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V): From the Wildfires of Zhejiang to a Nationwide Blaze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杭州的民运之火随着夏天的来临而不断升温，王有才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使许多来访者分头找到我们几个老民运的家里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酷热的烈日下，殷蔚红踩着克朗克朗响的破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王培剑也经常过来给我讲讲组党方面的法律问题；徐光携夫人黄晓航抱着新生婴儿来我家，带来他的文章《抓不完的民主党人》，看到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带出来，我心里很佩服这对年轻人的勇气；北京的艺术家严正学先生也是冒着酷暑来到杭州找到我，我将他带去王荣清家，后来严正学告诉我，王把他卖给了警察。刘贤斌与一位记者朋友也在那个时候来杭州，因为我不熟，就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以至于那位记者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滔滔不绝的祝正明却被她记下许多不便公开的言论，使他十分恼火。 1998年酷暑八月，严正学来杭州，左起前排张玉祥、严正学、朱虞夫、王荣清，后排祝正明、毛庆祥。 1998年6月组党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的许多民运人士来杭州考察“取经”，并希望我们能去各省“传经送宝”，把中国民主党热热闹闹的搞起来。大家碰头的时候就聊起了派人去各地“点火”，把各省民主党建立起来。吴义龙自告奋勇，说大家都走不开（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刚把硕士论文交上去，最近没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筹钱给他作路费，列了各地方要找的民运人士名单和地址（当年组党运动兴起前，中国民运是“签名运动”，出了某时事事件，写一篇文章，大家都来签名，所以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将各地的活跃人士找了出来，印在一张纸上，让吴义龙每到一地，按图索骥。出资的人，王荣清负担大头，其他人也都尽力凑上。一直在杭州积极参与活动的姚遵宪表示愿意陪着吴义龙一起去跑（事后知道这一路的食宿都是姚遵宪买单的，二十六年后，杨海还提起，当年吴义龙是坐飞机去的西安。但是吴义龙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四川刘贤斌和湖南谢长发、西安傅升、辽宁唐元隽和冷万宝、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东朋友都先后来过，武汉秦永明是毛庆祥的老朋友，大约98年七月底由毛陪着一起去。那天毛庆祥从武汉回来告诉我，他们到武汉热得不得了，找到秦永敏的时候，秦在他卖煤气灶、高压锅零件的摊位上午睡，摊上放着一只传真机（秦当时在办《人权观察》），把秦叫醒，建议他一起搞民主党，秦一口就答应了，并立刻筹建了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这个名称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王有才当时是个比较豁达的人，对名利很淡泊，鄙视追求个人权力，所以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平等对待各省的筹委会，让大家都来唱戏。只是王有才不赞同我搞街头政治，随便让“阿狗阿猫”都拉进民主党里来，他认为社会上招聘员工都有门槛，参加民主党怎能没有门槛呢？其中我最受大家诟病的就是，我把王荣清拉进民主党里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曾经在民主墙时期与公安一处合作，出卖过朋友。是的，我对此也是非常无奈的，毕竟草创的民主党有许多事要做，却缺乏做事的人，我搜罗扒剔，鸡鸣狗盗都需要。对于浙江自称是“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为其他省市的筹委会留下发展空间的做法很受大家欢迎，浙江不占山为王的谦卑做法使各省民主党踊跃建立，蔚成风气。 后来，从王希哲处，我了解到，海外后援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地的组党活动，他们尽力为各地购买传真机，为各地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吴义龙在行程中也遇到尴尬时刻，九八年8月底，他找到北京某大佬家，对某说，希望某也能在北京成立民主党，某谨慎地对吴说，我们到里面谈。到里面，某对吴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愣住了，这个问题使他猝不及防，他是被派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的，就在那里尴尬地笑。某一看没戏，就下了逐客令：“你去吧，我不搞！”天气酷热，吴义龙满身汗湿，央求某让他冲个凉再走。某把吴带到淋浴间，吴却长时间没完，某不放心进去看，吴的内裤挂在卫生间门把上，破的像渔网，某就干脆拿去扔了，挂上一条新内裤。吴沐浴完找不到内裤了，就大声喊。某让吴穿上那条新内裤。后来，因为吴义龙讲了找某大佬组党未成的事，某感到很不体面，就曝光了这内裤的事，某当时有句话是：“吴义龙这小流氓与我玩，我玩得他找不到内裤！”也算是在严酷日子里的一点轻松花絮。 从某家出来，在走访名单上找到任畹町的地址，去找任，任二话不说就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向北京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撵走吴义龙后，某大佬立即公开发布了他的“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倡议，但似乎响应的人不多，大家对组党的热情更高。在全国各地陆续公开组建了二十几个“筹委会”后，某大佬坐不住了，11月6日，要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提倡“缓结社”的人出来摘桃子，自然遭到以浙江为首的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终于他“要走在全国朋友的前面”，在11月9日搞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自任主席，七个人封了六把交椅，任命了三位副主席，其中一位是天津的吕洪来。其时，吕洪来正在杭州做水果生意，需要杭州朋友帮忙，大家都去了。我问吕，你这个“副主席”怎么回事啊？”吕说，“老某这个人啊，就这个脾气，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某大佬是第一个反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这些事实，当时都有公开记载。某拒绝搞民主党，又反对不成，召集了几个人，在11月初也打起了“中国民主党”旗号。虽然凑了“京津党部”，各地的“筹委会”没人买他的帐，于是他又心生一计，对秦永敏说，搞“筹委会”的太慢了，要马上成立全国党部。 几天后，某大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浙江一直是他的眼中钉，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党部，他任主席，准备二个副主席，一个是秦永明，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组党的，给你们浙江留一个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定个人出来，报给我，否则你们浙江出局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以后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也许他怵于当时在吴义龙面前不加掩饰流露的对“位置”的极度渴望，他在电话中大骂吴义龙：“吴义龙这个小流氓想跟我玩，我玩死他！”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把话筒交给正好在身边的祝正明了。祝正明一声不吭的听着他骂，骂完了，挂了电话，祝正明对我说：“我们不理他，管自己。” 这个电话告诉各个朋友后，大家对北京的反应都很冷淡，王荣清觉得浙江应该选出一个负责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毛庆祥说，这个负责人就让年轻人去当吧，让他们锻炼锻炼，我们民主墙时期的年长者退下来为民主党的发展把把关，王荣清和李锡安对我的提议也没有反对意见。当时除了我们四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只有祝正明和吴义龙了。祝正明反应平静，但是吴义龙却来劲了，要争做老大。王荣清就提出，六个人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四比二，祝正明四票，吴义龙二票。吴争不成就自荐他做对外发言人，大家都同意了。王荣清提出要我做秘书，因为我的威信放在那里，笔头还可以。我推辞，但是大家都附议，我只得接受下来，没想到王荣清又提出这个秘书要带个长，也被大家附议。 吴义龙满口含混不清的桐城官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海外记者听不清，所以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几个老民运了解情况，吴义龙知道后，特意告诫大家：“你们以后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了，我才是发言人。”  1998年十二月初，接待来杭州声援王有才的各地朋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第一号公告 The Origins of...

The Military Belongs to the Nation, Not to a Political Party! — The 749th Jasmine Action 记者：李聪玲 洛杉矶现场报道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Good Films 作者：华语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一部宣扬仇恨、扩大分裂的电影，绝不是一部好电影。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艺术媒介，承载着传递情感、启发思考、塑造价值观的使命。一部好的电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促进理解与包容，而不是挑起对立、煽动仇恨。 以仇恨为卖点的电影，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搏得眼球，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负面的。扩散仇恨的电影往往通过刻画刻板印象、妖魔化特定群体来制造冲突。这种做法不仅缺乏艺术深度，还会加深社会偏见。 《南京照相馆》将日本民族描绘成“反派” “坏人”，这种单维的叙述方式不仅扭曲事实，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激化矛盾。试问，一部让观众带着偏见离开影院的电影，怎能称之为“优秀”？好的电影应该激发观众的共情与反思，而不是煽动对立。经典影片如《阿甘正传》或《辛德勒的名单》，通过展现人性的复杂与美好，让观众感受到希望与团结的力量。而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却往往利用恐惧和愤怒来操纵观众情绪，忽视了艺术应有的治愈与启迪功能。这样的作品，或许能带来票房，但却失去了电影作为文化载体的真正价值。 作为观众，我们也有责任选择支持那些传递普世价值观的电影。让我们用观影的选择，告诉创作者：我们需要的不是分裂与仇恨，而是理解与希望。一部好电影，应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不是更糟。让我们远离那些宣扬仇恨的电影，拥抱那些温暖人心、启迪思想的佳作！ Films That Instill Hatred Are Not...

作者：赵杰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2025年8月4日，四川江油，一座并不起眼的内陆城市，却点燃了中华大地上抗争暴政的一束烈火。 事件起因： 四川江油发生一起多名女生霸凌赖姓女孩事件，对她进行辱骂、威胁和殴打。同行人员在现场围观并拍摄视频，后被上传网络，引发全国愤怒。赖某身体受伤，心理遭受严重创伤。 “江油霸凌视频”曝光后，大批当地民众在8月4日前往江油市政府声援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施暴者。但现场却有黑衣人指挥警察暴力拖走多位市民，围观者高喊“暴力执法”，被抓者甚至被装入“运猪车”带走。 当天晚上，尽管警方封路，但仍有大批市民在市政府路口聚集，高唱国歌表达诉求。警察却开始抓捕唱国歌的群众，民众愤怒大喊：“欺负老百姓！” 哪怕到了8月5日零点，遭遇驱散后，仍有许多市民不愿离开，抗议继续蔓延到市中心和临近街道。 而在更早前，2025年1月6日，中国也曾爆发另一场震撼全国的抗争。当时一桩校园霸凌事件引发民愤，民众举着“反霸凌要真相”的标语示威，上万人突破警察封锁线，直接冲入学校，要求查明真相、追责到底。官方试图掩盖、淡化，却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真相——中共政权根本不在乎事件的是非对错，它们要的，是民众永远闭嘴、永远听话，永远像奴隶一样生活。 ⸻ 这一幕幕，不禁让人回想起1989年6月4日的那一夜。那时候，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高呼“民主、自由”，和平理性请愿，却遭遇了血腥镇压。坦克开上街头，子弹飞向手无寸铁的人群。从那之后，“六四”成了禁忌，但人民没有忘记，历史也从未原谅。 36年过去，今天的江油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接续那场未竟的抗争。他们没有武器，没有资源，只有一颗不再沉默的心。他们知道，再不站出来，就永远没有机会站出来了。 ⸻ 四川，从不缺血性！ 从抗战时期几十万川军义无反顾出川抗日、守护民族存亡，到今天江油人民在高压下仍敢上街抗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来都不是顺民，而是有骨头、有脊梁的炎黄子孙。 然而现实却愈发黑暗。习近平上台十余年来，言论空间逐渐关闭，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崩溃边缘，青年失业飙升，底层民众被收割殆尽。中共不仅不反省体制问题，反而从整治电动车、驱赶流动摊贩、强征土地、赶走打工人这些事入手，层层盘剥百姓。民营企业主也难逃，“共同富裕”成了“共同掏空”。连李嘉诚这样的商业巨头，也不得不卖掉祖宅、抽身离场。 网友一句话点破本质：“真正的零元购，是中共。” ⸻ 维稳政权，本质已变 一个正常的国家，政府维稳是为了保护人民。但在中国，维稳就是镇压。2024年中共维稳预算已几乎与军费持平，甚至超过教育、医疗投入。 这不是为人民的政府，而是一个把子弹与警棍对准老百姓的政权。它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它要的只是让人民闭嘴、跪下、顺从。 唱国歌也会被抓，喊真相也会被打，这个政权已经连它自己鼓吹的“人民国家”都不信了。它只信暴力，只靠恐惧。 ⸻ 今天我们要唱的，不是为独裁者服务的国歌，而是《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 呼吁国际社会：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 面对这样的政权，我们已经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 • 关注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处境； • 声援江油等地因反抗不公而遭镇压的普通百姓； • 揭露中共暴力维稳的真相； • 支持中国人民和平争取自由、尊严和公正的努力。 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政权，是人民的敌人，不是保护者。它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无法呼吸的原因。 ⸻ 四川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不是孤勇者。你们唤醒了全国，点燃了被掩埋已久的希望。你们的抗争在今天或许是微弱的火光，但火光终将燎原。 致敬江油，致敬天安门，致敬每一位被压迫却不屈服的中国人。 中国的未来，不在皇权，不在政党，不在庙堂，而在你我手中。 Jiāngyóu at Night: From Sichuan Troops Resisting Japan to the People Resisting Tyranny — China’s Awakening...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yrannical Officials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ntemporary CCP Enforcers 作者：侯改英    8/1/2025 纽约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When 1984 Becomes Reality—The Watchful Eye Behind China’s Internet Identity System 文/吕峰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这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的警句，原本意在警示极权统治对人类自由的压迫。这部文学寓言正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在现实中上演。 奥威尔曾说：“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我相信某些与之相似的事情很可能发生。” 现实往往比小说更加冷酷无情。他或许预见了极权的幽影，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将技术与权力结合的效率与野心。 图为乔治·奥威尔，他写作宣言：揭露谎言、唤起注意 ——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真相 中共深知“思想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自建政之初，便不断复制‘老大哥’式的治理逻辑，通过户籍制度严控人口流动，限制自由迁徙，在思想领域，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运动，鼓励告密、批斗与举报，将人际关系撕裂为赤裸裸的权力网络，彻底摧毁了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与伦理纽带。“有些中国人，将一无所有。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都变成无赖，睁着眼睛说瞎话，张着大嘴说屁话，昧着良心说假话。” 这句沉痛的控诉，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极权体制下，灵魂被异化、人性被掏空的真实写照。 进入数字时代，从“天网工程”到社交平台实名制，从人脸识别到行为画像，从“健康码”到“数字足迹”，中国共产党将粗放的人力维稳模式，转型为系统化、自动化的技术极权。如今，《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中国网络空间全面迈入一个由国家统一管理、实名绑定的“数字身份集中制”时代。尽管该制度打着“保护公民身份信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旗号，实质是将每一位用户纳入国家可控的技术系统之中。“实名”不再是可选项，而是通行网络的唯一通道；“匿名”则被视为潜在风险、治理对象。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对思想空间的深度规训。这让我回忆起高中时期经历过的一件小事。那时候学习压力巨大，许多同学会在课间趴在课桌上补觉。有一次，老师看到前排男女同学在休息，随口笑道：“我看到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睡觉了！”教室里瞬间哄堂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但我的同位，一个女生，瞪着我说到“这很好笑么？你不觉得对那个女孩子伤害很大么？”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当我们不加思索地迎合权威的语气，其实就是在为不公背书。 那个课堂的瞬间，我体会到了独立思考和人云亦云的碰撞。而今天的网络实名制度，就是对整个社会思想自由的系统性压制，让个体逐渐丧失表达的勇气，让独立思考变得危险，直至沉默和随大流成为习惯。 真正的危机，通过掌握信息进行思想意志的改造。在“可能被追踪”的长期心理暗示下，人们学会闭嘴、学会自我审查，甚至主动配合。这正是技术极权最深层的危险：它依靠整套算法机制，塑造一代顺从而沉默的‘数字臣民’。当所有人都被绑定在一个身份证之下，每一次发言都可溯源，每一个“转发”都可能成为“证据”，思想自由便在无声中被窒息。 抵抗这样的系统，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信息公开，而是要拒绝那些打着‘安全’旗号压缩自由、以‘秩序’之名掩盖审查的治理逻辑。我们必须为匿名权发声，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办公室在2021年报告中所强调的：匿名性与加密通信，是数字时代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防线”，各国政府应加以保护而非摧毁。 也许我们无法立刻改变整个系统，但我们可以选择不成为它的零件。在“老大哥”的注视之下，有人选择沉默，也应有人选择直视。哪怕只是说出一句：“我知道你在看我。”——这就是自由意志尚未灭绝的证明。 When 1984 Becomes Reality —The Watch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