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V): From the Wildfires of Zhejiang to a Nationwide Blaze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杭州的民运之火随着夏天的来临而不断升温,王有才一次次的抓抓放放,使许多来访者分头找到我们几个老民运的家里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酷热的烈日下,殷蔚红踩着克朗克朗响的破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王培剑也经常过来给我讲讲组党方面的法律问题;徐光携夫人黄晓航抱着新生婴儿来我家,带来他的文章《抓不完的民主党人》,看到他们把那么小的孩子带出来,我心里很佩服这对年轻人的勇气;北京的艺术家严正学先生也是冒着酷暑来到杭州找到我,我将他带去王荣清家,后来严正学告诉我,王把他卖给了警察。刘贤斌与一位记者朋友也在那个时候来杭州,因为我不熟,就在他们面前很少说话,以至于那位记者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而滔滔不绝的祝正明却被她记下许多不便公开的言论,使他十分恼火。
1998年酷暑八月,严正学来杭州,左起前排张玉祥、严正学、朱虞夫、王荣清,后排祝正明、毛庆祥。
1998年6月组党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的许多民运人士来杭州考察“取经”,并希望我们能去各省“传经送宝”,把中国民主党热热闹闹的搞起来。大家碰头的时候就聊起了派人去各地“点火”,把各省民主党建立起来。吴义龙自告奋勇,说大家都走不开(有上班的、有做生意的),他刚把硕士论文交上去,最近没事。大家都同意了。
于是,大家一起筹钱给他作路费,列了各地方要找的民运人士名单和地址(当年组党运动兴起前,中国民运是“签名运动”,出了某时事事件,写一篇文章,大家都来签名,所以大家都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将各地的活跃人士找了出来,印在一张纸上,让吴义龙每到一地,按图索骥。出资的人,王荣清负担大头,其他人也都尽力凑上。一直在杭州积极参与活动的姚遵宪表示愿意陪着吴义龙一起去跑(事后知道这一路的食宿都是姚遵宪买单的,二十六年后,杨海还提起,当年吴义龙是坐飞机去的西安。但是吴义龙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起过)。四川刘贤斌和湖南谢长发、西安傅升、辽宁唐元隽和冷万宝、重庆、黑龙江、甘肃、云南、广东朋友都先后来过,武汉秦永明是毛庆祥的老朋友,大约98年七月底由毛陪着一起去。那天毛庆祥从武汉回来告诉我,他们到武汉热得不得了,找到秦永敏的时候,秦在他卖煤气灶、高压锅零件的摊位上午睡,摊上放着一只传真机(秦当时在办《人权观察》),把秦叫醒,建议他一起搞民主党,秦一口就答应了,并立刻筹建了中国民主党湖北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这个名称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王有才当时是个比较豁达的人,对名利很淡泊,鄙视追求个人权力,所以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平等对待各省的筹委会,让大家都来唱戏。只是王有才不赞同我搞街头政治,随便让“阿狗阿猫”都拉进民主党里来,他认为社会上招聘员工都有门槛,参加民主党怎能没有门槛呢?其中我最受大家诟病的就是,我把王荣清拉进民主党里来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曾经在民主墙时期与公安一处合作,出卖过朋友。是的,我对此也是非常无奈的,毕竟草创的民主党有许多事要做,却缺乏做事的人,我搜罗扒剔,鸡鸣狗盗都需要。对于浙江自称是“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为其他省市的筹委会留下发展空间的做法很受大家欢迎,浙江不占山为王的谦卑做法使各省民主党踊跃建立,蔚成风气。
后来,从王希哲处,我了解到,海外后援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各地的组党活动,他们尽力为各地购买传真机,为各地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
吴义龙在行程中也遇到尴尬时刻,九八年8月底,他找到北京某大佬家,对某说,希望某也能在北京成立民主党,某谨慎地对吴说,我们到里面谈。到里面,某对吴说:“你们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么放?”吴愣住了,这个问题使他猝不及防,他是被派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的,就在那里尴尬地笑。某一看没戏,就下了逐客令:“你去吧,我不搞!”天气酷热,吴义龙满身汗湿,央求某让他冲个凉再走。某把吴带到淋浴间,吴却长时间没完,某不放心进去看,吴的内裤挂在卫生间门把上,破的像渔网,某就干脆拿去扔了,挂上一条新内裤。吴沐浴完找不到内裤了,就大声喊。某让吴穿上那条新内裤。后来,因为吴义龙讲了找某大佬组党未成的事,某感到很不体面,就曝光了这内裤的事,某当时有句话是:“吴义龙这小流氓与我玩,我玩得他找不到内裤!”也算是在严酷日子里的一点轻松花絮。
从某家出来,在走访名单上找到任畹町的地址,去找任,任二话不说就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向北京民政部门提交申请。撵走吴义龙后,某大佬立即公开发布了他的“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倡议,但似乎响应的人不多,大家对组党的热情更高。在全国各地陆续公开组建了二十几个“筹委会”后,某大佬坐不住了,11月6日,要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提倡“缓结社”的人出来摘桃子,自然遭到以浙江为首的几乎所有民主党人的反对。终于他“要走在全国朋友的前面”,在11月9日搞了一个“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自任主席,七个人封了六把交椅,任命了三位副主席,其中一位是天津的吕洪来。其时,吕洪来正在杭州做水果生意,需要杭州朋友帮忙,大家都去了。我问吕,你这个“副主席”怎么回事啊?”吕说,“老某这个人啊,就这个脾气,也没和我打个招呼,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某大佬是第一个反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人,这些事实,当时都有公开记载。某拒绝搞民主党,又反对不成,召集了几个人,在11月初也打起了“中国民主党”旗号。虽然凑了“京津党部”,各地的“筹委会”没人买他的帐,于是他又心生一计,对秦永敏说,搞“筹委会”的太慢了,要马上成立全国党部。
几天后,某大佬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浙江一直是他的眼中钉,某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党部,他任主席,准备二个副主席,一个是秦永明,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组党的,给你们浙江留一个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定个人出来,报给我,否则你们浙江出局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以后的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也许他怵于当时在吴义龙面前不加掩饰流露的对“位置”的极度渴望,他在电话中大骂吴义龙:“吴义龙这个小流氓想跟我玩,我玩死他!”我实在听不下去,就把话筒交给正好在身边的祝正明了。祝正明一声不吭的听着他骂,骂完了,挂了电话,祝正明对我说:“我们不理他,管自己。”
这个电话告诉各个朋友后,大家对北京的反应都很冷淡,王荣清觉得浙江应该选出一个负责人来,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对毛庆祥说,这个负责人就让年轻人去当吧,让他们锻炼锻炼,我们民主墙时期的年长者退下来为民主党的发展把把关,王荣清和李锡安对我的提议也没有反对意见。当时除了我们四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只有祝正明和吴义龙了。祝正明反应平静,但是吴义龙却来劲了,要争做老大。王荣清就提出,六个人投票决定。投票结果四比二,祝正明四票,吴义龙二票。吴争不成就自荐他做对外发言人,大家都同意了。王荣清提出要我做秘书,因为我的威信放在那里,笔头还可以。我推辞,但是大家都附议,我只得接受下来,没想到王荣清又提出这个秘书要带个长,也被大家附议。
吴义龙满口含混不清的桐城官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海外记者听不清,所以他们还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几个老民运了解情况,吴义龙知道后,特意告诫大家:“你们以后不要再接受记者采访了,我才是发言人。”
1998年十二月初,接待来杭州声援王有才的各地朋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第一号公告
The Origins of...
(宪法第三条:国家名称的意义与愿景)
O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China: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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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ing the Future of Chinese Democracy through the Five-People Constitution – Part IVArticle 2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Cornerstone of Civil Governance and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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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Japanese Peace Movement
作者:程铭 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编者按:
这本书讲述的是国民党汪精卫先生和平运动始末。汪精卫,一个人品及其高洁、青年时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举成名,成为多少人高山仰止的对象。可为何?他宁愿“跳进粪坑”,不惜自污也要实现中日之间休止战争?原因就在他的初衷——反共。如果国民党不与日本媾和,拼个两败俱伤,最终将是中共渔翁得利,唾手取得天下,这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与日本媾和,汪精卫先生不知道这是与虎谋皮吗?可为什么他犹豫、彷徨、涕泪滂沱,然而一次次艰难地走那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赤匪横行的中国大地,将是一个怎样的非人世界。
第一章 青年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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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art 4): The Democratic Party Moves Toward Grassroots Politics
作者:朱虞夫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我只手空拳,无法施展,想到了民主墙时期的老朋友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八九六四,我因为“参与动乱”被抓(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随即被江干区房管局解除工会负责人职务,逐出机关,下放基层,病休在家,恰好毛庆祥开在清泰立交桥下的化工原料店歇业,在与陈维健、张震毅商量后邀我去开照相馆,他自己在温州做生意,经常两头跑。他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相距不到一百米。我听说他回家了就去找他,他回家也会第一时间来我家聊聊。组党的事我也每次都对他说起。那天我又讲了民主党的事,现在正缺人手,希望他能把温州的生意结了,回杭州来,毛庆祥很爽快地一口答应,就回温州去清理转让业务了。
1998年10月,浙江筹委会初创时期接待外地朋友,左起前排:王荣清、王东海、邓焕武、朱虞夫,后排:吴义龙、毛庆祥、王培剑、姚遵宪、傅升、祝正明
王荣清的家已经从建国北路搬到离我不远的采荷新村,也就是一里地左右,他在家附近经营一家洗头店,79年民主墙时期的几个老朋友时而去他那里叙叙旧。李锡安住在望江门,经营过自行车和锁具生意,均不如意,王荣清在自己的门店附近帮他盘下一间洗头店,我这里搞民主党正缺人,就去一个一个请他们出来共襄义举。
祝正明写了一本《民主政治》的书,经济本不宽裕的他希望圈内的朋友能帮助他回流一些款项,并以文会友,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带他见陈立群——她是二十年来杭州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她在杭州民运圈的人缘不错,在组党过程中我很希望她能与我们一起努力,便约了祝正明一起去她家动员她出山。祝正明带上十本《政治民主》,与我到卖鱼桥立群的家,我给他们二人互相作了介绍后,立群买下了这十本书。但是,对于我们邀请她参加民主党的事,她非常遗憾地说,她明天就要启程去多米尼加了。这一别就是许多年。
我想起民主墙时期有勇有谋的方醒华,在问到他的电话后,向他要了地址,就与祝正明一起去他萧山的厂里动员他出山。方经营着一个制作市政工程人行道地砖的工厂,原料就是隔壁萧山(火)电厂烧剩的废渣,他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陌生人,自始至终抽着烟一言不发。方婉言拒绝了我们,说他的心是与我们一起的,但是他的工作很忙,不能参加。其时,我心里已经怀疑那个陌生人是他叫来的萧山政保,直到我被逮捕的那天才证实。那天杭州市政保押送我去老东岳看守所,一个戴墨镜的便衣在车上对我说,你这样做害了你的伢儿,你看方醒华就比你聪明,他为了儿子能去省检察院工作,答应我们,永远不搞民运了。
我因为在秋涛宾馆突然病倒,与王东海差不多时间放出来了,王有才和祝正明又关了些日子。出来后,趁着中共没有取缔中国民主党,大家都觉得不能自我放弃。同时在城隍山和湖滨一公园有许多关心时事的人也通过“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知道了杭州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事略,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渐渐有几个比较活跃的市民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引起上城区政保科张建华和郑刚的注意。
那几天,市民来金彪每天都在湖滨一公园用普通话发表政论,口才滔滔,经常在那一带的李锡安把他带进了我们筹委会的圈子里(同时带来的还有池建伟和李坝根等人)。有人说,湖滨来了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这消息传到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被张建华和郑刚盯上了,他们潜匿在公园出口处附近的灌木丛后面,当来金彪走出公园的时候,他俩猛扑上前,架住来金彪就往车里塞。正巧被人看到,来马上告诉池建伟,池了解到来金彪被关在南星派出所,急急忙忙找来我家。因为南星派出所在我工作的南星房管站隔壁,平时他们有文案都来找我帮忙,我立即赶过去探视。来金彪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他怕母亲着急,希望我能去报个信。我叫上复兴北苑社区的治保主任祝德胜一起过去了,看到他家境十分贫困,我向治保主任借了二百元钱,交给他母亲,安抚她,待她情绪稳定下来,再回派出所隔着铁栏杆聊天,七点正,我把随身携带的收音机调到“美国之音”频道,把国际新闻中来金彪被抓的新闻放给他听,门口值班的那个警察也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遇到张建华,问他来金彪的事,张大呼上当。他说,他们接到“耳目”(线人)说湖滨有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在演讲,他们悄悄去听了,估计这个人是“徐文立”,就把他抓起来,到湖滨派出所做笔录,这个人说自己名字是来金彪,问他哪里人,他说是南星桥的。
原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结果大失所望,张建华和郑刚的沮丧可想而知。
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络续各自担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吴义龙与他女友单称峰没有住处,毛庆祥找到戚惠民,让戚惠民把自己在景芳一区的一套房子无偿借给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居住,同时戚惠民这个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友也来为羽毛未丰的民主党做些实务,毛庆祥又发挥他在民主墙时期办理民刊的特长,编辑、发行了《在野党》。更重要的是,毛庆祥找来了当年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聂敏之,当民主党的各位干将被捕入狱后,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聂敏之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担当重任,继续带领大家艰苦卓绝地奋战(聂敏之最后被捕并判刑,在服刑期间去世,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第一个殉道者)。各地的民运朋友纷纷前来杭州,王荣清的家就成为接待大家的地方,由于他经商多年,经济比较宽裕,凡是来杭的各地民运朋友,他往往有所接济;李锡安经常在市民活跃的地方走动,把有意加入民主党的新人带来圈内,当时像李巴根、池建伟、萧利彬、高天佑、苏元贞、来金彪、王富华、吴远明等都是他带来的,这些新人又陆陆续续带来其他人,杭州的民主党活动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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