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XIAO

——我的“六四”纪念与民主传承之路 作者：卢超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本文以第一人称叙述作者从中国大陆“墙内觉醒”到美国自由土地上持续纪念“六四”的心路历程。作者回忆了最初通过“翻墙”接触天安门真相的震撼与愤怒，描写了觉醒后的精神挣扎与行动转变，并讲述他在海外加入民运、参与纪念活动、延续民主火种的经历。文章以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叙事，展现出一位普通中国人从沉默到发声、从恐惧到坚持的灵魂觉醒与信念传承。 夜色在窗外漫开，电脑屏幕是我唯一的光源。那一年，我二十多岁，一个在体制内长大的普通青年。那时的我，从未听过“六四”这两个字。我们在课本里学“改革开放”，在电视里看“盛世中国”，而“真相”似乎从不属于我们。 可那天，我出于好奇，打开了一个陌生的窗口——翻墙。 屏幕那一端的世界，与我熟悉的一切格格不入。 嘈杂的喊声、飘扬的横幅、年轻的面孔、坦克的轰鸣。 我看见人群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唱《国际歌》，看见学生代表举着请愿书跪在人民大会堂前，也看见午夜的枪声与血迹。 我呆坐在那张旧木桌前，手心渗出冷汗。 原来，我被教育去“爱”的国家，曾经这样对待他最纯洁的孩子。 那一刻，我心底的某种秩序塌陷了。 我意识到，真正的“爱国”，不是沉默的服从，而是敢于说出真相。 那一夜之后，我的人生彻底改变。 我开始悄悄阅读被禁的书，偷偷保存那些视频。每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谈“自由”或“人权”，我都会去留言、去辩论——哪怕账号被封、手机被查、朋友劝我“别惹麻烦”。 但我知道，我已无法回到从前。 那是一种“醒来”之后的痛苦，也是一种不可逆的召唤。 一、从沉默到发声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初到洛杉矶的那一年，我在唐人街的超市打工，夜里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 但我终于能自由地上网，能在公共广场举起标语，不必担心第二天就消失。 记得第一次参加“六四”纪念集会，是在中领馆门前。那天阳光炙热，我和一群陌生的华人站在一起。有人拿着扩音喇叭高喊口号，有人默默举着写着“悼念六四”的牌子。 一位白发老人颤抖着举起蜡烛，对我说：“孩子，我当年就在广场上。”那一刻，我喉咙发紧。那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活着的见证。 从那以后，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开始写文章、组织活动。我用文字记录真相，用行动纪念死难者。我们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华府举行集会。每当我看到有人停下脚步、伸手接过传单，我就知道——记忆仍在传递。 二、烛光与誓言 每年六月四日，我都会穿上那件印有“64”的T恤。 在自由雕塑公园的夜里，风轻轻拂过烛光，我与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同胞并肩而立。有人高唱《自由花》，有人在祷告。烛光在夜色里微微颤动，就像那些逝去的灵魂在回应。 我常常抬头看那片星空，想着：三十多年前，北京的夜空下，也曾有同样的星星，只是被烟雾与火光遮蔽。如今，我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把那盏烛光重新点亮。 有时我会想到，如果那些年轻人还活着，他们今天也许已是教师、记者、工程师、父亲、母亲。而他们的理想：公平、法治、尊严，仍在召唤我们。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 三、自由的道路 民运不是浪漫的诗，它是流亡者的血泪，是被审问、被放逐、被误解的坚持。但我没有后悔。我相信，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唤醒；每一场纪念，都是一次延续。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谎言，却在真相中重生。“六四”的烛光点燃了我心中的火，也照亮了前方的路。 有时我在深夜写作，电脑屏幕上的光映在墙上，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间狭小的屋子。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害怕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无数个我，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守护着同一份信念。有一天，当自由真正降临那片土地，当我们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公开为那段历史默哀、为那群青年献花，我会告诉自己—— 这一声声的呐喊，值得。 From Waking Up Behind the Great Firewall...

——兼论其在专制体制后的平权效应 作者：劳绍海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今年10月11日，中国民主党在洛杉矶举行了《同庆中秋，共话民主》的聚会活动，聚会上除了中秋联谊和民运运动讲述外，重点讨论了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社会资源、生存尊严的冲突纷争机制，更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精神与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共同体中以理性、平等、程序化的方式处理分歧。民主制度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投票本身，而在于“如何讨论、如何做决定、如何服从多数而不压迫少数”。在这一点上，美国军事工程师亨利·罗伯特（Henry Robert）在十九世纪中叶所编纂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可谓为民主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个精密的“程序框架”。 这一规则体系在议会、公司理事会、非营利组织、教会、党团、军队、学生社团甚至社交游戏中被广泛采用。它规定了会议的召开程序、发言顺序、动议与修正、表决与记录的方式。表面上，它只是“会议管理”的手册；但在深层意义上，它体现了民主精神中最核心的一点：通过制度化程序来约束权力，保障平等表达，并以透明的方式达成集体决策。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分析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内在关联；其次，探讨当这种规则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尤其是共产独裁体系的基层组织时，如何反而促进了一种“程序化的权利保护”；最后，以“被斗争失败一方的权贵家族”为例，说明即便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程序化的民主机制仍可能成为社会稳定与公平的隐性支柱，从而慢慢完成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 一、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民主精神 1. 平等与程序的结合 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中，“平等”是价值目标，“程序”是实现路径。罗伯特议事规则要求每一位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均有权提出议案、质询、发言与表决。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是防止权力垄断的制度保障。例如，在议事过程中，“动议”（motion）必须得到“附议”（second）后方可进入讨论阶段。这一设计防止了任何个人垄断议题。发言顺序通常由主持人依次点名，且要求反对与支持双方轮流发言。即使是少数派，也有机会表达异议并被正式记录在案。这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生动体现。 2. 冲突的制度化 民主并非消除冲突，而是把冲突转化为制度化的讨论。罗伯特议事规则把情绪化的政治对立，转化为可管理的“程序竞争”。发言需针对议题，修正案必须明确具体，投票必须公开或依规定方式进行。这使得政治过程不再依赖领袖的个人威望，而依赖于程序的正当性。这种机制的意义在于：即便结果不公，过程仍可信，以后仍可通过词机制来解决冲突。正如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说：“民主的合法性，不在于决策结果，而在于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机会，即程序正义。” 3.罗伯特议事规则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 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独立于民主制度存在，它是民主制度的“操作系统”。民主宪政提供了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则提供了权力运行的细节逻辑。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学校董事会乃至军队委员会中，罗伯特议事规则让民主不流于口号，而成为可执行的行动方案。它让少数派的声音在被否决时仍被尊重，让多数派的决策在被执行时仍具合法性。换言之，它不是民主的象征，而是民主的机制。 二、专制体制下的意外效应：程序的自我扩散 有趣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并非只能在民主国家中运作。当它被引入非民主体制内部，尤其是高度集中的共产党政权体系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程序性张力”——它在表面服从权威的同时，也在内部重塑权力关系。 1. 从集中到分权的细微过渡 共产党政权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表面上，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少数服从多数”相似，但实质不同——前者是权力指令，后者是程序共识。天壤之别的是：人是利益的动物，专制独裁者不可能是程序正义的化身。然而，在许多共产党国家的地方基层组织（如工会、职代会、村民自治组织）中，随着会议管理规范化，某些“罗伯特式”的程序被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谁可发言、如何提出议案、如何投票、如何记录决议。结果，这些看似无害的程序，反而为基层成员提供了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表达空间。这种程序化表达使“权力命令”不再是单向的，而带有某种合法性约束。例如，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村民选举与职工代表大会中，“举手表决”与“会议记录”的规范化，让原本不被信任的投票过程获得了部分公信力。 2. 权利的“副产品” 程序化的民主机制，即使在独裁体制下，也会生成意想不到的权利副产品。因为一旦会议过程被固定、记录、归档，个人行为便可追溯；而追溯意味着问责。在苏联后期与中国改革初期，党内会议开始使用更系统的议事程序、会议纪要、投票统计。这些举措在本意上是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却客观上让下级有了某种“制度庇护”——任何命令都需有程序依据，任何处分都需有会议记录。这种形式的“程序防火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断决策带来的任意伤害。 三、斗争失败者的意外保障 在极权体制下，“阶级斗争”常常意味着绝对的政治清算。历史上，被斗争的一方往往失去一切：财产、身份、发言权乃至生命。然而，当罗伯特议事规则式的程序逻辑渗透进体制运作后，即便是“失败者”，也开始获得某种象征性乃至实质性的保障。 1. 程序作为冷静的中介 斗争中最残酷的时刻，往往是激情压倒理性、群体压倒个人。当决策被迫经过会议程序、需要表决和记录时，程序成为理性的缓冲器。它迫使参与者停下来思考：“是否有正当理由？”、“是否应让对方陈述意见？”即使最终结论仍然不公，程序过程本身也在降低暴力的烈度。正因为此，部分共产党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后，开始重新强调“会议纪律”“发言秩序”“表决程序”，这正是社会对“程序文明”的重新追求。 2. 权贵家族的“程序庇护” 或许很多人痛恨专制体系中既得利益者，但是专制内也是有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我们应当理性的，甚至可以功利地看待政治斗争，在政治斗争失败后，即便是曾经的权贵家族，也可能通过程序正义获得部分尊严的回归。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平反”过程为例，许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家属，之所以能获得平反与补偿，正是因为当年的会议记录、处分决议、档案程序被保留——这些文书成为程序正义的证据。换言之，程序留下了历史的凭证，也给了失败者复原的可能性。如果专制既得利益者对平民有犯罪则追责其犯罪事实，但是他如果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失败者依然应能得到适当保护，与其犯罪事实独立处理。如果他没有犯罪，政治斗争失败者更需要得到保护，只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可以体现民主体制的可贵，才会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如果民主体制的支持者量变到一定程度，将会引发质变，即向民主社会转型。 这正体现出罗伯特议事规则精神的深层力量：即便在非自由的环境下，制度化的程序正义仍然是权利最后的避难所。 结语、民主的普适逻辑：从规则到文化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能组织会议，更因为它把“民主”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化习惯。当人们习惯于等待发言顺序、习惯于以表决定夺、习惯于记录与归档，他们就不再是权力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制度的参与者。在这种文化内化之后，即使权力仍然集中，权力行使者也必须顾及程序的形式；而形式的约束，终将孕育出实质的约束，只要社会发展的时机成熟，很有可能会转型孕育出一个初级的民主社会。正如法律学者所言：“程序的形式化，往往是自由的开端。”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意义，远超会议管理。它代表的是一种“以规则约束权力、以程序平衡利益”的现代政治智慧，它是民主的种子与制度的延展。在民主社会，它是公民参与的操作指南；在专制社会，它是秩序中孕育公正的裂缝。当一个体制——即便是共产独裁体制——开始在内部采用程序化的决策方式，社会的政治文化便悄然发生变化：权力不再全然是意志的体现，而是程序的结果；决策不再只是斗争的胜利，而是规则下的妥协。而这种变化，正是民主的真正萌芽。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bert’s Rules of Order and Democracy— On...

作者：张兴贵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政治是公共生活的艺术，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冷漠并非中立，不关心政治即放弃权利。唯有公民觉醒、积极参与，方能守护正义、保护弱者，建设公平社会。 在中国，我们常听到一种声音：“不要关心政治，不要参与政治，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这种观念似乎深入人心，许多人认为政治是遥远、复杂甚至危险的事情，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关。然而，我要郑重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政治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游戏，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域。政治就是公共生活，它关乎我们如何共同安排生活、保护弱者、执行正义。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等于放弃了我们对自己命运与未来的主动权。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政治？政治不是冷冰冰的制度，也不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它是社会成员共同决定如何规划城市、分配资源、制定规则的过程。从街道是否安全，到教育是否公平，再到医疗是否充足，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的安排。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活的具体体现。每一盏路灯的点亮、每一条法律的实施、每一个社区的建设，都是政治的成果。政治将个体的愿望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序、公平的社会。 在中国，许多人对政治的冷漠源于一种误解：政治是“麻烦事”，参与政治可能带来风险。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不关心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不会影响你。当房价高企、年轻人买不起房时，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当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威胁健康时，这是政治治理的缺失；当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农村孩子难以获得优质教育时，这同样是政治选择的后果。若我们对政治视而不见，就等于把影响生活的决定权拱手让人。一个被忽视的政治体系，不会自动带来公平与幸福。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保护弱者。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贫困家庭、留守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他们的声音最微弱，却最需要被听见。政治正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盾牌。无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保障，还是法律改革以消除性别、种族歧视，政治的职责都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们都不关心政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被忽视。不参与政治，就是放弃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也放弃让社会更公平的责任。 政治的另一项神圣职责是执行正义。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人民信任的来源。没有正义，法律便成空文，社会只剩强权。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关于贪腐、不公与权力滥用的抱怨。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往往因为政治透明度不足、公众参与度不够。当公民沉默时，政治就可能被少数人操控，偏离正义的轨道。反之，若人人积极参与，通过监督政策、表达意见、关注社区事务，就能推动政治走向公正。正义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政治机制去维护与捍卫。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政治并不完美。其复杂与敏感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有人说：“我只是普通人，参与政治能改变什么？”这种想法低估了普通人的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社会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普通人的参与。正如滴水汇成江河，每一个人的觉醒与努力，终将推动社会的改变。 政治需要我们的智慧与热情。参与政治，不一定意味着上街抗议或竞选职位，它可以是关心社区事务、支持公益组织，或仅仅是与家人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每一个微小的参与，都是对公共生活的投入。政治，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是我们面对挑战、追求公平与正义的过程。政治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我们的事”。 Why We Must Care About Politics Author: Xinggui ZhangEditor: Zhiyang Li· Executive Editor: Zhifei Luo Proofreader: Xiaolong Lin Translator: Xiaomei Peng Abstract: Politics...

声援江西良心犯，呼唤言论自由与人权的尊严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林小龙 翻译：彭小梅  在沉默的土地上，总有人选择开口。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却让空气变得不同；他们的脚步或许孤单，却为后来的路照亮了方向。 在某些地方，说出真话需要勇气，坚守良知更像一种冒险。当权力的墙壁越来越高，真相的光芒便只能从裂缝中透出。有人因此失去了自由，有人被迫隐入尘埃，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成了这个时代最清醒的注脚。 "良心犯”一词由彼得·本南森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观察家报》发表的《被遗忘的囚犯》中首次提出。该词常与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有关。与政治犯不相同。良心犯可以指因政治见解、性取向、族群、宗教而入狱的任何人，也可以指因非暴力表达其信念而被监禁或迫害的人。 这个词语也许听起来遥远，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当表达与沉默、信念与顺从之间只剩一线之隔，一个社会的灵魂正在经受考验。因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明，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财富与奇迹，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仍然相信真理的人。  江西维权人士李宜雪于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向警方指控后反被送入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关押56天。重获自由后，她又发声揭露自身遭遇等。12月22日，南昌官方通报，街道再次把她抓进了精神病院。江西省有关方面应立即依法释放维权人士李宜雪出精神病院！中国的“被精神病”历史必须被结束！ 中国江西南昌人张晓东在2022年11月15日被拘，2023年2月被检方控其涉嫌寻衅滋事，而证据是其在微信群、朋友圈、QQ群的言论，是典型因言获罪。2024年3月19日开审，同年5月获刑，二审维持原判，刑期：有期徒刑4年。8月28日获悉其由南昌第一看守所转至赣江监狱。张晓东无罪，释放张晓东！  中国江西维权访民朱玉芳，2006年，因其经营的4家洁具店被政府骗拆，且拒不兑现当时的拆迁协议，被迫走上维权之路，然上访10年，不仅毫无果效，反被地方当局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且被多次绑架、关黑监狱、 遭受酷刑、截访、遣返原籍。2016年11月14日，其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不服上诉，2017年1月13日，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后送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2018年5月25日，被减刑3个月提前释放；出狱后， 其一直就被枉法冤判申诉。2021年12月3日，因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就到法院门外举牌呼吁，12月11日，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警方再次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2年8月6日，终被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至2025年12月10日；其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已于2023年1月转到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  习近平统治中国已逾十年，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人士尽遭迫害。中国政府将文化和种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视为威胁，对他们实施特别严酷的镇压。数十万维吾尔人仍受监禁，为中国政府在新疆危害人类罪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并扼杀香港长期受保障的公民自由。或许他们被关在高墙之后，或许他们的名字被刻意抹去，但良知不会被封存，真相也不会永远沉默。  一个社会，可以用权利维持秩序，却无法用恐惧维系信任。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掌控，而是聆听；真正的安定，也不是沉默，而是人心中仍有光。 所以我在此声援江西良心犯，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抗议中国共产党打压异议人士！立即释放江西良心犯！停止政治迫害！ Reason and Conviction: Those Who Keep Speaking Ou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Jiangxi — A Call...

作者：冯仍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韩瑞媛     翻译：吕峰 2022年9月18日凌晨，贵州贵阳一辆运送密接人员的大巴翻车，27人当场遇难。三年过去，这场惨剧依然刺痛人心。 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事故”。它的根源在于荒谬至极的“清零政策”——为了掩人耳目，凌晨强行发车；为了执行命令，让司机疲劳驾驶、身穿防护服。为了维持所谓的“社会面清零”，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可以随意搬运的物件。结果，27条本不该消失的生命，硬生生被政策碾碎。 官方的道歉，根本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对体制的维护。说是“工作有纰漏”，下次会“更严密”。这意味着齿轮依然冷酷运转，牺牲只是继续被吞噬。把这样一起政策导致的群死群伤，说成单纯的“安全事故”，无异于再次羞辱死者。 真正可怕的不是大巴侧翻，而是人们的顺从与无力。“唉，老实听安排吧”，成了他们最后的心声。这种盲目信任和被迫服从，正是体制乐于制造的麻木。可这一次，它换来的是死亡。 三年后再回望，我们必须说清楚：这是清零政策的罪恶，是体制冷血的代价！27人不是倒霉，他们是被活生生推上绝路的牺牲品。记住他们，就是在追问：还要多少生命，才能让荒唐的政策停止？ Three Years Later: A Look Back at the Guizhou “9·18” Bus Tragedy Author: Feng RengEditor: Zhigang Zhou Executive Editor: Ruiyuan Han Translation:...

作者：李堃  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 李杰   翻译：吕峰 《视察疯人院》 习近平为显示自己对基层的关心，某日亲自视察某精神病专科医院，发表讲话后在院方领导的带领下，全院病人热烈鼓掌。习近平走向鼓掌队列的第一个患者跟他握手并问道：“感觉怎么样？在这里还吃得惯吗？”这个“患者”一激动，给习近平敬了个礼，说：“报告首长，我是中央警卫局的，我们吃得很好。”旁边警卫局长赶紧向习近平解释：“这是出于安全需要。”习近平很不满意，又和第二个穿病号服的握手。第二个人说：“感谢领导，我是办公室主任，希望您多栽培。”习近平更不高兴了。于是到了后排一位鼓掌最卖力的人面前，想跟他握手，这人不搭理他，自顾自的一直鼓掌，习近平拉过他的手的高兴的说：“看得出来你们过得很愉快嘛!”这人抽出手，扇了习近平一耳光喝道：“你不鼓掌还想不想吃饭了？”。 《谁的威力更大》 中国举行大阅兵游行，沿着长安街开来了各种装备，机械化步兵、炮兵、坦克、自行火炮、无人机、战术导弹、战略核导弹，破坏力一个比一个大；队列末尾却是两个夹公文包的肥胖矮子。 在看台上的习近平惊讶的问：“这两个人破坏力比核导弹还大！他们是什么人？”公安部说：“不是我的人。”国防部长说：“没见过他们。”总理李强说：“我认识他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编数据的另外一个是外交部写发言稿的……” Two Jokes："Inspecting the Asylum" and "Whose Power Is Greater" Author: Li KunEditor: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