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之声

作者：许远舟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用枪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叫：人民想要说话。 1989年5月，北京的春天格外热。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最多时超过万人。他们带着帐篷、带着广播，搭起了临时的”民主大学”。他们喊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对话、反腐败、新闻自由。诉求并不激进，激进的是政府的回应。 6月3日深夜，坦克从长安街两端开进来。有学生站在坦克前不肯让路，有市民试图用身体阻拦军队。枪声在夜里响起，不是警告，是实弹。医院里彻夜灯火通明，走廊上躺满了伤者。有人死在广场，有人死在回家的路上，有人死在自己窗边，只是听见了动静探头看了一眼。那一夜，北京的街道上满是血。然后天亮了，军队清场了，广场冲洗干净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一夜死了多少人，没有官方数字。不是不知道，是中共不让说。一个叫丁子霖的母亲，她的儿子死在了长安街，她用后半生记录名字：237个，后来更多。每一个名字背后，是一扇再也没有等到人回来的门。 一年，两年，三十七年过去了。中共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一个人被追责。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等了三十七年，等来的是每年这一天被软禁在家。中共这个政权，杀了人，还不让你哭。 三十七年前，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说，这是”政治风波”，已经”正确处理”。但直到今天，你不能在微博上写”五月三十五日”，你不能在微信上发一支蜡烛，你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站着。一件他们自己说”处理好了”的事，为什么连提都不能提？是因为心虚，才需要这么多锁。 他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遗忘机器。不只是删帖、封号、屏蔽关键词，而是从娃娃抓起。’我们的教科书里没有“六·四”，课堂上没有“六·四”，连父母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起。一代一代的传承，传的不是真相，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自然形成的，是被精心制造的。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多是在完全的信息封锁下长大的。他们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不想知道，是因为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我不怪他们，我怪的是那个系统性地偷走他们记忆的政权。如果你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请记住一件事：你的国家，曾经对你的父辈举起枪。 以前的德国为奥斯维辛道了歉，南非也为种族隔离道了歉。至于中共？一个字都没有！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道歉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改变，改变意味着他们下台。所以他们选择：让你忘记这一切！ 镇压发生后，西方世界最初是愤怒的。美国、欧洲纷纷发表谴责声明，部分国家实施了对华武器禁运。但愤怒是短暂的，生意是长久的。九十年代，西方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共用经济增长换来了国际社会的沉默，用市场准入换来了外国政府的失忆。三十七年过去了，那些当年谴责中共的国家大多数早已与北京称兄道弟。他们选择了利益，把那一夜的血留给历史去记录，如果历史还被允许记录的话。 一个永远不需要被选举、永远不需要被问责、永远不会下台的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政治结构之一。不是因为领导人一定是坏人，而是因为这个结构本身会制造坏的结果，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这不是道德判断，这是历史规律。“六·四”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它不是孤例。文化大革命是，大跃进是，新疆是，香港是。每一次都是同一套逻辑：党的存续高于一切，包括人命。只要这个结构不改变，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停止。 “六·四”事件之后，一批人离开了中国。他们在海外建立了杂志、电台、组织，几十年如一日地记录、呼号、坚持。他们老了，有的已经走了。他们最深的恐惧不是被遗忘，而是：等他们这一代人都走了，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夜？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说下去？这篇文章，也是一个回答。 1989年站在广场上的年轻人，今天很多已经五六十岁了。他们的孩子，很多不知道那一夜发生了什么。不是父母不想说，是说了有危险。这叫什么？这叫对下一代的二次谋杀！ “六·四”不是历史。“六·四”是他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执政逻辑，谁敢说”不”就让谁消失。房山的铲车、信宜的警棍、江油的催泪弹，同一套手段，在三十七年后换了个地方在用。 但历史从来不会自动走向公正。纽伦堡审判不是自然发生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不是自然发生的，“六·四”的真相与追责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需要每一个还记得的人拒绝假装忘记，需要每一个能自由说话的人替那些不能开口的人说出来。不让那些死去的人，死得无声无息，好像从来不存在！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请说出来，请转发出去。记住那些名字，不要让他们的沉默变成所有人的沉默！ 别忘，永远别忘！ After the Gunfire, Thirty-Seven Years of Silence Author: Xu Yuanzhou Editor: Li Jing　Proofreader: Xiong Bian　Translator: Lyu Feng On June 4, 1989, the Chinese...

作者：杜吉平、付静争 编辑：李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每当复活节临近，我的心里总会多一份安静，也多一份思考。这是一个让人不能不去面对的时刻：关于苦难，关于牺牲，也关于盼望。 两千多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一场偶然的悲剧，而是他甘愿为世人承担罪的代价。他用爱回应仇恨，用牺牲换来救赎。 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也正因为如此，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信仰的核心。它告诉我们：黑暗不是终点，死亡不是结局，绝望之中仍有盼望。 对我而言，复活节从来不只是圣经中的故事，也不只是宗教传统中的纪念。它已经真实地进入了我的生命，也进入了我的家庭。 2024年的复活节，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受洗归主。我们在神面前作出决定：愿意用余生来相信他、跟随他、依靠他。 那是我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那一天起，我们知道，自己不再只是凭着人的力量去面对未来，而是愿意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 到了同年的圣诞节，我们的两个儿子也受洗了。当我们一家人先后走进洗礼的水中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仪式，而是一个家庭在信仰中的回应，也是神恩典临到我们家的印记。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一个愿意以信仰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的家庭。 当然，信仰并没有让现实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我们一样会遇到压力，一样会面对困难，也一样会经历迷茫和不安。但不同的是，信仰让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心里有了真正的安定。 因为我们渐渐明白，人的环境会改变，世界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但神没有改变，他依然掌权。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真正的信仰并不总是被这个世界理解。尤其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信仰常常会被误解，甚至受到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信仰自由，珍惜能够自由敬拜、自由祷告、自由见证主名的机会。 这种珍惜，不只是出于环境的对比，更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那份不能被夺走的光。 十字架在人看来，似乎是失败，但在神的旨意中，却成为救赎的开始。复活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但正是这“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了永恒的盼望。 今天，当我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更加明白：我们并不是因为人生一切顺利才相信信仰，恰恰是在不确定之中，在风浪之中，在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我可以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我可以选择在家中活出爱，可以选择在孩子面前持守信仰，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不否认我所相信的真理。 这个世界若真的需要光，那就从每一个愿意相信、愿意坚持的人开始。也许我们都很平凡，但当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前谦卑下来，愿意把生命交给神，那样的生命，就会发出光来。 在这个复活节，我愿再次向主献上我的心志：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明天如何，我都愿意继续跟随你。因为我相信，十字架不是结束，复活才是答案；而在主里面的人，也终究不会失去盼望。 Before the Cross, I Choose to Believe ——An Easter Witness from a Christian Family Author: Du Jiping, Fu Jingzheng Editor:...

作者：张宇 编辑：李聪玲 校对：熊辩 翻译：戈冰 今天，是李文亮医生去世六周年的日子。 六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34岁的武汉医生在隔离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官方通报说，他死于新冠肺炎。但所有清醒的人都知道，真正夺走他生命的，并不只是病毒，而是一个把“说真话”视为威胁的政治体制。李文亮不是疫情的制造者，却成了体制失控的牺牲品；他不是公共安全的破坏者，却被当作“造谣者”按在地上训诫。 李文亮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没有召开记者会，没有煽动恐慌，没有对抗政府。他只是以一个医生的本能，在同行之间提醒一句：“注意防护”。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是值得尊重的职业操守。但在中国，这却触碰了中国共产党最敏感、也最致命的神经——权力对信息的垄断。 正是在那一刻，李文亮被选中了。不是因为他多么出名，而是因为他足够普通。一个普通医生的声音，竟然能够动摇体制的“维护稳定”，这本身就暴露了中共政权的脆弱与恐惧。于是，训诫代替讨论，封口取代了防控，政治维稳凌驾于专业判断之上。 六年过去，中国共产党试图用“烈士”称号为李文亮盖棺定论，用时间冲淡责任，用遗忘完成洗白。但有些问题，注定无法被掩埋：如果当初没有封口，会死这么多人吗？如果真话不是罪，李文亮还会死吗？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拒绝被再次欺骗。因为当一个政权必须靠压制真相才能维持运转时，李文亮的死亡，就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点，而是无数悲剧的起点。 如果必须追究李文亮的“错误”，那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他到底做了什么。 2019年12月底，李文亮在一个仅限医生的微信群中，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类似SARS的不明肺炎”，建议大家加强防护。这不是公开发声，不是媒体爆料，更不是政治表态，而是一名医生在面对异常病例时，最本能、最职业、也是负责任的反应。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这种行为只有一个名字：专业预警。 但在中国，它被定性为“散布谣言”。 这个定性本身，就已经荒谬到近乎残酷。因为如果连医生之间的专业提醒都必须等待官方允许，那么医学就不再是科学，而是政治的附庸；防疫也不再是公共卫生行为，而是一场服从测试。 问题从来不在于李文亮“说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不该在没有得到政治许可的情况下说任何话。中国共产党无法容忍的，并不是真假问题，而是控制权问题。真相如果不是从官方口中说出，即便完全正确，也被视为威胁；专业判断如果不服务于政治，即便挽救生命，也会被视为“不稳定因素”。 于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医生，被拉进派出所；一张无需法庭、无需证据、无需辩护的训诫书，被强行按在他面前。那不是法律文书，而是权力向个体发出的赤裸警告：你可以是医生，但你不能先于党说话。 更讽刺的是，李文亮后来感染病毒，并最终去世，恰恰证明了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所谓“谣言”，成了现实；所谓“维稳”，成了灾难的前奏。但在中共的体系中，正确与否从来不是评判标准，服从与否才是。 因此，李文亮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他在一个以谎言维持秩序的体制里，说了一句实话。而当一个社会把“说实话”定义为原罪时，任何专业、任何良知、任何普通人，都会随时成为下一个李文亮。 李文亮的遭遇，迅速完成了一次高效的社会教育——它不需要文件下发，不需要会议传达，却精准地让每一个人学会了同一件事：沉默，是最安全的专业选择。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治最可怕的地方。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人施暴，只需要让暴力被看见一次。恐惧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进入制度、进入组织、进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判断中。久而久之，封口不再需要命令，自我审查会自动运转。 在这样的环境中，疫情失控并不是意外，而是结果。 当早期预警被压制，当专业判断被噤声，当所有人都在等待“上面的态度”，病毒却不需要态度。它不理解维稳，不尊重权威，也不在乎政治正确。它只遵循生物学规律，而恰恰是这些规律，被中国的政治系统忽视。 更讽刺的是，当灾难已经无法掩盖，舆论开始反噬，中共并没有反思体制本身，而是迅速切换叙事：从“没有人传人”到“人民战争”；从“造谣者依法处理”到“感动中国英雄”。责任被稀释，错误被模糊，真正需要被追问的制度问题，再一次被推入沉默。 李文亮并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道歉 ，社会也没有等到一次真正的反省。相反，这种“以恐惧换稳定、以沉默换秩序”的治理逻辑被证明是可行的，于是被继续沿用。 从疫情到后来的一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套模式的不断复制： 先封口，再失控；先否认，再宣传；先牺牲个人，再歌颂集体。 李文亮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他死了，而是因为他的遭遇，清楚地展示了一个事实：在一个惩罚诚实、奖励服从的体制里，灾难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必然。 当整个社会被训练成“不要第一个说话的人”，当所有专业都学会向权力低头，下一次悲剧的种子其实已经种下。而它是否爆发，只取决于时间。 在李文亮去世后不久，中国共产党迅速完成了一次熟练而冷酷的叙事转换。 他被“平反”了。他被追授“烈士”称号。他被纳入官方纪念体系，成为可控的符号。 表面看，这是对一个逝去医生的肯定；但本质上，这是一场权力对责任的系统性逃避。 真正的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是谁下令训诫？依据是什么？程序在哪里？如果李文亮没有“被造谣”，为什么当初要他签字认错？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当时惩罚他的权力，是否构成对公共安全的严重伤害？这些问题，没有调查，没有问责，也没有结果。 所谓“平反”，并不是为李文亮讨回公道，而是为了体制止血。它的目的不是厘清责任，而是尽快终结讨论；不是修正制度，而是恢复权威。通过赋予他“烈士”的身份，中共成功地把一个制度性问题包装成了一场个人悲剧，再把悲剧纳入可被管理的叙事之中。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制度，却因此逃过了清算。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文亮事件之后，同样的封口机制并没有停止。相反，它被证明是“有效的”，于是继续被复制、被常态化。对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不同阶段的公共事件，权力依旧优先选择控制信息，而不是尊重事实。 这恰恰说明，所谓“平反”并没有带来任何制度性改变，它只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情绪安抚，是对公众愤怒的临时止痛药。真正的责任人没有付出代价，真正的机制没有被拆除，真正的问题仍然完好无损。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纪念意味着反思，意味着改革，意味着不再重演同样的错误。而在中国，纪念往往意味着盖棺定论——不仅为逝者盖棺，也为问题盖棺。 因此，“烈士”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荣誉，不如说是一道封条。它告诉人们：故事已经结束，不必再追问；错误已经翻篇，不必再讨论；体制已经自省，不必再质疑。 但事实恰恰相反。一个拒绝追责、拒绝反思、拒绝改变的体制，不可能从悲剧中学习。它唯一学会的，只是如何更高效地掩盖、更熟练地转移、更冷静地等待人们遗忘。 而对李文亮而言，这样的“平反”，不是安慰，而是第二次伤害。 李文亮的存在，戳破了中共长期维持的一个核心谎言——它宣称自己代表人民、保护人民、依靠专业治理国家。但当一个真正站在公共安全一线的医生被当作威胁处理时，这个谎言就瞬间破产。体制所展现的，不是自信，而是恐惧；不是能力，而是脆弱。 更致命的是，李文亮让无数普通人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反对党”，而在于你是否说了不该由你说的真话。 这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安全的诚实”。只要你的事实先于官方口径出现，只要你的判断不受政治控制，你就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训诫、被噤声、被牺牲的人。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极权维持统治的关键工具。 李文亮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道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需要靠压制医生、恐吓专业人士、封锁预警信息来维持秩序，那它到底在害怕什么？答案并不复杂。它害怕的，是事实本身；是无法被指挥、无法被统一口径、无法被“正确引导”的现实。它害怕普通人意识到：权力并非无所不知，官方叙事并非天然正确，真相并不一定掌握在权力手上。 李文亮不需要被神化。他的危险性，恰恰在于他的普通。他证明了一件让中国共产党极度不安的事实：不需要反抗者，只要还有人坚持不说谎，谎言体制就永远无法真正安全。 六年过去了，李文亮的名字仍然被允许出现，但他说过的话，却依然危险。 如果一个政权真心尊重真相，那么说出真相的人不需要以死亡换取清白； 如果一个制度真正以人民生命为先，那么预警者不会先被训诫，再被追授； 如果所谓“平反”不是谎言，那么同样的封口、同样的恐惧，就不该在六年后依然存在。 但现实是，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改变。 李文亮的悲剧，没有终结在他的死亡那一天，而是被制度完整地继承了下来。继承的不只是训诫书这种具体手段，而是一整套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封口代替责任、以遗忘代替清算的统治逻辑。 李文亮不是体制的例外，而是体制的必然产物。 六年过去，我们真正要纪念的，不是一个已经无法说话的人，而是那个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惩罚诚实的国家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不再开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李文亮的死亡，就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即使在谎言构筑的高墙之内，真相仍然在敲门。 纪念李文亮，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一个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人。 A truth teller dies in a system of lies Abstract: Li Wenliang's death is not only a personal...

——写在2026年的国际妇女节 作者：张致君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三月的风吹进城市，空气带着潮湿与寒意。街角的梧桐树在风中轻轻摇晃，枝叶摩擦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某种被压低的低语。 城市看起来依然正常：地铁照常运行，咖啡店门口排着队，商场的大屏幕滚动着广告和节日祝福。 但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里，一些声音正在悄然消失。 女性博主的账号消失了，性少数群体的讨论区消失了，脱口秀演员小帕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禁。她们曾经写下的文字、发出的笑声、表达的愤怒与困惑，就像被风卷走的落叶，在互联网的地面上再也找不到停留的地方。 许多人曾经相信，互联网会让表达变得更加自由。但在中国，这片海洋布满了看不见的渔网。人们看不见它，却随时可能被困住。人们以为自己在自由地游动，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被监控、被记录、被计算。 中国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公共表达空间正在迅速缩小。那些曾经可以被讨论的话题——身体、婚姻、性别平等、性取向、家庭暴力——逐渐被重新划入危险的领域。 红线在移动，在收紧。而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在中国当代政治叙事中，女性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强调一种以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个人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目标之后，而社会角色则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 女性在这种叙事中通常被定义为三种角色：母亲、妻子和家庭照顾者。 这种角色定义并非偶然。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逐渐被视为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鼓励生育，从二孩政策到三孩政策，再到各地推出的生育补贴和住房奖励，国家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种以家庭和生育为核心的社会价值。 在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 官方媒体频繁强调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一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鼓励女性尽早结婚生子。与此同时，一些关于女性独立、性别平等或婚育选择的讨论，却被视为“西方思想”或“极端女权”。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使女性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逐渐形成张力。 女性主义关注的是个人权利、身体自主与社会平等，而国家主义更强调人口结构、社会秩序与家庭稳定。当女性开始公开讨论不婚、不育、家庭暴力或职场性别歧视时，这些讨论往往被视为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挑战。 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的公共空间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 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审查或个别案件中，而是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矛盾：当国家试图通过家庭和人口政策塑造社会结构时，女性的自主选择往往成为最先受到限制的领域。 2022年初，一段来自江苏徐州农村的短视频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铁链锁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她的脖子被粗重的铁链拴在墙上，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头发凌乱，眼神空洞而惊恐。 据当地村民说，她已经为所谓的“丈夫”生下了八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国社会的“铁链女事件”。 许多女性在深夜刷到这段视频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每天谈论科技与繁荣的社会，却仍然存在这样的场景：一个女人像牲畜一样被锁在屋里，被迫不断生育。 公众开始追问：她是谁？她从哪里来？是谁把她卖到这里？ 但随着调查的展开，官方通报却一次次改变说法。地方政府先称她是“精神病患者”，后来又说她是“走失人口”，再后来又承认她可能是拐卖受害者。 几份通报之间互相矛盾，却始终没有给出清晰解释。 与此同时，大量前往徐州调查的志愿者和公民记者遭到警方阻拦，一些女性调查者甚至被警方带走讯问。互联网上关于铁链女的讨论迅速被删除。 一个女人被铁链锁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被锁住的公共话题。 在铁链女事件之前，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打击。 2015年3月，五名女性权利活动者计划在妇女节前夕发起反性骚扰宣传活动。她们原本只是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发放反性骚扰贴纸。 后来被称为“女权五姐妹”的她们，行动尚未开始，便被警方同时带走，以“寻衅滋事”的名义拘留。 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呼吁中国释放她们。37天后，她们被取保候审。 但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许多女性主义组织被迫关闭，一些长期关注性别议题的 NGO 逐渐消失。 李翘楚长期关注劳工和女性权益。2021年，她因发布有关人权和刑讯逼供的文章被逮捕；202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八个月。 在中国，女性不仅难以讨论性别议题，也难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事务。 2018年，中国媒体人弦子公开指控知名主持人朱军曾在央视后台对她实施性骚扰。 这一案件迅速引发中国版的 #MeToo 讨论。 许多女性开始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案件审理过程异常艰难，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频繁被删除，弦子本人也遭遇巨大舆论压力。 2022年，北京法院判决弦子败诉。 这起案件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一场性骚扰诉讼，更像一次社会试验：女性是否能够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 答案令人沮丧。而发起“米兔运动”的黄雪琴，至今仍在狱中。 2021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在微博发布长文，指控一名高层官员性侵。 帖子在二十分钟内被删除。随后，彭帅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无法讨论这一事件。后来，彭帅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未提出性侵指控”。 她在镜头前微笑。那种微笑平静得让人不安。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多所大学的 LGBTQ 学生社团公众号被集中关闭，一些高校要求相关社团停止活动。 在官方媒体的叙述中，“性别多元”被描述为“西方文化渗透”。许多年轻人发现，她们曾经用来交流的社群一夜之间消失。 沉默再次成为一种生存方式。更多女性少数群体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结婚或者形式婚姻，而性别暴力隐藏在这些不真实的关系中，许多犯罪在婚姻框架下变成“合法”。 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政治背景：人口政策。 中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代的一胎政策，到后来逐步放宽为二孩，再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 当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时，国家的政策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女性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人口生产者”。 官方媒体不断强调婚育责任，地方政府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从现金补贴到住房优惠。与此同时，离婚冷静期被写入法律，一些地方开始限制单身女性冷冻卵子。 这种政策逻辑下，女性的身体再次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框架，处处彰显了中共统治下威权国家的性别政治。而在国际上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把性别问题纳入政治叙事的国家。伊朗的女性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定，2022年年轻女性马赫萨·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被道德警察拘捕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强调传统家庭价值，并通过法律限制“同性恋宣传”。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政府也不断强调“家庭主义”，反对性别多元政策。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在性别议题上却呈现出相似趋势：国家试图重新定义女性角色，将其纳入民族、人口或传统价值的叙事之中。 而在这种政治逻辑下，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空间往往最先受到压缩。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运动之所以常常成为威权政府警惕的对象，并不仅仅因为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因为女性运动往往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社会动员能力。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女性运动往往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女性问题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婚姻、教育、就业还是生育，这些议题都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当女性开始组织、发声和行动时，她们往往能够迅速触及广泛的社会群体。 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使得女性运动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潜力。 在威权体制中，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媒体、压制反对党和限制公民社会来维持权力。然而，女性议题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很难完全被政治化，也很难完全被压制。 当一个关于家庭暴力、性骚扰或拐卖人口的事件引发讨论时，它就不仅限于一个个案，也可能迅速演变为对制度的反思。 正是如此，许多威权政府往往对女性运动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国，“女权五姐妹”因反对性骚扰活动而被拘留，弦子的#MeToo 案件遭遇重重阻碍，铁链女事件的讨论被迅速压制，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中共政府对社会动员的恐惧。 在中共的威权政治的逻辑中，任何能够跨越社会阶层、激发公众共鸣的议题，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女性运动，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 当中国的女性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权利时，这些看似私人和日常的议题，往往会被中共置于高度敏感的位置。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女性的声音就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行为。 历史也一再证明，极权可以压制声音，却很难彻底消灭记忆。 每一次被删除的帖子、每一个被封禁的账号、每一段被消失的讨论，都不会真正消失。它们会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痕迹，在私人聊天、海外媒体和零散的叙述中继续流传。 铁链女的影像曾震动整个中国互联网；女权五姐妹的拘押让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平等也可能成为一种“敏感议题”；弦子的控诉、彭帅的失声、李翘楚的判刑，也让更多人看见权力与沉默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被压下了热度，但它们改变了许多人的认知。 在中共的威权社会中，权力往往试图让历史变得短暂，让公众忘记昨天发生过什么。 但社会记忆并不会完全消失。它会在新的代际之间缓慢传递，在新的语言和新的叙述中重新出现。 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也许会被迫沉默一段时间，但它们不会真正消失。 因为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不满，而是关于尊严、身体与自由的基本问题。 三月的风仍然在城市之间吹过。 梧桐叶一片一片落下，是时间留下的痕迹。 哪怕红线不断收紧，哪怕沉默再次降临，那些微弱却真实的光点仍然存在——在记忆里，在语言里，在那些仍然愿意讲述的人心中。 Women's Voices in an Authoritarian Era—Written on the...

作者：冯仍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每年的3月10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往往只是日历上平常的一天。但对藏人来说，这一天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一道至今仍在流血的历史伤口。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大规模抗争，随后局势急转直下，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从此进入一个漫长而沉重的时代。流亡藏人把这一天称为“西藏人民起义日”或“西藏抗暴纪念日”。而中共官方则一直把这一事件定性为“武装叛乱”被“平定”的开始，并将后续叙事导向定义为所谓“民主改革”。同一段历史，被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长期撕扯，这本身就说明：西藏问题，从来不是一句官方定性就能掩盖过去的。 图中为达赖喇嘛骑马逃亡（图片来自国际西藏运动） 说实话，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能接触到的信息，往往早已被过滤、删改、定向灌输。很多历史，不是我们不想知道，而是中共根本不想让我们知道。就像我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补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一样，西藏的1959年，也是我到海外之后才开始认真去看、去想、去面对的一段历史。 当我慢慢了解这段历史时，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震动。因为我发现，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的，不只是1959年3月10日那一天的抗争，更是在纪念一个民族在强权面前不肯彻底屈服的尊严。那一天之后，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寺院，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在自己家园中按自己方式活着的权利。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后，西藏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地方性的行政问题，而成为全世界都无法回避的人权与民族自由问题。 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这段历史并不是沉默的。1959年11月25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一份正式外交电报里写到，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原则”，并表示美国人民“怀着钦佩”看待藏人捍卫自由、反抗中共压迫统治的努力。这样的表述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它不是某个学者的评论，也不是媒体报道，而是美国国务院正视历史档案中的文字。它至少说明一点：早在1959年，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叛乱”问题，而是关乎人民自由与政治命运的问题。 美国国会后来也多次就3月10日作出正式记录和表态。2000年《国会记录》收录的参议院文本，明确提到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因担心达赖喇嘛安危而聚集守护，并提到随后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以及中国方面对事件的镇压叙述。到201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 S. Res. 429，更直接把1959年西藏起义59周年纪念定为“西藏权利日”，并再次把3月10日界定为西藏人民反抗中国政府统治的历史节点。2024年，美国参议院又提出纪念西藏人民为自由而起义65周年的决议草案，继续沿用“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这样的表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近年的涉藏报告，也持续把“1959年西藏起义周年”列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控制、限制进入和提高戒备的重要敏感时期。 这些美国政府文件当然不等于全部真相，也不意味着西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它们至少留下了一个清楚的记录：这段历史不是不存在，不是没人看见，更不是中共一句“平叛”就可以永久盖棺定论的。 对我来说，纪念西藏人民起义日，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感受。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来、在压制和遮蔽中一点点补上真相的人，我越来越明白：中共最害怕的，从来不只是某一次抗争，而是人们开始记住历史、重新命名历史、拒绝接受它强加的历史解释权。它害怕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不只是流亡藏人，不只是海外纪念活动，而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年被定性为“叛乱”、“风波”、“动乱”的，也许恰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些普通人捍卫尊严的时刻。 西藏人民起义日之所以重要，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个民族即使被强权压住，也未必会真正沉默；一个历史真相即使被封锁几十年，也不等于它已经死去。每年的3月10日都是一次警醒：不要相信暴政垄断的叙事，不要让恐惧替代记忆，不要让遗忘成为帮凶。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不是因为我能完全替藏人发声，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流亡者，越来越能理解那种被体制压迫、被历史噤声、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痛。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愿意在这一天，郑重地向1959年3月10日站出来的藏人致敬！ 他们当年守护的，不只是达赖喇嘛，也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他们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场失败的抗争，更是一段不能被中共彻底抹去的历史见证。 3月10日，不该被遗忘。西藏人民起义日，不该被遗忘。那些为了自由而站出来的人，更不该被遗忘。 March 10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 Reflection by an Exile on Tibe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