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

作者：张兴贵 编辑：韩立华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吴可正 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指导过工人做工，指导过农民种地，指导过作家写作，还指导过女青年杀猪，指导过精神病院，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是神吗？他只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乡巴佬，如果没有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 权力崇拜，这种将凡人奉为“全知全能”神的荒诞现象，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极权制度土壤里滋生出的毒瘤。它以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为养料，营造出一张覆盖整个社会的迷雾。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嘲讽——“没权力，他就是一堆臭狗屎”，不仅揭露了个人的虚伪，更指向了极权制度的核心病灶。 一、权力的绝对集中：神坛的基石 极权制度的首要根源，在于权力的绝对集中。在这样的体制下，权力不是分散的、受制约的，而是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点——领袖或核心集团。所有决策、资源、甚至思想，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运转。这种集中不仅消灭了分权制衡，也消灭了异见的空间。领袖被塑造成“全能”的象征，因为他掌控了一切：从军队到工厂，从课堂到厨房。于是，权力本身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质疑权力等同于亵渎神明。 二、恐惧与服从的文化 极权制度的另一个根源，是恐惧文化的根深蒂固。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不仅是一种治理工具，更是一种心理武器。秘密警察、监控、告密制度，让每个人都生活在被窥视的阴影下。质疑领袖，后果可能是失踪、流放或精神病院的“治疗”。这种恐惧迫使人们放弃独立思考，学会用领袖的语言说话，用领袖的眼睛看世界。 更可怕的是，恐惧催生了盲目的服从文化。人们不仅不敢反抗，甚至开始主动迎合，争相表忠心。领袖的画像挂满街道，颂歌响彻广播，不是因为他真的“全能”，而是因为群众害怕不这样做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于是，权力崇拜变成了一种集体表演，每个人都在演戏，却没人敢喊停。这种文化让极权制度得以自我强化：领袖越被神化，群众越不敢质疑；而群众越服从，领袖越觉得自己是“神”。 三、宣传的谎言 极权制度的第三个根源，是宣传机器的无孔不入。极权国家深谙“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的道理，通过控制媒体、教育和文化，将领袖塑造成无所不能的“神”。从教科书到报纸，从电影到歌曲，领袖的形象无处不在。他的每句话被奉为金科玉律，他的每项决策被吹捧为天才之举。即便粮食减产、工厂停摆，宣传机器也能把失败包装成“伟大胜利”。 这种宣传不仅美化领袖，也扭曲了现实。群众被剥夺了获取真相的渠道，只能依靠官方的“真理”。久而久之，他们开始相信领袖真的“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甚至连杀猪都要听他的“指导”。斯大林时代，李森科的伪科学能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宣传机器把他的荒谬理论吹捧为“革命性突破”。这种谎言的滋生，让权力崇拜的迷雾愈发浓厚，直到整个社会都迷失其中。 四、人性的从众与逃避 权力崇拜的根源不仅在制度，也在人性。极权制度善于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和逃避责任的倾向。在不确定和恐惧中，很多人宁愿将命运交给一个“全能领袖”，也不愿自己承担选择的后果。领袖的“指导”看似为生活提供了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性是虚假的。群众高喊口号、挥舞旗帜，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思考的负担。 此外，极权制度还利用了人类对“伟大”的渴望。领袖被塑造成民族的化身、历史的舵手，让人们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宏大叙事”。这种集体狂热掩盖了个体的无力感，让人们在膜拜领袖时，误以为自己也在分享他的“神性”。然而，这种狂热只是幻觉，一旦权力崩塌，群众才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舞台上的道具。 五、历史的惯性 权力崇拜的根源还在于历史的惯性。极权制度往往并非从零开始，而是继承了旧的专制传统。无论是沙皇的独裁，还是专制帝王的“皇帝”神话，都为现代极权提供了模板。斯大林的苏联，不过是将沙皇的权杖换成了红旗，依然是“一人说了算”的逻辑。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权力崇拜几乎是必然的产物，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膜拜“强人”。 权力崇拜的根源，归根结底，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背弃。极权制度用集中、恐惧、谎言和人性弱点，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整个社会困在其中。要打破这种崇拜，唯有回归理性与自由：分散权力，让制度制约人，而不是人凌驾于制度；鼓励质疑，让真相取代谎言；尊重个体，让每个人都能自由思考，而非盲从“领袖”。 The Roots of Power Worship Abstract: Using the Soviet Union under Stalin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veals five roots of...

作者：胡德旺 编辑：韩瑞媛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Tomorrow 作者记述2020年赴新疆和田考察的亲身经历。通过沿途的装甲车、岗哨及与官员的对话，揭示了所谓“产业园”如同监狱，维族工人疑似被强制劳动。文章旨在以第一手见闻戳破中共关于新疆“稳定繁荣”的谎言，证实外媒报道非虚。 2020年3月，应朋友之邀，我陪同他前往新疆考察商业投资。这次实地之行，让我彻底认清了中共宣传的虚伪，也证实了外媒关于新疆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开中共一个被精心掩盖的谎言。 初抵和田：和平表象下的肃杀之气 2020年3月26日，我们抵达和田机场。刚走出航站楼，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机场广场上停着武警的装甲车，上面荷枪实弹的武警全副武装。这不是我在内地熟悉的场景，和平时期的机场，何以需要如此戒备？ 我们下飞机后，被专门人员直接接走，无法自由接触任何人。先到医院抽血化验，再送至宾馆隔离两天。等到第三天，才被允许进入所谓的“鞋业产业园区”进行考察。 “产业园”之路：战区般的戒备 从宾馆出发，路途虽不远，但一路上岗哨密布，堪称“三步一小岗，十步一大岗”。有的荷枪实弹，有的手持警棍；每隔一段路，车辆还要被拦下检查，警犬围车搜嗅。这种戒备，分明是战时状态，而非一个“社会稳定”的地区。 高墙铁网：名为园区，实为监狱 到了所谓的产业园区，我第一眼看到的不是繁荣，而是高耸的围墙，上面密布铁丝网与监控摄像头。这更像一座监狱，而非一个普通工厂。进入车间，我看到许多维吾尔族员工正在流水线上工作。我想用手机拍下这真实场景，却立刻被朋友制止。他警告说：园区内布满监控，拍摄会带来严重麻烦。我只能忍痛删除那段影像。 官员的“真心话”：揭开强制劳动的面纱 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与当地官员有过一段对话： 工人来源？ 官员称，这些人大多是“无业者、单身男性或有不安定倾向的人”，被集中到园区劳动。 是否有工资？ 他回答：“有，但很低。头一个月500元，第二个月600元，熟练的也许能拿到一两千。”——这一数字仅为江浙工人工资的十分之一。 若工人不服从？ 官员冷笑着说：“不用担心，他们怕汉人。捣乱的会被收拾，再不行，旁边就是监狱，直接送进去。” 后来我们确实在园区外看到了那座监狱。 能否自由外出？ 官员答：“不可以。园区有宿舍、食堂，他们平时不能随意外出。” 望着铁丝网和关卡，答案不言自明。 当问及为何要在新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官员给出了三点理由：反恐需要，把“不安定人员”集中管理；响应习近平的“脱贫”指标；以及集中管理比分散监控更省钱。 结语：谁才是谎言的制造者 这次新疆之行让我彻底认清：外媒关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的报道，并非虚构；而中共媒体所宣传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谐”，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亲眼所见的装甲车、岗哨、铁丝网与监狱，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恐惧与压制的写照。亲耳听到的官员回答，更让我确信：那些维吾尔族工人，并非自由的劳动者，而是被强制集中管理的人。 中共习惯指责外媒“造谣抹黑”，但实际上，它才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真相无法被铁丝网与宣传口号所掩盖，只要更多人敢于揭露、敢于发声，世界才会看到真实的新疆。 （图为机场广场前的装甲车和武警） （图为围墙带铁丝网的鞋业园区） A visit to Xinjiang made me see through...

作者：张兴贵（大陆）编辑：韩唳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一位从集中营地狱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曾留下这样的哀叹：“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绝不是最好的人，那些最好的人，早就死了。” 这句话如丧钟般回响，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在极权的碾压下，道德不仅脆弱，甚至可能成为通向死亡的陷阱。 在集中营的铁丝网内，生存是唯一的驱动力。你勇敢吗？若你反抗暴虐的看守，等待你的可能是枪口或绞架。你善良吗？若你将仅有的面包分给饥饿的同伴，你可能因此先倒下。在这样的环境中，道德的实践往往意味着自我牺牲，而生存则要求妥协甚至背叛。 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道德的逆淘汰”。在极权体制的压迫下，那些坚持原则、坚守良知的人，往往最先被淘汰。幸存者并非最善良或最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学会了适应环境的人——他们可能更谨慎、更懂得隐藏，甚至更自私。这并非人性本恶，而是极权体制对人性的系统性扭曲，它让有道德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奢侈品。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有句谚语：“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这句古谚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何在一个社会中，恶行能换来荣华富贵，而善举却导向万劫不复？答案，深藏于制度的肌理之中。 一、权力至上：奖恶罚善的制度根源 我们必须直视极权制度的本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其中法律、道德、资源都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在这样的环境中，规则不再公平，而是成为权力的附庸。 为什么“杀人放火”能换来“金腰带”？因为这些恶行往往直接服务于权力的巩固。极权体制需要通过暴力、恐吓和绝对忠诚来维持统治，那些愿意执行“脏活”的人——无论是镇压异己、制造冤案，还是掠夺资源——都被视为“有用”的棋子，并因此获得财富、地位和特权。 反过来，“修桥补路”这样的善行却难以立足。因为它服务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统治者的私利。在极权者眼中，这种行为价值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因触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于是，善行者不仅得不到回报，还可能被打压、被遗忘，这便是“无尸骸”的悲哀根源。 二、效率与控制：为何体制需要“恶” 极权体制之所以会“扬恶”，是因为“恶”在短期内是维持其运转的更“高效”的工具。 1. 权力的控制需求。 为了确保绝对服从，统治者必须通过恐惧和压迫来消除异议。这种手段本身就是一种“恶”，因为它限制自由、压制人性。而“善”的特质，如宽容、多元、同理心，与集权的目标天然冲突，甚至被视为软弱。因此，执行暴力任务者被视为忠诚的“自己人”并得到提拔，让恶行成为一条通往权力的“捷径”。 2. 社会控制的效率。 在极权逻辑中，效率优先于道德。恶，如暴力、监控、惩罚，能快速压制反对声音，建立表面秩序；而善，如对话、妥协、包容，则需要时间和信任，成本高昂且结果不可控。设想一位村民自掏腰包修路，方便了乡亲，却可能得罪了控制运输生意的权贵，结果不仅得不到感激，反而可能家破人亡。 因此，极权制度中的“善”往往是策略性的，它服务于权力控制，而非源于真正的道德追求。在这样的绞肉机中，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被系统性地碾碎，这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败，而是制度的必然之恶。 The Moral Essence Under Totalitarianism Author: Zhang Xinggui (Mainland China)Editor: Han Li Chief...

作者：毛一炜 YIWEI MAO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罗志飞 翻译:何兴强 2025年的香港，已经再也找不到真正的反对派。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连，这些名字曾经象征着希望与抗争，如今悉数消失。李柱铭、梁国雄等人，不是身陷囹圄，就是被迫噤声。香港社会，从一个能够争论、能够抗争的地方，沦为一言堂。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党一步步精心筹划的结果。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一个骗局。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写得再华丽，也不过是中共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它要的不是履行承诺，而是安抚港人、麻痹国际社会，以便顺利接管香港。一旦掌握权力，承诺便可随时撕毁。  回望过去二十余年，几乎就是一出早已写好的剧本。2003年推动23条立法，试探社会底线；2014年雨伞运动，让北京彻底打消容忍的念头；2019年反送中爆发，它索性撕下面具，以国安法将香港彻底笼罩。从那一刻起，自由的倒计时便已开始。  共产党最惧怕的，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国际舆论，而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有人敢质疑，有人敢监督。香港曾拥有独立的法庭、敢言的媒体，以及在议会中与政府抗衡的政党——而在独裁政权眼里，这些都是眼中钉。它要的不是一个自由的香港，而是一个绝对顺从的香港。 于是我们看到：法庭沦为政治工具，媒体一家接一家被封，《苹果日报》在一夜之间消失；选举制度被彻底改造，只剩下“爱国者治港”的闹剧；反对派或身陷囹圄，或被迫流亡，连公开说“不”的机会都被剥夺。香港从此不再是香港，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有人还在说“一国两制失败”。其实这并非失败，而是中共从未打算让它成功。共产党骨子里就是独裁，它的统治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欺骗与恐惧，不可能容忍自由制度的存在。所谓“五十年不变”，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今天它可以出卖香港，明天就能出卖台湾，后天就能出卖任何签下的协议。言而无信，正是它的本质。 这场变局，实则为世界敲响了警钟：不要再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它可以把国际条约当废纸，把承诺当笑话；说一套、做一套，依靠的不是信誉，而是赤裸裸的暴力。谁还选择相信它，谁就注定重蹈香港的覆辙。 但我始终相信，香港的精神不会被彻底抹灭。今天街头沉寂，政党解散，但海外仍有港人坚持发声，许多人依然铭记那几年的抗争。独裁能制造表面的沉默，却无法熄灭人心对自由的渴望。记忆尚在，便意味着希望未死。  如今的香港，已彻底没有“一国两制”，只剩“一国一制”。这不是香港人的失败，而是中共独裁的自我暴露。它亲手撕毁承诺，也亲手证明了自身的言而无信。香港反对派的消失，既是一国两制的葬礼，也是中共谎言最有力的证据。中共撕毁承诺、践踏自由的事实已摆在眼前。沉默只会助长暴政，世界若继续妥协，香港的覆辙将一再重演。 The Demise of Hong Kong’s Opposition: 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uthor: Yiwei MaoEditor: Hu Lili Executive Editor: Luo...

作者：陀先润 编辑：周志刚 责任编辑 胡丽莉 我们这一代三十八九岁的人，大多是在“增长神话”和KPI语言里长大的，习惯了用经济学的曲线解释一切转弯。可要读懂过去四十多年，你得先把顺序摆正：先开放，后改革；开放向外，改革向内。开放是外交筹码，用来换技术、换市场、换时间；改革是统治修复，用来把秩序收回来、把资源再分配的阀门握紧。经济只是扳手，不是方向盘。权力才是那只不会放手的手。 很多人相信“经济危机逼出来改革”。这话好听，也最能安慰市场派的自尊：只要增长下滑，政策就会转向。但回头看，恰恰相反。六七十年代对外“开放”的起点，不是慈悲，也不是市场共识，而是安全焦虑。中苏翻脸、边境压顶，才有了对美和解与引资的窗口。开放不是为了老百姓口袋鼓一点，而是为了把国家机器的短板补起来，把卡脖子的装备补齐，把时间赢到自己一边。“改革”也并非要动根基。真正被触碰的，始终是非命脉地带：能放给市场的就放一点，放出来再随时回收；不能放的——军工、能源、金融枢纽、信息阀门——一寸不让。八十年代那套“双轨制”把计划与市场绑在一起跑，结果不是自动到站，而是一路颠簸，1988年价格闯关差点把经济掀翻。你可以说那是“改革成本”，但它更像一次内部压力测试：放到哪一步会触发系统性不稳，触发就回头。经济在这里不是目标，而是表。表针抖得太厉害，就拧回去。九十年代的“外向型理性”同样如此。每年和美国谈最惠国待遇，谈的是时间与空间——用人情、用姿态、用有限释放换一个年度通行证。直到加入世贸组织，才把筹码一次性推了上去。很多人把入世解读成“倒逼国内改革”，可真实的执行逻辑是：先拿到十五年的高速发展窗口，至于承诺，能拖则拖，能打补丁就打补丁。开放从来是单向的：要你的技术、要你的订单、要你的资本，但我的壁垒、我的口岸、我的红线，仍然归我。 2008 年之后的剧本更直白。四万亿不是去托举现金流断裂的民营外贸，而是去喂养“看得见”的铁公鸡与大国企。民营像孵化器，不停下蛋；国企像保温箱，把能量集中到可控处。理由很简单：当经济与稳权发生冲突，先稳权。一个路灯公司的电源都不能完全市场化，因为“断电”的按钮象征着政治风险。金融与数据更不用说，连“谁能发声、怎么发声”都要纳管。边界不是写在法条里，而是写在“风险叙事”里——凡是可被解读为组织风险的，都不属于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民间资本试图自我组织、试图建制度、试图把“企业家共同体”变成公共议题时，红灯就会亮。不是你做得不够好，而是你做得太像制度要件。大学、基金会、行业自治、跨区域的职业资格——凡是能产生独立秩序的东西，都会被归类为“可疑的权力替代”。这不是经济学问题，是政治学问题：秩序来源必须唯一。把这条主线放回历史坐标，你就不再指望“危机推动善意拐点”。危机只会推动两种动作：一是对外更激进的讨价还价，争取喘息；二是对内更坚决的结构回收，确保关键阀门不在别人手里。市场与法治只有在不威胁阀门时才会得到扩容，一旦触线，就缩回去。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核心机制就是“可增长的边界”：边界在，增长就存在；边界被触动，增长就让路。这并不意味着增长不重要。恰恰相反，增长是合法性叙事的底座，是“绩效政治”的KPI。投资、地价、出口、产业迭代，这些指标变成了“统治会计”的科目表。你能在表上交出成绩，就能在政治上换来安全。但当“绩效”和“安全”发生冲突，选择题没有悬念。于是我们看到“先放后收”的循环：放，是为了把经济这匹马拉起来；收，是为了确保缰绳在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真正需要更新的认知是：不要用经济逻辑套政治抉择。你可以用现金流模型估企业，用需求曲线看行业，但不要用它来预测“何时转向”。转向从来不是由GDP 的同比数决定的，而是由“风险感知”的温度计决定的。今天的外部压力会带来一些短期的姿态调整、一些技术型的“开放修辞”，但这不代表边界被重写。边界的书写者只认一条：政权安全。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熟悉的老路？如果“老路”指的是“以安全为纲、以经济为器、以开放求时、以改革修政”的路径，那么答案八九不离十。不同的是，外部世界更复杂，国内结构更庞大；相同的是，方向盘握在同一只手上。看懂这点，才知道该把哪些期待放低、哪些行动提速：做生意要看边界，做公共议题要看风险叙事；与其把希望交给“转向”，不如把准备交给“常态”。这不是犬儒，是成年人的清醒。我们这一代人，至少要把清醒当作基本素养。 The upper limit of reform and the lower limit of opening up Author: Tuo Xianrun Editor: Zhou Zhigang Responsible Editor Hu Lili Abstract:...

作者：张兴贵（大陆）编辑：冯仍 翻译：何兴强 冷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封闭专制与开放民主两种价值观的全面对决。只要还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冷战就没有结束，只是按下了暂停键。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博弈，更是冷战的延续，以经济为始，以政治为终。 一、中美贸易战：冷战的重启 冷战，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深刻塑造了现代国际格局。美苏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军事力量上的较量，不仅划分了世界版图，也在全球埋下了竞争与冲突的种子。苏联解体，世界似乎迎来了“历史的终结”，但冷战并未彻底消散。中美战，正是这一延续的生动写照。首先，意识形态的对抗贯穿始终。美国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价值观为核心，试图维护其主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强调国家主权与发展权，无不带有冷战时期美苏“自由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与“1984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色彩。其次，技术与经济霸权的争夺是贸易战的核心。冷战时期，美苏在核武器、航天技术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今天，中美在5G、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博弈同样如火如荼。最后，全球秩序的重塑是贸易战更深层次的目标。冷战时期，美苏通过结盟、分化等方式争夺全球影响力；今天，中美通过贸易协定、区域合作和国际组织，试图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规则。  二、两种制度与文明的对决 中美战不仅是冷战的延续，更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东方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正面交锋。资本主义以个人自由、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为核心，孕育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以国家主导、集体主义和公有制为特点。文明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冲突。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权利、自由表达和民主制度。中国文化注重集体主义、和谐共生与社会稳定，强调中央集权、权威和社会控制。这场较量不仅关乎当下利益的分配，更将决定哪种制度更优越， 哪条道路更能引领历史发展的未来；这场决战不仅是制度与文明的较量，更是关于人性需求与历史方向的抉择。 The Cold War Has Never Ended Author: Zhang Xinggui (Mainland China)Editor: Feng RengTranslator:He XingQiang The Cold War was a comprehensive showdown between two systems—socialism...