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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无孩运动”
——泯灭人性的政策
作者：王乔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林小龙 翻译：吕峰
1991年夏天，山东冠县、莘县发生了一场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的计划生育运动——“百日无孩”，也被称为“杀羊羔事件”。从5月1日到8月10日，一百天内，全县不得出生一个孩子。那三个月，但凡是怀孕的妇女，不管你是计划内、计划外、第一胎、第几胎，哪怕是久病不孕而怀孕的妇女，都会被住起来强制流产，在这场运动里，怀孕的女人被当作“违纪分子”。村口设卡，干部挨家排查，白天拦截，深夜敲门。被发现的孕妇，不论是几个月，哪怕孩子已经七八个月，即将临盆，也要被拖上手术台。
有人跑到亲戚家，有人躲进地窖和荒山，但大多数人仍未能逃脱。孩子在母体中被扼杀，哭声没来得及响起，就被抹去生命。
这是一次对生命赤裸裸的屠戮。连恐怖电影都不敢如此残忍，而这却在中国真实发生——这不是虚构，而是体制制造的噩梦，泯灭人性，丧尽天良！
干部充当“刽子手”，把同村人，甚至自己的姐妹亲手送上手术台。母亲的嚎哭、胎儿的死亡，在村口、在医院、在每一条巷子里回荡。
邻里之间互相举报，亲情变成冷酷的算计。人情与信任彻底崩塌，留下的只有恐惧与麻木。那一百天，整个社会仿佛一张收紧的捕网，把人性勒到窒息。当地记录显示数万胎儿在该运动期间被“终止”出生。
被迫引产的妇女因此落下病根，终身不孕；许多人带着无法愈合的心理创伤，几十年后仍会在噩梦中哭醒。
然而，三十多年过去，这场运动被悄然掩盖，仿佛从未发生。当时那位县委书记叫曾昭起，可是升官了，踩着无数婴孩的孤魂，平步青云了……
2015年之后，国家全面放开二胎，甚至鼓励三胎。但对于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一切只是一种残忍的讽刺：身体被摧残，孩子消失在手术台上，只叹自己生不逢时。
“百日无孩”之所以能成真，并不是因为政策正确，而是因为体制容许残忍，鼓励顺从。当权力大于法律、政绩重于人命、服从取代良知，任何荒唐的命令都能被执行到底。
这只是极权体制下罪恶的冰山一角。或许它已被掩盖、被刻意遗忘。如今当局又以“鼓励生育”为名行政绩之实，依旧在用政策操控人们的子宫与命运。连最基本的生育权都不属于自己，自由与尊严又从何谈起？
The “Hundred Days Without Children” Campaign — A Policy That Extinguished Humanity
Author: Wang Qiao Editor: Zhong Ran Executive...
台湾的“光复”与“沦陷”：从一场跨越八十年的叙事战争看言论自由
作者：张致君 校对：林小龙
（中国新华社新闻截图）
（自由时报网图）
2025年10月25日，中国新华社发布通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这一天定为“台湾光复日”。消息一出，舆论即刻两极。北京方面称这是“历史正义的昭告”，而台湾社会则出现另一种声音——“这不是光复日，而是台湾再沦陷日。”同样的一段历史，却在不同体制与自由程度下，讲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1945年10月25日，台北中山堂。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向中华民国代表陈仪递交降书。那一天，被写入台湾课本，称作“台湾光复日”——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但在国际法的框架下，现实远比宣传复杂。
二战结束时，《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乃至《日本降伏文书》，都仅为政治声明与投降条款，并无法律上领土转移的效力。日本确实放弃了台澎，但未指明归属哪国。《旧金山和约》亦仅写道“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却未将主权移交中国。换句话说——1945年的台湾，只是由中华民国代表盟军暂时接受管理，而非“主权归还中国”。
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台湾光复”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次军事接收与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与戒严长夜，让许多台湾人意识到，这个名为“光复”的日子，开启的不是自由的黎明，而是另一次的压迫。
于是，历史的意义被倒置——“光复”成了“沦陷”的起点。台北的街头有人举牌：“那一天，我们失去了声音。”
那么，中共为何在2025年重新宣布“台湾光复日”？答案不在历史，而在政治。
对中共而言，这不仅是一种“纪念”，而是一种“法理塑形”，通过“国家纪念日”的名义，将“台湾属于中国”的叙事制度化、官方化、法律化。当历史被写进法律，记忆便成为统治的延伸。正如《国家安全法》将“统一”定为国家使命，如今的“光复日”则成为一块“法理统一”的地基。未来无论是否动武，这一天都可被援引为“历史依据”——一个象征台湾“理应归属”的法源基础。
这是一种极具政治工程意味的历史再造：北京不需要真正的历史真相，它只需要一个能在法律条文、外交辞令和宣传影片中反复引用的符号。“光复日”就是这种符号的典型产物。而大陆的民众不能提出任何不一样的声音，台湾的归属不容讨论，而真正的历史不允许传播。
相较之下，台湾社会的反应体现出另一种制度力量：言论自由。当北京宣布“光复”，台湾的民间社群却能公开说“这是沦陷”；台湾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我们从小被教导台湾光复了，但那只是另一场占领。”有人用《黑客帝国》的隐喻写道：“红色药丸是真相，蓝色药丸是课本。”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质疑权力的叙事，有权重新解读历史。这恰恰是民主与极权的分界线：在台湾，你可以怀疑“光复”；而在大陆，你不能怀疑“统一”。前者容许历史成为争论的场域，后者只容许它成为政治的祭坛。
正如日籍评论员矢板明夫所言：“如果国民党将9月23日越南受降日也称为‘光复越南’，那将是外交笑话。”但在中共语境里，这样的逻辑却被当作理所当然——因为那不是在追问真相，而是在编写合法性。
“光复日”在北京，是政权自我合法化的神圣仪式；在台北，却可能是人民反思专制历史的纪念。
这两种纪念方式，本质上是两种国家形态的投影：一种是将历史定格为政治命令的国家，另一种是允许历史被质疑、被重写、被辩论的社会。
在中共体制下，纪念日是一种纪律—它告诉人们应当记得什么、忘记什么；而在民主制度下，纪念日是一种对话——它让人们讨论记忆本身的意义。
因此，“光复”与“沦陷”的冲突，不只是两种叙事的对抗，更是权力与自由的对抗。北京用纪念日塑造“历史必然性”；台湾用言论自由揭示“历史的不确定性”。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法令而光复，也不会因为一个口号而沦陷。它存在于每个人敢不敢发声、敢不敢质疑的勇气中。当一方以“光复”之名继续要求统一，而另一方以“沦陷”之痛提醒人们警惕历史重演，真正的差异不在领土，而在心灵的疆界。
在某种意义上，2025年的“光复日”与1945年的那天并无不同——那时台湾接受外来政权的接管，如今，北京试图以话语再度接管台湾的记忆。
但不同的是：今天的台湾，已经拥有选择红色药丸的自由——哪怕真相刺痛人心，也不必再为说出它而坐牢。
而这，才是真正的“光复”。
“我们不是在讨论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属于谁。而能不能公开讨论这件事更重要。而公开讨论后会不会因此因言获罪更重要。”
探讨历史真相，在台湾可以，而在中共国不可以。
Taiwan’s “Restoration” and “Fall”: An Eighty-Year Narrative War Over Freedom of Speech
Author: Zhang Zhijun Proofreader: Lin Xiaolong
(Screenshot of a Xinhua News...
三里屯孤勇者 我要为你呐喊
作者：申育龙 编辑：黄吉洲 责任编辑：侯改英 校对：熊辩
关键词建议：申育龙、三里屯勇士、彭立发、四通桥事件、中国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反共、茉莉花行动。
上周我在美国参加了纪念“四通桥勇士”彭立发被中共抓捕三周年的抗议集会。今天，2025年10月25日，北京三里屯又现孤勇者拉起条幅手持扩音器控诉中共邪教，呼吁自由组党，建立自由人性法治新中国。
从六四，四通桥，到四中全会中共这个邪教独裁组织即将走向那一天这白底黑的控诉64天安门毛泽东画像上的墨水，在中共守卫最严密的地方，撕开了中共邪恶政权的遮羞布。 ...
《<新阶级>：共产体制下的新统治集团》
作者：叶长青（大陆学生）编辑：李之洋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吉拉斯出生于黑山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左翼社团，1932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到1940年代，他已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50年代初期被视为铁托的接班人。
1948年，南斯拉夫坚持走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national path），与苏联在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对斯大林的态度等方面彻底分裂。分裂后，吉拉斯依然信仰社会主义，但他逐渐看到体制内部的腐败与僵化：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党内集权、对批评的压制。1953年他出任国家主席，1954年因主张政治自由化而被撤职。1956年，他因公开支持匈牙利事件被捕入狱，期间将《新阶级》手稿秘密送往国外出版，从此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异端与思想先驱。
一、思想起源（Origins）
吉拉斯首先追溯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源。他指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决定论等并非马克思主义独有，而是被共产党人“独占化”为一种“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化当中，将这些哲学原理说成是“唯一科学”以此为政治统治提供正当性。
在实践中，这些理论逐渐被教条化，成为维护制度与权力的工具。
二、革命的性质（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
与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夺取政权，还要重塑社会和经济体系。这使得革命政党不仅成为政治力量，也成为社会治理力量。
革命政党在夺权后，变成同时控制政治与社会的“全能力量”，倾向于集中化、排斥异己、消灭多元，以及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高度融合。革命后的权力结构中往往会剥夺政治多元性、排斥非党派力量，由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三、“新阶级”的形成（The New Class）
这是全书的核心。吉拉斯在这里正式提出“新阶级”（the new class）的概念。他把新阶级理解为：一群占据党政机关的官僚与管理者，他们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实际掌握了资源、分配权、特权，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在他看来，这个新阶级既不同于传统资本家阶级（因为他们不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也不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以“集体政治控制”作为他们的“财产权形式”。
吉拉斯提出：“新阶级”是由党政官僚与管理者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通过掌控国家机器与资源分配，形成一种新的特权阶层。
他分析新阶级如何通过国家结构获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即：控制、支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而这个权力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财产”。
他们不靠私人资本，而是通过“政治控制”取得“所有权形式的权力”。这种权力本身成为他们的“财产”。结果是，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变成“新阶级所有”。还阐明这个阶级如何在资源分配、待遇、社会地位上不断积累特权，并与大众逐渐分离。
四、党—国家体制（The Party State）
吉拉斯揭示共产党如何通过党国合一来维系统治。分析共产党如何通过党组织与国家机器合一来巩固其统治，党与国家的界限被淡化或合并，党控制行政、军队、安全、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仅成附属。
还讨论党的层级制度、干部任命机制、党对行政、意识形态、军事与安全机构的渗透和监督。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党往往成为国家运作的核心，党的决策几乎主导国家机构的全部运作。在这种体制下，表面上的法律、机构、行政分权常常只是形式，真正权力在党内部和党的核心结构中掌握。
五、经济的教条主义（Dogmatism in the Economy）
计划经济在理想上平等，但在实践中僵化、低效。吉拉斯重点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僵化性（dogmatism）。他认为计划经济、国有化和集中化管理容易固化为教条体系。
吉拉斯批评经济决策常常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不顾效率、创新、市场信号、需求关系等。
虽然名义上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控制权掌握在新阶级手中。普通民众缺乏参与与监督权。
社会缺乏反馈机制与创新动力，资源浪费普遍。在这种制度里，经济体制缺乏弹性与反馈机制，资源分配常出现失误、浪费、扭曲。
六、思想的专制（Tyranny over the Mind）
在意识形态领域，共产党实行全面控制。吉拉斯探讨了意识形态、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思想控制的机制。
宣传、教育、媒体、文化都被纳入党的领导。 他指出，在共产制度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异议、批判等都受到严格限制，党通过宣传、教育、媒体、文化机构支配公共思想领域。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批判精神被视为“危险思想”。他分析了“思想工作”（ideological work）如何被制度化为一种权力工具，用来维系统治合法性并削弱异议力量。思想工作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知识分子被监控与驯化。
他还强调，思想控制不仅是宣传灌输，还包括组织、惩戒不合规的思想、监控知识分子等机制。
七、目的与手段（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