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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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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人物专访
202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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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民运行动
2026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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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民运之声
202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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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时事评论
202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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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民运之声
202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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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社会评论
202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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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新阶级>:共产体制下的新统治集团》
民主火种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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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
作者:叶长青(大陆学生)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吉拉斯出生于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社团,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到1940年代,他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50年代初期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1948年,南斯拉夫坚持走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national path),与苏联在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对斯大林的态度等方面彻底分裂。分裂后,吉拉斯依然信仰社会主义,但他逐渐看到体制内部的腐败与僵化: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党内集权、对批评的压制。1953年他出任国家主席,1954年因主张政治自由化而被撤职。1956年,他因公开支持匈牙利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将《新阶级》手稿秘密送往国外出版,从此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异端与思想先驱。 一、思想起源(Origins) 吉拉斯首先追溯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他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决定论等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而是被共产党人“独占化”为一种“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化当中,将这些哲学原理说成是“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 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逐渐被教条化,成为维护制度与权力的工具。 二、革命的性质(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夺取政权,还要重塑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使得革命政党不仅成为政治力量,也成为社会治理力量。 革命政党在夺权后,变成同时控制政治与社会的“全能力量”,倾向于集中化、排斥异己、消灭多元,以及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高度融合。革命后的权力结构中往往会剥夺政治多元性、排斥非党派力量,由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三、“新阶级”的形成(The New Class) 这是全书的核心。吉拉斯在这里正式提出“新阶级”(the new class)的概念。他把新阶级理解为:一群占据党政机关的官僚与管理者,他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实际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特权,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在他看来,这个新阶级既不同于传统资本家阶级(因为他们不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以“集体政治控制”作为他们的“财产权形式”。 吉拉斯提出:“新阶级”是由党政官僚与管理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通过掌控国家机器与资源分配,形成一种新的特权阶层。 他分析新阶级如何通过国家结构获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即:控制、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财产”。 他们不靠私人资本,而是通过“政治控制”取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成为他们的“财产”。结果是,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变成“新阶级所有”。还阐明这个阶级如何在资源分配、待遇、社会地位上不断积累特权,并与大众逐渐分离。 四、党—国家体制(The Party State) 吉拉斯揭示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国合一来维系统治。分析共产党如何通过党组织与国家机器合一来巩固其统治,党与国家的界限被淡化或合并,党控制行政、军队、安全、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仅成附属。 还讨论党的层级制度、干部任命机制、党对行政、意识形态、军事与安全机构的渗透和监督。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党往往成为国家运作的核心,党的决策几乎主导国家机构的全部运作。在这种体制下,表面上的法律、机构、行政分权常常只是形式,真正权力在党内部和党的核心结构中掌握。 五、经济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in the Economy) 计划经济在理想上平等,但在实践中僵化、低效。吉拉斯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僵化性(dogmatism)。他认为计划经济、国有化和集中化管理容易固化为教条体系。 吉拉斯批评经济决策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不顾效率、创新、市场信号、需求关系等。 虽然名义上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掌握在新阶级手中。普通民众缺乏参与与监督权。 社会缺乏反馈机制与创新动力,资源浪费普遍。在这种制度里,经济体制缺乏弹性与反馈机制,资源分配常出现失误、浪费、扭曲。 六、思想的专制(Tyranny over the Mind) 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实行全面控制。吉拉斯探讨了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思想控制的机制。 宣传、教育、媒体、文化都被纳入党的领导。 他指出,在共产制度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异议、批判等都受到严格限制,党通过宣传、教育、媒体、文化机构支配公共思想领域。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判精神被视为“危险思想”。他分析了“思想工作”(ideological work)如何被制度化为一种权力工具,用来维系统治合法性并削弱异议力量。思想工作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知识分子被监控与驯化。 他还强调,思想控制不仅是宣传灌输,还包括组织、惩戒不合规的思想、监控知识分子等机制。 七、目的与手段(The...
家乡的堡子
民运之声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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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
作者:何愚 翻译:彭小梅 家乡的堡子就像簸箕中的田螺有时盘旋在山顶有时坐落在水泉的上头 小时候它是我心中的王国高大的城墙上站满了卫兵 如今它已把我忘了就像城市忘记了战败的国王 如今我已失去了它我要为它做一次隆重的葬礼 何愚 寫於 4 /2 /2020 My Hometown’s Fort Author: He Yu. Translator: Peng Xiaomei The fort of my hometownis like...
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
社会评论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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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
作者:时机 2025年10月12日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刘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弹压下日本,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接着,是四国占领德国。苏联占东德,法国占鲁尔地区,英国占一部分,美国占一部分。美国不是将德占区的德国人往死里整,他们知道:共产主义是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而美园是要拯救自由世界,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每天用军用飞机运送一千多吨物资到占领区,当时抓经济的是艾哈德,总理是阿登纳,两人配合默契,他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德国人很争气,1990年10月3日就全德统一了。当德国还在恢复元气的过程中,他们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性,当各行各业没涨工资的时候,教师队伍却连涨几级工资,使各行各业无数优秀的人才涌入到教师队伍,见《第四帝国》一书,这就奠定了德国工业的强大基础。德国的领土面积只有35万多平方千米,人口有近9000万人。他们生活得既尊严又幸福。他们没有绝对贫困者,他们实行的是高税收制,即所谓的“劫富济贫”。 例如:你每月的收入是5875欧元,你要缴纳42%的税,你本身还有3355.3欧元,另外上公立学校不要钱,医疗不要钱,他们许多人是租房,因为租房很便宜。他们的福利很诱人。 所谓贫困者的日收入为160欧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高收入者日收入366.69欧元(约合人民币2750.175元),两者相差只2.29倍。而中国的地铁零时工每月只有2500元,还不包吃住, 除去4天休息,每天只有96元,合每小时12元。扫地的环卫工(农民工)也一样。工资太低,使中国正常男人3~4千万人或4~5千万人找不到老婆,因贫困而每天自杀者不知有多少?这只是中德的一个对比。 ...
《在野党》接收的款项信息(复刊—2025年9月)
信息公示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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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
2025年中国迎来近些年最穷“黄金周”
民运之声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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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0日
——浅谈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作者:鲁慧文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熊辩 2025年中国国庆黄金周到今天就结束了,这大概是自从有了“黄金周”这种说法以来,第一次反差如此强烈的国庆节——出行人次是近年来新高,经济收益却创下新低。从全年经济高峰期的“黄金周”直接跌入谷底,来得十分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无论是商家、国家、媒体,还是整个旅游行业,都被打得措手不及,毫无应对之力。 全国各大旅游城市依照惯例在黄金周上调酒店房价,这也是历年的常规操作。景区也提前做好准备,整个旅游行业都计划趁此机会“开门迎客”,狠狠挣一笔,把上半年经济低迷的损失趁热弥补回来。然而,大家都扑了个空。今年的游客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趁机涨价的酒店?那就让它空着吧。”于是满街都是帐篷,一眼望去像加沙难民营,连成一片。景区门票超过20元的就不进去了,在大门口打卡拍照就算完事;饭店也不去了,要么泡面,要么点个便宜外卖。总之,大家像是达成了共识:绝对不掏钱。而在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背后,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了。 这种“躺平式”或者“对抗式”旅行模式,今后也将更多体现在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背后,反映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系。虽然许多普通人未必能清晰地表达出来,但人是有感知的生物。如今在中国社会,哪怕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也已经感觉到经济不会再上行了——大白话说,就是“没有希望了”。 这种“没有希望”的悲观情绪,正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开始抛售房产(北京十几万元一平米的房子近期甚至有一折出售的),开始不结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就到我这一代吧”),不生孩子,不卷孩子,不追求上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却选择不去读的人数比往年更多),不去电影院(今年黄金周电影院异常冷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拼多多都贵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列入失信名单,一种深沉的绝望笼罩着整个社会。一个信仰来生的民族,如今却苦笑着说:“下辈子我不来了。” 有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而这还远未到谷底。这无疑是个悲伤的消息。但中国经济的衰退,是无法阻挡、也无法逆转的。这艘建立在全民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巨轮,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人们只能在惊恐中亲眼看着它坠入深海。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地步,表面上看,是习近平领导无能,中国与美国经济脱钩、外企撤出、青年失业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这些当然是助推器),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的“基因”决定了结果。它并非一个错误的经济方案,也不是某个班子方向不对,而是从制度的基因上就注定了短寿。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因。 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民主制度(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另一种是集权制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实就是社会资源如何分配的机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保障财产私有,强调公平分配社会经济成果,建立在民主、人权与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运作。而独裁国家则是压榨型制度,每一层都尽可能吸走下层的经济收益,层层盘剥,最终使全民经济成果集中到最上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2%的人拿走98%的财富,98%的人分享剩下的2%”。上层只给下层留下一点“续命钱”,确保他们活着继续为上层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这种制度自古如此。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土地、经济、粮食、珠宝,皆归统治者所有。这种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延续至今。结合现代高科技,中共更是集历代之大成,通过人口红利、极低的劳动报酬和极长的工时,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共的分配制度又将最大量的经济收益聚敛于自身,只留下一点生存口粮给底层劳工延续生命。再辅以宏大叙事,让世界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也让几代人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于是人们吃苦耐劳,发明了“996”“007”,拼命读书、拼命工作,相信“爱拼才会赢”“明天会更好”。 然而,当这种压榨型集权制度发展到极致,必然更加变本加厉。疫情之后,中国底层经济被彻底抽空,甚至连维持生存的口粮也被夺走。人们终于意识到——原来不是越努力越幸运。原来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可以不上班领工资,公务员坐牢也有工资,烟草局退休职工月退休金高达一万九,是普通人工资的数倍;原来自己交的社保是养别人的父母;原来大学毕业要去送外卖;原来“那茜”200分就能特招进名校;原来国有单位是家族世袭……越来越多的事实让老百姓明白,自己只是牛马,社会的财富与自己无关。 于是人们不再看新闻联播,不再相信国家通报,看清自己的生命、财产、工作都可随时被剥夺,看到法律的虚无,看到正义的失声——他们失望了,然后绝望了。 是的,这不是一两次经济政策失误的结果。底层的命运早已刻在中共集权的政治制度里。统治者攫取社会最多的财富,盛世时给底层留一口气;乱世或衰退时,连口粮也不留。这就是这种制度的本质。别忘了,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饿死四千多万人,而毛泽东每日仍有红烧肉。 人们必须明白:想要活命,想要生存权,必须废除这种压榨型政治制度,推翻中共专制体制,推翻中央集权,让人民重新掌握生路。 2025 Sees China’s Poorest “Golden Week” in Recent Years —...
中国人的反抗
中国记忆
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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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5日
作者:何愚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 李杰 翻译:彭小梅 这是我在疫情期间拍到的一些在电梯里的照片。 他们的脸有的被挖了眼睛,有的被扣了嘴巴,有的被涂鸦。这样的照片我有几十张,我每到一个陌生的电梯里,我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于是我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疫情最严的那段时间,我被封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小区的大门被封条封死,铁栅栏拦得密不透风。快递进不来,物资靠抢,核酸排长队,有时候咽口水都像犯法。那段日子,手机成了我唯一的信息来源,电梯成了我和世界唯一的接触点。 就是在那个狭小的电梯里,我一次次看见那些“网格长”的照片。 每一张都差不多:红底证件照,身穿蓝马甲,名字、手机号、社区电话、监督电话,一应俱全。贴得规规整整,看上去像是“服务群众”的标牌。 但几天后我发现,那些照片开始“变形”。 第一张脸被人用钥匙划破了,从额头一直到下巴,像一道刀口。过两天,有的照片被烟头烫得焦黑,鼻子和嘴巴几乎被烧没。有的被泼了墨水,有的贴上黄色符咒,还有的整张脸被涂得乱七八糟,只留下白色眼白在黑油里发亮。 我知道,这不是无聊的人在破毁。这是歇斯底里的反抗,这是民众对政府唯一敢做的行为。是中国古代的厭胜之术。是一种极度压抑下的反抗。 不是反抗“党兴军”这个人,而是反抗她代表的那套系统—— 她只是被选来贴在电梯里的脸,但背后是封控命令,是24小时看守,是“有困难找网格长”的口号和“你不配知道政策”的冷漠,是你家门被焊死时她不接电话,是你阳性了没人管、她却催你签字“自愿隔离”的那份纸。 他们说:“网格长是为大家服务的。” 可在疫情里,他们变成了国家意志的代言人,变成了小区里最大的权力节点。他们可以决定谁能出门,谁不能;谁能领菜,谁被落下;谁家的门被钉死,谁家能留条缝通风。 没有申诉渠道,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法律支持。那些被误封、被殴打、被饿得崩溃的人,求助无门。 所以人们开始对电梯墙上的那张脸下手——不是因为他们疯了,而是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没有人会替你说话,也没有人会替你出头。你唯一能做的,是毁掉那张代表权力的脸。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应该是最后的选择。但在中国,这是人们唯一的选择。 疫情之后,我重新回看这些照片,有种深深的恐惧。 中国不是没有反抗,只是没有被允许存在的反抗。不是没有愤怒,只是这些愤怒被逼到最隐蔽的角落。一个国家,连“骂一句”都变成风险,百姓只能靠“划脸”来发泄,这样的治理,不是文明,是极权的深水区。 “网格化治理”使中国真正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大监狱。从新疆的“再教育营”,到西藏的“维稳尖兵”,再到疫情期间全国范围内的居家封控,国家机器把每个人都装进了格子里,大格子套小格子,层层管理。每层大门都有一个钥匙的掌管者。 而网格长,就是这些格子的最小单元。 没有铁门、没有高墙,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被盯着、被记着、被系统标注着。 这些照片深深地触动了我。不是因为它们多残酷,而是因为它们太真实。它们不是拍出来的新闻,而是压抑出来的证据。 它们证明,普通人不是没有感受,不是不明事理。他们只是没地方说,只能在最微小的空间里,对抗一整套国家系统(用全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血打造的政府系统)。 我们终究不是木头。我们也想活得像人。但在这个体制下,连这一点点尊严,都变成奢望。 在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曾经悄悄地,在电梯里,诅咒过那个逼他们沉默的人。 他们不是疯子。他们只是活不下去了。 Chinese Resistance Author: HE YuEditor: ZHONG Ran ·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 Proofreader: LI Jie · Translator: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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