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th Is Not a Gift, but a Right — Tibetan Buddhism and Freedom of Religion
作者:陈婷编辑:程伟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如果一个人连祈祷的自由都失去了,那么他的生命中,还能剩下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追问,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在今天这个全球化与人权意识不断扩展的时代,仍有不少人因为信仰的选择而被怀疑、被限制,甚至被剥夺表达的权利。对于藏传佛教的信徒来说,这不是遥远的哲学讨论,而是切切实实的日常经历。
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宗教与信仰不仅是心灵的寄托,更是文化与智慧的重要源泉。不同地域的信仰传统,如同涓涓清流,汇聚成我们共同的文化海洋。当我们谈到宗教信仰自由时,谈的不是某个群体的特殊诉求,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明确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包括信与不信的权利,还包括实践信仰、开展宗教活动、传承宗教文化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而非任何政府、机构或个人的“恩赐”,更不应该成为被歧视与被迫害的理由。
藏传佛教是一颗璀璨而独特的文化明珠。它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承载着深邃的哲学思想、独特的艺术形式、古老的语言文字和独有的生活方式。走进西藏的寺院,色彩绚丽的唐卡、经堂中低沉悠远的诵经声、缓缓转动的转经轮……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一个民族数百年的精神传承。早课、诵经、朝圣、法会,不只是宗教仪式,更是信徒生活的节奏与文化身份的象征。当这些权利被限制或剥夺时,实际上就是在干预个人的思想自由——因为信仰不仅存在于庙宇之中,更深植于人心深处。
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紧密相连,它不仅塑造了宗教生活,也塑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文学和医学。寺院壁画、唐卡绘画、藏文经典、传统节日……这一切都离不开信仰的滋养。文化可以借助艺术和教育延续,但如果失去了信仰的内核,文化就会逐渐变成空壳——被简化成表演和符号,沦为旅游的装饰,而不再是民族灵魂的寄托。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藏传佛教不仅能够自由存在,还为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比如在尼泊尔、不丹、蒙古,藏传佛教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美,也有越来越多人通过藏传佛教的禅修寻找内心的平静与智慧。这些事实证明,在没有人为压制的环境下,藏传佛教不仅能健康成长,还能跨越文化界限,给予更多人精神滋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信徒的宗教活动被严格限制——法会需要审批,朝圣需要许可,甚至公开表达信仰都可能带来风险。在这样的环境里,信仰只能在沉默中存活,而沉默的代价,便是文化的慢慢消逝。
或许有人会觉得,宗教问题只是信徒的事,与自己无关。但事实上,宗教信仰自由是社会稳定与文明的基石。当一个社会尊重多元信仰,它的包容力、创造力与凝聚力都会增强。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不会削弱国家力量,反而能让社会在多样性中找到平衡与活力。相反,如果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受害的不仅是特定群体,还包括整个社会的公正与信任。历史无数次证明,打压信仰往往伴随着思想收缩与社会分裂,而一旦这种趋势蔓延,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失去自由的对象。你想成为下一个吗?
信仰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心灵的安慰,更在于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存在感。当一个民族的信仰被束缚,就意味着思想被禁锢,文化被压抑。宗教信仰自由,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话题,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权利。它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为藏传佛教的信仰自由发声,明天这种力量或许就会保护到其他遭受压制的群体。
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守护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承诺。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信仰群体,都有能力、也有责任在自己的位置上播撒尊重与包容的种子。因为真正自由的社会,不仅容许不同声音存在,还能让它们在交流中共同成长。
Faith Is Not a Gift, but a Right...
Jiangyou and Tiananmen Square: When people go to streets again
作者:毛一炜(YIWEI MAO)编辑:冯仍 责任编辑:罗志飞
2025年7月22日,四川江油,一段14岁女孩被围殴的视频引爆社交媒体。视频中,三名施暴女生不仅肆意辱骂、掌掴受害者,还扬言“进派出所几次都没事”,一副对法律毫无敬畏的姿态。江油警方随后通报称,受害人“轻微伤”,施暴者因未成年,仅予训诫。这一处理结果,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1989年8月4日,愤怒的市民走上街头,在江油市政府门前高唱国歌、呼喊口号,要求惩治施暴者、重新鉴定伤情、追责渎职警员。抗议持续到深夜,警方出动封锁道路并强制清场,多人被捕,现场爆发肢体冲突。这一幕,让人想起了另一个历史节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在街头民众高呼正义的那一刻,“我们要一个说法”的呐喊,穿越36年的时空,令人动容。
从江油回望天安门
六四是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提出的是“新闻自由”“民主改革”等深层制度诉求。而江油抗议则聚焦于一件校园欺凌案件的处理失当——一个地方性的执法问题,看似微小,却直击了民众对法律与权力的集体不信任。
六四的抗议者主要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江油的参与者是普通市民、家长、中小学生,是更“接地气”的沉默大多数。他们不是政治活动家,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这也许正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图景:政治改革的呼声或许已经退场,但对公平、对正义、对真相的渴望从未熄灭。江油事件像一记闷雷,提醒人们,即使高压维稳多年,街头依旧可能成为人民表达怒火的地方。
“轻微伤”与沉重的社会创伤
江油警方的“轻微伤”鉴定,成为引发抗议的直接导火索。这一判定不仅被网友质疑“伤害司法常识”,更折射出公众对权力腐败、执法不公的深层不信任。
更令人震惊的是,视频中施暴者反复炫耀自己的“豁免权”,仿佛未成年人保护法成了违法的挡箭牌。这一现象揭示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执行中的巨大漏洞,也提醒我们:当制度设计被滥用,它保护的就不再是孩子,而是恶意本身。
而在另一边,更加沉重的是信息的消失。这场抗议从一开始就被刻意“降温”甚至“消音”。微博没有热搜,抖音上视频迅速被删除,B站屏蔽关键词,知乎关闭讨论。一件本该引发全国热议的社会事件,反而在主流中文互联网平台上变得难以搜索、无法转发。
哪怕只是转发抗议视频、质疑警方通报,很多账号也遭到限流或封禁。于是,暴力发生了、愤怒发生了、抗议发生了,但它在国内网络上“没有发生”。
江油不是终点,而是序章?
江油的抗议已被镇压,媒体被控评,视频下架,话题降温。但这件事是否真的过去了?不是。它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当合法的渠道不能表达诉求时,民众还有哪些方式争取正义?
36年前,北京的大学生曾试图用鲜血唤醒制度的变革;今天,江油的家长和中学生尝试用歌声、国旗与呼喊,换来一句公道。但政府依旧选择沉默与清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会在压抑与沉默中,酝酿下一次觉醒。
写在最后
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我看到江油家长的眼泪、江油女孩的委屈、江油政府的冷漠,我想说:当“进过派出所也没事”成为施暴者的底气,真正的问题,就早已超越了校园暴力事件。
六四之后,有人说中国人再不会上街;而江油告诉我们,街头的火种,哪怕微弱,也从未熄灭。它等待的,只是一个重新燃烧的机会。
Jiangyou and Tiananmen Square: When people go to streets again
Abstract: In 2025, Jiangyou caused...
作者:熊 辩
编辑:赵杰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吕峰
对于数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你的记忆是什么?封城、口罩、“大白”穿梭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的花圈、火葬场的滚滚浓烟、不绝于耳的哀嚎恸哭?的确,彼时的武汉像被死神张开的黑翼笼罩着,熟悉的街巷空荡如荒原,医院成了最拥挤、最令人绝望的地方:走廊里堆满病床与氧气瓶,呻吟声与呼吸机的嘶哑混合交织。有人晕倒在挂号窗前,有人在病房门口痛哭,求一张床位,却换来“已满”的冰冷回应。更令人心碎的是,120急救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市长热线”始终占线,许多病人等不到确诊,等不到救治,在家中孤独倒下,人命成了数字,真相成了禁忌。恐惧之外,还有愤怒与压抑:一位疫情的“吹哨人”试图说出真相,却被训诫警告;一群穿着防护服的“白大褂”满大街抓捕突破疫情封控外出的市民;一本反映武汉真实疫情的“方方日记”被中共封杀;组组唱好不唱衰的新闻报道试图粉饰太平,蒙蔽一双双探求真相的眼睛。封城、封路、封楼,“封”嘴,人们被隔绝的不只是空间,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我,熊辩,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身处“风暴眼”,以上固然是疫情的印记,但回想起切身经历,它留给我的更多是无法愈合的伤疤,是刻骨铭心的殇痛......
20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已有6个多月身孕的妻子突感腹痛难忍,彼时正值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局部爆发,武汉实行部分小区封锁,普通市民的出行受到中共严格封控,被迫囚禁于家中。我随即与小区值班保安、民警沟通外出事宜,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沟通无效,医院急救电话一直占线,妻子的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迟疑,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再也无法忍受,不得已强行拆除戒严板以便尽快将妻子送往医院,也因此举与值班保安、民警发生了激烈口角冲突,随即被两名警察带上警车,上车后被带上手铐前往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后湖派出所审讯室。在审讯室,警察说我犯了寻衅滋事罪,我据理力争,两名警察将我带至一没有监控的小房间,对我进行轮番讯问,扇了我几耳光并朝我的腹部踹了几脚,强行让我签字画押承认所犯罪行,我仍不肯签字,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带入一地段偏远的看守所。看守所阴暗潮湿,每天仅提供极少量、伴有一股馊味的两餐餐食,对我反映的因餐食变质导致严重腹泻症状,看守所警察毫不理会。他们对我的伤害远不止于此。进看守所第一天,警察再次让我承认所犯的“寻衅滋事罪”,我矢口否认,两名警察二话不说便用枕头垫在我的胸口处,用警棍击打我的胸口。在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并交纳了1000元的罚金后,11月12日,我收到可以离开看守所的通告,并被告知:1年内不得离开武汉市,随时接听警察电话并配合做好警察一切需求性工作,否则将随时再次拘捕我。自10月26日被带入审讯室至11月12日恢复自由身的17天里,我遭受了辖区派出所警察的盘问、辱骂、殴打等非人道的精神和肉体的伤害,是我有生之年最黑暗、最无助的17天,是我为人的尊严被碾压得粉碎的17天。
而11月12日回到家后得到的消息更让我崩溃:因医院刻板遵守患者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入院要求,且并未给予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及便利,妻子未得到及时治疗,在等待做核酸的过程中出现大出血症状,6个多月的胎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妻子伴有严重失眠,时常喃喃自语,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而我后期的上访维权之路也是异常坎坷:先后打“市长热线”电话,去武汉市信访局反映遭遇,均不了了之。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正当上访维权不承想被警察盯上,在我从信访局回来后不到一周时间被再次带入后湖派出所审讯室。从一大早八点不到一直呆至凌晨两三点钟,近20个小时里我滴水未进,被多名警察轮番盘问上访原因、目的,严词对我进行威胁、辱骂,辱骂之词不堪入耳,直至被强行签订了不再上访的相关协议才回家。
如今再次回望此次疫情,悲恸、愤懑的情绪在心头翻涌:普通民众因中共封控收入中断、生活不便,甚至失去生命,此绝非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对信息的封锁,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对真相的敌视酿成了无数家庭的悲剧和社会创伤。我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折射中共的统治从来不是为民,而是为权。它以维稳之名压制自由,将党性凌驾于人性之上。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冷血体制本质的一次深刻彰显,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灾难不是病毒,而是人民被剥夺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生存的尊严。
历史不会原谅冷漠,人民不该永远被奴役。希望同胞们能真正觉醒,拒绝沉默、拒绝屈服,抚平伤疤同心前行,让民主、人权之光照耀大洋彼岸的家国,唯此,灾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可期待的光明未来!
疫之殇,不会忘!不能忘!!!
The Scars of the Pandemic
By Xiong BianEdited by Zhao Jie | Executive Editor: Luo Zhifei| Translator: L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