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nhu Lu

作者：陈树庆   原告陈树庆诉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关于陈树庆领取养老金资格及核定有效缴费年限的“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经过近四个月的周折，2026年9月2日，终于收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正式书面受理答复。立个案，有多难，不妨回顾如下：  2026年5月12日，原告陈树庆将《起诉书》通过邮局特快专递寄至拱墅区人民法院。邮件查询单显示2026年5月13日上午09:02【单位收发室签收】，后经2026年5月26日上午9时许、6月9日上午9时15分左右、6月25日上午9时许分三次到位于本市香积寺东路109号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询问立案情况，并且于6月9日上午9:30分左右和6月26日下午14:45分左右，分别向行政立案窗口给我的立案监督电话89508823询问立案情况，都是回答我他们没有收到，让我等等。原告陈树庆感觉此种情况很不正常，质疑法院是否也在玩“躺平”，窗口人员就透露说可能案子比较复杂，让我再等有消息会及时通知我。  2026年7月14日上午9:40分许，离提交起诉状都超过两个月了，陈树庆再次到拱墅区人民法院行政立案窗口查询。窗口办事人员先让我等等，约5分钟后出来，她先后叫来两个保安当面删除我手机上他们怀疑我在办理立案时的录音记录，并明确告知我立案窗口严禁录音、录像、拍照。我想在任何严禁录音、录像、拍摄的地方，一旦对现场所发生的事实产生争议，应该是举证责任倒置，让严禁录音、录像、拍摄而自己遍布摄像头的一方负举证责任，所以也任由他们删除我手机上他们认为应该删除的记录，并对着一位正在删除我手机记录、胸前佩戴执法记录仪的保安大声说“里面的录音记录都是客观事实，你们不应该删除，希望不要为赖皮销毁证据”。这位保安笑着说“我们按规定删除，法院不会赖皮的”。待他们删除我手机记录后，窗口办事人员退回法院最初收到的起诉状，要我按照他们提出的要求修改起诉状，说里面不允许出现有关国际公约，不允许有奴役劳动的问题等等。我说“诉状里援引的国际公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不允许奴役劳动是里面具体条款的规定，中国监狱里普遍存在的强迫无偿劳动也是事实，诉状里的任何内容我原告提出来了，如果法院认为不是实情不合法或无理，完全可以判决驳斥与驳回，不让原告提出来，不合理、不公正应该也不合法”。但立案窗口工作人员说：这里是中国法院、这里是行政审判庭，你不同意我们的要求修改，就不立案好了。  为了固定诉讼进程防止法院推脱不予立案，我只好按照立案窗口人员的要求修改了起诉状，7月14日下午14:55左右，我将删减修改后的《行政起诉状》提交给行政起诉窗口，窗口工作人员反复检查后让我在签名、日期上分别签注陈树庆、2026年7月14日，并在日期后写明“修改稿”后，收下诉状。我问她可以立案了吗，他说“要给法官看过再定，好了我会电话通知的”，我说不要又是一拖2个月还没有个立案结果，她说“法律有规定，7个工作日内会给你答复”，我就放心地离开法院。2026年7月22日上午9时10分左右，我再次来到拱墅法院立案窗口询问立案情况，窗口人员要求对《行政起诉状》的案由和诉讼请求进行规范化调整和补正，当天下午我将再次修改补正改后的《行政起诉状》提交给行政立案窗口。又等了十几天没有消息，2026年8月5日9时10分左右，我再次来到拱墅法院行政立案窗口了解立案情况，窗口人员说7月29日已经立案，我索要立案的案号，窗口人员给我手抄了一张小贴纸，上面写着“2026浙0105行诉前调139号，邓法官胡书记员89508971”并告知我等副本送达被告，被告回复是否同意诉前调解后才能正式立案，要到8月底9月初会有该阶段的结果。  2026年9月2日，原告陈树庆收到拱墅法院的邮政特快专递（EMS），书面印有“2026浙0105行诉前调139号”，里面有《司法公正码告知书》1份，本案两被告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向法院提交的本案行政答辩状、证据清单及证据等。至此，陈树庆养老金维权行政起诉，自最初提交行政起诉状后近四个月，总算收到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从程序上及手续上看，仍处于诉前调解阶段，虽然被告已经提交答辩状已经明确拒绝诉前调解让步，由于还没有拿到正式的立案通知及本行政诉讼案的案号，应该说本案仍处在法院已经受理但还没有正式立案状态。  对照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 感慨多多。  本案7月22日修改后法院才接受的《行政起诉状》，删除了最初起诉状中我国政府签署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人权公约之援引，删除了监狱强迫无偿劳动的内容，虽然少了这两项原告主张的有力支持，但考虑到本案到目前的状况，行政行为停留在过错方行政机关不承担责任而让无过错方失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来承担责任的悖理状态，鉴于的原告递交、法院最终接受的《行政起诉状》理由也足够充分有力，我知道每个法院显目处信誓旦旦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标语，势必面临再一次严峻的考验。  7月22日原告修正后提交、法院接受的《行政起诉状》如下 ：  行 政 起 诉 状  原告：陈树庆，男，汉族，1965年9月26日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5558负责人：林轶     职务：局长 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地  址：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9522负责人：陈宇    职务：区长  案 由：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  诉讼请求：一：请求撤销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12月25日对原告做出的《办理事项告知单》；二：请求撤销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  事实与理由：  原告陈树庆于2025年12月25日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原告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  再三交涉中，原告不满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停留在口头上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曾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被告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向原告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书》及《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358号），书面正式确认被告一拒不办理原告退休手续的决定。  原告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适用不当、政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维持被申请人即本案被告一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前述《告知单》。原告不服，现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审理，作出公正的判决。  原告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石，民以吏为师，全社会的诚实守信，政府行为要做表率。本案20多年来，原告、原告家属、原告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原告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被告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被告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被告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属于违规参保缴费”为托词，拒不履行被告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却让缴费人本案原告陈树庆单方面承担所谓“违规”的不利后果，使得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荡然无存。  从被告一提供的《告知书》中可见，其推翻约定、拒不履行对原告社会保险责任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浙人社函358号）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  显而易见，上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包括《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里的规定，是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缴纳社会保险费，立法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里面并没有“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浙人社函358号《复函》，是（此件依申请公开），根据法律未经公布不生效的原则，“依申请公开”不能等同于“公布”，没有对抗不知情相对人的任何效力；《复函》做出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印发日期是2010年10月9日，对原告在2010年9月13日已经结束的第一次服刑四年期间缴费显然没有追溯效果；更何况《复函》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级别和效果，属于无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替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制定的“比赛规则”，里面所指的“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明显属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99 条将典型的关于行政主体“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之“第二，减损权利（本案：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而该《复函》加以禁止）或增加义务（结合现行政策，该《复函》的本案结果：要原告60岁后另行增加每年连续社保缴费义务直到5年后允许补足15年，才能享有早就该有的退休资格）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复函》也不能作为政府自己违约的依据。所谓“法无德不立”，一个良法的原理，比如最高法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的《解释》第99条，不仅公布于形式，更应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原告在与被告一的工作人员交涉时，有工作人员解释说“你坐牢期间，无法成为前述《劳动法》等法律条款中规定的缴费企业的真实劳动者，你的职工养老保险只是虚拟的代缴形式，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当时原告申辩说“社保代缴，法律至今没有明令禁止，是社会保险开始统筹以来一直默认并在实践中广泛实行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包括你们人社部门在内的机关事业单位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并没有在劳务派遣单位真实上班，但由劳务派遣单位代发报酬代缴社保，你们不能对人对己双重标准”，他们回答说“劳务派遣是有法可依的”。原告事后进一步了解了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历史与现状后发现，这是试图以“合法”的形式实际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掩盖编制内外实际上的双轨制所造成的身份性职业歧视，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同工同酬”要求的行径。说其超越法律授权的用人范围，因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企业（以下称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适用本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使用被派遣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列入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而且，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纠错、改进措施中明令禁止，例如：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 “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原告认为，被告一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于原告的社会保险权利以“法未包含”即“违规”来“法无禁止而禁止”，对于自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法无授权”却滥用。被告一的这种做法，不仅公然违背了法治社会“公民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成为又一个类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案例。  申请人认为自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享受退休的资格与待遇，除了前述实际已缴费的年限及对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外，没有任一现行法律的条款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参与社会保险（包括社保缴费）。而在对申请人的两次判刑的判决书中，判决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判决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当然包括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  综上，鉴于原告实际社保缴费24年4个月已经超过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15年，鉴于无论第一被告出具的《告知书》、《告知单》还是第二被告做出的《复议决定书》中都无视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及其机关在行政中不可忽视的下述事实及其法律效果：  （一）原告人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在本案原告办理退休资格确认时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前《浙人社函358号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从未公开，不能作为政府违约赖账对抗不知情相对人，从而严重损害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障原则；  （二）在法律适用“范围”的解释与应用时，被告对己对人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人员招收和使用，“法律未包含”而公然且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严重侵犯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却对原告社保权利以“法律未包含”即所谓的“违规”予以排除，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径，有违于法治社会“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民众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要求；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   对于上述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出的三点理由，两被告在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中如果是不能回答（认可或依法反驳），说明本案被告的行政失信行为经不起认真的依法推敲；如果是不屑回答，涉嫌权力肆无忌惮的傲慢，为建设法治社会、建立法治政府之大忌，更加应该加以制止和防范。  至此，原告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审判此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撤销被告一于2025年12月25日对原告做出的《办理事项告知单》及被告二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促使被告一及时办理原告的退休资格并履行对原告按照缴费24年4个月年限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  此致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陈树庆          2026年 7 月 22 日（修改稿）  附： 一、本诉状副本2份；二、原告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包含正反两面1份；三、《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复印件1份；四、《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影印件1份；五、盖“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复印件1份；六、《浙人社函358号》影印件1份；七、《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67号复印件1份。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沈美花 Chen Shuqing Receives Written Response Nearly...

——从一个普通人的社会感受，到义无反顾走上民主之路  记者：贾嘉   沈美花    访谈人物：陈树庆访谈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人物简介：陈树庆，中国民主运动著名人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副主席，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与公民权利问题。  陈树庆出生于普通家庭，早年从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平、普通民众处境以及公共权力运行的观察，逐渐形成对民主、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思考。1989年“六·四”事件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道路。  此后，陈树庆参与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并从事民主、人权理念的传播与相关刊物工作。因参与和推动民主运动，他曾多次遭遇政治打压和监禁，并经历了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生活。  在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监禁生活中，陈树庆始终坚持自己的民主理念。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依靠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或某一种单一力量完成，而需要海内外不同群体长期共同努力。  如今，陈树庆依然关注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他同时也呼吁海外民运人士和年轻一代：在坚持理想、关注中国社会的同时，首先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家庭和健康，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与人权事业。  当谈及自己为何能够长期坚持时，他用一句简单而坚定的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  “我是个战士。I’m a fighter。”  【采访导语】  视频采访开始时，镜头中的陈树庆老师精神状态良好。  谈起现在的生活，他显得平静而乐观：  “现在生活状态还可以，身体也好。有时候只要有空，就抓紧时间锻炼身体。”  很难想象，这位如今谈笑从容的人，曾因追求民主与自由而多次遭遇政治迫害，并在监狱中度过漫长岁月。  从普通家庭走出来，到逐渐形成民主思想；从相信社会可以在现有体制下逐步改善，到最终认识到民主必须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决定——陈树庆的人生轨迹，是一代中国民主人士思想成长和现实选择的一个缩影。  而这一切，并非始于某一个瞬间。  “民主思想不是哪一件事情突然改变的，而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一、民主思想并非突然形成，而是在生活中逐渐积累  贾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民主思想的？有没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改变了您的人生？  陈树庆说，他对民主、自由以及社会公平的认识，并不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个思想是慢慢积累起来的，一点一滴地进步、积累起来。不是哪一件事情突然完全改变了我。当然，也有几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他说，自己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从小就能够感受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平。  “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社会上的很多不公平、不公正，也能看到老百姓的苦难，还有一些官僚主义、打官腔等现象。”  这些生活中的观察，让他从很早开始便产生了一种朴素的愿望。  “发自内心地希望中国、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公平，希望老百姓能够真正享受到民主。”  但是，在早期，这种想法还并不明确，也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政治理念。  二、“六·四”让他重新认识共产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在陈树庆看来，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自己思想成长过程中影响极为深刻的一件事情。  在此之前，他并非完全否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以前甚至认为，自由、民主这些思想，和共产党表面上的宣传也是一致的。我们也曾经认为，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改善党的领导，中国也能够逐渐走向民主。”  然而，“六·四”事件改变了他的看法。  “八九年以后，我开始看清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可以把这个政权当成自己的私产。”  这种认识，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我以前认为，也许可以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领导下逐渐实现民主。但后来，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  陈树庆逐渐形成了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念：  “如果中国要真正实现民主，绝对不能依靠某一个集团，包括执政党。应该是全体人民都拥有真正的、不可剥夺的、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权。”  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三、知道道路艰难，但仍然决定“尽力而为”  当然，思想上的觉醒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道路会变得轻松。  陈树庆非常清楚，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推动民主化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共产党从建政以来，一直垄断着全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资源。我们要真正实现民主，当然知道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  但是，他认为，困难并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  “既然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不管有多少困难，就看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尽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也成为他此后人生选择的真实写照。  四、从提供帮助到亲自站出来  谈到2006年前后的经历，陈树庆回忆起当时与一些民主人士共同活动的过程。  那时，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相识，并开始接触中国民主党相关活动。  最初，陈树庆并没有计划成为主要的组织者。  “那时候我的生意还比较好。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都是一些积极、有理想的人，我也愿意尽一些绵薄之力。”  然而，随着当局不断打压，许多参与者相继被抓捕、判刑，原本参与相关活动的人越来越少。  “后来共产党一步一步地进行打压。朱虞夫等很多朋友都被抓进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更多地站到前面。  陈树庆说，当时其他朋友并不需要他的金钱或者其他物质支持。  “他们需要的不是我的钱，也不是其他东西，只是需要我这个人出来做工作。”  于是，他开始参与《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 然而，很快便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五、第一次被关押4个多月  由于参与编辑民主党党刊《在野党》，陈树庆遭到警方调查。  当局要求他交代刊物的印刷地点以及稿件来源。  对此，他明确拒绝。  weie “他们问我在哪里印刷，稿源是哪里来的。我拒绝回答。”  陈树庆认为，如果民主人士向警方提供其他参与者的信息，就等于帮助当局继续进行打压。  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达自己的态度：  “我说，这就像带着日本鬼子去扫荡一样。作为民主党人，怎么能带着警察去印刷的地方，或者告诉他们其他人的情况？”  由于拒绝配合调查，他被关押了4个多月。  最终，当局要求他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继续编辑出版《在野党》杂志。  陈树庆表示，当时刊物已经遭到破坏，即使自己想继续，也很难恢复原来的工作。  因此，在经历4个多月的关押之后，他获得释放。  但是，这次经历并没有让他放弃。  恰恰相反，它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未来可能面对什么。  六、明知可能坐牢，为什么仍然坚持？  在第一次遭遇关押之后，陈树庆已经非常清楚，继续走下去意味着什么。  “我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已经被判刑了。我知道，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受到政治迫害，甚至坐牢。”  但是，他认为，追求民主与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从横向来看世界各国，从纵向来看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实现民主、走向进步的过程中，不需要有人付出代价。”  在陈树庆看来，历史上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有人承担风险，甚至付出生命。  他提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  “比如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身边的那些革命者，很多人明明知道可能会失败，也知道可能会失去生命，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  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付出有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  “我只是愿意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同胞能够拥有基本的人权做一点事情。如果因此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我认为也是理所应当的。”  面对记者流露的敬佩之情，陈树庆反而显得十分谦逊。  “我们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太多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多人付出的牺牲比我更大，做的工作也比我更多。”  也许正是这种朴素的信念，让一个原本拥有稳定生活的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而这条道路，也最终将他带入两次，总共长达十四年六个月的牢狱岁月。 面对着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陈树庆这样的浙江勇士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选择的不是自保，不是激流勇退，而是坦然承受十几年的牢狱之灾，通过访谈记者深深被这些勇士们所感动。   下篇预告：  《陈树庆：你可以关押我的身体，但无法改造我的信念》  十四年六个月的监狱生活，他经历了什么？  面对监狱所谓的“思想改造”，他为什么说：“如果是对的东西，不用你们改造，我自己会改；如果是错的东西，把我打死也不会改变。”  在漫长的铁窗岁月中，是什么支撑着他坚持下来？  下篇将继续讲述陈树庆的故事，以及一位民主人士如何在漫长岁月中坚守自己的信念。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沈美花 Chen Shuqing: Democracy Is Not a Belief That Arrives Suddenly, but a Choice...

艺术不应成为罪名 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吕小静   2026年8月30日，民主人士在圣何塞市政厅前举行“声援高兟，还原历史真相”活动并合影（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圣何塞报导】 2026年8月30日下午，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党圣何塞分部组织的“声援高兟，还原历史真相”活动在美国加州圣何塞市政厅广场举行。来自旧金山湾区的民主、人权人士及民众到场声援日前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中国艺术家高兟，呼吁立即释放高兟，停止因艺术与思想表达进行打压，并保障艺术创作、言论表达以及公众反思历史的基本权利。  活动现场，“看清的人进了监狱，愚昧的人还在膜拜”“毛泽东遗臭万年”等大型展板格外醒目。“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历史字样与高兟的艺术作品共同构成现场强烈的视觉冲击。 与会者表示，高兟案件所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一名艺术家的个人命运：当一件雕塑可以成为一个人失去自由的理由，当历史人物只能被歌颂而不能被批评，一个社会是否还有真正的艺术自由？人民又是否拥有重新审视历史、保存记忆和追问真相的权利？  高兟1956年出生于山东济南，与胞弟高强长期以“高氏兄弟”之名从事绘画、雕塑、装置、摄影及行为艺术创作。多年来，两人的作品不断触及中国政治、历史与社会议题，其中《枪决基督》《毛小姐系列》以及表现毛泽东下跪忏悔的作品尤其受到外界关注。  据活动组织方介绍，高兟2024年8月回国探亲期间，被河北三河警方从燕郊工作室带走。2026年3月30日，其案件在三河市法院闭门审理；同年8月25日，高兟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从一件艺术作品，到三年牢狱之灾，这一判决也成为当天集会不断被追问的焦点。  与会者认为，人们当然可以不喜欢高兟的作品，可以反驳他的观点，甚至可以公开批评他的艺术表达；然而，一个社会如果用刑罚回答艺术，用监狱回应批评，那么被禁锢的便不仅是一名艺术家，而是整个社会自由思考历史的空间。 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北加州主席李海风担任当天活动主持人。活动开始后，他向现场民众介绍此次集会的主题、高兟案件以及声援行动的主要诉求。  李海风表示，高兟今年8月25日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其遭遇与包括“毛泽东下跪”在内的政治艺术创作有关。他认为，一个艺术家仅仅因为通过雕塑表达对历史人物和政治的看法，就要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令人愤怒。  他强调，艺术不应该只有歌颂，历史也不应该只剩下一种被允许的声音。  李海风呼吁立即释放高兟，停止对艺术创作者的打压，让艺术家能够自由表达，同时要求解除对高兟家人的出境限制。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主席胡丕政表示，高兟案件所触及的早已不只是一件雕塑，而是一个社会究竟能否容纳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表达。  他说，一件艺术作品可以令人喜欢，也可以令人反感；可以被赞美，也可以遭到批评。但是，一个艺术家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作品和思想表达而失去自由。  “如果连历史人物都不能被评论，连艺术创作都要划定禁区，那么艺术还剩下什么？言论自由又在哪里？”  胡丕政表示，艺术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允许人们反思历史、质疑权力、表达不同观点。他强调：“作品可以被封存，但思想不能被判刑；历史更不能靠监狱来改写。”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秘书长郑云表示，当天人们为高兟发声，不仅是在声援一个人，更是在捍卫每个人了解历史、追问历史和表达思想的权利。  她认为，一个社会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决定着这个社会如何走向未来。当有人因为重新审视历史、表达不同观点而付出自由的代价，人们更应该追问：为什么真相会令人恐惧？为什么保存记忆、追问历史，会成为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 郑云表示，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历史，不应该害怕人民追问；一个真正有尊严的社会，也不应该害怕不同的声音。  她强调：“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 中国民主党圣何塞支部主任罗凤文表示，高兟因为多年前的艺术创作以及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如今付出三年自由的代价，这让人不得不追问：  “如果一个社会连历史都不能反思，连艺术都不能表达，连曾经发生过的苦难都不能讨论，那么我们又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发生？” 罗凤文表示，艺术的意义不仅在于审美，更在于记录时代、保存记忆和追问历史。当一个社会开始害怕艺术家的作品，真正受到限制的就不只是一尊雕塑，而是人们思考、表达以及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  发言最后，她高呼：“释放高兟！捍卫艺术自由！还原历史真相！”   民主党党员何冬玲在发言中表示，当天人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了声援高兟，更是为了拒绝历史被遗忘和遮蔽。  她特别提到现场“看清的人进了监狱，愚昧的人还在膜拜”的展板，并谈及“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等历史创伤。  何冬玲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灾难，更是灾难之后对记忆的淡化、遮蔽甚至重新塑造。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反思苦难的能力，也就失去了避免悲剧重演的重要防线。  她表示，当高兟用艺术重新叩问历史时，艺术已经不只是一件作品，而成为保存记忆、唤醒思考的一种力量。  何冬玲激动地表示：“他们可以囚禁一个艺术家的身体，却囚禁不了人们对历史的追问；可以试图让一个声音消失，却无法让已经觉醒的思想重新沉睡。” 活动现场，民主党党员周小俊表示，高兟因艺术作品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这不仅是一名艺术家的遭遇，更触及每个人是否拥有自由表达和反思历史的权利。 周小俊指出，人们可以赞同一件作品，也可以批评甚至反对它，但不能因为艺术家表达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把他送进监狱。历史人物应该接受后人的评价，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也应该允许公众研究、讨论和反思。 他现场追问：“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害怕暴力，还是害怕一尊雕塑？如果连一尊雕塑都容不下，那么真正脆弱的究竟是谁？” 周小俊最后呼吁立即释放高兟，并强调：“艺术不是犯罪，思想不是犯罪，批评历史人物更不应该成为犯罪！捍卫言论自由！捍卫艺术自由！” 活动期间，姚荣涛、刘静涛、杨宇新、盛虎等人也先后在现场发言，从历史反思、艺术自由、言论权利以及中国现实等不同角度表达对高兟的声援。   名发言者认为，高兟案件之所以值得持续关注，不只是因为一名艺术家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更因为案件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艺术触碰权力，当作品挑战被规定的历史叙事，一个社会究竟选择用公开讨论回应，还是用刑罚让不同声音消失？ 随着一名又一名参与者走到麦克风前，高兟的名字在圣何塞市政厅广场被一次次喊出。  与会者表示，历史人物属于历史，也应该接受后人的评价。无论通过文字、绘画、雕塑还是其它艺术形式，人们都应该拥有讨论历史、批评历史人物以及表达不同观点的权利。  如果今天一尊雕塑可以成为一个人失去自由的理由，那么明天可能是一幅画、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只是一句话。 因此，他们认为，为高兟发声，不仅是在要求释放一名艺术家，更是在捍卫每个人保存记忆、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空间。 活动最后，现场再次响起： “释放高兟！” “捍卫言论自由！” “捍卫艺术自由！” “还原历史真相！”  呼喊声回荡在圣何塞市政厅广场。 对于当天的参与者而言，高兟的一尊雕塑所引发的，已经不只是一场关于艺术的争论，而成为对历史、记忆、权力与自由的再次追问。  一个艺术家可以被关进高墙，但一件已经诞生的作品无法被判刑；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暂时被压低，但一个民族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不会因此停止。  艺术不应成为罪名，思想不应成为囚笼。只有敢于面对历史，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发生。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沈美花 San Francisco Bay...

作者：张兴贵 在当前省市县三级财政捉襟见肘、压力层层倒灌的普遍症候中，一个正在全国蔓延、却被官方宏观叙事严密遮蔽的根本性危机正浮出水面：市县级的官场，正在经历一场“能吏断层”。 当选拔的闸门被对“绝对政治安全”与“零风险廉洁”的偏执所统治，那些真正带着烟火气、在泥潭里翻滚过、懂得如何跟三教九流乃至各路利益集团博弈的实干家，被大面积地卡在了晋升通道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从机关大院里精挑细选、档案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却对人间烟火一无所知的“安全派”。这套看似万无一失、能确保政令如臂使指的人事逻辑，最终在广袤大地上酿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治理灾难。当这群既没有地方生存智慧、又缺乏权力穿透力的“白纸干部”坐上地市主官的位置，他们所引发的后果，远比庸政懒政更加可怕——他们用绝对的忠诚与机械的执行，亲手拆解了地方社会的缓冲垫，将整个体制推向了刚性断裂的边缘。 一、当能吏被当成“带病者”系统性清洗 要认清这群下派主官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必须首先解剖他们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在长达数年的高压巡视、审计倒查与终身追责风暴中，官僚体系对“清廉”和“合规”的定义已经异化为一种极端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真正的基层政治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吟诗作赋，而是一场长期的、充满利益拉扯与灰色妥协的泥潭博弈。一个敢担当、能摆平烂尾项目的市长或县委书记，在面对复杂的征地拆迁、密集的企业债务清剿、跨部门的利益撕扯时，如果死守着办公室里的教条，必然一事无成。 因此，真正有手腕、能干成事的实干官员，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多多少少都会在程序上留下“瑕疵”，在人际上沾染“江湖气”，在资金调配上进行过“变通”。这些东西在以往叫“魄力”和“权变”，但在如今的“合规风暴”中，全部变成了随时可以致命的原罪。 组织部门拿着放大镜在基层一筛，发现满眼望去全是不符合绝对洁癖标准的“带病者”。为了绝对不出事、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不被牵连，考察的天平最终彻底倾斜：宁要平庸的干净，不要能干的瑕疵。 那些常年坐在上级机关办公室里、写得一手漂亮汇报材料、从未在基层直面过老百姓唾沫星子和暴动威胁的“官场白纸”，因为履历清白、毫无破绽，成了地市主官的最佳人选。他们像实验室里培养出的无菌小白鼠，被空降到充满病毒与复杂菌落的地方社会。 二、绝对执行与因地制宜的彻底断裂 这群“白纸干部”上任之初，通常带着极高的政治站位和宏大的公文辞令。他们对上级指示的理解不是一种带有地方智慧的统筹，而是一种宗教般的原教旨主义盲从。 灾难的根源，恰恰就藏在她最大的优势里——他们太会执行上级的命令了，但他们对地方的死活一无所知，也毫无因地制宜的调整能力。在中国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版图上，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往往具有宏观的指导性、原则性，甚至是带有某种政策实验性质的探索。不同地域的经济结构、地理禀赋、人文习俗、财政状况千差万别。一个在华北平原适用的政策，到了江南水乡可能就是南辕北辙；一个在一线城市能顺畅推行的指标，到了中西部资源枯竭型地市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过去的成熟主官，会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对地方底细的摸底，在“上级的精神”与“民间的死活”之间走钢丝：表面上红头文件照转，底下结合实际悄悄网开一面，给企业留一口气，给老百姓留一条生路。这种带有弹性的变通，是维系庞大国家机器在广袤地域中不散架的最核心润滑剂。 但“白纸干部”没有这个智慧，更没有这个胆量。 因为他们不懂地方，他们唯一的安全感来自于上级的红头文件。面对千差万别的地方现实，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分辨哪些指标是上面为了倒逼改革而故意设定的高压线，哪些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任务。在他们的世界里，文件就是圣旨，字面就是真理。 于是，中国基层治理最令人窒息的一幕上演了：当他们手握重权却又心虚无比时，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的忠诚，为了绝对规避任何可能的政治风险，他们将上级的政策执行到了“无死角、零缓冲、绝对刚性”的极致。 三、空降主官引发的四大地方溃败 当这群既无手腕又无敬畏、只会机械传达的空降主官全面掌控地市后，地方社会的生态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具体体现在四个维度的全面溃败： 1.经济韧性的窒息：一刀切成风，百业俱寂 在面对环保、安全生产、化债、招商引资等硬指标时，“白纸主官”们交出的答卷永远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 环保督察来了，他们不敢去甄别哪些企业是利税大户但做了深度治理，哪些是真正的污染顽疾。为了绝对安全，直接一声令下：全行业停产整顿，全域封杀。财政化债压力大时，他们不去优化营商环境、涵养税源，而是采取最原始的勒索式清缴、倒查三十年，把当地本就脆弱的民营企业逼得连夜外逃。地方经济原本需要靠无数灵活的小微企业、灰色地带的民间资本来维持血液循环，但在这种“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机械执行中，整个地市的商业生机被生生勒死。 2.社会缓冲带的消解：官民矛盾的急剧激化 基层治理的本质是利益的平衡与矛盾的缓冲。过去，基层干部遇到群体性事件或民间纠纷，懂得用乡规民约、人情世故、利益置换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而“白纸主官”由于对底层社情民意缺乏起码的体恤与直觉，面对老百姓的诉求，他们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上级思维”与“维稳机器的刚性压制”。拆迁遇到钉子户，他们不懂得去算老百姓的账本和利益平衡点，只会调动行政甚至公权力进行硬碰硬的强拆。群众上访，他们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把数据压下去、把帽子戴稳当，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种将复杂的社会利益摩擦冷冰冰地转化为敌我矛盾的治理方式，彻底切断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纽带，让地方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与无力感。 3.官僚体系的全面躺平与内卷 主官的无能与教条，对整个地市官僚体系产生了一种极其恶劣的逆向淘汰效应。当底下的技术官僚和中层干部发现，新来的领导既不懂业务，又听不进真话，满脑子只有形式主义的汇报、表格和绝对对齐的政治口号时，所有人的生存策略瞬间发生了转变：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 既然真正的创新、因地制宜的变通极易因为程序瑕疵而被新领导当成把柄或者因政绩翻车，而机械照抄、弄虚作假、把文件当成挡箭牌却能稳稳保住乌纱帽，那么整个官场的聪明才智便彻底从“如何把事情办好”转向了“如何把痕迹做足”。公文越写越长，会议越开越大，表格越填越细，但没有一个人敢真正拍板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整个地市的行政机器陷入了空转、内耗与集体装模作样的死寂中。 4.应对突发危机时的系统性脆断 平庸与机械的最大代价，往往在黑天鹅事件降临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当遭遇特大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系统性金融风险时，那些依靠宏观文件和官僚惯性运转的“白纸干部”瞬间暴露出致命的无能。他们既没有在长期摸爬滚打中练就的临机决断之勇，也没有在底层建立起来的动员网。他们不敢承担任何超越文件授权的责任，只会一层层向上请示、等待批示、错失黄金救援或化解窗口期。平时看起来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行政体系，在真正的危机面前，由于缺乏弹性和地方毛细血管的支撑，往往会发生瞬间的系统性脆断。 这场由干部选拔机制异化而带来的地市治理坍塌，构成了一个当代政治学上最无情的讽刺：为了追求绝对的政治安全与纪律纯洁，系统性地排斥了所有具备实际治理能力的“带瑕疵能吏”，换来了一群绝对干净、绝对听话的“白纸主官”；而正是这群绝对听话、只会机械执行的白纸，用他们对现实的无知和对因地制宜的扼杀，将地方社会和经济逼入了最大的系统性不安全之中。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A Dearth of Capable Officials and Able Bureaucrats Author: Zhang Xinggui Amid the widespread symptoms...

作者：唐鑫   时间： 2026年8月8日地点： 加利福尼亚州耶莫·自由雕塑公园（37570 Yermo Rd, Yermo, CA）参会团体： 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等【导读】2026年8月8日，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气温飙升至摄氏四十度以上，滚滚热浪将地表烤得发烫。这一天，正是被誉为“中国良心”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整整九周年的日子。 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地委发起的“第802次茉莉花行动”号召下，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阵等多个民主团体的成员，与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女士、“六四”幸存者及民阵主席方政先生，以及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各界人士约50余人（其中包括多位同情中国民主事业的美国朋友），不约而同地驱车奔赴荒漠，在高智晟雕塑《仰望星空》前共同声援抗议。 一、 驱车赴荒漠：多方力量汇聚《仰望星空》前。8月8日中午，作为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及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的一员，我驱车两个多小时，沿着15号州际公路穿越无垠的莫哈维沙漠，赶赴位于耶莫（Yermo）的自由雕塑公园。 一下车，热浪便如重拳般袭来。然而荒漠中的气氛却无比肃穆而坚定。公园内耸立着巨大的“64”数字纪念碑、重型坦克雕塑与天安门城楼模型。而在公园的一角，便是由著名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创作的纪念雕塑《仰望星空——高智晟》。 这座大型雕塑呈塔形结构，塔基由粗粝的石块砌成，中层正面雕刻着高智晟的著作以及手持利剑与天平的正义女神，两侧浮雕呈现着与高智晟维权经历相关的受害者群体；雕塑顶端，则是高智晟仰头凝望天空的巨型头像。 高智晟律师的妻子耿和女士，以及身处轮椅依然远道而来、坚守荒漠现场的方政先生均来到了雕塑前。对于现场的旁观者而言，这是一座感人至深的纪念碑；对于耿和来说，眼前的雕塑所呈现的是她九年无法相见的丈夫；而对于方政先生及现场同仁而言，这更是一份跨越年代、共同抗击强权的坚定誓言。 二、 酷暑下的对话：保留火种与等待历史转折。按照原定计划，纪念活动本应于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然而，盛夏沙漠的酷热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下午三四点正值一天中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刻，阳光直射下，现场准备的音响设备、摄像器材以及多部手机因严重过热而相继保护性自动关机，移动网络信号也一度中断。 面对突如其来的设备故障与四十多度的高温考验，现场近50名参与者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组织者与各方代表现场协商，决定将正式集会推迟至傍晚7点——待太阳西落、气温回落后再行举行。 在等待的三个多小时里，大家围坐在简陋的遮阳棚下分享矿泉水与冷饮，切磋交流。期间，我也与方政先生进行了一番深入对话。我问方政先生：“为什么现在在公众视野里，几乎只有您一位‘六四’伤残人士坚持站出来发声？”方政先生坦诚而沉重地表示，这正是当前民主运动所面临的真实困境——他所认识的许多‘六四’伤残者，出于各种压力与现实考量，如今都不再愿意站出来。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核心就是‘保持火种’，”方政先生深刻地指出，“现在外界对于形势有时过于乐观了。只有等到中共体制内的人士主动来找我们合作的时候，才是这个政权真正有可能垮台的历史转折点。虽然现在国内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向民主力量靠拢的趋势，但这种积累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无论环境多恶劣，都要把这团火种保留下去。” 这段在沙漠酷暑中的对话，字字千钧，让在场的同仁们对当前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战略定力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三、 晚霞中的歌声：高唱《深渊中的守望者》，咆哮拒绝遗忘。傍晚7点，随着夕阳沉入沙漠远山之后，地表温度渐退，晚霞染红了半边天，摄像与音响设备也恢复了运作。第802次茉莉花行动在微风中正式拉开序幕。 集会现场，众人聚集在雕塑下，共同唱响了专门为高智晟律师创作的歌曲《深渊中的守望者》。耿和女士与方政先生站在雕塑前，与大家一道高唱。歌声回荡在广袤寂静的南加州荒漠之中，将现场的情感推向了最高潮：Plaintext 《深渊中的守望者》（现场合唱全文） 一盏微光，穿透黑暗冷墙后的呼喊，在回荡绝望中，他信念如钢守护正义，是心中辉煌铁窗锁不住灵魂的飞翔烈火淬炼初心的刚强沉默中，他的呐喊滚烫穿越岁月，写下正义篇章深渊无尽，他站成山岗孤寂中燃烧的希望信念如火，驱散寒霜为真理他捍卫信仰即使孤身，亦如明灯点燃黑夜，点燃黎明晨光为真理用生命回响 在歌声与呐喊声中，各方代表向中共当局提出了三项明确且强烈的核心诉求：第一，立刻放人！ 立即交代高智晟下落，无条件恢复其人身自由。第二，停止迫害！ 停止对维权律师与良心犯的非法抓捕与强迫失踪。第三，捍卫人权！ 彻底终结“黑监狱”等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四、 结语：只要还有人在追问，高智晟就不会被遗忘。九年的时间，整整3280多个日夜。九年足以让无数热点新闻淡出公众视野，也足以让一个名字被新的历史事件所覆盖。然而对于当天驱车来到自由雕塑公园的近50名同道而言，纪念本身就是一种最坚韧的抗争——一种拒绝遗忘的姿态。 高智晟律师当年以一己之力为弱势群体和受迫害者发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他失去自由之后，海外的家人、朋友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便成为了他的声音。 当天的纪念集会结束后，夜幕降临，人群终将散去，荒漠也重新归于寂静。然而，那座高达数米的《仰望星空》依然矗立在沙漠之中，雕塑中的高智晟依旧抬头望向天空。正如方政先生所言，只要火种不灭，只要还有人公开呼唤与追问，高智晟就不会被遗忘。那个持续了九年的声音，依然在莫哈维沙漠与千千万万追求自由的人心中回响：“高智晟，你在哪里？！”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沈美花 A Record of the "802nd Jasmine Action" at Liberty Sculpture Park,...

高智晟在哪里? 立即释放高智晟 2026年8月13日，各界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高智晟被强迫失踪九周年抗议活动。（本文照片由关永杰提供） 作者：吕小静 【旧金山讯】2026年8月13日下午，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前再次响起要求公布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呼声。 当天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再次被强迫失踪九周年。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发起抗议活动，高智晟妻子耿和，以及多名民运人士、人权律师、法轮功学员和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来到现场，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公布高智晟的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停止对高智晟及其家人的迫害，并立即恢复其人身自由。 九年过去 “这件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本次活动策划及主持人李小林在开场时表示，2017年8月13日之后，高智晟再次被强迫失踪。九年过去，他的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外界也无法获知他的真实处境和身体状况。 “九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太漫长，对于一个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李小林表示，大家当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纪念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而是因为这件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他代表现场人士再次向中共当局追问：“高智晟在哪里？”并要求公布其真实下落和身体状况、恢复其人身自由、停止对其本人及家人的迫害与株连。 “九年了，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高智晟妻子耿和在活动现场发言 耿和：让歌声穿透黑夜和高墙 高智晟妻子耿和在现场表示，当天是丈夫被强迫失踪九周年。她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放下工作和生活来到现场，也感谢多年来始终没有忘记高智晟的人们。同时也感谢旧金山的同道伙伴创作并演唱《深渊的守望者》。耿和表示，这首歌献给高智晟，也献给所有依然身处黑暗，却仍仰望自由、坚持为真理和人权发声的人。 耿和已将这首歌公开发布在推特。她希望，这首歌能够“穿透黑夜和高墙，让真相被看见，让希望永不熄灭”。 九年的意义，远不只是一个时间数字。对于高智晟的家人而言，它意味着一个妻子九年来不知道丈夫身在何处，也意味着一个家庭始终等待着最基本的答案：他在哪里？是否平安？什么时候能够回家？ 照片中右侧手持话筒发言者为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 方政：中共害怕的是高智晟所代表的勇气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表示，旧金山中共领事馆是中共政权在海外的一个象征，大家当天来到这里，就是要在高智晟失踪九周年之际，向中共当局“要一个真相”。 方政认为，中共之所以惧怕高智晟，是因为高智晟所展现的勇气、坚持和抗争精神能够鼓舞更多中国民众。当越来越多的人摆脱恐惧、开始觉醒并勇敢发声时，专制统治赖以维系的恐惧也会被打破。 “高智晟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方政表示，他们将继续与耿和一起追问高智晟的下落，并呼吁全世界更多有良知的人共同关注，希望高智晟早日获得自由，与家人团圆。 陈闯创：他的坚持与信仰分不开 人权律师陈闯创表示，他当天主要想谈两个问题：中共为什么长期打压高智晟，以及在人们等待高智晟获得自由的过程中还能够做些什么。 陈闯创认为，高智晟二十多年来的坚持与其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他曾为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遭受迫害的人发声。即使经历酷刑、长期与家人分离，家人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仍然没有选择沉默。 陈闯创提到，高智晟2014年出狱后虽然表面获得自由，却仍受到严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写作，并完成《2017年，起来中国》。陈闯创认为，正因为高智晟没有停止思考和发声，中共害怕他的思想、信仰和勇气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呼吁，在高智晟真正获得自由之前，人们仍可以写公开信、刊登广告、阅读和推广《2017年，起来中国》，让更多人知道高智晟的名字和遭遇，并继续为那些仍身处黑暗、失去自由的人发声。 现场多名参与者也分别表达了对高智晟及其家人的支持。 中国民主党党员刘静涛表示，高智晟曾为蒙冤者伸张正义，为受迫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却因此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沉重代价，他的家人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尤其妻子耿和九年来也从未停止寻找丈夫和为他发声。他呼吁中共当局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良心人士，让高智晟早日回家！ 周君红律师表示，作为一名同样遭受过中共迫害的律师，她对高智晟家人九年来所经历的等待和煎熬感同身受。 她特别向高智晟家人表示：“你们不是一个人在等待。”大家会继续记住高智晟、继续为他发声，直到真相大白。 旧金山党部副秘书长任梦醒则向中共当局提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如果高智晟有罪，就应依法公开审判，让事实接受公众检验；如果他没有罪，就应该立即释放他，让他恢复自由。她强调，高智晟已经失踪九年，当局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必须对他的下落和处境作出明确交代。 民主党党员李树青在现场表示，高智晟律师被强迫失踪已经九年，外界至今没有得到关于其下落的明确消息，因此必须继续追问真相。 他表示，高智晟长期为普通百姓维权，为维护民众的权利和尊严付出了自己的自由和人身安全。他批评中共当局打压维权人士、漠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要求当局立即公布高智晟的真实下落，给家属和公众一个明确交代，让高智晟重新获得自由。 李树青强调，只要高智晟一天没有消息，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追问，将继续要求中共当局为高智晟遭受的迫害承担责任。他最后表达了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强烈诉求。 旧金山党部Fremont支部副主任吕小静则表示，我们应该学习高智晟敢于发声的勇气，这是中共最惧怕的，她说：高律师，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你身后有千千万万个支持你的人，我们和你在一起。吕小静同时呼吁关注高智晟的下落，继续抗议和发声，直到高智晟恢复自由、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