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He

作者：华言 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一、宣传作为权力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体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其革命历史与意识形态需求。中共成立于1921年，早期作为一支弱小的革命力量，宣传成为其动员群众、凝聚力量的核心工具。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宣传以“唤醒民众”为目标，通过口号、标语、戏剧和歌曲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与民族救亡的诉求结合，成功塑造了“工农联盟”与“民族英雄”的形象。然而，这种看似“启发民智”的宣传，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通过简化复杂的政治理念，制造对立情绪，动员群众支持革命。 早期宣传的“动员”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灌输，而非双向沟通。中共通过控制信息传播，筛选有利于自身合法性的叙事，压制异见声音。1920年代的“反帝反封建”宣传，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罪恶，忽略了社会变革的多维性。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凝聚了革命力量，但也埋下了思想单一化的种子，为日后宣传体系的高度集中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宣传从革命工具转变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机制。中共将宣传定义为“党的生命线”，通过中央宣传部等机构，将意识形态灌输嵌入国家机器的每个角落。宣传不再仅仅是动员工具，而是成为维护政权合法性、塑造社会共识的权力杠杆。这种转变标志着宣传从“启发”走向“控制”，其目标从动员群众转向统一思想，压制多元意见。 中共宣传学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宣传观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认为宣传应教育无产阶级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马克思设想的宣传是启发性的，旨在通过理性讨论唤醒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灌输。列宁主义对宣传的改造强调党作为“先锋队”必须通过宣传引导群众，赋予宣传强烈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共在继承列宁主义宣传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本土化，融入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教化”理念。儒家传统强调“以德治国”，通过道德教化塑造社会秩序，中共则将这一理念转化为“以意识形态治国”，通过宣传灌输党的价值观。 从理论上讲，宣传作为一种沟通形式，应当以事实为基础，通过理性说服实现共识。然而，中共宣传体系的理论基础却建立在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而非对真理的追求。其核心逻辑是：党的意志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宣传的任务不是启发讨论，而是确保公众接受党的叙事。 二、宣传金字塔体系 1.中央宣传部：信息控制 中央宣传部作为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机构，是信息控制与意识形态管理的最高权力中枢。其职能涵盖制定宣传政策、指导媒体运作、审查信息内容以及协调全国宣传工作。表面上，中宣部以“引导舆论”为目标，但其核心任务是通过集中化控制，确保所有信息输出符合党的政治目标。 中宣部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其对媒体、出版、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全面监管。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机构名义上独立，实则受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通过发布“宣传指令”和“敏感词列表”，对媒体报道的内容、语气甚至用词进行细致管控。 中宣部的运作具有明显的“黑箱”特征。其决策过程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宣传政策的制定往往基于政治需求而非事实依据。中宣部通过延迟信息发布、控制报道口径，优先维护政权形象而非公众知情权。 2.地方宣传的执行：忠诚 地方宣传机构作为中宣部的下属执行单位，负责将中央的宣传政策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每个省级、市级、县级党委都设有宣传部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地方宣传机构的任务包括组织本地媒体报道、开展群众宣传活动以及监控区域内舆论动态。地方宣传机构必须严格遵循中宣部的指令，确保本地舆论与中央保持一致。地方媒体在报道重大政策时，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或中宣部指定的措辞，任何偏离都可能被视为政治错误。这种高度统一的要求，限制了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宣传策略的空间，导致宣传内容往往与公众需求脱节。 3.宣传垄断：压制多元声音 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司法机构乃至国有企业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协同网络，确保宣传政策在社会各领域得到贯彻。这种党政协同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宣传垄断，压制任何可能挑战官方叙事的多元声音。在制度设计上，宣传部门与政府部门的联动通过“党政一体”机制实现。教育部门负责将党的意识形态融入教材，公安部门配合监控网络言论，文化部门审查文艺作品的内容。这种全方位的协同控制，确保了学校、网络、媒体及公共场所的信息环境均受党主导。官方叙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独立媒体、公民记者和非官方信息来源被边缘化甚至消灭。这种单一信息环境不仅限制了公众的知情权，还削弱了社会对复杂问题的讨论能力。这种垄断以牺牲思想多样性为代价，扼杀了社会创新与批判性思考。 4.民间“自愿”宣传：被操控的群众运动 除了官方机构，中共宣传体系还善于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宣传，形成所谓的“自愿”宣传。然而这种“自愿”往往是被操控的结果，背后隐藏着权力结构的强制性影响。民间宣传的典型形式包括“五毛党”（网络评论员）、志愿者组织以及群众性宣传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由民间自发组织，实则受宣传部门的直接指导和资助。 三、叙事操控：从“正面宣传”到选择性真相 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塑造有利于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公共认知。这种叙事操控以“正面宣传”为名，强调突出党的成就、民族复兴和社会和谐，但其本质是通过选择性真相，构建单一的、符合官方利益的现实版本。 “正面宣传”的核心策略是筛选信息，放大有利事实，掩盖或淡化不利信息。这种选择性叙事通过媒体、教科书和公共活动反复强化，旨在将党的形象与国家进步绑定。 情绪动员是中共宣传体系的重要策略，通过激发恐惧、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等强烈情绪，引导公众行为和认知。民族主义是情绪动员的另一核心工具。宣传部门通过突出民族自豪感，将党的领导与国家强盛绑定。这种民族主义动员虽然增强了内部凝聚力，却也导致了狭隘的排外情绪。这种策略虽然在短期内有效，却以牺牲理性讨论和社会包容性为代价。 恐惧动员是宣传中常用的手法，通过制造外部威胁或内部危机感，促使公众依靠官方叙事寻求安全感。宣传常将西方国家描绘为“敌对势力”，通过“反华阴谋论”激发公众警惕。 1.传统媒体的从属角色 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中共宣传体系中长期扮演“党喉舌”的角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核心媒体直接受中央宣传部领导，其内容生产严格遵循党的政治目标。传统媒体的从属性体现在内容生产的严格管控上。新闻报道必须使用新华社通稿或中宣部指定的措辞，记者和编辑的创作空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2. 新媒体的控制与利用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中共宣传体系迅速拥抱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抖音等，将其作为舆论引导的新阵地。表面上，新媒体以互动性和多样性吸引公众，但其核心仍是官方叙事的延伸，通过算法推荐和内容管控实现精准化的宣传。新媒体的利用体现在其“亲民化”策略上。官方账号通过短视频、表情包和直播等形式，包装严肃的宣传内容，以迎合年轻受众。 3.审查与监控 审查与监控是中共宣传体系的核心机制，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更高效的工具。网络审查通过防火长城、关键词过滤和人工审核，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监控则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追踪公众的网络行为。批判性分析表明，这些机制以技术赋能信息封锁，严重侵蚀了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网络审查的规模和精度在全球范围内罕见。防火长城屏蔽了大量海外网站，如谷歌、YouTube和维基百科，确保公众只能接触国内受控的信息环境。关键词过滤系统则实时监控社交媒体内容，自动删除或屏蔽涉及政治敏感话题的帖子。网络监控则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精准化管理。宣传部门与公安部门合作，部署了“天网”监控系统和社交媒体用户行为分析工具。 四、全球传播的野心：话语争夺   中共宣传体系近年来将目光投向全球，试图通过国际传播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争夺国际话语权。其核心战略被概括为“讲好中国故事”，旨在通过传播正面形象，反驳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并塑造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战略自2013年提出以来，成为中共外宣的核心指导思想。官方通过国际会议、媒体报道和文化活动，推广“中国模式”的成功，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共赢”叙事和抗疫期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共外宣媒体，如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及新华社国际版，是其国际宣传的核心工具。这些媒体以多语种形式向全球传播中国视角，试图打破西方媒体的“信息垄断”。海外社交平台的利用是外宣媒体的另一尝试。中共通过在X、YouTube等平台开设官方账号，发布短视频和图文内容，试图直接接触国际受众。 面对国际舆论的批评，中共宣传体系采取了多重策略，包括反驳、转移焦点和主动塑造叙事，但这些策略因其防御性和操控性，效果有限。反驳策略通过直接否认或驳斥西方媒体的报道，试图扭转负面形象。转移焦点是另一常见策略，通过突出其他议题分散注意力。主动塑造叙事则通过国际媒体合作和舆论引导，试图抢占话语权。 五、宣传的代价 中共宣传体系以其高效的组织架构和资源投入，在短期内实现了强大的舆论控制效果。官方通过媒体、活动和网络平台的密集宣传，确保核心叙事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但这种效果更多是“虚假繁荣”，其表面成功掩盖了长期隐患。首先，强制性宣传导致公众的被动接受，缺乏真正的内心认同。其次，宣传的过度正面引发了公众的审美疲劳。诸如“正能量”“中国梦”等口号的反复使用，使部分受众产生逆反心理，降低宣传的说服力。再次，虚假繁荣掩盖了宣传体系的脆弱性。在信息时代，公众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增加，官方叙事的可信度受到挑战。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民间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揭露了官方宣传中未提及的物资短缺和基层混乱，这种“信息失控”的风险表明，宣传的短期效果难以转化为长期的信任资本。 中共宣传体系通过强制性叙事和信息控制，塑造了高度统一的思想环境，但这一过程以思想单一化和社会创造力的抑制为代价，压制了多元观点和个体表达，导致社会在文化、学术和创新领域的活力下降。 ...

作者/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校对：冯仍 自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起，中国紧急建设方舱医院，将体育馆、展览馆等大空间临时改造成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患者的隔离区，以缓解正规医院的床位压力。然而，这些人群密集、条件简陋的方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病毒的温床，存在交叉感染风险。随后，全国多地在疫情高峰期纷纷跟进，尤其是2022年上海大规模封控期间，不仅设立普通方舱，还专门将儿童与成人单独隔离，社会争议巨大。随着疫情缓解，这些方舱医院迅速闲置，设施荒废，暴露出应急医疗建设缺乏长远规划、资源利用低效的问题，也反映出防疫决策在保护民众利益方面的严重缺失。 2020年2月 武汉市连夜建了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三处“方舱医院” 2020年武展方舱医院 2020年武展方舱医院 2021年1月 石家庄集中隔离点 2022年4月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婴幼儿隔离点” 2022年11月 广州白云区隔离转运点 2022年11月中旬，在广州南沙万顷沙，成为当时“动态清零”政策下的“抗疫堡垒”。 南沙方舱医院自2022年11月14日动工，至少9000名建设者在项目一线战斗，700余台施工机械全面投入建设。11月25日，南沙方舱全面建成并交付，历时仅12天。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新冠病毒防疫措施“新十条”彻底放开新冠防疫政策,投入使用仅10天的南沙万顷沙方舱，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两年后，它已变身成为“小商品市场”，成批出售曾用于隔离的集装箱、各类家电和生活物资，曾经的“防疫阵地”如今正被清仓出货。记忆与现实交叠，一处特殊时期的城市“遗迹”，在一张张成交单据中渐渐隐没。 南沙方舱1号销售处的“商品展厅” 2025年4月底，南沙方舱的部分厢式隔离屋已被预定或售完 南沙方舱内部，单间隔离房还保留着完整洗漱设施，如今堆放着各类生活用品 最终，那些在日夜赶工中堆砌出来的床位、隔板和器械，成了堆积如山的废品，被低价贱卖。曾经被宣传为“防疫奇迹”的方舱，在拆除与荒废中露出本来面目：一场以人民为代价的权力表演。喧嚣过后，留下的不是荣耀，而是冷清的空地与沉默的讽刺。这场疯狂与荒诞，终究还是落下了帷幕。 ...

作者：陈婷编辑：韩唳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吕峰 在这个全球高速流转、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人类最基础的自由——生存的权利——却在某些阴暗角落悄然滑落谷底。一则原本意图掩盖的信息意外泄露，让世人短暂撕开了遮羞布，也照见了现实的冰冷真相。 9月23日中共举办的一场阅兵活动中，一段麦克风未关闭的录音引爆全球舆论：习近平与普京的对话中，涉及“器官移植”与“长生不老”字眼，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与震惊。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随即发声谴责，称： “我们听过太多恐怖的中国器官移植故事，这些器官都来自‘不情愿的捐献者’，这样说已经是轻描淡写了。”他的语气不带修辞，却比任何宣传口号更具穿透力：“他们的世界观是何等邪恶！” 这不是第一次关于“活摘器官”的真相浮出水面，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早在2006年起，数以千计的证人证言、研究报告、国际媒体调查便反复指出：中国境内存在系统性、国家支持的强制器官摘取，受害者多为宗教信仰者、良心犯，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西藏僧人、维吾尔族群体。2019年“独立中国法庭”判定，中共确实“持续多年大规模活摘器官”，构成“反人类罪”。2021年，联合国人权专家再次发出警告，对中共“以种族、宗教信仰为目标群体的器官掠夺”表示“深切担忧”。 麦克风事件之所以格外刺目，在于它的“日常性”：这不是秘密会议，也不是私人访谈，而是在举国欢庆的天安门前、世界领袖聚焦的场合中自然流露出的“内部默契”。那一刻，器官并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某些特权者用于维系自我权力、欲望与生命延长的筹码。而“人”，在这种语境下，不再是拥有独立人格与尊严的生命体，而是冰冷数字、临床指标、可替代的“零件”。 我们必须追问：当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可以将他人的身体视为备用仓库，其余的“自由”是否还有意义？在这样的体制中，生存的权利若无法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权利几乎全数归零。一个活着的人若无权保有自己的身体，那么他在精神、政治、社会上的“自由”也不过是纸面幻象。 佛教中将世界划为六道轮回，其中“人道”最为殊胜，因人具有理智、觉性与修行的可能。但若一个社会将人贬低为供他人食用、拆解的“部件”，则这个世界已从“人道”堕落为“畜生道”。那不是比喻，是现实。贪婪驱动着“器官移植产业链”；恐惧令被关押者噤声；麻木让旁观者习以为常。正是这些因素，将“人间”一步步推向失控的深渊。 藏传佛教堪布索达吉曾说：“若一个人放弃了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他已经开始远离善根。”这一句话，不只是修行者的自警，更应是每一个人类社会制度设计的底线。器官移植本是延续生命的医学奇迹，如今却成为剥夺他人生存权利的罪恶通道。在权力遮蔽之下，它从慈悲走向残暴，从救人走向谋杀。 在这样的现实中，保持觉知，是每个清醒者的起点。觉知不是愤怒的爆发，而是持续的、不愿接受不公的决心。不因恐惧噤声，不因沉默妥协，不因疲惫遗忘。这种觉知，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从宗教伦理的角度看，器官摘取并非不能讨论。但任何建立在“非自愿”基础上的器官获取，都是对伦理的践踏。基督教强调“生命是上帝的赐予”；佛教认为“身体为父母所授，不应轻毁”；伊斯兰教强调“清洁与正义”；犹太教甚至明文禁止未经同意的尸体使用。这些传统并非古旧条文，而是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根基。 面对中国日益成熟且秘密化的器官“产业链”，世界必须共同作出回应。首先，各国应通过与美国《制止强制器官摘取法案》类似的法律，禁止与涉及强摘行为的医院、研究单位、医疗供应商合作。其次，应设立全球器官移植追踪机制，严查跨国移植旅游。第三，所有信仰团体应联合发声，将此事提升为全球道义议题，抵制所有将人体视为交易对象的邪恶实践。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回应。在社交网络上转发真相；在社群中讲述事实；在自己的生活中拒绝冷漠——这些微小的行动加总，便能撬动现实的边界。 正如藏地修行者所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洞穴中，哪怕一束光也能照亮方向。”这束光，不是别人给的，而是我们自己点燃的。 若世界是一片黑夜，愿我们仍能点灯前行；若制度是高墙，愿我们的声音成为裂缝中的风。生存的自由，绝不能成为少数人延命的工具，而应是所有人的底线。为此，我们必须行动、必须呼吁、必须抵抗。因为，一旦生存权被夺走，其余一切自由都将成为空谈。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连最基本的生存自由都不再保障，它也终将失去合法存在的道义根基。哪怕活在暗夜，也要守住生存的光明。Even in the Darkest Night, We Must Guard the Light of Life—On the CCP Military Parade Microphone Incident Author: Chen Ting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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