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景辉辰 2025年08月16日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作为一名亲历中国现实的公民，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的体制并不是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赤裸裸的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统治结合的模式。在这种体制下，中共既是裁判，又是选手，既掌控国家机器，又操控经济命脉。任何独立的力量，特别是民营资本，都会被视为威胁并遭到打压。 近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的民营资本接连遭遇重击：互联网巨头被罚，地产大佬轰然倒下，许多企业家被迫沉默甚至逃离海外。这不是个别政策的偶然，而是中共统治逻辑的必然结果。 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以“二选一”等垄断行为为由，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罚款（相当于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恒大陷入债务泥潭、违约暴雷。 从2021年“三道红线”政策开始，多个开发商出现资金链断裂，恒大项目停工、债务违约，并于2024年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此背景下，“地产大佬”真实意涵即指如恒大等依赖高杠杆发展的房企的迅速倒下。 曾主导华晨帝国的企业家仰融因失去政治依靠而被撤职，后被控“国有资产流失”，最终逃往美国定居，事业一落千丈。 在党国资本主义下，国企寡头化成为常态。能源、金融、土地等关键资源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总书记如同“董事长”，中共是最大的股东，国家机器和国企既是经济工具，也是政治工具。这样的体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权力来垄断资本，并压制一切社会独立性。 民营资本的困境格外突出。许多民营企业家原本寄望于改革开放，却发现自己随时可能被整肃。“反垄断”“去杠杆”“共同富裕”这些口号，其实是打压民营资本的借口。民企一旦做大，就会被视为威胁；失去政治庇护，即便是庞大的商业帝国，也可能顷刻倒塌。 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企业在打压中被迫关停，他们的人生和事业瞬间崩塌，这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在中共的体制下，任何独立资本都可能随时被摧毁。更严重的是，我自己的企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仅持续受到打压，还被当局设下陷阱，最终甚至被强行没收。这一切彻底击碎了我对所谓改革开放的幻想，也让我明白：在中共的极权统治下，企业和个人的努力都无法换来安全，随时可能被剥夺一切。 这种体制的后果已经显现： 创新活力被扼杀，市场信心崩溃； 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普通民众生活在恐惧中，既害怕失去自由，也担心经济未来。 中共用这种方式维系统治，不仅剥夺了社会活力，也彻底扼杀了民众对公平与希望的追求。民营资本的被打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专制机器压制自由的延伸。 民营资本屡遭打压，表面上是经济问题，本质却是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逻辑使然。只要这种体制不改变，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民众的自由与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今天，我能在海外自由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十分清楚，如果在中国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样的呼吁只会招致打压与惩罚，而不是宽容与对话。 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坚定地表达立场：反对中共暴政，反对党国资本主义对民营资本和普通民众的压迫。我相信，只有当权力与资本真正分离，国家不再既当裁判又当选手的时候，中国社会才可能走向公平、自由与安全。 Why has private capital been repeatedly suppressed? --The truth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Author: Jing Huichen August 16, 2025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Luo...

Why Marxism Does Not Work (II)— The Content of Marxism 作者：华言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鲁慧文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并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领域发展出理论，构成了其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红色恐怖 先制造出阶级，然后想象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谁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以“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世界划分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划分基础：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则不占有，因此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一词不是中性概念，而是有高低不等、优劣有别、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等意义的。阶级是一种单向度的分类方法，为了制造阶级斗争而专断的划分标准。 现代社会学用文化、资产、职业、地位等来划分阶层，更具合理性，因为人是多向度的、幸福也是多向度的，因人而异。资本家和工人一样，是一个生产者，并非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资本家开办工厂，不仅要拿出资金，而且要对工厂负更大的责任，从工厂的创建直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必须认真思考，做出决策。那种把资本家看成是剥削工人的寄生虫的观点，实在是大错特错的。 阶级斗争理论所产生的谬误:一是以“贫富”评判善恶，颠覆了人类传统的价值体系。比如文革时期所产生的“成分论”。“成分”（也叫“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是新中国建国后对个人及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政治化标记。本来用于土改、镇反、合作化等运动中的社会分类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被极度政治化，演变成判断“红”、“黑”、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核心尺度，这种以政治化出身先验评判人的做法，就被称为“成分论”。其中，“红五类”（被视为“根红苗正”的革命对象）：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革命烈属/贫下中农子女等，口径有增减）。“黑五类”（被定为“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合称“地富反坏右”）。以“贫富”作为善恶的评判标准。穷人都是善良的, 是阶级兄弟;富人都是邪恶的, 是阶级敌人。人类自古以来都是以人的行为品格作为评判善恶的依据, 而不是以贫富来介定人的善恶。心地善良的人乐善好施, 心地邪恶的人损人利己, 善恶完全取决于人的品行,而不是取决于人的贫富。善恶与贫富没有必然的关系,穷人未必都是善良的人,富人也未必都是邪恶的人。二是煽动仇恨挑起人类相互残杀，破坏了人类的和谐发展。人类的价值体系是人类几千年来承前启后累积建立起来的，人类就是依循祖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引导，人类依靠团结合作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有合作有冲突，但马克思主义者将一切历史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史，这是思维的懒惰，将人类的历史简化成斗争史是为了煽动仇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施这种阶级统治，镇压一切反对者，共产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严密、成本最昂贵的专政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由共产党通过它的领袖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专制独裁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超高强度的控制体系，触角深入社会每个角落，将整个国家变成高度组织化的庞大政治机体，维持成本极高，劳民伤财。为了确保“党的领导”，共产党在基层建立支部，并按照专政体系的行政归属系统，即系统的条条和地区的块块，建立了党统属的组织系统，且凌驾于专政体系中的每一行政机构之上，从而在专政体系的任何一个行政系统里，形成了行政组织机构和党组织机构同时并存。 “党的领导”，就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党、政权、群众团体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运转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的“领导核心”--党的领袖，全党、全国都要团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社会群体被强制地分割为两个部分：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实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暴虐、最恐怖的阶级统治。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暴力机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其说是国家学说，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观。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国家和国家政权的概念，将国家与政府等同起来。现代政治学国家四要素说，国家是由领土、人民、主权、政府等四个要素构成的。国家是居住在固定领土上的拥有主权的国民的共同组织。政府是社会契约产生的，共同生活的人们为了一个有秩序和完善的社会，签订契约，组成政府。 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里的国家指的其实是国家政权，国家政权就是政府。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侧重认为：政府是为一个特定的阶级服务的；现代政府学说认为，政府是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市场监管、公正中立裁判的机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对国家与政府不作区分，显然是错误的；按照现代国家的观念，国家是生活共同体，政府是为保障生活共同体正常运转的守护机关。 马克思主义的政府是专政机关，政府的产生是由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全体国民决定的。人民是谁，由统治阶级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来定义，可以根据形势随意修改，这导致国民恐惧政府，害怕随时被打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成为被专政的对象。马克思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是扭曲的，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自由观念格格不入。 普列汉诺夫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就已经指出：“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不相容。……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 用来维持共产党党魁无限权力的，必然是“阶级恐怖”和“全面的全国恐怖”，这是红色恐怖，百倍于白色恐怖。 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饥饿的游戏 由于集体中的权力是集中的，集体主义更容易成为“集体”中“老大哥”侵犯“集体”内的无权力个人甚至集体利益的一种“假公济私”工具。事实上，几乎所有强调集体主义的“集体”都不同程度地在集体主义的大义下侵犯甚至剥夺集体内个体的一切可以被侵犯的利益以图肥己。若仅仅是存在不能完全消灭阶级的问题，集体主义也许还能在不完美状态下有效运作，然而最大问题在于人的自私性。没有人像蜜蜂中的工蜂一样，只为了团体而无止尽献出自己的脑力或体力生产力，却只和别人一样享受同等的资源，所以产生“向下对齐”的效应，大家尽量偷懒与减少付出，以不被惩罚为原则，反正分配资源时懒与勤的人都是拿差不多的分量，尤其是难以量化的无形创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会得到增加资源的奖励反馈，更无人乐于从事。在人性自私本质下，最后集体主义造成的并不是集体进步，而是集体的沦落和最终走向崩解。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公有制+计划经济。公有制：所谓的国家即党和政府，对社会生产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所有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实施全面、彻底、高度集中的独占垄断。本质上是：共产党对社会劳动资料——一切生产部门社会总产品和社会生活源泉绝对的独占垄断，对全社会经济运行、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全面的、独一无二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掌控。计划经济：生产的国有化和交换的国有化。生产的国有化：垄断“一切生产部门”。实施这种垄断，完全是运用国家暴力机构，通过激烈的、暴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的。在城市，工商业者的企业、工厂、商店、手工业者的作坊及其生产资料，通过“没收”“剥夺”“合作化”等手段，全部被剥夺殆尽。在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粮食全被没收，农民的全部土地和牲畜、农具被“集体化”“合作化”。交换的国有化：通过“国家收购”“统购统销”“凭票供应”，消灭市场经济，垄断和掌控一切产品流通过程和价格体系，完全而彻底地垄断了社会生活必需品资源。 劳动资料和生活源泉的垄断是无产阶级的“依附性及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这就迫使人们沦入了对共产党专政国家完全、彻底的人身依附，因而也就无可奈何地忍受它的盘剥和奴役。 希莱尔·贝洛克说：“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揭露了共产党专政国家控制社会总产品进行社会财富再生产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对人们生活本身，不仅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包括他们的社会、思想、政治生活，实施全方位和一体化的控制。 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人一旦失去了维持和保障自身生存必须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丧失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垄断者。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虚假 如果一个社会的言论全是一个来源，一种声音。民众所能得到的讯息都是被严格筛选后的，真实世界和多元化思潮被阻隔。那么，文化将失魂精神落魄，心智将沦丧文明枯竭，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动刀动枪，就已经彻底沦陷了。 “意识形态”是一种图景，可以简化我们的思维，方便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世界；它是关于世界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生命的意义等一系列价值观念系统；它提供了信仰般的命题：现实是什么样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如何现实走向应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述：一是意识形态是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产物，并随之而不断发展变化。二是意识形态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一切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为政治、政党服务的思想话语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二、意识形态与政治及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为政治及国家利益服务；三、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主导价值观，在现实中体现为话语权。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有所下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有害论”受人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力说服力难以应对现实世界的冲击。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话题对僵化的意识形态构成致命的打击，共产主义国家无不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和抵御所谓的错误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反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更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和文件，谁对自己的观念更加自信，一目了然。 共产党实施意识形态垄断，严密的社会意识形态、严酷的思想控制，要求人民思想一体化的目的，对人民行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控制。为此，推行整风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以阶级斗争和专政原则处理意识形态问题。 共产党绝对控制着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人力资源、生产机构、生产资料和文化资源，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媒体和从业人员，媒体业被定位为党的工具与党的喉舌，要求一切从业人员，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党的驯服工具。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新阶级特权 共产党人虛构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忽悠了一群想不劳而获的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真正不劳而获的官僚阶级。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构造了一个人人平等、广泛自由、生活富裕、精神文明极高的社会。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社会形成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阶级矛盾，官僚阶级（新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1.不平等的原因。共产党要安置维护巩固好这个新阶级，因为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阶级高唱漂亮的口号，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国家统治一切、管理一切，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一个特权阶层横空出世，那个宣称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追求平等和手段--庞大的官僚阶级之间产生了矛盾，共产主义实际所获得的恰恰是自己所反对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不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共产主义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使平等之目标荡然无存。 ...

Who Really Wants to Attack Taiwan? — A Confession of False Peace and Real War 作者：陀先润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鲁慧文 近来，台海的海风并不平静。军机越线、军演频频、外交口水战不断。外界常问——到底是谁想打台湾？是台湾民众吗？不是。是美国吗？不尽然。答案其实很清楚——北京当局、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本人。 自上世纪末起，中共一直高喊“和平统一”，然而它的行动从未与言辞匹配：军演、军机扰台、导弹威胁从未停止。国际公认的和平是互不侵犯、彼此尊重，但中共的“和平”是必须接受它的统治、制度与价值观！否则就是“分裂分子”，可以被消灭的敌人。这种和平，不过是披着糖衣的毒药。 对于北京而言，战争是一种廉价且高效的维稳手段。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民怨沸腾，这些内部压力，都可能通过一场民族主义动员来转移。历史上，无数独裁政权都走过同样的路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阿根廷的福克兰战争……。他们都借外战来转移内忧，结局却无一例外是灾难。而今天的中共，只是换了一张面孔的旧剧本。 台湾的存在，是对中共最大的讽刺——同样是华人社会，却拥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全民投票的权利。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大陆体制的荒诞与虚伪，让独裁者寝食难安。因此他们必须“解决”台湾，不是为了统一，不是为了民生，而是为了掩盖自身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当局把台湾视为必须‘解决’的政治难题。 今天，它可以说“统一台湾”；明天，它就可以说“收回南海”；后天，它甚至可以说“恢复清朝版图”。所谓“民族大义”，只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所谓“和平统一”，只是征服的开场白。 台海的紧张，并非民族仇恨，而是体制冲突——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对立。真正想打台湾的，不是台湾人，也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而是一个害怕自由思想蔓延、害怕民主制度在大陆生根的政权。 当北京宣称“不惜一切代价”时，代价绝不会由它来承担，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家园与未来来支付。历史终将记住，谁才是真正按下战争按钮的人。 Who Really Wants to Attack Taiwan? — A...

A hundred years after cutting braids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程铭 从2025年8月5日四川江油特警镇压人民之后，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校园霸凌屡禁不止，单最近两年就听闻数起，更甚者孩子被虐待致死。河北邯郸13岁男孩遭凌虐致死并被埋尸，陕西蒲城职校学生坠楼案，河南许昌初中女生跳楼案等等最后都没有了关注度。尤其蒲城事件，与江油案件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却被中共警察镇压的场面如出一辙。 理应在每次群体事件发生后，作为中国人民要向制度问责时，避免惨剧再次发生。而中共制造的舆论导向却总能把节奏带到“避重就轻”，网络的千军万马让清醒者看着中国人的境地更加可悲。 这次倒也不是高谈阔论谈霸凌和维稳一再发生的体制原罪，而在此次事件中有一股充斥恶意的声音异军突起，在中共统治下尤其显著，以制造“男女对立”疯狂打压“女性“来转移矛盾重点。 而恰恰有一批在辛亥革命时刚剪掉辫子的中国男人，如今就喊着“短发”成了男性性特征。这是我在公共群体事件中如何也想不到的走向。 事情起因简单，一张霸凌事件的AI图。为了能最大可能规避掉中共在中国境内的审核机制，让公共事件不被屏蔽而传播，用漫画还原或做修改现场事件再加标注是最容易过审的。而该引战图片恰恰正是从中国社交媒体下载回传至推特，为保护扩散者，我特意截掉了原出处，甚至损失了原图标注的“公民”。谁料到一群嘴里喊着一定要奸杀女性的人冲到评论区，刻意放大漫画右上图“校园霸凌者”短发问题，批评一张为了让”镇压事件”广为传播的漫画图是刻意制造男女对立。（有兴趣查看详情可以点击推特链接:://x.com/standwithfree/status/1952554527078662480） （图片来自作者推特截图） 从漫画制作来看，可以明白标注者把“上位”都统一用了“者”来表达，“下位”只是单纯标明身份，无论是普通的“父母”还是“女生”以及被作者截掉的“公民”。而批评者的重点却在漫画里的霸凌者是短发，为什么画成男生，我不禁要问什么时候短发成了男生的“性特征”？中国男人的辫子从辛亥革命才剪掉，留短发也百年了了，有些还是被政府拿着剪刀强制剪的，如今的中国男人倒是留不得长发，女人就不能是短发了。 在中共恶政的原罪下，“下位”不配为“人”，也是漫画所传达出来的涵义。谁会在乎上位者是男是女？政府对校园暴力的不作为、对民众抗议的压制，反倒被模糊乃至遗忘。 无论是霸凌还是镇压的现场视频以及照片足够多，保持正确记忆靠的是视频、照片，也并非是几张为了躲避审核的漫画。就算是男女混淆，真的重要吗？ 霸凌本身得不到妥善处理这件事不比男女重要吗？ 普通百姓需要跪在中共官员脚下祈求公正这件事不比男女重要吗？ 中国公民为维护公义和平抗争却被中共政府暴力镇压这件事不够重要吗？ 我从这些如此重要的事情中，看到了“恨意”与“恶意”，是在中共统治下的舆论带来的并且在逐步扩大的矛盾，对女性的恨与恶，这不禁让我背后发凉。 中共从未建国开始就不断制造内部斗争来转移党与人民的矛盾。更甚是执政以后，例如文革中制造的文化阶层冲突，地主与农民冲突等等，数不胜数，如今我似乎又看到新一轮的“内部仇恨”，性别仇恨。 2025年8月10日，一则曝光出来的男生因骚扰女生不成功，连捅十几刀致女生死亡的小新闻，更是印证了涌入作者推下只关注“男女对立”评论者的刻画形象。 现在在中国，一部分男性群体在面对公共悲剧时，不选择批判权力、不关注制度压迫，却执着于性别争斗。这背后折射的，不仅仅再是性别意识的扭曲，更是一种政治冷感与被规训后的集体心理防御机制。 在民主社会，当民众面对警察暴力、制度冷漠、司法不公时，天然会将注意力投向制度改革、权力制衡等议题。但在中国，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一部分中国男性网民似乎极少质疑“警察为什么镇压群众”“学校是否承担监管责任”等关键问题，反而更关心“是不是女权分子炒作了这件事”“是不是女的打女的就该被嘲笑”。 这种“失焦”是有根源的。是中共执政几十年来，通过一整套话语体系，将“民权”“人权”“民主”“维权”等词语污名化，植入“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负面标签，成功在大众心理中建立起“反权力即危险”的条件反射机制。尤其是男性群体，被灌输为“国家的脊梁”“家庭的支柱”，在体制内外都被鼓励维护现状、服从权威、回避对国家机器的质疑。 换言之，权力对男性的规训方式不是压迫，而是同化。相比之下，女性在就业、教育、婚姻中往往面对更直接的压迫，更容易意识到制度对个体的压迫性，因此许多维权议题中常有女性身影。而那些不愿反思体制的男性，则将这种女性参与视为“挑衅”——于是，女权主义，甚至仅仅是女性，在他们眼中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替罪羊”。 中共近年来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宣传，并将“传统性别秩序”作为民族复兴的一部分。宣传“女人别太强”“男孩该阳刚”，否定女性、鼓吹传统父权家庭结构。这种思潮的扩散与性别对立的产生密切相关。 在当下宣传的意识形态中，男性被灌输“主导社会”的集体角色，被寄予“拯救中华民族”的厚望。而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内卷、失业、婚姻恐慌等焦虑时，又无法指向真正压迫他们的体制——因为那被定义为“不可触碰”的红线。于是，他们将愤怒转嫁到“看起来比他们更自由”的女性身上，构建一种“幻想中的剥削链”： “我们当牛做马，结果女的还要权利？” 这种想法荒谬却具有传播性。它建立了一个被压迫者之间的敌对想象，从而巧妙地替权力系统卸责，让人民互斗，转移矛盾。 不少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厌女文化”明显抬头。从“母狗”“公主病”“田园女权”到“短发=男”“不化妆=装中性”，性别刻板印象极端化，成为社交网络语言暴力的核心内容。这种厌女并非出自单一仇恨，而是社会结构与文化情绪的复合产物。 婚恋市场失衡下的焦虑外化，男性面对“娶不起老婆”“找不到对象”的现实困境，将其归咎于“女性挑剔”“女权害的”。当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受阻，阶层固化下的剥夺感导致性特权的幻觉开始破灭，一些人便需要一个“过得比我好”的靶子作为出气口——在网络上看似独立的女性成了最合适的对象。并且传统观念中，“男人要挣钱养家”， 现实中，这一角色要求往往让底层男性感到失败与羞耻，于是他们更容易借助网络攻击“她们”来掩饰自我否定，实则是自我价值感的崩塌。 回到江油事件，我必须清醒地指出：一名年轻女孩被霸凌，求助无果，是校园与社会共同失职的悲剧；父母正当维权却要跪在权贵脚下；而民众自发和平抗议，却被警察粗暴镇压，是权力与人权的严重冲突。 这三个问题，本应成为社会共同追问的焦点。 但如今，舆论在“女权是不是带节奏”“短发是不是男的”上浪费时间，恰恰说明了极权体制话语操控的成功。只要群众彼此对立、互相撕咬，就不会有人再去问：“学校怎么管教失职了？”“公安凭什么镇压群众？”“一个女孩的命运，谁来负责？”“中国人如何问责中共政府？” 真正该反思的，是一个制度如何制造出如此多不信任、不团结、不理性的受害者。而在这些受害者中，一部分男性选择以“反女权”来逃避直面社会结构问题，这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我不能否认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但也必须强调：所有权利的基础，都是“人”的权利——不论性别、不论地区、不论阶层。 在一个权力结构不断制造“次要矛盾”的国家，任何真实关心公正与自由的个体，都应该学会抵抗被舆论操控的手段，重新把焦点投向体制的原罪。 今天一名女性的死亡、一群女性被辱骂，并不是“性别之间的战争”，而是制度冷漠对“普通人”的一场共同压迫。将其简化为“男女之争”，只是在帮助权力遮蔽真正的罪行。 在每一场人命关天的社会事件中，在每一场中国人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中，在民众对抗中共权力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最在意的是“男女”，那么他其实早已被权力训练得失去了同情、判断与行动的能力。 而这一点，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而这样的现状，是中共极权最喜欢看到的现状。 A hundred years after cutting braids Abstract: The Jiangyou incident expo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ystem to...

The Jiangyou Anti-Tyranny Incident and the Victory of the Common People of Bangladesh 作者：袁崛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鲁慧文 翻译:何兴强  7月22日，四川省江油市发生未成年人校园霸凌案，一名14岁女中学生被另外三名女中学生辱骂、威胁和殴打。相关视频公布在网上后，引进公众愤怒。 8月4日警方公布案情及处置情况，引发民众对警方的质疑与愤怒，从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议事件。 大批江油市民被警方暴力抓捕，甚至送上运猪车。 8月4日，大批市民聚集在江油市主要路口进行游行抗议。警方设置路障封锁，但仍有大量民众突破封锁。抗议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并高喊“还我民主”、“还孩子真相”、“严惩凶手”、“依法办案”等口号。大量示威者遭到抓捕。另有市民聚集在霸凌者居住的小区门口抗议，并摆放花圈。8月4日晚学生加入示威游行，与警察对峙，并高喊“团结”、“拒绝霸凌”、“还我民主”等口号。8月5日凌晨警察向示威人群发起更为猛烈的镇压，警察手持警棍冲入人群并使用辣椒水，多名学生及市民被警察用警棍殴打以致头破血流，抗议学生很快被冲散。 8月5日后，民众的抗议行动虽然被镇压下去，江油事件所引发的社会舆论影响并没有消除。海内外民众通过推特、油管围观与传播，为受到校园霸凌的女生和她的聋哑妈妈遭受的不公发声。同时也控诉中共残暴镇压和平抗议的学生与市民，更有甚者联想起去年8月5日发生在孟加拉国的反抗运动，抗议民众借此推翻了哈西娜独裁政权，希望中国也能由局部的抗议星火燎原,早日推翻中共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在此贴出一篇旧文，总结由孟加拉政权的跨台对于反抗中共专制政权的启示。 2024年8月5日，孟加拉前总理哈西娜领导的政权被愤怒的民众推翻，她本人被迫辞职并仓皇出逃印度。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著名经济学家尤纳斯牵头，组织包括原政府人员、军方、学生反对派组成临时政府，预示着在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孟加拉国公职配额改革运动中，孟加拉民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孟加拉反配额运动中青年占领政府大楼 这场抗议运动缘起于2024年6月5日，孟加拉国高等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恢复了原本的公职配额，即允许孟加拉政府将超过半数的空缺职位给予参加孟加拉解放战争的老兵（即自由战士）后代，没有背景的普通青年只能争夺剩下的少部分职位。这一类似于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军二代红二代特权泛滥行为迅速引发孟加拉各大学学生的不满和抗议。孟加拉哈西娜政府不仅没有响应抗议学生的呼声，反而暴力镇压导致两百多人死亡。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行为由最初的反对公务员配额制度扩展为全社会参与，多种诉求的政治运动并最终推翻了哈西娜政权。  孟加拉前总理哈西娜在一处受损的地铁站前发表讲话 中国网民在社媒上对孟加拉反世袭抗议用直白或隐晦的方式表达支持，以此表明对中共专制政权中特权世袭与泛滥的不满。通过观察这场持续近两个月的运动，结合各路专家学者给出的各种建议和分析，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点： 任何一项社会改革或重大的意外事件引发的动荡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燎原之火。孟加拉国最高法院的一次关于公务员配额不公的判决，就拉开了全国抗议的序幕。而中共高官及其子女所享用的特权、特供，他们使用白手套所获得的金钱和利益，比孟加拉 “红二代”所获得的不知高出多少倍！中国人所遭受的不公、迫害、暴力镇压比孟加拉人也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现在经济濒临崩溃，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压抑的氛围、严重的戾气让中国社会成了一个火药桶，未来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引爆这个高压罐。温和者用跳楼、跳河等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暴戾者则在街上用刀捅人或驾驶汽车冲撞行人，以此表达不满与绝望。 1989年六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民众悼念胡所遭受的不公及借此表达对中共贪污专制的不满而提出政治诉求，从而引发全国各地各群体的抗议运动。现在中国每年的抗议运动数万起，近些年来经济萧条，由于工资拖欠、房企爆雷、食品安全问题，各种维权和抗议活动大幅增加，中共为了维持政权稳定，需要耗费超过国防开支的维稳经费。大部分抗议行为都被中共暴力镇压或采用拖延方式化解，例如河南村镇银行维权事件。如何让维权运动能够持久，大规模的进行下去，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 1989年六四运动天安门广场 各种反对运动、抗议的彼此呼应与联结才能让暴政机器顾此失彼、难以形成有效镇压，从而能够撼动乃至推翻中共政权。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后，中共更重视地方的治理与稳定，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当年即安排万名县委书记进京培训，学习如何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习近平政权实行网格化管理，将城市和社区化分为若干网格，有专门的网格员负责信息收集、矛盾调解与问题报告。这一类似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保甲制度，将中共对民众的防范与管控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中国社会的抗议大多是分散且局部的，大多是利益诉求而不是政治权利诉求。他们是由于某一具体利益受损，如买房收不到房、存款或理财取不出钱、工作领不到工资等而采取行动。这些诉求单一且分散的抗议行为参加的人数有限，很难同时或同地进行，诉求的利益得到部分解决后很容易被瓦解分化及镇压，抗议的召集人事后被严惩，对其它人起到杀鸡儆猴的效应。 最近杭州外卖小哥抗议事件事出偶然，有一外卖员被小区保安欺压，其它外卖员知道后一呼百应，甚至从几十公里之外赶来支援，这体现了外卖员群体的团结与效率。如果杭州其它维权团体能够同时采取行动，提出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共振效应，效果会明显不同。 2022年11月底爆发的白纸运动 中共政权的统治绝不是铁板一块，争取中共党内或军队开明派保持中立甚至支持非常重要。孟加拉人民抗议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队高层明确告诉哈西娜，不会对她个人效忠，军队将保持中立，不会对抗议民众开枪，并且只对她本人提供24小时的安全保护。哈西娜知道大势已去，紧急出逃印度。对比35年前的六四运动，根据六四学者吴仁华先生的研究，虽然有中共38集团军徐勤先军长的抗命不从，但是徐军长很快被解职逮捕。不仅其它中共党卫军积极屠杀民众，38军在高压之下为了表功，反而屠杀抗议青年更多更狠。中共党卫军如果能够保持基本的人性，减少滥杀，结局也可能完全不同。 纵使如此，中共党内也不是铁板一块，远者有以《炎黄春秋》杂志社杜导正、李锐那批中共老人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他们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积极向普世价值靠拢的。去年有一段红二代内部群的争论：贺姓前附马爷在争论中痛骂习，说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头猪。表明中共权贵家族的内斗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因为习近平政权这些年的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经济萧条，百业凋敝，也阻挡了权贵们的窃取财富之路。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直是权贵们转移财富至国外的理想地点，这些年香港金融业的迅速衰落，让权贵们转移财富增加了难度。利用好中共内部的矛盾，争取开明派和部分军队高层对民主运动者的支持，至关重要。 抓住中共党魁及其爪牙的软肋，给予迎头痛击，让其在镇压民众时有所顾忌。中共政权挟14亿人矿资源，以低人权优势发展成世界最大的专制经济体。在14亿人矿中，大多数人都有父母、孩子等软肋，遭遇社会不公与压迫时只能逆来顺受、忍气苟活。那中共及其爪牙有没有软肋，当然有！中共统治者不会在乎普通民众的尊严与生命，但是他们会在意自己的财产、亲人家属的生命。孟加拉抗议运动中，因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对付民众，民众以暴制暴，用暴力手段对付军警的家属，导致军警无心镇压，带着家人四处逃散。极大的影响了孟加拉军方的镇压决心。以暴制暴虽不值得赞扬，但是在面对强大的暴力机器而非对称作战时，是一种无奈却十分有效的策略。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通过暗杀等手段，有效地动摇了清朝统治者的心理，促进了清朝统治集团的退位。如汪精卫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吴樾对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暗杀。我们通过技术手段，一是可以获取中共红二代三代在国外生活的住址、财富的规模，必要时予以曝光，二是可以获取所有军警等暴力机关人员的住址，亲属名单，以备将来不时之需。特别是公检法中过去或现在仍然在迫害国内民主人士、造成冤假错案的恶人，通过中共恶人榜公布其个人信息与罪行，必要时采取行动，起到震慑作用。 寒冬已然降临，处在恶政暴行下的人民仍在苦苦挣扎，哀鸣。然哀莫大于心死，中国人骨子里从来不缺反抗的基因，属于中国人的茉莉花之春不会为时太久。 The Jiangyou Anti-Tyranny Incident and the Victory...

On the Falsehood and Decep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作者:何兴强 编辑：何清风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在建政初期提出并长期坚持的政治口号。表面看似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实则是用“人民”之名行专政之实，是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统治方式。这一口号的本质，是以“人民”为幌子，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少数统治阶级手中，掩盖其制度的专制性质和对人权、自由的压制。 一、概念的欺骗性：用“民主”包装“专政” 共产党宣传中常用“人民民主专政”来区分于“资产阶级民主”，声称这是代表多数人的“新型国家政权”。但实质上，该政权并不真正尊重人民意志。“民主”仅存在于形式和口号中，而不是实质的制度设计。 所谓“人民”，在中共语境中，并非全体国民，而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与中共利益一致者才被称为“人民”；而一旦与中共意见不一致、提出不同政见，即被归入“敌人”“反革命”之列，不受宪法保障。因此，“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是被有选择地定义的，而“专政”则广泛实施在反对派和异议人士身上。 二、制度设计缺乏真正民主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