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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 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 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 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 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 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 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 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 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 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回不去的故乡,过不去的江

作者:刘乐园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7....

《七十感懷》

作者:廖雙元 人生七十古來稀,衝鋒陷陣勿太急。 廉頗八十欲征戰,文龍十八建功勳。 亙古聖賢眼前過,今度小人胸中鄙。 來生不忘恩人助,萬世美名留史記!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Reflections at Seventy By :Liao...

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

贺新郎·感怀

——狱中寄朱虞夫先生暨诸友  作者:吕耿松  休弹男儿泪。怅人生,狙公有术,财迷纸醉。最忆皋亭山上路,(1)弼教坊口苍水。(2)数历历、千秋功罪。吟罢石灰胸臆促,(3)更栖霞岭畔风篁翠。(4)壮志在,应不悔。 悲歌击筑惊魑魅。(5)抗暴秦、大泽苦雨,(6)项刘兵锐。(7)常恨乾坤依然浊,难消胸中块垒。但盼得、日融冻蕊。(8)回首八卦炉内火,料催开遍地春蓓蕾。啼血处,赤县萃。 【注释】(1)文天祥在杭州皋亭山被捕。(2)张蒼水在杭州官巷口弼教坊被刑。(3)于謙墓在杭州三臺山,于謙写有《石灰吟》明志。(4)岳飛墓在杭州棲霞嶺。風篁:竹。(5) 築,古樂器;史載:荆軻刺秦,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燕太子丹及賓客皆白衣相送於易水。高漸離擊築,荆軻和之,士皆悲憤。(6)陳勝大澤鄉揭竿。(7)項羽、劉邦起兵伐秦。(8)南宋詞人吳文英《賀新郎·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重唱梅邊新度曲,催發寒梢凍蕊。  2010-07于杭州狱中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To the Tune of He Xinlang: Sentiments — From Prison, Sent to Mr. Zhu Yufu and Friends By Lü Gengsong Hold back a man’s...

勇士的抗争与国人的道德混沌

作者:汪听雨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最近几天,一个叫做“戚洪”的名字涌入了海外华人的视野,尤其是在民运圈。这位大哥的事迹并不新鲜,但影响力足够大,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我有限的了解,他在重庆大学城通过投影的方式,把“反共标语”打在大楼墙面上,希望在93阅兵前把“自由的火种”传递给年轻人。 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异议人士大V纷纷转发,称赞戚洪有勇有谋。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比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政治庇护!”、“他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他还在中国的亲人(他的母亲还在国内)?”、“他要是真在中国反抗还是条汉子,全家人跑路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原本以为只是中共水军带风向,普通人不会被这种话术蒙蔽,哪知道我的一些网友也开始发表负面评论。我和这些网友互相关注多年,十分确信他们不是五毛水军,也明确知道他们对中共体制非常不满,但依然对投影行为十分不认可。我这才意识到,面对反抗极权,很多国人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因此很容易被水军带风向,将抗争者污名化,从而在舆论上抑制类似的抗争,降低维稳成本。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把逻辑掰开揉碎,把事实与逻辑梳理清楚,由简入深,一步一步推理,论证戚洪的行为不但无可指责,还值得学习与借鉴。  (一)不存在一个完美的勇士我们拿几位知名度高、普遍获得好评的异议人士来对比。比如刘晓波、阮晓寰(编程随想)、彭立发(彭载舟)。和戚洪相比,最大的区别,也是水军们最容易抹黑的点在于:前者都已坐牢、受尽虐待,甚至刘晓波死在了狱中,而戚洪选择了保全自己。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规定勇士/抗争者必须殉道,必须抱着自杀心态去抗争呢?难道英雄不能在实现目标后,或深藏功名,或名声显赫,或安享晚年?如果要求抗争者必须准备好去死,或者彻底失去自由,那么抗争的人还能剩下多少?抗争的人越少,对谁越有利?  (二)极权的崩塌不在于一个神迹,而在于无数普通人的行动水军又说了:“他这么搞能改变什么?共产党不可能因为这么一出倒台。”没错,1989年的学生运动不能,白纸运动也不能,放一个反共投影更像是在大海里投下一颗小石子。但根据历史经验,所有极权政府的倒台,都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点滴抵抗累积而成。比如波兰,最初只是工人在造船厂罢工,要求工会独立和改善生活条件。后来“团结工会”逐步壮大,成为全国性民主运动。起初的诉求并非推翻政权,而是争取基本权利。但正是这些普通工人的坚持,撬动了东欧剧变的序幕。  再比如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个领导人突然下令,而是长期的经济困境、知识分子的启蒙、地方民族的独立诉求,以及一次次普通人拒绝配合体制的行动,最终让庞大的政权土崩瓦解。抽象来说,让极权和平瓦解,要满足一个不等式:统治的成本>统治的收益。当政权发现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时,它会逐渐退缩;它的退缩导致民间力量壮大,最终由民主力量取代独裁。戚洪以及类似行动,客观上推高了中共的维稳成本——比如在政府活动前要派出大量人手逐个排查酒店,即使没活动也要定期检查;购买某些设备需要实名登记并被追踪;住酒店要被搜包,引发社会摩擦,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都提高了维稳成本。但高压维稳不可能无限持续,在资源枯竭时必然退缩,而成本越高,这个时间点来得就越快。因此,那种认为“小事抗争没用”的思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维稳成本,延长了中共的统治。  (三)认识因果关系这一层是我的一些网友想不清楚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被带风向的角度。他们会质疑,为什么戚洪不在生意做得好的时候去抗争,为什么非要在生意做不下去了才搞这么一出?问题来了,世界上到底有几个人生活过得顺风顺水,吃饱了撑的冒着被逮捕的风险挑战政府?恐怕要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精神上出问题了。那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发展不顺,思考是不是制度出了问题,从而想要改变国家制度呢?实际上,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样的人才是绝大多数。这就是人“穷则思变”的本性,这就是因果关系。期待一个人生赢家去冒险毁掉人生,或者期待人生逆境的人们全部内在归因,认为“我过得不好全是因为我不努力”,从而不去思变,不去改变环境,这两种思维都缺乏对人性的认识。  还有一个说法是,“勇士应该保护他人,而不应该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抗争,这样很自私”。我认为保护他人的人当然是勇士,但是牺牲他人的人依然也可以是勇士。假设存在一支地下反抗组织,勇士作为领头人,肩负着领导所有成员的责任,有一项必死的任务,需要一个人执行。如果勇士去了就死了,很有可能刚建立起来的组织就群龙无首开始内斗了,那么勇者必须下决断到底谁去送死。如果勇者选择让他人去死,自己没有去死,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勇者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或者无意义的?再比如,很多中国人学过语文课文《史记·陈涉世家》,陈胜,吴广带头造反,追随他们的农民很有可能全都会死,那么是不是陈胜吴广本着大无畏的精神,不挑动广大农民造反,就靠他们原本几百人的队伍对抗全体秦朝军队?  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所有的行为都不能损害到别人的态度,否则全都是自私自利,不算勇士”的话,推导出来最自私的人应该是刘晓波,阮晓寰,彭立发这些传播自由思想的人。如果他们的文字,思想没有被广大顺民阅读到的话,很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抗争思想,他们会觉得中共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遭遇的任何坏事都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极小部分贪官害的。看见不公平的事会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日子能过就过,不去想自由民主这些有的没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些传播“害人”思想的异议人士,遇到不公会思考是不是制度要改,看见不公心里会愤怒,从而搞得祸从口出,更有甚者做出一些当局无法容忍的事,把自己人生毁掉,自己子孙三代进不了体制,父母养老金被无故克扣。他们的思想传播得越广,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是不是越大?看吧,没有刘晓波之流,在源头上就阻止了产生更多异议人士,这样他们会过上平凡的人生,他们不会闹事,就这么安安稳稳过日子,做一颗完美的螺丝钉。在中共眼里,真的太完美了,所以,不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说法,最大的受益者看下来是中共?  (四)无辜者因你而死,都是你的错?我想起某本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大反派以一颗星球的普通人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挟主角投降,否则就要直接摧毁整颗星球。大反派边要挟,边开始试图用语言摧毁主角的抵抗意志,比如,“这些人死了,全都要算在你头上!”,庆幸的是,主角不为所动,对大反派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因为他明白,如果接受了胁迫,那么获胜的永远是更加无耻的人。部分国人可悲的一点是,从小接受的社会化训练让很多人面对这种无辜者遭殃归因问题,本能地归因到“间接”责任人身上。我小学时候,老师会因为个别同学不守纪律,进而把全班留堂,放学后全都不准走。接下来,老师会开启批斗模式,通过批评个别同学,进而引申出全班同学都有责任,因为全班是一个“集体”。要是老师心情再差一些,她们会开批斗大会,让同学写小纸条,写出班里最不守纪律的坏分子,然后把名字最多的同学拉到讲台上人格侮辱。那时候绝大多数小学生,心里想的不是质疑老师为什么搞连坐,为什么要这么践踏个别同学的尊严,他们心里想的是,都怪那几个害群之马,搞得自己被牵连。他们的意识里,只要那几个害群之马同学从此遵纪守法,自己就可以免于被留堂,至于连坐制度对不对,他们不会思考,因为连坐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我发现,网上骂他的人首先骂的就是他自私自利,不顾及家人,因为在逻辑上就已经把连坐制度潜移默化地认为这就是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规则,第一时间的感受不是骂中共无耻,而是怪罪引发“连坐”的人。  (五)人人都是代价,混沌的道德我们再说回代价。又有人说,“我支持抗争,但是不支持会大面积波及无辜者的抗争,我痛恨中共,但是不希望抗争者像中共一样把他人作代价”。投影事件后,酒店跟卖投影仪的会遭殃,他们成了抗争的代价,这么说来这个勇士太坏了,拿别人当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我们退一万步讲,抗争者这么做真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然而,反问一下,高考时提升一分,比下千人,这一千人当中肯定有几个比你更需要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找工作时比其他候选人表现突出,刷下了其他候选人,没准其中有几个人比你更需要工作,要是再找不到工作就流落街头了;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被裁员的员工成了公司活下去的代价,是不是裁员就是邪恶的?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他人利益的损失,岂不是都应该受到指责?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存在着一个人获益导致另一个人“受损”,为什么偏偏行使了言论自由被冠上了“极度自私”的标签。有人说因为他违法了,因为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就又绕回到了恶法是否非法,是否默认恶法的合理存在的问题。违反恶法把其他人作为代价实现私利是不是应该批评的?如果选择应当批评,那么批评者就站在了高墙的一边,并且在捍卫高墙,这将绑匪放在了道德高于抗争者的地位,因为绑匪永远可以用恶法来合理化绑架行为,而抗争者永远处在道德的不利地位。  (六)庇护的逻辑与个体的逻辑最后说个边边角角的问题。有人说戚洪参与过方舱建设,非法拘禁过民众,所以他是加害者,不是受害者,不应当获得庇护。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抗争者的道义地位”与“个体是否应获庇护”这两个层次。抗争行为无可指责,但若抗争者个体之前确实参与了迫害,自然可以由移民官和法官审查,如果坐实,可以拒绝庇护。因为只要是因抗争遭迫害或者可能遭受迫害的人,原则上都符合国际公约里庇护的条件。  (七)总结愿有一天,更多的国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抗争的逻辑,不再被“连坐”思维和水军话术牵着鼻子走,不再轻易把本该归因于施暴者的恶,转移到反抗者身上。愿人们能明白,极权的瓦解从来不是一场神迹,而是无数普通人一次次不完美的行动累积的结果;愿人们能在纷繁复杂的指责与道德裹挟中,分清谁才是加害者,谁才是勇敢的抵抗者。若不能如此,我们将一次次重演同样的悲剧:真正的勇气被污名化,真正的恶行被合理化,而国人依旧困在混沌的道德观里,自以为守住了“善良”,却在无声中为高墙添砖加瓦。 The Struggle of the Brave and the Moral Chaos of the People Abstract: Qihong’s projection protest has been questioned, but in fact...

写在子宫的历史

作者:王乔编辑:王梦梦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女性来说,这是她们自己的选择。但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下,这个选择,却常常由国家替她们回答。自1980年起,计划生育全面推行,无数女性的人生被悄然改写。有的改变隐秘无声——她们的身体里被强行植入节育器;有的则暴烈残酷——她们被拖上手术台,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迫流产,甚至永远失去生育能力。这些被改变的人生,至今未被系统记录,未被真诚道歉,也未被认真反思。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知道,还有许多女性像我一样,在沉默中承受身体与灵魂的创伤。今天,我愿写下这篇文字,为自己,也为她们发声。 选择被夺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人口被当作“可控资源”。控制人口增长被视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承受这一切代价的,首当其冲,是广大农村妇女与城市女工。在许多地方,节育被视为女性的“义务”;避孕失败却成了她们的“过错”。二胎、三胎不再是家庭的选择,而被认定为“违法”。一些人被强制结扎,一些人在怀孕数月时被拉上手术台,一些人因“超生”而被罚款、开除、公开羞辱。这并非遥远的传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无数女性心底不敢触碰的伤口。 政策松动,创伤犹在2015年,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些人欢呼“终于自由了”。然而对于那些因“二胎”而被迫打掉孩子、接受强制手术、失去工作的母亲们来说,这份“自由”来得太迟。被掐断的生命无法复原,被撕裂的家庭难以重组,被侵害的身体与尊严,也从未有人承担责任。政策可以更改,法律可以修改,但历史的债务和人心的伤痛,却不能就此翻篇。 生命应记,尊严应存那些曾经痛苦挣扎却被迫沉默的女性,至今仍在承受代价:有人因此终身不孕;有人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人因维权上访而遭打压,甚至失去自由。她们不是数字,也不是“控制率”背后的变量。她们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家庭,有梦想,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她们可能成为教师、母亲、自由的女性;但在制度之下,却被剥夺了决定人生的权利。 制度当改,女性当尊今天的中国,出生率持续走低,“鼓励生育”取代了“控制生育”。然而讽刺的是,当国家希望女性生育时,女性却选择拒绝。并不是因为她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她们不愿再被当作政策的工具。她们需要的是尊重与保障,而不是一声命令。一个真正现代的社会,必须把女性视为独立的人,而不是国家发展的手段。 记忆不灭,真相长存这篇文章,写给所有曾经经历过强制堕胎、结扎、下岗、羞辱的女性。你们并不孤单。你们的痛苦是真实的,你们的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可以掩盖声音,却掩盖不了真相。我们记得,也希望世界记得。 Written in the Womb’s History Author: Wang QiaoEditor: Wang Mengmeng Executive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 Lyu Feng Abstract: This...

独裁者的长生梦:习近平与普京的权力幻想

作者:毛一炜YIWEI MAO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最近,一段热麦克风录音引发国际关注。普京谈到器官移植和生物技术,声称“人类可以越活越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本世纪,人可能能活到150岁。”表面上,这像是科学讨论,但仔细分析,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表演,暴露出中共与俄罗斯独裁者对个人统治的极端痴迷。 习近平和普京都是典型的独裁者。习近平在中国取消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把个人权力集中到顶点;普京在俄罗斯二十多年掌控政权,通过政治打压、媒体控制削弱民主。两国制度虽不同,但本质一致:权力至上,民众无权。所谓“长生不老”,不是科技理想,而是独裁者希望通过延长生命继续统治、延续个人权力的荒谬幻想。 中共统治下,中国民众被严密控制,言论自由受限,异议人士遭到迫害,普通人的生活被剥夺。习近平讨论如何活到150岁,并非为了民生,而是彰显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普通百姓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不公的重压下苦苦挣扎,却看不到领导者的丝毫关心。这正是独裁的残酷:统治者只在意自身利益,人民永远成为牺牲品。 普京的俄罗斯同样如此。长期掌权的他,通过操纵政治和法律手段延长统治周期,同时限制媒体自由、打压反对派,剥夺公民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两位独裁者的所谓对话,并非科学探索,而是权力狂妄的象征——科技被转化为延续个人统治的工具,普通民众的命运被彻底漠视。 独裁者的幻想背后,是制度的深度腐败与严重失衡。权力无限集中,法律形同虚设,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习近平与普京讨论所谓的“长寿”,不过是借科技幻想掩盖独裁本质:他们无视社会公正与民众福祉,唯一关心的,是权力延续。独裁从不会以民众利益为先,它永远只是少数人利益的延伸。中共独裁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世界。习近平对“长生”的幻想,象征其对权力永恒掌控的野心。普通人无法依靠幻想改变命运,必须依靠制度、舆论和行动去制衡独裁。科技不会让独裁变得仁慈,它只会让它更危险、更肆无忌惮。 习近平和普京的热麦克风事件提醒我们:独裁的荒谬,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其权力逻辑。民众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自由、法治和社会公义,而非独裁者的“长生梦想”。独裁者永远无视普通人的权利,他们所谓的永生,不过是延续个人统治、巩固权力的工具。 我们不能沉默。必须揭露中共和其他独裁政权的本质,让权力永远受到约束,让制度制衡个人,让公民敢于发声。独裁者的幻想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民众的觉醒,才是守护自由、抵御独裁的根本力量。中共独裁已让中国社会付出惨重代价:言论受限、社会公平缺失、民众自由被剥夺。习近平所谓的“长生幻想”,只是权力膨胀的象征,是对独裁危险性的赤裸警示。全世界必须清醒看到,独裁不会因科技而仁慈,它只会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夺和控制。唯有制度制衡与民众觉醒,才能让自由、公正与权力约束成为现实,而不被少数人任意践踏。 ...

香港反对党落幕 一国两制终结

作者:毛一炜 YIWEI MAO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2025年的香港,已经再也找不到真正的反对派。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这些名字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抗争,如今悉数消失。李柱铭、梁国雄等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噤声。香港社会,从一个能够争论、能够抗争的地方,沦为一言堂。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一步步精心筹划的结果。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一个骗局。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再华丽,也不过是中共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它要的不是履行承诺,而是安抚港人、麻痹国际社会,以便顺利接管香港。一旦掌握权力,承诺便可随时撕毁。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几乎就是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2003年推动23条立法,试探社会底线;2014年雨伞运动,让北京彻底打消容忍的念头;2019年反送中爆发,它索性撕下面具,以国安法将香港彻底笼罩。从那一刻起,自由的倒计时便已开始。  共产党最惧怕的,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国际舆论,而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有人敢质疑,有人敢监督。香港曾拥有独立的法庭、敢言的媒体,以及在议会中与政府抗衡的政党——而在独裁政权眼里,这些都是眼中钉。它要的不是一个自由的香港,而是一个绝对顺从的香港。 于是我们看到:法庭沦为政治工具,媒体一家接一家被封,《苹果日报》在一夜之间消失;选举制度被彻底改造,只剩下“爱国者治港”的闹剧;反对派或身陷囹圄,或被迫流亡,连公开说“不”的机会都被剥夺。香港从此不再是香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有人还在说“一国两制失败”。其实这并非失败,而是中共从未打算让它成功。共产党骨子里就是独裁,它的统治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欺骗与恐惧,不可能容忍自由制度的存在。所谓“五十年不变”,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今天它可以出卖香港,明天就能出卖台湾,后天就能出卖任何签下的协议。言而无信,正是它的本质。 这场变局,实则为世界敲响了警钟: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它可以把国际条约当废纸,把承诺当笑话;说一套、做一套,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赤裸裸的暴力。谁还选择相信它,谁就注定重蹈香港的覆辙。 但我始终相信,香港的精神不会被彻底抹灭。今天街头沉寂,政党解散,但海外仍有港人坚持发声,许多人依然铭记那几年的抗争。独裁能制造表面的沉默,却无法熄灭人心对自由的渴望。记忆尚在,便意味着希望未死。  如今的香港,已彻底没有“一国两制”,只剩“一国一制”。这不是香港人的失败,而是中共独裁的自我暴露。它亲手撕毁承诺,也亲手证明了自身的言而无信。香港反对派的消失,既是一国两制的葬礼,也是中共谎言最有力的证据。中共撕毁承诺、践踏自由的事实已摆在眼前。沉默只会助长暴政,世界若继续妥协,香港的覆辙将一再重演。 The Demise of Hong Kong’s Opposition: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uthor: Yiwei MaoEditor: Hu Lili Executive Editor: Luo...

情景喜剧《疯人院》 第十二集 被推倒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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