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ute to Those Who Do the Dirty Work
作者:陈西(《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2025年7月9日 贵州 中国
编辑:罗志飞. 责任编辑:鲁慧文
德国总理默茨最近在G7峰会上声称:“以色列袭击伊朗是在为整个西方做肮脏的工作”,并罕见地向干脏活的以军致以“最崇高敬意”。陈西有文《向知白守黑的公民致敬》,同样表述了这一意思。干脏活,被陈西称为“守黑”。
文明世界需要干脏活的公民。浅层次理解,人类的生活垃圾、消费后的排泄物需要环卫工人清理,环卫工人是与脏黑垃圾为伍的人。中层次理解,医者面对病人,实际面对的是病毒病菌,医者帮病人恢复身体健康就得研究人体的病毒,与病人病毒为伍,医者也是在干脏活;同样,司法人员,尤其人权律师面对罪犯,得站在罪人一边,为其权利辩护是干脏活。因为人权律师干脏活,守黑,中国有许多人权律师就受到打压。如:为国母辩护的张思之律师,以及郭国汀、高智晟、李建强、唐荆陵、张鉴康、兰志学、张星水、张凯、李庄、李柏光、李和平,谢阳等等律师。
深层次理解,党治国先生,思想家,1954年以陕西省榜首考入清华大学的老右派,党治国先生对中国政权定义:“中国和欧洲国家的起源不同。在中国,国家政权起源于一种权力的篡夺和盗窃,因而它是一种赃物,它一来到世间便充满了阴谋和霸道,借用马克思一句话:‘它每个毛孔都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陈西认同党治国先生这种观点,因这种观点与基督徒“原罪”观点相同。所以,陈西自供,他是带着镣铐与这个赃物——利维坦(巨兽)共舞的一名驯兽师,一名干脏活、与黑暗为伍的公民。
党治国先生是陈西的一面之师,于西安相识。2006年10月20日,七省市民主党人聚集西安,在为胡耀邦的秘书林牧老先生送别悼念活动中,先生送给陈西一本他的代表作《埋没的思想》。书中直言:“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革命只是为了争夺这个赃物,没有新意,没有改革;只是把这个赃物换个姓而已,而每次改朝换代这个赃物都要流天下千万民众的血;最终,也还是另一批篡夺者、分赃集团而已”。
默茨定义伊朗为“死亡与破坏的来源”,伊朗是个主权国家,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于主权国家不得被武力威胁的基本原则;然而,伊朗这个由神棍统制的极端主义国家,对内,行压迫伊朗人的专制行为,对外,叫嚣要灭掉以色列国,它先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色列迫于自卫,以武力来铲除来自伊朗的核威胁,似乎是干了一件脏活。党治国先生定义中国的政权是个赃物,身为基督徒的陈西时常在祈祷中忏悔自己的无知与污垢,我们生活在赃物中,没有别的选择,唯有信靠主耶稣的拯救。于是,就有知白守黑公民,带着镣铐与狼共舞的驯兽师。以求一点忏悔,一点改观,一点一点的驯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所谓“知白守黑”,这是一个负重,还是享受;是接受“污”名,还是接受“美”名的选择。守拙,背“十字架”、“进窄门”、“扒粪”,与病毒为伍是“自污守黑”;知巧,求功名、政绩,歌功颂德的事是“爱美守白”。谁不趋利避害呢,谁又愚蠢到“守拙守黑”呢?
“守拙守黑”者必遭人恨,讨人烦,是难有知己,知音,同道的。基督徒在世也遭人恨。作为基督徒的陈西,他受教: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耶稣来是要从罪恶中拯救罪人,让病人得救;完美完善的世界不需要救恩。陈西得着耶稣的恩典后,就高高兴兴干脏活,守黑去了。记得曾有一位游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的君子在网上发文,说陈西是贵州的“总线人”。确实如此,因陈西在与贵州民主人士搞“贵州公民人权研讨会”时奉行“阳光法”,提倡揭短、曝光、公开的维权活动,与公权力贴得紧,走得勤;因此坐监和受监管时间最长。
近日,又有一位君子,南京某大学前哲学教授,就讨厌陈西与肮脏的国和民为伍。陈西理解君子;高贵的君子们怎么会承认自己的不足呢?高贵的君子们怎么会去干“扒粪”、揭短、与黑暗,病毒为伍的脏活呢?因高贵的君子为高尚的政治两次坐牢,对这个国和民的肮脏体会得太深,他就说:他不爱这国和民,要爱你去爱;并说,在朋友圈要把陈西拉黑。
没有办法,君子可以洁身自好,基督徒则不能;革命者可以疾恶如仇,民主党人则不能;书生可以照本宣科,照搬苏俄或美丽国版本,公民则不能。基督徒得背起钉罪人的“十字架”负重而行;民主党人得尊重各方神圣,哪怕那个神圣是恶人,并还抹黑自己,他都得与赃物在一起,在干脏活中洗涤这世间的原罪。陈西或许是因爱,爱得深沉执著,不嫌国脏,不嫌民丑;他勇而不敢像君子般逍遥,更不敢像书呆子,动不动搬书本;他得作实干家,去实践现世的拯救之路。换句话说,有要面子的聪明人,有要里子愚蠢的守夜人;守夜人干脏活,把难题,黑暗和失败留给自己;聪明人做干净活,把成功,荣誉和政绩留给自己。陈西是愚蠢的守夜人,他学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处众人之恶,养“知其荣,守其辱”之风骨。
Salute to Those Who Do...
作者:张兴贵(大陆中国民主党员)
编辑:王新叶 责任编辑:罗志飞 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它曾以“自由”与“平等”的空口号激励了19世纪的劳工运动,让无数人以为看到了理想社会的幻象。然而其理论的缺陷与实践的失败,表明这一理想社会难以兑现,只会让人类社会陷入奴役与贫穷的深渊。
一、理论的局限:空想的逻辑漏洞
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按需分配”,理想很崇高,但其逻辑存在严重缺陷:
首先,私有制是经济激励的基石,中央计划导致信息不对称与资源错配。私有制赋予个人努力与回报的关联,激励创新与生产,消灭私有制就破坏了经济激励的基石。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中央计划分配资源,但中央计划者无法掌握市场中分散的、动态的需求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资源错配,生产停滞,最终,社会财富终将枯竭枯竭(来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
其次,按需分配的不可操作性:需求的主观性使分配标准沦为掌权者的工具,催生出特权阶层。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一个无阶级、自由平等的社会。这种理想很崇高,但由于违背了人类的本性而无法达到。人类的需求多样且主观,谁来定义“需要”的标准?答案是掌权者。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普通人的需求被忽视,所谓的“平等”沦为少数人操控的工具。最终,集中权力不仅无法实现平等,反而催生新的特权阶层。
最后,暴力革命的后果:列宁的“先锋队”理论预示了权力的集中在逻辑上势必会走向独裁。暴力革命需要强力领导,但权力一旦集中,便难以分散。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要求少数精英掌控革命进程,这在逻辑上预示了独裁的必然性。
二、历史的教训:奴役与贫穷的疮疤
理论的缺陷在实践中会被放大为巨大的灾难。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需,而苏联的计划经济导致资源严重浪费与生产停滞。让我们以历史的镜子,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带来的严重后果。
苏联:1917年革命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导致物资匮乏,数百万人死于迫害或饥荒。中央计划经济造成物资匮乏,1985年苏联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3(世界银行数据),民众排队数小时只为购买面包求温饱。斯大林的集权统治更是导致大清洗,数百万人死于迫害。这不是平等,而是贫困;这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中国: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和“大跃进”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949-1978年的土地改革与“大跃进”造成约3000万-4500万非正常死亡(《毛泽东的大饥荒》)。改革开放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中国才逐步摆脱贫困,亿万人的生活水平才显著提升。这一转变证明,马克思主义只会导致社会的极度贫穷。
其他案例:朝鲜1990年代饥荒(约60万人死亡)与古巴经济停滞,均验证了计划经济的低效:经济崩溃、自由受限、人民困苦。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场,留下的只有奴役与贫穷的疮疤。
三、人性的现实:自由驱动繁荣
马克思主义忽视个体追求自由与利益的天性。人性是理性与自利的结合,追求自由与个人价值是我们的本能。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集体主义压制这一本能,定会导致社会的严重倒退。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表明,自由市场通过竞争与激励推动创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市场经济显著提升生活水平。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社会整体福祉。虽然资本主义并非完美,但它通过自由选择与激励机制,释放了人类的创造力。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科技进步、医疗改善、生活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无一不是自由市场的成果。反观马克思主义,扼杀了社会创新,窒息了经济活力。
托克维尔警告,强制平等可能导致“平等的压迫”。真正的公平源于机会平等,而非消灭差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历史验证了这一逻辑:拥有平等之名,却剥夺了个人自由,普通人被奴役于体制,特权阶层却凌驾于众人之上,从而制造了权力的严重不对等。
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思想逻辑与社会实践中均不可行。以自由市场为基础,辅以社会保障和法治,是实现繁荣与公平的更可行路径。马克思主义建立在空想之上,它的实践也带来灾难的后果,它的幻象已被逻辑与历史的铁锤粉碎,它许诺的自由与平等不过是奴役与贫穷的伪装。
Marxism: The Limitations Behind Its Noble Illusion
By Zhang Xinggui (Mainland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Edited by Wang Xinye | Chief Editors:...
火种不灭,精神长存——《在野党》第十二期复刊序言(郑存柱)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曾燃起一次短暂却炽热的民主之火。那团火,虽被铁腕压下,却从未真正熄灭。它潜伏于流亡者的记忆里,活跃在文字之间,延续于无声的牺牲之中。今天,当我们在自由世界重新点燃这本刊物,既是一次思想的接力,也是一种历史的担当。《在野党》曾在最艰难的时期里,用微弱之声传递希望;今天,它将以更清晰的定位、更坚定的使命重归视野: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党刊,我们不仅记录历史、陈述现状,更要构建未来的制度蓝图,提出切实的方案,发出来自反对党的制度性声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送别之诗,也是重逢之诗。在这个日益压抑的旧中国与开放自由的新世界之间,《在野党》是桥梁,是路标,是照见方向的火种。今天的《在野党》,不再是仅供“备案存档”的文字集合,而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制度蓝图。我们面向世界发声,将本刊纸质版寄送至中国大陆的高校、图书馆、地方党政机关,亦将其传入台湾、美国、欧洲等地的研究与关切者之手。我们用多语种呈现民主之声,使“中国的反对党”不仅在牢狱中存活,更在思想中开花。我们将团结一切志愿者、知识人、普通民众,共同参与这一时代工程;我们将汇聚境内外声音,展开制度构想与实践模型的论辩;我们将在刊物中呈现组织之力、思想之深、人性之光。若说历史常在沉默中轮回,唯有文字与信念,能穿越禁锢,薪火相传。复刊后的《在野党》,将坚定地向未来走去。我们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终有一日,光复中华。”郑存柱2025年6月洛杉矶
The Flame Endures, the Spirit Lives On
— Editorial Preface to the 12th (Revived) Issu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By Zheng Cunzhu Translator: Lu Huiwen
Thirty years...
曾有人问:“你们还在坚持什么?”
我说,我们坚持的不是幻想中的明天,而是为那些被迫沉默的人,保留一个可以继续说话的出口。赉志而殁的先烈在看着我们,当年的先驱依然是我们的荣誉编辑。
这本杂志,叫《在野党》。
她诞生于铁锁重压之下,在中国民主党草创之初,在浙江的民居里,在地下印刷机旁,在那些没有头条却被审讯的夜里。她的前十一期,是一个时代最微弱却最倔强的声音;是黑暗中一次又一次冒险的尝试;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承载。
她的创刊者毛庆祥先生,因坚持信仰长期入狱;继任编辑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他们一个个相继被捕甚至被迫害致死。到第十一期后,《在野党》被迫停刊,那些拿笔的人,被换上了囚服,那些原稿,被国保特务抄家没收。
这不是结束,只是沉默。
不是失败,只是等待。
二十七年后,在洛杉矶,在这个可以说真话的地方,在中国民主党旗帜依然高举的所在,《在野党》第十二期回来了。《在野党》是一块我们共同耕耘,留待我们共同收获的土地。
她不仅仅是一份复刊的中国民主党党刊,她是一种薪火相传,一种精神宣示,是一次记忆的归来,是从牢房、流亡、恐惧中走出的字句,是写给故人、同道和尚在黑夜中的故国。回望艰难征程,记录民主步伐,探讨前进道路,共建未来中国。
我们不敢奢望它能唤醒多少人,也不指望它能改变什么结构。我们只是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完全崩塌之前,文字仍是抵达灵魂的最深路径。
所以我们写,写历史的断点,写权力的暴行,写自由的火苗没有熄灭,只是沉沉地伏在心里,等待下一次被风点燃。
今天,就是那一次。
你正在读的这本《在野党》,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接续他们未竟的句号。你参与她,就是对先驱最好的致敬;你阅读她,就是心还活着的证据;你转发她,就是为自由递出的一个机会。
我们写,因为我们还相信。
我们写,是为了不让历史只剩沉默。
自由从未死去,
只是沉默片刻。
火种不灭,
精神长存。
朱虞夫
中国民主党《在野党》编辑部
2025年6月 · 洛杉矶
The Flame Endures, the Spirit Lives On
“What are you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one once asked.
I replied, We are not holding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