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

作者：葵阳编辑：李堃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一位名叫彭立发的中国公民以非凡勇气打破沉默。他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悬挂横幅、播放扩音器，公开反对清零政策与一党专制。他的六句标语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当代中国公民抗争史上的重要事件。 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然而，这位孤胆英雄很快被警方带走，之后音讯全无。和大多数类似的政治犯、言论犯、良心犯、维权犯一样，彭立发人间蒸发了。没有亲友探视、没有律师介入、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甚至生死未卜。 ...

作者：谢文飞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李杰   翻译：刘芳 世界人权日说说我们人权捍卫者的亲身经历吧！ 2020年4月29日上午，我发表“祭林昭”，当晚抓捕我的是两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目测体重在90公斤左右），躲在黑暗的角落里等着我，当我想要绕过去的时候，两条壮汉二话不说，直接就把我按倒在地上，并且持续按了很久。到了办案中心，我才发现，他们的圆领T恤胸前印着“烙铁头”三个字。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2年5月28日，我和资兴看守所的146个人一起转移到郴州看守所。在“401”号监室里，由于我不愿蹲下，一个人渣趁我不备，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毫不犹豫的一脚把他踹开，然后就是几个人渣对我群起殴之，我被迫奋起反抗。 没想到，一个被称为“李所”的人进来了以后，又是趁我不备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之前进过几个看守所，坐牢六年多了，没被警察打过）。在他走后，受到暗示和鼓励的一群（至少有七八个）人渣一拥而上，我再也没有了反抗的余地，直接被打倒。被打得头昏眼花，头痛欲裂，头上起了好几个包，只觉得天旋地转，摇摇欲坠。 李某辉副所长把我带到谈话室以后，我要求去治疗和检查一下伤势，被泠酷地拒绝。接着就要把我丢回“401”监室去。我说那就让他们打死算了。他说在我这里打死个人就和打死条狗一样。埋都不用埋，直接拉去焚尸炉烧掉就是了，我们这里离火化厂很近（我第一次知道我离焚尸炉这么近）。我只觉得头痛到了极点，好像马上就要炸裂一样，就和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在地上疯狂打滚之后的情形一样。再加上急怒攻心，顿时栽倒在地。 李副所长叫人把我拖到了单间“6011”。我醒来发现被丢在水泥地板上，地上有一滩水，头挨着厕所坑，一双袜子被磨烂了。旁边有一张由水泥固定的木板单人床。 我的头连续几天头痛欲裂，头上的包很多天不见消肿。连续四天按报警，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被拒绝。绝食抗议了三天毫无成效。并且没有人承认我被打了。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5月30日，我从资兴看守所“下队”到郴州监狱。到监狱的第一时间，就叫我们从资兴看守所送去的14个人，脱光衣服集体蹲在地上蛙跳。我不愿意，结果，在我被送达监狱的一个小时之内，我就被关进了收押中心二楼0.18平方米的铁笼子。那天室内温度35摄氏度，8个多小时，我只喝了一小汤匙水，没有吃任何东西，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湿透了好几次。 当晚又被关进了五楼的“高度戒备监区”，在0.7平方米的铁笼子里两个星期，每天待在铁笼子里15个小时以上。连续六天不准我洗澡；连续几天不准我喝水、上厕所。我绝食抗议了几天也无效。 姓梁的监区长当着十几个（被关铁笼子的有8人，加“绿马甲”好几个）人的面说： “这个人（指我）给我关死一点，不要给他喝水，不要给他放水（指上厕所）。只要不让他死在这里就行了。” 于是，我愤而提出要求上“老虎凳”。不到两个小时，我的“愿望”就被满足了。上了老虎凳不到十分钟，我双手就肿起来了，头上的汗珠滚滚而下，很快就汇成了汗水的洪流。衣服也很快就湿透了。——由于老虎凳是为比我高十公分的人设计的，我是被拼命往前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铐上去的。我的状况，在围观的人看来很不妙。 几个小时后从老虎凳下来之后，连续五天，我的右手虎口麻木，大拇指不能正常活动。两个月后，大拇指还有被低电压电流连接的麻木感。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6月8日，在一份监狱要求我填写的档案资料上，我写道： “自从我5月30日来到郴州监狱之后，我没有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无论我作为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被关押的犯人，或是一个政治犯，哪怕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我都享有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权。个体人格尊严是全人类整体人格尊严的一部份，人类的整体人格尊严是由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集合而成。监狱即使要达到某种“改造”人的目的，也不能以践踏和牺牲人类的人格尊严为代价。” 2023年6月25日，我被送往湖南省长沙监狱。我的两箱书不准带进去，就连只拿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四书章句集注》也被拒绝。美其名曰“零带入”——这是雷建华监狱长亲自改革的监管措施，是雷监狱长的权威的极致体现之一。和我同一天送到长沙监狱收押中心的一个42岁来自广西柳州的犯人，7月初就死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收押中心将近两个月，我们不准读书写字，我三次提出借阅书柜里的《史记》也遭拒绝。 2023年8月21日，我下队到了四监区以后，连续五天因为我不愿无缘无故的被命令蹲下，而被按在走廊上。为的是“杀鸡给猴看”。2023年8月27日，我因为拒绝被强制要求唱红歌，被犯人和警察先后殴打。监区最高大的谢某军警官一脚把我踢飞后说：“涉及到政治原因，打了也白打。不服你就去纪委告去检察院告，去监狱长那里去告，你去哪里告我都不怕！” 有什么人权可言？！ 2023年8月29日，我由于不准上厕所，憋尿憋得太久，等到集体“放水”的时候，我一泡尿断断续续撒了20分钟才撒完。撒出来的尿像被切断成一截一截的。就在当天，我被警官口头作出惩罚： 每天上午、下午打开水的时候，只准给我打别人的1/3至1/2的份量；每天只准我上午、下午分别上一次厕所。庆幸的是，我遇到了稍有良知的“吴妈妈”，这个处罚没有被严格执行。一个星期后，让我恢复到完全按“规定”的规格打开水和放水。但每天只准打两次开水的规矩，直到我2024年10月29日回家也没有打破。我几乎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在焦渴中等上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喝上开水。哪怕前列腺炎有多严重，也得不到有效治疗。且在2023年8月21日至2023年12月30日期间，我和其他人“打报告”上厕所，总共只有8次，有5次被硬生生地挡了回来。 有什么人权可言？ 简直是连动物都不如！ 在长沙监狱服刑一年四个月，我只读了五本书，还没有在河源监狱一个月读的书多。因为我在长沙监狱要么是被禁止读书，要么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读书。我持续练了六年的书法之路被硬生生斩断，毛笔都没摸过。 正如我在写给雷监狱长的那封永远得不到回应的信里所写的，自从我的两箱书被挡在长沙监狱门外的那一刻起，我在长沙监狱里的服刑生涯就注意是一场恶梦！因为对于持续读了十几年书的我来说，如果有书可以读的话，哪怕身处地狱我也能够忍受；反之，即使是在天堂，如果禁止我读书的话，我也觉得是身在地狱之中。感谢长沙监狱教狱科，在2024年3月3日我被警察打了，投诉无门之后，3月8日给我转了一本弗朗西斯.福山先生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使我渐渐地活过来了。 在2024年8月份严格执行“9511”之前的一年一个月里，我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个小时。 在2024年3月23日搬到长沙监狱新址以后，有一个多月，我们甚至被强制要求加中班（我本人加过一次，在170多个人的中队里，每天至少有几十个人被强制要求加中班）。一直以来，完不成任务的人，被各种各样的惩罚伺候。 在新址，为了追求所谓的“就餐秩序”，每天上午和下午收工之前，就让人把我们吃的用不锈钢盘子装的饭菜摆在不锈钢桌上，等我们吃饭的时候，饭菜基本上都是冰凉的。即使是在3月份，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还穿着棉衣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我反映了多次，毫无改善。我记得，我们家十几年前养猪的时候，我家的猪都要吃热的猪潲，泠的根本不吃。 我做为一个人权捍卫者，却落到了连猪都不如的境地。 2020年谢文飞第二次坐牢前来杭州看望朱虞夫 有什么人权可言？ 很多人会说，我们的监狱法第七条不是堂而皇之地规定了，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以及我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保护的吗？我相信，真正清醒的人都清楚，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在短期内如果不是越来越远的话）很遥远的距离。 况且，我们的雷监狱长在大会上公开讲话时说，我们的身份是罪犯，是通常所说的“坏人”（关于这点我要严正抗议，并且在时机成熟之后要求雷监狱长公开承认错误）就是要接受惩罚的；而且长沙监狱已经太好了，好到了中国第一流、湖南第一的地步。再好的话，就会导致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在狄更斯的指引下，来投奔长沙监狱了。雷监狱长在大会上还要求我们罪犯，要时时刻刻记住那墙上的“灵魂三问”——那是与“康德三问”完全悖反的东西。 因此，在雷监狱长的英明领导之下，在他的雷厉风行的淫威下，鲜有人敢去投诉的。即使投诉，就像我在被打之后，写给驻监检察官的信暨要求会见我的律师张磊律师要求申诉的信，遭到被当着我的面撕毁的下场。 在中国的监狱里，尤其是在我们长沙监狱里，不要再跟我提什么人权！ 这就是长沙监狱掷地有声的宣言！ 法国思想家伊佐说： 考察一国之文明程度，视其监狱管理制度可决也。 诚哉斯言！ ——人权捍卫者谢文飞冒死书于2024年世界人权日 What Human Rights Can There Be? — XIE Wenfei’s Testimony from Prison Writer: Xie, Wenfei Editor: Wang, Gloria  ...

作者/副主编：张致君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被捕前的昝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家） 2025年10月6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朱虞夫先生获悉，邹巍之父邹福明在杭州去世，羁押在看守所的邹巍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 同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发布讣告：“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邹巍的父亲邹福明先生于2025年10月6日18时3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邹巍因2024年7月13日到浙江海宁钱塘江边悼念刘晓波而被抓捕，于同年7月20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2025年9月19日，拱墅区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邹巍不能与其父作最后的告别及参加葬礼。特此电告国内外同仁及各界。” 邹巍因海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捕并关押。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后，一直未宣判。 家庭与亲情是社会最基本的情感纽带，也是衡量文明社会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民主国家，即便是服刑囚犯，其亲情权利通常受到法律保障，这体现了法治独立、司法透明和制度文明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浙江民主党人邹巍因政治原因被羁押，其父亲去世时，他无法参加葬礼。这一事件是个人家庭的悲剧，也折射出中共专制制度对人性、家庭权利和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 邹巍，长期从事民主运动与政治倡导，曾因推动宪政改革与多党竞争触碰中共政治红线而被羁押。邹巍未能在父亲遗体前行最后告别礼，再一次把中共专制权力凌驾于人性和家庭伦理之上的制度逻辑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中一贯性制度化的政治压制行为。中共常将家庭关系视作政治控制的工具，通过剥夺亲情权利强化对异议者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孤立，形成制度化控制的长期机制。 历史上，中共长期对政治异见者及其家庭施加干预，形成系统性压迫，具有非常典型的制度特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母亲病逝时无法探视，其临终告别被剥夺；维权人士黄琦被羁押期间，其母亲去世也未获允许参加葬礼；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长期被软禁，其亲属在生死事件中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将亲情剥夺作为政治控制工具，通过制度化的心理压迫削弱异议者意志，从而确保权力的绝对控制。中共专制体制的核心逻辑是权力优先、服从绝对，亲情与个体情感可能成为独立意志的体现，因此被视作潜在威胁而受到压制。这种制度性剥夺不仅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也破坏社会信任与伦理基础，使社会整体呈现长期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氛围。 中共对家庭和亲情的干预不仅是心理层面的控制，更是通过法律条文和行政条例加以规范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赋予了行政权力广泛裁量权，使羁押人员的探视权利、与亲属沟通权利以及参加家庭重大事件的权利受制于政治判断，而非独立司法。这种权力扩张直接导致了邹巍事件的发生，也是中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独立性、无法有效保护基本人权的体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权力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亲情成为政治控制的牺牲品。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在法治独立的国家，囚犯可以在直系亲属病重或去世时申请临时外出参加葬礼，并且此类申请由独立司法系统审查，不受政治干预。在美国，联邦监狱局规定囚犯可申请“compassionate leave”，允许其在警员陪同下参加亲属葬礼；在日本，狱政法允许囚犯在直系亲属重病或死亡时申请临时探视；欧洲国家同样保障囚犯家庭权利，通过法律确保权力不得随意剥夺个体尊严。在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台湾，政治案件羁押者在家庭重大事件中亦可获得临时外出许可。这些实践显示，制度独立、法律约束和透明的审查机制是保护亲情权利、维护人性尊严的核心条件。 从理论层面分析，亲情权利是人性最直观的体现，也是权力与法治关系的重要检验指标。专制国家权力追求绝对服从，而亲情体现个体独立性。在剥夺亲情权利的制度逻辑下，权力将家庭关系纳入控制体系，以削弱异议者的心理韧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剥夺亲情权利会导致长期精神创伤、孤立感、抑郁和焦虑，不仅影响被羁押者本身，也对家庭成员造成心理伤害。在社会层面，这种制度化的控制会形成恐惧氛围，削弱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种制度性恐惧和家庭关系破坏导致社会参与度下降，公民自我审查增加，形成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从而对国家治理造成深远影响。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亲情权利是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应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尊严为核心。若国家剥夺最基本的人性权利，如亲情权利，则其合法性和道德基础应该受到质疑与挑战。邹巍事件表明，中共通过政治化羁押行为剥夺亲情权利，违反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使国家权力成为个人自由和家庭伦理的压迫工具。 在社会学视角下，专制对家庭权利的剥夺形成长期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家庭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亲情权利受限削弱了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形成连锁效应：民众自我审查，社会参与度降低，社会合作意愿下降，导致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影响教育、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使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下降。 邹巍事件同时揭示了国际社会在监督中共专制国家人权时的作用。政治异议者家庭权利的保护不仅是国内法的问题，也涉及国际法和全球舆论的监督。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核心机制，权力受约束才能保障亲情权利不受政治干预。国际法律监督、舆论压力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以形成对专制国家的外部压力，促使其在处理政治案件时更加谨慎。这种国际压力不仅限于公开谴责，还可以通过报告制度、联合国调查和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系统监督，形成持续的约束力。 亲情权利不仅是个体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文明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制度若无法保障亲情权利，其所谓文明水平仅是表象，而非实质。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是中共专制制度冷酷与人性剥夺的典型案例。对比民主国家的实践，亲情权利在法治独立、司法透明的社会中得到保障，权力无法随意剥夺人的尊严。父亲已逝，儿子仍被囚，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冷漠的体现。 中国若希望实现法治与文明，必须让法律高于权力，让亲情、人性与尊严成为制度核心，而非政治工具。 邹巍父亲的葬礼，是铁窗前的沉默，也是对中共专制冷酷的控诉。唯有让人性重回制度核心，类似悲剧才能不再重演。现如今要求中共·制度改革、司法独立、法治透明，逐步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性和家庭权利的社会已无可能。 唯有结束其专政，才能迎来真正改变。 附邹巍简历： 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俗称浙江民主党人），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因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理念，很早即成为浙江杭州区域坚定的民主运动参与者， 又因浙江省民运人士冲破中共政府的打压与阻隔风险成立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其即一直以浙江民主党人自居，故此多次被当局警方传唤和抄家。2012年1月12日，就曾因广东省陆丰市发生了乌坎事件（即陆丰市乌坎村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村民从对经济的要求上升到对政治的要求的集体抗争事件，此一事件因震惊世界而导致中共认为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其遂在此阶段被杭州市警方数十人突然冲进其家进行大抄家，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返家后，7月20日，其再次因海祭之事和昝爱宗同天被杭州市拱墅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 同年8月29日，二人又被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以同罪名予以正式批捕。后遭起诉，2025年9月19日开庭，未当庭宣判。 目前被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又称半山看守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342-68号，邮政编码：310011） The Father’s Funeral and the Silence Behind Bars — In Memory of...

作者：周恒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刘芳 校对： 李杰 摘要：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一是谎言，二是暴力。本文向世人拆穿一部分中共谎言，传递真相，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阴险邪恶。 最大的谎言当属共产主义。它打着公有制集体所有的旗号，通过革命和计划经济来实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阶级的目标。真相是一群怀揣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挑唆穷人用公有制名义“合法”抢夺私人财产。抢来的私人财产，最后被有分配权的少数人占有，而广大群众得到的只剩下穷困和痛苦。在1872年第一国际大会上，巴枯宁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政权，如何避免成为新的压迫阶级和剥削工具？一旦革命者掌握权利，他们必将脱离群众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即使打着无产阶级旗号，也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继续压迫人民。”愤怒的马克思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赶出了第一国际。哈耶克认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地狱。通往乌托邦天堂之路上虽然铺满了鲜花，但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直接或间接害死上亿人，它的幽灵现在还在毒害全世界。 中共宣传的谎言：李大钊是爱国烈士，他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真相是李大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高级间谍，他出卖中国利益，服务苏联。张作霖在苏联使馆里查获了李大钊通苏卖国的大量证据。 中共谎言：土地革命的目标是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真相是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公然叛国、出卖国家利益。中共革命经费一部分来自苏联，另一部分来自抢劫绑架诈骗和杀人。贺龙、澎湃、方志敏是进行这些犯罪行为的代表人物。 中共谎言：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真相是国民政府军队围剿红军，红军溃败向西北逃亡，目的是去北方边境与苏联会合，背靠苏联分裂中国。至于抗日，实则是“一分应付，两分宣传，七分发展”。 中共谎言：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官兵平等，中共将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它蛊惑和欺骗了无数仁人义士抛头颅、洒热血，帮助中共打赢内战。现在看来，那些人为中共白白牺牲了。虚假宣传欺骗了大量的中国人，也欺骗了延安美军考察团。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杜鲁门政府停止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真相是延安选举只是形式，选举结果全部内定。中共党员王实味发现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后，发表文章批评和质疑中共言行不一，被秘密处决。中共军队还在南泥湾种植鸦片筹集军费，毒害中国人。 中共谎言：国共内战共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真相是苏联武器装备援助不断，美国停止援助国军。日军投降之后，大量技术军官直接编入共军部队参与内战。内战初期的关键战役中，中共军队毫无人性使用老百姓当挡箭牌和筹码来换取胜利，使得战略天平逐渐扭转。例如华东战场孟良崮战役时，把地主富农押解在前面冲锋，国军官兵不忍射杀百姓放弃战斗。东北战场长春围城战中，为了防止守成国军化妆潜逃出城，中共射杀任何出城人员，这个命令导致60万长春城中百姓饿死。 中共谎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真相是金日成首先指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联合国军随后进入朝鲜半岛将朝鲜军队赶回中朝边境，联合国军无意入侵中国。此时斯大林因为害怕引起三战不想出兵朝鲜。毛泽东一想要做共产国际的话事人，二想借刀杀人把内战投降的大批原国军将士消灭在朝鲜战场，于是派志愿军入朝作战。联合国军有制空权，装备后勤全面领先。在朝战中对志愿军是降维打击，双方战损比差距巨大，每一次战斗都是志愿军尸体堆成山。不是志愿军英勇也不是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艺术高超逼迫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停战，而是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呼声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停止战争。 中共谎言：人民军队忠于党。真相是中国军队不属于人民。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党的军队应该叫党卫军而不该叫人民军队。 中共谎言：为人民服务口号。真相是共产党只为权贵服务。人民是供养者，权贵才是服务对象。 中共谎言：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真相是西方反对的是独裁中共，不是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这句话中的“我”字是中共特权阶级不是中国人民。 教育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一切为了孩子、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真相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接受中共洗脑的应试教育，这些孩子们热爱中共，服从命令，服从集体，抵制个性，否定质疑的声音。他们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个性和创新精神。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权贵家族的子孙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长大去欧美留学深造，再返回中国接父母的班。 医疗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中国政府关注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政治私利”。真相是得大病的普通人治病就家破人亡，没钱的病人就被医院停药赶走，要么等死要么立即跳楼自杀。所谓的医保只是玩着先涨价再报销一小部分的把戏，根本不能保障穷苦大众的医疗需求。而中共高级干部却住在高干病房享受免费医疗，他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的将普通人的器官移植给自己延长寿命。中国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用在了中共高级干部身上。 养老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真相是中共欺骗独生子女家庭数十年后，把当初的承诺扔进废纸篓，让他们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几代中国农民交了几十年公粮支持中共政权，换来的是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这点钱只够买米。大多数城市工人交了十五年社保换来一千多元养老金。而中共官员的养老金高的离谱，级别越高养老金越高。每年社保基金的开支绝大部分给了人数占比最少的高级官员。现在社保基金入不敷出，中共又是延迟退休年龄又是增加社保年限缴费至25年，真是敲骨吸髓，贪得无厌，毫无廉耻。 法治领域宣传的谎言是依法治国。真相是整个中国宪法都是摆设。人民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只是写在宪法里，全部被剥夺。所有上法庭案件的审理判决，全部由各级领导暗地里决定，依法治国依据的是中共领导的看法：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 天安门学生暴动事件、香港回归的承诺、加入WTO的承诺、汶川地震捐款、一带一路战略、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对台政策、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寸土不让、同工同酬、勤劳致富、全民小康、无偿献血、器官移植捐献、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新闻媒体、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倒查国有资产流失30年等等全都是谎言和欺诈！谎言让富人觉得钱是自己的，穷人觉得国家是他们的。为了阻止真相传播，中共很早就兴建网络防火墙阻止国际互联网接入中国。如今被奴役的人民，长期接受中共洗脑，依然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美国总统林肯先生说：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是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全世界热爱自由、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拆穿中共谎言，传播事实真相，推翻中共独裁，再造宪政共和，还中国人民以自由，还世界人民以和平！ Exposing the CCP's Lies Author: Heng Zhou Editor: Gloria Wang executive:  Luo Zhifei Translator: Fang Liu ...

作者：王乔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我来自中国山东的一个沿海城市。2000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彼此深爱，相伴走过两年后，于2003年结婚，2004年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内心满是喜悦和满足。我们曾多么希望能拥有更多的孩子，给他一个兄弟姐妹，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和幸福。 然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强硬地割裂了我们的愿望。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2008年，我被迫接受了节育措施，放置了节育器。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制度的强制与控制。 命运似乎给了我们一次意外的惊喜。2014年12月16日，我发现自己似乎怀孕了，验孕结果为阳性。第二天，我赶去医院做B超，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怀孕六周。医生告诉我，节育器已经意外脱落到了宫颈口。我难以形容当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生命，是一个奇迹。 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甚至打算逃离城市，躲到偏远地区去避开检查。然而，我们还来不及行动，就被街道办事处和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上门。他们表示接到举报，说我怀了“二胎”，必须立即堕胎。他们称这是“国家政策”，必须执行，拒绝任何协商。 我苦苦哀求，表示愿意缴纳罚款或接受其他处罚，只求留下孩子。但他们没有丝毫人情可讲，反复强调“这是国家政策，你必须配合。”随后几人强行将我从家中带走，拽上车，将我拉到了医院，我请求打电话给丈夫，也被拒绝。在没有我的同意、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按在手术台上注射了麻药，就这样我的孩子被他们无情的剥夺了生命。 更荒谬的是，几天后，我回到工作的单位，但是单位的领导说我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即使已经堕胎，依然要被辞退，理由是“没有主动上报怀孕信息，态度恶劣”。2015年1月8日，我无奈办理了失业登记，只为能够领取一点失业补助金来维持生活。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被计划生育政策无情践踏的亲身经历。 当我后来来到美国，看到这里的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孩子、生几个孩子，不会被政府强制剥夺做母亲的权利，我内心充满感慨。在这里，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是被国家随意剥夺的工具。 回顾我的经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干预个人身体与家庭自由的极端表现。这项政策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许多女性被强制堕胎、结扎甚至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所有的痛苦，至今从未有人为我们承担责任、作出道歉。 我对这项政策充满不满与愤怒。一个国家如果连最基本的生育自由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谈人权？如何谈法治？ 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我，它不仅夺走了我未出生的孩子，也击碎了我对祖国的信任。 今天，我愿意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希望世界听见那些曾经被迫沉默的声音。 Children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omplaint of a Chinese mother Abstract: A Shandong woman talked...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陈丹青曾说：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一教育，二医疗，三法律。 只要社会多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只要医疗不黑暗下降，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 我看到这句话，我曾好几次掉下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深爱的国家正在被一群扮演天使的魔鬼掌控。它们正在洗脑儿童的思想，它们教你记住历史的苦难，却忽视无数现实中的苦难。 今年暑假结束，9月1日开学当天，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在食堂用餐时发现饭菜突然变了：米饭夹生、菜品难吃、分量不足，吃不饱，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学校还禁止点外卖，学生根本没有选择。甚至有学生吃完后拉肚子。 很多学生把情况反映给父母，家长们向投诉平台反映，并点名新的食堂承包商——洛阳弘义食品分公司。事件很快引起热议，随后更多学校家长也爆料：洛阳实验高中、洛阳理工附中、洛阳外国语学校、第十一高中、第十三高中、河科大附中等，都有孩子反映饭菜难吃、乱收费。背后几乎都指向同一家公司：洛阳弘义。 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居然是2025年4月22日才成立的，短短几个月就承包了洛阳这么多学校的食堂？这是公开招标还是政府指定？背后是否有利益输送？ 无独有偶，9月15日，上海多校学生餐也被曝出“虾仁、鸡蛋有臭味”，被紧急撤换。背后供应商绿捷公司每天为50万学生供餐，家长长期投诉油炸食品过多、质量差、异物混入，还深陷多起法律纠纷，就是这样的公司却能掌控整个上海学生餐市场。 从洛阳到上海，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国一盘棋的垄断。很多家长甚至绝望地说：“没有绿捷，还会有红捷、蓝捷。” 更讽刺的是，中共整天宣传所谓爱国教育，让学生观看《南京照相馆》《731部队》这些反日电影，把政治叙事当成头等大事，却在孩子们最基本的健康问题上放任腐败。孩子吃得饱不饱、健不健康，他们根本不在乎。 想想2022年疫情封控时，各地出现的乱象：一夜之间注册的公司承包小区物资，价格翻三倍，甚至卖出臭肉。投诉无门，群里说真话就被禁言。学校同样是封闭场所，一旦被某个企业垄断，家长和学生没有任何话语权。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腐败。 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中共体制的问题。全国一盘棋会反复出现这样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个独裁体制下，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是这个部门的皇帝，没有监管，普通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必然滋生腐败。 我们这些逃离中共魔掌的人，非常清楚这个体制的邪恶和贪婪。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们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中共体制一日不倒，中国人民就永无宁日。 今天我实名举报：中共正在用腐败、垄断和劣质食物，毒害中国的儿童。孩子是民族的未来，他们正在被这样一个独裁体制一步步摧毁。 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儿童保护组织介入调查，并发起抗议。 只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声，才能揭开真相，追究罪责。为了孩子的饭碗、为了中国人的未来，真相必须被揭露，罪恶必须被清算。 Real-name report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poiso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