬神，但神不能拥有高于国家的权威；你可以祷告，但忠诚对象必须是政权。讲道要备案，聚会要审批，信仰内容要“符合方向”。真正被视为威胁的，从来不是某一条具体教义，而是任何不受完全控制的终极忠诚。家庭教会之所以始终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并非因为规模或组织形式，而在于它所承认的，是一个高于国家权力、不可由任何政权裁决的最终判断与良知标准。这种不受政治控制的信仰，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天然构成威胁。 真正的宗教信仰一旦存在，就不可能永远沦为工具。当它触及良知、审判与永恒真理之时，便必然与世俗权力发生张力。历史反复证明，试图将信仰完全收编为政治附属品的政权，最终面对的不是信仰消失，而是信仰被掏空，或转入地下，以更顽强的方式保存其独立性。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信什么”，而是谁拥有作出最后裁决的权力。 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也并不在于有没有信仰，而在于是否允许一个不受权力裁决的信仰存在。当连神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剩下的就只能是强制。在这样的结构中，问题不在于宗教是否激进，而在于它是否承认官方体系拥有最终裁决权。一旦信仰坚持“神在掌权”，而非“权力在掌权”，它就必然被纳入风险管控的对象之中——在中国，连神也被要求“听话”。 When Even Gods Must “Obey”—The Dilemma of Faith...

作者：瞿成松 编辑：韩立华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纪念刘晓波先生：七十岁，且永远年轻 天堂的风吹过，没有年龄，没有监狱，没有死亡。 你依然年轻，且将永远年轻。 你的“年轻”，不是岁月的数字，而是良心的光亮；不是身体的存在，而是精神的不朽。你的一生，被铁窗围困，却从未被恐惧驯服；被权力审判，却始终站在真理一边。你用温和而坚定的语言，证明了一个简单却被反复否认的事实：人，可以在不仇恨的情况下，拒绝谎言；可以在不暴力的前提下，对抗专制。 你所反对的，并不是某个民族，而是极权；不是某群人民，而是谎言。你用“没有敌人”的胸怀，照亮了一个被恐惧统治的时代。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惧怕你——惧怕一个不肯跪下的良心，惧怕一个不以仇恨回应仇恨的灵魂。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监狱关得住身体，却关不住思想；权力可以夺走生命，却夺不走尊严。你被囚禁的每一天，都是对迫害者的审判；你被噤声的每一刻，都让更多人学会发声。你的名字，成为良心的同义词；你的沉默，胜过万千口号。 今天纪念你，不是为了哀伤，而是为了继承。继承你对自由的坚持、对真理的忠诚、对暴力的拒绝。我们清楚地知道：反对极权、反对迫害、反对谎言，是每一个有良心之人的责任；亲近极权、为迫害辩护，是可耻的；坚持反对极权、以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是光荣的。这不是仇恨的选择，而是道德的选择；不是破坏的冲动，而是文明的自救。 你曾说，希望未来的中国没有恐惧。我们也相信，那一天会到来。不是靠报复，而是靠真理；不是靠暴力，而是靠勇气；不是靠遗忘，而是靠记忆。记住你，就是记住人何以为人。 刘晓波先生，今天你七十岁。 天堂的风吹过，没有年龄，没有监狱，没有死亡。 你依然年轻，且将永远年轻。 （瞿成松 中国民主党党员 中国暴政观察创办人） In Memory of Mr. Liu Xiaobo Abstract: This article...

作者：王连江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吕峰 乌克兰与香港、台湾一样，地处世界文明与野蛮力量的交锋前沿。我坚定支持乌克兰人民。2013年11月至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体现了乌克兰人民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勇气；我支持《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定》（EU–Ukraine Association Agreement），支持乌克兰融入欧盟，因为自由的方向，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今天，乌克兰人民在捍卫自身自由的同时，事实上也在捍卫整个世界的自由。他们替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挡住刀剑、承受炮火。对此，我们理应心怀感恩，并给予坚定支持。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不仅是道义的选择，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这既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整个文明世界的共同利益。若对此退缩，便是对自由世界的背叛，更是对文明本身的背叛。 2025年9月4日，在罗兰岗举行的欢送 Atticus Freeman 重返乌克兰战场的聚会上，我得知乌克兰前线民众与军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内心深受触动。当即决定在三个月内个人捐款5000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人民与军队。此后，我通过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及《在野党》杂志社两个平台，分六次完成捐款，兑现了当时的承诺。 愿上帝保佑乌克兰，愿乌克兰人民最终获得自由与尊严。         2025年10月6日Atticus Freeman 在自由雕塑公园送给我的礼物，图案的底色是乌克兰国旗，中间的部分是乌克兰国徽。 Standing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翻译：周敏 1月8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今是清华园高级中学。家属反映，孩子在校期间不明原因身亡，具体经过尚不清楚。 据多名家属及现场目击者称，事发后校方曾尝试联系救护车将遗体运离学校，但被其他学生家长驾驶货车堵在现场，要求等待家属到场后再行处理。截止当晚十点，家属还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说法，还遭到政府当局派遣的特警及保安人员阻拦。 孩子校內亡故，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塌了，可对政府来说，好像只是一件需要“处理”的事。河南新蔡是这样，陕西蒲城也是这样。不是先把事说清楚、先让父母看一眼孩子，而是先把门关上。 你站在校门口，他们跟你说“等一下”；你想进宿舍，他们跟你说“不合适”；你想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跟你讲“稳定”“程序”“影响”。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别问了。我以前还真信过一句话：这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中央是好的。”可现在我一点都不信了。地方政府这么干不是一天两天了，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次次同样的套路，一次次同样的遮掩，中央政府要是真想管，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不可能。 习近平天天在电视上讲话，说什么“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可我看到的是什么？是孩子死了，父母被挡在门外；是监控永远坏在关键时候；是视频被删，是信息被封，是事情慢慢“消失”。如果这也叫“生命至上”，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生命至下。 你说中央政府不知道地方在干什么吗？我不信。他们只是选择不看。只要地方能把事情压住，只要别闹到全国都知道，中央就可以继续开会、讲话、拍宣传片。 最让人寒心的是这种逻辑已经变成了常态。地方政府心里清楚：出了事，第一件事不是找真相，而是找办法别让事情传出去。而中央政府给他们的信号也很明确：只要你稳住了，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他们敢这么干。 我只是个普通人。 可作为普通人，我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在这个体系里，普通人的命，真的不值钱。河南新蔡的父母，陕西蒲城的父母，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推翻谁，不是闹革命，就是一句话——我孩子到底怎么死的。连这点要求，都显得“不合时宜”。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哪天换成我，我站在校门口，被一群人挡着，被要求“配合工作”，被劝“顾全大局”。那一刻，我可能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原来意思是：让你站在中心被压住。 说到底，问题不只是某个校长、某个县长。 问题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央政府，默认了这种对待普通人的方式。只要这套逻辑不变，蒲城不会是最后一个。新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我们每一个普通，都只是还没轮到而已。 想到这里，无法入眠。 When a Child Dies on Campus: From Pucheng, Shaanxi to Xincai, Henan—How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Obscure the Truth Author: 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