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罪行

作者/副主编：张致君责任编辑：罗志飞    校对：程筱筱    翻译：刘芳 （被捕前的昝爱宗（中）与邹巍（右）在朱虞夫家） 2025年10月6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朱虞夫先生获悉，邹巍之父邹福明在杭州去世，羁押在看守所的邹巍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 同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发布讣告：“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邹巍的父亲邹福明先生于2025年10月6日18时35分在杭州逝世，享年八十七岁。邹巍因2024年7月13日到浙江海宁钱塘江边悼念刘晓波而被抓捕，于同年7月20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2025年9月19日，拱墅区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邹巍不能与其父作最后的告别及参加葬礼。特此电告国内外同仁及各界。” 邹巍因海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捕并关押。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后，一直未宣判。 家庭与亲情是社会最基本的情感纽带，也是衡量文明社会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民主国家，即便是服刑囚犯，其亲情权利通常受到法律保障，这体现了法治独立、司法透明和制度文明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中国浙江民主党人邹巍因政治原因被羁押，其父亲去世时，他无法参加葬礼。这一事件是个人家庭的悲剧，也折射出中共专制制度对人性、家庭权利和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 邹巍，长期从事民主运动与政治倡导，曾因推动宪政改革与多党竞争触碰中共政治红线而被羁押。邹巍未能在父亲遗体前行最后告别礼，再一次把中共专制权力凌驾于人性和家庭伦理之上的制度逻辑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中共专制体制中一贯性制度化的政治压制行为。中共常将家庭关系视作政治控制的工具，通过剥夺亲情权利强化对异议者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孤立，形成制度化控制的长期机制。 历史上，中共长期对政治异见者及其家庭施加干预，形成系统性压迫，具有非常典型的制度特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母亲病逝时无法探视，其临终告别被剥夺；维权人士黄琦被羁押期间，其母亲去世也未获允许参加葬礼；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长期被软禁，其亲属在生死事件中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将亲情剥夺作为政治控制工具，通过制度化的心理压迫削弱异议者意志，从而确保权力的绝对控制。中共专制体制的核心逻辑是权力优先、服从绝对，亲情与个体情感可能成为独立意志的体现，因此被视作潜在威胁而受到压制。这种制度性剥夺不仅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也破坏社会信任与伦理基础，使社会整体呈现长期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氛围。 中共对家庭和亲情的干预不仅是心理层面的控制，更是通过法律条文和行政条例加以规范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赋予了行政权力广泛裁量权，使羁押人员的探视权利、与亲属沟通权利以及参加家庭重大事件的权利受制于政治判断，而非独立司法。这种权力扩张直接导致了邹巍事件的发生，也是中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缺乏独立性、无法有效保护基本人权的体现。在这样的制度下，权力与家庭伦理发生冲突，亲情成为政治控制的牺牲品。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在法治独立的国家，囚犯可以在直系亲属病重或去世时申请临时外出参加葬礼，并且此类申请由独立司法系统审查，不受政治干预。在美国，联邦监狱局规定囚犯可申请“compassionate leave”，允许其在警员陪同下参加亲属葬礼；在日本，狱政法允许囚犯在直系亲属重病或死亡时申请临时探视；欧洲国家同样保障囚犯家庭权利，通过法律确保权力不得随意剥夺个体尊严。在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台湾，政治案件羁押者在家庭重大事件中亦可获得临时外出许可。这些实践显示，制度独立、法律约束和透明的审查机制是保护亲情权利、维护人性尊严的核心条件。 从理论层面分析，亲情权利是人性最直观的体现，也是权力与法治关系的重要检验指标。专制国家权力追求绝对服从，而亲情体现个体独立性。在剥夺亲情权利的制度逻辑下，权力将家庭关系纳入控制体系，以削弱异议者的心理韧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剥夺亲情权利会导致长期精神创伤、孤立感、抑郁和焦虑，不仅影响被羁押者本身，也对家庭成员造成心理伤害。在社会层面，这种制度化的控制会形成恐惧氛围，削弱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种制度性恐惧和家庭关系破坏导致社会参与度下降，公民自我审查增加，形成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从而对国家治理造成深远影响。 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亲情权利是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权力应以保护公民权利和尊严为核心。若国家剥夺最基本的人性权利，如亲情权利，则其合法性和道德基础应该受到质疑与挑战。邹巍事件表明，中共通过政治化羁押行为剥夺亲情权利，违反了社会契约的基本原则，使国家权力成为个人自由和家庭伦理的压迫工具。 在社会学视角下，专制对家庭权利的剥夺形成长期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家庭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而亲情权利受限削弱了民众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形成连锁效应：民众自我审查，社会参与度降低，社会合作意愿下降，导致长期制度性信任危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影响教育、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使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下降。 邹巍事件同时揭示了国际社会在监督中共专制国家人权时的作用。政治异议者家庭权利的保护不仅是国内法的问题，也涉及国际法和全球舆论的监督。司法独立和法治建设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核心机制，权力受约束才能保障亲情权利不受政治干预。国际法律监督、舆论压力和非政府组织的关注可以形成对专制国家的外部压力，促使其在处理政治案件时更加谨慎。这种国际压力不仅限于公开谴责，还可以通过报告制度、联合国调查和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系统监督，形成持续的约束力。 亲情权利不仅是个体基本权利，也是社会文明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制度若无法保障亲情权利，其所谓文明水平仅是表象，而非实质。邹巍无法参加父亲葬礼，是中共专制制度冷酷与人性剥夺的典型案例。对比民主国家的实践，亲情权利在法治独立、司法透明的社会中得到保障，权力无法随意剥夺人的尊严。父亲已逝，儿子仍被囚，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制度冷漠的体现。 中国若希望实现法治与文明，必须让法律高于权力，让亲情、人性与尊严成为制度核心，而非政治工具。 邹巍父亲的葬礼，是铁窗前的沉默，也是对中共专制冷酷的控诉。唯有让人性重回制度核心，类似悲剧才能不再重演。现如今要求中共·制度改革、司法独立、法治透明，逐步建立一个能够保护人性和家庭权利的社会已无可能。 唯有结束其专政，才能迎来真正改变。 附邹巍简历： 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俗称浙江民主党人），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政治犯。 因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理念，很早即成为浙江杭州区域坚定的民主运动参与者， 又因浙江省民运人士冲破中共政府的打压与阻隔风险成立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其即一直以浙江民主党人自居，故此多次被当局警方传唤和抄家。2012年1月12日，就曾因广东省陆丰市发生了乌坎事件（即陆丰市乌坎村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村民从对经济的要求上升到对政治的要求的集体抗争事件，此一事件因震惊世界而导致中共认为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其遂在此阶段被杭州市警方数十人突然冲进其家进行大抄家，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因其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詹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返家后，7月20日，其再次因海祭之事和昝爱宗同天被杭州市拱墅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 同年8月29日，二人又被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以同罪名予以正式批捕。后遭起诉，2025年9月19日开庭，未当庭宣判。 目前被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又称半山看守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路342-68号，邮政编码：310011） The Father’s Funeral and the Silence Behind Bars — In Memory of...

作者：周恒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刘芳 校对： 李杰 摘要：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一是谎言，二是暴力。本文向世人拆穿一部分中共谎言，传递真相，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阴险邪恶。 最大的谎言当属共产主义。它打着公有制集体所有的旗号，通过革命和计划经济来实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阶级的目标。真相是一群怀揣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的人，挑唆穷人用公有制名义“合法”抢夺私人财产。抢来的私人财产，最后被有分配权的少数人占有，而广大群众得到的只剩下穷困和痛苦。在1872年第一国际大会上，巴枯宁质问马克思；“如果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政权，如何避免成为新的压迫阶级和剥削工具？一旦革命者掌握权利，他们必将脱离群众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即使打着无产阶级旗号，也会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继续压迫人民。”愤怒的马克思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赶出了第一国际。哈耶克认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就是地狱。通往乌托邦天堂之路上虽然铺满了鲜花，但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直接或间接害死上亿人，它的幽灵现在还在毒害全世界。 中共宣传的谎言：李大钊是爱国烈士，他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真相是李大钊是苏联派驻中国的高级间谍，他出卖中国利益，服务苏联。张作霖在苏联使馆里查获了李大钊通苏卖国的大量证据。 中共谎言：土地革命的目标是打地主、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真相是共产党要在中国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公然叛国、出卖国家利益。中共革命经费一部分来自苏联，另一部分来自抢劫绑架诈骗和杀人。贺龙、澎湃、方志敏是进行这些犯罪行为的代表人物。 中共谎言：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中共是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真相是国民政府军队围剿红军，红军溃败向西北逃亡，目的是去北方边境与苏联会合，背靠苏联分裂中国。至于抗日，实则是“一分应付，两分宣传，七分发展”。 中共谎言：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一人一票，官兵平等，中共将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它蛊惑和欺骗了无数仁人义士抛头颅、洒热血，帮助中共打赢内战。现在看来，那些人为中共白白牺牲了。虚假宣传欺骗了大量的中国人，也欺骗了延安美军考察团。大量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杜鲁门政府停止军事援助国民政府。真相是延安选举只是形式，选举结果全部内定。中共党员王实味发现中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后，发表文章批评和质疑中共言行不一，被秘密处决。中共军队还在南泥湾种植鸦片筹集军费，毒害中国人。 中共谎言：国共内战共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真相是苏联武器装备援助不断，美国停止援助国军。日军投降之后，大量技术军官直接编入共军部队参与内战。内战初期的关键战役中，中共军队毫无人性使用老百姓当挡箭牌和筹码来换取胜利，使得战略天平逐渐扭转。例如华东战场孟良崮战役时，把地主富农押解在前面冲锋，国军官兵不忍射杀百姓放弃战斗。东北战场长春围城战中，为了防止守成国军化妆潜逃出城，中共射杀任何出城人员，这个命令导致60万长春城中百姓饿死。 中共谎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真相是金日成首先指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发动侵略韩国的战争，联合国军随后进入朝鲜半岛将朝鲜军队赶回中朝边境，联合国军无意入侵中国。此时斯大林因为害怕引起三战不想出兵朝鲜。毛泽东一想要做共产国际的话事人，二想借刀杀人把内战投降的大批原国军将士消灭在朝鲜战场，于是派志愿军入朝作战。联合国军有制空权，装备后勤全面领先。在朝战中对志愿军是降维打击，双方战损比差距巨大，每一次战斗都是志愿军尸体堆成山。不是志愿军英勇也不是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艺术高超逼迫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停战，而是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呼声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停止战争。 中共谎言：人民军队忠于党。真相是中国军队不属于人民。人民军队应该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党的军队应该叫党卫军而不该叫人民军队。 中共谎言：为人民服务口号。真相是共产党只为权贵服务。人民是供养者，权贵才是服务对象。 中共谎言：西方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真相是西方反对的是独裁中共，不是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共，中共不等于中国。这句话中的“我”字是中共特权阶级不是中国人民。 教育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一切为了孩子、让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真相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接受中共洗脑的应试教育，这些孩子们热爱中共，服从命令，服从集体，抵制个性，否定质疑的声音。他们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个性和创新精神。大量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而权贵家族的子孙从小接受西式教育，长大去欧美留学深造，再返回中国接父母的班。 医疗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中国政府关注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政治私利”。真相是得大病的普通人治病就家破人亡，没钱的病人就被医院停药赶走，要么等死要么立即跳楼自杀。所谓的医保只是玩着先涨价再报销一小部分的把戏，根本不能保障穷苦大众的医疗需求。而中共高级干部却住在高干病房享受免费医疗，他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的将普通人的器官移植给自己延长寿命。中国绝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都用在了中共高级干部身上。 养老领域中共宣传的谎言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人人平等，按劳分配”。真相是中共欺骗独生子女家庭数十年后，把当初的承诺扔进废纸篓，让他们自己解决养老问题。几代中国农民交了几十年公粮支持中共政权，换来的是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这点钱只够买米。大多数城市工人交了十五年社保换来一千多元养老金。而中共官员的养老金高的离谱，级别越高养老金越高。每年社保基金的开支绝大部分给了人数占比最少的高级官员。现在社保基金入不敷出，中共又是延迟退休年龄又是增加社保年限缴费至25年，真是敲骨吸髓，贪得无厌，毫无廉耻。 法治领域宣传的谎言是依法治国。真相是整个中国宪法都是摆设。人民的基本权利，例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只是写在宪法里，全部被剥夺。所有上法庭案件的审理判决，全部由各级领导暗地里决定，依法治国依据的是中共领导的看法：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 天安门学生暴动事件、香港回归的承诺、加入WTO的承诺、汶川地震捐款、一带一路战略、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对台政策、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寸土不让、同工同酬、勤劳致富、全民小康、无偿献血、器官移植捐献、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新闻媒体、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倒查国有资产流失30年等等全都是谎言和欺诈！谎言让富人觉得钱是自己的，穷人觉得国家是他们的。为了阻止真相传播，中共很早就兴建网络防火墙阻止国际互联网接入中国。如今被奴役的人民，长期接受中共洗脑，依然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美国总统林肯先生说：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是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全世界热爱自由、和平与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拆穿中共谎言，传播事实真相，推翻中共独裁，再造宪政共和，还中国人民以自由，还世界人民以和平！ Exposing the CCP's Lies Author: Heng Zhou Editor: Gloria Wang executive:  Luo Zhifei Translator: Fang Liu ...

作者：王乔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我来自中国山东的一个沿海城市。2000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们彼此深爱，相伴走过两年后，于2003年结婚，2004年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们夫妻俩都非常喜欢孩子，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内心满是喜悦和满足。我们曾多么希望能拥有更多的孩子，给他一个兄弟姐妹，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完整和幸福。 然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却强硬地割裂了我们的愿望。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2008年，我被迫接受了节育措施，放置了节育器。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制度的强制与控制。 命运似乎给了我们一次意外的惊喜。2014年12月16日，我发现自己似乎怀孕了，验孕结果为阳性。第二天，我赶去医院做B超，检查结果显示已经怀孕六周。医生告诉我，节育器已经意外脱落到了宫颈口。我难以形容当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生命，是一个奇迹。 我和丈夫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甚至打算逃离城市，躲到偏远地区去避开检查。然而，我们还来不及行动，就被街道办事处和村里的妇女主任找上门。他们表示接到举报，说我怀了“二胎”，必须立即堕胎。他们称这是“国家政策”，必须执行，拒绝任何协商。 我苦苦哀求，表示愿意缴纳罚款或接受其他处罚，只求留下孩子。但他们没有丝毫人情可讲，反复强调“这是国家政策，你必须配合。”随后几人强行将我从家中带走，拽上车，将我拉到了医院，我请求打电话给丈夫，也被拒绝。在没有我的同意、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按在手术台上注射了麻药，就这样我的孩子被他们无情的剥夺了生命。 更荒谬的是，几天后，我回到工作的单位，但是单位的领导说我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即使已经堕胎，依然要被辞退，理由是“没有主动上报怀孕信息，态度恶劣”。2015年1月8日，我无奈办理了失业登记，只为能够领取一点失业补助金来维持生活。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被计划生育政策无情践踏的亲身经历。 当我后来来到美国，看到这里的家庭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孩子、生几个孩子，不会被政府强制剥夺做母亲的权利，我内心充满感慨。在这里，生育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是被国家随意剥夺的工具。 回顾我的经历，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而是一个典型的国家权力干预个人身体与家庭自由的极端表现。这项政策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家庭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许多女性被强制堕胎、结扎甚至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而所有的痛苦，至今从未有人为我们承担责任、作出道歉。 我对这项政策充满不满与愤怒。一个国家如果连最基本的生育自由都无法保障，又如何谈人权？如何谈法治？ 这段经历永远地改变了我，它不仅夺走了我未出生的孩子，也击碎了我对祖国的信任。 今天，我愿意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希望世界听见那些曾经被迫沉默的声音。 Children taken away by family plann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complaint of a Chinese mother Abstract: A Shandong woman talked...

作者：赵杰 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程铭 陈丹青曾说：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一教育，二医疗，三法律。 只要社会多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只要医疗不黑暗下降，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就是人间炼狱！ 我看到这句话，我曾好几次掉下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深爱的国家正在被一群扮演天使的魔鬼掌控。它们正在洗脑儿童的思想，它们教你记住历史的苦难，却忽视无数现实中的苦难。 今年暑假结束，9月1日开学当天，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们在食堂用餐时发现饭菜突然变了：米饭夹生、菜品难吃、分量不足，吃不饱，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学校还禁止点外卖，学生根本没有选择。甚至有学生吃完后拉肚子。 很多学生把情况反映给父母，家长们向投诉平台反映，并点名新的食堂承包商——洛阳弘义食品分公司。事件很快引起热议，随后更多学校家长也爆料：洛阳实验高中、洛阳理工附中、洛阳外国语学校、第十一高中、第十三高中、河科大附中等，都有孩子反映饭菜难吃、乱收费。背后几乎都指向同一家公司：洛阳弘义。 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居然是2025年4月22日才成立的，短短几个月就承包了洛阳这么多学校的食堂？这是公开招标还是政府指定？背后是否有利益输送？ 无独有偶，9月15日，上海多校学生餐也被曝出“虾仁、鸡蛋有臭味”，被紧急撤换。背后供应商绿捷公司每天为50万学生供餐，家长长期投诉油炸食品过多、质量差、异物混入，还深陷多起法律纠纷，就是这样的公司却能掌控整个上海学生餐市场。 从洛阳到上海，这不是偶然，而是全国一盘棋的垄断。很多家长甚至绝望地说：“没有绿捷，还会有红捷、蓝捷。” 更讽刺的是，中共整天宣传所谓爱国教育，让学生观看《南京照相馆》《731部队》这些反日电影，把政治叙事当成头等大事，却在孩子们最基本的健康问题上放任腐败。孩子吃得饱不饱、健不健康，他们根本不在乎。 想想2022年疫情封控时，各地出现的乱象：一夜之间注册的公司承包小区物资，价格翻三倍，甚至卖出臭肉。投诉无门，群里说真话就被禁言。学校同样是封闭场所，一旦被某个企业垄断，家长和学生没有任何话语权。绝对的垄断就是绝对的腐败。 这不是偶发事件，这是中共体制的问题。全国一盘棋会反复出现这样的事情。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个独裁体制下，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是这个部门的皇帝，没有监管，普通老百姓没有话语权，必然滋生腐败。 我们这些逃离中共魔掌的人，非常清楚这个体制的邪恶和贪婪。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们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中共体制一日不倒，中国人民就永无宁日。 今天我实名举报：中共正在用腐败、垄断和劣质食物，毒害中国的儿童。孩子是民族的未来，他们正在被这样一个独裁体制一步步摧毁。 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儿童保护组织介入调查，并发起抗议。 只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声，才能揭开真相，追究罪责。为了孩子的饭碗、为了中国人的未来，真相必须被揭露，罪恶必须被清算。 Real-name report of the Chinese children poiso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作者/编辑：Gloria wang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何兴强   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分裂，中共转入农村，以农民为基础展开武装暴力行动。 1927–1930年间：中共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建立所谓的「苏维埃根据地」，其中核心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1930年前后：随着中共控制区扩大，针对地主的运动变得更激烈，目的是削弱传统的土地阶级结构，企图以此获取农民的支持。 中共为达目的，争取民众盲从，在部分地区的行动导致激烈暴力，地主阶层被严厉清算，秩序瓦解，社会矛盾加剧，甚至中农也受到波及，引发混乱。 社会因斗争被撕裂，群众斗争极端化，地主不仅失去土地与财产，很多人遭到公开羞辱、殴打甚至处决。人际矛盾变得尖锐，村落内部的亲戚、邻里之间因为「划阶级」而互相揭发、报仇。还引起社会心理创伤，许多地主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均被牵连，造成社会阴影。 此举使得阶级仇恨制度化，土地革命把「敌我矛盾」引入农村生活，形成了长期的「阶级划分」思维。后来延伸到「整风运动」「土改运动」「文革」，阶级斗争思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基调。造成伦理秩序破坏，传统社会中的长辈尊重、宗族维系，被「革命正义」取代。年轻贫农在「斗争大会」上可以公开辱骂、惩罚年长地主，颠覆了传统伦理。这种做法虽削弱旧秩序，但也带来道德真空。 中共为达到自己的短期利益，不惜用不正当手段使得贫苦阶层被分得土地，从而出于个体利益支持中共。但这一行为付出的长远代价是农村内部矛盾激化、经济破坏、社会伦理被动摇，并种下了长期「阶级斗争」的仇恨种子。 1930年前后苏区斗争会规模庞大，一个县动辄召集数千农民参加。地主在公开批斗后常被「没收财产＋驱逐」，部分被处决。学者估算仔1927–1931年间，在红色根据地被处决的地主、富农约 20万–30万人。数字因地区不同差异极大，有的县几乎全部地主被清算。 土地分配后，农业总产量并未明显上升，部分地区1930–1931 年粮食产量甚至下降 10–15%。主因是缺乏耕牛、农具，战争环境不稳定。地主被消灭后，农村信贷体系崩溃，过去地主经常向农民放贷，农忙时提供种子、钱粮。打击地主后，农民短期虽分田，但缺乏资金与流动性。 这场「打击地主」运动的核心并非真正的社会公平，而是中共巩固政权的工具。透过分田分地，中共赢得农民支持，借由没收地主资产，补充其军事与政治资源。这是一场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斗争运动，而非为百姓谋福祉。农民在短暂分得土地后，很快又陷入新的政治压迫之下。据中共自己统计，1931–1933年间，江西苏区共重新分配土地约 1700万亩，其中大部分被军队和革命干部优先分得。普通农民虽一度得到土地，但不久又在征粮、征兵与「再分配」中失去，短暂的得益转瞬即逝。 中共打击地主的行为，既非真正的土地改革，也非社会公正的体现，而是以革命之名行劫掠之实。它用暴力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秩序，用仇恨摧毁了人伦与信任。这样的历史悲剧提醒我们：任何以「公平」为名、却建立在仇恨与暴力之上的运动，最终只会留下满目疮痍。 由此可见，中共的此举造成社会秩序的崩毁及恶劣深远的影响，此为第一罪。 The Crim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The Collapse of Order Author/Editor: Gloria Wang Chief Editor: Hu Lili Translator:He XingQiang Historical...

作者：司空先让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吴可正 我出生的年月（1957年），恰逢以打断知识分子精神脊梁为目的的反右运动如汹涌潮水般掀起，紧接着几年便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艰难岁月的开始，饥饿如影随形，笼罩着每一个家庭。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上面有一个正处于长身体关键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父母每日辛勤劳作，然而全家依旧处于半饥半饱的困顿之中。无奈之下，在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将我送到了桐庐芦茨湾的外婆家寄养。其实外婆家的粮食也是不够吃的，时常要吃麸糠野菜糊糊。好在芦茨湾山野溪沟里有时也能捉到一些鱼虾和小动物补充一下动物蛋白质。 芦茨湾，那是一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宁静小村落，村里的村民大多姓方。据族谱记载，唐代处士方干（‌方干，836年-888年，字雄飞，号玄英，唐代著名诗人）曾在芦茨湾隐居。外婆和舅舅住在一起，那时的舅舅大约十九岁光景，年轻且充满朝气。由于他是方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属于单传，从小便多受点宠爱，得以读书识字。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舅舅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家族的资助，成为了乡里少有的读书人。他平日里喜欢舞文弄墨，对诗词文章有着浓厚的兴趣，总能在闲暇时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书写下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我来到外婆家后，便常常喜欢跟着舅舅。舅舅会带着我穿梭在芦茨湾的山间小道，采一些野果子和芦苇的嫩芽根给我吃，有时还会讲鬼故事给我听，吓得我有时晚上会做噩梦惊叫……这时我外婆会拿一只小酒盅放满米，再放一枚银戒指在米里然后包上一块手帕，在我胸前一边上下左右舞动，一边嘴上念念有词似乎在驱赶邪魅。一套流程下来，然后打开手帕，发现之前一整酒盅的米凹下去了一小半，这时外婆的整个脸都舒展开了，兴奋地说，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小鬼被赶走了……等懂事后的我每每想起外婆的“法术”有点好笑，但我知道外婆对我的爱是深切无比的。 就这样，我在外婆的芦茨湾快乐的生活了3年。 我6岁那年被父母亲接回到了杭州。在我读初三的时候我从父亲那里得知舅舅死了（母亲有意不让我们知道这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家族里出了一个”反革命“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事）。 若干年后，我大致了解到了我舅舅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和惨死的大致经过—— 那场史无前例“文革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将人们卷入了无尽的漩涡之中。舅舅，这个平日里只知埋头读书，在乡办小学里做做代课老师什么的，不知在“文革”中何时何地触犯了“文革运动”的大忌，或许是他在与友人交谈时，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对某些政策的不满；又或许是他写的某篇文章中，一些观点被误解为是对“文革”的攻击。总之，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舅舅一夜间成了批斗对象，他们给舅舅扣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一刻，外婆惊呆了，如同天塌下来了，她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舅舅被带走后，外婆家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舅舅被关押在县监狱接受所谓的“审查”和“改造”。在那段日子里，他不时遭到殴打、羞辱等惨无人道的非人折磨……最后，我舅舅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和痛苦，决心以一死来抗争！那天在监狱放风时舅舅不知从什么角落里搞到了一条尺巴长的铁条，突然大叫着冲出监狱牢门前的警戒线作出了要行凶越狱的样子（其实是只求一死）结果随着几声枪响，我的舅舅方志刚倒在了血泊中…… 在这片罪孽深重的土地上空又多了一个飘荡的冤魂！ 当得知舅舅惨死后，外婆每天以泪洗面不久也因悲伤过度随舅舅而去了…… 得知舅舅是这样的惨死的，如同一场沉重的噩梦，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舅舅原本可以在乡野平淡无奇的过完一生，却因为那个荒唐暴政的年代，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残忍地剥夺了。 如今，舅舅的离世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每当我回到芦茨湾，看到那熟悉的山水，听到那亲切的乡音，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舅舅的身影。 2001年初，我被当局以“煽颠罪”而坐牢，冥冥之中似乎与我舅舅有着某种命运的交织。 选自《我所经历的人和事碎片（一）》 司空先让 杭州 2025年9月11日 My Uncle — Fang Zhigang Author: Sikong Xianrang Responsibl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Wu Kezheng The year I was born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