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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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一位民主人士的坚持与守望
记者:贾嘉 沈美花
采访人物:陈树庆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
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十四年六个月。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漫长得足以改变人生的时间。
然而,对于陈树庆而言,这十四年六个月不仅意味着铁窗、失去自由,也意味着一次关于信念、意志和坚持的考验。
在中国的监狱体系中,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一样,被纳入所谓的“教育改造”体系。
思想要被改造,生活习惯要被改造,纪律要被改造,劳动也成为所谓“改造”的一部分。
但面对这一切,陈树庆的态度始终非常明确: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他十四年六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核心的坚持。
一、监狱里的“改造”
采访者:您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多的时间,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树庆介绍,中国监狱对犯人有一整套所谓的“改造”体系。
“不管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他们都认为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包括思想、生活习惯、纪律以及劳动等多个方面。
陈树庆说,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人可以通过环境和制度进行重新塑造。
“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监狱里面也要对犯人进行各种改造。”
其中,劳动是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下到车间,就要生产一些劳改产品。很多劳动都是强迫性的、没有报酬的。”
对于陈树庆而言,监狱生活同样意味着严格的管理、劳动以及长期失去自由。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信念不会因为进入监狱而发生根本改变。
二、“他们想改造我,但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记者贾嘉问陈树庆:
“您刚才说,毛泽东认为人都是可以被改造的,那么他们改造成功您了吗?”
陈树庆的回答十分直接。
“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是不能被改造的。”
他说,自己很早便向相关人员明确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改造,我自己就会改。”
但如果他们要求自己放弃原则和信念,他的态度同样明确。
“如果是错的东西,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改变。绝不投降。”
这并不是一句情绪化的表达,而是他长期以来对自己行为和原则的一种界定。
在他看来,一个人当然可以反思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
但是,坚持真理与被迫放弃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如果我认为自己错了,我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如果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我不可能因为压力而去接受。”
三、在监狱中寻求一种“相安无事”
尽管拒绝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陈树庆也并没有选择无意义地制造冲突。
他表示,监狱管理人员后来也逐渐了解了他的态度。
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现实的相处方式。
“他们的意思是,不要去尽可能破坏或者冲击他们现有的秩序。”
即使陈树庆认为某些制度并不合理,监狱方面也希望他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意见。
“他们说,你认为哪里不合理,可以向警官或者领导反映。能改的,我们尽量改;不能改的,也会说明原因。”
对于这样的态度,陈树庆也选择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应对。
“所以后来在监狱里,我们之间相对来说还是能够相安无事。”
四、来自家人与海外社会的关注
陈树庆认为,自己在监狱中的处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多个方面的关注有关。
“我要感谢我的家属,也要感谢海外的民运人士,以及全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种组织。”
他说,国际社会和海外人士对政治犯、人权状况的关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部监督。
“如果共产党对我欺负得太厉害、压迫得太严重,也会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
进入监狱时,一位工作人员曾向他表达过这样的态度:
“我们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来的。不是我们希望你来的,既然你来了,我们这里也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
对方同时表示,在监狱管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会尽量给予相应照顾,但陈树庆也需要遵守基本规定。
陈树庆对此采取了相对理性的态度。
他表示,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自己也愿意遵守基本的管理规定。
五、十年牢狱中的劳动生活
陈树庆介绍,在监狱中,自己最初也经历了严格的管理和劳动。
在经过相关管理阶段之后,他被分配到监区劳动。
“我下车间干了大约三个月的活,后来到了后勤岗位。”
相比长期在生产车间工作的犯人,他所承担的劳动压力相对较小。
“后勤也是每天工作,从早到晚都要出工。但是和车间里的犯人相比,生产任务压力没有那么大。”
他坦言,监狱中的劳动基本没有报酬。
“这些劳动都是无偿的。”
虽然相比其他犯人获得了一些相对宽松的安排,但十多年的监狱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是轻松的经历。
然而,在谈到这些往事时,陈树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怨恨。
更多时候,他强调的是一种坚持。
六、“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表达对陈树庆的敬佩。
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坚持民主理念的人中的一个。
“包括朱虞夫在内,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
他说,许多人所经历的苦难和付出的牺牲,比自己更加巨大。
“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大,做的工作也比我多。”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把个人的经历过度英雄化。
在他看来,推动社会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业。
“中国的民主事业,最终的成功,不可能靠哪几个人或者哪一帮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
七、海外民运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到海外的民主人士,陈树庆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他认为,长期坚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海外人士,同样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困难。
“海外民运这么多年来,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
但是,他同时强调,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海外民运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在他看来,海外人士对于国内民主人士的支持,不仅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守望。
“有了海外朋友的坚持和对国内的关注,对国内继续为民主奋斗的同仁来说,可以减轻很大的压力。”
“这种守望相助、相互照应,可以让国内的人更加安心,也更有信心。”
因此,他希望海外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坚持。
“你们的坚持非常不容易,作用也非常巨大。”
八、中国的民主事业,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陈树庆认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未来,不可能依靠某一种单一力量。
“光靠海外民运肯定不行,光靠国内的人也不行,光靠体制内的人也不行。”
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共同参与。
“最终一定是方方面面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民运人士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海外民运绝对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当然,他也理解海外民运长期面临的复杂环境。
其中包括组织能力、内部协调以及外部干扰等各种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人非圣贤。”
因此,更重要的是不断完善自己,提高组织能力,在现实条件下尽可能做好能够做的事情。
九、给海外朋友和年轻一代的寄语:首先要坚持,也要照顾好自己
采访接近尾声时,陈树庆也向海外的朋友以及年轻一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坚持下去。
“首先,你们自己要坚持下去。”
但坚持并不意味着忽略自己的生活。
他特别强调,应该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家庭和身体照顾好。
“把自己的生活搞好,把家庭搞好,把身体搞好,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自己关心的事业做一些事情。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国内的各种维权事件,可以多一份关注。”
这种关注可以是一篇报道、一次转发,也可以是持续的记录和守望。
“各种媒体,多一份报道,多一份转发,多一份关注。”
陈树庆相信,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对于仍然身处国内、坚持推动民主与人权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在国内奋斗的人,能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你们的帮助和作用。”
图片为记者贾嘉(左)沈美花(右)
【人物结语】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树庆再次提醒年轻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
简单、朴实,却又充满温度。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信念。
经历过政治迫害,也没有让他失去对未来的希望。
当采访者感慨他的坚持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为英雄。
他说,历史上有太多比自己更加勇敢、付出更多的人。
平静话语中不经意间,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采访者触动心灵的话: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或许,这句话正是陈树庆人生最简洁却最有力的注脚。
他未必认为自己是英雄。
他只是认为,当一个人认定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就应该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力去做。
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有限,但无数人的坚持,最终会汇聚成为改变历史的力量。
(资料图片:(前排左起)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吴义龙、陈树庆等,此照于2010年9月14日吴义龙刑满出狱时所摄)
【采访尾声: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
采访已经结束,当我们抬头将沉浸的目光转向旁边一直安静倾听的朱虞夫先生时,朱老提到了一个细节。
他说,在自由雕塑公园里,就有陈树庆先生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
但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个名字的背后,不只是一段人生,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从最初对社会不公的朴素思考,到逐渐形成对民主与自由的坚定信念;从参与民主运动,到遭遇政治打压;从第一次被关押,到经历两次累计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陈树庆的人生,记录着一位中国民主人士所走过的道路。
在采访中,陈树庆并没有把自己描述成英雄。
相反,他多次强调,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付出的更多,牺牲的也更大。
然而,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谦逊而忽略他的经历。
如今,自由雕塑公园中留下的那个名字,或许正是对一段历史最安静的记录。
陈树庆。
三个字的背后,是岁月,是选择,是失去自由的漫长时光,也是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的信念。
采访结束了,那个平静又充满力量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我耳边: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毫无疑问,这句话就是陈树庆人生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注脚。
自由雕塑公园里的名字,会被更多人看见。
而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被讲述、被铭记。
因为历史不仅属于那些站在聚光灯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曾经为了理想、自由与尊严而作出选择的人。
——《在野党》人物专访:陈树庆(全文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华盛顿DC抗议习近平访美记实
作者:杨长兵
继2025年美东行,时隔一年,9月20日,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华盛顿DC,参加抗议习近平访美的活动。我与法师(吴占科)和朱荣耀三人驾车从自由雕塑公园出发,全程5000多英里,用时8天,于23日凌晨2点到达华盛顿居住点。简单休整后,上午我们三人驾车前往白宫附近,与陈闯创带领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成员汇合,反对以李成钢为代表的谈判小组在白宫附近举行会议。我们在建筑物附近高声呼喊:“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大约下午2点左右,我们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附近,与众多来自纽约、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的民运组织汇合,共同参加反对习近平访美的抗议活动。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有七辆大巴车载着大量亲共人员到达现场,他们的人数明显多出我们民运人员好几倍。当我们得知,在半小时之前,他们就已经与我们的民运成员发生冲突,并故意损坏民运人员的设施。警方随后分别把我们和亲共人员分开,严阵以待,以防再次发生冲突。我们展示黑色中共旗帜,表达对中共极端统治的不满,持续抗议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来发现亲共人员陆续撤离,才得知习近平车队绕开了 our 抗议地点,直接前往其下榻的酒店。24日上午,我们各路民运组织在白宫西门集结,集体抗议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访美活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同时呼喊支持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口号。与此同时,包括民运前辈魏京生先生、黄慈萍女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军涛先生、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自由雕塑公园陈维明先生、中国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女士、傅希秋牧师、张伯笠牧师等人士到场支持我们,并现场发表演讲。
大约下午3点左右,我们多个民运组织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从白宫西门游行到白宫北门。随后,我们在富兰克林广场与新疆人、维吾尔人、香港人、台湾人汇合,再次举行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人数大约超过千人。大家从富兰克林广场出发,游行到白宫北门,高声呼喊反对中共独裁、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反对中共暴力统治、种族灭绝以及中共境外渗透、跨国镇压等口号。值得一提的是,24日傍晚正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举行晚宴的时间。我们在白宫北门持续高声呼喊“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等口号,我们相信,白宫里面包括特朗普、习近平在内的人员,都能够听到我们抗议的声音。我们就是要让美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共为首的习近平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统治的中共领导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与迫害。现如今中共已经实行器官国有化,视人民如草芥,为续命150岁,想让谁消失就让谁消失。并制造散播新冠病毒毒害全世界,导致全球上千万人死亡,我们要求追责中共,赔偿全球受害者。我们要求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还人民民主与自由;要求中共立即释放高智晟、王炳章、黎智英,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我们也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和美国一样,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让中国人民真正享有民主、自由、人权与尊严。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
皮与毛之外:读薄瓜瓜的一段国庆感言
作者:戈冰
国庆前后,一段署名薄瓜瓜的文字在社交平台上流传。先把全文放在这里:
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尤其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政治、对体制争议颇多,见仁见智,人人皆有主张。不过,作为中国人,勿忘:中国若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做得多好,也永远站不住腰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连在海外反对中国的同胞,能得到西方那么多支持与同情,也是因为中国强。我个人向往世界以人类为本,但那恐怕是百年、千年之后的事了。眼下,我们不得已,只能以国为单位。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身在海峡哪边,心底里,还是为中国的昌盛祈愿吧。
这段话读起来语气很平,带着一点悲悯,也带着一点超然,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可是细读下去,几乎每一层都有问题。我们仅就文字本身来逐一分析。
1. 言论的荒谬与逻辑错位
“中国强,华人腰板就硬”——听上去像常识,其实把两件事硬焊在一起了。一个人在海外能不能挺直腰板,首先看所在国的法治和社会环境,其次看他自己的本事、品行和贡献。祖国的国力当然是背景,但绝不是决定因素。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海外华人反而更容易被怀疑。强大并不自动换来尊重。
后半句更站不住脚。海外异见者之所以获得同情和庇护,西方给出的理由从来是言论自由、人身安全和庇护制度,而不是“中国很强”。因果其实正好相反:他们需要庇护,是因为在原籍地没法安全地开口。把这份同情说成强国的红利,等于把因果倒过来,也把一个社会对人权原则的承诺,偷换成了对实力的敬畏。
2. “权力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的信徒”
再往下看,更耐人寻味。薄家的遭遇是公开记录:薄熙来2013年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被判无期,谷开来2012年因故意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死缓。不管人们对审判本身怎么看,一个家庭因权力斗争而骨肉离散,是事实。
可这段文字里,你几乎读不出对权力运作方式本身的任何怀疑。失势的人没有追问机器为什么这样运转,反而更郑重地向机器致意。这种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韩愈写《拘幽操》,拟周文王被囚时的心境,最后还是落在“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被碾压的人,仍要赞美碾压者的圣明。受害者和信徒,在同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
3. 对海外华人和现代文明价值的认知扭曲
我们继续看对海外华人的想象。这段话无意间把海外华人写成一种依附性的存在:你做得再好,也得靠祖国撑腰。这对无数在异国凭学业、事业和劳动立足的人来说,是一种轻慢。他们的体面来自自己的双手和所在社会的规则,不是来自谁的恩赐。
国力当然会影响一国公民在世界上的处境,这点不必讳言。但这只是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描述,不能由此推出价值上的位阶,仿佛自由、法治、个人尊严这些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只是强者的装饰品,强弱一换,价值就作废。作者本人在牛津、哈佛读过书,身处的正是这些价值所滋养的地方。一边享用这些价值的成果,一边暗示它们不如国力实在,这种认知上的拧巴,值得留意。
4. 拒绝做“毛”,拒绝依附,倡导独立的人格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本身就值得停下来看一看。毛依附于皮,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命。把国民比作毛、把国家比作皮,预设的是一种臣民关系:个人是附属,国家是本体。现代国家的逻辑正好相反。国家是人为了保障自身权利而结成的共同体,人是目的,国家是工具。一个人当然可以深爱自己的故土,但爱和依附是两回事。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里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一个文明里真正值得珍重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国家的公民,可以做文明的传人,但不必做任何“皮”上的“毛”。
5. 偷换概念:将“党政体制”等同于“民族文明”
这里有一个更隐蔽的偷换。
文章开头说,中国的“国”凝聚的是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话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它悄悄完成了一次置换:把某一时期的党政体制,等同于绵延数千年的民族文明。文明比任何体制都古老、都宽阔。王朝更迭了几十次,制度改换过无数回,文明却一直延续。若把二者捆在一起,等于说离开了眼下这套体制,这个民族就失去了灵魂——这其实是对文明的矮化。更要紧的是,这种捆绑还附带一个后果:批评体制,就成了背叛民族。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功能是把对具体权力的追问,转化成对血脉的忠诚测试。热爱一种文明,并不意味着必须为一切执政者背书。
6. 身份的荒诞性:“盛装蹲坑”与“冷宫妃子”
身份上的反差也着实荒诞。
一个人在最自由的学府里读书,说的却是最传统的依附之语。衣冠楚楚,牛津的学位、哈佛的文凭,姿势却仍是旧式的——有点像“盛装蹲坑”。另一重形象是“冷宫妃子”:被冷落的人,依旧向冷落她的君王表白忠心,并声称无论处境如何,心底里都盼着王朝昌盛。这里的姿态与其说是自尊,不如说是等待,等待某一天门被重新推开。以最现代的学历,包装最传统的依附,这是整段文字里最富戏剧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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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抗争:法国新时期“革命”纪实
作者:刘畅
一,巴黎人的无奈
记得刚到巴黎时,我坐着移民局警车,我望着窗外,一个醉酒老头,右手一个酒瓶,左手一本书,在闹市区路中央声嘶力竭控诉着什么,警车赶紧绕开。停在红绿灯时,一个流浪汉又来挑衅,脚踢副驾驶大门。坐我旁边的女警官很淡定,打开最新版的苹果手机玩着游戏,把我也吸引过去,看得正着迷,女警官还脸红了,赶快翻出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禁感慨,在普通法国人眼里,这个世界一面是革命,一面是“罗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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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块钱到香港
从“热爱家乡”到“偷渡客”
作者:黄维克
记得那时候的深圳罗湖桥破破烂烂,我提着大包小包走到中线,非常犹豫地迈步去对面,那毕竟是国境线。回首一看桥头上的对联:“热爱祖国、保卫家乡”。
一位穿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呵斥我,叫我赶快离开,他的衣服显得很寒碜, 态度也十分不耐烦。桥这边站了一位身穿黑色呢子制服的女警察,她朝我微笑然后手指着我应该走的路线。
我手上握着一张有着中英文的“通行证”,还有那好久不见的繁体字,可以说从小到大没看过那么厚实的纸张。等候入境的大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中午每人还发一份盒饭,感觉人家都要下班了还没轮到我。
原来广播里早就叫了我的名字很多次,因为他们说的是广东话,我感觉“那个人”与自己毫无关系。
好不容易登上了去九龙红磡的火车,那时候的列车还是客货混载,有那种运货的闷罐车,也有运牲畜和蔬菜的。在一个位置坐下来四处打量,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那么新鲜。
对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她主动与我打招呼,普通话比我说得标准,表示可以帮我提行李。我当时“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很紧,很坚决地拒绝了。
记得那时的人不会有今天的旅行箱,箱子下面也绝对没有轮子,整个火车上就我一个人最“论尽”(广东话),感觉到谁都想要帮我。还是那位女士提出来给我一百港币作为押金......
到了九龙总站,多亏有她的帮助。我像傻瓜一样站在大厅中间不知道做什么好,手上紧紧地握着那张写有名字电话地址的纸条,还有就是那仅有的二十块钱港币。还是她给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外祖父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讲的都是广东话,内容大概是说,我的钱可能不够支付出租车费,我又拒绝任何金钱的帮助。当年过海隧道收费每程五块钱(还得收来回),要去的地方是铜锣湾,大概叫我外祖父在楼下拿着钱等我。
就这样,我离开了九龙半岛到达了香港岛。
以前有人说,大陆和香港的差别,就像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的差别。 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文化冲击”。
的士飞快地穿过海底隧道,司机大佬透过倒后镜打量我,仿佛在想:哪里来了一位“不会讲话”的人?他明显兜圈子了,本来应该够的车资,结果成了我倒欠他十几块钱。
我把仅有的二十港元交到他手上,他抓住我的衣领,高喊要报警抓人,惩罚这位坐霸王车的“偷渡客”。外祖父在哪里?我怎么一来就闯祸?
外祖父原来等的地方是“双黄线”,的士不可以停靠。他们争吵的广东话我也听不懂,大概是本来就是港岛车,不应该收双份的隧道费(每程五块)。
仅有的二十块钱就这样没了,那可是我跑了好几天,好几个不同的部门,盖了好几个红印章才换来的,我还记得汇率是0.26人民币等于1港币。
那时候出行前,关心我的人都来送行,听说人民币在香港没有用,有人给了我全国粮票,还有的人说可能要国际粮票。我也搞不清楚,香港需不需要用粮票。
我的全副身家还剩下一把可以套现的德国小提琴。小提琴的指板和旋钮上还镶有贝壳花,即使没人碰它,它也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艺术品。那是花了父母的半辈子储蓄(当时在上海价值一千人民币)。
我的老师是上海电影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他一半广东人一半德国人。当时他家有栋很大的洋房在出售,别人给两万八千,三个兄妹都不同意,说不好分执意要三万 ,这样三家人都成为“万元户”。
做父母的不容易,担心儿子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可能潦倒到连饭都吃不饱。最坏的情形都能想到,酒吧混一晚饭吃做一个“洋琴鬼”,或者街边拉琴求人帮助,过路人总会扔一些零钱在提琴盒子里 。
因为“文革”早期,上海邻居儿子“阿六头”,刚刚从香港回来,头发留得比女人还长,听说他就是在酒吧里打鼓的。里弄干部告诉他不可以唱外国歌,结果他唱《东方红》都带着鼓点,成了非常特别的摇滚版本。
他与祖父经常聚在一起用英文聊天,什么内容好像都要保密。就是因为他说在香港有一技之长,很容易混口饭吃,就这样我也成了“音乐人”。
父亲说实在混不下去,卖掉这把小提琴,买张机票回来吧。一路火车周折,加上繁琐的过关,我时时刻刻把这“宝贝”搂在怀里。
不仅是价值还有一份感情,有时候孤独了还想搂着睡觉,怎么会舍得卖掉呢?毕竟她是陪我从大陆到香港,再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
编辑:周志刚 校对:熊辩...
当单亲妈妈凌晨出门挣钱,谁来照顾孩子
作者:杨长兵
8月15日,贵州黔东南丹寨发生了一幕让人揪心的事情。
天还没亮,一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竟然爬到了窗台附近,最后被卡在窗户栏杆上,哇哇大哭。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幸亏一名男子及时发现,徒手爬上防盗网,把孩子稳稳托住,一直坚持到警察赶来,孩子才最终脱险。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当然值得感谢。但在庆幸孩子平安的同时,我觉得我们还应该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危险会发生?
后来了解到,孩子的妈妈是一名单亲母亲。为了挣钱养家,她天还没亮就出门接单,没想到孩子醒来之后找不到妈妈,自己爬到了窗台上。
看到这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妈妈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这句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孩子的安全当然需要成年人负责。
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责备母亲,就很容易忽略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一个独自抚养孩子、又必须靠劳动维持家庭生活的母亲,到底还能怎么办?她不出去工作,家里的房租、吃饭、奶粉、衣服和各种生活开支怎么办?她出去工作,孩子又由谁照顾?
如果一个社会要求一名单亲母亲既必须全职挣钱养家,又必须全天候照顾孩子,同时还没有足够的托育服务、家庭支持和社会保障,那么所谓的“选择”,其实很可能根本不是选择。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能只看GDP有多高,也不能只看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几。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当一个普通人跌到生活的最低处时,社会有没有一张能够接住他的安全网?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孩子没有选择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能力决定父母的收入,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妈妈必须凌晨出去工作。他们不应该因为出生在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就承担更多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所以,我们既应该感谢那个伸手救下孩子的人,也应该思考,怎样才能让这样的“英雄救援”越来越少发生。
这背后涉及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托育、儿童福利、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等一系列问题。比如,低收入家庭能不能获得更加可负担的托育服务?单亲父母在最困难的时候,能不能获得足够的临时照护支持?儿童福利能不能更加精准地覆盖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一个人因为暂时失去收入、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时,能不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些问题,看起来都是冷冰冰的政策问题,但最终对应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那个凌晨出门接单、为了孩子拼命挣钱的母亲。是那个天还没亮就醒来,因为找不到妈妈而爬上窗台的孩子。也是那个恰好路过、伸手托住孩子的普通人。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不应该只在悲剧发生以后,依靠好心人的勇敢去挽救个体。更理想的状态,是在危险发生之前,就已经有足够完善的制度,把那些最困难的人接住。
经济发展当然重要,GDP当然重要。但GDP最终应该转化成什么?应该转化成孩子更安全的成长环境,转化成普通家庭面对风险时的底气,也应该让一个辛苦工作的母亲,不必在“养活孩子”和“照顾孩子”之间被迫做一道残酷的选择题。所以,这件事最值得我们记住的,不只是那个徒手爬上防盗网救孩子的英雄。
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是看它有没有英雄,而是看它能不能让普通人少一点不得不冒险求生的时刻。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需要的时候有人照看;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父母,都不必独自扛下所有风险。而这,或许才是社会保障真正应该存在的意义。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沈美花
When a Single Mother Leaves Home in the Early Hours to Earn a Living, Who Looks After the...
自由雕塑公园:高智晟被迫失踪九周年
妻子耿和与民主人士齐聚歌声守望
作者:张致君
2026年8月8日,在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迫失踪九周年之际,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与多位民主人士及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来到美国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在高智晟雕塑《仰望星空——高智晟》前举行纪念活动。
当天,众人聚集在雕塑下,共同唱起为高智晟而作的歌曲《深渊中的守望者》。歌声回荡在南加州广袤的荒漠之中,人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高智晟多年来为弱势群体、人权与法治所作出的努力,同时再次呼吁外界关注他的下落。
人群中,高智晟的妻子耿和站在丈夫的雕塑前,与众人一同歌唱。对于其他参加者而言,这是一场纪念活动;而对于耿和而言,眼前的雕塑所呈现的,是她已经九年无法自由相见的丈夫。雕像近在咫尺,现实中的亲人却远隔重重阻碍,这一幕也让当天的纪念多了一份沉重。
(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在活动上发言)
(来自旧金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为纪念高智晟律师献唱)
高智晟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长期关注弱势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并曾代理多起维权案件。由于长期从事维权工作,他此后遭到持续打压,并经历拘押、监控以及自由受到限制等处境。
2017年8月,高智晟从被软禁的陕西住所失踪,此后长期与外界隔绝,其下落持续受到国际人权组织及海外社会关注。
从2017年8月到2026年8月,整整九年。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这意味着漫长的分离、等待与未知。这些年来,耿和也一直没有停止为丈夫发声。
当天举行纪念活动的高智晟雕塑名为《仰望星空——高智晟》,由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创作。2026年4月4日,这座大型雕塑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正式揭幕。
雕塑采用塔形结构。塔基以石块构成,中层正面浮雕呈现高智晟的著作以及手持利剑与天平的正义女神;两侧浮雕则表现了与高智晟维权经历相关的人物与群体。雕塑顶部,是仰头凝望天空的高智晟头像。
陈维明将作品命名为《仰望星空》,其中寄托着特殊的寓意。当一个人与外界隔绝,人们不知道他身处何方,他也无法知道远方的人正在如何思念和守望他时,天空或许成为彼此仍然共同拥有的事物。
无论身处高墙之内,还是身在自由世界,人们仰望的仍是同一片星空。《仰望星空》不仅塑造了高智晟的个人形象,也寄托着一种跨越高墙与距离的守望。
今年4月雕塑落成时,耿和也曾来到现场。四个月后,在丈夫被迫失踪九周年之际,她再次来到《仰望星空》前。雕塑所表达的“仰望”,与当天《深渊中的守望者》所表达的“守望”,在这一刻形成了特殊的呼应。
8月8日,荒漠、天空和远山构成了纪念活动的背景。没有宏大的舞台,矗立在荒漠中的《仰望星空》就是当天最醒目的纪念碑。
当《深渊中的守望者》的歌声响起,人们面对的不仅是一座雕塑,更是一位已经九年无法自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真实人物。
九年的时间,足以让许多新闻淡出公众视野,也足以让一个名字逐渐被新的事件覆盖。然而,对当天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人们而言,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拒绝遗忘。
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追问,还有人公开呼唤他的名字,高智晟就不会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高智晟曾以律师身份为弱势群体和权利受到侵害者提供法律帮助。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并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这位曾经替别人发声的律师自己失去自由之后,他的家人、朋友以及海外人权和民主人士开始持续为他发声。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智晟的经历早已不只是一个律师个人的命运。他的遭遇,也成为观察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处境的一个重要案例。
九年过去,一个问题始终没有消失:
高智晟在哪里?
当天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人群终将散去,荒漠也重新归于寂静,但《仰望星空》仍将矗立在那里。
雕塑中的高智晟依旧抬头望向天空。
九年前,他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九年后,他的妻子和一群仍然记得他的人来到这里,用歌声继续守望。
九年失踪,不应成为九年遗忘。
而那个持续了九年的问题,依然等待着答案:
高智晟,你在哪里?
(仰望星空 高智晟纪念雕塑 图片来源 自由雕塑公园官网)
附歌词全文:
《深渊中的守望者》
一盏微光,穿透黑暗冷墙后的呼喊,在回荡 绝望中,他信念如钢 守护正义,是心中辉煌 铁窗锁不住灵魂的飞翔 烈火淬炼初心的刚强 沉默中,他的呐喊滚烫 穿越岁月,写下正义篇章 深渊无尽,他站成山岗 孤寂中燃烧的希望 信念如火,驱散寒霜 为真理他捍卫信仰 即使孤身,亦如明灯 点燃黑夜,点燃黎明晨光 为真理用生命回响
摄影 :陀先润 ...
专访徐光:四年绝食、三十余年坚持——“我爱的是这个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
采访记者:贾嘉 王海霞 沈美花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
徐光,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创始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学生民主运动参与者。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他在杭州武林广场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行动。此后三十余年来,他持续关注民主、法治及公民权利议题,多次因参与相关活动受到拘留、监视和判刑。
1999年,徐光由于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2022年,徐光因纪念“六四”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自被捕即音讯全无,至亲也无法知道他的任何下落。服刑期间,他长期以绝食方式表达抗议。据亲友介绍,他曾长期依靠鼻饲维持生命,身体一度极度消瘦。2026年5月19日刑满出狱时,体重仅约90斤,出狱照片在海外广泛传播,引发众多朋友和关注者的关切,从而使拍摄者毛庆祥被抓并拘留半个月,徐光本人也被警方带走,失踪至“六四”以后回家。
经过短暂休养,目前徐光体重已恢复至115斤左右,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近日,《在野党》记者贾嘉通过视频连线,对徐光进行了出狱后的首次深度专访。
“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距离徐光出狱,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出狱当天流传出来的一张照片,让很多关心他的人久久不能平静。
照片中的他,脸颊深陷,身体瘦得几乎脱形,站立时甚至需要依靠支撑。很多熟悉他的朋友第一眼甚至没有认出来。
为徐光的安全,我们没有第一时间联系采访,而是希望他先把身体养好。
直到这一天,视频终于接通。
屏幕里的徐光穿着一件深色上衣,虽然依然清瘦,但气色比出狱时好了许多,讲话声音平稳,精神状态也恢复不少。
寒暄之后,我们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贾嘉:
“徐老师,您好。我们一直都很牵挂您的身体,看到您刚出狱时的照片,很多海外朋友都非常揪心。这段时间恢复得怎么样?”
徐光笑了笑。
“刚出来的时候只有90斤,现在恢复到115、116斤左右了。”
听到这个数字,我们终于放下了心。
他说,恢复得快,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
“出来以后,睡得着,吃得下,所以恢复得比较快。”
1989年,一次绝食改变了一生
很多人知道徐光,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
但他说,年轻时的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生活的人,喜欢过自己的小日子。国家那么大,我觉得一个普通人能做什么?”
1989年,北京学生运动爆发。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杭州武林广场,也聚集了许多声援北京的学生。
每天,北京学生绝食、被送往医院抢救的消息不断传来。
他说,那些画面深深触动了自己。
“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放在那里。我如果还只想着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于是,他来到武林广场,也加入了绝食。
他说,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越来越好。”
在他看来,那不仅仅是一次社会运动。
也是自己人生方向的开始。
那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深深震撼了徐光,“从那以后,为国家、为民族、为自由、为民主,这些理念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四年绝食,真正支撑我的不是意志,而是信念
谈到狱中的四年绝食,很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靠什么坚持下来,记者问:“做出一个决定已经不容易,坚持四年,更难。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您?”
徐光沉默片刻。
随后缓缓说道:
“首先,我认为,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是为了家庭,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如果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会坚持了。”
他说,每当身体因为长期绝食而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他都会不断提醒自己: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在承受这些苦难。”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反而感觉不到那么痛苦了。”
他说,真正能够支撑自己坚持下来的,是信念,而不是单纯的意志力。
“最难的时候,我总会想起1989年的年轻人”
采访中,徐光讲述了一段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话。
他说,每当自己觉得身体和精神都快支撑不住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1989年那些年轻人的身影。
“他们很多人才二十岁左右。”
“没有经历过人生,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未来。”
而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也经历过人生。
他说:“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
每次想到这里,他都会告诉自己:
“他们都能够付出生命,我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他说,很多次,自己就是这样挺过来的。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采访中,我们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长期遭受打压,会不会怀疑自己的坚持?
徐光认真地回答:
“国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国家。”
他说,在自己的理解中:
国家属于人民。
不是属于政府。
更不是属于某一个领导人。
“我爱的,是这个国家,是中国人民,是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他说,这一点,几十年来从未改变。
“所以,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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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尾声
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就在我们准备继续聊下去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家人的声音。
徐光笑着说:
“我太太叫我了,下次再聊吧。”
我们相约改日继续采访。
屏幕关闭后,我久久没有离开电脑。
采访中,徐光谈得最多的,并不是自己在监狱里遭遇了什么,而是1989年、国家、人民、自由、民主,以及支撑他一路走来的信念。
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他的选择,对他而言,这些信念构成了他人生的重要部分。
附录|徐光狱中诗作
据了解,服刑期间,徐光坚持阅读、思考,并创作了多首诗歌。以下两首诗创作于2024年,是他狱中作品的一部分。
《为国为民争民主》作于2024年9月9日
为国为民争民主飘零半世心不空西子湖头有三忠为国为民呕心血慷慨就义赴从容仁爱博爱皆大爱自由民主普世同奋斗百年误歧路正本清源终成功
《一寸自由一寸血》作于2024年9月14日
一寸自由一寸血敬天保民根自泥砥砺前行心不迷自强不息五千载厚德载物三万里弃德报怨应巨变误入歧途俄为师一寸自由一寸血誓争民主志不移
(采访记者:贾嘉、王海霞、沈美花与民主前辈徐光视频采访中)
编辑:赵杰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Xu Guang: Four Years of Hunger Strike, Over Thirty Years of Persistence — "What I love is...
刘晓波九周年:时间长河中擦亮自由灯塔
作者:卢超
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漫长光谱中,2010年奥斯陆那把空着的蓝色椅子,成为了一个定格的历史符号。它不仅凝聚了刘晓波个人的苦难与荣耀,更像是一面巨大的棱镜,将中国本土的民主抗争折射到了全球的聚光灯下。转眼间,历史的指针已走到了刘晓波先生逝世九周年。年复一年,海内外在不同角落点燃的烛光,不仅是在追思一位先行者的献身,更是在拉长的时间线里,重新审视并擦亮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如何将中国的命运,真正编织进全球自由与人权的共同体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本土的维权抗争常被孤立地视为一国内部的“异见”表达。然而,刘晓波的实践与最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彻底打破了这种地域性的局限。他用自己的文字和肉身向世界证明:中国普通公民对基本人权的争取,绝非西方价值的简单移植,而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东亚大陆上最自然、最顽强的生长。这一遗产确立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都不是“内政”,而是关乎全球自由指数与和平秩序的晴雨表。
在这样的脉络下,海外民运及各界力量每年坚持不懈地举办纪念活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仪式性怀念。
首先,这种年复一年的坚守,是在对抗极权体制最擅长的“历史遗忘症”。 垄断权力的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封锁信息与抹除记忆,让一代代人陷入历史的虚无。海外的持续纪念,就像是在坚硬的高墙上凿开的一道道透光孔。它通过文字、集会和跨世代的对话,将刘晓波的思想、他的《零八宪章》、以及他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坚守,转化为一种活着的、可传递的共同记忆。这种记忆的留存,为海内外所有拒绝犬儒、心存自由的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锚点。
其次,每年的纪念活动是海外民主力量凝聚共识、连接全球自由阵营的重要枢纽。 在今天世界正经历民主退潮与数字极权崛起的双重挑战下,海外民运的纪念不再是孤立的抱团取暖,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与全球公民社会、各国政要及人权组织深度对接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的民主抗争得以融入当下全球抵抗威权主义蔓延的巨浪中,向世界清晰地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民主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等待外部救援的“特例”,而是全球自由阵营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从刘晓波的遗产出发,这种内外共振的全球视野,也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权外交”的内涵。过去,国际社会对华的人权关切,往往依附于经贸谈判或地缘政治的博弈。而刘晓波留给世界的启示在于,人权必须是外交的核心原则本身。每年的纪念,正是向国际社会公开重申这一原则的契机。我们要促使国际社会明白,在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对一个庞大帝国人权退步的绥靖,终将反噬全球的民主根基。
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中展现的那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悲悯与宽容,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操作性。他让高墙内的抗争者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让高墙外的世界无法闭目塞听。在九周年的今天,世界格局在变,抗争的手段在变,但刘晓波当年用生命撑起的那个国际维度依然坚固。那把空椅子不应该只是历史的遗憾,它更是一个持久的召唤,提醒着后来者:自由的浪潮,终需四海交汇,方能奔流不息。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沈美花
Liu Xiaobo's 9th Anniversary: Polishing the Beacon of Freedom in the Long River of Time
Author: Lu...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33期(2026年7月13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张鹏,艺名、笔名:张内咸,1986年10月出生,北京人,长期定居于北京清华大学校内,独立电影导演、编剧、脱口秀演员、YouTuber。
最新近况:2026年7月1日晚11时左右,多名警察前往张鹏位于清华大学的家中将其戴上手铐带走。随后,其家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显示,张鹏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在遭到拘捕的前后,其在国内拥有十余万粉丝的新浪微博账号和 B站账号已被官方全面封禁并屏蔽。
一、个人简历
1.2010年~2025年:张鹏(张内咸)2010年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长期活跃于中国独立电影和青年文化圈,他以独立导演、编剧和制片人身份,拍摄了多部反映中国当代青年迷茫与现实困境的独立电影。其代表作包括《待业青年》、《草莓百分百》、《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等,在中文互联网和独立电影爱好者中具有一定知名度。
2. 2025年1月起,他在境外视频平台 YouTube 开设了“张内咸脱口秀”频道,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布了360余支视频,积累了近5万名订阅者,正式开始通过网络传播其政治讽刺和幽默作品。
二、政治立场
1.讽刺时政:他利用标志性的北京口音和诙谐的段子,辛辣讽刺中国当下的社会乱象、政治体制、经济困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言论审查制度。
2.关注两岸与地缘政治:他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讨论两岸关系、国际地缘政治等高度敏感话题,解构并嘲弄官方的宏大叙事。
3.倡导言论自由:他主张艺术创作者和普通公民应享有表达权,反对极权主义对个人思想和生活空间的蚕食。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1.2026年6月底—7月1日:其在境外发表的涉政和涉台言论遭到中国国内网民的举报。
2.2026年7月1日下午:微博和B站等国内社交平台以“发布涉政有害言论,恶意攻击党和国家”为由,将其国内账号彻底封杀。
3.2026年7月1日当晚11时:北京市海淀区警方在其住所内将其抓捕。
4.目前状态:案件正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尚未面临正式起诉或判刑,目前仍被羁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社会与民间评价:海内外观众认为他是一位极具勇气与才华的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他选择“肉身在墙内,声音在墙外”,用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对抗极权恐惧。
2.国际与人权界评价:国际舆论与跨国人权倡导组织对此案高度关注。有评论指出,张鹏的遭遇是中国政府将跨境政治打压、言论审查进一步延伸至文化艺术和喜剧讽刺领域的典型案例,标志着中国公民的自由创作与表达空间已全面萎缩。
五、《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立即无条件释放:强烈呼吁中国当局遵守其宪法中关于保护公民言论、创作与表达自由的承诺,立即撤销对张鹏“寻衅滋事”的荒谬政治指控,并将其无条件释放。
2.保障合法诉讼权利:在羁押期间,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必须严格保障张鹏会见律师、家属的合法权利,确保其知情权、饮食与身体健康,严禁实施任何形式的酷刑或不人道对待。
3.停止对独立创作者的迫害:呼吁国际社会、文化艺术界、脱口秀同仁以及跨国人权组织持续为张鹏发声,共同抵制和谴责中国当局针对政治讽刺演员及独立创作者的跨境政治清算。
编辑:赵 杰校对:程筱筱翻译:戈 冰
"The Opposition Party"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Briefing, Issue No.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