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

作者：周敏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东方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时，在繁华的阴影深处，一场无声的生命收割正在农村上演。社会学田野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已达到惊人的水平，部分地区甚至高出城市五倍。这并非单纯的心理疾患，而是一场由体制性排斥、经济剥削与乡土文化坍塌共同酿成的“社会性屠杀”。 绝命的理性：当死亡成为最后一次“奉献” 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学者刘燕舞等人的调查中，农村老人的自杀呈现出一种平静的惨烈。在广袤的黄土地上，8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远超每10万人中60人的心理红线。曾经，剧毒农药“百草枯”是他们通往终点的捷径。这种药剂因极高的致死率被禁，其残忍之处在于：它会引起不可逆的肺部纤维化，让呼吸器官枯竭如干透的丝瓜络，而患者在长达数周的窒息过程中，意识始终清醒。 然而，禁药治标，却治不了绝望。当药瓶被收走，老人们转向了更原始、更决绝的方式：“软自杀”。 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断食、断药、拒医。这种方式极具隐蔽性，常被计入“自然病故”，本质上是生命权的主动放弃。与年轻人的冲动不同，老人的离去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具有明确的“利他性”。他们往往避开农忙，甚至选好时间在子女打工返乡前换好寿衣，以便子女能在极短的休假期间“顺便”办完丧事后迅速返岗。这种被邻里赞许为“懂事、不拖累家人”的死亡，揭示了农村最冷酷的心理逻辑：当生命被视为家庭的“负资产”，自杀便成了他们对家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奉献”。 制度性剥夺：二元结构下的权利弃子 这场悲剧并非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深植于中国特有的资源错配与制度缺失。 福利分配的体制性歧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长期被定位为资源的输出者，却在二次分配中沦为边缘。当城市体制内的养老金保障了晚年的尊严时，农村老人每月仅有的一两百元基础养老金，在今天通胀的物价面前近乎一种羞辱。他们劳作一生支持了工业化进程，却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排除在国家安全网之外。 乡土秩序的全面溃败：随着城镇化浪潮的抽割，曾经作为宗族堡垒的农村已成为了空壳。青壮年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不仅是老弱的身躯，更是社区互助、精神寄托与医疗监护的全面真空。在这些被形容为“废土”的村庄里，老人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感。 权力者的伪善：收走了农药，留下了绝望 这种自杀潮，本质上是“无价值者”被社会主流系统抛弃的过程。一个能将巨额预算投入基建与对外援助的体制，却无法为种粮一辈子的老农们提供一份基本的临终关怀，这本身就是一场集体自杀的共犯。 权力者通过禁止百草枯来维持“治理成绩”，却不愿在老人的碗里多加一勺温热的粥、在药盒里多放几颗救命药。这种治理是典型的伪善。如果一个盛世的延续，需要靠最弱势群体以“主动退出”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运行，那么这个盛世的根基早已从内里腐烂。 老人的药瓶里，装的不只是农药，还有对时代的绝望。这不仅是农村的谢幕，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悲哀。当一个社会不再敬畏那些曾为它奠基的生命，它所引以为傲的盛世繁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蜃景。 A Curtain Call in an Age of Prosperity:The Structural Tragedy Behind the “Suicide Wave” Among Elderly...

——从流亡藏人选举看民主政治的真正根基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正在用最直接、也最刺眼的方式，拷问拒绝民主的中共政权：权力到底从哪里来？ 2026 年 2 月 1 日，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的流亡藏人，用选票选出了自己的议会。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没有领土、没有军队、没有国际法承认的政权架构，却依然坚持用选举和议会来组织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政治判断：如果一个群体还想作为“人”存在，而不是作为被安排、被管理、被代表的对象存在，那它就必须掌握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

——从“小洛熙案”看中国社会底线的破裂与觉醒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小洛熙开庭当天，宁波的冬天并不喧闹，却显得异常沉重。法院门前，没有统一组织的横幅，没有正式的动员口号，却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普通人：打工者、宝妈、老人、年轻人。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却在同一时间站在同一个地点，只为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 这是一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事实：小洛熙开庭声援不是谣言，不是“境外势力”，也不是少数激进者的行为，而是一次真实发生的、广泛的、自发的民众集结。在一个长期被塑造成“稳定”“理性”“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社会里，这样的场景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被灌输一种叙事：普通人只要“好好过日子”，不碰政治、不惹麻烦，就可以换来基本的安全与安宁。公共事务被描述成“与你无关”，不公被解释为“个案”“偶然”，而一切抗争都被贴上“闹事”“不理性”的标签。 ...

——从湖北精神病院骗保案，看一个拒绝透明的治理逻辑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社会频繁出现一些令人不安却高度相似的场景：未成年人在校园中“非正常死亡”，调查迅速定性；普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却难如登天；家属提出质疑，随即被纳入“维稳”对象；信息被封锁，讨论被压制，结论被提前写好。这些经历并非彼此孤立的“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在现实运行中，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 新京报近期披露的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骗保调查，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一个极端却典型的缩影。据新京报调查报道，湖北襄阳、宜昌多家精神病医院，以“免费住院、医药费和生活费全免”为诱饵，违规收治大量并无明显精神障碍的人员，涉嫌通过虚构诊疗项目、伪造病历，系统性套取医保资金。 ...

作者：张 宇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她只有五个月。五个月，尚未学会翻身、尚未看清这个世界、尚未拥有任何表达“同意”或“拒绝”的能力，却已经完整地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冷酷、最成熟、也最熟练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流程：被交付给“权威系统”，在密不透风的专业语言中失去生命，随后被迅速定义、归档、降温、消音。 她叫小洛熙。在官方叙述中，她的死亡是一次“医疗过程中的不幸结果”；在体制语言里，她只是一个“个案”；在舆情管理的视角下，她的名字甚至不该被反复提及。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不需要被“定性”；她需要被追问。 当一个孩子在手术台上离世，我们本应首先问的是：发生了什么？责任在哪里？谁该为此负责？医疗系统是否存在缺陷？ 可在中国，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地规避了。不是因为答案太复杂，而是因为答案本身会威胁到体制的安全感。 在中共统治下，婴儿的死亡从来不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公共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尽快结束事件”的内部协调。真相不是优先项，问责不是必选项，安抚、压制、定调才是。 小洛熙不是第一个在这样的逻辑中死去的孩子。她的名字之所以再次被提起，不是因为她“特殊”，而是因为她过于典型。典型到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次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熟练、运转顺畅、早已习惯的体制结果。 当一个政权连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连最低限度的公开、独立、可质询的调查都无法提供，却仍然反复高喊“人民之上”“生命之上”，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这家医院做错了什么”，而是——这样的体制，是否还具备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在手术后死亡，都应当自动触发一套清晰、独立、可被公众监督的程序：完整病历公开、手术决策逻辑说明、风险评估复盘、责任人明确、调查过程透明。但在中国，小洛熙的死亡并没有开启“追问”，而是迅速进入了另一套更熟悉的流程——控场、定调、降温、切割责任。我们看到的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你可以知道什么”。 医疗叙事的第一步：用“专业壁垒”隔绝公众 在事件最初阶段，围绕手术必要性、风险评估、手术中应急处理、手术后监护等关键问题，公众并没有得到清晰问答。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高度技术化、无法被普通人核验的“专业表述”。这些语言并非为了澄清事实，而是为了制造距离——把质疑者挡在“你不专业、你不懂医学”的门外。在中共统治下，专业从来不只是知识体系，它是一种权力工具：当权者用它来决定谁有资格提问，谁必须闭嘴。但问题在于：医学的复杂性，从来不是拒绝透明的理由。恰恰相反，越是高风险决策，越需要清晰、可追溯的解释。 医疗事故如何被“去事故化” 紧接着出现的，是一种中国社会高度熟练的操作：将“可质询的医疗事故”，重新包装为“不可避免的医疗风险”。在这个叙事中——没有错误，只有遗憾；没有责任，只有不幸；没有制度问题，只有“个体差异”。这种话术的真正功能，是提前终止讨论。因为一旦被定义为“风险”，追责就会被视为“不理性”；追问就会被扣上“医闹”的帽子。这不是医学逻辑，这是政治逻辑。 谁决定调查？——体制最关键、也是最荒谬的一环 在中共体制下，调查医疗事故的，往往正是事故所在体系本身。医院隶属于行政系统，调查由行政系统主导，结论再由行政系统发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调查，而是内部协调；不是问责，而是风险管理。在这样的结构中，“真相”永远服从于“稳定”，“责任”永远让位于“形象”。当一个婴儿的死亡，必须首先考虑对系统的影响，而不是对生命的交代，结果其实早已写好。 舆论不是被回应，而是被管理 公众的愤怒、疑问与不安，并未得到正面回应，而是迅速进入舆情控制轨道：信息碎片化、讨论被限流、声音被标签化。这是中共治理体系中极其成熟的一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于是小洛熙的死逐渐被处理成：“已经调查过了”、“正在依法处理”、“不要传播不实信息”。可问题是：当所有关键细节都不公开，当调查过程不可旁观，当结论无法质询，所谓“依法处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反复高举道德口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为本”——这些词在官方文件、新闻通稿和政治宣传中被不断重复，被塑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但问题是：当一个政权连一名五个月大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时，这些口号还有任何意义吗？ 在中共语境中，人民并不是一个拥有具体权利的主体，而是一个被抽象，被代表，被使用的概念。当人民“听话”“配合”“不制造麻烦”时，他们被称为“人民”；当人民提出质疑、要求解释、要求问责时，他们立刻被区分为：“个别人”“情绪化群体”“被煽动者”。这正是中共“人民至上”的真实含义——人民只存在于不提要求的时候。 在中国，生命真的至上吗？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一个婴儿的死亡就应当触发最高级别的透明与追责；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真相就不应当被延迟、筛选、降级发布；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公众的知情权就不应被视为风险。 真正至上的，从来就不是生命，而是“可控性”。 中共可以继续在文件中书写“生命至上”，可以继续在新闻里反复强调“高度重视”，可以继续要求社会“理解”“理性”。但只要它拒绝建立真正独立的调查机制，拒绝让权力接受公众质询，拒绝承认制度本身的责任，那么这些话语就只能暴露出一个事实：它需要口号，正是因为它无法承担后果。 一个连婴儿死亡都无法面对的政权，谈“人民至上”，不是虚伪，而是对生命的再次侮辱。 小洛熙不是被“命运”带走的。她是被一个拒绝被追问、拒绝被监督、拒绝为弱者让出空间的体制吞没的。 而这个体制，正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如果我们允许她的死亡被降级为“个案”，明天被降级的，就会是更多无法发声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接受“已经处理”的说法，明天“处理”的，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中共治理逻辑反复证明过的现实。在这样的体制下，顺从换不来安全，沉默换不来保障，遗忘只会换来重复。 所以，记住小洛熙，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拒绝。拒绝把婴儿的死亡当作治理成本；拒绝让“稳定”压到生命；拒绝接受一个连最弱者都无法保护的政权，却要求人民感恩。她不是一个结尾，她是一份指控。这不是一篇悼文，这是一次拒绝。 She Was Only Five Months Old Author: Zhang Yu ...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彭小梅 目前，伊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屠杀。有1.2万到2万名伊朗手足，遭到了伊朗恐怖主义伪政权的残酷屠杀。 众所周知的是，伊朗伪神权政权自1979年夺权以来，就建立了一个十足的反人类体系。在1980-1988年间，伊朗伪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集团，这两个反人类势力，在中共的两头支持下，进行了狗咬狗的战争，造成了中东超过100万人的死亡。 在1988年，伊朗伪政权曾一次性处决了约3万名政治犯，而这只是这个血腥政权众多暴行的冰山一角。 从1988年到1998年，伊朗伪政权连环谋杀了近百名异议知识分子。 2009年，伊朗伪政权的极端派头目内贾德，通过选举舞弊上台，愤怒的伊朗民众发动了绿色革命，再次遭到血腥镇压，有数千人被杀害或被捕。 在2019、2023年，伊朗民众又曾展开两次壮阔的民主革命，都遭到了伊朗伪政权的血腥镇压，每次都有成百上千的人遇害。 此外，在最近二十年来，伊朗伪政权勾结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和中共，构成了新时代的轴心国。这一新轴心国集团四处发动战争和恐怖袭击，到处屠杀各国民众： 在欧洲，伊朗伪政权大量向普京集团提供无人机，和中共一同为普京集团的侵乌战争提供大量支援。 在中东，伊朗伪政权勾结俄罗斯普京集团，伊朗扶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也门等国民众。在叙利亚，伊朗伪政权勾结普京集团，支持对叙利亚民众使用毒气的大独裁者阿萨德，造成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死亡。 在亚洲，伊朗当局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共的伪“香港国安法”、支持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中共紧密合作。 以上这些，仍不是这个邪恶政权的全部罪恶。 伊朗伪政权不遗余力地实行宗教迫害政策，大量平民因其宗教信仰被这个邪恶政权杀害、判刑。例如，仅仅在2024年一年，96名伊朗基督徒就共计获刑263年，而这只是伊朗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冰山一角。至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巴哈伊教等宗教，也遭受着伊朗伪政权严酷的镇压和迫害。 伊朗伪政权残酷迫害着国内的少数族群，镇压各民族争取自决、自由、民主的运动，其中库尔德族和俾路支族受害尤深。在2022年9月，一名库尔德族女性因为拒绝遵守伊朗伪政权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政策，就惨遭伪政权所谓“道德警察”的逮捕和杀害。这次暴行引发了抗议的浪潮，而伊朗伪政权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杀害了数百人、逮捕了数万人。 伊朗伪政权根据其荒谬的神棍统治，不但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而且在它的伪法律中保留了将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将人公开吊死、斩首等极其野蛮的刑罚。 到目前为止，伊朗已有上万人被伪政权以石刑处死。仅仅在2010-2016年间，伊朗就有4741人被以石刑、公开吊死等方式公开处决——用残忍的方式将人公开虐杀，是伊朗伪政权的家常便饭。 在伊朗，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公开吊死。 有婚外情行为的人，则会被更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而另一方面，极为讽刺的是，伊朗伪政权却公开允许一夫多妻制，其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更是犯下过强奸、鸡奸平民的残酷罪行。许多伊朗的女性在被伪政权处决前，还会遭到伪政权走狗系统性的奸污。 了解到这些历史，我们就能知道，近日伊朗伪政权屠杀上万民众的暴行，就是这个反人类政权的“日常操作”。而这个反人类政权早已和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及中共深度捆绑，这个反人类政权的匪首哈梅内伊是全世界排名前几的反人类罪犯。 因此，只有推翻俄中伊三国的暴政极权，世界才会迎来安宁。只有终结这个新轴心国集团，世界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Take Down Putin!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Khamenei! Free Iran!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Azadi! Azadi! Azadi! (注：Azadi! Azadi! Azadi!是伊朗民主运动的标志口号，意为“自由！自由！自由！”） The Iranian Pseudo-Regime Is an Anti-Humanity Syndicate Abstract:S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